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杰短篇小说集在线阅读

Ⅰ 《三寸日光》最新txt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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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许小茹收到A市三中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她哭了。看着那张红色的单子，眼泪不知不觉的流了下来。不过，她很快的用手拭去眼角润湿的液体，她相信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许小茹出生在A市边缘的一个小镇里，是一个三口之家。从小学习成绩就优秀的她立志一定要考上A市一中，可是现实逼的她不得不低头。许小茹的妈妈蒋丽是个初中没毕业的小学文凭，那年，他与许小茹的爸爸许杰一见如故，结了婚，很快就有了许小茹。
许杰是个画家，可是这年头，搞艺术的饭碗很难吃的到饭。许小茹长得很快，她要念书，上小学，上初中、高中，说不定，她还能上一所不错的大学。可是读书要钱，三个人的生活，全靠许杰一人担起。家庭的压力，就业的压力使这个三四十的男人粗糙的一无是处。
蒋丽对于现在的生活一点都不满。隔壁的王琴和她是同学，可是人家在家里吃吃喝喝，没事还打打麻将，那日子过的叫一个滋润。爱面子的蒋丽对与那种整天不用做饭，洗衣，偶尔还可以和老公一起开车去市中心买衣……

Ⅱ 谁能找到许杰的《赌徒吉顺》原文 重赏100分

抱歉，只有读后感：http://family.hbu.cn/Read_News.asp?articleid=2418&tit=读《赌徒吉顺》

不好意思，真的找不到。

读后感：

小说一开头就描绘了一番城市文化入侵农村的景象，“三层楼是我们县里新型的第一件酒菜茶馆，建筑上有些仿效上海，带着八分乡俗化的洋气。”然而这种文化的入侵，流于表面，流于肤浅，流于低俗。正如小说中叙述的“典妻”制度。

名为“典子”的“典妻”制，揭露了封建思想禁锢下，人性的黑暗。陈哲生重视儿子，在封建制下，只有儿子才可以用来“接传香火”，为了生儿子，可以纳妾，可以“典”别人的妻，而对女人的态度呢？则是一副“生孩子的机器”的样子。吉顺虽然决定“我的家室，我的妻儿，我都完全负责的。”但在“钱”的诱惑下，最终还是“典”了自己的结发妻子。

与其家庭遭遇的悲剧来自封建制度不同，吉顺的悲剧更多的来自整个社会的演变。我们看到，未沾上赌瘾的吉顺，生活得很是富足充实——他既占有他父亲的遗产，又有一身的好手艺，家庭也幸福和美。可他偏偏有着“轻视金钱的心思，与几个堕落的朋友，日夕堕入赌博场中。”吉顺对金钱的态度，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想起自己的家庭——他父亲给定下的亲事，他的懂事的大儿子，灵活的二儿子……，他便有“复杂的悲哀，自责与自卑的心思”，他能意识到自己应有的责任，不能让孩子和他们纯洁的母亲受到玷污和侮辱。也想赢点钱来补贴家用。但这些越想越沉重，越想越沉重，他不免有生起退避的思想，“我还是疗救自己吧，还是自己先享受这欢乐吧，忘忧吧。”到最后决定典妻时，他还是想着人生行乐耳！有了钱就是幸福，有了钱就是名誉！这些无一不反映了他以钱为中心的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但这也是在社会巨变，在殖民化加重的背景下，人们经历复杂、矛盾心理历程后做出的选择。

小说的作者——许杰，是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的心理描写的运用。吉顺输钱之后，想起了文辅对他提起过的“典妻”一事。起初，他为了不让儿女们挨饿，匆匆的向文辅的家跑去。可文辅的话让他萌生退意，他不想把自己的卑污加之于妻儿头上；但又转念：没钱的人，应该受辱，这是一条千古不破的唯一的真理。吉顺对金钱与名誉的不定，完全凭借心理描写，而且中间的转变铺垫过渡精巧，不着痕迹。

Ⅲ 求原文，冯沅君《隔绝》，蹇先艾《水葬》，许杰《改嫁》，王统照《沉船》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一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2〕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当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苏曼殊〔3〕的创作小说，陈嘏〔4〕和刘半农〔5〕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6〕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7〕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Nietzsche）〔8〕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LAndreev）〔9〕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

从《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较多的倒是在《新潮》〔10〕上。从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到次年主干者们出洋留学而消灭的两个年中，小说作者就有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自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

俞平伯〔11〕的《花匠》以为人们应该屏绝矫揉造作，任其自然，罗家伦〔12〕之作则在诉说婚姻不自由的苦痛，虽然稍嫌浅露，但正是当时许多智识青年们的公意；输入易卜生（HIb－sen）〔13〕的《娜拉》和《群鬼》的机运，这时候也恰恰成熟了，不过还没有想到《人民之敌》和《社会柱石》。杨振声〔14〕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泛敬熙〔15〕并且装着笑容，揭露了好学生的秘密和苦人的灾难。但究竟因为是上层的智识者，所以笔墨总不免伸缩于描写身边琐事和小民生活之间。后来，欧阳予倩〔16〕致力于剧本去了；叶绍钧〔17〕却有更远大的发展。汪敬熙又在《现代评论》〔18〕上发表创作，至一九二五年，自选了一本《雪夜》，但他好像终于没有自觉，或者忘却了先前的奋斗，以为他自己的作品，是并无“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的”了。序中有云——

“我写这些篇小说的时候，是力求着去忠实的描写我所见的几种人生经验。我只求描写的忠实，不搀入丝毫批评的态度。虽然一个人叙述一件事实之时，他的描写是免不了受他的人生观之影响，但我总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竭力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

“因为持了这种客观态度的缘故，我这些短篇小说是不会有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我只写出我所见的几种经验给读者看罢了。读者看了这些小说，心中对于这些种经验有什么评论，是我所不问的。”

杨振声的文笔，却比《渔家》更加生发起来，但恰与先前的战友汪敬熙站成对郯：他“要忠实于主观”，要用人工来制造理想的人物。而且凭自己的理想还怕不够，又请教过几个朋友，删改了几回，这才完成一本中篇小说《玉君》〔19〕，那自序道——

“若有人问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没有一个小说家说实话的。说实话的是历史家，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

历史家用的是记忆力，小说家用的是想像力。历史家取的是科学态度，要忠实于客观；小说家取的是艺术态度，要忠实于主观。一言以蔽之，小说家也如艺术家，想把天然艺术化，就是要以他的理想与意志去补天然之缺陷。”

他先决定了“想把天然艺术化”，唯一的方法是“说假话”，“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于是依照了这定律，并且博采众议，将《玉君》创造出来了，然而这是一定的：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我们此后也不再见这位作家的创作。

二

“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的北京大学负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艰险。终于，《新青年》的编辑中枢不得不复归上海〔20〕，《新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的到欧美留学去了，《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吹大擂的豫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绍介”收场〔21〕；留给国内的社员的，是一万部《孑民先生言行录》〔22〕和七千部《点滴》〔23〕。创作衰歇了，为人生的文学自然也衰歇了。

但上海却还有着为人生的文学的一群，不过也崛起了为文学的文学的一群〔24〕。这里应该提起的，是弥洒社〔25〕。它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出版的《弥洒》（Musai）上，由胡山源〔26〕作的《宣言》（《弥洒临凡曲》）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艺文之神；我们不知自己何自而生，也不知何为而生：

…………

我们一切作为只知顺着我们的Inspiration！”〔27〕到四月出版的第二期，第一页上便分明的标出了这是“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即是一个脱俗的文艺团体的刊物。但其实，是无意中有着假想敌的。陈德征〔28〕的《编辑余谈》说：“近来文学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谓文学研究者，所谓文人，都不免带有几分贩卖者底色彩！这是我们所深恶而且深以为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就正是和讨伐“垄断文坛”〔29〕者的大军一鼻孔出气的檄文。这时候，凡是要独树一帜的，总打着憎恶“庸俗”的幌子。

一切作品，诚然大抵很致力于优美，要舞得“翩跹回翔”，唱得“宛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在这刊物上，作为小说作者而出现的，是胡山源，唐鸣时，赵景沄，方企留，曹贵新〔30〕；钱江春和方时旭〔31〕，却只能数作速写的作者。从中最特出的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实践宣言，笼罩全群的佳作，但在《樱桃花下》（第一期），却正如这面的过度的睡觉一样，显出那面的病的神经过敏来了。“灵感”也究竟要露出目的的。赵景沄的《阿美》，虽然简单，虽然好像不能“无所为”，却强有力的写出了连敏感的作者们也忘却了的“丫头”的悲惨短促的一世。

一九二四年中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32〕，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但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韩君格，孔襄我，胡絮若，高世华，林如稷，徐丹歌，顾�，莎子，亚士，陈翔鹤，陈炜谟，竹影女士，都是小说方面的工作者；连后来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33〕，也曾发表他幽婉的名篇。次年，中枢移入北京，社员好像走散了一些，《浅草》季刊改为篇叶较少的《沉钟》周刊〔34〕了，但锐气并不稍衰，第一期的眉端就引着吉辛（GGissing）〔35〕的坚决的句子——“而且我要你们一齐都证实……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

但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36〕，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37〕的果汁：王尔德（OscarWilde）〔38〕，尼采（FrNietz－sche），波特莱尔（ChBaudelaire）〔39〕，安特莱夫（LAndre－ev）们所安排的。“沉自己的船”〔40〕还要在绝处求生，此外的许多作品，就往往“春非我春，秋非我秋”〔41〕，玄发朱颜，却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虽是冯至的饰以诗情，莎子〔42〕的托辞小草，还是不能掩饰的。凡这些，似乎多出于蜀中的作者，蜀中的受难之早，也即此可以想见了。不过这群中的作者们也未尝自馁。陈炜谟〔43〕在他的小说集《炉边》的“Proem”里说——“但我不要这样；生活在我还在刚开头，有许多命运的猛兽正在那边张牙舞爪等着我在。可是这也不用怕。

人虽不必去崇拜太阳，但何至于懦怯得连暗夜也要躲避呢？怎的，秃笔不会写在破纸上么？若干年之后，回想此时的我，即不管别人，在自己或也可值眷念罢，如果值得忆念的地方便应该忆念。……”

自然，这仍是无可奈何的自慰的伤心之言，但在事实上，沉钟社却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它好像真要如吉辛的话，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钟”的铸造者，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44〕。然而他们并不能做到，他们是活着的，时移世易，百事俱非；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风尘肮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们的箜篌了。

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45〕，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

冯沅君〔46〕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卷施》——是“拔心不死”的草名，也是一九二三年起，身在北京，而以“淦女士”的笔名，发表于上海创造社的刊物上的作品。其中的《旅行》是提炼了《隔绝》和《隔绝之后》（并在《卷施》内）的精粹的名文，虽嫌过于说理，却还未伤其自然；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直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鬻其才绪，是截然两样的。然而也可以复归于平安。陆侃如〔47〕在《卷施》再版后记里说：“‘淦’训‘沈’，取《庄子》‘陆沈’之义。现在作者思想变迁，故再版时改署沅君。……只因作者秉性疏懒，故托我代说。”诚然，三年后的《春痕》〔48〕，就只剩了散文的断片了，更后便是关于文学史的研究。这使我又记起匈牙利的诗人彼兑菲（PetGfiSándor）〔49〕题BSz夫人照像的诗来—疤�的闶鼓*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

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菲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

三

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晨报副刊》〔50〕，后来是《京报副刊》〔51〕露出头角来了，然而都不是怎么注重文艺创作的刊物，它们在小说一方面，只绍介了有限的作家：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黄鹏基，尚钺，向培良。

蹇先艾〔52〕的作品是简朴的，如他在小说集《朝雾》里说——

“……我已经是满过二十岁的人了，从老远的贵州跑到北京来，灰沙之中彷徨了也快七年，时间不能说不长，怎样混过的，并自身都茫然不知。是这样匆匆地一天一天的去了，童年的影子越发模糊消淡起来，像朝雾似的，袅袅的飘失，我所感到的只有空虚与寂寞。这几个岁月，除近两年信笔涂鸦的几篇新诗和似是而非的小说之外，还做了什么呢？每一回忆，终不免有点凄寥撞击心头。所以现在决然把这个小说集付印了，……借以纪念从此阔别的可爱的童年。……若果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们肯毅然光顾，或者从中间也寻得出一点幼稚的风味来罢？……”

诚然，虽然简朴，或者如作者所自谦的“幼稚”，但很少文饰，也足够写出他心曲的哀愁。他所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屑事，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

这时——一九二四年——偶然发表作品的还有裴文中〔53〕和李健吾〔54〕。前者大约并不是向来留心创作的人，那《戎马声中》，却拉杂的记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后者的《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了，虽在十年以后的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andes）〔55〕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许软文〔56〕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父亲的花园最盛的几年距今已有几时，已难确切的计算。当时的盛况虽曾照下一像，如今挂在父亲的房里，无奈为时已久，那时乡间的摄影又很幼稚，现已模胡莫辨了。挂在它旁边的芳姊的遗像也已不大清楚，惟有父亲题在像上的字句却很明白：‘性既执拗，遇复可怜，一朝痛割，我独何堪！’

“…………”

“我想父亲的花园就是能够重行种起种种的花来，那时的盛况总是不能恢复的了，因为已经没有了芳姊。”

无可奈何的悲愤，是令人不得不舍弃的，然而作者仍不能舍弃，没有法，就再寻得冷静和诙谐来做悲愤的衣裳；裹起来了聊且当作“看破”。并且将这手段用到描写种种人物，尤其是青年人物去。因为故意的冷静，所以也刻深，而终不免带着令人疑虑的嬉笑。“虽有忮心，不怨飘瓦”〔57〕，冷静要死静；包着愤激的冷静和诙谐，是被观察和被描写者所不乐受的，他们不承认他是一面无生命，无意见的镜子。于是他也往往被排进讽刺文学作家里面去，尤其是使女士们皱起了眉头。

这一种冷静和诙谐，如果滋长起来，对于作者本身其实倒是危险的。他也能活泼的写出民间生活来，如《石宕》，但可惜不多见。

看王鲁彦〔58〕的一部分的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许钦文是极其两样的。许钦文所苦恼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他所烦冤的却是离开了天上的自由的乐土。他听得“秋雨的诉苦”说——“地太小了，地太脏了，到处都黑暗，到处都讨厌。

人人只知道爱金钱，不知道爱自由，也不知道爱美。你们人类的中间没有一点亲爱，只有仇恨。你们人类，夜间像猪一般的甜甜蜜蜜的睡着，白天像狗一般的争斗着，撕打着……

“这样的世界，我看得惯吗？我为什么不应该哭呢？

在野蛮的世界上，让野兽们去生活着罢，但是我不，我们不……唔，我现在要离开这世界，到地底去了……”这和爱罗先珂（VEroshenko）〔59〕的悲哀又仿佛相像的，然而又极其两样。那是地下的土拨鼠，欲爱人类而不得，这是太空的秋雨，要逃避人间而不能。他只好将心还给母亲，才来做“人”，骗得母亲的微笑。秋天的雨，无心的“人”，和人间社会是不会有情愫的。要说冷静，这才真是冷静；这才能够和“托尔斯小”的无抵抗主义一同抹杀“牛克斯”的斗争说；和“达我文”的进化说一并嘲弄“克鲁屁特金”的互助论〔60〕；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是往往想以诙谐之笔出之的，但也因为太冷静了，就又往往化为冷话，失掉了人间的诙谐。

然而“人”的心是究竟还不尽的，《柚子》一篇，虽然为湘中的作者所不满〔61〕，但在玩世的衣裳下，还闪露着地上的愤懑，在王鲁彦的作品里，我以为倒是最为热烈的的了。我所说的这湘中的作家是黎锦明〔62〕，他大约是自小就离开了故乡的。在作品里，很少乡土气息，但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他一早就在《社交问题》里，对易卜生一流的解放论者掷了斯忒林培黎（AStrindberg）〔63〕式的投枪；但也能精致而明丽的说述儿时的“轻微的印象”。待到一九二六年，他存告不满于自己了，他在《烈火》再版的自序上说——“在北京生活的人们，如其有灵魂，他们的灵魂恐怕未有不染遍了灰色罢，自然，《烈火》即在这情形中写成，当我去年春时来到上海，我的心境完全变了，对于它，只有遗弃的一念。……”

他判过去的生活为灰色，以早期的作品为童马矣了。果然，在此后的《破垒集》中，的确很换了些披挂，有含讥的轻妙的小品，但尤其显出好的故事作者的特色来：有时如中国的“磊砢山房〔64〕主人的瑰奇；有时如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cz）〔65〕的警拔，却又不以失望收场，有声有色，总能使读者欣然终卷。但其失，则又即在立旨居陆离光怪的装饰之中，时或永被沉埋，倘一显现，便又见得鹘突了。

《现代评论》比起日报的副刊来，比较的着重于文艺，但那些作者，也还是新潮社和创造社〔66〕的老手居多。凌叔华〔67〕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68〕，汪静之〔69〕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四

一九二五年十月间，北京突然有莽原社〔70〕出现，这其实不过是不满于《京报副刊》编辑者的一群，另设《莽原》周刊，却仍附《京报》发行，聊以快意的团体。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71〕，中坚的小说作者也还是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个；而鲁迅是被推为编辑的。但声援的很不少，在小说方面，有文炳，沅君，霁野，静农，小酩，青雨等。到十一月，《京报》要停止副刊以外的小幅了，便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其时所绍介的新作品，是描写着乡下的沉滞的氛围气的魏金枝〔72〕之作：《留下镇上的黄昏》。

但不久这莽原社内部冲突了，长虹一流，便在上海设立了狂飙社。所谓“狂飙运动”，那草案其实是早藏在长虹的衣袋里面的，常要乘机而出，先就印过几期周刊；那《宣言》，又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间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但尚未以“超人”自命，还带着并不自满的声音——“黑沉沉的暗夜，一切都熟睡了，死一般的，没有一点声音，一件动作，阒寂无聊的长夜呵！

“这样的，几百年几百年的时期过去了，而晨光没有来，黑夜没有止息。

“死一般的，一切的人们，都沉沉的睡着了。

“于是有几个人，从黑暗中醒来，便互相呼唤着：“——时候到了，期待已经够了。

“——是呵，我们要起来了。我们呼唤着，使一切不安于期待的人们也起来罢。

“——若是晨光终于不来，那么，也起来罢。我们将点起灯来，照耀我们幽暗的前途。

“——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作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压倒。我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

“这样呼唤着，虽然是微弱的罢，听呵，从东方，从西方，从南方，从北方，隐隐的来了强大的应声，比我们更要强大的应声。

“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树叶之飘动可以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周刊便叫作《狂飙》。”

不过后来却日见其自以为“超越”了。然而拟尼采样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终于使周刊难以存在，可记的也仍然只是小说方面的黄鹏基，尚钺——其实是向培良一个作者而已。

黄鹏基〔73〕将他的短篇小说印成一本，称为《荆棘》，而第二次和读者相见的时候，已经改名“朋其”了。他是首先明白晓畅的主张文学不必如奶油，应该如刺，文学家不得颓丧，应该刚健的人；他在《刺的文学》（《莽原》周刊二十八期）里，说明了“文学绝不是无聊的东西”，“文学家并不一定就是得天独厚的特等民族”，“也不是成天哭泣的鲛人”。他说——

“我以为中国现代的作品，应该是像一丛荆棘。因为在一片沙漠里，憧憬的花都会慢慢地消灭的，社会生出荆棘来，他的叶是有刺的，他的茎是有刺的，以至于他的根也是有刺的。——请不要拿植物生理来反驳我——一篇作品的思想，的结构，的练句，的用字，都应该把我们常感觉到的刺的意味儿表现出来。真的文学家……应该先站起来，使我们不得不站起来。他应该充实自己的力，让人们怎样充实他自己的力，知道他自己的力，表现他自己的力。一篇作品的成功至少要使读者一直读下去，无暇辨文字的美恶，——恶劣的感觉，固然不好，就是美妙的感觉，也算失败。——而要想因循，苟且而不得。怎样抓着他的病的深处，就很利害地刺他一下。一般整饬的结构，平凡的字句，会使他跑到旁处去的，我们应该反对。

“‘沙漠里遍生了荆棘，中国人就会过人的生活了！’这是我相信的。”

朋其的作品的确和他的主张并不怎么背驰，他用流利而诙谐的言语，暴露，描画，讽刺着各式人物，尤其是智识者层。他或者装着傻子，说出青年的思想来，或者化为渝腿，跑进阔佬们的家里去〔74〕。但也许因为力求生动，流利的缘故罢，抉剔就不能深，而且结末的特地装置的滑稽，也往往毁损掉全篇的力量。讽刺文学是能死于自身的故意的戏笑的。不久他又“自招”（《荆棘》卷首）道：“写出‘刺的文学’四字，也不过因了每天对于霸王鞭的欣赏，和自己的‘生也不辰’，未能十分领略花的意味儿，”那可大有徘徊之状了。此后也没有再看见他“刺的文学”。

尚钺〔75〕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朋其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可惜的是为才能所限，那斧背就太轻小了，使他为公和为私的打击的效力，大抵失在由于器械不良，手段生涩的不中里。

向培良〔76〕当发表他第一本小说集《飘渺的梦》时，一开首就说——

“时间走过去的时候，我的心灵听见轻微的足音，我把这个很拙笨地移到纸上去了，这就是我这本小册子的来源罢！”

的确，作者向我们叙述着他的心灵所听到的时间的足音，有些是借了儿童时代的天真的爱和憎，有些是借着羁旅时候的寂寞的闻和见，然而他并不“拙笨”，却也不矫揉造作，只如熟人相对，娓娓而谈，使我们在不甚操心的倾听中，感到一种生活的色相。但是，作者的内心是热烈的，倘不热烈，也就不能这么平静的娓娓而谈了，所以他虽然间或休息于过去的“已经失去的童心”中，却终于爱了现在的“在强有力的憎恶后面，发现更强有力的爱”的“虚无的反抗者”，向我们绍介了强有力的《我离开十字街头》〔77〕。下面这一段就是那不知名的反抗者所自述的憎恶——“为什么我要跑出北京？这个我也说不出很多的道理。总而言之：我已经讨厌了这古老的虚伪的大城。在这里面游离了四年之后，我已经刻骨地讨厌了这古老的虚伪的大城。在这里面，我只看见请安，打拱，要皇帝，恭维执政——卑怯的奴才！卑劣，怯懦，狡猾，以及敏捷的逃躲，这都是奴才们的绝技！厌恶的深感在我口中，好似生的腥鱼在我口中一般；我需要呕吐，于是提着我的棍走了。”

在这里听到了尼采声，正是狂飙社的进军的鼓角。尼采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倘不出现，那准备便是空虚。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场之法的：发狂和死。否则，就不免安于空虚，或者反抗这空虚，即使在孤独中毫无“末人”〔78〕的希求温暖之心，也不过蔑视一切权威，收缩而为虚无主义者（Nihi－list）。巴札罗夫（Bazarov）是相信科学的；他为医术而死，一到所蔑视的并非科学的权威而是科学本身，那就成为沙宁（Sanin）〔79〕之徒，只好以一无所信为名，无所不为为实了。但狂飙社却似乎仅止于“虚无的反抗”，不久就散了队，现在所遗留的，就只有向培良的这响亮的战叫，说明着半绥惠略夫（Sheveriov）〔80〕式的憎恶”的前途。未名社〔81〕却相反，主持者韦素园〔82〕，是宁愿作为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的人，事业的中心，也多在外国文学的译述。待到接办《莽原》后，在小说方面，魏金枝之外，又有李霁野〔83〕，以锐敏的感觉创作，有时深而细，真如数着每一片叶的叶脉，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广，这也是孤寂的发掘者所难以两全的。台静农〔84〕是先不想到写小说，后不愿意写小说的人，但为

Ⅳ 有一本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叫许杰，请问这本小说叫什么来的

无言的哀愁

Ⅳ 《限制级暧昧》txt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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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限制级暧昧
作者：暧昧五分熟
第一章 这就重生了
更新时间2012-5-29 4:40:47 字数：3555
望着从钱夹里摸出的最后一张毛爷爷，许杰欲哭无泪。身上就剩这五块钱了，能干嘛，不过说到底还不是怨自己，本来一个月1200的生活费完全够许杰过上小康生活，可是偏偏他摊上了两个拖油瓶。所谓的拖油瓶就是他的同居室友，他们三是高中的同学一起考上了这所三流大学，所以在玩合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本来合租也没什么，可那两小子由于泡妞将生活费都花的差不多了，却又到了交物管和水电气费的时候，没办法仗义的许杰只好先将自己的钱垫上。可是没想到屋漏偏逢连夜雨。交完水电气费之后，许杰摸着仅剩的125块长长一叹，刚想登上QQ聊聊天，才发现怎么也连上。打电话一查才知道网费又欠了120，刚交过网费。摸着手里的毛爷爷。许杰打算先去买包泡面填填肚子。到了楼下临近的小超市许杰忽然发现小超市居然在搞活动，买两包泡面送一个卤蛋，还有这种好事，两眼放光的许杰自然爽快的将身上唯一的五块大洋买了两包泡面。回到租来的小屋，随手将泡面仍在茶几上，顺手打开热水器，一屁股就躺在了沙发上。心里将那两小子骂了一千遍之后，水终于开了。撕开泡面许杰猛然发现泡面里居然没有调料包。又将制造商骂了一千遍之后，许杰才在厨房找到了酱油。胡乱的在碗里配好调料，又等了几分钟，泡面终于好了，早就饥肠辘辘的许杰三下五除二就吃光了整碗泡面。不过许杰嘴里边吃着泡面还不停骂着那两小子……

Ⅵ 一名主角是许杰的都市小说叫什么

暮然回首恋已成灾

Ⅶ 许杰的人物佚事

许杰先生一生道路曲折，生活坎坷，他的命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写照，凡是知识分子倒霉时，他顶倒霉，凡是知识分子走红时，他自然走红。
1966年11月的一天，寒风凛冽，我随一班老师和同学到上海去取“文化革命”的经。临行前，母亲曾叨念过：你上海的伯伯不知日子好过否？我心想，他一个大教授，恐怕在劫难逃吧？人们常说有第六感觉，我感觉是有存在，母亲的挂念耽心，我的疑惑，一走进上海华东师大校园便证实了，校大门左边的大字报栏里，张贴着一条触目惊心的、浆糊未干的大幅标语“当权派×××包庇大右溜须拍马许杰罪该万死”。我的心顿时砰砰砰跳起来，“伯伯现在在哪里呢？”我回忆起第一次见到伯伯时那可亲的面容，他抱我坐在他的膝盖上，教我数数的情景……，我决心找到他，去安慰他！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向值班门卫打听许杰的住处，那门卫审视我的眼神，至今还记得，厉声的盘问也还声声在耳，由于我的左臂上套着“红卫兵”，他才不得已告诉了住处。
许先生住在一幢矮小的平房里，有二小间，面积大约30来平方吧。刚敲开门，只见许夫人正准备烧饭，许老见是“红卫兵”，顿时脸色惨白，我赶快叫“伯伯！姆妈！”伯母先前一直在老家，来上海还没几年，她认得我，见伯伯目瞪口呆，赶紧说：这是笑，阿姆的第三个外甥囡。许先生听后脸上的肌肉才逐渐松开，但还是没有笑脸，也没招呼，就匆忙走进里间去了。
中饭时，伯伯一声不响吃了饭，放下碗又进里间去了，我心中那个爽朗神气的伯伯不见了，眼前是呆滞沉默的伯伯！是啊，他天天被批斗，天天去看打倒自己的大字报，天天去扫操场扫厕所，精神的摧残，肉体的折磨，还有那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我怎么会反党？什么时候反过党？30年代就已不顾安危跟共产党了，今天难道我变了？在那个颠倒了的时代，许老简直对自己也不信任了。那时，他的亲戚朋友学生已没人与他来往，连亲生的女儿也迫于现实与他“断绝关系”，他还有什么话可说！
我要转达母亲的问候，于是我下意识推门走进里间，伯伯坐在写字台边，桌上放着“毛选”和一本32开的红面“毛主席诗词”，他正在写“劳改日记”。小房间周围是三只斑竹书架，上面摆放着许多书，我无话找话，说：伯伯，你书蛮多啊？伯伯叹了一口气，不紧不慢地说：所以我读“输”了！
然而，十年浩劫结束后，他不但以76岁的高龄重登华东师大讲台，带了个研究生，还出版一本《许杰散文集》。我曾学着许杰的腔调说：“我读书读赢了”。 1985年，我因事去上海，免不了又去许先生家，85岁高龄的许老童颜鹤发，身健步轻，耳聪目明。他告诉我，每天早晨5点起床到长风公园去走路，大约走10里左右，回来吃早饭。他又让我晚上别住旅馆，在他家看中国女排与世界名星联队打排球的电视节目，我恭敬不如从命，坐下看了。许夫人中年时便严重耳聋，老年尤甚，偏偏有趣的是，听不见电视声音的她，但却每看到精彩处，都要根据自己的理解表达给老伴听，伯伯风趣地对我说：“喏，你看，我亮眼人还要瞎眼人牵路呢！”说得我忍俊不禁。
那年间中国女排三连冠，苏联、古巴、日本、美国等八个国家的排球名星组成联队，在上海与中国女排打球，结果还是中国女排胜了，许老呵呵大笑起来：“以前八国联军打中国，现在中国女排打败‘八国联军’了！”一句幽默话，深深地体现了许老的爱国思想。 许老一生从事高等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但他有一位学生，从未谋面却情缘深深。
话还得从反右前说起。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杨万才，从旧书摊里买了一本许杰先生著的散文集，“文如其人”嘛，杨万才看后为许先生高尚的人生哲理所折服，特别欣赏那句“堂堂正正做人”的话。于是大着胆给当时华东师大教授、上海市文联副主席、鲁迅研究学会常务理事许杰写了一封信，谈了一些心得，并讨教一些知识。杨某很快就收到了教授的一封颇长的回信，杨某感动欣喜之至，这封信在同学中迅速传阅，有说杨某幸运的，有说许教授没架子的，尤其是信的内容令学生们赞不绝口！
杨某正准备写回信，厄运降临中国大地，反右运动开始了，许先生首当其冲被定为上海“大右派”，杨某也因与右派通过信而“充军”到新疆伊黎。
杨某自己过着“牧马人”一样的生活，他的父母因独生子的遭遇郁闷伤心过度而先后病故，由一封信引起的悲剧整整演绎了廿多年，而许老却全然蒙在鼓里。
1986年新春，许老意外收到一份伊黎大学寄来的校刊，内中发表了一封杨某写的“廿九年后的一封回信”。
回信是写给许杰先生的，他不知许老还在世否？那殷殷切切、凄凄惨惨的遭遇和不幸，使许老看后夜不能寐，他连叹自己的罪过不轻啊！一对从未谋面的师生开始了天北地南的通信，临近中秋时，许老寄去了上海最好的月饼。
许老的胸怀很宽广，他一生虽坎坷，但从没听到怨言恨语，杨某的遭遇是他一生中触动最深的事件之一，我劝慰他：这不是你的罪过，这是政治运动造成的。但他却口口声声说是自己害了人家，当许老得知杨某已昭雪，而且升为大学副教授，儿子女儿都已考上名牌大学时，聊感欣慰——他们的情缘一直维持到许老逝世。 许杰先生与当代作家戴厚英的故事鲜为人知。
“反右运动”年间，戴厚英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班干部，学习成绩也出类拔萃。那时她是运动的先锋和骨干，自然反许杰先生也十分卖力。
一个文人之所以能成为作家，是因为他能观察生活、客观公正地描写社会现实。戴厚英毕业留校当了教师，从一个充满狂热思想的大学生成长成一个中国文坛的名作家，她的成名作《人啊人》就是写反右运动期间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她拿着这本刚出版的书来拜访自己的老师许杰先生，书的扉页还提了意味深长的字句，后来又出了一部《风车轮回转》，反映中国农村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到“文革”这段时期的社会生活，她也请教过许老。
许老不止一次夸奖过戴厚英，当有个朋友无意中谈起：是不是就是当年放大字报整您的那个戴厚英时，许老憨厚地笑笑：学生嘛，思想单纯，人云亦云，您看，现在她了不起了，能写出这么好的小说来，是我当老师的荣光呢！师生无仇只有爱嘛！ 许杰先生有两个妹妹，至今健在，大妹已90高龄，今在宁波女儿处，小妹87岁，是台湾一所小学的退休教师，现住台湾。许老一生十分疼爱两个妹妹，大妹因家贫而当了童养媳，小妹自幼随自己读书，40年代中期随夫去台湾教书，直至1992年重逢。
由于历史政治原因许先生半个世纪来无法与小妹通信，他总是忘不了她，尽管因小妹在台湾而曾使他吃了许多政治苦头，但他心里有底，妹妹夫妻是教书的，不参与政治。他时刻渴望兄妹再有重逢的日子。这天终于到来了；1992年劳动节那天，许老家像过盛大的节日，大清早，许老的三个女儿就到机场去接小姑母，许老夫人忙着置办饭菜，许老乐得手足无措。不时地看他那只怀表，大概10点左右，楼下传一片嘲笑声，许老估计小妹来了，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颤抖着站起来，与他的大妹一起站在门口等，兄妹仨见面时那高兴得想哭的表情，难以用文字表达。许老说，我活到92岁，就是要想再看到我的小妹！他又说：“今天是国际劳动节，也是我家的大喜日，一个值得全家人记住的日子！” 1989年，许老在天台，县府把他安排在天台宾馆下榻。几天后的一次晚餐，许老走到一间高级用餐厅的门口，被服务小姐挡住了：“对不起，这里安排的是一位首长。”许老笑了，这时后边有人来了，连声说：爸爸！进去进去！原来这首长是许老的大儿子许沪生、在国务院某部门当干部。
席间，许老说：门口那位姑娘只知道有位“首长“，却不知道我是首长的爸爸，我是借了这位‘首长’的光呢！”
许老一生没有在人前炫耀过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其实他的儿女大多比较卓越，大儿子甭说了，大女儿曾是某汽车制造厂的书记，二女儿是上海儿童医院院长，三女儿是剧作家……，他们都很实在，从不显耀，就是清溪人，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这都与许老一生那堂堂正正做人的宗旨分不开。
许杰先生在人世生活了93个年头。其中50多年从事教育工作，为国家培养了不知多少人才；他也出过许多书，为后人留下了精神财富，他的成就不但在天台县志上留下字迹，而且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也留有一席之地，他值得我们后人永远纪念。

Ⅷ 求一本小说主人公叫许杰

《风流少年》，男主名字就叫许杰。
其实有个叫男主叫楚杰的，那书才好看《米璐璐相亲日记》

Ⅸ 一部都市小说主角叫许杰

《我的校花女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