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阅读人物专题
Ⅰ 一位有人格魅力的人物的专题摘抄(附有对其的评价)
司汤达的墓志铭:活过、爱过、写过.
司汤达是十九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一生并不长,不到六十年,而且他在文学上起步很晚,三十几岁才开始发表作品。然而,他却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数部长篇,数十个短篇或故事,数百万字的文论、随笔和散文,游记。
司汤达的本名叫亨利·贝尔。1783年1月23日出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市。父亲是一个资产者,但却拥护王权与教会,头脑里充满了贵族的观念。司汤达的家庭教师是一个神甫。这个神甫对他进行严格的贵族式教育,禁止他与一般的儿童玩耍。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母亲的外祖父。他母亲属于意大利血统,生性活泼,思想较为自由开放,能够用意大利文阅读但丁等人的作品。但她在司汤达七岁时便逝世了。司汤达的外祖父是一个医生。思想特别开放,是卢梭和伏尔泰的信徒,拥护共和派。司汤达少年时期经常住在外祖父家,在那里阅读了大量的世界名作。
司汤达的童年,是在法国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度过的。
1796年至1799年,他在格勒诺布尔的中心学校上学,那是法国革命时期按照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潮和教育思想建立的新型学校。司汤达在那里面系统地学习了新思想,新知识,对法国文学和唯物主义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779年,他来到巴黎,原来准备投考著名的综合工艺学校,但为革命的形势所鼓舞,加入了拿破仑领导的军队。1800年,他随拿破仑率领的大军到了意大利的米兰。米兰人民长期遭受奥地利的统治,视拿破仑的军队为救星。他们对法国革命的热情,他们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对司汤达的影响很深。以后他长期在米兰居住,写作,并以米兰人自居。
从1806年到1814年,司汤达随拿破仑的军队转战欧洲大陆。在1812年从莫斯科大撤退时,他担任后勤军官。长期的斗争实践,使他的共和派的观点更加坚定,更加憎恶腐朽没落的封建贵族与教会的黑暗统治。因此,以后他脱下戎装,投身于文学创作时,他的批判的笔锋总是指向贵族和教会,便不奇怪了。
1814年拿破仑下台,波旁王朝复辟。资产阶级的革命派遭受镇压,封建的王公贵族则弹冠相庆。在这种形势下,司汤达觉得“除了遭受屈辱,再也不能得到什么”,便离开祖国,侨居意大利的米兰。在这里,他对意大利的爱国主义人士抱以极大的同情,与争取民族解放的烧炭党人来往密切。他的行动,引起了统治意大利的奥地利军警的注意。当1821年意大利革命失败,许多爱国者身陷囹圄时,他也被警察当局作为烧炭党人的同情者而驱逐出境。直到1834年,他被派任为法国驻教皇辖下的奇维塔韦基亚城的领事,才再度回到意大利。
司汤达从1817年开始发表作品。处女作是在意大利完成的,名为《意大利绘画史》。不久,他首次用司汤达这个笔名,发表了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从1823年到1825年,他陆续发表了后来收在文论集《拉辛和莎士比亚》中的文章。此后,他转入小说创作。1827年发表了《阿尔芒斯》,1829年发表了著名短篇《瓦尼娜·瓦尼尼》。他的代表作《红与黑》于1829年动笔,1830年脱稿。1832年到1842年,是司汤达最困难的时期,经济拮据,疾病缠身,环境恶劣。但也是他最重要的创作时期。他写作了长篇小说《吕西安·娄万》(又名《红与白》),《巴马修道院》,长篇自传《亨利·勃吕拉传》,还写了十数篇短篇小说。在1842年3月23日司汤达逝世时,他手头还有好几部未完成的手稿。
司汤达是以长篇小说名世的。他的长篇代表作《红与黑》,传世一百多年,魅力分毫未减。然而,他的短篇小说也写得十分精彩。其代表作《瓦尼娜·瓦尼尼》、《艾蕾》(直译为《卡斯特罗修道院长》)等,写得生动传神,脍炙人口,堪称世界短篇小说花园里的奇葩。它们与梅里美的《马特奥·法尔戈纳》、《塔芒戈》、巴尔扎克的《戈布塞克》一起,标志着法国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熟。
本书收录了司汤达的十三个短篇小说。其中《往事连篇》(直译为《一个意大利绅士的回忆》)、《箱子与鬼》《米娜·德·旺格尔》、《媚药》、《菲利贝》等五篇译自法国瑟伊出版社的《司汤达小说选》,其余八篇译自法国伽里玛出版社的《意大利轶事》,兹按写作年代逐篇介绍如下:
《往事连篇》于1825—1826在英国《伦敦画报》连载,1826年,法文译本或者改写本在巴黎的不列颠书店与读者见面,开始时无人知道作者是司汤达。司汤达逝世后,他的表弟柯隆伯在整理他的遗稿时,发现了这篇作品的部分底稿,于是把它收入1854年版的《司汤达小说集》。
这篇小说描写了在拿破仑的军队占领意大利期间的社会风俗,世态人情。保守的人士聚集在教会的旗帜下,企图神灵于圣母的保佑,阻止滚滚而来的革命浪潮,而教会势力则趁机制造奇迹,编造所谓圣母显灵的谎言,蒙蔽愚昧的人们;年轻人,有理智的人则对教会那一套持反对态度,他们欢迎拿破仑大军的到来。小说叙述了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劫持教皇的行动,对乱世英雄有一些精彩的描写。总之,小说描写的意大利社会是一个保守的、愚昧的社会,广大民众视教皇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因此,拿破仑大军在意大利失败,教皇复辟,掀起复仇运动是势所必然的事。
《箱子与鬼》写于1829年底。这一年圣诞节司汤达曾把它读给梅里美听。这篇小说通过一个警察局长利用权势,霸占民女,活活拆散一对恋人的故事,向读者揭露了西班牙复辟势力的凶残与霸道。作为这种恶势力的对立面,两个恋人的纯洁、善良,为了爱情不惜抛洒热血的情节,极具动人心魄的力量。
《媚药》写于1830年1月,同年6月发表于《巴黎评论》。司汤达自称写这篇作品是为了“治疗头痛,散心”。而且他承认参考了十七世纪法国作家斯卡龙的一起作品。他说:“每个时代的调味汁不同。我不过把1660的调味汁换成1830年的罢了。”这篇作品描写的是一个西班牙少妇鬼迷心窍,抛弃富裕但年老的丈夫。与一个跑江湖的马戏演员私奔,上当受骗仍不变心的故事。也许这确是一起消遣之作,思想平平,但在创作手法上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开头与结尾受人称道。开头描写的时间、地点、氛围与情节十分协调,很能抓住读者;结尾言简意深,给人以想象的余地。
《米娜·德·旺格尔》写于1829年12月至1830年1月间。其后又几经修改。但司汤达生前未拿出发表。直到他死后十一年巴黎的《两世界评论》才将它刊发。在司汤达的作其中,这是少有的描写德国人的作品之一。米娜·德·旺格尔出身于德国大贵族家庭。她父亲因厌恶非正义的征战,受到宫廷的监视,最终忧郁而死。她为了追求自身的幸福,离乡去国,来到巴黎,堕入了爱河。为了达到目的,这个爱幻想的德国姑娘不惜纡尊降贵,乔装改扮,来到她私下热恋的人家里做女佣,不料因高兴过度,吐露了秘密,酿成悲剧,最后以身殉情。司汤达通过这个哀惋曲折的爱情故事,展示了德国人与法国人性格上的差异以及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小说的女主人公米娜·德·旺格尔在作者的人物画廊里,是一个有血有肉,光彩夺目的人物。
《菲利贝》成于何时,专家们尚未得出定论。有人认为是在1827年至1830年间。也有人认为是在1839年。但法国文学史家克鲁才分析了菲利贝与《红与白》中的主人公吕西安的性格特征,觉得两者相近,便认为它成于1835年至1839年间。严格地说,这篇东西也许够不上短篇小说,只能算一个短故事,也有点像中国的笔记小说。内容也确如副标题,是一位膏粱子弟的几个生活片断,如经商、恋爱、搬家等,写得比较粗放。在司汤达的短篇创作园地里,它也许只能算一根小草,但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司汤达的创作,终究是有益的,因此我们也把它收进集子。
在收入《意大利轶事》的八个短篇里,除了《瓦尼娜·瓦尼尼》成于1829年以外,其余的都写于1833年以后。关于这些小说,有些情况需略作介绍。
1833年,司汤达再次来到意大利后,在一个朋友家的藏书室里,发现了一批“古代的手稿”。这些手稿真实地记录了意大利十六、十七世纪的一些重大的“社会新闻”。司汤达在阅读之后,大感兴趣,认为它们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意大利历史的有益补充”;它们描绘了“孕育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一代天才的风土人情”,便花重金购得抄录权,请人仔细抄录了某些篇章,保留在身边,反复阅读,并以部分翻译加部分创作的手法,将这些手稿改写成短篇小说。他在世时,选出《艾蕾》、《维多利娅·阿柯朗波尼》(或译作《帕利亚诺公爵夫人》)、《桑西一家》三篇结集出版。在他去世十二年后,他表弟整理了他的脾气据此改写的短篇小说,并加上描写意大利人爱情故事的《瓦妮娜·瓦尼尼》,结成一集,取名为《意大利轶事》出版。
1829年发表的《瓦妮娜·瓦尼尼》,是一起短篇杰作。它通过烧炭党人彼埃特罗与罗马贵族小姐瓦妮娜的爱情,歌颂了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歌颂了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烧炭党人。瓦妮娜是个倾国倾城的美女。她虽然出身于阀阅世家,但视富贵如浮云,心甘情愿地追求一个出身低微,身负重伤,又被官方通缉的逃犯。为了爱情,她甘愿舍弃一切,甚至不惜自己的名声。但为了得到彼埃特罗的爱,她竟然告密出卖了彼埃特罗手下的战士,破坏了他们的起义。她当初爱上彼埃特罗,是钦佩他为民族解放奋斗的大无谓精神。但由于私心的支配,她的爱情到头来变成了正义事业的阻力。
作为她的对立面,彼埃特罗表现了可歌可泣的爱国精神。他爱瓦妮娜,爱她胜过爱自己的生命。但是当他必须在祖国的命运和个人的幸福之间作出选择时,他放弃了后者。为了民族解放他甘于吃苦,当他手下的战士被捕,起义失败后,他毅然投案自首,以免被人疑为叛徒。当他得知是自己的心上人告的密后,他愤怒地拒绝了她的解救,与她断绝了情缘。他的凛然正气和非凡的人格力量使他成为文学史上一个光彩夺目的爱国者形象。
《岸边的圣方济各教堂》是一起描写“意大利激情”的小说,教皇的侄媳康波巴索王妃表面冷漠、清高,谨守妇道,实际上充满了不可抑制的情欲。她与法国驻教廷的使馆随员,法国摄政王的私生子暗通款曲。但她一心要独享情夫的情爱,一旦得知他移情别处,便与教会的野心家勾结,派人暗杀了情夫。司汤达在描写这对青年的情爱波折时,附带了几笔,便把当时教会任人唯亲,编织裙带关系,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互作私人交易的丑恶事实揭露无遗。
《维多利娅·阿柯朗波尼》写的是宫廷贵族为情爱和利益进行的两次阴谋仇杀。小说是以记叙“社会新闻”的笔调写的。尽管案情十分曲折,解决案件的方式惊心动魄,但最精彩的还是关于初为红衣主教,后为教皇西利斯图斯五世的蒙太托的描写。菲利克斯是蒙太托的外甥和养子。红衣主教视他为掌上明殊。然而,他在听到养子被人暗杀的消息后“面不改色”,一点儿没有震惊的表现。第二天梵蒂冈召开红衣主教会,人们认为他不会到场,谁知他和往常一样,第一批到会,而且在教皇本人流泪安慰他时,他也和平常一样,十分平静,并且要求圣上不要下令调查案情,说他已宽恕了杀手。他的这些表现,赢得了教皇和其他人的好感。大家都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教士。此后不久,他当选为教皇(他在外甥死后的表现无疑为他当选脾气了道路),脸立刻变了,逼得涉嫌与他外甥谋杀案有关的人逃离罗马。他的种种表现,活脱脱表现了一个野心勃勃,不择手段往上爬的高级教士的伪善心灵。
《桑西一家》以哀怨动人的笔调写了贝阿特丽丝及其一家的不幸遭遇。她是个美丽的少女,正值如花似玉的年龄,本该充分享受父母的怜爱。谁知她父亲是只衣冠禽兽,想方设法虐待她,糟蹋她。她忍无可忍,与继母一起,叫人杀死了这个淫棍。这件杀人案事出有因,理当得到法官的同情,然而教会的裁判机构却不顾天理人情,判决这位少女及其一家人死刑。作者在这里对司法的不公正表达了强烈的义愤,对不幸的少女表示深切的哀怜。
《帕利亚诺公爵夫人》叙述了一起贵族家庭常有的事情:女主人与年轻的男侍从偷情。司汤达没有过多地描写偷情的场面,倒是对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作了详细的描写,更费了不少笔墨,对教廷内部你死我活的斗争,作了逼真的展现。两个偷情者当然被处死了。甚至连腹中的胎儿都不放过。封建大家族里,这种惨无人道的私刑制度令人触目惊心。
《艾蕾》是一出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贵族小姐艾蕾与“强盗”尤拉相爱,遭到父兄的极力反对。不幸在一次战斗中,她的兄弟死于尤拉刀下。伤心欲绝的父母为斩断她与尤拉的情丝,把她送进修道院;而尤拉攻打修道院失败,为了逃避追究,远走他乡,失去了联系。在与情人生离死别,身处恶劣环境,十分痛苦的情况下,艾蕾自甘堕落,先花费重金贿赂,当上了修道院长,后失身于道貌岸然的主教。最后,因怀孕事发,被判重刑。当她听说尤拉率人前来解救她的消息时,留下一封长信,自杀身亡。这篇名作通过艾蕾这个大家闺秀的不幸遭遇,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的门第观念是扼杀青年人幸福的凶手;伪善的教会,修道院是使人堕落的根源。
《血染风情》(直译为《宠爱过度反害人》)和《苏奥拉·斯科拉蒂卡》两篇的题材有类似之处。虽然故事发生的年代不同,一起是1585年前后,一起是1740年前后,但两篇小说都写出了封建制度的惨无人道,和贵族修道院的黑幕。那些多子女的贵族家庭为了保证家庭的财产不致分散,往往只把财产传给长子,对于其余的儿子只给一定的生活费,对于女儿则一律赶出家门。或者嫁出去换一笔财产,或者把她们送进专门为这些人开办的贵族修女院。进了修女院则等于进了坟墓,与外面的一切联系都要切断。正如《血染风情》里修女说的:“父母把我们送进修道院,家庭财产都被兄弟霸占,我们被关在这座活人的坟墓里,没有第二条生路。”但是少女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不甘心牺牲自己的青春、爱情、幸福,想方设法与外面的情人幽会。然而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便要被视为渎圣罪,轻则打入地牢,终身监禁,重则处死。《血染风情》和《苏奥拉·斯科拉蒂卡》写的就是贵族修女们的生活,她们对幸福的向往和对命运的抗争。对受社会与家庭迫害的修女,作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她们英勇反抗,追求幸福与自由的行动则予以热情的歌颂,把这些“淳朴而富于感情的人”称为“现代文明的先驱”。
《红与黑》
灵魂的哲学诗
于连是19世纪欧洲文学中一系列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英雄人物的"始祖"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19世纪卓越的政治小说
现代小说之父的经典著作
19世纪欧洲文学史中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杰作
美国作家海明威开列的必读书
被英国小说家毛姆认为是真正的杰作的文学书
1986年法国《读书》杂志推荐的理想藏书
《红与黑》是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自1830年问世以来,赢得了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特别为年轻人所喜爱。作品所塑造的"少年野心家"于连是一个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已成为个人奋斗的野心家的代名词。
小说发表后,当时的社会流传"不读《红与黑》,就无法在政界混"的谚语,而本书则被许多国家列为禁书。《红与黑》在心理深度的挖掘上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作家所能及的层次。它开创了后世"意识流小说"、"心理小说"的先河。后来者竞相仿效这种"司汤达文体",使小说创作"向内转",发展到重心理刻画、重情绪抒发的现代形态。人们因此称司汤达为"现代小说之父"。《红与黑》在今天仍被公认为欧洲文学皇冠上一枚最为璀璨精致的艺术宝石,是文学史上描写政治黑暗最经典的著作之一,100多年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并被多次改编为戏剧、电影。
司汤达的墓志铭:活过、爱过、写过.
Ⅱ 语文阅读题
高考语文现代文阅读专题复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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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课外阅读美文欣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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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语文上册课外阅读题(1)[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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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期末复习专题·中考专题·散文阅读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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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亲耳听到他原意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而放弃她时,她的心彻底死了···
顺遂他的心意,她将成为千年舍利的方法告诉他最爱的女人。
为了得到千年舍利,他们将她活埋~~~
直到他的世界再也没有她的存在,他才知道,他到底错过了什么~~
Ⅳ 金庸小说女性人物形象分析
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尝试描述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个基本特征,由此对金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男多女、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展开分析,并探求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揭示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没有真正获得独立人格这一事实的缘由。最后就新派武侠小说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困境进行初步思考。
金庸的十二部长篇、两部中部、一部短篇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和中篇《白马啸西风》外,主人公全部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数量、深度、厚度都远远不及男性形象。然而金庸仍然创造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各具神韵的女性形象,这就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对象。
和其它文学种类相比,武侠小说是典型的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书。在近年来越来越深入扎实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探讨两性关系、爱情、女性的文章不多。最有收获的是三方面:一是探讨侠义进取精神和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重塑;二是反思正统文学史对金庸和武侠小说的偏见,进而就“雅俗之辨”进行思考;三是归纳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收获最丰。陈墨在《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巧妙地指出金庸,“往往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从早期“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跳出来”,批判汉族文化中虚伪、柔弱的方面。严家炎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指出,和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其现代精神表现在否认“快意恩仇”、滥杀无辜;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放弃正邪两分观念,“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考察各派斗争”;人生观兼顾“社会责任与个性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潜藏独立批判意识”,尤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与此相似,周宁发现众多男主人公的父亲“缺失”,他们的“身世之谜是民族命运的象征”,而“武侠小说创作和阅读使华人在幻想中完成文化认同式”。严伟英详细梳理了《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顺时间考察金庸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变化,推测写《侠客行》前金庸经历了骨肉惨剧,而李敖在《我的自白书》中提到金庸曾夭折一子,大恸——笔者佩服严伟英敏锐。
第二类题目有林焕平的《关于文坛重排座次问题》、孔庆东《金庸小说的文化品味》、刘炳泽《金庸的末班车与文学观念的变革》、陈墨的《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总的来说,金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传统的“学院研究”对金庸和整个通俗文学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理智的态度。
第三类题目数量较少,宗源把金庸与英国间谍侦探小说家勒卡雷进行比较,侧重艺术手法,认为二者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高境界。《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侧重求二者之同,没有指出二人各自的特点。严家炎从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切入,总结其情节上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冯其庸借《论〈书剑恩仇录〉》,指出金庸小说的风格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写意的手法,重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气质。”作为红学专家、著名学者,冯先生著文本身就是对金庸小说的褒扬,证明学术界对金庸小说的接纳与肯定——当然,仍有不同意见,但不改变总的态度。
特别突出的是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著作,《金庸赏评》、《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人话》、《金庸小说艺术论》和《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共近200万字的书稿”。此外金庸的散文和评论亦散见各处,如《韦小宝这家伙》,深入浅出论述了韦小宝和中国人的性格,《金庸论侠》是他在北大回答学生提问的记录。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政论,想来他的政论在大陆出版应该不会遥远,这将成为金庸小说研究的重要材料。
和本文一样专门论述女性形象、两性关系的专题文章甚少,主要散见于第一类论述“小说——文化”的文章之中。陈墨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观》里指出,金庸笔下爱情的特点是“广泛性多样性”和“深刻性独创性”,写出了“爱与人性、命运、道德、伦理”的关系。古代的郭靖、杨过和张无忌的形象中,实际上注入了现代意识。他举陈家洛、石清不敢爱“女强人”的故事为例,指出金庸揭穿了“男人强大的神话”,“写出了某种真相”。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的文化景观”。
严伟英紧密结合作品指出《神雕侠侣》的爱情描写表明当时金庸的“写作思想处于重要转折阶段”。师徒相恋、女方失身两个关键情节的设计有很强的叛逆倾向。胡一刀夫人的形象标志着1959年其“言情创作步入成熟”。严伟英独具慧眼地指出,在古代男人多妻,实际生活中丐帮帮主完全可能嫖妓,婚姻常常有金钱考虑等等,而金庸一概抹去这些“世俗特征,维护爱情童话的纯洁性,维护童话人物的更高尊严”。孔庆东指出“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冯其庸一针见血地批判陈家洛献出香香公主“既无情又无义”,“表面上是陈家洛自己作出了牺牲,实际上是污辱了喀丝丽”,对才智武功兼备的美人霍青桐一掬同情泪。
本文试图在考察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相对集中全面的分析,分析对象以十二部篇的女主人公为主,她们是:《书剑恩仇录》——霍青桐、喀丝丽;《碧血剑》——夏青青;《射雕英雄传》——黄蓉;《神雕侠侣》——小龙女;《雪山飞狐》——-苗若兰;《飞狐外传》——袁紫衣、程灵素;《倚天屠龙记》——赵敏、周芷若;《连城诀》——戚芳、水笙、凌霜华;《天龙八部》——阿朱、王语嫣;《侠客行》——阿绣;《笑傲江湖》——任盈盈、岳灵珊;《鹿鼎记》例外,七个女子都不能算女主人公。
金庸赋与这些人物青春、美貌、聪敏和善良,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共同特征,真正的特征必须是人物的灵魂精髓和人格核心,是全书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性格基础”,渗透在人物的一切言行中,而且对全书思想寓义的最终形成不可或缺。按此标准,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具有如下特征:她们是“爱情动物”,有“仙化”倾向,以她们清纯的性情反衬男性世界的污浊。
爱情动物:“爱情动物”可以概括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最核心特点。
不但上述十余人,包括书中的大小配角,几乎无一例外。她们在书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功能是作为男主人公的追求者、追求对象、恋人或妻子。金庸笔下的母亲形象少而单薄。男主人公的母亲里,着墨最多的是张无忌之母殷素素。《倚天屠龙记》里前十回她实际上担任了女一号的任务,但她在书中主要是“张翠山的恋人、妻子”,而非“张无忌的母亲”。
她在张翠山自刎后毫不迟疑地殉情,当时张无忌只有十岁。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胡夫人,她殉情时胡斐尚在襁褓之中。刀白凤并没有为独子段誉选择生存。
这些“母亲”在男女爱情和母子亲情间倾向于前者,更加弱化了她们的“母亲”角色。《侠客行》后记中金庸称这部书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但闵柔是否石破天之母不能完全断定,即使假定是,金庸对其母子之情的描写仍然很单纯,没有写出深厚的层次感来。
女性在小说可能担任的两种最常见角色其中的一种淡化得近于无,使得她们在爱情中的表现更加突出。离开爱情故事的框架,她们的美丽与善良无人能赏;她们的勇敢与多情也将失去“用武之地”;她们的才艺点缀在自己的爱情里,更点缀在书中。尤其是她们的去留行止紧紧追随意中人,并且常常是女性主动相随,这在古代的真实生活中不能发生,却在金庸小说中多次出现:《书剑恩仇录》中总兵千金李沅芷“霍霍青霜万里行”,仗剑追赶余鱼同;《射雕英雄传》里穆念慈一路偷偷追随杨康,只为在窗外偷偷看他一会儿;《天龙八部》里王语嫣这个标准闺秀竟跟着慕容复万里远赴西夏,钟灵离家寻找段誉竟至脸上微有风霜之色;《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多次尾随张无忌,关键时刻就冒出来;《笑傲江湖》里仪琳和父亲不戒和尚下恒山上华山找令狐冲,而圣姑任盈盈以未嫁之身背一个青年男子到少林寺治伤,在中国古代简直匪夷所思。
为什么这种历史上乃至当代都有罕有的情形在武侠小说中并不让人感受到突兀和虚假?
诚如华罗庚所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武林(江湖)这一特定的、虚构的世界,固然非古代社会所能比,甚至也比当代社会自由。在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作者和读者达成默契,对许多社会规范和现实限制忽略不计。然而言行自由度的超现实不等于人物性格和知、情、意的超现实。“霍霍青霜万里行”令人信服,不仅因为李余二人身在江湖,更由于它符合人性的真实。在古代里可以找到许多女子愿意随恋人、丈夫远行而不得的例子。李白的《长相思》:“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杜甫的《新婚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正是有这种深沉热烈的感情做基础,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种种惊世骇俗追求爱情的言行,虽然违背历史的真实,却达到了人性的真实。
金庸笔下的男性形象不乏有情人,他们同样为爱情付出真诚和执着。
郭靖专一、杨过不羁于世俗只求真情实现、丁典的执着、段誉在爱情中的痴迷与无私……丝毫不比女性在爱情中的表现逊色。但男性形象在爱情之外还蕴含着国家政治、民族关系、社会规范与个性自由、理想人格、人生价值等等多层次、多方面的角色功能。女性形象显然远不如男性形象内容丰富。她们的整个身心投入爱情之中,她们的命运系于爱情中,她们的形象在爱情和婚姻中完成。如果可以粗略地把一个人物的结局归入“悲剧”或“喜剧”,那么女性形象不必考虑是否有事业、国家、人生等其它层面,她们只有爱情,两情相悦、得成佳偶便是“喜剧”,相思无望、遇人不淑便是“悲剧”。男性形象显然远不止此。《射雕英雄传》结尾:“两人一路上但见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由得感慨不己,心想二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对国家命运的担心主要来自郭靖,而非黄蓉。《倚天屠龙记》结尾时,张无忌事业的失落、人格的大缺憾、他关心的百姓命运,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答案,心满意足的只能是赵敏而非张无忌,更不是读者。所以,同是有情人,同在为情苦,女性形象的核心特征是“爱情动物”,男性形象则不是。
与善良纯情的女主人公们不同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怨妇。《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秦红棉、王夫人、康敏,《笑傲江湖》中仪琳之母哑婆婆。爱情的失败使她们变得乖戾、暴躁、自私,甚至狠毒。表面上的强悍独立,恰恰源于一种深刻的依赖心理和狭隘的人生境界。她们认为应该供自己依赖、欣赏自己、照顾自己的男性让自己失望了,所以她们有权不负责任、报复社会。菟丝草依附大树未遂,便变成了毒藤,终其一生也没能长成一棵树。
纵观金庸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唯一一个不能归入以上两类的例外,是《笑傲江湖》中的恒山派掌门人定闲师太。这位是得道高尼,胸怀宽广、勘破生死,坚持正义而又不拘泥礼俗,临死前将掌门人之位传给当时“声名狼藉”的令狐冲。这一惊世赅俗的选择意味着定闲师太超越了三重观念:一是门户之见——令狐冲不是恒山派弟子;二是正邪之分——令狐冲早已走上“邪路”;三是男女之别——让这个青年男子领导和管理一群尼姑。更难得的是做出这一选择时她是那么从容、自然,既无疑虑,也不自得。同为“反封建礼教先行者”,和杨过之“狂”、黄药师之“邪”相比,定闲师太无视礼教而不以为意,俯视人生而不以为傲,境界更高。囿于史实,金庸未能给定闲师太更高的声望和地位,但她的精神光辉完全不逊于《天龙八部》里的灰衣僧和《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这一女性形象是罕有的不以爱情为生命的特例,她代表的人生境界和哲理寓意超越了日常生活层面,已经极少性别色彩。
仙化: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的第二特点是“仙化”。
黑格尔认为:“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和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相适应,金庸笔下的女子普遍美丽、健康、善良、纯洁,在刀光剑影、血腥权诈之中读来,更觉清新爽目。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小器、自私、虚荣、乖戾,金庸很少写到。略有一点放到年轻女子身上,也都在可谅、可解、可怜甚至可爱的范围之内。黄蓉的小器刁蛮使人觉得是出于对郭靖的深爱;温青青吃醋吃得有些过头,但她因为自己是私生女一定很自卑,也可以理解;小龙女愿意帮蒙古人,因为他们赞成自己和杨过的婚事,有些人觉得是“不识大体”,有些人却恰恰爱她“不食人间烟火”;戚芳意志不坚,没能一直忠于对狄云的爱情,但她一生善良、命运不幸,让人叹她怜她不忍责怪她。
在对女性形象普遍进行“净化”之外,金庸营造了一系列情景交融的“美人出场”意境。每逢写到这里,文字如词赋般文雅典丽。
黄蓉第一次以女儿身出场是在梅林边的湖上,四周冰雪莹然。《天龙八部》里钟灵、木婉清、阿碧、阿朱、王语嫣,更是“美”不胜收。阿碧出场,紧接在鸠智摩和段誉的性命相博之后,气氛为之一缓。阿碧浑身上下散发着吴越文化的气息,人品与方言、山水、民俗高度浓缩在阿碧出场的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对家乡文化的深彻了解和深切眷恋,阿碧的出场不会这么精彩。《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出场神秘而幻丽,旅途之中突然把男主人邀到秀丽的园林中喝酒。金庸此处写赵敏重在写神韵,她身上各种气质混杂,每一种气质都预示看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个侧面。
仙化倾向最集中的表现在两部书的女主人公形象上。她们几乎被塑造成仙女,具有绝俗的美貌和风姿、内心纯洁天真、不知世事,心地和身上的衣服一样洁白无瑕。一是《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一是《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香香公主的美被金庸用浪漫手法大加渲染,“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蕴含着一股极大的力量,教人为她粉身碎骨,死而无悔。”香香公主的眼泪能让清军士兵愧疚自杀,让残忍鸷刻的清朝统帅兆惠“心肠竟也软了”。她的美被赋与了净化灵魂的力量,近于仙子。
香香公主的美来自她极端的纯真、善良,小龙女的美则来自她极端的冲虚、宁静。香香公主更多现实生活的气息,她有亲情关系,有政治立场,深刻地卷入了全书主要矛盾,即反清复明的红花会与清政府的矛盾。小龙女这一形象则显然是受《庄子》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藐射姑之山,有神人居焉”。她没有亲人,与古墓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感情联系。她唯一“有所求”的,是与杨过的爱情。正因为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可为之分心,她的爱情特别强烈执着。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会如此“仙化”?首先,武侠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男性,而且是通俗作品。与高雅文学相对,通俗文学主要是追求普遍性而非精英气质,追求阅读中的认同感受而非独特的个人体验,追求对现存文化的认同而非对现有文化的反思(当然,金庸小说在许多地方已经达到了雅俗共赏进而溶解“雅俗之分”的境界。不过在“仙化”女性形象这一现象上,金庸更多地倾向于通俗)。不论男性读者的文化层次、生活经历、气质性格如何千差万别,对异性美的欣赏和向往却不会相差太多。美丽的女性形象为书中的主人公,更为读者,在紧张的生活和巨大的“事业压力”之外提供了使他们愉悦、放松的审美对象。金庸采取通俗的姿态把女人美化,但不堕入庸俗。写女性和情爱时绝不涉及色情,即使在香香公主裸浴、小龙女被奸污这样“有机可乘”的情节上,作家的分寸拿捏得仍然很准。这与金庸的家世和修养关系很深。海宁查家在清代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进入本世纪,海宁查家仍然俊彦辈出。文学上有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小说家、政论家查良镛(金庸),音乐上有歌唱家蒋英(钱学森的夫人、金庸的表姐),政界有查济民先生。金庸的作品是传统文化中诞生的奇迹,他本人亦是几百年传统家学熏陶出的“宁馨儿”。
和金庸恰恰相反,古龙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现代西方观念中女性观的糟粕“兼容并包”,他笔下的女性风尘气重,他精心渲染的“林仙儿”恰恰毫无仙气。严伟英《辉煌掩不住的阴暗》对古龙小说两性观念的“恶俗”剖析得针针见血,不用我再废话。
金庸“仙化”女性的第二层原因是他在女性形象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寄托着他对理想人性、对“人应该过什么样一种生活”的憧憬和设想。香香公主是生长于大漠的回族少女,小龙女是古墓里长大的孤儿。她们与现实生活、与汉族文化、与俗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隔绝,保存着一片纯洁心田。这正折射出作者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深刻的批判,对男性处境地的无可奈何——书中的男性很难摆脱两种选择:或失其本心成为“坏蛋”,或坚持真心成为“倒霉的好人”。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没有仙化的男性形象?为什么金庸关于理想生存状况的设想没有寄托在着墨更多的男主人公身上?
男性主人公中人格高尚健全的不乏其人,但他们都很坎坷、艰难,甚至极为不幸。实际上仙化女性恰恰表明小说作者没能更深入地了解和剖析女性。金庸对男性的人格、男性的成长、男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男性的内心世界,显然远远比对女性把握得更准,体会得更透,思考得更多。这很自然,每个个体了解人类的心灵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体察自已的心灵。作家笔下的每一种情感和情境,都是他在心中经历过的。我们永远不会说出自已从未想过的言语。
小说史上一号主人公与小说家几乎总是同性别的,佳作更罕有例外。
因为不了解,所以才有幻想的空白。古今中外男性作家创造“完美的女性”,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像了解男性一样彻底地了解女性。神秘和无知成正比。他们总倾向于塑造女性形象来寄托和代表光明、爱、和平、智慧这些“圆满”的意象,大约是他们对男性、对自已失望之余,于是以为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可以开发的品种——女人。但丁的贝阿特丽采、歌德的“永恒之女性”、里尔克诗歌中潜藏的智慧沉静的女性听众,莫不如此。
反观女性作家,她们笔下女性的可笑、可鄙、可怜、可恶、可恨大多比男作家入木三分。当然女性作家也一直不断地重造人格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夏洛蒂.伯朗特的简.爱、简.奥斯汀的伊丽莎白和爱玛、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拉姆奇太太、乔治.桑的雅典娜、狄金森诗中的抒情主体,仍然是尘世凡人。她们除了明显的人格缺陷外,更和残酷纷繁的现实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她们和男性一样在挣扎、在艰难地寻求、在被压迫、在妥协,绝不是生来完美、纤尘不染。女性比男性更清醒地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仙女。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香香公主魔法般的魅力在男性世界里不论回汉、长幼、正邪都所向批麾,可到骆冰、李沅芷、周绮、关明梅眼中,她的光环消失了,还原成一个极漂亮的少女而已。周绮看不惯她,为霍青桐打抱不平,关明梅本来准备杀她,她们都认为香香公主违背了道德准则。金庸或许没有明确意识到两性眼中的“仙女”何其不同,不过他忠于生活,透露出部分实情——对女性形象的仙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天然的两性吸引和男性对女性的无知。其实,男性的恶德和弱点,女性一样不少。
人性与性别没有联系,性别只不过和时代、地域、年龄、民族一样,使人性呈现出表面的多样性。仙化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欲望和幻想的投射,而不是女性本身。
“清女”与“浊男”: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她们组成的至情至真的女性群体与权利熏心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照。
男女爱情为人类诸多感情中最强烈、最丰富、最有诗意的一种,它产生在人最敏感、最有活力的青春岁月,一直被作家们作为人类真性、真情、真心的代表和象征。文学中“爱情”的内涵几乎总是远远大于现实中的爱情。以“爱情动物”为人格核心的女性群体自然可能构成“至情至性”的载体。恰如曹雪芹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大观园里、女儿国中。
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符合历史现实和中国女性的客观状况;第二个特征“仙化”则代表了作者对女性人格的主观评价。在这两个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一看,我惊奇地发现金庸小说中“女清”“男浊”竟如此分明。
金庸揭露人性丑恶的代表作是《笑傲江湖》、《连城诀》。两部书都是寓言。《连城诀》写夺财,《笑傲江湖》写争权。人性的贪婪、自私、阴险、奸诈、凶残、虚伪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两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女性是奸邪之徒。《连城诀》里较重要的男性角色,除了狄云和丁典,全都是贪婪控制的魔鬼。书中女性形象很少:戚芳、凌霜华、水笙。
她们的家庭背景和武功学识各异,但不约而同地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保持着纯朴的心。 在未知人世险恶前,她们的纯洁善良不足为奇,动人的是在遭受邪恶欺骗和暴力迫害之后,知道了人世险恶仍然坚持着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最具有震撼力的情节是戚芳在马上就可以和狄云逃走前一刻,出于夫妻恩情去救丈夫,被泯灭天良的丈夫匕首刺胸而死。
戚芳缺乏赵敏、任盈盈那样的识人慧眼,也缺乏黄蓉、阿朱面临困难和障碍时的坚定意志,然而这个纯朴的乡下姑娘却用生命证明了她是多么无心机。《笑傲江湖》人物更多,规模更大,严伟英在《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中推测“几年后创作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仿佛从《连城诀》脱化而来”。和《连城诀》一样,《笑傲江湖》也没有“坏女人”。书中有姓名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任盈盈、岳灵珊、仪琳、曲非烟、宁中则、定静师太、定闲师太、定逸师太、蓝凤凰、老不死、哑婆婆、王夫人。她们不争名利,不施阴谋,不害人。岳灵珊移情别恋也许让一些读者忿恨,然而金庸在书中安排了足够有力的理由,没有写明而已。
一、余人彦调戏扮成酒家女的岳灵珊,林平之仗义误杀了他,表面上这条人命成为林家灭门的缘由,但岳灵珊焉能不感激林平之?钦佩林平之?
二、令狐冲在林平之入华山门下之前已经结交“采花大盗”田伯光,中间夹进另一个美貌少女仪琳,这不可能不影响岳灵珊对令狐冲的印象。
三、岳灵珊负责直接指导林平之练剑,朝夕相处。恰恰此时令狐冲在山顶面壁一年。请注意:这两件事都是岳不群安排的。从后文岳不群使“冲灵剑法”诱劝令狐冲重归华山看来,他当时完全了解独生女与大弟子的感情进度。岳灵珊是岳不群手上的一颗棋子,用好了,全盘皆活。她若和林平之成亲,岳不群则可以父亲和师父的双重身份享有他早已垂涎的《辟邪剑谱》。后来令狐冲身价飚升,他又可以把已经与林平之订婚的女儿当作最有效的诱饵来钓令狐冲。
完全可以设想令狐冲面壁那一年,心思如此缜密的岳不群不会对岳灵珊和林平之的关系无所作为。所以岳灵珊实在是一枚可怜又可悲的棋子。这枚棋子至死痴情不改,一支福建山歌伴着她走向毁灭。
“男浊女清”的对比除了体现在对财富名利权势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男女对待爱情、两性关系的不同态度上。
金庸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观都很纯洁、很现代化,男主人公爱情观高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和旧武侠小说之处,陈墨在《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中归为四点:爱情关系一对一;美女不再是给英雄的奖赏,英雄一样经历爱情的磨难;女性及其爱情故事在书中占据中心地位;将女性、爱情、婚姻视为人生重要内容。
然而金庸的浪漫精神并未阻碍他揭露男性在两性观念上的阴暗面。小说中有三处情节颇耐人寻味。
一是《笑傲江湖》中岳不群与蓝凤凰在船上会面。蓝凤凰爽朗大方、霁月光风,正是“人”该有的样子,反而引得“君子剑“和弟子们心神不宁。我以为这里的假道学可以与鲁迅的《肥皂》对比着读。
二是《连城诀》中汪啸风决意抛弃水笙的心理过程。最初他考虑过接纳被血刀老祖“玷污”的水笙——实际上未成事实。这代表了传统道德对男性“高标准、严要求”的一面,要求他们承担一切,其中也不无自视甚高的成分。然而随即另一种想法占了上风,娶一个失贞女子岂不颜面扫地?前后两种观念完全相反,然而都不是叛经离道、荒谬绝伦,它们都在正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允许范围之内。
汪啸风对水笙的抛弃含有一个前提:水笙不是人。推理如下:财产和物品没有知情意识,抛弃破损的财产不会使它们愤怒、恐惧或屈辱→抛弃水笙时不必考虑她的反应,水笙不具有知情意识→知情意识是人特有的→水笙不是人。社会道德体系很复杂,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层次适用于不同的范围,达成和平共处。尤其要注意,默许的而不是宣讲的、不成文的而不是成文的、下意识的而不是理智选择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在的生活中更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一种规范、一种价值观如果常常被学者挂在嘴上,写入文章中,刊在头版头条,恰恰证明它尚未真正溶化成为支配社会的精神力量。几曾见过有人著文号召《我们中国人要讲面子》?
三是陈家洛在霍青桐,喀丝丽两姐妹之间陷入矛盾时的心理活动:“‘——唉,难道我的内心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此处,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的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另一方面
Ⅳ 战争文学作品及人物介绍,急!!
诸葛亮(181-234),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散文家、外交家。字孔明,号卧龙。诸葛亮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出生于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县)的一个官吏之家。诸葛氏是琅邪的望族,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卫戍京师的长官)。诸葛亮父亲诸葛珪,字君贡,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诸葛亮3岁母亲张氏病逝,诸葛亮8岁丧父,与弟弟诸葛均一起跟随由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到豫章赴任。东汉朝廷派朱皓取代了诸葛玄职务,诸葛玄就去投奔老朋友荆州牧刘表。
建安二年(197),诸葛玄病逝。诸葛亮和弟妹失去了生活依靠,便移居南阳(一说河南南阳卧龙岗;一说湖北襄阳(现湖北襄樊)之西二十里隆中)隐居乡间耕种,维持生计。建安四年(199),19岁的诸葛亮与友人徐庶等从师于水镜先生司马徽。
后为了消除诸葛亮隐居地一事留下的历史纷争,清代在河南南阳做知府的湖北襄阳人顾嘉蘅写到:“功在朝廷,原不分先主后主;名高天上,何须辨襄阳南阳。”
建安十二年(207年),诸葛亮27岁时,刘备“三顾茅庐”,会见诸葛亮,问以统一天下大计,诸葛亮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首先夺取荆、益作为根据地,对内改革政治,对外联合孙权,南抚夷越,西和诸戎,等待时机,两路出兵北伐,从而统一全国的战略思想,这次谈话即是著名的《隆中对》(即《草庐对》)。
刘备听了诸葛亮这一番精辟透彻的分析,思想豁然开朗。他觉得诸葛亮人才难得,于是恳切地请诸葛亮出山,帮助他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诸葛亮遂出山辅佐刘备,联孙抗曹,大败曹军于赤壁.形成三国鼎足之势,夺占荆州。建安十六年,攻取益州。继又击败曹军,夺得汉中。二十六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三年(223年),刘备病危,以后事相托。
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勤勉谨慎,大小政事必亲自处理,赏罚严明,与东吴联盟,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实行屯田,加强战备。建兴五年(227年),上疏(即《出师表》)于刘禅,率军出驻汉中,前后6次北伐中原,多以粮尽无功。十二年,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将后事托付姜维。
千百年诸葛亮成为智慧的化身,其传奇性故事为世人传诵。诸葛亮的著述,在《三国志》本传中载有《诸葛氏集目录》,共二十四篇,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后人所编,以清人张澍辑本《诸葛忠武侯文集》较为完备。诸葛亮一生主要著作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或云后篇系后人托诸葛之名伪作)、《隆中对》。诸葛亮娴熟韬略,多谋善断,长于巧思,曾革新“连弩”,可连续发射10箭;作“木牛”、“流马”,便于山地军事运输;还推演兵法,作“八阵图”。
诸葛亮的纪念古迹很多,全国有数十处。旅游观光者络绎不绝。
全国最早的武侯祠在陕西汉中的勉县。勉县武侯祠乃天下第一武侯祠。勉县武侯祠建于景耀六年(公元二六三年)春。诸葛亮为蜀汉丞相,生前曾被封为“武乡侯”(武乡在今汉中市的武乡镇),死后又被刘禅追谥为“忠武侯”,因此历史上尊称其祠庙为“武侯祠”。现勉县武侯祠巍峨壮观,规模宏伟,有七院六十余间殿宇,既是凭吊先贤之所,又是文物游览之地。更有意义的是,勉县武侯祠所在地乃诸葛亮当年赴汉中屯军北伐的“行辕相府”故址。
目前最出名的除成都武侯祠、勉县武侯祠外,还有南阳武侯祠、白帝城武侯祠、云南保山武侯祠和祁山武侯祠等。此外,还有建于唐代前的五丈原诸葛庙,建于明代的武侯宫(湖北蒲圻),建于建安时期的黄陵庙(湖北宜昌)等。浙江兰溪的诸葛镇,因诸葛亮子孙世代群居此地而得名。明万历年间始建丞相祠堂,距今已历三百七十余年。丞相祠堂有古建筑五十二间,内设诸葛亮灵位。近些年,兰溪丞相祠堂渐负盛名,影响日盛,是兰溪一大史迹和揽胜之地。
Ⅵ 如何做小说阅读题
小说类阅读题专题教案
在各式文学作品中,最普及最流行的体裁要算是小说,别林斯基曾说过,什么书最被人爱读和争购?乃是小说。同样,在全国各地的高考试卷中,小说也有出现的趋势,以它为命题材料,用来检测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既然大家如此关注它,那么我们该如何解答小说类阅读分析题呢?
大家都知道,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小说有其自身的特点,那就是:故事情节完整,人物个性鲜明,环境描写逼真,主题思想深刻,构思角度精巧。这样,我们在阅读小说时就应该从这些方面入手,捕捉答题技巧。下面笔者将通过具体例文来谈谈解答小说这一文体的解题要领,供大家参考:
木 笛
南京乐团招考民族器乐演奏员,其中一名木笛手。
应试者人头攒动,石头城气氛热烈——这是一个国际级乐团,它的指挥是丹麦音乐大师,这位卡拉扬的朋友长期指挥过伦敦爱乐乐团。
招考分初式、复试和终试三轮。两轮过后,每一种乐器只留两名乐手,两名再砍一半,二比一。
终试在艺术学院阶梯教室。
房门开处,室中探出一个头来。探身者说:“木笛。有请朱丹先生。”
声音未落,从一排腊梅盆景之间站起一个人来。修长,纤弱,a一身黑色云锦衣衫仿佛把他也紧束成一棵梅树。衣衫上的梅花,仿佛开在树枝上。走进屋门,朱丹站定,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他的木笛。之后,抬起头,他看见空蒙广阔之中,居高临下排着一列主考官。主考席的正中,就是那位声名远播的丹麦音乐大师。
大师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打量朱丹。那种神色,仿佛罗丹打量雕塑。
半晌,大师随手从面前的一叠卡片中抽出一张,并回头望了一下坐在身后的助手。助手谦恭地拿过卡片,谦恭地从台上走下来,把那张卡片递到朱丹手中。
接过卡片,只见上面写着——在以下两首乐曲中任选一首以表现欢乐:
1.贝多芬的《欢乐颂》;2.柴可夫斯基的(四小天鹅舞)。
看过卡片,朱丹眼睛里闪过一丝隐忍的悲戚。之后,他向主考官深深鞠了一躬。抬起眼睛,踌躇歉疚地说:
“请原谅,能更换一组曲目吗?”
这一句轻声的话语,却产生沉雷爆裂的效果。主考官有些茫然失措起来。
片刻,大师冷峻发问:“为什么?”
朱丹答:“因为今天我不能演奏欢乐曲。”
大师问:“为什么?”
朱丹说:“因为今天是12月13日。”
大师问:“12月13日是什么日子?”
朱丹说:“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久久,久久,一片沉寂。
大师问:“你没有忘记今天是什么考试吗?”
朱丹答:“没有忘记。”
大师说:“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艺术前途应当懂得珍惜。”
朱丹说:“请原谅——”
没等朱丹说完,大师便向朱丹挥了挥手,果断而又深感惋惜地说:“那么,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听到这句话,朱丹顿时涌出苦涩的泪。他流着泪向主考席鞠了一躬,再把抽出的木笛轻轻放回绒套,转过身,走了。
入夜,石头城开始落雪。
没有目的,也无需目的,朱丹追随雪片又超越雪片,开始他孤独悲壮的石头城之别。朱丹不知不觉走到鼓楼广场。穿过广场,他又走向坐落在鸡鸣寺下的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
临近石碑是一片莹莹辉光,像曙色萌动,像蓓蕾初绽,像彩墨在宣纸上的无声晕染。走近一看,竞然是一支孩子方阵。有大孩子,有小孩子;有男孩子,有女孩子;他们高矮不一,衣着不一,明显是一个自发的群体而不是一支组织的队伍。坚忍是童稚的坚忍,缄默是天真的缄默,头上肩上积着一层白雪,仿佛一座雪松森林。每个孩子手擎一支红烛,一片红烛流淌红宝石般的泪。
纪念碑呈横卧状,像天坛回音壁,又像巴黎公社墙。石墙斑驳陆离,像是胸膛经历乱枪。
顷刻之间,雪下大了。雪片密集而又宽阔,仿佛纷纷丝巾在为记忆擦拭锈迹。
伫立雪中,朱丹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木笛,轻轻吹奏起来。声音悲凉隐忍,犹如脉管滴血。寒冷凝冻这个声音,火焰温暖这个声音。坠落的雪片纷纷扬起,托着笛声在天地之间翩然回旋。
孩子们没有出声,孩子们在倾听,他们懂得,对于心语只能报以倾听。
吹奏完毕,有人在朱丹肩上轻轻拍了一下。
回头一望,竟然是那位丹麦音乐大师。朱丹十分意外,他回身向大师鞠躬。
大师说:“感谢你的出色演奏,应该是我向你鞠躬。现在我该告诉你的是,虽然没有参加终试,但你已经被乐团正式录取了。”朱丹问:“为什么?”
大师略作沉默,才庄重虔敬地说:b“为了一种精神,一种人类正在流失的民族精神。”
说完,大师紧紧握住朱丹的手。朱丹的手中,握着木笛。
1、文章主要写了和音乐大师有关的哪几件事?请用简洁的语句一一概括。
2、阅读全文,结合朱丹的言行,在空格处把小说情节补充完整。(每处不得超过6个字)
请求更换曲目— —伫立纪念碑前— —终被乐团录取
3、文章中对“雪”的描写有什么作用?
4、文章的主人公朱丹是一个怎样的人?请简要概括。
5、这则故事揭示了什么主题?从中你受到什么启发?
6、文中两次写朱丹“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木笛,意图是什么?
7、文章a处写朱丹穿“一身黑色云锦衣衫”的用意是什么?
8、文章b处画线句子在文章中起什么作用?
9、在大雪中出现了“孩子方阵”,这一细节描写说明了什么?
10、请你说说这篇小说在艺术构思的2点特色。
一、故事情节的把握。 把握好故事情节,是读懂小说的关键,是欣赏小说艺术特点的基础,也是整体感知文章的起点。命题者在为小说命题时,也必定以此为出发点,先从整体上设置理解文章内容的试题,其中最为典型的题目是概括故事情节,实现整体感知。具体说来,大致包括以下三种题型:①用一句话或简明的语句概括故事情节,②文中共写了哪几件事,请依次加以概括;③用填空的形式概括小说的部分内容(包括指出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四部分中的某一方面)。上文中第一、第二题就属于这种类型;面对这种试题,我们该从何下手呢?
我们知道,对事件的完整叙述,我们必须按照何时何地何人做何事的格式加以概括(材料本身未涉及的除外),万万不能粗枝大叶,丢失了本该有的要素,此为其一;其二,由于事件的复杂性,我们在概括故事情节时,要避免前后情节的相互交错,还得注意事件涉及的对象,做到前后一脉贯通。
第一题实际上包括了三点要求:一是概括事情,二是与大师有关的(与朱丹有关的事就不要),三是语句要简明。明白了这个道理,答案就马上得到:①在考场上,大师拒绝了朱丹更换曲目的要求;②大师在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前找到了朱丹,并把正式录取的消息告诉了他。第二题的解答与第一题基本相同,需要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要充分利用已知的信息源——题干中已概括的故事情节,我们可以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把它们暂时删除,这样情节就显得比较简明,便于迅速找准目标,正确概括;二是故事情节的对象是朱丹(与大师有关的事就不要),这样,两个空格的答案就是:“被拒离开考场”和“吹奏悼念亡魂”。
附带一提的是,如果要求把小说所有的事情都一一概括出来,就只要把第一和第二题的答案加在一起就行了;倘若要具体指出故事情节的四个部分,其方法大致相同——先概括比较后正式确认,这里就不再具体阐述。
二、人物形象的揣摩。
文学即人学,以叙事为主的小说更是以写人为中心。因而在阅读小说时,命题者自然会从分析人物形象这一角度设置试题,具体说来,大致包括三种题型:①指认小说对人物进行描写的具体方法,②概括指出人物的性格特征,③对文中人物进行客观公正的评析(包括作者自身对人物的态度和读者对人物的评价)。
面对这些题型,我们该如何解答呢?一般可从四方面揣摩:第一,重视小说中人物的身份、地位、经历、教养、气质等,因它们直接决定着人物的言行,影响着人物的性格。第二,通过人物的外貌、语言、行动、心理描写揭示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第三,小说里的人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活动的,所以分析人物就应把他们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去理解。第四,注意作者对人物的介绍和评价。例文中的第四、第六和第七题就属于此类。
第四题是对朱丹这一人物的综合考察,首先他具有出色的音乐才华,这主要表现在:①是两位参加决赛的选手之一;②从纪念碑前的吹奏可以看出他具有很高的音乐才华,大师的高度称赞和最终被音乐学院录取也证明这一点。同时他具有崇高的民族精神,这主要表现在:①宁可落选也不愿吹奏欢乐曲,②到南京大屠杀纪念碑前凭吊死难同胞,并吹奏起悲壮的木笛。由此可知,朱丹是一位具有出色音乐才华,而又有崇高民族精神的人。
第六题是动作描写和细节描写,写朱丹两次“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木笛,说明他对木笛的珍爱,而木笛是一种中国民族乐器,其意图显而易见:表现朱丹对民族音乐的挚爱。第七题属于外貌描写,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特殊打扮,自然有特殊的用意,我们只要再结合“请求更换曲目”和“伫立纪念碑前”这两件事去思考,问题就可得到解决:暗示朱丹对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的深切悼念。
三、环境描写的作用。
环境描写是小说艺术的一个重要内容,小说的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描写对揭示小说的中心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自然环境描写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在中考试题中,常见的题型有三种:①在文中准确地找出描写环境的句子,②就指定的环境描写说出其作用。③依据文章内容发挥想象续写一段环境描写。例文的第三题就属于这种类型。
面对这种题型,我们可从五方面进行思考:①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②暗示社会环境,揭示社会本质特征。③揭示人物心境,表现人物性格。④渲染气氛。⑤推动情节的发展,为刻画人物作铺垫,打基础。明确了解题的思路,我们就可以联系上下文来分析文章对“雪”的描写所起的作用:①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时令节气,渲染了一种悲壮的气氛,②烘托主人公朱丹和音乐大师纯洁高尚的美好心灵,凸现了少年儿童心灵的洁白无暇。
四、作品主题的挖掘。
小说的主题是小说的灵魂,是作者的写作目的之所在,也是作品的价值意义之所在。主题的深浅往往决定着作品价值的高低,因此,欣赏小说必须欣赏小说的主题。在高考阅读测试时,常见的题型是:①找出体现小说主题的句子(或用自己的话概括作品的主题);②读了全文后,文章让你明白了什么道理(本文对你有何启迪?谈谈你的一点体会);③结合全文主题,谈谈你对某一句话(某一个问题)的理解或看法。例文第八和第五题就是属于这种类型。
那么,如何把握小说的主题呢?一是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形象入手;二是联系作品的时代背景及典型的环境描写,认识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上所打上的时代烙印,把握住人物形象所折射出的时代特征——达到揭示小说主题的目的;三是从小说的精巧构思中把握作品的主题。
明确了解题思路,我们就对之作简要的分析:第八题画线的句子既是朱丹被录取的根本原因,也是朱丹的人格魅力之所在,更是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这样该句在文中的作用就自然得出:揭示文章中心,深化文章主题。第五题是直接要求归纳主题,其解题方法除了从文中找出点题句外,还可以从人物的性格、故事情节上开窍:才华横溢固然重要,但具有崇高的民族精神更值得敬佩。作为一名中学生,要不忘民族的耻辱,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知识丰富、能力突出的有用之才,成为时时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卫士。
五、精妙技巧的捕捉。 质量上乘的作品,离不开精妙的写作技巧,这是因为写作技巧是作家驾驭文学语言,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及表达方式、修辞手段等,来构思文学作品塑造文学形象时所表现出的熟练的而又独具特色的艺术才能。在中考试卷中,捕捉精妙技巧的题型主要有三种:①文中运用了什么表现方法(细节描写、象征、对比、衬托、铺垫、照应、悬念、巧合等)以及用它塑造形象时所起的作用;②文中特有的表达方式(记叙、描写、说明、议论、抒情)是如何为作者表情达意服务的;③在语言运用上有何特点(例如:语言精炼、句式整齐而有节奏感、用词准确而形象、词语丰富而多样),给读者提供哪些艺术审美情趣。
第九题在表面上是要说出细节描写在文中的用意,其实质却是分析小说巧妙的构思在文中的作用:“孩子方阵”的自发出现,表现了像朱丹一样具有民族精神的人并不是少数,孩子们的背后暗含着一股强大的力量——父辈们的教育,这样就使朱丹的举动更具有典型意义,从而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第十题是从整体上把握小说在艺术构思上的特点,我们只要知道一些常见的精妙技巧,答案就瓜落蒂熟:①情节曲折生动,结局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②细节描写生动细致。③场面描写庄严凝重,真切感人。④对比手法的运用。
Ⅶ 文学阅读有哪些类型
按载体分为:口头文学、书面文学、网络文学三大类。
按地域分为:外国文学、中国文学等。
按读者年龄分为:儿童文学、成人文学等。
按读者群体及内容分为: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或大众文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宗教文学等。
按内容分为:史传文学、纪实文学、奇幻文学、报道文学等。
按表达体裁分为: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新韵文、戏剧、歌剧、剧本、民间传说、寓言、笔记小说、野史、童话、对联和笑话等;其他如史传、哲理、赋、骈文、小品文、文学批评、有文字剧情架构的电脑游戏与动漫等。
按创作理念分为: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等。

(7)小说阅读人物专题扩展阅读
对文学体裁的分类有不同的标准,因而也有不同的分类法。
“三分法”根据文学作品建构审美意象的不同方式,把文学体裁分为三大类。即:叙事类、抒情类、戏剧类。“四分法”根据文学作品在意象建构、体裁结构、语言运用、表现方法等方面的不同,有四分法: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
“三分法”根据塑造形象、反映生活的不同方法来分类,抓住了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的一些重要的基本特点,具有相当强的概括力。但是,它仅仅从叙事的、抒情的、戏剧的这三个不同的方面来分类,忽视了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在体制、结构、语言等其他方面的特点,因而把一些基本特点相同的、本来应同属一类的文学体裁,分割开来了。
例如,把诗歌中的行情诗和叙事诗,散文中的抒情散文和叙事散文,生硬地割裂开来,分别归人两类。这样做的结果,抒情诗和叙事诗、抒情散文和叙事散文的共同特点,反而易于被忽视。
“四分法”的长处归纳起来,划分时不但注意到塑造形象的不同方式,而且也注意到体制上的差别,比较符合我国的传统习惯。在定名上比“三分法”具体,容易掌握,容易把它的名称同它的特点联系起来。小说这种体裁从产生以后,发展很快,特别是近代以来,它在文学创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把它独立划分为一大类,符合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