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大厦小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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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战争传说
豆瓣评分：5.6
作者:周大新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年:2009-1
页数:256
内容简介：
《战争传说》主要内容：明朝正统十三年正月初一，天降小雪，北京城西直门外好端端的城楼，一下子垮塌了有几十丈，每块掉落的城砖上都粘着一张粉色的小纸片，画着一支箭镞和一把大刀，中间横着一支簪……第二年十月，蒙古瓦剌人从城墙垮塌之处攀城，北京保卫战伊始。明景泰年间，大同城南善化寺的晨钟刚刚敲过，一位蒙面女施主找到正在做早课的缘和大师哭诉……做笔录的小和尚不小心向别人提了一句此事，就立刻失音，直到老，都是一个哑巴和尚。
北京保卫战前夕，中秋夜，皇帝朱祁镇招幸宠妃蓉儿，却在她身后发现一盘麻绳，立刻命侍卫将其拿下，然后侍卫搜遍蓉儿全身也未见麻绳……三年后的夏天，土木堡之战，率兵亲征的朱祁镇身边，将士死伤无数，一个瓦一军小首领手拎一盘麻绳向朱祁镇走来……
大清同治七年春天，涿县云居寺塔旁一座房子进行修缮，泥瓦匠无意间在墙头的隐秘小洞里发现一个密封的铜匣，内有一卷发黄变脆的纸……
这一切都和一个瓦刺女人有关。
作者简介：
周大新，一九五二年生，河南邓州人。农民家庭出身，曾剜过菜，拾过柴，种过地。一九七○年从军，当过战士、副班长、班长、排长、副指导员、干事、创作员。一九七九年开始发表作品，已有五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问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走出盆地》、《第二十幕》（上、中、下）、《21大厦》，中篇小说《向上的台阶》、《香魂塘畔的香油坊》、《银饰》，短篇小说《汉家女》、《小诊所》、《登基前夜》等。
周大新的作品多次获奖，并被译成英、法、德、朝等文字介绍到国外。根据其作品改编的电影、电视和戏剧作品，也多次获奖。
❷ 储安平 断想
长篇小说断想
随着新时期文学告别“轰动”而走向平实，人们曾担心过长篇小说命运。认为这种重量级文学品种有两大难题：一是现代生活节奏快，一般读者少有耐心阅读长篇；二是长篇创作特别需要耐得寂寞，在文学受市场巨大影响的情况下难以保证质量。这些担心不无道理，也确实出现了相关现象，但整体情况并非如此。
走向平实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版与阅读都很活跃。创作质量并没下滑，相反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品。这值得我们倍加关注，对我们的整体文学发展也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题材选择的侧重
通常认为“轰动效应”时代的文学选材多有中心话题，边缘化时代的题材则是所谓“各说各话”。但长篇小说有所不同，题材多样中又有明显的关注重点，显示了长篇小说关注历史走向、时代风云和社会嬗变的传统追求。这显然与文体自身的相对稳定性有关。
以历史题材为例，这个时期的古史题材多写著名历史人物，如有《雍正皇帝》、《曾国藩》、《杨度》、《张居正》和《张之洞》等。但这些以人物为审美对象的作品都特别关注人与历史的关系，意在揭示时代风云及其历史根源。《张之洞》成功复活了诸多历史人物，既描述了张之洞的呕心图治和悲哀徒劳，清廷君臣的无能昏聩，也写了志士仁人的慷慨义举，从而交织起意蕴丰富的历史画面。近现代题材也是如此。《白鹿原》对渭河平原50年变迁史的展示，《尘埃落定》对土司制度的描述，《檀香刑》对古老酷刑的渲染，其实都有共同的重点指向，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问和反思。当代历史题材的重点捕捉更为明显。如《踌躇的季节》、《中国1957》、《黑山堡纲鉴》和《越野赛跑》等，内容不同但关注重点却很相近，都集中揭示了极左政治、文化专制和人性扭曲等重大历史现象和问题根源。
现实题材也是如此。如《抉择》、《十面埋伏》、《大雪无痕》、《人间正道》、《省委书记》和《绝对权力》的反腐描述，如《欲望的旗帜》、《蒙面之城》、《桃李》和《泥鳅》的揭示物质主义和精神迷惘，固然涉及到当下现实生活的诸多现象，但显然特别关注了社会焦点问题和重要生活现象。
这个时期女作家的长篇小说选材同样也是重点突出。如王安忆的《长恨歌》、皮皮的《所谓先生》、张抗抗的《作女》、铁凝的《无雨之城》和池莉的《来来往往》等等，包括作家张洁的新作《无字》，如果说她们都在以女性的特有视角表现了新的人生体验和新的道德思考，那么对男权主义和女性意识的关系思考，则是这些女性作品醒目的共性特征。主体意识的张扬
传统长篇小说看重“记录历史”和“再现生活”，创作主体的个人意识往往消隐其间。20世纪西方现代派作家开始进入“个人言说”。但这并非不顾历史，而是不再“记录历史”并以个性意识来感受和评价历史。我们时代的长篇小说明显认同这种现代潮流，创作主体意识得以显著张扬。这种个性化主体意识表现在历史意识、价值观念和表现手法等多方面。
从历史意识和价值观念看，众多作品都显示了个人言说特征。如《尘埃落定》、《务虚笔记》、《日光流年》、《檀香刑》和《21大厦》等，就都显示了个人重新解释历史的主体意识。张承志充满哲理思索的《心灵史》，张炜散文化的《九月寓言》和《柏慧》，贾平凹注重文化思考的《高老庄》和《怀念狼》，韩少功别出心裁的《马桥词典》和《暗示》，红柯充满浪漫色彩的《西去的骑手》……都突出了个人理解和个人体验。《施洗的河》、《在细雨中呼喊》、《呼吸》、《苦界》、《幻境》、《解密》和《暗算》等新潮作品，取材多样风格各异，但主体意识的张扬都显而易见。这些个性化作品都摆脱了以往的流行概念和传统思维模式。
长篇小说主体意识的张扬，还显示在艺术方式的大胆探索和丰富想象中。从上面涉及的作品看，可以说不少作家都有突出表现。如莫言就始终在坚持艺术探索和形式创新，其长篇小说在魔幻现实主义和民间形式的运用上，可以说均有不俗表现。
“个人言说”尽管还有种种不足，但毕竟表现了独立思考和个性探索。经典意识的增强
关于长篇小说有种流行看法：经典太少。所谓“长篇泛滥”和“当代无经典”就是这意思。长篇小说产量和优秀作品的比例确实不理想，不过这要具体分析。长篇小说作者众多而水平差异大，作品多但良莠不齐，量和质就难免反差鲜明。但对于那些专心致志的作家，我以为不甘平庸的经典意识已很清醒。创作经典当然不易，但首先要有这种高标准追求。
认为长篇小说创作经典意识明显增强，并非空论而有事实为证。首先，不少作家耐得住寂寞。这是经典创作和优秀作品能够产生的必要前提。当今的文学，包括创作、出版和接受都受到市场化的影响。文学市场化是现代商业社会的正常现象，但确实也带来了浮华喧嚣和追风逐浪。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不少作家能沉住气，能够潜心创作精益求精。如张洁的新作《无字》就是多年心血的煎熬，如王蒙、莫言、贾平凹、张炜、尤凤伟和韩少功等作家就一直在潜心长篇小说创作。他们的创作成绩有目共睹。
其次，史诗性追求依然普遍。史诗性曾是传统长篇小说经典的共同特征。我们时代的长篇小说虽然重视个人言说，但史诗性构建仍是普遍追求。只是以个性意识审视群体历史和民族命运。不少人还认为日常叙事取代宏大叙事是现代小说流行现象，其实这在我们长篇小说创作中并不多见。即使采用也决不意味着叙事的琐碎化和平面化。史诗性和宏大叙事依然是我们很多作家的追求，而这就是经典意识的一种典型表现。
❸ 周大新的人物经历
周大新，笔名普度，男，1952年生，汉族，河南邓州人。著名作家，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全军文学界高级职称评委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茅盾文学奖得主。
周大新，1952年生，邓州市构林镇冯营村前周庄人。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处创作室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全委会委员。在家乡读完小学、初中、高中。1970年12月入伍，历任战士、副班长、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济南军区宣传部干事，1982年初登文坛，1983年考入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学习，毕业后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现已发表和出版长篇小说《走出盆地》、《有梦不觉夜长》、《第二十幕》、《21大厦》等，其中《第二十幕》是作者用近10年时间构思写出的一部长篇小说。其短篇小说《汉家女》、《小诊所》获全国优秀小说奖。一些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朝鲜文，不少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和戏剧，其中由其小说《香魂塘畔的香油坊》改编的电影《香魂女》获1993年度柏林国际电影节大奖——“金熊奖”。2002年，他先后获“冯牧文学奖”和“冰心摄影文学奖”。
周大新出身农村，出身农民，因此对农村题材的小说情有独钟。许多年以来，他一直在记忆的最深处反复思考搜索，一直对故乡的风情人物反复沉淀过滤，仔细地寻找着可用来“做”小说的素材。周大新用饱含感情的大笔写出来的以农村生产生活为主题的小说，多以豫西南盆地作为背景，以豫西南农民作为主角，写出了自土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生产关系发生的变革，农村人际关系发生的变化，也写出了农民心态行为的变异和思想观念的嬗变，从而表达出自己对农村生活的独到见解。周大新的农村题材小说，既散发着清新与芳香，更蕴含着苦涩与沉重，读来特别给人以思考。
周大新在小说中含蓄地提出了自己对当前新农村建设的看法：欧洲的田园化已经失败，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应当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同时，也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对新农村建设的忧思：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随着市场的强力冲击，农村美好的人际关系开始逐渐变异，农民纯真的心灵世界开始逐渐扭曲……然而，周大新并没有就此而否定新农村建设，更没有由此而产生悲观绝望情绪。小说的结尾，正义战胜了邪恶，美好的未来在眼前闪现，这正是周大新对新农村建设寄予的最美好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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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湖光山色
作者：周大新
豆瓣评分：6.4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8-11-1
页数：361
内容简介：
《湖光山色》小说写的是春种秋收、择偶成家、生病离婚、打工返乡、农村旅游这些当下乡村寻常的生活事件，展示的却是对人性嬗变、历史遗产和权力运作的崭新思考，表现了一颗高贵灵魂在乡村剧变背景下的惊悸和固守。
我们抛撒种子使出精力投入资本，然后渴望着收获，可收获的常常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在《湖光山色》中，命运也和女主人公暖暖开着残酷的玩笑。
作者简介：
周大新，一九五二年生于河南邓州。一九七九年开始发表作品。
已发表小说、散文、剧本和报告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走出盆地》、《第二十幕》（上、中、下），《21大厦》，《战争传说》；中篇小说《银饰》，《向上的台阶》，《香魂塘畔的香油坊》；短篇小说《汉家女》，《小诊所》，《登基前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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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湖光山色
作者：周大新
豆瓣评分：6.4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8-11-1
页数：361
内容简介：
《湖光山色》小说写的是春种秋收、择偶成家、生病离婚、打工返乡、农村旅游这些当下乡村寻常的生活事件，展示的却是对人性嬗变、历史遗产和权力运作的崭新思考，表现了一颗高贵灵魂在乡村剧变背景下的惊悸和固守。
我们抛撒种子使出精力投入资本，然后渴望着收获，可收获的常常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在《湖光山色》中，命运也和女主人公暖暖开着残酷的玩笑。
作者简介：
周大新，一九五二年生于河南邓州。一九七九年开始发表作品。
已发表小说、散文、剧本和报告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走出盆地》、《第二十幕》（上、中、下），《21大厦》，《战争传说》；中篇小说《银饰》，《向上的台阶》，《香魂塘畔的香油坊》；短篇小说《汉家女》，《小诊所》，《登基前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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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战争传说
豆瓣评分：5.6
作者:周大新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年:2009-1
页数:256
内容简介：
《战争传说》主要内容：明朝正统十三年正月初一，天降小雪，北京城西直门外好端端的城楼，一下子垮塌了有几十丈，每块掉落的城砖上都粘着一张粉色的小纸片，画着一支箭镞和一把大刀，中间横着一支簪……第二年十月，蒙古瓦剌人从城墙垮塌之处攀城，北京保卫战伊始。明景泰年间，大同城南善化寺的晨钟刚刚敲过，一位蒙面女施主找到正在做早课的缘和大师哭诉……做笔录的小和尚不小心向别人提了一句此事，就立刻失音，直到老，都是一个哑巴和尚。
北京保卫战前夕，中秋夜，皇帝朱祁镇招幸宠妃蓉儿，却在她身后发现一盘麻绳，立刻命侍卫将其拿下，然后侍卫搜遍蓉儿全身也未见麻绳……三年后的夏天，土木堡之战，率兵亲征的朱祁镇身边，将士死伤无数，一个瓦一军小首领手拎一盘麻绳向朱祁镇走来……
大清同治七年春天，涿县云居寺塔旁一座房子进行修缮，泥瓦匠无意间在墙头的隐秘小洞里发现一个密封的铜匣，内有一卷发黄变脆的纸……
这一切都和一个瓦刺女人有关。
作者简介：
周大新，一九五二年生，河南邓州人。农民家庭出身，曾剜过菜，拾过柴，种过地。一九七○年从军，当过战士、副班长、班长、排长、副指导员、干事、创作员。一九七九年开始发表作品，已有五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问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走出盆地》、《第二十幕》（上、中、下）、《21大厦》，中篇小说《向上的台阶》、《香魂塘畔的香油坊》、《银饰》，短篇小说《汉家女》、《小诊所》、《登基前夜》等。
周大新的作品多次获奖，并被译成英、法、德、朝等文字介绍到国外。根据其作品改编的电影、电视和戏剧作品，也多次获奖。
❼ 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作家有哪些
长篇创作实践证明，文学并没有在失去轰动效应之后接着衰落下去，而是在相对边缘的状态中寻找位置和转机，通过自主创新，突破大众文化的合围，不断地增生新的生长点。
自上世纪末以来，侧重于宏大叙事的长篇观念，渐渐被多样化的更加自由活泼的叙事观念代替，长篇的艺术空间更加开阔了。但同时，不少作家对于我们的时代、社会及其精神存在方式，尚缺乏一种整体性的把握和体察，有些作品已经或者正在失去与时代对话的能力，失去道德担当的勇气，失去了应有的精神含量。
长篇小说作为“大河”般的重型文体，从重铸民族灵魂和从表现人性的深度、人类性含量的丰富程度来看，从世界文学展现的人文内涵来看，还显得不够成熟和深湛。我们更希望的是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作出强有力表达的文学。长篇小说是重要的承担者。
“新世纪”与“长篇小说”
美国文化学者杰姆逊曾经说，第三世界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呈现出来。事实上，就文学与民族生活的关系而言，文学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传记和心灵图像；而长篇小说，被喻为民族精神生活的史诗、里程碑、长河、交响乐，于是被认为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精神能量和心灵变迁史。一个有趣而难解的事实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长篇小说忽然变成了文学市场的宠儿，具有相对可观的市场回报，使集中发表中短篇的文学期刊相形见绌。这当然并不意味着长篇的审美含量一定高于其它。但由此，长篇小说有了“时代文体”、“第一文体”之誉。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到2005年间，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和网络，大陆正式出版和发表的长篇小说4000部左右，每年有800部之多，平均日产两部还多。把今日中国之长篇小说，放到世界的和经典的大背景下，或者按“伟大的中国小说”（哈金）来要求，我们也许还不甚满意，但是，置身于当今长篇小说之林，却不能不为它空前的兴盛、广阔、多样、丰富所感染，所浸润，所振奋。中国长篇小说的艺术概括力、思想内涵、艺术水准和叙事能力，都在逐渐摆脱“引进”与“回归”的依赖性，形成了本民族独立的、丰茂的叙事美学特色，引起了国内外的重大反响。
在这里，我们的研究对象限定在“新世纪以来”。这一个并非突然降临的时段开始了，它既是、又不完全是一个时间性概念。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迈入新世纪的中国，确实呈现了一些前所未见的深广度的大变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加入世贸”的重大影响，高科技更深、更细地走进千家万户，城市化的急剧推进……都在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就业、居住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时空观念、思维方式和道德伦理情感。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正在给中国社会带来新的理念和鼓舞力量。我们只要随便举一些数字，就足以说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互联网民一个亿以上，手机用户近四亿，石油消费全球第二，水泥消费全球第一，中国获得“世界加工厂”之称，“神六”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载人能力的航天大国……然而，同时也不可忽视，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生态破坏、科技含量低、劳动力廉价、贫富差异、贪污腐败、道德失范、诚信危机等等负面的现象，也在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作为人文发展的逆态势存在。这，就是“新世纪以来”的生存语境。
所以，“新世纪文学”及其长篇小说同样不是从天而降，它由上世纪文学演变而来，属于“平稳过渡”，没有发生“文学革命”，一面与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厚传统密切相连，一面置身于复杂而陌生的历史新语境，正在展开若干新的因素和新的可能性。新世纪文学是以外在的平静而调校其视界，实现其内在的深刻裂变。
上世纪末，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长篇创作实践证明，文学没有在失去轰动效应之后接着衰落下去，而是在相对边缘的状态中寻找位置和转机，通过自主创新，突破大众文化合围，不断地增生新的生长点。其创作成就和艺术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乡土叙事：传统背景下的拓展与变奏
新世纪文学在现当代文学的庞大背景下延伸，传统的力量摆脱不了。自“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农民与乡村向来是文学的主要对象，数千年农耕文化传统是其稳固而深厚的审美资源。现在，在书籍市场和大众文化领域，“文学都市”无疑占了优势，覆盖面大，确实存在从“乡村”向“都市”的转移，但在纯文学领域，乡土叙事凭借惯性仍占很大比重。在新的世纪，许多作家仍坚实地立足乡土，守望乡土，讲述中国乡土的忧患、痛苦、裂变、苏醒、转型，讲述世纪之交的乡愁和乡村新人格的艰难成长。如果说近年来乡土小说有何微妙变化，那就是：相当一批作品超越政治的和经济的乡村，而进入了文化的和想像的乡村。很多作品不仅关心农民的物质生存境况，更加关心他们的灵魂状态、文化人格，关注他们在急遽变革的大时代中精神世界的震荡，于是把重心放到中国农民在现代转型中的精神冲突和价值归依上。像《城的灯》《天高地厚》《上塘书》《猎原》《妇女闲聊录》《石榴树上结樱桃》等等一些写实性作品，不管写怀旧，写扎根，写移动，还是写喧哗，它们都离不开一个大背景：由于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城乡在物质与精神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悬殊，都市对乡村构成了巨大的诱惑与吸引，于是，或逃离乡土，或眷恋乡土，或挣脱世世代代的命运，便成为文学中不倦的主题。而不同历史时期里人们对土地的情感各不相同，这也就决定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这一母题具有常写常新的基质。
莫言的《生死疲劳》写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乡村史。西门闹们的故事、六道轮回的大胆处理、向中国传统小说的大幅回归，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深刻复杂的理解。在《平原》里，围绕着端方的故事，生动地再现了1976 年江苏农村的真实生存，有一种风俗史和地方史的意义。作为一个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毕飞宇能写出如此的乡村体验，表达如此的乡土认知，殊为难得。在《秦腔》里，“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在粘稠地缓缓流动着，但作者打捞着即将消失的民间社情和语言感觉，作品弥漫着无处不在的沧桑感，贯穿全书的最重要的意象有两个，那就是“土地”与“秦腔”，它们的由盛而衰，表现了传统的乡土中国的日渐消解，结构上以实写虚。但其原生态写法造成了阅读障碍。张炜的《丑行或浪漫》写乡村女子刘蜜蜡苦苦找寻真爱的过程，也涉笔逃离主题。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寻找和逃离构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奇特关系——寻找是为了逃离，为了揭露乡村的宗法与专制；逃离是为了寻找，为了不屈不挠的诗性理想。
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不少乡土小说，写的不再是一个或几个人物，而是写了一个村庄、一个文化群落、一种生存状态。在这里，文化心理，精神蜕变，集体无意识，往往成为一些作品的着力点所在。《笨花》有人归之为历史小说，而我更愿意当作乡土小说来读，在我看来，铁凝并无刻意寻求历史本质或概括某段历史风云的雄心，她着力描绘整体的、宽阔的历史生活场景，我曾用“平原美学”称之，即表现华北大平原人民生活中蕴藏的美质和世俗的烟火。华北大平原平淡，不好写，但它有血性灵魂，有笨花般沉重又轻扬的美。《受活》写了一群“受活人”——乡村弱势群体，对乡土有痛切感知，在揭示中西部乡村的生存状态上，阎连科有独到之处。作品不满足于表相真实，而是追求精神内在的真实，所谓“虚构的世界里跳荡着现实世界的心脏”，直至诉诸荒诞。作者自言“因恐惧而写作”，他写的主要也是“农民对权力的恐惧”。但用力过猛，快要撞破审美的最后边界，这种“惨烈化”倾向该是一种怎样的审美形态，值得研究。阿来的《空山》，有各种解读，作者阿来说，不同民族有共通性，他试图探求全球乡土共同面对的问题。在我看来，《空山》写的是神性解体之后的空山，人性灼伤之后的空山。正像现代人类无不苦苦寻觅精神家园一样，有着深厚宗教传统的民族同样要面对灵魂皈依的问题。在这里，“村落秘史”只是一些平凡人物共同构成的历史，假若非要找出一个贯穿始终的角色，那就是机村这个村落了。江西作家李伯勇的《恍惚远行》，中心人物是个怀揣英雄梦的不安分青年，一个做梦都想改变个人命运的叛逆者，一个找不到精神之根的游荡者。其悲剧性的“英雄情结”后面是空洞的、源于文化精神上的贫困和无知。作者立足本土，试图发现传统和新生的精神因素，用现代之光加以观照。应该说，作者的思想意念很新颖，惜乎艺术表现力尚不尽人意。
整体看来，乡土写作仍遭遇困境，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在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中，文学中的乡土声音不但不会完结，还会长足地发展变化，它必将与民族性格的现代转型联系在一起。问题的症结在于，不能总是停留在原有的启蒙话语或一般的寻根反思话语上，应该有所拓展，强化现代性眼光，把更多精力用到研究新的精神建构和新的精神个体成长上。所以，有一些作品在努力发掘乡土中蕴含的现代人亟需的精神元素上，一些作品在向环境主题、乡土寓言、生态问题延伸，都是值得注意的动向。比如，《白豆》中的白豆这个女人，已逸出了我们的日常经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妇。于是，我把《白豆》的故事看作一只老船装着读者在江河中起伏跌宕，直到把人引向彼岸，那岸上是开满人性花草的原野。再比如，有的作品到动物身上去寻求崇高、自尊和诗性，实际是极端形式的人性的呼唤。《狼图腾》希求精神阳刚而强大的愿望，在物欲使人变得懦弱之际，含有积极因素，但用羊性和狼性划分文明史，企图浪漫地、情绪化地、激昂地解读人类史，却是不科学的。在《藏獒》里，杨志军通过对冈日森格及多条藏獒及其征战史的富于声色的描绘，发掘勇敢、忠诚、尊严和万死不辞的品性，它一面回归原始，一面恰恰具有现代性。
重诉历史：重要的是在哪个年代叙述
展现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偶然性，甚至破碎性，重新诉说历史，重新发现历史中的现代精神，或还原历史，或解构历史，或消费历史——凡此种种，使得历史题材领域变得空前复杂，审美趣味变得更加纷纭，昔日正统的一体化的历史变成了多样化的可做多重解释的历史。总的看来，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在历史题材创作方面，成就突出，收获丰盛。事实上，强烈重诉历史的欲望，正是大转型时代现实精神诉求的反映。大致看来，对历史题材的处理经历了由当年的大写阶级斗争、大写农民战争，到今天的大写励精图治、大写圣君贤相，其中伴随着历史观的微妙变化，突出了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把圣君贤相纳入到人民创造历史的行列之中，并承认其作用，显然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当然，可以争论的问题很多，比如由过去不分青红皂白的彻底否定“帝王”，到现在某些作品无条件地讴歌“帝王”之类。
福柯说，重要的不在于你叙述哪个年代，而在于你在哪个年代叙述。真是一语道破本质。《圣天门口》具有史诗品格，其结构有大历史与小历史的套环。小的，是写圣天门口和大别山地区的革命史；大的，是写创世史、地域史，作者力求走一条正史与野史兼容并优化重组的中间道路。作品的笔触指向被遮蔽的历史角落，不避血腥与暴力，而生存、生命、欲望、求生，成了诸多人物动机的关键词。全书风格大气，沉静。《张居正》以清醒的历史理性，热烈而灵动的现实主义笔触，有声有色地再现了与“万历新政”相联系的一段广阔繁复的历史场景，塑造了张居正这一“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的复杂形象，并展示出其悲剧命运的必然性。这部书尤其在细节刻画上最见功力，可谓细节决定历史，同时也决定了它不凡的品位。近百万言的《白银谷》，是作家成一以小说家的眼光和手段，对一种伟大金融传统的复活与惋叹。小说虽然也细致地描绘了处于庚子之乱前后的天成元票号的动荡、危难、化险为夷、殚精竭虑、几起几落，但笔墨的核心始终对准了人、人性、人的精神价值、传统背景、文化人格。其它如《张之洞》《银城故事》《伪满洲国》《蒙古往事》等，各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和成就。
还有一些逸出常规、出人意表的作品。例如《檀香刑》，可以说是写绝望境遇的，对死亡、虐杀、屠戮、杀人如草不闻声，作了极致化的表达，提供了惊人的陌生化处理，丰富了审美经验的复杂性，揭出中国文化的阴暗面和民族心理中噬人一面的冷酷。《花腔》围绕一个革命者的下落，通过几个人的视角，几个人的语气，几种不同的解读，使之扑朔迷离，真伪交错，以独特的叙述方法，完成了一次历史叙事的创新。在《西去的骑手》里，对马仲英和盛世才的评价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这是一部富于浪漫气质的英雄传奇，在中亚广袤的天宇下流荡着浩然之气。
《历史的天空》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处理历史与人的关系上。我们看过不少作品，历史规律线索分明，主要人物作为社会力量的某种代表，符号似的，故事发展也一如“规律”所规定的方向，不越雷池一步，于是人物变成了某种消极的、被动的演绎工具，顶多外敷一层个性油彩。但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梁大牙的命运阴差阳错，升沉莫辨，给人一种不断走错房间的感觉。这是否在故意夸大偶然因素，把历史涂抹成随心所欲的完全的不可知呢？我以为不是这样，而是有种看不见的力量使然，这力量应该就是“合力”了。发行业绩突出、广受读者欢迎的《亮剑》同样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阐释人在战争和政治中的命运、人与历史的冲突。所谓面对强大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是一座山，一道岭。这里，战争艺术、传奇故事、武侠豪气、智勇双全，被巧妙地融为一体。在历史领域，家族小说和宅院文化也值得注意，如《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牟氏庄园》的流行。
知识分子与女性：“人的再发现”的深化
人的再发现，本是20世纪贯穿至今一个重要的不断深化的精神课题。我认为，“新世纪文学”在原有基础上深化着，那就是更注重于“人的日常发现”。有一种说法，认为新世纪的“人”既不同于80年代的“理性”的人，也不同于90年代新写实的“原生态”的人，或“欲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了的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依我看，近些年来，一些作品更加注重“个体的、世俗的、存在的”的人，并以“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作为“灵魂重铸”的内在前提和基础。这里的“写人”，当然是指所有的人，但我认为，知识分子和女性都是高度敏感的人群，随着近年来知识分子人格研究和女性问题研究的深化，写人，在这些人群身上表现得格外突出，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也格外多些。
张洁的《无字》是用生命血泪体验写成的，它以个人化的激烈方式进入了历史，却获得了巨大的艺术概括力，全书的风格残酷而美丽。在整整一个世纪宏大而动荡的背景上，女作家吴为及其家族三代女性的命运际遇、生存挣扎、婚姻爱憎，突显于读者之前，让人思量的不仅是女性的而且是民族的心灵史。同为宏大叙事，宗璞的风格则完全不同，《东藏记》虽为战争背景，描写的是西南联大的一段往事，突出的是中国知识者在国破家亡中的铁骨丹心，对正义、自由、民主、节操的追求，这是“藏”在全书中的理想之光。但一切是在典雅、平和、舒缓的、书卷气浓浓的笔墨中显现，成就了一部柔中见刚的文化含量丰厚的长篇。王蒙的《青狐》和《尴尬风流》也是两部风格极独特的作品。前者写倩姑终于成了青狐——一个“老是赶不到点上”的女人的近乎极限的人生体验。有人认为，这是王蒙第一次严肃认真地而又调侃幽默地涉及到了性问题。事实上它的意味远不止于此。后者为小故事联缀而成，却是一部天问无解、风流自适之作。写知识分子或知识女性的作品中值得称道的不少：如《我的丁一之旅》探讨爱情哲学，《外省书》写精神救赎，《中国：1957》写苦难中的升华，《远去的驿站》写家族文化背景下现代知识分子的沉浮；再如《英格力士》《解密》《隐秘盛开》《不悔录》《扎根》《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抒情年代》《爱人同志》《命运峡谷》等等，都给人以深刻印象。
现实感：政治视角与底层书写
英国当代著名文论家伊格尔顿非常强调政治视角的重要性，他说，“文学永远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应该“召回政治视角”。这是很有见地的。现在国际上的文学大奖和电影大奖都越来越重视政治文化类的作品了。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把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沉重教训，于是新时期之初，有识之士提出了“回复文学的本性”或“回到文学本身”，自有非凡意义。然而，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切忌狭隘的理解，更不意味着文学该彻底地脱离政治。在我看来，由于故意地回避和淡化政治，已经损伤了我们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和感染力。必须看到，有政治家的政治，也有文学家的政治，两者的领域不完全一样，而且，文学所讲的政治理应是一个大的概念，更侧重于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向度，不仅表现为权力层面，更重要的是文化心理结构的层面。
阎真的《沧浪之水》之所以深受读者喜爱，首先是它的真实性——“泄露天机感”，另一个重要原因不能不说是它把政治转化为深层的文化心理动机、转化为人生选择哲学、转化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反思。张平的《国家干部》代表了另一个向度上的新收获。小说尖锐地提出了国家干部中既得利益群体的形成、宗法文化和地方势力的结盟，怎样激化了社会矛盾，严重阻碍了政治民主化的步伐。柳建伟的《英雄时代》以近距离的宏观把握见长，通过史天雄与陆承伟一对异姓兄弟的不同人生道路，涉及到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一些问题，着重于社会剖析，具有忧患意识。陆天明和周梅森都具有在多种领域写作的能力，但他们多年来以极大热情投入政治文化的书写，表现了很强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不是停留在黑幕小说的趣味上，或就事论事地、津津有味地描写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过程，而是努力站到时代政治文明的高度上。周梅森的《至高利益》《我主沉浮》揭示当今尖锐的社会矛盾，有他一贯的思想冲击力；陆天明的《省委书记》《高纬度战栗》深刻探讨产生腐败的社会根源；王跃文的《梅次故事》作为反腐小说，以现实主义笔力、细腻深刻的心理描绘，如有人所说，画出了一幅“人格与官品的工笔画”。尽管有这样一些比较好的作品，我仍要说，我们的文学还是缺乏能提出重大时代性精神课题的、更加成熟和高超的“政治小说”。
底层写作在今天格外引人注目。说到底层、打工者，又不能不说到都市与文学，它们似乎是连在一起的。相对于茅盾的“阶级都市”、沈从文的“文明病都市”，老舍的“文化都市”而言，现今的城市化背景下，我们大众文学中的都市主要是物化、欲望化和实利化的“世俗都市”。文学场景由农家小院、草原戈壁、森林田野转向了摩天大楼、跨国公司、夜总会、立交桥、广告、明星、宾馆、超市等等消费性场所了。中国的都市性正在成熟，但中国的都市文学却并没有跟着成熟起来，像《长恨歌》这样的作品很少。近年受到注意的长篇，也就是《手机》《遍地枭雄》《城市表情》，以及邱华栋、张欣、何顿等人的一些作品。我认为最富于生命力的可能还是“打工文学”（叫什么并不重要）这一领地，它最具鲜明的转型时代特征，最能体现现实主义传统。城乡二元冲突，深化了它的文化内涵，它涉及到政治、人权、道德、伦理、性权利、生活方式、人生理想、犯罪、欲望等一系列问题。它的基础仍是城乡二元冲突，不过场景搬到了城里，遂衍生出无数新的主题。当然，底层写作绝不仅仅是指打工文学。近年已有一些很不错的创作，但主要活跃在中短篇领域，长篇中有如《愤怒》《兄弟》《长势喜人》《泥鳅》《21大厦》《我是真的热爱你》等等。
创新是前进的车轮
人们常说，真实是文学的生命，事实上，创新何尝不也是文学的生命？没有创新文学就没法前进。迈入新世纪的长篇小说，有无创新性至关重要。首先要看到，本土化写作的复兴和各式各样的新探索，是近年长篇小说书写风格变化的突出表征。不少作品给读者提供了新奇的阅读感受，给当代小说注入了陌生的新质素，力图扩开正在日益凝固化的小说视野，发掘一些尚未引起重视但却极有价值的新的题材资源，并致力于重新发现本土文化的博大和神秘，重新营构本土化叙述的神奇和绚丽。莫言在《檀香刑》的后记里说，在民间俗艺渐渐成为庙堂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它是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的撤退，可惜撤退得还不够到位。这些话不啻是一种宣言，代表一批作家的新追求。格非的《人面桃花》依然保持了他极为个性化的抒情风格、先锋精神和古典情韵，借历史家族故事和主人公秀米的成长，表达了对生命和存在的追问。曹文轩的《天瓢》写了十几场不同节奏、规模、声势、意味的雨，不是作为小说搭造的布景、见证，而是作为一种意象化、氛围化的无言的存在，置换小说中常见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构成一种巨大的形式感，用以表达灵魂的丰富。东西似乎是一个具有“异秉”的怪才，一个善于发现生活中被遮蔽的荒谬性的富有想像力的作家，《后悔录》通过主人公无休止地后悔和自责，企图达成他与世界和自我的和解，然而，越是后悔，越是出错，几无穷尽。再如，《水乳大地》及《悲悯大地》对于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运用及创造性转化问题，又如《万物花开》中的性向自然万物的回归和万物的性，溶入了人性。上述例子都说明了长篇艺术探索触角的伸展程度。
长篇小说是当今文学最重要的文体。近年来，这一文体的观念悄然间在发生位移，原先的经典性解释和定义虽在，但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和重构。历来所有的观念都在强调它的大，大的观念演化出了编年史式的固定视角和体例，成为长篇小说的经典性表述。这种宏大叙事观念对当代长篇的影响巨大，几乎带有世界性。自上世纪末以来，编年史的、史诗化的、侧重于宏大叙事的长篇观念，渐渐被多样化的更加自由活泼的叙事观念代替，长篇的艺术空间更加开阔了。深层地看，问题的症结不在于长与短，而在于如何开发艺术表现的无限可能性。
当我们从大量阅读中抽身出来，俯瞰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固然会感到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感到，不少作家对于我们的时代、社会及其精神存在方式，尚缺乏一种整体性的把握和体察，因而也就缺乏雄健的艺术概括力和重构力，这已经影响到了大作品的产生。更有甚者，如有人批评的，有些作品已经或者正在失去与时代对话的能力，失去道德担当的勇气，失去应有的精神含量。这的确也是一部分事实。
面对21世纪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新格局，如何重铸民族灵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变得十分迫切。长篇小说作为“大河”般的重型文体，从重铸民族灵魂的高度来看，从表现人性的深度和人类性含量的丰富程度来看，从世界文学所展现的人文内涵来看，还显得不够成熟和深湛。我们更希望的是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作出强有力表达的文学。长篇小说是重要的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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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湖光山色
作者：周大新
豆瓣评分：6.4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8-11-1
页数：361
内容简介：
《湖光山色》小说写的是春种秋收、择偶成家、生病离婚、打工返乡、农村旅游这些当下乡村寻常的生活事件，展示的却是对人性嬗变、历史遗产和权力运作的崭新思考，表现了一颗高贵灵魂在乡村剧变背景下的惊悸和固守。
我们抛撒种子使出精力投入资本，然后渴望着收获，可收获的常常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在《湖光山色》中，命运也和女主人公暖暖开着残酷的玩笑。
作者简介：
周大新，一九五二年生于河南邓州。一九七九年开始发表作品。
已发表小说、散文、剧本和报告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走出盆地》、《第二十幕》（上、中、下），《21大厦》，《战争传说》；中篇小说《银饰》，《向上的台阶》，《香魂塘畔的香油坊》；短篇小说《汉家女》，《小诊所》，《登基前夜》等。
❾ 湖光山色的作品鉴赏
孟繁华（著名评论家）
在这个结构严密充满悲情和暖意的小说，周大新以他对中国乡村生活的独特理解，既书写了乡村表层生活的巨大变迁和当代气息，同时也发现了乡村中国深层结构的坚固和蜕变的艰难。因此，这是一个平民作家对中原乡村如归故里般的一次亲近和拥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乡村变革发自内心的渴望和期待，是一个有识见的作家洞穿历史后对今天诗意的祈祷和愿望。
《湖光山色》对人性复杂性、可能性的表达是小说值得称道的另一个方面。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河南作家擅长诡异怪诞的路数中，周大新的风格显得平实婉约，他细腻舒畅反倒显得别具一格。这部小说带着浓重的乡土气息，也包含着怀乡的感情，所以小说写得流畅舒缓，虽有矛盾，但没有痛不欲生的悲怆。整部小说还是如湖光山色，清新可人，给人以阅读的快感。
吴秉杰（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
《湖光山色》注重的是日常性叙事，却把人生故事、时代的文化形象及其变异、民间性和寓言性的内容都综合在小说叙事之中了。它真正的蕴涵当然不是那种单凭“勇气”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创作所能比的。
贺绍俊（著名评论家）
从写家族历史的《第二十幕》到写城市生活的《21大厦》，《湖光山色》使周大新再一次回到了他最擅长的当代乡村。
阎晶明（著名评论家）
深有意味的是，秩序的打破一方面改变着人性和传统人际关系，如旷开田和詹石磴两个家族之间的恩怨纠葛和轮回往复；另一方面，无论时势如何变化，仍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始终不变，并因大浪淘沙而更加彰显其光泽，暖暖以及始终支持、爱护她的村民们就是明证。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的纠缠中，《湖光山色》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既有主色调，又纷呈着各种杂色的小说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