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敏小说白衣在线阅读

Ⅰ 上海455医院皮肤科赵鲁敏

这个会有缓解作用，不一定能治得好，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Ⅱ 陈忠实小说反映的是历史还是现实

从放逐意义到重建意义的现实主义文学主潮——小说创作30年概说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当代文学也是如此。新时期文学肇始于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过来，一直走到新世纪，也是30年的历程。在我看来，改革开放这30年的文学丝毫不会逊色于现代文学的30年。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开创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得到了有力的继承，其中就包括以社会担当为宗旨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改革开放30年可以说是为现实主义文学主潮推波逐浪的30年，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小说创作之中。
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首先为现实主义的正本清源提供了可能性。现实主义文学不仅意味着一种创作方法，也意味着一种世界观，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是以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为根本原则的。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强调对自然、现实的忠诚态度，是人类最早成型的世界观，与人类的思维史相伴而生。它体现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中，最基本的内涵便是要求文学艺术客观再现社会现实。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曾经在政治的强烈干预下将一些偏执的观点推向极端，出现了叙事与意义之间的严重错位。因此，粉碎“四人帮”之后，文学界在清理和批判过去在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偏执观点时，势必就要对以往的宏大叙事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建立起新时期文学的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使现实主义的叙事与意义协调起来，再一次发挥了现实主义文学干预社会、启迪心智的巨大作用，也为改革开放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中短篇小说创作几乎就像尖刀兵一样正面出击，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改革文学，作家紧跟着时代的步履，一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作品应运而生，《人到中年》、《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蝴蝶》、《啊》、《大墙下红玉兰》、《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祸起萧墙》、《张铁匠的罗曼史》、《绿化树》等，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尤其可贵的是，作家们在较短的时间内还写出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将军吟》《平凡的世界》等直接表达社会心声的长篇小说。由此可见，新时期开始的小说创作充分展示了拨乱反正宏大叙事的社会和思想功效。随着现实生活的日新月异，作家们感到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难以表现新的现实，现实主义的叙事与意义之间再一次出现紧张的关系。一些作家试图解除现实主义叙事中的意义承载，于是就有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新写实”潮流。“新写实”强调零度情感，强调原生态，强调还原生活。它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更加注重日常生活写作，接近普通人的情感世界，也大大拓宽了小说的思想空间。如《风景》、《烦恼人生》、《新兵连》、《塔铺》、《官场》、《一地鸡毛》、《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所反映的均是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普通人的世俗生存状态；而像王安忆的《长恨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女性写作，承续了现代文学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日常生活叙事传统，关注人的命运和人生问题。第二个后果则是使现实主义文学有了疏离意义、放逐意义的倾向，一些作品越来越形而下，甚至演变为欲望化写作。总的来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现实主义在社会转型的现实面前，其意义承载力受到严峻的考验。现实主义作家们在不断地探索和追求。陈忠实的《白鹿原》力图跳出革命史叙事的樊篱，挖掘出中国现代农村变迁的深厚文化内涵。张承志的《心灵史》、史铁生的《务虚笔记》等作品完全摆脱了宏大叙事的政治功利性，直接进入到人的精神层面，仍然体现出现实主义的思想力度。这段时期可以看做是现实主义文学由放逐意义向重建意义转化的过渡时期。
自90年代向纵深发展以来，中国进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伟大时代，对现实主义文学提出了挑战。显然，那种完全形而下的叙事甚至欲望化写作，是不可能真正再现这一现实的。作家们首先需要对时代特征作出新的意义阐释。于是现实主义文学开始了重建意义的探索。这个重建意义是建立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之上的，它大大开阔了现实主义的叙述空间和叙述能力。从现实感出发，作家追求的是社会意义，以鲜明的批判精神直面现实问题。曹征路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家。如他的《那儿》、《豆选事件》以鲜明的现实主义态度直视社会现实中的政治问题，以强烈的批判精神臧否现实。还有如刘继明、胡学文、陈应松、刘庆邦等一批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在反映现实生活中，承续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思想，揭示了当代社会的“新国民性”问题。重建意义还体现在小说精神内涵的扩充上。如迟子建、鲁敏、钟晶晶等作家始终不渝地发现人性美好善良品质；而像蒋韵的《心爱的树》、葛水平的《喊山》、温亚军的《驮水的日子》等完全是从精神性进入构思，充溢着绵长的人文情怀。新世纪以来更涌现出一批意义深厚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如张洁的《无字》，充分吸收了现代思想成果，对历史和现实的把握更加清醒更加透彻，作者通过一个爱情故事来回顾和总结历史，驾驭自如地涉及到政治、文化、经济各个方面，对历史的认知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高度，这种深度和高度是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传统现实主义所无法达到的，这是现代思想烛照的结果，也充分展示了现实主义思想实践的广阔性。铁凝的《笨花》，关涉到20世纪以降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革和中华民族最深重的灾难，但如此宏大的主题却是通过华北平原的一个山村里日常生活的肌理展示出来，小说通过一个山村的故事将伟大与平凡、国事与家事、历史意义与生活流程融为一体，不仅化解了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两种叙事方式的冲突，而且组织在一个结构中，浑然成为一曲交响中的两个主题，大大拓展了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贾平凹的《秦腔》，直面乡村的矛盾和困境，敏感地抓住了现代化给农村造成的巨大冲击，以及在这种冲击下乡村复杂的情绪，为逐渐消逝的农耕文明唱了一曲悲伤哀婉的“秦腔”，贾平凹怀着一种敬畏之心去书写这一切，浓烈的故乡之情讲述农村的深刻变化，表现出作者对乡土中国在改革年代命运的忧思。范稳的《水乳大地》，通过滇藏地区一百年间的轰轰烈烈的故事和变迁，以及几大宗教的交融和对人心的浸润，展示了信仰的力量，表达出对信仰的召唤和敬意。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以史诗性的结构和繁复的叙述，重绘了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地图，表达出一种和平与和谐的人文理想。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重新复活了曾被拨乱反正叙事埋没的赤脚医生这一重要的历史存在，有意将理性与非理性、现实与超现实、正常与非正常并置在她所述的历史对象“赤脚医生”里，在历史的错缪中去展示人物和人心，在追问历史中重绘历史版图，体现出一种时代高度的历史辩证法。
改革开放30年为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而现实主义文学也以丰硕的成果馈赠给改革开放时代。从放逐意义到重建意义，现实主义文学达到叙事与意义之间新的和谐，呈现出崭新的活力。

Ⅲ 电视白色巨塔 日韩中三个版本内容都是一样的吗

个人意见，韩版是照抄日版的，内容一样，逊色很多。

台版因为有言承旭，请lz不要介意，不喜欢，但还是值得一看吧，内容是不一样的

日版是以前天天看的，特别是财前最后无法救活的时候，对他又爱又恨，人性的把握很真实、到位，揭示出生活中的不如意，或许结局的歌声我罪已救赎感触很多，推荐日版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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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版[现实主义+偶像剧] 作者：侯文咏

简介：
权力、金钱、地位
人生告诉你这些是最重要的
像是一座巨塔，将每个人都封锁在里面
诱你一直往上爬，谁也走不出去
除非，你够勇敢。
摆脱人生所告诉你的这一切，能够真的明白…
人生，其实只是一场骗局
到了最后，你就会知道
原来最重要的，都不重要了…

一样的白色医袍下，各自包裹着不一样的心情，看似圣洁宁静的白色巨塔里，正悄悄酝酿着一场无法遏止的权力斗争，内科与外科主任为了角逐医院院长的职务，两派人马剑拔弩张，一场尔虞我诈的人性角力就此展开…
演员：
言承旭饰苏怡华、 戴立忍饰丘庆成、 吴孟达饰唐国泰、 张钧甯饰关欣
剧情梗概：
有一座白色的塔，里面的人都拼命的往上爬，因为他们相信到了塔顶就可以看见天空，但是塔里没有楼梯，他们必须踩着彼此的身体，才有往上爬的可能，在先来后到的逻辑下，早来的人、懂得方法的人，总是可以得到优先权。因为塔里没有楼梯，他们必须踩着彼此的身体，才有往上爬的可能。
在先来后到的逻辑下，早来的人、懂得方法的人、有强烈的欲望想爬上去的人，总是有机会爬的快一点。这是一个塔，也是一个战场，所以时时需要消毒、整理，因为伤痕累累血迹斑斑，同时，塔里却也不断的制造新生命或修补毁坏的生命，这是往上爬必须的代价。 有一个人，终于有一个人以为他到了塔顶，触摸到那个他以为是阳光落下来的窗子，才发现窗子原来早就锁起来了，永远都打不开，他才发现穷其一生，用一切来交换往上爬的机会，原来换到的只是一个锁住的窗户。
电视台：台湾中视
剧长：39集
我的评价：值得一看，更值得反复回味！很有哲理，给人反思。原著、电视剧都是好作品！支持！但比起日版来,场景影响度阵容投资等还有一定差距.
英文片名：使用双片名.《The Hospital》(与日剧相同)《White Tower》
播出:美国,加拿大,新加坡ING. 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已播出.
推荐等级：★★★★☆

日版[经典]
作者：山崎丰子（也译作山崎美子）
简介：日本富士电视台45周年台庆剧，改编自山崎丰子同名小说，汇聚了众多大牌明星，阵容极为豪华。唐泽与江口相隔11年再度连手演出。在剧中，一个追求权力与名誉，一个重视人命，两个对立的医生在大学医院产生的人性挣扎并揭示医疗体系中的黑暗面，故事题材独特，有别于千篇一律、不是谈情便是说爱的故事。拍摄认真、细腻，手术场面比ER(《急诊室的故事》)更迫真，全剧气氛可比美《无间道》。因此，收视表现出色，结局篇关东地区录得32.1%，关西地区更有39.9%，是近年少见的超高数字。
白色，象征着崇高的专业知识和伟大的济世使命，亦是医护人员的代表颜色。白色巨塔，是指故事发生之地，一个集合拯救生命及培育下一代的地方--大学医院。然而，在表面宁静的巨塔里，一场场尔虞我诈的人性角力，正激烈竞逐上演。
演员：唐泽寿明－财前五郎 江口洋介－里见修二 黑木瞳－花森庆子
我的评价：很好看的一部电视剧，央视配音有待加强，不愧为日剧经典之作！
播出:亚洲各国已播.
推荐等级：★★★★★

韩国版
简介：
韩国版本《白色巨塔》由SBS电视台（首尔放送）制作拨出。每周日拨出一集。系合法购买重拍版权的作品。情节，布景，道具与富士电视台2002年版本相比几乎是完全移植。韩国演员金明敏扮演“财前五郎”（剧中名字：金明敏）。车仁表客串“菊川升”（剧中名字：鲁敏国）。李善钧扮演“里见修二”（剧中名字：崔度英）。金宝京扮演“花森庆子”（剧中名字：姜熙才）。
SBS电视台特别花费1900万日元（1亿9千万韩元）搭建出与原版相差无几的手术室布景。
播出:韩国ING...
我的评价：完全照抄日版!烂剧!不值一看!不要破坏<白>剧在我们心中的好形象!
推荐等级：★★★

Ⅳ 白色巨塔的故事梗概

财前五郎所在的国立浪速大学附属医院“外表看来似乎充满学术的神圣和时代的进步精神，然而在这堵厚实而坚固的围墙里，却充斥着封建的人际关系和特殊的组织结构所织成的关系网。

”其第一外科医局成员超过六十人，设置一名教授、一名副教授、两名讲师、十八个有薪助手，其余全是无薪助手和研究生。

财前五郎就是在这样的医疗人事制度下从无薪助手一步步熬成副教授，在这样的环境中想在东教授退休后成为教授。万一财前五郎错过此次东教授的退休机会，就一辈子也无法成为国立浪速大学的教授。

因为浪速大学医学院规定教授的退休年龄是63岁，财前五郎已经43岁了，因此他万一无法顺利升格为教授，就永远失去了角逐教授宝座的机会。

而且在教授选举中，仅靠自身精湛的医术是远远不够的，而要由临床十六科及基础十五学的31名教授所组成的医学院教授会投票表决。这表面看起来很民主，但实际上这31名教授分属各个派别，因此财前五郎不得不依靠岳父财前又一雄厚的经济实力并且拉拢医学部长鹈饲和医师公会会长岩田重吉，卷入了残酷的权力斗争的漩涡。

财前五郎在夺得教授职位前，就因为傲慢惹恼了前任教授东贞藏。当特诊病人家属提出希望由财前五郎操刀的要求时，他并没有极力推辞，反而欣然应允；并不经教授同意私自接受杂志采访，并被冠以“食道外科的新权威”……

这种种行为引起了东教授的强烈不满，因此在教授选举中本来应该最支持财前的东教授却秘密和第二外科今津教授联盟，推举金泽大学菊川教授，以此来打击财前五郎，为财前五郎的当选设置了巨大的障碍。

及至财前当上教授，为佐佐木庸平做手术，他的傲慢发展到了顶峰。在手术前，佐佐木庸平肺部X光片显示肺上有一个小指头般大的阴影，财前五郎并没有做肺部断层摄影，贸然诊断为肺结核的旧病灶。即使内科副教授一再强调必须让病人做断层摄影，财前五郎还是粗暴地拒绝，一意孤行，坚持己见。

因此酿成了惨祸，导致病人在术后两周死亡，财前五郎也因此被病人家属告上了法庭，这也成了他人生的分水岭。在官司缠身，竞选学术会议会员的双重压力下财前五郎忽视自己的健康，最后病入膏肓，含恨离世。

创作背景

20世纪60年代以后，山崎丰子的创作风格逐渐凸显了现实主义的浓厚色彩，有感于对当时日本社会医疗体制的种种弊端和黑幕，创作反映了当时社会问题的长篇小说《白色巨塔》。

据日本的有关媒体透露，山崎丰子在创作这部小说前，曾因病住院治疗，住院治疗的那段时光，山崎因对于日本大学医院种种封建、腐朽、官僚的医疗体制的内心触痛为灵感创作了这部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直面日本社会现实问题。

作者山崎丰子在这部小说出版后记中写道：“医疗现场必须时时刻刻面对生死，其中的明争暗斗、人性纠葛，想必比一般社会要来得更明显。这样的环境深深吸引了我，当初写作动机就是如此单纯。

Ⅳ 鲁敏的作品评论

近年来，鲁敏的小说创作声誉日隆，特别是她的中、短篇小说。在“文学已死”或“向死而生”的各种议论中，鲁敏固执己见不为所动，她坚持要接近或靠近她希望得到和看到的东西。于是，就有了她百余万字的小说创作。在鲁敏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历史是一个隐约可见的线索或参照：它似乎不那么明确，但从来也不曾消失。它像幽灵一样若隐若现又无处不在。于是，历史对于鲁敏来说，因神秘而挥之不去，小心翼翼又兴致盎然。《白围脖》可以看作是鲁敏的成名作。也可以看作是一篇关于欲望的叙事：人物自身的欲望、叙事者窥探人性的欲望。人世间最隐秘的角落撕开了面纱，一切就这样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世风代变，曾经有过的刻骨铭心，在今天完全成了没有责任的身体大战。对人性的揭示，也是对世风的不屑：人的内心深处竟如此的龌龊不堪。在“恶”的意义上，鲁敏把人是看到骨子里了：再也没有隐秘，再也没有隐痛。在这部小说里，婚外情就如同社会查贪官，不查则已，查谁谁有问题。崔波、忆宁、王刚、崔波太太都是如此，甚至母亲也在偷偷地看黄碟。一个情欲泛滥的时代、一个身体空前解放的时代，就这样在鲁敏的笔下被残酷又真实地呈现出来：无须回避、没有歉疚、相互报复、破釜沉舟，一切都可以随心所欲登峰造极，可以不计后果，因为没有后果，每个人都是施加者也是承受者。
但是，这也是一个隐约地向父亲致敬的文本。是情感倾斜父亲的小说。父亲的时代毕竟还有情天恨海、有义无返顾和刻骨铭心的情义。母亲是受害者，但她的不值得同情不是因为她应该受到伤害，而是因为她的虚伪。她对丈夫和性事的虚伪，对女儿和道德的虚伪。小说在人心最隐秘的角落展开，把世间最私秘的东西撕破了给人看。但这里没有快意，只有“暗疾”。父亲/母亲是历史的表意符号，但被小说放逐的父亲更具历史意味，遥远的往事因他的缺席显得更班驳和迷离，他对“小兔子”致命诱惑的犹疑、矛盾以及“案发”之后“屡教不改”的决绝，不仅表达了那个时代真诚的“愚顿”和情感方式，同时也使后来忆宁们的肉体搏斗索然无味。母亲同样也意味着“过去”，但岁月使她更像是一个历史的“遗民”。如果说父亲的离去是嘎然而止恰倒好处的话，那么母亲则因长久孤寂的举止变形，使她成为一个名实相符的卑琐的多余人。在这里，鲁敏无意识地摆脱了“历史崇拜”的羁绊，而没有成为一个危险的“怀旧病”患者。
《墙上的父亲》，可以理解为一个恋父的故事。有趣的是，这也是一个缺席而又无处不在的父亲。他被挂在墙上的那一刻起，他的历史就已经停止，他成了女儿们只可想象而难以亲近的遥远存在，就像一个幻觉。他就那样在墙上注视着妻女们的庸常生活。小说对日常琐屑生活无比厌倦，但在精细的细节叙述中似乎又表达了作家深切的迷恋。柴米油盐、婚配嫁娶、家长里短，将庸常无比的生活在真实犀利甚至尖刻的话语叙述中彻底撕裂。但惟有父亲不能遗忘，他那难以复原的历史如影随形，在与现实的比较中神秘而久远。
在鲁敏的许多小说中，都有意无意地接触到诸如文革、赤脚医生、老三篇、欢呼最高指示等历史事件。这些事件鲁敏不曾经历，在现实中也已了无痕迹，但鲁敏还是兴致盎然地一再触摸，她难以深入其间又欲罢不能。于是，历史对鲁敏来说，就像一个经久不息的未了心愿、一个挥之不去的巨大情结。
在鲁敏的小说创作中，对人性“暗疾”有过长久的关注，曾是她顽强探索的重要主题。对人性“暗疾”的文学兴趣，使她对此穷追不舍，不依不饶。《暗疾》将最寻常生活中普通人琐屑不堪的日子和卑微的希望，淋漓尽致地书写出来。小说的细部荒诞而夸张，父亲“神经性呕吐”一触即发、姨婆对“大便”的关注乐此不疲、母亲对“记帐”兴致盎然、小梅的“退货强迫症”一直延续到婚礼等等，每个人都有“暗疾”，它的普遍性构成了生活的整体荒诞。这是先锋文学的遗风流韵。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暗疾”不是抽象的，鲁敏对其描述的细致耐心又刻薄：“父亲总在最不该呕吐的时候突然发作，比如，梅小梅带同学回家聚会，在商场挑选彩电，送外地亲戚赶火车。好好的，父亲突然捂起嘴，快速地跑向最近的卫生间或马路边的大树下，黄褐色的汁液等不及地从他的指缝间流出，他不得不就近蹲下来，姿势难看地用手把着门框或路牙子，把头尽量地往前伸，像个晕车的人那样孱弱地呕吐。”
母亲“清晨从早市回到家，她总坐在光线不足的小客厅里，一样样仔细回忆：菜秧，1.5，尾骨肉，9.3，生姜，0.8，洗衣粉8.9……若是去了超市，收银条儿上的明细也要加以抄录……接着，她会计算出当天的用度总和，再算出与总钱数之差，填在最后一栏，相当于会计帐里的“余额”，她把小钱包翻出来，纸上的余额与钱包里的钱数一碰。平了。她心满意足，面呈安详之色。一天最完美的开始。”
更荒诞的是婆姨对大便的持久兴趣，她甚至可以和客人像讨论其他问题一样讨论大便的次数和时间。但小说温和中有锋芒，庸常中有节操，姨婆、父亲、母亲、梅小梅等，呼之欲出跃然纸上。结尾处，在小梅幸福溢满的婚礼上，突然晴空响雷，炸碎了精心铺陈的所有琐屑和无聊：小梅要求和坚守的底线还是不可洞穿或出让的。
像《取景器》、》《跟陌生人说话》等作品，都对人性中不堪或幽暗的角落做了痛快淋漓的揭露或批判。在《取景器》中，无论在怎样的角度上艺术地再现“人物”，表达情感，鲁敏仍然不能掩饰她对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的失望：“我知道几乎所有的男人、包括一部分女人，都认为爱情必定要跟性有关，性，可如明镜鉴忠心、如烈火烹热油。可是，人是多么古怪而不知惜福的动物，爱情这种活动，它只适合走上坡路，比如，向肉体走去，却永远抵达不了。肉体关系，在情爱之中，就相当于至高点，只要抵达彼处，肯定的，事情就必然要往下走了。神秘感、追慕心，一切都将如盐入水，渐次化于无形，最终消逝了。”
即便像《墙上的父亲》这样的作品，也仍然流露出作家惯性的笔致：
“王薇爱吃。这爱好由来已久，或许从父亲去世时就开始了，那几年，家里确乎惨淡，伙食比较粗陋，她反倒对“吃”一事兴趣异常，有股子“抢”的劲头，就算是稀饭搭咸菜，她嘴里手里忙着，两只眼睛同时还在小菜碟子和别人碗里转来转去，生怕给漏了什么好东西……家里没有零食，她馋起来，照样四处翻箱倒柜，恨不能掘地三尺。二年级那年，有一次，不意竟真给她发现半瓶红酒，不知谁留下的，也不知放了多久，她尝了一口，甜津津的嘛，就偷偷喝起来，等晚上母亲发现，她已小脸微红，快活而迟钝，笑嘻嘻地听任母亲骂她。”
事实上，这人性丑陋的一面，正因被不断遮蔽而疯狂生长。但鲁敏在书写这些生活中人们无意识的表达时，不是“原生态”的呈现或欣赏，而是被视为一种精神“疼痛的历史”。如果只存在一部作品中，可以看作是偶然事件。但在多部作品中反复出现，同样也构成了鲁敏的一种历史表达，那幽暗的色调和宣泄般的冷眼，本身就蕴涵在历史之中。因此这不是消极的文学，它的内驱力是批判性的，是鲁敏的“底层的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民族劣根性批判的当代延续。
当然，这只是鲁敏小说创作中的一部分。对这一“类型”的创作，她后来检讨说：
我这几年的阅读与写作，有一个渐变的轨迹。在创作初期，由于从小的阅读经验，我对西方式的叙事手法、结构处理、探索性等较为迷恋，体现在创作中，则是对人性中浑浊下沉的部分非常敏感，喜欢穷追不舍，看世间为人为事，如何失信、失德、失真，力图写得惟妙惟肖、不依不饶，似乎那种刻薄与刺刀见红便是功德圆满的写作。但这几年，可能是年岁渐长，我对中国的传统情怀越来越珍重了，那来自民间的贫瘠、圆通、谦卑、悲悯，那么弱小又那么宽大，让我无法摆脱。这体现在我的创作上，题材与风格都略有变化。因为我发现，人性风景中，既有浑浊下沉，则必有明亮与宽容，何不眷顾于后者？想到一个寓言故事:狂风与太阳，都想剥了农夫的衣衫，一个是劲吹，一个是暖照，到最后，反是太阳得胜。所谓恶与善，几可比之于狂风与太阳，如果真想有所图谋，真不若选择一轮暖暖之日。1
作家是创作的主体，对创作方向的修正是作家主体性的一部分。同样是社会生活或心理经验，但当作家转换了视角或方式之后，另外一种“生活”或景象就被建构起来。这些寄托了作家“心目中‘温柔敦厚’的乡土情怀”的作品，是指鲁敏新近创作的《颠倒的时光》、《逝者的恩泽》、《思无邪》、《风月剪》、《纸醉》等一批“东坝”背景的小说。东坝既是一个虚构之地，也是作家心中的“原乡”。它飘渺又切实，虚幻又真切。在鲁敏的主体思想中，它是一个即可想象亦曾经验的精神故乡。在现代性的过程中，东坝古老的文化精神正在遭受来自都市文化的羞辱，但东坝却没有放逐它，它仍然弥漫在东坝的街巷、田间、土地和空气里。于是，同样是民间生活，过去那密不透风的丑陋和卑微逐渐隐去了，我们在乡间或小镇看到的是另一种情形和人物：这是没有怨恨、没有敌意、没有琐屑不堪，是只有善与亲和的乡土中国。
《思无邪》，几乎是一篇平静如水的小说，真正的人物只有兰小和宝来。兰小是痴呆，宝来是聋哑。聋哑照料痴呆，难以想象会发生什么故事。但鲁敏在最细微的想象中，通过来宝的视觉和嗅觉，将一个人的友善无比生动地刻画出来。超乎想象的是，即便是聋哑和痴呆，对人的自然生理要求仍能无师自通。十八岁的宝来终于让三十七岁的兰小怀孕了。突如其来的事件沉重地打击了兰小年迈的父母，但他们并没有指责宝来。短暂的愁绪很快被喜悦替代，他们真心想成全两个不幸的人。但一切未果兰小已因大出血死去了。值得注意的是，鲁敏在这个有些残酷的故事里，通过细节表达了宝来超越俗世的大爱。即便是一个聋哑人，在他的情感世界里，仍然有挥之不去的寄托或归宿。而那一切，与世俗世界的标准没有关系。
《逝者的恩泽》，是一部浪漫的小镇故事，在别人终结的地方成为鲁敏的起点；它是对当下世风的有意对抗，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奇妙想象。她在有意略去了一些场景和情景的同时，构建了另外一种文化，尽管是一种新乌托邦文化。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社会各种文本的书写中，有一种强大的、难以抗拒的压抑力量，这就是关于性的欲望表达。“小蜜”、“二奶”、“网聊”、“婚外恋”、“一夜情”等，在夸张的叙述中已经建立了关于性的文化政治。在当下中国，似乎再也没有比肉体欲望更重要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在这些表达中，关于男女、关于性，和情感、和爱情再也没有关系。《逝者的恩泽》潜隐了这样的社会生活内容：那个已经死去的男人陈寅冬，因常年在新疆修铁路，与维族姑娘古丽同居。但是，这不是小说的主旨所在。小说奇崛的想象、苦涩凄婉的浪漫情调，无论是趣味还是内在品格，在当下的中篇小说中都可谓是不可多得的上品。小说可以概括为“两个半男人和三女人的故事”。那个不在场者但又无处不在“逝者”，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一切都因他而起；小镇上一个风流倜傥、有文化有教养的男人，被两个年龄不同的女性所喜爱，但良缘难结；一个八岁的男孩，“闻香识女人”，只因患有严重的眼疾。女人一个是“逝者”陈寅冬的原配妻子红嫂，一个是他们的女儿青青，还有一个就是“逝者”的“二房”——新疆修路时的同居者古丽。这些人物独特关系的构成，就足以使《逝者的恩泽》成为一篇险象环生层峦叠嶂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通俗文学常见的元素，在鲁敏这里并没有演绎为爱恨情仇的通俗小说。恰恰相反，小说以完全合理、了无痕迹的方式表达了所有人的情与爱，表达了本应仇怨却超越了世俗伦理的至善与大爱。红嫂对古丽的接纳，古丽对青青恋情的大度呵护与关爱，青青对小男孩达吾提的亲情，红嫂宁愿放弃自己乳腺疾病的治疗而坚持医治达吾提的眼疾；古丽原本知道陈寅冬给红嫂的汇款，但她从未提起等，使东坝这个虚构的小镇充满了人间的暖意和阳光。在普通生活里，那些原本是孽债或仇怨的事物，在鲁敏这里以至善和宽容作了新的想象和处理。普通人内心的高贵使腐朽化为神奇，我们就这样在唏嘘不已感慨万端中经历了鲁敏的化险为夷绝处逢生。这种浪漫和凄婉的故事、这种理想主义的文学在当下的文学潮流中有如空谷足音。
《颠倒的时光》里的木丹——一个木纳诚实的乡下人。专事劳作，为人善良。第一道瓜最能卖上价钱，他却分送给乡亲们几百斤；乡下人不洗澡，年前他却开放了大棚，让乡亲们喜气洋洋清清爽爽地过年。他不知道还价，瓜卖不上价钱时但也不沮丧。一个随遇而安的本分人。凤子，一个勤劳单纯的乡间妇女，心无旁骛一心和木舟劳作。但是，鲁敏将现代性进程是以乡土中国作为代价的悲怆，镶嵌于传统中国男耕女织的太平景象，在不动声色中书写了传统中国最后的温良敦厚，在致敬中也表达了深切的无奈和凄婉。
在我看来，鲁敏至今最成功和值得称道的，还是《镜中姐妹》和《纸醉》两部作品。《纸醉》的情节在年轻人的“心事”上展开，在没有碰撞中碰撞，在无声中潮起潮落。时有惊涛裂岸，时如微风扶柳。面对开音，大元的一曲笛声、小元的几个故事，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寻常的日子里，笔底生出万丈波澜。最后，还是“现代”改变了淳朴、厚道、礼仪等乡村伦理，乡村中国的小情小景的美妙温馨、但在大世界的巨变面前几乎不堪一击轰然倒塌。当然，鲁敏还不是一个纯粹的“乡村乌托邦”的守护者。对她对乡村的至善至美还是有怀疑的，哑女开音的变化，使东坝的土地失去了最后的温柔和诗意。小叙事在大叙事面前一定溃不成军。就作品而言，我欣赏的还是鲁敏对细节的捕捉能力，一个动作或一个情境，人物的性格特征就勾勒出来。大元爱着开音，他的笛声是献给开音的，但是，大元总是“等开音低下头去剪纸了，他才悄悄地拿出笛子，又怕太近了扎着开音的耳朵，总站到离开音比较远的一个角落里，侧过身子，嘴唇撅住了，身子长长地吸一口气，鼓起来，再一点点慢慢瘪下去。吹得那个脆而软呀，七弯八转的，像不知哪儿来的春风在一阵一阵抚弄着柳絮。外面若有人经过，都要停下，失神地听上半晌。”
小元也爱着开音，但他心性高远，志气磅礴，上了高中以后，“小元现在说话，学生腔重了，还有些县城的风味，比如，一句话的最后一个两个字，总是含糊着吞到肚子里去的，听上去有点懒洋洋的，意犹未尽的意思。并且，在一些长句子里，他会夹杂着几个陌生的词，是普通话，像一段布料上织着金线，特别引人注意。总之，高中二年级的小元，他现在说话的气象，比之伊老师，真可谓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大家都喜欢听他说话，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知识’。”这些生动的细节，显示了鲁敏对东坝生活和人物的熟悉，她的敏锐和洞察力令人叹为观止。
《镜中姐妹》，是鲁敏写于2005年的作品。它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张家五姐妹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但不同的心理和性格，造就了她们不同的心路历程和生活景况。社会的影响远远大于家庭的影响，没有人可以逃离社会环境想入非非。在时代的交叉口上，他她们命运竟是如此的不同。
大概很少有人意识到，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和自己的同代人一起成长的。那个时代的家长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即便是今天的那些独生子女们，又有多少家长真的了解他们？《镜中姐妹》中最让人感动的是大双、小双的姐妹情谊。她们朦胧地共同爱上了一个高年级同学，这是她们共同拥有的秘密。这个秘密使她们的情谊不能言说又无可替代。不谙世事的孩子们没有能力处理这个突然来临不期而遇的青春事件。终于，当“发卡”出现之后，决绝的小双选择了死亡：她要把发卡和那个男生一起留给大双。这个悲剧远远超出了姐妹情谊，它是人类面对爱情时至今无法解开的难题。小双那纯洁、幼稚的选择不是拒绝而是放弃，她是送给大双的幸福的祝愿。也只有情窦初开的朦胧爱情才有如此的诗意，就像烟雨中的荷莲，隐约盛开的是让人心碎的爱意。也惟有这样的情怀，才有决绝的小双，才有亲自将发卡戴在小双头上的大双。这无声也无比感人的一幕，是鲁敏献给我们的关于爱情的神话。
但我同时不能不指出的是，鲁敏在结构小说时的“模式化定势”。比如《白围脖》、《墙上的父亲》、《逝者的恩泽》等，都有一个死去的“父亲”，他们虽然在作品中的功能和作用不同，但在小说结构方式上却如出一辙；比如《镜中姐妹》和《思无邪》的高潮，都是人物的死亡。小双被大双别上发卡、兰小被宝来在棺木中放平尸体，是两部小说最感人的地方。但在处理方式上是一回事情。先于故事死去的“父亲”和在故事中死去的人物，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放逐”方式，但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因此，当鲁敏对自己的“主体性”选择深怀自信的时候，她也踏上了一条自己设定的“模式化”思路。她那“顿悟”式的自白确实别有新意，但也挖了一个先入为主的“主题先行”的危险陷阱。虽然她拥有了新的写作视角和资源，但也在结构的同一性中暗含了危机的存在。
即便如此，我仍然高度评价鲁敏已经完成的小说创作。她的小说，是没有任何英雄气味的小说，她在平白如水的日常生活里，耐心地寻找着新的文学元素。事实上，越是我们熟悉的生活越是具有挑战性，而最难构成小说的，恰恰是对生活的正面书写。就像在戏剧舞台上，反面人物容易生动，正面人物更难塑造。如果说，鲁敏前期小说穷追不舍地深究人性的“沉浊”，专注于人性的幽暗，接续的是启蒙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话，那么，鲁敏“转型”之后，执意发掘人间的友善和暖意，承继的则是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的文学传统。人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为一种相对单一或单纯的倾向取代，这也许是一种局限，但这一局限却也同样放射着迷人的魅力。特别是在恶贯满盈、欲望横流的文学人物无处不在的时代。鲁敏的具有浓重浪漫主义特征的文学人物，就具有了文学史的意义：她重建了关于“底层生活”的知识和价值，提供了另外一种我们不曾经验的民间生活。她对这种生活的体认，也从一个方面修正或弥补了当下“底层写作”苦难深重的“绝望文化”带来的极端化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鲁敏成为当下文学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