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半殖民地半封建化；（2分）特点是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处于本国封建经济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压迫的夹缝中发展。（6分）
（2）如：太平天国运动（2分）；论证：未发展出符合历史潮流的经济，没有提出合理进步的革命纲领，因此，非但没有导致现代经济的增长，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对南方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4分）
如：南昌起义；其本身只是暴力革命，没有触及经济发展内容，所以也不可能导致现代经济增长。
（3）主要观点：现代化的每个方面都包含物质、制度、观念三个层面。（2分）
辛亥革命影响：物质层面，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制度层面，建立了中华民国，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文化层面，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民心。（6分）
B. 了解莫言作品及背影
莫言通过自己独特的创作，把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隐秘在胶东平原边缘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微地，扩展为世界性的中心舞台。在这片普通而神奇的土地上，以“我爷爷”余占鳌为代表的高密东北乡子民们上演了一出出慷慨激昂的人生大剧，一如高密地方戏茂腔演唱时的凄凉悲戚，一如电影《红高粱》里“酒神曲”吼诵时的高亢鹰扬。
2012年10月11日，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消息为持续近半月的“莫言得诺奖”喧嚣划上了一个圆满的休止符。
此前的争议将莫言推到风口浪尖上，各种讨论在文学作品和道德伦理中攻讦不休，而很少涉及到对他具体作品的深入分析。因为文学的边缘化，很多人连莫言的作品都没有读过，但仍然可以信口开河，肆意攻击。甚至有人以为莫言是一名默默无闻的作家，靠着诺贝尔文学奖的炒作才爆得大名。其实，近年来莫言一直出现在诺贝尔传闻名单之上，各种传闻或风言风语一年一度地满天飞。只是今年传闻依托着新媒体的新力量，传播得更加迅速、更加广泛而已。
近三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中，莫言和他的作品一直处在争议漩涡中心，他的每一部作品出版都带来了几乎绝然相反的争议态度，而与他及他作品相关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论文数量惊人，在专业数据库里你可以搜索到大量与莫言相关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
莫言的文学作品，题材敏感、反思尖锐、风格独特、语言犀利、想象狂放、叙事磅礴，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中独具个人魅力。他在中国一流作家的位置上保持了二十多年，他的创作成就已经获得过国内外诸多文学奖项的肯定，其中重要的有：1987年全国中篇小说奖、1988年台湾联合文学奖、1996年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2001年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2004年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法国“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2005年第十三届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6年日本第十七届福冈亚洲文化奖、2008年香港浸会大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红楼梦奖、2011年因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从1988年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教授翻译《红高粱》、 《天堂蒜薹之歌》起，莫言的作品被广泛地翻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瑞典语、俄语、日本语、韩语等十几种语言，是中国当代最有世界性知名度的作家之一。《纽约时报》书评曾说：莫言是一位世界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文学成很推崇，认为他的创作代表了亚洲的最高水平。莫言同时也是中国当代严肃文学作家中屈指可数的、少有的畅销书作家，拥有大量的忠实读者。
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是对他文学成就的又一次肯定。
莫言本名管谟业，1955年2月出生于山东高密县河崖镇大栏乡。他在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里把老家变成“高密东北乡”，在同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秋水》里，他再度提到这片土地，描绘了“高密东北乡”史前史。通过经营“高密东北乡”，莫言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类似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马尔克斯的“马孔多”相似的文学地理世界。他的几乎所有优秀作品，都在这片充满想象力的土地上展开叙事，并有意识地向历史纵深挖掘，向广袤的中国乡村无边地延伸。在福克纳称之为“邮票般大小”的地方，创造一个充满无数生灵的文学世界，是几乎每一个有野心的小说家的远大理想。
自1981年在河北保定的《莲池》第5期上公开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始，莫言创作了三十一年，作品数量蔚为壮观，迄今为止发表了八十多篇短篇小说、三十部中篇小说，出版了十一部长篇小说。此外，他还出版过五部散文集、一套三卷本散文全集，创作过九部影视文学剧本及两部话剧作品。
莫言的小说一直在两个不同的时空中展开：一个是残酷现实，细腻生动地展现当前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风貌，其核心主题是“饥饿”和“不公”；另一个是浪漫世界，以强大的想象力推进到被官方历史严厉遮蔽的微暗世界，关键词是“生命力”和“人性”。这两条藤蔓分别蔓延，各自结出了丰硕果实，并在彼此吸引中渐渐靠近。以莫言自己的说法，在他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缠绕在一起，胜利会师。
莫言成名作、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即属于“残酷现实”藤蔓上的发轫作品。小说发表于1985年，与短篇小说《枯河》算得上是姐妹篇，深刻地体现了莫言少年时期当童工时感亲身受到的痛苦经验，但语言和写法都不同，属于探索和逐渐形成语言风格的作品。他的此前十几篇短篇作品，如《乡村音乐》、《售棉大道》等都可以看做是摸索和积累。《透明的红萝卜》创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被侮辱、被损害、被遗忘的“黑孩”形象，令人难忘地颠覆了此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观念下“诗意乡村”的浪漫想象，展现出一个苦难和饥饿的乡村景象，以及在这种令人绝望的土地中卑微生存者的悲惨命运。莫言说过，如果非要在他的小说中找一个原型，那一定是“黑孩”——从“黑孩”派生出上百个人物，在他的文学地理世界里济济一堂。
莫言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发表于1987年，也属于“残酷现实”系列中的作品。当时山东《大众日报》新闻报道，山东苍山县蒜薹丰收之后，却因地方干部的不作为以及地痞流氓低价收购等原因卖不出去、大面积腐烂在田地上，从而引起农民到县政府示威游行并发展为大规模的骚乱。这件事情引起莫言的深切关注，他想起1984年赶车送甜菜的路上被给乡党委书记送建筑材料的卡车碾压无辜死去的四叔。在故乡的谷仓里，仅用三十五天，就创作出这部二十万字的作品。
1988年莫言发表另一部极富探索性的长篇小说《十三步》 ，后来也曾改名为《笼中叙事》 ，是运用荒诞艺术手法描写知识分子和现实生活的一部力作。此后的中篇小说《欢乐》在“残酷现实”中达到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顶峰，并发展出了莫言特色的“残酷叙事”。小说用探索性的第二人称叙事，讲述乡村中学复读生齐文栋参加高考的悲惨故事，他强烈地想通过高考这种唯一的方式逃离他严重丑恶、令人窒息的乡村土地，他憎恨这些制造苦难和仇恨的生活。他和他母亲在乡村的艰难生活。小说里也用令人震惊的笔法，描写了计划生育工作队强行抓捕刚生孩子一个月的齐文栋嫂子去去做结扎的恐怖细节。其中的母亲形象因其“丑陋不堪”而招致广泛的批判，作家余华为此写了一篇精彩的文章《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为莫言的独特创作美学作辩护。
在浪漫世界里最有名的作品，是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梁》。这部小说1986年发表后，在文坛上引起了震动，现在已成为了一部经典作品。小说发表后很快就被张艺谋改编成同名电影，由姜文、巩俐主演，并获得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目光。
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曾经发生过“孙家口伏击战”。1938年3月15日，国民党抗日游击队曹克明部率领四百人伏击日本巡逻队，击毙日本板垣师团中岗弥高中将等三十多名日兵，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通令嘉奖。后来日本驻胶县部队报复，制造了“公婆庙惨案”，杀害136名村民。这件民间抗日故事，一直被排斥在官方正统叙事的历史教科书之外，同样被遮蔽的历史事实，在当时思想解放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地被发掘出来，并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表达出来，对文化反思、历史思考，都产生着巨大的推进作用。这个故事激活了莫言身体深处一直当时正统叙事格式所压抑的灵感，他如一口枯竭的水井，突然被打通了土地深处的泉眼，酣畅淋漓的语言和故事喷涌而出，彻底颠覆了此之前“官述历史”记忆，对当时新历史叙事模式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199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洋洋五十万言，语言极具爆发力，想象力汪洋恣意，可以说是莫言最好作品之一，也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顶级作品。这部作品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广阔地展现了中国大陆拜年沧桑变化史，彻底颠覆官定历史叙事模式，与余华《活着》等作品一起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新历史”叙事核心原则。小说中对土改、文革、经济热等都有极深的揭露和反思。小说中含辛茹苦、精神坚毅的母亲形象非常生动，有人把母亲形象跟马尔克斯名著《百年孤独》里的乌苏拉相提并论。小说的主人公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双胞胎，也是一个“杂种”。他有一个至老不断奶的恶癖，后来和“独乳”老金结婚，却变成了胸罩设计师和成功商人——这个人物形象具有浓重的现实和历史隐喻效果。
20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檀香刑》中，莫言通过胶东半岛农民义军奋起抗击德国殖民军队的故事，把自己独特的“残酷语言”推到了极致，并在其中极富象征意义地植入了他自己故乡的地方戏种“猫腔”，并通过大量令人读之惊悚的例如“剐刑”等场景的具体描述，引发了读者的精神和生理的剧烈反响。这部小说虽然语言叙事技艺高超结构饶有新意，但进入了纯粹“历史语境”，并未跟日常生活、日常情感发生密切关系。
本文开头说过，莫言小说中的两条藤蔓，最后汇聚在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里。这是一部真正的杰作，但其中的精髓还没有被文学评论界深刻感受到。这部作品的“轮回”结构，是写长篇小说时作家梦寐以求的结构。这种“简单”的结构，可以把作家从叙事/结构的繁重任务中解脱出来，他因此能够从容而天马行空地对轮回成驴、牛、猪的主人公西门闹分别叙述。语言极有弹性，叙事生动，想象力丰富。我特别欣赏莫言在小说中轻松地把握叙事、人物角色转换的能力。原地主西门闹土改时被工作队在河滩上崩掉脑袋后，他家的长工蓝脸就变成了新时代的主人，并且娶了他的媳妇，住了他的家。含冤死去的西门闹深感冤屈，在阎王爷面前绝不屈服，所以，地府的裁决者为惩罚他，判决他带着前世的记忆（不给他喝忘忧汤）轮回到阳间做牲畜，而且是投胎到蓝脸的家里，亲眼目睹着人世间的沧桑变化。他线变成驴子，驴子死后还不服，又被罚投胎成牛，牛死后他继续不服，再被判投胎为猪。其中“西门猪”一章写得汪洋恣意，想象磅礴，过了好多年，我都记忆犹新：高智商的西门猪带领牲畜栏里的猪们反击人类的统治，英勇战斗，跳出猪圈，一路冲杀，突破人类猎手的重重包围，胜利地渡河来到河中小岛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终于自由自在地过上了无拘无束的快乐生活。这个故事很容易令人想到《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和他的自由王国“花果山”——小说中，现实和浪漫以荒诞的诗意，在一头生命不止、战斗不息的猪王身上深刻地体现出来。其中的隐喻效果极其鲜明。
2008年的长篇小说《蛙》通过“姑姑”这个特殊人物形象，深入地控诉了计划生育对中国人的残酷戕害。“姑姑”自称是组织的走狗、信徒，组织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她亲手接生过一万个婴儿，也亲手杀死两千八百个婴儿。新政权刚建立，在乡村推广新的接生技术，刚毕业的“姑姑”接生了高密东北乡几千名新生儿，包括王肝王胆兄妹、陈鼻、王手等人。后来搞计划生育，“姑姑”同样自愿充当“走狗”，带领计划生育工作队抓捕超生的村民（大多是她接生的），强行做人流，而导致王胆等人的死亡。“文革”结束后，“姑姑”也从疯狂中恢复了。她这才发现自己当“走狗”时做了多少邪恶事情。她用自己的后半生来赎罪，和做泥人的丈夫一起，做了两千八百个小泥人，供在三面墙的龛里，为他们念佛经……这部小说生动有力地控诉了计划生育对中国的毁灭人性的巨大伤害。
莫言通过自己独特的创作，把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隐秘在胶东平原边缘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微地，扩展为世界性的中心舞台。在这片普通而神奇的土地上，以“我爷爷”余占鳌为代表的高密东北乡子民们上演了一出出慷慨激昂的人生大剧，一如高密地方戏茂腔演唱时的凄凉悲戚，一如电影《红高粱》里“酒神曲”吼诵时的高亢鹰扬。在文学的世界里，莫言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
对于一名真正的读者来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否，都不妨碍他/她的自由阅读和理解。而作家的核心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成就上，而不是他的个人道德上。现在，莫言已经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我想这可以促进、加深世界其他国家读者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理解，其中的辐射，可以影响到其他的作家身上，这才是诺贝尔文学奖背后更深远的意义。
（叶开是作家，文学杂志《收获》的编辑，著有《莫言评传》，他也是莫言长篇小说《蛙》、中篇小说《三十年前的长跑比赛》、《司令的女人》等作品的责任编辑。）
C. 阅读理解能力如何快速提升
必须多读多看 想提高自己的解读能力 必须把自己的基本语文知识学懂 这样才能提升自己的理解能力 不然 没有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D. 如何看待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里非常边缘化这种说法
我认为这种说法其实是正确的，中国文学在西方把持话语权的世界文学中的确没有多少地位，而其中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其一是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差距；其二是文化内涵的偏差。
一、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差距
中国当前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其实还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与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形式，而少有超越的地方。或许只是在先锋文学的探索上，残雪、格非等人还能够在形式上有所创新，就如残雪自称的超越卡夫卡，但卡夫卡也并非现在西方文学的最新界限。
不仅如此，现当代的小说往往着眼于乡土文化，或许是由于新兴作家地减少，很少有小说能够关注于当下所发生的事情，即便是对于城市的描写，也往往是通过乡土的视角。虽然的确是接了地气，有了独特的民族特色，但往往有一种脱轨之感，也因此往往更难为世界文学所理解。
E. 有哪些被中学阅读理解过度解读的文章
我最喜欢的是红楼梦，但是可能是自己的理解能力不够、学识不够，虽然爱，但没有理解到精华，尤其接触到一些红学家的著作，比如刘心武的揭秘红楼梦等一些过度解读的书，跟着走入歧路。
F. 为什么经典的小说读起来会很艰难
之前跟朋友聊天，他提及了一种阅读上的困惑，即那些传承下来的经典很多都不好看，仿佛行走在一条磕磕绊绊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随手会跌倒。那种单纯的在路上的快乐心境在阅读过程中被扼杀掉了，阅读成了绝望的探寻。他的问题是，如果读一本小说，没有让人觉得愉悦，反而让人厌恶、讨厌、困惑、惨不忍读，这样的小说还算是好小说吗？
不可否认，愉悦是衡量小说的一种标准，但是很多让人愉悦的小说并不能算是经典，而很多所谓的经典也并不都是令人愉悦的。文学的标准不止一种，博尔赫斯就说，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仿佛置身于一场“搏斗的阴影”之中，没有人会觉得读《罪与罚》会让人觉得心情愉快，那种压抑的变形，沉重的心态消解了我们心中疑虑：它的经典的权威性无可置疑。有些小说注定不能用愉悦的标准，沉重的话题是不能用轻逸来化解的，比如台湾作家李永平。
这里有个不清晰的说法，我不太能确定台湾作家这个称呼是否准确。1947年出生的李永平，出生于婆罗洲北部的沙捞——这个地名让我如此陌生，以至于第一次见到时只好去翻地图，知道它早先是英国的殖民地，稍后成立了马来西亚联邦——但此时的李永平已经远走到了台湾，除了中途去美国留学几年，他在台湾已经生活了四十多年。按说，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台湾作家，但是台湾文学总把他归属为所谓的“马华文学”。这个归类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相对于大陆文学，台湾文学是边缘化的，但是相对于台湾文学的主流，马华文化是被边缘化的，而如今李永平的小说被引进大陆出版，即是说，他是一位处在“边缘的边缘”的华语作家。他的尴尬在于，没人在意他归属于某种传统，大部分人把他的写作成为离散写作，无可归类，四处漫游。流亡成为了他身上最为醒目的标签。
我才刚刚认识他，就已经被迷惑和惊艳住了。他的文字与其他港台作家风格大不相同，我们经常评述港台作家的一点就是，他们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的文学中途没有断裂。但是这几年随着港台文学在大陆的虚热，我愈发对港台文学存有一种偏见，总觉得，也许断裂了会更好吧。正是这种没有断裂的文学传统滋生出了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写作上的悠游自得，对一种人生多磨砺的苦难不自知。加上商业社会的侵蚀，港台文学的那种优越感，炮制了很多廉价的文学。反而是李永平的小说让我眼前一亮，感觉到一种原生态的粗粝。我开篇提到一种愉悦的文学标准，在我看来，港台的大部分文学都可以用这样一条来衡量，尤其这几年在大陆市场横行的蒋勋，更是此类廉价文学的代表人物。港台文学中真正的异类，那种以苦难、血肉之躯碰撞出来的文学反而没人关注，因为不好读，不好看，没法作为消遣读物。
李永平的小说怪异，瑰奇，善于用古字生僻字入书，如果身边没有字典根本就没法认出笔下的是什么字，但是这些生僻字的存在并不影响阅读的观感，很多句子依靠上下文的语境就可以揣摩出什么意思。这种写法总令人想起一个文学上的术语叫做“陌生化”。这个概念最初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大意是说，我们习惯了一种固定的语言搭配，句子的新鲜感逐渐丧失了。而“陌生化”就是故意打破这种模式，让词与物之间达成一种新鲜的链接。李永平放弃平常的句子和词语，故意选用生僻字入书，就是为了让我们重新认识到句子的意义。而且由于上下文语境的连贯性，对文本的整体感知又增强了不少。这种写法表面看阻挡了不少读者的阅读兴趣，但是一旦深入到文本的核心，就会发现另外一种愉悦。表面阅读的愉悦感丧失了，更深层的愉悦感会在破解谜题，与文本搏斗的过程中油然而生，这种文本的策略算是李永平小说的一大特点。
李永平善于描述风景。在《大河尽头》中，他说这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以回忆录形式写成的长篇小说。但这篇小说有时候偏偏给人一种散文化痕迹很浓厚的感觉，就是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描述风景，真正的叙事被往后延宕和搁置了。但他小说中的风景在笔端却没有了风景无限好的模样——他描述的是一种变异的风景，是在少年永深入到原始森林的内部，深入到大河的尽头后发现的拟人化的风景。我们要在阅读中注意到这种变异，阅读的视角发生了变化，不是以现代人的眼光打量风景，而是用一种原始的眼光打量周围的环境变化，那种风景仿佛瞬间有了阴郁的生命，嗜血的激情，原始的迷乱??
还有女人。李永平笔下的女人总是让我讶异。你能感觉到他对女人是如此崇敬，总是有种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神秘情感。但是他笔下的女性几乎都有受辱的经历，而且很多都有种被观看的肉欲感。他仿佛在神圣的情感与被亵渎的女性之间来回的徘徊，这种对女性的复杂情感被评论家解释为长期的性压抑。但是这个结论有些可笑，因为没有注意到李永平小说中更为复杂的情感关联。
李永平的小说，除了《婆罗洲之子》以土著男子为主角外，其他小说基本都是以女性人物为主要角色，其中又以“母亲”角色占据了很大比例。李永平曾经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到，他一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母亲》，把她提升到“中国大地之母”的境界，而且这里的中国还包括了南洋。我们可以察觉到两岸三地作家对“母亲”这个角色的认知差别，大陆的作家如果写祖国母亲，一定是充满了感激和崇敬，这几乎是唯一的主旋律写法。而在李永平的观念中，他的母亲是台湾，是南洋，也是大陆。他在给简体版《大河尽头》写的序言中，第一句就是：“祖国！”“这一声可叫得好艰苦、好心酸”。他随后说，在当年台湾特殊的政治气氛里，“祖国”是个大大禁忌，“你连想都不可以想她，莫说将她挂在嘴边，更莫说将她形诸文字”，所以身在台湾，必须保持缄默。
当你在现实的诉求被压抑时，自然会寻找一种写作的方式释放自己的情感。他的第一部小说集《拉子妇》（1976）中几乎重要的短篇都出现了父亲缺席，母亲独自支撑的场景。即使有父亲在场的，不但没有母亲的伟大与坚韧，反而只会给母亲制造苦难。《吉陵春秋》（1986）中，父母虽然健在，但父亲的在场只是为了衬托母亲的性格，男性的形象十分模糊。《海东青》（1992）中，母亲成了一种“家乡”的象征，见到妈妈就仿佛回到了家乡。在《大河尽头》中，母亲变成了一位外国人，克丝婷，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强暴，是少年永的父亲的朋友，永叫她“姑姑”。在少年永的意识中，她与姑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暧昧关系。她既是他情感上的母亲，也是他情感上的情人，他们之间的乱伦关系是若隐若现的。在小说结尾时，他们达成了一个愿望：用姑姑的身体，重新把“永”生出来。这个结尾有着很复杂的寓意，少年永的重生是通过姑姑的身体，但是这种重生是指一种隐喻以上的长大成人吗？还是说是指一种荒诞的神奇的涅??重生？抑或是一种单纯的成人仪式？而且这种重生明显有种色情和乱伦的复杂意味，母亲的形象遭到了解构。
李永平对自己的作品有个很有意思的评价，大意是说，人的一生进而写作有三个境界：一个是见山是山，用平时的文字，老老实实把故事讲出来，像《拉子妇》。第二是见山不是山，求技巧了，求形式结构，雕琢设计，匠心处处，这阶段不是不好，是个修炼过程，像《海东青》。第三呢，见山又是山，返璞归真，又回到那个“真”的境界，像《大河尽头》。之前的《海东青》、《朱?漫游仙境》、《雨雪霏霏》似乎都是为了给《大河尽头》铺路，来完成这部作品。他还说《大河尽头》是他一生写作最顺利的经验。
大部分的写作者其实都会有这种体验，一点一点积累自己的写作经验，拓展自己的视野，尝试新的写作方法和模式，推尽自己的写作极限。这样的写作者往往是孤独的，因为他的作品是超前的，缺乏理想中的读者。我们习惯把阅读往往当成了一个轻松娱乐的过程。就像阅读武侠小说——对了，说到这里，我最早认识的马来西亚作家应该就是温瑞安和他的武侠小说吧。大侠萧秋水、白衣方振眉、四大名捕、布衣神相??这一个个角色就是留给我最深的印象。但在阅读李永平的小说中，你无法收获同样的快乐，也许是收获的是同等的苦难，和那些怪异的场景吧。文学的作用不仅仅是娱乐这么简单，想想那场“伟大的搏斗”，收获的是沉思，是质询，是新异的经验，无可替代的风景??
G. 谁会这道题：论述类文本阅读。
1．A
2．①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法律保证公民的教育权利；
②不论贫富享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
③不论层次享有公正平等接受教育的待遇。
3．①需要社会制度的革新；
②需要教育乃至社会意识、理念的更新；
③需要社会环境的大背景支持。（意对即可） |
H. 对当代长篇小说的想法
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现状及其问题
作者：王鸿生
思想者小传
王鸿生 50年代生人，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和批评理论的研究与教学，主持和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社科研究项目5项，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多次，出版有《交往者自白》、《态度的承诺》、《无神的庙宇》等著作。
今天，我要讲的是三个问题：一、汉语叙事文学的历史。因为我们要了解长篇小说的现状，必须回到历史的脉络中去；二、近25年来长篇创作从复苏到勃兴的发展轨迹及其意义；三、关于创造“伟大的中国小说”的若干问题。这里，首先要作个说明，“当代中国长篇小说”这个概念主要指的是当代汉语长篇小说，海外华人或少数民族用其他语种书写的长篇，未列入本次考察范围。
汉民族的叙事历程
中国上古神话还显得极为简扼，几乎没有什么细节。这些对有志于重写或续写神话的当代作家来说，既留出了很大想象空间，也带来了在文化原型上溯源的困难。
如果回到汉语文学的源头，并参照其它民族文学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汉民族的叙事历程确实有其特殊性。
例如，与希伯莱、希腊、罗马、印度神话相比，中国上古神话资料少，不系统，人神不分且无主神。人家有唯一至上神，如耶和华、宙斯、大梵天，而我们则有“三皇”（伏羲、神农、燧人），“两帝”（炎、黄），“男女”（伏羲、女娲）或“兄妹”（盘古、女娲）等。近代以降，学人皆以此为诟病，为与《圣经》等比类，亦有学者硬将某神话人物证为创世主神，却忽略了，在一个以巫术为根底、以自然崇拜为归旨的原始多神教传统中，正如著名神话学家袁珂先生所言，实际上并不存在唯一的主神。除了主神的缺席外，中国上古神话的另一个特点是谱系乱或形不成家族谱系，这样，神话人物之间就构不成故事关系。从叙述的角度来看，中国上古神话还显得极为简扼，几乎没有什么细节。这些对有志于重写或续写神话的当代作家来说，既留出了很大想象空间，也带来了在文化原型上溯源的困难。
再如，汉民族长期以来没有发现史诗。世界上不少民族，包括中国的藏族、维吾尔族都有其史诗。史诗可以看作“一个民族的族徽”，但汉语文学在其起源阶段却没有佩戴这个族徽。但是，我们的史传却很发达，从《左传》、《史记》、《三国志》直到历代续修的家谱、地方志，最近又要大规模地重修《清史》，可见国人修史的热情一直非常高。这种史传传统，是汉民族历史叙事特别发达的原因。但其叙事观念和文体形态，与近现代长篇小说的差异是相当大的。
又如，与诗文词曲相比，现代汉语长篇小说应该说还非常年轻。先秦寓言、六朝志怪，叫小说当然比较勉强，虽然它们的白描手段很精彩。研究小说史的学者一般都认为，中国古代小说繁盛的标志是唐五代传奇的兴起。而传奇的兴盛，按古典小说专家王先霈先生所说，则与唐皇李氏父子有胡人血统、性观念比较开放有关。古代长篇小说的高峰无疑是在明清，但明清四大奇书除了《西游记》之外，《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都存在争议。写了书却不敢署真名，这足以说明庙堂、正统对其的拒斥，所谓“小说家言不入诗文正宗”。再说到“五四”，我们通常讲“鲁郭茅巴老曹”，这六个人中，茅盾写了一部《子夜》，巴金有《家》、《春》、《秋》，老舍有《四世同堂》、《正红旗下》，而鲁迅则没有写过长篇，郭沫若、曹禺的文学成就更不在小说上。这也使晚近的研究者特别看重三、四十年代萧红、沈从文、张爱玲等人在长篇小说上的贡献。从建国到文革这“十七年”，长篇小说的创作量每年只有数部，其出版总量还不及现在的一年。如红色经典“三红一创”（《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以及《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三里湾》、《青春之歌》、《三家巷》、《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艳阳天》等风靡一时的作品，现在除了专业研究者，其人气已今不如昔了。
大致说来，“十七年”长篇写作这段文学实践历史，在世界文学史上极为独特。在这一时期，集体伦理、劳动美学、英雄叙事成了最基本的文学追求。如何重新理解“十七年文学”，正日益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中不乏种种冲突的解释。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作家用现代汉语书写长篇小说，满打满算也还不到一百年。
长篇创作从复苏到勃兴
由于没有神话谱系，也没有史诗传统，而中短篇小说这类体量较小的叙事文体又无力承载如此广阔、沉重和复杂的经验，汉民族的“史诗情结”就投射在了长篇小说上面。
新时期以来，汉语叙事文学经历了“小－中－大”这样一个发展轨迹。文革结束后，一开始引起广泛社会反响的小说如《伤痕》、《班主任》、《我爱那一片绿叶》等，统统都是短篇小说；到了“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阶段，比较活跃的文体则是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20世纪80年代前期，长篇创作开始复苏，《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人啊人》、《芙蓉镇》、《冬天里的春天》等作品曾轰动一时，但它们大多在文体上显得比较滞后，艺术水准也不是很高。’85文学新潮时期的重要作品如《棋王》、《绿化树》、《北方的河》、《红高粱》、《小鲍庄》、《爸爸爸》、《三寸金莲》、《橡皮人》、《你别无选择》等，几乎都是中篇小说。可以说，从长篇小说的复苏到勃兴，中间大概走了十年时间，我们记忆中的一大批著名长篇，像《在细雨中呼喊》、《白鹿原》、《丰乳肥臀》、《九月寓言》、《羊的门》、《无风之树》、《长恨歌》、《心灵史》、《务虚笔记》、《马桥词典》、《尘埃落定》等，都出现在90年代中后期。由此可见，步出了文革的休克期，中国叙事小说是从短篇、中篇、长篇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而这一轨迹与几代作家自身的文体历练过程也大致相吻合。
有资料显示，从1993年开始，长篇小说出版数量激增，从最初每年300部，发展到每年500部、700部，到2000年达到了1000部；近4年来，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基本在800部左右，这就是说，平均每天有2部长篇小说面世。现在，很多出版社都在抢长篇，以致中短篇小说结集已很难出版。那么，为什么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会这么兴盛呢？我想有三个原因是不可回避的：第一，国家意志的倡导和文化政策的放宽。第二，图书的市场化使各种出版人介入了长篇小说的生产和发行。现在，除了单行本和作为长篇小说发表重镇的大型文学期刊，许多刊物还办了一年四季都有的长篇小说增刊或选刊，在文学类读物中，长篇小说忽然成了最有市场号召力的产品；第三，应缘于民族和个人经验的特殊、复杂与漫长。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所经历的痛苦、磨难和裂变，是西方人难以想象的。有时候，接触一些外国学者，他们非常羡慕我们，觉得中国经验实在是人文社科研究的一大富矿。按照西方当代思想家齐泽克的说法：20世纪是一个极端的年代，表现为伟大的解放计划和连绵不绝的灾难。而我们就同时具备了这双重经验。由于没有神话谱系，也没有史诗传统，而中短篇小说这类体量较小的叙事文体又无力承载如此广阔、沉重和复杂的经验，汉民族的“史诗情结”就投射在了长篇小说上面。我想，这应该是1993年以后长篇小说一下子繁荣的最为内在的原因。
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长篇小说，释放了汉语大容量叙事的潜能，对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及其可能性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根据我的有限阅读和思考，有以下意义特别值得人们去关注。
1、对历史的探索。一段时间以来，对民族或家族历史图像的重新描绘，已形成一个热潮。从古代、近代到民国，从皇帝、宰相、商贾、革命党人到平民，都有作家直接或间接地予以新叙述。像《我的帝王生涯》、《张居正》、《白银谷》、《银城故事》、《人面桃花》、《笨花》、《花腔》、《圣天门口》、《生死疲劳》、《抒情年华》、《生逢1966》等都在个人与历史之关系的书写上作出了新的探索。这意味着，作家们在探索了历史图像的同时也探索了意义世界的图像。
2、一些被压抑的声音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尤其是对个人无意识、性、身体等隐秘领域直接的、集中的表述，是现代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景象。比如《一个人的战争》、《糖》、《我和你》、《后悔录》等，把女性或男性的成长史与其非常内在的性意识、性遭遇方面的困境结合在一起，作了相当具体的呈现。这些过去被极端边缘化的声音，已从“窃窃私语”变成了可公开谈论的东西。
3、文化宽容和“我”的复活。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一个重要面向就是个性解放，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传统很快就式微并被迫中断了。可以说，个体存在的真实性及其限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期被遮蔽、阉割，“我”的细微的内在经验被民族的、国家的、革命的大叙事所覆盖，真实的个人常处于匿名状态。而这种情况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中已完全倒转过来，当然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4、人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得到了深刻的揭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中心是权力恐惧。这一权力恐惧的历史是如此漫长，像《羊的门》、《檀香刑》这样一些长篇之所以会引起强烈关注，就因为它们尖锐地触到了权力的深处。
5、对长篇小说叙述范式的探索有了很大进展。仅以乡土叙事为例，从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沈从文式的“乡土恋歌”到《古船》、《白鹿原》式的“文化秘史”，现当代文学对乡土中国的不同想象已提供了比较成熟的叙述范式。但这些书写传统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巨大的裂变，像近几年出现的《受活》、《秦腔》又提供了“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反史诗的史诗性写作”等新范式。
6、母语书写的广阔能量得到了释放。现代汉语的历史非常短，用它来写长篇小说的历史就更短，其叙事潜力究竟怎么样，必须在长篇写作的实践中受到检验。事实证明，现代汉语有丰沛而深厚的质地，它的艺术表现力是无限的。五四时期曾有激进主义者号召废除汉字，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的落后就落后在汉字上面。这当然是一种非常幼稚可笑的想法。说来很奇怪，我们读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读卡夫卡或普鲁斯特，觉得他们的小说写得那么好，但我们读的不正是汉语译本吗？因此，激活和释放母语的力量，一定是有责任心的中国作家的抱负。
“伟大的中国小说”何以可能
当整体性的世界图像裂解了之后，经典意义上的长篇小说还能不能成立？也许，世界越是零散化，文学就越是要与这样一种零散化的趋势进行抗争，并还给人类一个完整的世界。
但是，在繁荣的表象之下，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困境和危机。比如，现在有个新概念叫“小长篇”，其篇幅大约在12万字左右，非常适合快餐式阅读，70年代后出生的作家写“小长篇”的热情似乎特别高。当然，注水式的拉长或动漫式的简化，都会对长篇小说这种文体造成伤害。再比如，有人开玩笑说，现在“女作家百分之八十写离婚，男作家百分之八十写偷情”，题材越来越狭窄、单一，经验越来越同类化、平面化，以致人们感到读一部就相当于读了十部。这说明，一种新的压抑机制正在形成，像农民工这样一个极为庞大的底层群体的存在，几乎还没有在长篇小说中得到真正的书写，他们的身影只是偶尔在灯红酒绿的街市上掠过。值得关切的是，这些年我们已生产出那么多部长篇小说，但能够流传的人物形象却极少，可见当代作家塑造人物的能力正急剧退化。
自美国华人作家哈金近年提出“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一话题后，《当代作家评论》、《上海文学》和一些网站都连续组织了专栏讨论，也有作家、批评家提出并阐述了“捍卫长篇小说尊严”的主张。那么，到底什么叫长篇小说？我们为什么需要长篇小说？汉语长篇的可能性到底在什么地方？如果说一部长篇小说是好的或杰出的，其参照标准又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非常复杂，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研究，但这里只想就目前长篇创作的症状、困境及主要缺失谈点个人看法。我的思路集中于两个词：世界、语言。
I. 一部《边缘》的小说
你怎么找的？？
这里就有啊：http://b.faloo.com/f/10848.html
J. 如何突破片段阅读题
一、抓住行文主题，排除错误选项
无论是主旨观点也好，亦或是内容概括题也罢，所选的正确答案一定是符合主题的。只要抓住了行文的主题，一般来说可以排除一两个错误选项，甚至于直接选出正确答案。这里，需要大家多关注行文的首尾句，以及行文当中重复出现的高频词语。
【例】“被边缘化”大多是一种主观感受，而非客观事实。这种负面的心态不仅得不到同情和关注，反而会在怨天尤人中消磨工作热情和奋斗意志，自己把自己边缘了，甚至最终出局。不排除确有被忽视的情况，但从根本上说，从长远处看，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奋斗和业绩是走向成功最好的通行证。这段文字表达的观点是：
A.被边缘化往往并非客观事实
B.抱怨和不满的情绪只会对工作产生消极影响
C.没有边缘的岗位，谨防自己把自己边缘化
D.摒弃被边缘化的消极思想，要以积极的行动掌控自己的命运
【答案】A。中公解析：题目中重复一个词“边缘”，那么意味着行文讨论的议题就为“边缘”，故可排除C。通过结构分析，行文最后一句话是整个文段的重点部分，是对“边缘”这个议题作的结论，故答案选A。
二、锁定重点，选定正确答案
鉴于片段阅读侧重于考查文段的主旨，那么抓住文段的重点就是理解主旨的关键所在。考生通过掌握文段的行文脉络，或者分析结构，亦或是通过内容理解何为论点、何为论证来把握行文重点。
【例】看待社会公正问题，应防止落入平均主义这种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颇具诱惑力的窠臼中。虽然平均主义在某些领域是适用的，但若将其推广到所有领域尤其是分配领域，否认人的差别而要求平均分享一切，最终只会扼制人的积极性，扼杀社会发展的活力，不利于社会公正的实现。这段话意在强调：
A.社会公正是相对的 B.平均主义是国人习惯的“窠臼”
C.平均主义适合非分配领域 D.追求社会公正并非要搞平均主义
【答案】D。中公解析：文段第一句为中心句，指出看待社会公正问题应防止落入平均主义的窠臼中，第二句紧接着说明了“平均主义”的危害。由此可知，本题答案为D。
片段阅读宏观的宗旨为：抓主题，抓重点。希望广大考生在提高自身阅读速度的同时，通过一定的技巧好好把握这类题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