官话小说阅读答案
1. 官话txt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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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人好做官。这两项钱,也是皇帝默许的。 官场遵守的是“海洋法则”: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扒沙子。底层的官员就只有鱼肉百姓、盘剥更下级的皂吏了。县衙那块戒石原有两面,朝里的是前头说到的四句圣谕,是给县令看的;朝外的是“公生明”三字,是给百姓看的。百姓进门就看见这堂皇三字,再往大堂上一跪,看到的是“明镜高悬”或“清慎勤”的牌匾。这又往往是哄人的。曾有县令快过生日了,十分廉洁地出了了告示:某日就是本老爷的生日,告诉县里各色人等,统统不得送礼!这种官话,更是信不得了。
拿俸禄就会很穷,放外任或者出京办差正是他们捞钱的好机会。倘若都按朝廷的规矩办,京官只有穷死。明令官员不准到下面捞钱,而到下面捞钱恰恰是官员发财的正途。 地方官和下级不光日常接待得花钱,还得对京官和上级有长年孝敬。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经给康熙皇帝上折子说,“察访两淮浮费甚多,其名目开列于后:一、院费,盐差衙门旧例有寿礼、灯节、代笔……
2.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 惟有他发扬起来 中国才有真进步是什么意思
《华盖集续编》中的《学界三魂》鲁迅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中华民族精神的立业之基是勤劳勇敢。
意思是:中国与中华民族是一体的.中国想要发展,前提是中华民族的发展.而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就是他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就是民族魂.只有民族魂发扬起来,民族才能站立起来,国家才能发展。
作品原文
学界的三魂
从《京报副刊》上知道有一种叫《国魂》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说章士钊固然不好,然而反对章士钊的“学匪”们也应该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记得?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不过引起我想到一个题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干的。意思是,中国旧说,本以为人有三魂六魄,或云七魄;
国魂也该这样。而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也许是“民魂”罢,我不很能够决定。又因为我的见闻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国全社会,只好缩而小之曰“学界”。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
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但仍然不知道从谁的口中说出,所以还不外乎一种“流言”。
但这也足见去年学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学匪。以大点的国事来比罢,太平盛世,是没有匪的;待到群盗如毛时,看旧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即使大打一通官话,那结果也还是“呜呼哀哉”。当这“呜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所以我相信源增(6)先生的话:
“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与强盗,其实是农民革命军。”(《国民新报副刊》四三)那么,社会不是改进了么?并不,我虽然也是被谥为“土匪”之一,却并不想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
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但这时候,匪便被称为帝,除遗老外,文人学者却都来恭维,又称反对他的为匪了。
所以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这也并非硬要将我辈的魂挤进国魂里去,贪图与教授名流的魂为伍,只因为事实仿佛是这样。社会诸色人等,爱看《双官诰》,也爱看《四杰村》,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时候则艳羡官僚,受了官的剥削时候便同情匪类。但这也是人情之常;
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然而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
他们便大骇怪。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为一部分士女所心悦诚服的李景林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报纸上所传非虚。今天的《京报》即载着他对某外交官的谈话道:
“予预计于旧历正月间,当能与君在天津晤谈;若天津攻击竟至失败,则拟俟三四月间卷土重来,若再失败,则暂投土匪,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云。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为中华民国之故罢。
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本该可以有将旧魂灵略加湔洗之望了,但听到“学官”的官话,和“学匪”的新名,则似乎还走着旧道路。那末,当然也得打倒的。这来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国魂的第三种。先前不很发扬,所以一闹之后,终不自取政权,而只“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但是,当此连学界也倒走旧路的时候,怎能轻易地发挥得出来呢?在乌烟瘴气之中,有官之所谓“匪”和民之所谓匪;有官之所谓“民”和民之所谓民。
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
话又说远了,回到本题去。去年,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的招牌,上了教育总长的大任之后,学界里就官气弥漫,顺我者“通”,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至今还没有完。但学界却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颜色。
只是代表官魂的还不是章士钊,因为上头还有“减膳”执政在,他至多不过做了一个官魄;现在是在天津“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了。我不看《甲寅》,不知道说些什么话:官话呢,匪话呢,民话呢,衙役马弁话呢?……
一月二十四日。

(2)官话小说阅读答案扩展阅读
作品简析
鲁迅在文章中提出了“民魂”说,在鲁迅的心目中“民魂”才是“中国的灵魂”。中华民族数千年历经磨难而不亡,如今依然能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支撑她的不是“官魂”而是“民魂”;“民魂”才是华夏本体之魂--“中国的灵魂”。
但是作为“独夫的家谱”的中国历史,长期以来被谱写被颂扬的却只有“官魂”没有“民魂”,那真正体现中国灵魂的“民魂”被阉割被埋没掉了。
鲁迅认为“民魂”乃是民族自信力的根基,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在鲁迅看来,“民魂”是根植于民众并生长于民众的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
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作为先觉者的“精神界之战士”身上,更深的是体现在为生存而奋斗挣扎的底层民众的身上。民众是“民魂”之壤,深植于民众之壤的“民魂”是不死的,是希望所在,是信心与力量之源。
作者简介
鲁迅
(1881.9.25~1936.10.19),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20世纪中国重要作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评价为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学界的三魂
3. 仔细阅读下面的材料,说说你对汉语的认识。 语文课堂作业本七下第七课的体验探究。快。。
的语法特点
文字形成形声字
合体会意字
简化汉字
文字拼音化问题
汉语方言
汉语分支
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
时代的变化上古汉语
中古汉语
近现代汉语
口书差别
汉语发展
常用相关词语及英译语言概母。 1918年由当时的教育部颁布的国语注音字母是利用汉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一碰。”拼音时要牢记普通话声母和韵母的配合规律: 声母n、l及零声母与开口呼、齐齿呼、撮口呼都有拼合关系。 声母f、g、k、h、zh、ch、r、z、c、s只同开口呼、合口呼相拼。 声母j、x、q只用利玛窦二十五字母“互相结合,上加五个字调记号,来拼切一切汉字的读音。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也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人称“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于是汉字读音就显得极其简单,极其有条理,不但把向来被人认为繁杂的反切,开了一条所谓‘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并且立刻引起了中国好些音韵学家对于这种简易的拼音文字向往的热忱”。这种新颖的拼音方法给中国学者以很大的启迪。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学者杨选杞说:“辛卯户糊口旧金吾期翁家,其犹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 方密之( 同时,世界语的失败,再度证明一个道理:文字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心理和民族精神。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则会陷入粗浅的实用主义窠臼,世界本质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如果说仅仅为了“交流便利”而灭绝本民族文化,则是一种非常粗 同时,世界语的失败,再度证明一个道理:文字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心理和民族精神。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则会陷入粗浅的实用主义窠臼,世界本质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如果说仅仅为了“交流便利”而灭绝本民族文化,则是一种非常粗鄙 同时,世界语的失败,再度证明一个道理:文字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心理和民族精神。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则会陷入粗浅的实用主义窠臼,世界本质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如果说仅仅为了“交流便利”而灭绝本民族文化,则是一种非常粗鄙的物质主义,它完全忽略了文化本身在一个民族发展中的指导作用。汉字拉丁化的初起,是因为繁体字书写的繁琐,不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效率与节奏。但今天,汉字输入法的发明,已经完 同时,世界语的失败,再度证明一个道理:文字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心理和民族精神。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则会陷入粗浅的实用主义窠臼,世界本质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如果说仅仅为了“交流便利”而灭绝本民族文化,则是一种非常粗鄙的物质主义,它完全忽略了文化本身在一个民族发展中的指导作用。汉字拉丁化的初起,是因为繁体字书写的繁琐,不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效率与节奏。但今天,汉字输入法的发明,已经完 同时,世界语的失败,再度证明一个道理:文字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心理和民族精神。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则会陷入粗浅的实用主义窠臼,世界本质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如果说仅仅为了“交流便利”而灭绝本民族文化,则是一种非常粗鄙的物质主义,它完全忽略了文化本身在一个民族发展中的指导作用。汉字拉丁化的初起,是因为繁体字书写的繁琐,不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效率与节奏。但今天,汉字输入法的发明,已经完全解决 同时,世界语的失败,再度证明一个道理:文字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心理和民族精神。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则会陷入粗浅的实用主义窠臼,世界本质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因为繁体字书写的繁琐,不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效率与节奏。但今天,汉字输入法的发明,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拼音居然成为汉字最重要的输入法之一,且输入速度大大快过拉丁文,这是当时制定拼音方案者完全没有想到的意外之举。 所以,汉字拉丁化不仅不可能被推广,而且永远不可取代汉字,这只是国人在工业化建设初期的一个事后被证明的多余方案而已。了这个问题,同时,拼音居然成为汉字最重要的输入法之一,且输入速度大大快过拉丁文,这是当时制定拼音方案者完全没有想到的意外之举。 所以,汉字拉丁化不仅不可能被推广,而且永远不可取代汉字,这只是国人在工业化建设初期的一个事后被证明的多余方案而已。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拼音居然成为汉字最重要的输入法之一,且输入速度大大快过拉丁文,这是当时制定拼音方案者完全没有想到的意外之举。 所以,汉字拉丁化不仅不可能被推广,而且永远不可取代汉字,这只是国人在工业化建设初期的一个事后被证明的多余方案而已。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拼音居然成为汉字最重要的输入法之一,且输入速度大大快过拉丁文,这是当时制定拼音方案者完全没有想到的意外之举。 所以,汉字拉丁化不仅不可能被推广,而且永远不可取代汉字,这只是国人在工业化建设初期的一个事后被证明的多余方案而已。的物质主义,它完全忽略了文化本身在一个民族发展中的指导作用。汉字拉丁化的初起,是因为繁体字书写的繁琐,不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效率与节奏。但今天,汉字输入法的发明,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拼音居然成为汉字最重要的输入法之一,且输入速度大大快过拉丁文,这是当时制定拼音方案者完全没有想到的意外之举。 所以,汉字拉丁化不仅不可能被推广,而且永远不可取代汉字,这只是国人在工业化建设初期的一个事后被证明的多余方案而已。鄙的物质主义,它完全忽略了文化本身在一个民族发展中的指导作用。汉字拉丁化的初起,是因为繁体字书写的繁琐,不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效率与节奏。但今天,汉字输入法的发明,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拼音居然成为汉字最重要的输入法之一,且输入速度大大快过拉丁文,这是当时制定拼音方案者完全没有想到的意外之举。 所以,汉字拉丁化不仅不可能被推广,而且永远不可取代汉字,这只是国人在工业化建设初期的一个事后被证明的多余方案而已。以智)《通雅》成于1639年,书中再三称引《西儒耳目资》,如说“西域音多,中原多不用也,当合悉昙等子与大西《耳目资》通之”,“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甚至提出“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此即汉字拼音化主张的萌芽)。传教士的方法震动了中国音韵学家,直接启示他们在西方拼音文字帮助下寻求对汉字记音系统更完善的描写。稍后刘献庭(继庄)的《新韵谱》即在这种刺激下撰成,钱玄同说刘氏已清楚认识到“必须用了音标,方能分析音素,方能表注任何地方之音”,罗常培《刘继庄的音韵学》一文则认为该书重点就是“着眼于统一国语与调查方言”。钱玄同甚至认为,《新韵谱》成书之年(1692)实可作为“国语运动”的纪元。 1627年,再度被召回杭州,从此就在杭州专心传教和著述。“华人曾言言词理文笔之优,欧罗巴诸司铎中殆无能及者。其远非常人所能及之记忆力,其好学不倦,虽疾病而不辍,其时常从事之译业,或译拉丁文为汉文,或译汉文为拉丁文,使之谙练语言文字,故言谈写作均佳,无论文言或俚语也”。他大部分的著作为拉丁文,写成中文的即在陕西的《西儒耳目资》一书。 金尼阁第二次来华时还带来大量外文书籍。这不仅因为他个人热爱书籍,遵循利玛窦开创的学术传教之路,而且因为金尼阁在返回西欧前接受了在华传教会让其在欧洲广泛募集图书,从而在北京等地建立教会图书馆的任务。他这次前来,不只带来了这些西学人才,让一、从简略的回顾中,阐明从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汉民族共同语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二、通过注音符号、国罗、北拉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关系,具体说明方案在哪几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这几种拼音的主要优点并加以创新,从而总结了二十世纪前六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创制拉丁化拼音方案的历史经验。三、通过对台湾通用拼音与汉语拼音之争的分析 ,揭示隐藏在这场发生在台湾的激烈论战的背后,其实质性问题是什么。
汉语拼音运动与国语和普通话
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汉民族标准语的拼音方案。 汉民族标准语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兴起的对中华民族的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语文现代化运动最初指的是汉语拼音运动(当时叫“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清末民初的三大语文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改革语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然后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民族。国语运动是建立和推广汉民族标准语口语的运动,而白话文运动则是提倡用能够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正式书面语的运动。三个运动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标,但内在关系却十分密切。就历史渊源关系说,切音字运动发生最早并引发了国语运动。其后,国语标准音的确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都是由此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的论述也由此入手。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前奏可以远溯至明末,但是导致中国社会产生声势浩大的汉语拼音运动,其直接原因是中国人至今铭心刻骨的“甲午”国耻。这一点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1929)一文中说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简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其实,文字领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汉字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经发生动摇。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了赔偿巨额军费之外,还割让了台湾和澎湖等地。其时,朝野震惊,激发了社会民众,特别是有进取精神的知识阶层的爱国天良,大家推究中国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当时,被称为“思想界之彗星”的谭嗣同就首先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纷纷起来创制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也就是汉语拼音运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据统计,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犹有案可查的各种拼音方案就多达二十七种。这一时期的拼音方案大多为拼写某种方言而设计的,但拼音文字毕竟是一种拼写语言声音的文字,所以一开始就触及了汉民族语言的统一问题。被当时称之为“从事切音运动第一人”的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两个基本原则:“字话一律”和“字画简易”,也就是文字表达话音,字形简单易写。同时,又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这样全国“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而无言也。”这些话显然已超出了纯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围,涉及民族语言的统一和发展了。 但是,卢戆章设计的各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他后来向清政府学部呈交的《中国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认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驳了。之后不久,一种体现民族共同语发展趋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立刻脱颖而出了。它拼写的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京音官话”,字母形式完全采用汉字的偏旁。《官话合声字母》通行极广,遍及大半个中国,“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遍及十三个省。”王照本人可谓完全把握了当时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向,他在《官话合声字母》序中就明确宣称:“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得到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吴汝伦的支持并跟张之洞以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一起奏请朝廷在“学堂章程”中规定“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理由是“各国语言皆归一致”,清朝也应“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汉语拼音运动在引发了国语统一运动,并与国语统一运动合而为一的同时,得以从民间跻身政府。之后,清政府学部在“国语教育事业”(1911)中规定拼音“简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国语,二是范正汉字读音,并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规定在宣统八年(1916)普及国语。没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于是,经公决并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确定国音,制定字母,统一国语的运动,实际是由下一个社会和国民政府开展起来的。 从上面简略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语言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卢戆章设制的第一个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中国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驳了。其后,又有同治进士,朝廷命官劳乃宣设计了几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简字全谱》(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全谱”包括《京音谱》,《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谱》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还提出了“引南归北”的主张:“南人先就南音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劳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见,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到御批,让“学部议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学部也仍然因“分裂语言,有碍统一”,始终搁置高阁,不议不奏,而社会上也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认为照他的办法,“将使中国愈远同文之治,”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对照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唱主角的卢戆章、劳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别是劳乃宣和因参加了“百日维新”而受到通缉的“钦犯”王照他们两人的拼音方案的命运,实在是足以发人深省的。
历史渊源
1912年,民国成立后,政府继续推行国语。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国语标准音经过“京(音)国(音)问题”大辩论,由“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修正为纯以京音为准的新国音,其后注音字母也更名为注音符号,并成为推行国语的利器,使国语进入师范及小学语文教学中,在电台广播、电影、话剧等领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阵地。 民国时期,从官话到国语,从老国音到新国音,国语运动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官话)成为有明确规范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国语和普通话),必须选择一种自然语言,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国语运动在长期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中国语言的心”(刘复语),明确宣布以北京(系)作为统一全国语言的标准音(见《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这是它最大的历史功绩,它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开展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在汉语拼音运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国语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后期的汉语拼音方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充分吸收了过去许多拼音设计,特别是国罗和北拉的许多宝贵经验,并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独运之处。但更多的是吸取并发展了历史上许多拼音设计的长处。
编辑本段语法特点
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手│洗│民│失)。语素和语素可以组合成词(马+路→马路│开+关→开关)。有的语素本身就是词(手、洗),有的语素本身不是词,只能跟别的语素一起组成复合词(民→人民│失→丧失)。现代汉语里双音节词占的比重最大。大部分双音词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复合方式造成的。有些语素虽然在现代汉语里不能作为一个词单独用,但是有时候在借用古汉语的词句时,也偶尔作为词来使用。
编辑本段文字形成
从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资料——商朝甲骨文字算起,汉字已有3000年的历史。由于甲骨文字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我们可以推断汉字的发生一定远在3000年以前。汉字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大阶段。从甲骨文到小篆是一个阶段;从秦汉时代的隶书以下是另一个阶段。前者属于古文字的范畴,后者属于近代文字的范畴。大体说来,从隶书到今天使用的现代汉字形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传说中汉字的发明者 仓颉
从汉字跟汉语的关系看,汉字是一种语素文字。从汉字本身的构造看,汉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声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记号组成的文字体系。 汉字起源于图画。在汉字产生的早期阶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的意义直接发生联系。虽然每个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号,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质不同。象形字的读音是它所代表的语素转嫁给它的。随着字形的演变,象形字变得越来越不象形。结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在意义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联系。这个时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义,变成了抽象的记号。如果汉语里所有的语素都是由这种既不表音也不表义的记号代表的,那么汉字可以说是一种纯记号文字。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汉字有独体字与合体字的区别。只有独体字才是纯粹的记号文字。合体字是由独体字组合造成的。从构造上说,合体字比独体字高一个层次。因为组成合体字的独体字本身虽然也是记号,可是当它作为合体字的组成成分时,它是以有音有义的“字”的身份参加的。合体字可以分成以下3类:
形声字
形声字由表示意义的形旁和表示读音的声旁两部分组成。拿构造最简单的形声字来说,形旁和声旁都是由独体字充当的。作为形声字的组成部分,这些独体字都是有音有义的字。不过形旁只取其义,不取其音,例如“鸠”字的偏旁“鸟”;声旁则只取其音,不取其义,例如“鸠”字的偏旁“九”。 由于字义和字音的演变,有些形声字的形旁或声旁现在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来是一种玉的名称,所以以“玉”为形旁。现在“球”字不再指玉,这个形旁就没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来以“每”为声旁。由于字音的变化,现在“海”和“每”的读音相去甚远,声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时候,形旁和声旁都丧失了原来的功能,例如“给、等、短”。这一类字已经不能再作为形声字看待了。 形声字和非形声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造字之初,形声字和它的声旁的读音本来就不一定密合。发展到现代汉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个现代合体汉字进行统计。就普通话读音来说,合体字跟声旁完全同音(声母、韵母、声调全同)的不到5%。声母、韵母相同而声调不同的约占10%。只有韵母一项相同的约占20%。如果我们只把前两类看作形声字,那么形声字大概只占通行汉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类全看作形声字,形声字大概会占通行汉字35%的样子。要是把标准再放宽或者完全根据来历确定形声字,那么通行汉字中形声字的百分比还要高得多。
合体会意字
古人说“止戈为武”,“人言为信”。对于“武”、“信”两个字来说,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不过汉字体系里确实有按照这种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为歪”,“不好为孬”。这一类字的特点是会合偏旁的字义来表现整个合体字的意义。这种字为数很少,只有个别的例子。 以上两类合体字里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边一类的情形不同。 ③合体记号字。这一类合体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这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由于字音和字义的变化,原来的声旁和形旁已经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举过的“给、等、 短”一类字。 另一种情形可以举“章”字为例。 按照汉朝许慎《说文解字》的分析,“章”字从“音”从“十”。可是现在一般人说“立早章”(以区别于“弓长张”)的时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两部分。其实从古文字看,“章”本来是一个独体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没有关系。 汉字用来记录汉语已经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没有中断过。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里,汉字不仅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服务,而且记录下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料;甚至跨越国界,被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借去记录非汉语语言。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也不断有人批评汉字的缺点,主要是说汉字难认、难写、难于机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扫盲、儿童识字教育、文化传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较起来,汉字有它的短处,但是也有它的长处。汉字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古今汉语字音的差别很大。但由于2000年来字形相当稳定,没有太大变化,字义的变化比较小,所以先秦两汉的古书今天一般人还能部分看懂。如果古书是用拼音文字写的,现代人就根本无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语音差别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谈,可是写成汉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样的。连使用汉字的日语,在部分使用汉字的地方,说汉语的人都能够看明白意思。
简化汉字
50年代开始进行简化汉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规定了2000多个简化字(包括用简化偏旁类推的字)。这项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后在一个时期内将保持稳定,不继续简化。因为不断简化会破坏文字的稳定性,而且简化一批字以后,原来的繁体字并不能废除,但只用于古汉语教学和书法影视剧等艺术作品中。
编辑本段文字拼音化问题
关于文字拼音化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论。从理论上说,任何自然语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记录。但是由于汉语方言分歧,在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没有取得广泛、切实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会给方言区的人带来很大的困难。此外,由于汉字历史悠久,大量的文献都是用汉字记录的。一旦改弦易辙,势必在文献的广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难,在社会心理和民族感情上也可能引起波动。事实上,由于长时间使用汉字这一可以表意的书写系统,汉语中可以存在大量同音字词,而且这个现象确实发生了,现在一个音节最多可以对应几十上百个汉字,如果使用拼音来记载语音,会出现不读出来就看不懂的现象,即使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也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如果真要进行汉字拉丁化的工作,决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在汉语发展到合适的程度以前,最好搁置拉丁化的计划。 例如,鲁迅先生的著作《阿Q正传》书名中的“Q”字,据鲁迅自己说,也是受拉丁化的影响。 汉语不能拉丁化的有力证据 《施氏食狮史》赵元任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 氏时时适市视狮。 十时,适十狮适市。 是时,适施氏适市。 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 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 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 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 食时,始识是十狮,实十石狮尸。 试释是事。 备注 《施氏食狮史》是一篇由赵元任所写的设限文章。全文共九十二字,每字的普通话发音都是shi。这篇文言作品在阅读时并没有问题,但当用普通话朗读或者拉丁化作品时,问题便出现了。这是古文同音字多的缘故。这篇短文都能看懂,可是如果你读给别人听,他是无论如何也听不懂的! 同时,世界语的失败,再度证明一个道理:文字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心理和民族精神。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则会陷入粗浅的实用主义窠臼,世界本质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如果说仅仅为了“交流便利”而灭绝本民族文化,则是一种非常粗鄙的物质主义,它完全忽略了文化本身在一个民族发展中的指导作用。汉字拉丁化的初起,是因为繁体字书写的繁琐,不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效率与节奏。但今天,汉字输入法的发明,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拼音居然成为汉字最重要的输入法之一,且输入速度大大快过拉丁文,这是当时制定拼音方案者完全没有想到的意外之举。 所以,汉字拉丁化不仅不可能被推广,而且永远不可取代汉字,这只是国人在工业化建设初期的一个事后被证明的多余方案而已。
编辑本段汉语方言
汉语,又称中文、汉文,其他名称有国文、国语
4. 中国古代用的是什么语言
古代的官方语言被称为“官话”,明朝的官话类似现在的京剧念白
5. 官话是什么意思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官话”指的是什么?古代“官话”分哪几种?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解答。
要说哪国语言最多,恐怕只有中国了,基本每个地方的语言都会不一样,我们俗称为方言。但是在现如今如果遇到不是一个地方的话,我们都会用普通话来交流,在古代没有普通话的话,他们交流就用官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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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的先民开始时人数很少,使用的汉语也比较单纯。后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居民逐渐向四周扩展,或者集体向远方迁移,或者跟异族人发生接触,汉语就逐渐地发生分化,产生了分布在不同地域上的方言。汉语方言分布区域辽阔,使用人口在9亿以上。
官话通称北方方言,即广义的北方话,一般所谓"大北方话"。在汉语各大方言中,官话方言有它突出的地位和影响。近1000年来,中国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从唐宋白话到元曲到明清小说,都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创作的,再加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话通行地区从元代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高度集中的心脏地带,向来官场上办事交际,都使用北方话,因而有"官话"的名称。实际上它是汉语各方言区的人共同使用的交际语言,现在全国推行的普通话,就是在"官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通行地域 官话方言通行于长江以北各省全部汉族地区;长江下游镇江以上、九江以下沿江地带;湖北省除东南角以外的全部地区;广西省北部和湖南省西北角地区;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少数民族区域以外的全部汉族地区。此外,在非官话方言区中。还有少数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官话方言岛。如海南岛崖县、儋县的"军话",福建南平城关的"土官话",长乐洋屿的"京都话"等。使用人口 7亿以上。
分区 官话方言内部按其语言特点一般可以分为 4个支系,即4个方言片(或称 4个次方言):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
华北官话 即狭义的北方话,它通行于北京、天津两市,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其中东北三省和河北省的方言最接近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山东、河南的官话各有特色,近来有的语言学者认为可以另立胶辽官话和中原官话两支。其中中原官话包括山东、河南部分地区以及长江以北的徐州、阜阳、陕西的西安、山西的运城等地区。
西北官话 通行于山西、陕西、甘肃等省以及青海、宁夏、内蒙古的一部分地区。新疆汉族使用的语言也属西北官话。山西及其毗邻陕北部分地区、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保留古入声字,自成入声调,不同于一般西北官话,也不同于华北官话,近来有学者认为可根据"有入声"这一特点另立"晋语",从官话方言中独立出来。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西北官话作为官话方言的一支,范围宜缩小到只包括甘肃兰州、宁夏银川等地的方言,改称"兰银官话"。
西南官话 通行于湖北省大部分地区(东南部、东部除外)、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汉族地区以及湖南、广西两省北缘地带。西南官话地域辽阔,但内部比较一致。
江淮官话 俗称下江官话,通行于安徽省长江两岸地区,江苏省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徐州一带除外),长江南岸镇江以上、南京以下地区,以及江西省沿江地带。江淮官话是官话方言中内部分歧较大、语言现象较为复杂的一支。其中皖南徽州一带方言,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历来不少语言学家认为可以从官话方言中分出,独立为皖南方言或徽州方言。
其实在古代官话的原义是官场上面说的话,学会了官话才能更好的适应官场,才能一路平步青云。
那么,在官场上怎么样才算是会说话了?大致来看,只要具备这六条,任何为官者都会无往而不利。
第一,说装腔作势的官话
官话的含义是多个方面的,首先是官话必须是能让人听得懂的北方话。这很好理解,比方说一个广东籍官员要是用一口流利的粤语和上司对话,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官话早在六朝时就已经形成,当时南方官员多以学说北方官话以彰显政治地位。元明以后,还将是否会说官话列入入仕的基本条件。
另一方面,大概是由于不少当官的说官话时,尤其是在对老百姓或属下说话时,多拿腔捏调,似乎不如此不足以彰显身份。而且越往后这种趋势就越明显,甚至乡音轻重往往和官位高低呈正比,即官位越高,允许保留乡音越重。
再从社会角度出发,官话又可笼统称为当官人的行话,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套话,比如“殊与体制不合,所请毋庸置议”、“务须筹酌妥当,再容请示办理”,这些套话往往三言两语就可把属下和百姓所请轻松打发,叫你急不得、恼不得。
第二,说溜须拍马的奉承话
古代官吏的考核、升降、荣辱、赏罚都由上司掌控,所以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还想在官场上混下去,就不能不以取悦上司为立身之本。取悦上司的办法很多,但最省钱最保险的大概还要首推说奉承话。俗话说“千错万错,马屁不错”,又说“舌头上打个滚,翻过来不蚀本”,这都是对当官说奉承话的生动表述。
最为普及的官场奉承话,当然还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只有擅长说话,特别是能说奉承话的人才能取信久任,否则大多干不长,因此可以说奉承话得以在官场盛行,归根结底还是由体制决定的。
第三,说陈词滥调的套话
套话是指在交际应酬中的客套话,又是指各种公式化的官场词语。比如官员汇报征收赋税时有“有征无解”、“通融拨给”,汇报救灾恤民时则“勉力捐赈”、“渐有起色”,汇报反腐清查时则“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等等。
在觐见皇帝时,讴歌大好形势或颂扬圣主英明什么的,也有许多套话。康熙晚年曾在一次与大学士等谈话中就有感慨:诸如励精图治、健行不息、圣不自圣、安愈求安之类的,不过是敷陈颂扬套语,此等粉饰浮语,盈溢于耳。
第四,说不切实际的空话、大话、假话
官场流行语中“假大空”是必不可少的,大话一般是出于迎合领导的意思,以表示忠顺。比如西汉惠帝时,上将军樊哙慷慨激昂说:“臣愿将十万兵,横扫匈奴!”其他人也同声附和。唯独季布说:“樊哙可斩也!”为什么呢?因为当年刘邦亲率四十万兵,照样被匈奴打败,现在你樊哙以十万兵便可横扫匈奴,不是当面期瞒吗?可吕后却不以为然,没把季布的话当回事。
第五,说迎合上司的顺话
官场的游戏规则是惟上是从,凡事不计其他,只求对上有交代,所以要么不发言,发言必是附和领导。大凡是做领导的都不喜欢当面抗争的下属,都爱听顺从话,最讨厌的就是像海瑞那样的部下。即便是圣明如唐太宗那样的皇帝,也逃不过这一铁律的支配。
我们知道,魏征经常和太宗争辩,所以太宗有时很不喜欢,会发出“会须杀此田舍翁”。但与此对应的是,宇文士及却很会说话,他说:“朝廷开会,群臣总是说陛下的不是,惹得陛下不悦。现在臣等倘使不说几句顺从话,陛下虽贵为天子,还有何乐趣?”太宗一听觉得很有道理,马上将这个会说话的宇文士及提升为中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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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说趋利避害的活话
上司恩威莫测,下官动辄得咎,保官其实比求官更难,所以无论是说话还是公文,都要趋利避害,老成圆滑。举个例子,比如地方上申报水灾,怎样向上级报告就是个艺术活。凡破堤之险、灾民之惨、损失之大,一定要尽量从虚从轻,以免追究失于防范、河工不固等责任。
以上这六种官话是封建时代为官者必须要遵从的,不管朝代如何更迭,“真理”却永远不会覆灭。可以说,一旦掌握了这些说话技巧,最少也能保证官位不失,好一点的则是平步青云。
6. 明朝时期的官话,和现代的普通话有哪些区别
从明朝的白话文小说可以看出,当时明朝人说话跟现代人的语言习惯已经差不多了,虽然偶尔还有些之乎者也的句子,但仔细看也能明白。
所谓官话就是明朝官场都说的话,也是官方指定的语言,类似于今天的普通话。明朝的官话是标准的江淮话,也就是南京话。

但我想现在的南京人或上海人穿越回去,是能听懂明朝的官话的。虽经历了千百年,但南方地区的发音、语言习惯还是一直保持着过去的传统。
明朝人也能明白现在南京人的语言,毕竟明朝的语言体系跟现今差的不是很多。
7. 普通话是从古时候哪个朝代盛行的地方官员面见皇上也是说普通话吗
我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古人讲话同我们所读的文言文一们,其实不然。古人所讲的语同现在当然是有差别的,但所用的还是白话,只要读一读古代的话本小说如《三言》《二拍》之类的,就可以大至了解那时候人们说语也即口语的情况了。至于各地方言,本人没有研究过,就不好说了。只是越是封闭的地区,口语中的古今变异越小。
古代的人和我们现在一样,各地区也是有自己的方言。
就拿中原的话来说吧,我们现在的中原话就和古代不一样,由于时间的推移,人员的变迁,古时的中原话和现在的闽南话、客家话有相近的地方,因为这是有根据的(电视上的语言学家曾经讲过),大概在唐朝和宋朝的时候,由于战争的原因和出于政治的需要,当时的统治阶级把大量的中原人迁往南方,就是现在福建、广东等地(当时中原人比较多),客家人是为了躲避战乱到南方的,福建的地理相对比较封闭,所以能保留下来当时的语言信息,客家人生活的环境也比较封闭,所以说这两种语言有代表性。
现代我们说的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是在清朝是被确定的。
2006-5-6 11:35 古代中国人不同地方的人交流怎么进行呢?那个时候没有普通话,能听的懂吗?那个时候的语言和现在的有什么区别呢? 提问者: 深呼吸19 - 助理 三级 最佳答案 在古代官话的性质类似于现在的普通话。
汉族的先民开始时人数很少,使用的汉语也比较单纯。后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居民逐渐向四周扩展,或者集体向远方迁移,或者跟异族人发生接触,汉语就逐渐地发生分化,产生了分布在不同地域上的方言。汉语方言分布区域辽阔,使用人口在9亿以上。
官话方言
通称北方方言,即广义的北方话,一般所谓"大北方话"。在汉语各大方言中,官话方言有它突出的地位和影响。近1000年来,中国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从唐宋白话到元曲到明清小说,都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创作的,再加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话通行地区从元代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高度集中的心脏地带,向来官场上办事交际,都使用北方话,因而有"官话"的名称。实际上它是汉语各方言区的人共同使用的交际语言,现在全国推行的普通话,就是在"官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通行地域 官话方言通行于长江以北各省全部汉族地区;长江下游镇江以上、九江以下沿江地带;湖北省除东南角以外的全部地区;广西省北部和湖南省西北角地区;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少数民族区域以外的全部汉族地区。此外,在非官话方言区中。还有少数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官话方言岛。如海南岛崖县、儋县的"军话",福建南平城关的"土官话",长乐洋屿的"京都话"等。使用人口 7亿以上。
分区 官话方言内部按其语言特点一般可以分为 4个支系,即4个方言片(或称 4个次方言):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
华北官话 即狭义的北方话,它通行于北京、天津两市,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其中东北三省和河北省的方言最接近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山东、河南的官话各有特色,近来有的语言学者认为可以另立胶辽官话和中原官话两支。其中中原官话包括山东、河南部分地区以及长江以北的徐州、阜阳、陕西的西安、山西的运城等地区。
西北官话 通行于山西、陕西、甘肃等省以及青海、宁夏、内蒙古的一部分地区。新疆汉族使用的语言也属西北官话。山西及其毗邻陕北部分地区、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保留古入声字,自成入声调,不同于一般西北官话,也不同于华北官话,近来有学者认为可根据"有入声"这一特点另立"晋语",从官话方言中独立出来。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西北官话作为官话方言的一支,范围宜缩小到只包括甘肃兰州、宁夏银川等地的方言,改称"兰银官话"。
西南官话 通行于湖北省大部分地区(东南部、东部除外)、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汉族地区以及湖南、广西两省北缘地带。西南官话地域辽阔,但内部比较一致。
江淮官话 俗称下江官话,通行于安徽省长江两岸地区,江苏省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徐州一带除外),长江南岸镇江以上、南京以下地区,以及江西省沿江地带。江淮官话是官话方言中内部分歧较大、语言现象较为复杂的一支。其中皖南徽州一带方言,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历来不少语言学家认为可以从官话方言中分出,独立为皖南方言或徽州方言。
主要语言特征
语音方面 ①塞音和塞擦音声母大都有清声送气与清声不送气之分,而没有清声与浊声的对立,反映出清声母多而浊声母少的特点。古全浊声母字在现代官话方言各支系中几乎都念为清声母字,很少例外。一般古全浊平声念送气清声母,古全浊仄声念不送气清声母。
②韵母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辅音韵尾比较少。
③声调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调类的数目比较少。除江淮官话、华北官话中河南黄河以北地区、西北官话中山西南端、陕西的陕北及内蒙古西部部分地区有入声调外,其余各地官话大都没有入声调。整个官话方言区的声调以4~5个为最多,尤以4个声调最普遍,少于4个或多于 5个的都比较少。古四声中,平、上、去三声在各地官话中的分化、发展情况大体相似,即:古平声清声母字各官话大都念为阴平,如包、周、基、夫、甘、尊、当、江、光等;古平声浊声母字各地官话大都念为阳平,如爬、徒、锄、奇、条、林、沉、群、同、红等;古上声清声母和次浊声母字各地官话大都念为上声,如补、早、胆、粉、党、井、榜、选、暖、染、老等;古上声全浊声母字和古去声字,各地官话多念去声,如古上声全浊声母字部、父、道、愤、荡和古去声字过、怕、步、带、共、耀等。古入声字在官话方言中的念法比较复杂,除江淮官话及西北官话中山西、陕西部分地区、华北官话中黄河以北河南省部分地区保留入声自成调类外,其余入声调消失的各地官话,古入声字的归属各不相同。大致说来,华北官话跟北京话一样,入声消失后入声调的字分派平、上、去各声,即所谓"入派三声":全浊声母入声字归阳平,次浊声母入声字归去声,清声母入声字分派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各调中去;少数地方(如济南、大连)与北京略有不同:古入声清声母字或全归 阴平(如济南),或全归上声(如大连)。西北官话没有入声的地方古入声调字的分派有两种情况:或是古全浊声母入声字归阳平,其余归阴平,如西安;或是古全浊声母入声字归阳平,其余归去声,如兰州。西南官话古入声字的分派最为划一:只要是古入声字,不论声母是什么,一律念阳平调,几乎没有例外。
词汇方面 官话方言的词汇和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词汇大同小异。官话方言中通行范围比较广的语词,大都已进入共同语,作为基本词汇,没能为共同语吸收的官话方言词,大都只流行于某一个官话方言片或方言小片,南北各地官话在词汇上的差异,比官话和其他各大方言之间的差异小。但官话方言通行范围如此辽阔,有的地方也有与众不同的方言词语。例如北京土话"二乎"意为"犹疑","咋呼"意为"嚣张","冲道"意为"敢做敢说";天津话"广"意为"打","老公"意为"乌鸦","罢了"意为"了不起";西安话"瞎了"意为"浪费"、"糟踏";山东聊城话"毁"意为"打";河南洛阳话"连连儿"意为"赶快"。新乡话用"乱"表示"住",用"红"表示"卖力气";成都、昆明等地"聊天"说成"摆龙门阵",武汉、重庆等地"倒霉"说成"背时","可怜"说成"造孽";……如此等等,都各具一格。"太阳"一词在官话方言区有各种不同的称呼:北京、保定称"老爷儿"(北京也称"太阳"),沈阳、西安称"日头",太原、呼和浩特称"阳婆",合肥称"热头",成都、武汉、昆明称"太阳";光是河北一省,对"太阳"的称呼就有"老爷儿、爷爷儿、爷爷、日头、日头爷、日头影儿、阳婆儿、阳婆、前天爷、佛爷儿"等等,可见词汇上的分歧,即使是在官话方言内部,仍然不容忽视。官话方言的词汇跟其他方言比较,还显示出以下一些特色:
①双音节词特别占优势。双音节词在汉语中是整个词汇里占比重最大的一部分,在官话方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许多在官话方言中加"子"而成为双音节词的,在其他方言中往往是没有"子"的单音节词,如"稻子"在南方方言或叫"稻"(吴方言、闽方言),或叫"禾"(客家方言、湘方言、赣方言、粤方言);"谷子"在南方方言或叫"谷"(吴、湘、赣、客家、粤等方言),或收"栗"(闽方言);"相片"一词官话方言区各地大都叫"相片"或"相片儿",而南方各方言,除客、赣方言仍用双音节"相片"外,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都是单音节词,或叫"照"(吴方言苏州话),或叫"相"(粤方言、闽方言)。
②古代语词保留得比较少。尽管每个汉语方言都继承了不少古代汉语的语词,但是相对而言,官话方言区各地方言保留古语词的现象比较少。例如"眼睛"一词,官话方言区各地大都说"眼睛",而闽方言至今仍叫"目",粤方言仍叫"眼",保留了古代汉语对这一人体器官的名称;又如"站立"一词,除官话方言区及湘方言外,吴方言叫"立",闽、粤、客家、赣等方言叫"企",都沿用了古代汉语的说法;此外,还有一批极常见的生活用词,南方各方言保留了古代的说法,而官话方言则采用了跟现代汉语普通话一致的说法。如"看"是官话方言普遍通用的;而粤方言、闽方言(部分地区)却用古代的语词"睇"。
③外来借词比较少。和南方诸方言比较,官话方言中外来的借词比较少。南方闽、粤等地向来为出海门户,与外国接触多,方言中较易借入外语语词,如闽方言中借入不少印度尼西亚 -马来语词,粤方言中借入不少英语语词。有时候同一个事物,官话方言与南方各方言却采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显示出"舶来"词与"土产"词的差别。例如"水泥"一词,粤方言区有人叫"士敏土",吴方言叫"水门汀",都是英语cement的译音;闽方言叫"番家灰"、"红毛灰"之类,也显示出外来的色彩,而官话方言大多数和共同语一样用"水泥"(部分地方叫"洋灰")则是地道的汉语语词。又如照相用的"胶卷",官话方言各地都叫"胶卷",而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却都采用英语film的译音词"菲林"。
④语气词比较少,用法比较概括。和南方各方言比较,官话方言的语气词比较少,用法更加概括,分工不那么细。例如常见的语气词"呢、吗、啊"之类,官话方言跟共同语是一致的,而南方吴、粤等方言的语气词则丰富得多。
语法方面 比较突出的特点是:
①构词方面,修饰性的词素一般在前。如除西南官话偶有"鸡公"、"鸡母"一类说法外,各地官话大都是"公鸡"、"母鸡"、"客人"、"拖鞋"等说法,不象南方某些方言把修饰性的词素加在后面。如"鸡公"、 "人客"、"鞋拖"(闽方言)之类。
②运用语音内部屈折变化表现语法意义的现象比较少。除个别地方外,官话方言很少有语法学上所谓"构形法",即"狭义形态"的东西,粤方言、闽方言用变音的方式来表现某种语法意义的现象在官话方言中很少见。
③结构助词"的、地、得"的运用。官话方言中不少地方有结构助词"的、地、得",用途各不相同。这几个结构助词以北方官话用得最普遍,已进入共同语的语法体系中。在官话以外的南方各大方言中,却很少见,就是有类似的结构助词,也不象官话方言那样"的、地、得"分工明确,用法不混。
④重叠式的运用范围相当广。官话方言的重叠式内容相当丰富,使用范围相当广泛。例如亲属称呼,南方闽、粤、客家、吴等方言一般都不用重叠式,多用单音节词素前加"阿"来称呼,如"阿爸"、"阿弟"、"阿嫂"之类。而在官话方言中,则普遍用重叠音节的方式来称呼人,如"哥哥"、"舅舅"、"爸爸"、"嫂嫂"、 "叔叔"之类。又如某些常用的名词,在南方各方言中是不能重叠的,在官话方言中却以重叠的形式出现,如"星星"一词。在西南官话、西北官话中,重叠表示附加的小义。如成都话"盘盘"意为"盘儿","
参考资料:http://www.zsjy.gov.cn/yywz/fanyan/2.htm 回答者:沧虫 - 秀才 三级 4-29 20:22 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 xiexie
8. 急死了!!~~
作家莫言潜心五年完成的长篇新作《檀香刑》,标志着其创作的重要转向,由先锋实验转向民间,转向传统,在其创作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继余华之后又一位当今小说大家的成功转向,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创作走向的一个路标。莫言对魔幻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有意识排拒,对本土创作资源的自觉吸收和再创造是个耐人寻味的话题,而《檀香刑》丰瞻的意蕴内涵和精妙的叙事艺术对读者构成一种挑战,它具有多重阐释的可能性,这种挑战不仅是指解读上的困惑,也是指触目惊心的血淋淋文字对读者神经的一种折磨、考验,甚至是对阅读行为本身的一种挑战,因为它更多的是诉诸人的听觉,是声音的艺术,是“一种用耳朵的阅读,是一种全身心的参与”。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分析这部小说。
刑场狂欢
还记得令莫言声誉鹊起的小说《红高粱》中剥人皮的场面,它那津津乐道的文字为人所诟病,岂料此后,暴力、血腥、死亡成为先锋作家的共同嗜好,俨然文坛一大时尚。与《檀香刑》中蔚为大观的刑场刑罚相比,剥人皮表演实在是莫言的牛刀小试,偶露峥嵘,也许莫言是当代“刑场文学”的始作俑者?中有余华的《往事与刑罚》、《一九八六》、《现实一种》和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的推波助澜,至《檀香刑》才集“刑场文学”之大成,叹为观止。
小说中有六大刑场处决场面:赵甲看刽子手处决犯人;刽子手余姥姥腰斩国库库丁;余姥姥和赵甲到宫内,在皇帝面前用“阎王闩”处死太监小虫子;赵甲斩首“戊戌六君子”;赵甲凌迟刺杀袁世凯未遂的钱雄飞五百刀;赵甲给孙丙上檀香刑。行刑的场面越来越壮观,行刑者的技艺越来越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小说接连不断地蓄势、铺陈,直至上演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檀香刑。莫言以神来之笔如庖丁解牛恢恢乎游刃于历史、权力、民间、人性间,酣畅淋漓地解剖了纠结在刑场行刑之上的权力、历史的幽深晦暗,刽子手处决犯人之时正是莫言剥离权力、历史之时。《檀香刑》以刑罚命名,书中的种种行刑场景无疑是华彩乐章,它们展现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的奇异运作、“政治躯体”的充分表演、历史书写的吊诡和刑场(广场)狂欢节对权力的颠覆。
无论是咸丰、慈禧、袁世凯还是德国总督克罗德,他们极尽刑罚之能事,无非是显示权力的神圣不可侵犯及对围观者的震慑以起到杀一儆百巩固权力的意图。如果说皇帝的肉体是有形物质和无限权力的二元性的复合物,是权力过剩的肉体,那么,作为皇帝对称而颠倒的形象的罪犯,其肉体就是显示权力匮乏的微不足道的肉体。(1)因其微不足道和任由处置、宰割的处境,戊戌六君子、钱雄飞、孙丙的肉体就成了统治者想方设法演练权力的所在。正如福科所言,在过分的酷刑中包含着一整套的权力经济学。它将胆敢践踏法律的臣民与展示具有威力的全权君主之间的悬殊对比发展到极致。它用罪犯的肉体来使所有的人意识到君主的无限存在。因此,酷刑极刑又是一种延续生命痛苦的艺术,它把人的生命分成上千次的死亡,在生命停止之前,制造“最精细剧烈的痛苦”。(2)这一意图和死亡降临的无限延宕使行刑成了可量化、可控制、可调节的制造痛苦的行为艺术,根据肉体效果的类型、痛苦的性质、强度和时间与罪行的严重程度,罪犯特点的不同,这个行为艺术的每一次表演各异。这种酷刑的残酷性、展示性、仪式化、力量悬殊的演示等特点使之具有了”观赏性”,满足了统治者看一场独一无二的大戏好戏的心理,统治?咴?B style='color:white;background-color:#880000'>看戏之中体味自身权力的至高无?这种观看需求刺激了刽子手赵甲的想象力、创造力、表演欲,使刑罚不断花样翻新精益求精。
在公开处决中,旁观者和围观的民众是行刑不可缺少的主角,他们是权力威慑的对象,统治者从他们的?B style='color:black;background-color:#ffff66'>从持性俅窝橹と�Φ耐�ξ薇群妥陨淼闹粮呶奚稀9糇邮执�鎏�嗪颓�鄯墒?旁观的太监、宫女、大臣、新军官兵吓得面如土色,胆战心惊。但是对围观的草民百姓而言,由于处于权力辐射的边缘,这种威慑已效力甚微,他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趋之若骛地奔向刑场,是为了看一场大型戏剧仪式,一场酷烈的人生景观,“在那里他们能够发现有罪和无罪,过去和未来,人间和永恒的秘密。观众所感兴趣的是揭示真相的时刻: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哀号,受难的持续时间,挣扎的肉体,不肯离开肉体的生命,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一种符号。”(3)这是福柯的剖析。“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面对着被刀脔割着的美人肉体,前来观刑的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节妇淑女,都被邪恶的趣味激动着。凌迟美女,是人间最惨烈、凄美的表演。观赏这表演的,其实比我们执刀的还要凶狠。”这是余姥姥行刑数十年,杀人数千才悟出的一个道理。在刽子手和犯人联袂演出的大戏中,犯人现出瘫倒在地的孬种相,看客们就鼓噪鼓动加油,让他扮演一个英雄好汉(第一场刑罚),刽子手余姥姥腰斩犯人失手,犹如名角唱破嗓子,他们就喝倒彩、起哄,以至余姥姥在凌迟美人时担心,如果活儿做得不好,愤怒的看客就会把他活活咬死。莫言笔下的看客与疾首蹙眉的鲁迅先生笔下愚昧麻木的看客迥然不同。莫言笔下的刑场景观与国民劣根性无涉,看客们的出色表演,使本来只应显示统治者威慑力量的处决仪式,变成一个狂欢节庆典,法律被颠覆,权威受嘲弄,罪犯成英雄,是非荣辱、权力秩序及其符号均被颠倒。(4)
而小说的狂欢景观的极致无疑是檀香刑的行刑过程。这场声势浩大的狂欢以乞丐们过叫花子节援救孙眉娘为序幕,他们穿着五颜六色服装,涂脂抹粉,唱着猫腔在县衙前游行,其颠倒调蕴含了狂欢节的精神特征:“头穿靴子脚戴帽,儿娶媳妇娘穿孝,县太爷走路咱坐轿,老鼠追猫满街跑。”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摧毁一切与更新一切的精神,在狂欢节的时空中遵循的“快乐的相对性精神”对社会意识形态、等级制产生一种颠覆作用,而诞生了一种消除等级的平等对话的狂欢节意识形态,它具有变易性、多义性、反约束主义,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就衍生于欧洲古代的民间狂欢节游行。孙丙被押在囚车里赴刑场游行,将狂欢表演进一步向高潮推进,这是他最辉煌的演出,他边走边唱,将自己想象成岳飞,威风浩荡,在唱词中他鼓励乡亲们揭竿而起,保卫家园。大街两旁的万千百姓学猫腔猫调为他唱和,袁世凯等吓得面如土色。在他受刑时更是引吭高歌,万猫合唱,在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漫长酷刑中,高密东北乡的猫戏班子在升天台对面的戏台上,上演了一场万众若狂、轰轰烈烈的刑场大戏,杀气腾腾的刑场变成了群猫嗥叫、百兽率舞的天堂,他们沉浸在癫狂、狂欢之中置生死于度外。刑场上的狂欢节使孙丙成了流芳百世的大英雄。
人生大舞台,猫戏班班主孙丙的演艺生涯到了兴办义和拳筑神坛抗德才是本色当行,已臻化境,他的岳飞岳元帅服饰扮相,率领乌合之众打德国鬼子的过程表明他一直处在演戏狂欢之中,在小说结尾,他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戏…演完了。”孙丙当之无愧的成为伟大的表演艺术家。
莫言在中国小说家中是最有狂欢气质的一位,他具有残酷的天才禀赋,他的奇诡想象,汪洋恣肆的文笔常常令人惊叹不已,其小说每有神来之笔,鬼斧神工,展示了一个令读者悸动、颤栗的世界,令人在阅读的快感中伴有生理的恶心和精神上的震撼,这是奇异的阅读体验。不妨把莫言、余华、王小波的刑场刑罚文字做一番比较,余华以冷漠、不动声色的叙述,以犀利、直抵内里的文字,刀刀见“红”,敞开历史的悖谬、存在的困境及人性之恶,余华是一位冷面杀手。王小波的《寻找无双》、《红拂夜奔》、《2010》等小说以游戏笔墨、闹剧色彩、插科打诨文字将刑场行刑狂欢化,戏谑化,以解构权力,刑场是权力专制收缩到顶峰的所在,是毁灭死亡之所,而受刑人却以辱骂、笑声、性游戏,消解、颠覆社会意识形态和权力政治,刑场成了死亡与新生、摧毁与更新的分界线,受刑之躯以其”贬低化”、”低等肉体层面”的颠覆性力量,显示了它们“正反同体”的躯体政治学特征。王小波的死亡游戏以快乐的自由的相对性精神把铁板一块的世界图景敲开一道裂缝,进入快乐的通道,在死气沉沉的残酷杀戮的刑场上回荡着阵阵快活的笑声。在狂欢节的诙谐中,“整个世界都以可笑的姿态出现,都被从它的诙谐方面,从它可笑的相对性方面来看待和接受”(5)这种诙谐是正反同体、矛盾统一的,它既快活又讽刺,既肯定又否定,既促使旧的破产又催发新的诞生。王小波是个嬉皮笑脸的老顽童。同样是狂欢,莫言的刑场行刑文字却铺张、酷烈、暴虐、暴殄天物,血肉纷飞,他调动一切感官感觉,非得将”活儿”做得惊天地泣鬼神不可,否则就似乎无法与他搭建的“巨大行刑台”相匹配,他写尸首异处的人头,腰斩后的人体上半身的种种情状,凌迟、檀香刑,炫技斗奇,酣畅淋漓,快意无比,无所不用其极。我们甚至能够感受到写作者快意犹如行刑者,他的笔犹如凌迟三千刀的刽子手手中锋利无比的尖刀,挥舞得刀光闪闪杀气腾腾血雾弥漫,而犹如刑场边上的围观者的读者分明也感受到几分受刑的恐怖,这是作者的权力施控。莫言的刑场行刑文字自此可以封笔了。
追溯莫言创作此作的诱因,也许因为他中鲁迅先生的毒太深,当他还是一个纯洁的少年时,读到了鲁迅的《铸剑》,“感到浑身发冷,心里满是惊悚,那三颗在金鼎的沸水里唱歌跳舞追逐啄咬的人头,都在我的脑海里活灵活现”,后来,“看到汤锅里翻滚着猪头,就联想到了那三颗追逐啄咬的人头,而我从小就将自己幻想成身穿青衣的眉间尺。”(6)自此莫言失去了纯真,进入了“魔怔”状态,《檀香刑》何止写了五年,其创作历史已有二十余年矣。美国学者王德威对鲁迅的“砍头”文字曾有精彩的论述,指出他的《铸剑》、《阿Q正传》等小说流露出狂欢节气息,流露出创作者自己对死亡和人心灵的幽暗面不由自主的迷恋,和非理性的奇诡曲折的恣肆快感。(7)在这一点上,莫言是鲁迅的传人。也许我们有必要条分缕析地梳理一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刑场文学”。
历史民间
“历史”无疑是这部小说的主题词,只不过它书写的是另类历史:刽子手的行刑史,刽子手和民间话语共同创造的历史,精英知识分子的溃败史。
刽子手赵甲是个独一无二的文学形象,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人物的支撑。小说写出了他杀人逾千行刑数十年的行刑史和心理情感的畸变史。他狂妄、卑微、猥琐、倨傲、偏执,他既冷漠无情又良心未泯,小说中表现了他到宫内行刑的恐惧,处决六君子时的悲悯、柔情、感动,凌迟钱雄飞时的惭愧、紧张、恶心,处决孙丙时的颐指气使、得意忘形、极尽铺张之能事等多角度多侧面的心理情感。这是一个有血有肉有骨的刽子手形象。
他的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丧心病狂的偏执,这使他行刑数十年不懈的追求杀人艺术,杀人之道,不断地调动他作为一个刽子手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智慧,他是一个“行为艺术家”。他把受刑者的凄厉尖叫看作是高明的乐师制造出的动听音响,他砍头时能感觉到刀人一体,他凌迟时能根据犯人的性别、体质精确地设计下刀的位置、间隔,他能意识到不同肉体的不同质感影响到行刑的完美与否,檀香棒打进孙丙的身体时,他眼睛笑成一条缝,他听孙丙的尖叫,像听人唱戏。他又像名角一样有强烈的舞台表演欲。他有刽子手的独特逻辑和思维方式,他认为自己用高超的技艺向六君子表示了敬意,他认为檀香刑是世界上最精彩的刑罚,名称典雅、响亮,外拙内秀、古色古香,行刑精致讲究,西方的刑罚望尘莫及,他要让行刑完美无比,不能让洋鬼子看笑话。在他心里分明是担当为国争光发扬中国文化的使命。
赵甲有着自觉的权力意识,执刑杀人时他把自己看作是神,鸡血涂面行刑时他不用给皇帝下跪,这是他的特权。在他眼里自己是庄严神圣的国法的象征,至高无上,是皇上皇太后的代表。权力意欲假他之手使犯人屈服,他和犯人之间的对峙、较量、冲突,就是权力和反抗者之间的短兵相接。“公开处决不仅伴有一整套庆祝胜利的仪式,而且还包括一种冲突的场面,后者是单调的进程中的戏剧核心。这就是刽子手对受刑者的肉体的直接行动。”(8)凌迟钱雄飞五百刀是他的杰作,但他在大义凛然的受刑者面前产生了惭愧、紧张、反胃、倦怠、心神不安等生理心理?B style='color:black;background-color:#ffff66'>从?从此他还落下了一种动辄双手灼热如火烧的怪病。这象征了权力和反权力者关系的吊诡之处,权力在无所不用其极地戕害、摧残犯人肉体时,意图宣告它至高无上的威严,却恰恰表明它的无力、懦弱、色厉内荏,它用这种方式妄图征服犯人的精神、思想,也可以说正因为它征服不了反抗者的思想才穷凶极恶的毁灭犯人的肉体,赵丙行刑的过程其实是权力失败的过程。
但是,赵丙却因之受到皇太后皇上的召见、赏赐。官封七品,这是刽子手所能达到的辉煌人生。刽子手辉煌的行刑史又造就一个更加轰轰烈烈世代传诵的民间史,这是历史的奇诡莫测之处。赵甲把檀香刑看作是对自己“一世英名”的维护,他更有明确的大历史意识,他有意识地参与到创造历史之中去,他几次三番表白让孙丙流芳百世、千秋壮烈,他创造了檀香刑这一奇迹,它的奇特、残酷、漫长,浓墨重彩大肆渲染地塑造了一个新的孙丙,“他已经成了一个圣人”;“他多活一天就多一分传奇和悲壮,就让百姓们的心中多一道深刻的印记,就在高密的历史上也是在大清的历史上多写了鲜血淋漓的一页。”这是一场刽子手和受刑者配合默契联袂演出的亘古大戏,谁能说刽子手不是历史的创造者?谁能说这里没有权力的颠覆、民间英雄孙丙的大获全胜?
刽子手赵甲成为历史的创造者明白无误的建立在他的杀人艺术家的追求上,而民间英雄孙丙的百世英名却靠了赵甲的刑罚,刑场上他的慷慨悲歌、尽情尽兴表演和民间话语的流布、传播。孙丙英勇抗德的事迹不见于正史、官方史,当地百姓却把它编成猫腔调广为传唱,他受刑的情景也在口口相传中不断的加工渲染成一个传说、传奇、神话,显示了民间话语缔造历史的神奇之功。福科认为:“传单、小册子、史书和冒险故事所描述的罪犯就是这种黑道英雄或认罪的罪犯、正义或不可征服力量的捍卫者,在把他们当作反例的警世道德说教的背后隐藏着关于冲突和斗争的完整记忆。一个罪犯死后能够成为一种圣人,他的事迹成为美谈,他的坟墓受到敬仰”;“这也是为什么民众对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非法活动的民间传说的东西兴趣盎然的原因。”(9)这里,又存在着民间话语和民间文化心理及民间历史记忆的关系问题,正是后者的质朴、底层意识、对受害者的亲和力,对当权者的天然的排斥心态,对历史记忆的民间情怀和本真立场及对历史真实情景的还原才使得民间话语在特定历史时空和人群中成为主流话语和历史的言说。
但是,民间话语在尽情渲染受刑者的大义凛然浩然正气的同时,也给统治者和刽子手耀武扬威的口实,显示了民间话语的驳杂和两面性。戊戌六君子受刑的行状被各种版本的传言渲染得神乎其神,他们以此对六君子的人格表达了敬意,但也为刽子手带来了巨大声誉,甚至传到宫内慈禧的耳朵里,才有了一个刽子手受赏加封的巨大荣耀。在此,统治者置民间话语的“革命性“而不顾,却大大强化、突出它的对杀人技艺的津津乐道上,也就是对权力施暴的干净利落、速度奇快的猎奇上,这又表明民间话语无力的一面。
小说中还有另一种历史的书写,就是精英知识分子的溃败史。戊戌六君子变法失败遭斩首,留日归来的钱雄飞刺杀袁世凯未遂遭凌迟,两榜进士高密县令钱丁的夹缝人生。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何尝不是精英知识分子屡战屡败壮志未酬无力回天的历史?小说中这三类人物的命运遭际未尝不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一个缩影。其中,钱丁的生命形态、精神世界、存在困境,在小说中表现得最为饱满、丰厚。金榜题名时,他意气风发,想为国家建功立业,但宦海险恶,他抑郁不得志,心境黯淡,放任物产丰饶的高密,他又志气昂扬、精神健旺,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但他很快意识到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世,只能随波逐流、独善其身。他是一个受制于环境缺乏强劲意志的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一个正直正派、有情有义、体恤民情、不趋炎附势、不合时宜不识时务的人。对洋人在高密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义愤填膺,星夜奔驰,为民请命,自杀未遂后,他前去劝孙丙归案,又产生了挽狂澜于既倒,拯万民于倒悬的历史责任感。在面临洋人破城,生灵涂炭的紧急关头,他又挺身而出,只身入城,劝孙丙投降,随即而来的无情现实彻底摧毁了他的英雄气概,暴露了他的幼稚、天真。他是小说中唯一一个反躬自问,有着自省意识的人物,这也是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诼沂辣渚种�?他意识到自己唯唯诺诺、委曲求全、首尾两端、瞻前顾后、窝窝囊囊,缺乏舍身求仁、手刃奸臣的勇气。转念间他又对袁世凯对自身前途抱有一丝幻想,旋即他又意识到自己的卑鄙愚蠢,在孙丙生死的问题上,他尴尬、无奈、左右为难,在洋人、官府、和民众之间他举棋不定,直到德国人在刑场上再次滥杀无辜,夫人殉死,他才幡然醒悟,毅然决然的与刽子手赵甲、受刑英雄孙丙同归于尽,打破洋人的美梦。这是一代士子的悲歌。
复调腔调
音乐上的复调是指同时展开两个或若干个声部(旋律),他们尽管完全合在一起,但仍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它的基本原则是各声部平等,任何一个声部都不能超越其他,任何声部都不能充当简单的伴奏。米兰?昆德拉认为,运用音乐复调理论进行小说创作是奥地利作家布洛赫的革命性创举,而精通音乐的米兰?昆德拉无疑进一步把这种小说结构法发扬光大。这种小说结构模式中国传统小说中不曾有过,它是西方小说的独擅专长。《檀香刑》成功地借鉴了这种结构法,
小说中的凤头部和豹尾部运用第一人称有限视角叙述,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钱丁恨声…形成巴赫金所言的众声喧哗多音齐鸣的效果,将不同的情感空间并置、拼贴在一起,它遵循了一种音乐对位法的美学原则。狗肉西施眉娘的叙述夹杂着谚语、俗语、俚语、歇后语、顺口溜、戏文、粗话,活脱脱一个泼辣、大胆、放浪、热情、爽快的山野村姑的口吻;小甲傻话,是一个不谙世事不通人情傻里傻气的童声叙述,尽管他是个身强力壮的屠夫,成年人,他眼里的世界却是变形的、怪诞的、不可理喻的,?B style='color:black;background-color:#ffff66'>从薅鄄换�⑸裰俏纯��志哂谐�8兄�暮⑼�?B style='color:white;background-color:#00aa00'>莫言的专擅胜场;钱丁恨声,是知县钱丁醉酒面对夫人说的一番肺腑之言,他用文绉绉的官话雅言,拿腔作调又语无伦次地诉说着自己遭受的深重侮辱和他的愤懑、怨气、委屈。这一部分顾盼生姿、灵动飞扬。凤头部和豹尾部各章有个大致的时间前后相继性,中间又运用了倒叙、插叙、预叙、复叙、叙事中有叙事,每个叙述人叙述的事件时间跨度数十年、半年、几天、一天、半天不等。莫言相信一个作家的风格指的是他独特的叙述腔调,它包括叙述的语言,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处理故事的方式,叙述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檀香刑》猪肚部运用了全知全能叙述,叙述者时而柔肠寸断语意绵绵地描绘爱情魔力,时而语带诙谐地表现民间风情,时而纤毫毕现绘声绘色地渲染毛骨悚然的行刑过程,时而纵横捭阖展现壮观场面,地点时而高密时而天津时而北京,时间从戊戌年到1900年,时空纵横交错,全方位地展示了檀香刑前有关的方方面面。这一部分内容饱满、丰厚、阔大。语言挥洒自如,“制造了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豹尾部叙述了几天里的行刑过程,第14章,赵甲叙述刑前准备,第15章,与此同时,眉娘和乞丐们的援救孙丙过程,第16章,孙丙上刑场,第17章,小甲叙述上刑过程,事件时间一上午,在全书中最短,却占了10节,28页,这是全书节数最多叙述节奏最快的一章,这种深层处理突出了行刑的紧张、刺激,用愚钝的小甲的视角展开叙述,使之尽可能地摒除主观色彩,专注于过程、场面的物化、客观化、自在呈现,最后一章,钱丁叙述从上刑到手刃孙丙四天内的情景。这一部分干脆、利落、劲道十足、嘎然而止。
小说叙述上最突出的特点是猫腔戏《檀香刑》戏文的大量融注、韵文和戏剧化效果的追求。叙述的腔调在此很大程度上又可理解为猫腔猫调的群猫嗥叫,赵甲狂言化用猫腔《檀香刑?走马调》,小甲傻话、放歌,化用猫腔中的娃娃调,眉娘诉说是长调,赵甲道白是猫腔中的道白与鬼调,钱丁恨声是醉调,知县绝唱是雅调。不同的猫腔调好比宋词的不同的词牌,规约人物身份,叙述内容,感情表达方式。
由此形成了小说的音乐美,这是说唱艺术的小说,莫言早期小说《民间音乐》曾受到孙犁老人的赞赏,其长篇小说《天堂蒜苔之歌》用说书艺人瞎子张的唱词串连篇章,直至《檀香刑》方悲歌欢歌绝唱,一唱三叹余音绕梁,联想到少年莫言在某个瞬间,忽然茅塞顿开引吭高歌一串怪调异音时,莫言在音乐上的秉赋已经崭露头角,或者说,莫言在用文字创造美之前已经在用声音创造美了,以至在文革初期的几年里,半个县的孩子都学会了他那“呜哩哇啦嘻哩吗呼”的唱腔,现在,他的“唱腔”唱遍了全国,却没有人能模仿的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