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争光小说阅读

❶ 《越活越明白》最后，安达明白了什么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一个怀着英雄梦的“大人物”安达，死了，在这个世纪最后一年的第一天死了。一个怀揣“理想”，经历了下乡插队、回城做工、读书治学、下海经商的读书人，在人生理想和生活轨迹相悖而行且越来越远之后，带着他全部的无奈走了。理想和这理想的永远不可能实现，构成了一个人的生命悲剧。生活的逻辑和历史的逻辑是强硬的，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一个时代杂沓的脚步都要在这个逻辑下挪动，没有谁能够抗拒，也没有谁可以逃脱；只不过安达明白得太晚，他的思想逻辑把他的人生领进了一个错位的处镜，矛盾、焦灼、犹疑、被迫而又无奈，他无法统一它们，更无力整合，精神分裂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但他并不知道。作为一个集传统读书人的优点与毛病于一身的老三届知青，他所生活的年代和他全部的人生历程，集中体现了传统读书人的人文理想和今天社会的破灭和自我剥离过程。杨争光说：“与其说是他理想破灭的过程，还不如说是浪漫的理想主义在今天的中国的一个终结。” 从青春到中年，也就是从1968年到1999年，安达和他的伙伴们，经历了一个历史剧变的时代；这个时代所留下的极其丰富的历史资源，值得我们深思之后反复咀嚼。而安达死于盛年，51岁，在安达的知识谱系中，该是被叫做知天命之年，但是他知吗？他死了，而对于他经历的时代，他又真的知道多少？这样的一代人又知道多少？但是安达所代表的、传统读书人的过于浓重的意识形态情结，仍然要在无奈中被一个剧变的时代所终结。安达的悲剧是个人的，同时也是一代读书人的。通过一个人，写出一个年代--我们时代的本质性特征之一，这应该被界定为一个优秀作家的才能，更重要的，还应该被视为一个优秀作家的不凡胆识，有许多堪称优秀或者未必优秀但却十分用力地书写当世的小说，但是还没有人如此切近地并深刻地触及过去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所以杨争光在这本《越活越明白》中所做的努力，在这个世纪末普遍乏力普遍慵懒普遍平庸的文坛，就显得特别珍贵且令人刮目。 在陕西作家里，杨争光一开始就是个异数；杨争光常常被划在先锋之列，但在当代先锋作家里，杨争光也仍然是个异数；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小说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和许多执着于形式探求的作家不同，杨争光的想法不是那种纯形式意义上的张牙舞爪的想法，而是关于各色人等生存处境和存在意义的想法，但他对人的生存处境和存在意义的把握，又绝不像许多先锋作家那样是从抽象的哲学理念出发，他的出发点是我们的现实的时代处境，这本《越活越明白》，更是我们当下的生活现场，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和生活，而一个在场者的书写，更能让我们体悟到那种直指心性的切肤之感。 就小说的形式而言，《越活越明白》也许没有什么新鲜感可言，在普遍讲究叙事策略的小说界，《越活越明白》的叙事方式可能显得有些传统，但这也许是一种更具难度的故事法则，当你没有什么形式的花巧可耍的时候，你就得拿出更致命的东西--一种必须直刺本质与本相的难度。读过此书之后，我们应该承认，杨争光做到了。同时我还想捎带指出，《越活越明白》并不是一本知青小说，也不是对知青文学的推陈出新--如果这样理解，那么我们的阅读就过于偏狭了。对于一个时代的书写，所有狭隘的小说题材上的类比与划分都是蹩脚的。还想说的是，安达这个人物，在当代文学的人物群像中，还没有人这样写过。

❷ 翟永明的代表论文

1.《逼近与还原——人文价值标准的确立与文学史重构》，《海南大学学报》 2003 年第 4 期。
2.《沉闷中的呐喊——杨争光小说综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2003 年第 5 期。
3.《试论五四启蒙思潮的局限》，《东岳论丛》 2004 年第 2 期。
4.《升腾在乡村大地的精魂——台静农小说集 < 地之子 > 综论》，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4 年第 3 期。
5.《穿透生命表象的价值追问与诗意传达》，《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4 年第 6 期。
6 .《立足本土的书写——李锐小说创作简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2005 年第 3 期。
7.《海男 < 蝴蝶是怎样变成标本的 > 意蕴分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5 年第 3 期。
8.《个体生存困境的展现与突围——评李锐小说 < 颜色 > 与 < 寂静 > 》， 《名作欣赏》 2005 年第 9 期。
9.《城乡抉择的焦虑及其想象性解决—— < 阿毛姑娘 > 解读》，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5 年第 5 期。
10.《个体生命价值的维护与捍卫——李锐小说创作简论》，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6 年第 3 期。
11.《宿命与荒诞的生存——试论李锐小说对人类存在困境的追问》，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第 1 期。
12.《成长·性别·父权制——兼论女性成长小说》，《理论与创作》 2007 年第 2 期。
13.《坚守与质疑的双声对话 ——李锐小说对启蒙的深刻表达 》，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2007 年第 5 期。
14.《李锐小说叙事结构分析》，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7 年第 4 期。
15.《 李锐小说诗性特征分析》，《小说评论》 2007 年第 5 期。
16.《当下视野中的苦难生存》，《名作欣赏》 2007 年第 12 期。
17.《神圣光环中的魅影——论李锐小说中的“革命”》， 《文艺评论》 2008 年第 1 期。
18.《文学的社会承担和“底层写作”》， 《光明日报》 2008 年 4 月 11 日 第 11 版。
19.《生态视阈中的诗性表达》，《文艺报》 2008 年 4 月 8 日 第 2 版。
20.《 身份确认的危机与个体命运的荒诞——评陈昌平的中篇小说 < 复辟 > 》， 《小说评论》2008 年第 4 期。
21.《论李锐小说 历史阐释 的独异性》，《当代文坛》 2009 年第 2 期。
22.《 “意守世间的精神难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9 年第 1 期。
23.《 论儿童文学中教育主义与游戏精神的关系》，《名作欣赏》 2010 年第 6 期。

❸ 求杨争光 棺材铺 的文学短评！1500字

—杨争光《棺材铺》对话功能索解
叶砺华
中国文化是一个难解之谜, 尽管人们穷尽追索, 它的谜底仍然飘忽在无穷幽远的终极, ’
具有无法彻底趋近的性质
。人们的热情丝毫没有减弱, 因为操作结果所达到的距离谜底的远
近已不再那么至关重要, 全部魅力差不多都集中于对谜面反复破译和对谜底不断追间的过程
之中。文学, 作为一种独特的智力运作, 似乎命定要充当其中一个最为活跃出色的猜谜者。
青年作家杨争光的中篇小说《棺材铺》就是一个精心复制的中国文化之谜。谜面和谜底
同时包容在那个名为制作棺材实则制造死人的关于“ 棺材铺” 的寓言式故事之中。
这个故事
超出常理的起因和含蓄隐曲的结果构成了深奥莫测、追索不尽的谜底, 而使故事得以按逻辑
展开的具体情境描写, 尤其是大量人物对话的集中描写, 又成为极富文化意味的谜面运演.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 与以往的小说不同, 《棺材铺》的人物语言描写不再单纯作为组装性格
的机械部件, 以及人物形象生成的技术手段; 甚至与一些已经堪称成功的小说亦不同, 那些
’J、说的人物语言主要服务于人物的性格形象, 只是同时兼而透析出人所负载的一些文化信
息。《棺材铺》则相反, 人物的一言一语首先指涉于人所处身的历史经纬与文化网络, 而使
刻划性格塑造形象的功能退居次要的位置。我们轻易就能发现, 《棺材铺》中所出没的一群
人物, 如杨明远、杨明善、胡为、李兆连
、稀泥、贵贵、
当铺伙计等, 尽管由语言所显示的
人物个性各各不同, 但其语言的表达方式、措词选择、语调语态等却大致相近, 这样一来,
似乎人物的个性显得不那么鲜明, 但实际上由于这些人物处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下, 其语言表
达的类同性又显得异常真实
。正是人物语言表现功能的这种创新突破, 使《棺材铺》有了迥
异于以往小说的独到之处
。
同时, 《棺材铺》又是一篇罕见的主要靠人物语言推动故事情节合理发展直至终局的小
说。换言之, 正是这大量人物对话使整个故事获得必要的逻辑依凭, 而不至成为游离于小说
真实之外的纯粹的寓言。
在以往小说中, 人物语言与故事发展通常也有一定程度的关联, 但
很少有象《棺材铺》这样使两者结合得如此紧密, 如此不可或缺。《棺材铺》的丰富文化意
蕴, 正是通过这一点才得到极其充分的呈示与显现
。
且让我们做一番实证分析, 以借此拆卸《棺材铺》的谜面并试图叩问其谜底的深处。
不妨先从李兆连儿子贵贵的几句童稚语言入手。贵贵与胡为的女儿花花玩“过家家” ,
当新郎贵贵骑在新娘花花身上使劲晃动的时候, 被胡为家女佣刘妈走来撞见一一
·” . 刘妈·“ .在贵贵一晃一晃的屁股上扇了一把掌·.二
“他扇我? ” 贵贵说。
刘妈拧着贵贵的耳朵, 把他从花花身上提起来。
“他拧我耳朵? ” 贵贵说. .
解妈在贵贵的小牛牛上捏了一下. .
“你捏我里” 贵贵捂着裤挡喊了一声
。
贵贵的语言显然存在不止一种的理解。
例如“ 你扇我? ” 一句, 既可理解为“大人怎么
能扇小孩” , 也可理解为“ 你竟有胆量扇我” , 还可以有其它解释。“你拧我耳朵? ” 、
“ 你捏我! ” 的语义表达亦相同。若按第一种理解, 刘妈是应该适可而止的, 但她显然倾向
于第二种, 即认为贵贵傲气凌人并感到这傲气的可笑, 这便激起她在“ 扇” 过之后进而去
“拧” , “拧” 过之后再进而去“ 捏” 。后来贵贵的牛牛肿得棒糙似的, 终于引致李兆连带
人砸了胡为的当铺, 并给了土匪出身的杨明远以可乘之机, 终于酿成一场大规模械斗
。
事情
似乎是刘妈引起的, 但实际上又应部分归咎于贵贵话语表达的模糊性
。我们无法判断贵贵话
语的本意究竟属哪一种, 但假设他是希望刘妈收手的, 就应该选择另一种结构的语式, 这样事
件就可能不是后面那样发展了。贵贵的语言带有儿童特有的稚拙, 但又不能简单看作纯粹的
儿童语言。贵贵的表达能力是成人语言的初级实践, 虽达不到成人的表意水准, 却已具备成
人语言形式的雏形。很多成人在遇到外来袭击时所表现的抵抗方式不是和贵贵挺相象呜? 无
数的误会以至悲剧往往就在类似的模糊语境中造成
。
语言的发明本意在于借助它达成人际间
内心意图的交流, 但事实上语言在其实际对话过程中往往没有实现这种目的
。这种普遍存在
于现实语境中发话者与受话者之间的语言之隔, 构成了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特出现象
。
语言之隔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之隔。
一般而言, 当一种文化处在它的生长时期, 其语言表
达功能即使幼稚却能显示较为鲜活的生命趋动力, 而当这种文化完全成熟或成熟过度之后,
就可能以种种制约而使语言交流产生越来越多的人为之隔。《棺材铺》中那个名为新镇的地
方就是一个文化熟透的人群聚居点
。
新镇居民仿佛是一群患有严重语疾的准白痴, 他们口访
语钝, 似乎皆不善于运用语言表情达意。
这一点, 我们只要从镇长杨明善不断重复的一句话
中即可窥见全貌一一
“ 我要砸胡为的当铺
。” 李兆连说
。
杨明善的心在胸膛里颤了一下, 他没想到李兆连会这么干。他看着李兆连的脸, 眼
睛啪叽了半响
‘“ .
“差矣! ” 镇长杨明善终于想出了一句合适的话, “差矣! ” 他说。
“我现在就砸。” 李兆连说。
“ 差矣! ” 杨明善说
。
没等他再说什么, 砸当铺的队伍就呼啦啦出了大门. .
“ 差矣! ” 他喊叫了一声, 追出门去
。
杨明善身为一镇之长, 自然负有维持新镇安宁之责
。
但妞他的善良而又强烈的心愿为什
么一经表达为口头语言就变得那么轻飘而又平淡呢? 一个“ 差矣! ” , 尽管用了惊叹句式,
并且重复多遍造成一唱三叹的效应, 终归还是那么软弱苍白。在杨明善自己, 分明没有比这
更合适的话, 而对于受话者李兆连, 这句话则无异于隔靴搔痒。
此外, 我们甚至还看到, 杨
明善为消除争斗对双方蝎力所做的说服工作, 却时常无意中助长了局势的恶化, 加速了火灾
的引燃
。他跑列胡为家里劝他说: a 李兆连把长工佃户都叫到他家里了, 在石头上磨刀子
哩。” “他要和你唱火炮戏
。” 结果胡为回答他, “ 火炮戏就火炮戏, 我没长工佃户可我能
叫镇上的光棍地店二流子。他李兆连磨刀子, 我就磨镰, ” 这一来杨明善又急忙跑去劝李兆
连说: “ 胡为叫了一屋光棍汉, 都是些不要命的货
。” 因此时客观外在因素发生变化(李兆连
丢失的牲口找回来了) , 杨明善的话才没有使矛后激化
。至此, 我们强烈感到, 杨明善的语
言能力丝毫不比黄齿乳儿的贵贵强, 相反, 甚至比贵贵还要低能。而且, 杨明善的话已不含
任何童真成份, 他是成人, 还是一镇之长
。找们不妨理解为, 正如贵贵的语言经过成人文化
的初步洗礼, 杨明善则在这潭浑浊的女化浆水里经过了充分浸泡, 其语言便携带了更多的愚
钝、
昏昧、
朽腐等等气息
。
新镇居民生沂在一个过于古老
、
过于庞杂
、过于沉重的文化氛围
里, 他们不胜重负, 人格被挤压得扭曲、
变形. 而至萎缩, 连语言表达能力也大幅度丧失
了。
当然, 与此巧妙对应, 新镇人的语疾一面表现为语言能力的丧失, 另一面则又时常表现
为诸如有话无须多说、
不便直说
、
不愿明说以及正话反说、
假话真说、
有意无意造成误听等
等尴尬情境, 从而造成“ 隔” 的效果。所有这些, 似乎更为广泛地传达出传统文化中的消极
负面因素及这文化辐射下人的特殊心态
。
譬如对于奴才来说, 全人的话语就带有不容增减、不能稍加变通的神圣, 奴才若能成为
一个合格的传古简泛了称少高级的奴才。当李兆连率人来砸当铺, 叫胡为的伙计进去通报
时, 伙计来到胡为卧室一一
“ 他们打着火把。
他们叫你出去哩。” 伙计说。· “ .
“你给李兆连说去, 就说我不出去。”
“ 他们说你不出去他们就砸。” 伙计说。
“ 他敢? ” 胡为说, “ 他敢! ”
· “. 当铺伙计跑出大门, 给李兆连说: “我家掌柜不出来, 我家掌柜说你敢! ” 李
兆连“一指着当铺的木板门说: “砸! ” ·
一
当铺伙计不敢拦挡, 在一边来回跳着: “你敢! 你敢I ”
“砸! ” 李兆连说。
若不是伙计话语带来的有趣的“ 隔” , 李兆连大概不会砸得那么起劲
。
这是一幅黑色幽
默画面, 但又绝不止于幽默
。那个伙计的表演固然拙劣, 算不上合格的奴才, 然而没有人能
够怀疑他对主人的忠诚。这是一种从骨子里发出的愚忠, 它体现了广大臣民对于等级统治的
绝对服从。·
伙计并非天生忠于上子的土好材料, 他之有那令人捧腹的滑稽表演, 完全是封建
文化对他从小进行规范设计的必然后果
。
又譬如有时候人是不使于或不厉意把话直说的。
李兆连的牲口找回来了, 胡为雇的一帮
打手失去了原先要派的用场, 剩下的只是工钱收付的问题一一
光棍地痞二流子们屯拉湿的镰把儿别进腰里, 等着胡为说一句他们想听的话。
“ 回, 你们都回家, 这里没乎了。” 胡为说。
他们没有走的意思。他们看着稀泥。
“ 日他的, 害我们等了整整一天。” 稀泥说, 他又笑了一下。
“ 就是, 日他的, 你们回。” 胡为说。
“你看这”一工钱。” 稀泥说。
“杨明善把我哄了。” 胡为说。
“ 哄是哄了, 可工钱. 一” 稀泥说, “ 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遇点麻烦事, 你说是
不? ” 他把头转向他的同伴们: “你们说, 是不? ”
“ 是, 当然, ” 胡为说, “看你稀泥说的, 我胡为还能做亏人的事· “ 一”
这是一场高水平的外交谈判, 所特别的是它只为了一人两块银元的工钱, 谈判双方亦是
本事平平的当铺掌柜和地位更加低贱的光棍地痞二流子
。这是否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现
实人际语言中所玩弄的虚与委蛇、皮里阳秋等等诡术已经被社会的最基木成员所掌握, 而到
了何等普及的程度了呢? 胡为与稀泥的这段语言交涉, 妙处在于不会引出什么可怕后果
。人
们正是在众多看不出什么直接利益损失的语言交流中, 乐此不疲地!梦会了一种特殊的语言本
领, 作为发话者善于制造各种各样的“ 隔” , 作为受话者则善于穿透这些. 隔’ 而听出“ 隔”
后的真音, 位置调换时情形亦然。固有文化有如命运之剑悬于头顶, 迫使人们不断实践着语
言, 而无休无止的语言实践又源源丰富着文化的内涵, 终于这文化就越来越复杂深奥, 越来
越叫人捉摸不透了。
在新镇人群中, 杨明远是唯一清醒的恶者, 这简直令人不寒而栗
。他似乎深谙了这个民
族文化的内涵精微, 一手握着这个文化特殊跳动的脉搏, 一手导引着悲剧线索泊泊流动
。
尽
管他无力操动整个悲剧以他个人的部署按时进入预定位置, 但是他的每一言行举动, 往往都
能引爆出相当惊人的助燃力量。当李兆连为儿子的牛牛被刘妈捏肿而迁怒于胡为时, 杨明远
不失时机地说: “ 牛牛是根, 怎么能捏人的根嘛。放在谁身上, 这口气也难忍。” 这话确实
太奏效了, 李兆连听后呼呼喘气, 跳起来骂: “ 我识胡为他妈的腿, ” 砸当铺之举此时就已
先在必然地决定了。当贵贵死后, 李兆连开始筹办丧事, 内心欲报杀子之仇的动机自不用提
。
杨明远及时送来一口棺材来装硷贵贵( 先一步是杨明远亲自将尸体送回李家, 可见他对人们
心理吃透的程度) , 说是“棺材钱浅不要, 贵贵死得太可怜了” , 这话有着双关的妙处, 一
者顺便洗脱自己的干系, 二者主要把矛头引向那个冥冥中该当倒霉的胡为。接着又说了一
句: “ 大人的事有大人在嘛, 狗日的对小孩子下这黑手。” 够了, 语言的蛊惑煽情作用在这
里被运用到了极致, 地主李兆连再不去找胡为报仇仿佛就不是人了。
语言的本意在经过表达后完全走向这本意的反!币。我们在这里充分目睹了一个语言构成
的文化骗局, 如何将一个人活活予以诱杀, 并且还要诱杀更多的人。这是人类语言的悲剧,
更是人类文化的悲剧, 归根结底又是人类自身的悲剧。无须再做什价、表层语义的烦琐注释
了。我们从《棺材铺》这个发生于过往历史年代的故事中, 又一次读出了鲁迅先生笔下的封
建文化血淋淋的“ 吃人” 本质
。
至此, 我们己经看清, 青年作家杨争光的《棺材捕》就泣样通过人物对话的成功描写把
一个荒诞的寓言故事艺术地铺衍成中国特有的人际关系与文化, !处貌的真实复写本。同时我们
确信, 《棺材铺》之所以借助人物对话来完成故事价节, 又并一
:卜首先出于艺术的考虑, 而是
这些人物语言本身蕴积着极为丰富探广的文化价息, 从而少戊为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
分。这就无怪乎杨争光要倾注全力于人物语言来探讨中国文化, 也无可怀疑他的《棺材铺》
探讨中国文化达到了令人叹服的思想深度。
现在我们似乎该回过头来追问一下这个以形象构成的文化之谜的谜底究竟二是什么了。让
我们再次走进那个谜宫般的寓言故事, 这时我们就不禁要问: 杨明远开棺材铺所欲获取的到
底是什么呢? 故事终局时他又真正得到了什么呢? 在公开场合, 棺材是拿来“卖” 的; 但在
棺材铺内部场合透露真意时, 杨明远说: “我不是想挣钱, 我觉得用我的棺材装死人有意
思, 要不我就不开棺材铺了。” 我们尽可以对这“ 意思” 做种种猜测: 对原先土匪职业的心
理留恋; 杀人癖好的替代性转移( 棺材铺实际上已演变成一个杀人机关) , 醉心于感知死
亡, 而死亡的一次性特征使他只能从别人的死亡中获得间接体验, 文化“吃人” 本质的抽象
性通过杨明远及其棺材铺得到充分具象化; 甚或杨明远直觉到新镇人的丑陋可憎, 他们不配
有更好的命运, 该由他送他们进坟墓. . 等等。但无论怎样猜测, 似乎都难以找到它的全部
确切含义。于是棺材铺的意象成了一个谜, 一如其摹本对象的中国文化之谜, 皆具有不可解
尽的深意.
再看《棺材铺》的结尾, 它又是一个类似的谜一一
那时候, 新镇已成了空镇, 杨明远挨家挨户推着门扇
。他好象老了许多
。
“ 收尸啊I ” 他叫着
。
又推开一扇:
“收尸啊! ”
街道很长, 远远看去, 他象一只蚂蚁。
令人回味不已的是, 杨明远在尽情观赏了他渴盼已久的死亡场面之后, 到这个悲凉的结
局时, 他第一次那样凄枪地呼唤着他的同类
。
但他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一切对话者, 他只能是
一个独语者, 实际上他在这里以生的形式独自亲历了一次更为恐怖更为漫长也就更为痛苦的
死亡
。在小说前面的篇幅中, 作者精心构织了一场又一场的人物对话, 而在结尾却突然奇迹
般让人物走出对话情境,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是杨明远在做心灵的忏悔吗? 是他对儿子意
外的陪祭表示伤悼吗? 是印证玩火者终将自焚的历史哲思吗? 抑或是新镇人纵然可憎, 但人
去镇空所留下的无边孤独寂寞, 却比任何其它一切都更难耐呢? · “一这种种猜解, 错综复
杂, 似是似非, 同样没有完整精确的固定答案。
但是无论怎样, 有一点却是可以明确肯定
的, 即: 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 然而对待它的唯一正确态度是,
只能更新, 不能毁灭。一一这是《棺材铺》留给我们的最富价值的深刻启示。
文学, 自它向世的时日起, 就与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学潜心表现着文化, 文化亦反
过来馈赠给文学以丰富珍贵的思想蕴涵。《棺材铺》的成功, 又一次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
从这个角度看《棺材铺》, 它就既有了外在的文化意义, 又有了内在的文学意义。
( 责任编辑: 管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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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邓小平的唯物史观贯穿了《邓选》第三卷的始终, 深深扎根于整个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之中
。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性和彻底性, 充分体现于能在艰难曲折
的实践中对客观规律把握自如, 从而在国际、国内风云变幻中抵柱中流。
而且他的确做到了
言行一致、身体力行
。一言概之, 邓小平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真正的共产党人。

❹ 金庸什么时候上的华山写华山论剑

貌似金庸先生2003年来华山参加了“华山论剑”了……
当时有些印象，现在记不太清了……
这是当时新浪的报道：
book.sina.com.cn 2003年10月09日 10:08
金庸50年前在我国的千山万水当中寻找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侠客擂台———华山，因为华山雄伟的山势就像挺立在中华大地中心的倚天之剑，华山论剑就是在剑尖上的挑战。金庸的小说中，华山论剑举行过三次，都是在南宋年间。时隔800年，第四次华山论剑，昨天在华山北峰举行。金庸从香港飞临西安登上华山，与天下英雄说侠论剑。

一个金庸：三顾而请

在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中，有13部提到华山,但昨天，金庸却是第一次来到华山。陕西电视台的《开坛》栏目两年前便有请金庸上华山的意向，去年7月，该栏目第一次与金庸的经纪人联系，却被回绝。之后数次传真、通话，这个议案都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被接受。今年8月中旬，金庸杭州之行成为此次活动的转机，《开坛》栏目当面邀请金庸上华山，参加“华山论剑”活动，金庸给了一个积极，但并不确定的答复。但这个答复却给了陕西台信心。8月底，金庸明确表示，愿意赴西安参加这个访谈。

天公作美，一直阴雨连绵的西安，在金庸6日抵达的那天放晴。昨天的华山也是阳光肆意，天蓝云淡。想象作为小说家的金庸和看到现实中八十高龄步履蹒跚的金庸；看小说当中描写的华山和昨天作为主会场的华山，这之间，似乎有一种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交错之感，虚拟的是英雄，真实的是金庸。

两个会场：金庸和“金迷”互动

此次金庸论剑的主会场设在华山的北峰，海拔高度1561米，主会场只有110平方米，能容纳30个人。除了金庸、主持人和嘉宾外，还有十几位网友。昨天上午9点10分，金庸从黄浦玉道来到索道广场。这条道是华山古道当中最古老的一条道，2000多年前汉武帝从这条道上山寻仙。穿行过绝壁，金庸和北大教授严家炎、“巴蜀鬼才”魏明伦、“武侠导演”张纪中、编剧杨争光、“北大醉侠”孔庆东在这里坐而论剑。

有天下第一庙的西岳庙成为“金庸迷”所在的分会场。代表了东西南北中五方的“金迷”，除通过大屏幕全程收看到主会场的直播外，还通过对一些问题的讨论与主会场形成互动。

三道难关：巧施妙招轻松过

美人关、美酒关、奇局关是武侠小说中必不可少的元素。昨天上午，金庸登临华山北峰之前，主办方也特意精心安排了这三关来考“金大侠”。第一关是华山索道前的“美人关”，翁美玲、朱茵、周迅三版黄蓉的剧照先展现在金庸面前。大陆版电视剧《天龙八部》中王语嫣的扮演者刘亦菲，请金庸把四个形容词赠给这三位演员，得到两个形容词者则表示金庸对她的表演很认可。金庸把俏皮给了翁美玲，把乖巧给了朱茵，把聪慧和妩媚给了周迅。

金庸顺利过了第一关，第二关是哪些内容？金庸走出索道后，大家看到的却是央视版《笑傲江湖》中岳不群的扮演者巍子早已摆下的酒席。金庸要么喝两坛酒，要么辨认青铜爵、夜光杯等三件传世酒具分别是哪个年代的。“这个关难度很大。”这是金庸看到后说的第一句话。经过仔细的辨认，最后金庸正确回答出商朝、周朝、唐朝，顺利过关。令狐冲没有酒量，一喝就醉，萧峰从来喝不醉。昨天金庸先生在华山比的不是酒量而是酒趣和酒识。

第三关是我国有围棋“棋圣”称号的聂卫平为他的弟子设下的“奇局”，金庸只需走一步棋便可过关。金庸见到围棋老师，笑着说：“手下留情。”而后一步轻松过关。没有难住金庸，“棋圣”聂卫平却被华山难住，过招后不久，因为身体不适而被抬下山。

四大主题：说到动情处落泪

此次活动的特约嘉宾主持、清华大学教授王鲁湘评论说：“金庸三次华山论剑的描写，是他对武侠境界的三次理解不同，可以说是认识的深入和递进。第一次华山论剑就是把天下的五位武林高手选出来到华山顶上比武功，五大高手事实上没有高下之分。第二次华山论剑事实上没有一个结果，因为最后到底谁是天下第一，在描写当中看不出来。第三次华山论剑，中心是老顽童，他武学天下第一，和欧阳锋正好是两极对立。老顽童千方百计忘掉他所学的武学，求而不得。这表现了金庸先生对武学当中某种境界的思考。”

昨天和嘉宾剑影江湖、侠旅萍踪、荧屏春秋、情为何物的四个主题对话中，金庸思维敏捷，时有妙语而出。“巴蜀鬼才”魏明伦问金庸，鲁迅的《铸剑》和他的“华山论剑”之间有什么联系？有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在哪里？金庸用《倚天屠龙记》中的倚天剑和屠龙刀来说明：“倚天剑号召团结武林，统一天下，是从《铸剑》里面得到的一点启发。倚天剑的意思是如果你为老百姓服务，大家接受你统治，但是如果欺负老百姓，单独一个人也可以置暴君于死地。”

而金庸对有招好还是无招好的评价是：无招胜有招只不过是一句口号，出招之前心里早就有招了，无招有招是统一的。

当论及金庸书中的感情时，主持人提及金庸曾经说的一段话，金庸说他曾哭过三次，大哭：看到杨过在赴小龙女之约的时候苦苦等到太阳下山他哭了；张无忌与小昭分离的时候，他哭了；萧峰误伤了阿朱的时候，他哭了。问金庸现在再回忆起这些片断是否还会伤心时，金庸的眼睛湿润了，他动情地给了肯定的回答：“会的。因为写的时候就难过。重读的时候觉得更伤心。”

随后，节目中播出了到金庸家乡浙江海宁拍摄的短片，金庸在论情和看短片期间，前后四次抹去眼角的泪珠。

行状
在前后半个月的时间内，79岁的金庸两次来到内地。
9月27日，“世界旅游日”，“五岳联盟”在衡山成立。应邀到访的金庸受封名誉盟主。
10月8日，金庸在华山成为“武林盟主”。在华山索道广场上，主办方将一枚重达35公斤的玉石巨印赠给金庸。两名大汉用长案将巨印抬至金庸面前，启封后，由金庸盖出首幅印文。印文是汉篆刻制的六个大字，“华山武林盟主”。
陕西电视台选择在华山之顶的北高峰上举行“华山论剑”，此外还有3个分会场，上下4点交叉滚动，进行3个多小时大型联合直播。
为了保证直播顺利进行，有关方面出动了500名干警和150名武警，华山风景区8日当天封山8小时。有趣的是，当华山上的道士们得知金庸要来以后，联名写信表示抗议，不欢迎金庸来华山，理由是金庸在小说里对道教不友好。
在西安曲江宾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金庸说：“我希望这次的活动能办得很成功，但最重要的是不要把任何带有商业性质的东西引进来。‘华山论剑’不是武功上的比试，更不是一次商业炒作，它是一次文化人之间的谈论，是纯粹的文化对话，希望它能够在文化氛围中开始和结束，千万不要搞太多的商业广告。”
出于对前一阶段报纸关于“金庸产业化”的批评，金庸特别给予回应：“我参加的所有活动都是不收一毛钱的。我是不需要为自己做宣传的，我的小说已经卖出去了，干嘛还需要推销？”
陕西电视台副台长王渭林证实说，“金庸先生在踏上陕西这块土地后，吃饭、坐车、住宿等都是自己掏钱，坚持不收我们任何的费用。”
因为金庸的坚持，主办方陕西电视台取消了此次“华山论剑”的冠名权。
据陕西电视台最新的消息，本次“华山论剑”投入的400万元人民币已顺利回收，整个活动只赢利40万元。
陕西省旅游局局长董宪民说，金庸之行提升了整个陕西旅游形象。陕西省政府对“华山论剑”达到的效果非常满意，希望陕西电视台能够把这个活动长期办下去。而此前陕西省武术联合会和西安武术联合会召开了联合会议，决议请全国的武功高手来陕西，进行一次真正的“华山论剑”。
论剑
10月8日，华山北峰。
华山北峰海拔1614.7米，峰顶只有一个不足百平方米的广场。据王渭林介绍，主办方曾拿着凳子一个一个地量过无数遍，最后发现上面最多只能摆30把椅子。除少数嘉宾和记者外，大部分记者只能集中在北峰旁的一个小亭子里观看电视直播。
“华山论剑”的总直播主持人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王鲁湘、陕西电视台的主持人王涛，“华山论剑”现场的主持人是陕西电视台的李蕾和嘉宾主持司马南，还有北大教授严家炎等人。将与金庸过招的是“巴蜀鬼才”魏明伦、“关中刀客”杨争光、“侠导”张纪中和“北大醉侠”孔庆东，他们将按照电视台的安排，分别从“剑影江湖”、“侠旅萍踪”、“金剧春秋”、“情为何物”四个角度，打开金庸的世界，大话江湖。
当金庸揭开自己书写的“华山论剑”四个大字的摩崖石刻之后，“华山论剑”正式开始。
王鲁湘：我们对所谓流行文化在过去一直存在文化偏见，认为它首先是低下的，第二是边缘的，第三是不重要的。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很大一部分不是从事艰深痛苦的思考，我们实际是在玩乐当中，在生活的状态当中，完成一种文化的建设(应为“消费”———编者)。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金庸现象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象，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共同话语。在华语文化圈，金庸就是类似足球的公共话题。几代人海内外这么多人谈这个话题，这本身已经进入我们生活状态的历史，进入精神生活的历史。
金庸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文本，对这个文本的再创作，像金庸所有的影视剧，包括舞台剧，在读者当中，在网络上，大家传阅读金庸的心得，这个叫金庸现象。金庸现象和金庸文本一起构成金庸文化。
王涛：这个文化的支撑点绝不是虚幻的，而是一个产业。这样一个庞大的产业，试问现在有哪样一个角色能够真正带动一个产业。
王鲁湘：说到这一点金庸先生更加了不起，一个人产生这么大的生产力，金庸实际上是一个行业或者是一种产业的发动母机，由他发动起来的产业产生这么大的生产力，产生这么大的价值，使这么多的人能够有口饭吃，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已经普济苍生了。
魏明伦：我们题目叫剑影江湖，这个江湖是金老先生浪漫的想象构成的江湖，好像是一个社会的变形。我算不上是金迷，我站在金迷之外来看，有时候看得客观一点。我们往往被现实生活压抑，金庸先生虚构了一个江湖，人们在太压抑的时候可以躲到那个江湖去休闲娱乐。
金庸：就像刚才王鲁湘先生说的，我这个小说是建筑在愉快上面的。我的小说是一种虚构的想象的东西，我的希望和最大的目的还是给读者一种愉快的享受。有些朋友把我的文学作品提到很高的高度，引起很多文学批评家的反对，朋友的好意我非常感谢，但是他们反对我，我觉得抬举我了，我很感谢大家的评论。
李蕾：中外的侠有什么区别？
金庸：他们都是见义勇为，遇到不公平的事可以帮助人家的，这个是共同的地方。在中国社会当中，侠是一个很崇高的道德，非常重视的。外国人就不重视这个侠，他们讲骑士，骑士主要是为上帝服务的。我们中国人讲人情，看到病人痛苦或者受到欺负去帮助他，外国人认为上帝该做这个事情，我牺牲生命为了上帝，死了之后就上天堂了，动机出发点完全不同的。
金庸表示很佩服《水浒传》和《双旗镇刀客》的编剧杨争光，这次论剑指名要求邀请他到场。“有人问我武侠小说不写了，将来怎么样发展，我就想，像《双旗镇刀客》这一类小说是可以发展下去的。”
杨争光：刚才说到中国侠客和外国侠客的区别，我有一个看法，中国的侠更讲义气，有时候还有忠，忠和义这可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有关系的。外国侠客除了金庸先生刚才讲的为上帝服务外，我觉得他身上正义的东西可能比中国侠客要多一些。
比如按现代人的观念来说，正义它有时候是很软的，你很难说哪个对哪个是错的，有时候中国的侠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事情这样做可能是不太合适，但是因为他是我的哥儿们，所以我就必须要做这个事情。这当然做起来也让人很感动，但是他做的行为的背后可能还是有一点动机不纯。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侠和外国侠客的区别。
司马南：侠是中国文化当中独有的东西，中国文化两千年来孔夫子文化是主流。请金庸先生讲讲孔夫子学说当中自由的境界和侠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
金庸：孔夫子讲侠义讲道理，他根据自己所想的凭良心判断，凭良心，讲天地良心，这个事情不对我就去纠正。孔夫子也认为，知道不对去纠正很合理的。
杨争光：司马迁在《史记》上说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其实还是经常捣乱的，文人也捣乱，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但是还是有不同之处，我觉得侠跟孔夫子还是有差别的，孔夫子实际上是不捣乱的。
李蕾：现代的侠在哪儿？
金庸：今年中央电视台组织一个节目叫《感动中国》，就是过去2002年使中国人最感动的事情是什么？邀请我做评委，全中国有三十几个评委，大家推举出来什么事情最感动中国，结果我们推举的都是见义勇为、挺身而出、为人家抱不平的这些人，这些就是具有侠气的人。
我推举一位女经济学家刘姝威，她发现有一家大公司发表的年报欺骗股东，她写了一篇短文，告诉大家这篇年报是假的、靠不住。结果大公司去告她，告得她非常狼狈，她一个穷教授没有钱跟大公司打官司，但是她坚持正义把官司打下去，最后这家公司破产输了。我觉得这种人不为自己利益，而为了公众利益挺身而出不怕牺牲，这就是现代的侠。
杨争光：我觉得侠在现代社会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我们现在把侠脱离出来成为一种精神，侠义是弱势群体的一种幻想，只要有弱势群体存在，只要存在对弱势群体的压迫，侠的精神就不会消亡。让我来理解，侠像补丁一样。比如有一件衣服有洞，侠是补充。太相信它也不行，但是没有它也不行。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侠义的人也是不行的，靠各种各样的力量，体制再完备，角落里面还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司马南，我认为也是侠，打击伪科学这个东西，政府加大力度也忙不过来，怎么办呢？那你挺身而出了，就去做了。这就是现代的侠。
节目中播出了到金庸家乡浙江海宁拍摄的短片，金庸在论情和看短片期间，前后四次抹去眼角的泪珠。
原定3个小时的直播，延长了1个小时。金庸与由全国4家纸媒选送的金迷读者模拟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见面时，因为激动，来自湖南的“南帝”刘根生，十多分钟里，面对金庸，竟然说不清话。
此外，整个活动中还穿插了由大学生组织成的辩论赛，观众提问。最后的压轴戏是金庸新收的两名博士生拜见导师。
在倚天剑、屠龙刀上，金庸按下了自己的手印。据王渭林介绍，金庸专为本此活动题写的“华山论剑”四个大字将永远刻在华山北峰的绝壁上。
当直播超出了预定时间，12时10分左右，卫星信号中断。由于4个小时的直播，金庸感到非常劳累，原定在“论剑”之后举行的记者见面会被迫取消。金庸一行沿原路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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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杨争光和少年张冲四题
——小说《少年张冲六章》阅读札记
秦巴子/文
张冲的诞生
二零零九年三月的一天，我和杨争光搭同一班飞机从深圳到西安，两个多小时的航程，杨争光一直在跟我讲少年张冲的故事。他说那个孩子的反抗，染黄头发、戴大耳环、抽烟、飚车、用板砖拍街道上的混混；他说那个孩子的爱与善良，对苗苗、对孙丽雯、对老师李勤勤；他说那个孩子的仗义行侠，对姨父王树国、对嫖客公安局长；他说那个孩子对父亲的反抗时，模仿着张冲的口吻：“我没爸没妈是玉皇大帝日下的！”他这样说的时候，似乎有一种释放的快意。而我当时的感觉，他是在以此抵抗对飞行的恐惧，我知道坐飞机总是令杨争光莫名地不安，而这一次，是关于少年张冲的飞行，他坐得相当稳当。
杨争光的身上，随时揣着一个小本本，那是他作为一个敬业的小说家的表现，他会随时记下看到的想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有意味的有价值的东西，少年张冲的点点滴滴，也在那个小本本上，跟我讲的时候，他不时……
应该是你需要的吧

❻ 如何评价布鲁诺•舒尔茨

从侧面的镜子里往外看——李浩访谈张鸿：人们喜欢给新出现的事物和现象冠名，文学评论界也一样，就如“七十年代生作家”。当然，这个命名标志的是作家在年龄上的相对一致，而我感觉这一代的写作呈现一种文学的多元倾向，这体现在题材和个性化的写作方式上。李浩，你也是这一批作家里的一员，能说说这一代作家的成长及将会抵达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吗？李浩：在我看来，以代际来冠名有它的道理，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那个时代所共通的某种共性，特别是在接受上。但，我觉得，这样的冠名多少也意味了一种无能，因为它只抓住了特别浅表的一个所谓“共性”而没有把握住特征，而命名的有效，应当是在对“特征”的把握上。你觉得呢？我不反对如此冠名，但我习惯上并不用它。我愿意看到的“个人”，无论他是哪一个时代的，哪一个国度的，我愿意，把莎士比亚和君特•格拉斯，把布鲁诺•舒尔茨、莱辛和鲁迅、王小波一起放置。它们在我的书架上可能是同一排。至于这一代人在写作上的多元倾向，我觉得是好的，写作从来不应过于一致，写作更应当是用自己的方式让“自己”呈现，在这点上，我恰觉得，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做得还不够，很不够。如果非要按代际来分，说我们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我们（这里包括我，我的话都属于部分对自己的自省）这些人，和现实、现世贴得太近，文学理想的普遍缺失，思考深度不够，和生活过于和解，冒险意识普遍较弱……它的确是存在的。而我们的媚俗心，和“八零后”比较未必会弱。我很希望这一代人，包括还在写着的“五零后”“六零后”，还有“八零后”，能写出让我惊异的、对我的审美构成溢出的作品，能写出丰富复杂、让人沉思、值得反复阅读的书，它有，但是太少了，太少了。我想以后在一个所谓的市场条件下，这种文本可能更为稀缺。我很难说一代人会如何，能够如何，我大约只能看到大家已经做到了如何，从这个“如何”中我的个人预期。我觉得，这一代人之中肯定会出非常不错的大作家的，如果机缘合适，而自己又有足够的清醒，能出影响世界文学的作家也不一定。对于展望，说实话我并不乐观，我对整个世界的文学也不够乐观。人类在浅薄化、物欲化，娱乐致死，这大约并不是一件好事，起码对文学如此。我只期待于个人，期待有新质的东西在我面前呈现。张鸿：你作品中的人物都没有具体细节的描写，比如外貌、性格，这使得他们有一种典型性的同时有着更广泛的普遍性，《失败之书》的哥哥，《乡村诗人札记》中的父亲，《如归旅店》的父亲、母亲及哥哥。我读后反倒感觉这种写法成为了你的作品的一大特色，你是有意而为之？李浩：你真是明眼人啊，是的，我是有意为之的，如果可以，我甚至想抹去它所存在的“民族特征”（现在，我多少倾向于对民族特征的强化了，当然，前提是，我要表达的依然是普遍的，人性中的共有，所谓民族特征是着附在这个普遍性的身体上的）。为什么如此？这是缘于我对文学的理解，或者说，是一种个人强调。对我来说，一个完全个体的差异，他有无六指，长不长黑痣都不值得我对重视，对那种“特征突出的个体”（也即所谓的典型性）的发现和展示可以由其他作家来做，他们可以以此发展他们的故事，但，那不是我所要的，我要做的。我要写下的，我所醉心的，是人类的共性，被掩藏在我们日常和隐秘中的人性（你看鲁迅的“阿Q”，他如果写下的只是一个个体，而没有对中国人的集体指涉，当然依然是好小说，但可能不会让我那么醉心。我喜欢在人物背后的丰富寓意，这种喜欢甚至达到了小小的偏执）。所以，我希望，我所写下的，既是这一个，又不是独独的“这一个”，或者说，我尽可能地弱化“这一个”的色彩而强化那种共性成分，它造成的后果就是，我的小说没有一般小说的波澜曲折，一般小说的故事丰溢，这自然会阻挡一部分的读者在外面。我清楚我所要的，我也必须承担我的想要所带来的全部后果。在最初写作的时候，我忘了是看谁的一本书了，他谈到一种“未完成美学”，这对我的启发很大，我觉得，好的小说，应当最大可能地调动阅读者的智力参与，你得给他留下空间，你要做的，只是标出路标，指向可能的路径（当然，这个可能也许是作家的欺骗）。则臣反复谈过好像是汪曾祺先生的一句话吧，“有话则短，无话则长”——我个人的理解是，别人能做到的，你在别的小说中能读出的，你可用你的经验对它进行补充的，我尽可能略。而别人做不到的，别的小说中大概还没有的或者还稀薄的，我则要多说几句。我希望能在故事行进的过程中做到“间离”，不希望我的读者被故事的奇异、新颖或古怪所吸引，我希望在我小说里吸引他的是另外的那些。相对而言，我更愿意安排一种惯常的、常态化的故事，先减少阅读者对故事起伏和如何结局的期待，然后用思和文字的力量将他在阅读中抓住。所以你看，我的小说，除了缺少外貌描写，个人典型性的“表征”，还缺少景色描写——哈，它也是我有意的忽略，我虽然知道它能给小说带来什么，但，我觉得我们时代的其他作家，或者在我之前的前辈们都做得够好了，够多了，我还是把心思往别处用一下吧。张鸿：上次你来广东，我们谈到了“常识”。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常识湮没的年代，人人都知道常识，人人却又忘记常识，或者将常识人为地虚幻化。但常常正常的事情需要以一种非正常的方式来做，表达常识需要勇气和智慧，而接受常识更需要一种集体的胸襟和宽容。当时你说，你想要的，是通过我们的对话，给文学以某种的正名，恢复文学应有的常识性？那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达到我们理想中的状态？被抛弃的文学常识有哪些？李浩：记得李敬泽在一个讲座中谈到，他说，我们现在，不得不在常识上反复纠缠，其实我们应当做些更有益的、更靠前沿的事。当时对我的触动真的很大。仔细想一想，还真是。我们，至于是我，觉得自己很多的时候只是将常识重新审明。我的所有言谈，其实都在文学的常识之内，真的，在这点上，我觉得自己毫无创见。前段日子和朋友交谈，她提到，米兰•昆德拉在她看来是小说的立法者，我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我在他那本《小说的智慧》的书中很受益，哈，也显得很受害啊。常识未明，一个原因是有意遮蔽，另一原因则是出于惰性，第三点，是媚俗，所谓的市场考虑；第四，则是一种无知的傲慢。我见过不少所谓的学者，大学生，编辑，或者小有名气的作家，他们太多人喜欢在“理解之前做出判断”，不肯俯身学习，却以为自己掌握着人类的至少是文学的全部真理。还有一点儿，有些人（这样的人不是少数），他们向文学要的仅是成功，是世俗的、眼下的影响，要的是红裙和红包，这里面有部分人是懂些文学的，但，他们只有将水弄混才可能在这潭水中得鱼。于是……所谓未明的常识，在我看来很多，譬如我们习惯上对“现实”，“现实主义”，“经验”和“时代性”的强调与窄化。在这些词上，我们容易画地为牢，把外边广阔的空间自我舍弃，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学卖国主义”。现实，并非仅是当下生活的镜像，它还包括内心的现实，天马行空的思绪和幻想，从这点上，现实主义真的是“无边”的，甚至，内心真实较之外在真实更逼近于我理解的“真实”；谈及“经验”我们似乎只关注于日常生活中那些，经历中得到的那些，而阅读和思考中得来的那些受到了可怕的漠视；所谓“时代性”，在我看来是一个写作者身上不可避免的胎记，而文学是需要部分摆脱时代性困囿的，优秀的作品在哪个时代都显得“异质”……文学是一门艺术，它是常识。可我们是将文学作品当作一件艺术品来要求打量的么？我们是否是更应强调它的艺术质地？“从怎么写到写什么”，它的本意大约是强调应加强对问题的思考而不仅是迷恋技术……说实话，我不认为谁能掌握严格剖开技术与内容的解剖学。在我看来，技术与内容之间是互为表里的，密不可分的，你试着抽掉卡尔维诺的叙事技巧，试着抽掉君特•格拉斯的叙事技巧，看他们还剩下什么。至少，文学的魅力会全然丧失。纳博科夫用一种带偏见的方式说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空洞的思想是一腔废话，而风格和结构才是一篇作品的精华”。中国画强调“随类赋形”，也就是说，思想或问题的表达必然会影响到技术的运用——从这点上讲，艺术形式的探索应当是贯穿写作者一生的，言说方式一直是他要面对的问题。作家的立场。我不止一次听过这样的要求，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是不强调立场的，“政治正确”无法保证文学的有效，如果非要作家有一个立场的话，他也应当站在人类一边——和黑人白人，欧洲人拉美人亚洲人站在一起。在经典的文学那里，它们提出的问题是整个人类所面对的问题，“活着还是死去”是针对全人类说的，“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到哪里去？”这样的提问也是普世性的。好的小说，它需要悲悯的不只针对穷人也针对富人，不只针对卖炭翁也针对外表强大的帝王。“要写中国化的小说”——当年博尔赫斯也曾受到这类的非议。他还专门写了篇《阿根廷作家和传统》的文字为自己辩解。他说，许多被称为阿根廷传统经典的文学并不是最具备阿根廷本土地域特点的，正是这些有着“溢出”的作品反而丰富了阿根廷的，高乔的传统。是的，按照这种自我窄化的逻辑，莎士比亚是不应写爱尔兰故事的，因为他是英格兰人；意大利的卡尔维诺也不应写《看不见的城市》，因为那里出现了中国皇帝；卡夫卡不能写《美国》，也不能写《中国长城建造时》，……《红楼梦》并不像当时的传统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也和中国传统小说有巨大差异，强调所谓“中国小说”“本土经验”的时候是否应当将这些已成经典的作品也一并删除？实际上，一个作家写什么对什么感兴趣是由他个人心性所约定的，而不应当是人为规范的结果，要求写作的方式和所谓题材实际是对艺术的践踏和漠视。无论他用哪一种方式写下，无论他写下的是哪一个地域的故事，优秀的作品都会汇入到本民族的经典之中，成为传统的部分。“我被这部分作品深深打动了流下了泪水”——简单的情感打动并不属于文学品质的固有指标，它不标明一篇作品的优秀——这应当是常识。写小说不等于写故事，是常识吧，可似乎越来越多的作家明知故犯；小说不单纯负载道德的评判，不充当真理代言人的角色，这是常识吧，有众多的评论家却非要“将鞍子套到头上来”（王小波语），要小说家歌颂真善美，要小说家负载非文学非艺术使命，要小说家如何“代言”……张鸿：从一个女性文学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我欣赏的是文学作品中那种男性的视角，从容、大气、智慧、哲思，当然会有一些小小的机智巧妙，及个人的色彩在里边。但我所了解的国内的这样的男性作家不多，有，但不多。也许我过于偏狭，但“好的作家一定是个思想家”（张炜）。你认为呢？而诗人多多也说过：“思想，是弱的，而思想者，是那更弱的。”他们的话矛盾吗？李浩：在我的阅读中，我可从来不分男作家、女作家，在我背后的神中，有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玛格丽特•杜拉斯、普拉斯、莱辛等人的位置，我将她们放在和那些男作家并齐的位置上，打量她们的文学，用的也是基本同样的眼光。没有谁会因为她是女性而遭受苛责，当然也不会有谁因为她是女性而得到宽容。在我这里，所谓“中国作家”和“西方作家”的区分也不太存在，我只愿意看到好的作品，我会把我的赞叹给予它，无论它是谁写下的。“好的作家一定是个思想家”，对。这是常识。这是一个显见的常识，尽管它受到了某种忽视甚至诋毁。但常识在那儿，我们看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这个常识就明确而坚固地在那里。至于多多说“思想，是弱的，思想者，是那更弱的”，应当说也是这样的常识，一种思想如果成为一种权力甚至具有了霸权性的话那它就值得怀疑和警惕了。他们俩人的说法没有矛盾，在我看来甚至是一种统一。作家对生活，对世俗，对人类的影响是弱的，一直是弱的，卡夫卡写下的人类境遇并没有因为他的写下而有大的改变，而贝克特，品钦，埃梅，布莱希特……这些名字，只是为人类的内心，为人类的幽暗境遇加入了些许的微光而已。但，我们不能因为它的微小而对它过于忽略，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我们期待它成为太阳一样的强光，它达不到，我们就转向对它忽视甚至绝望……（我们对文学的要求是否也过于功利了些？包括，对思想的要求。我们也得明白，“小说家并不奢谈他的思想”）这些文学的，文化的，文明的因子会慢慢渗入到人类的进程中，细胞里，虽然这一过程肉眼肯定看不见。何况，文学文化的无用之用也不应忽视，它应当得到重审，一次一次。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艰晦的，但，对一部分期冀智力搏弈的人来说，却能体味其中蕴含的美和妙。哈，我得承认，我读不懂维特根斯坦，我对他的生活和趣味感兴趣。他说，他在临终前说，我想告诉人们，告诉上帝，我从事了一项我喜欢的工作，它对我有意义。哈，文学，有时也得这样想：我写作，它对我有意义。它是，首先是对自我的表达，是自我对世界的认知。进而，它也关于整个人类。张鸿：在去年我与王棵的访谈中，我们谈到了“艺术野心”这个词，我就已经感觉到了他的那种“野心”的存在。你俩相比，我感觉王棵很“温柔”，因为你对我说过：“男作家，更应当有世界野心的。”你为你的野心所设定的目标是什么？李浩：王棵比我聪明，他不会像我这样张狂。但我一向不惮袒露自己的野心，为此也遭受过不少的嘲笑。他们的嘲笑有道理，是的，我没有做到我想要的，我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一直是在向这个目标努力的，有时，觉得自己都有点儿“岳不群”。我的野心，还是用原来的回答继续这个回答吧：在一个群贤毕至、牛人云集的会上，我谈到我的野心，我说，现在大家谈到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我很想兴奋地告诉你，他们是我的老师。我希望有一天，大家再谈起他们，我有些平静，那是我的哥们儿。哈，我想做，影响作家写作的作家。这个影响，我也不希望我仅限于中国，虽然我对外文一无所知。米兰•昆德拉说，一个作家，如果他的写作只能被本民族所理解，那他是有罪的：因为他造成了这个民族的短视。我觉得他有道理。我说他们是我老师，大家可以理解；我说他们是我哥们儿，大家觉得我过于狂妄。哈。我承认。但，我说是我哥们儿的时候，不只是希望我的名气如何，我希望能获得那样的名声，但，它对文学来说，不重要。我希望的是，我有能力和勇气和他们进行平等的、隐秘的、坦诚的交流，我希望我有能力和他们在文学、思想上进行对话，交锋，对抗和相互理解，我希望，如果跻身在他们之间，我的说出让他们也不能漠视，而不仅仅是出于礼貌。博尔赫斯在一首诗和一则访谈中都这样提到，“天堂，应当是一座图书馆的模样”。哈，这也是我的天堂。在这座图书馆里，我愿意用我的心，用我的力，用我的全部智慧和才情，和那些我敬仰的文字进行平等交流，可能，也会有小小的争论，面红耳赤一下。这个野心，其实比获得什么什么奖，比有怎么样的名声的野心更大，我承认。张鸿：鲁迅文学奖、庄重文学奖，无数的写作人对此寄予无限的热望，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作品之外的因素存在。但你得到了？为什么是你？又改变了你的什么？文学给了你什么？李浩：我的得奖是个意外，对我来说，我很感谢那些给予我鼓励和帮助的老师、评委和朋友，真的很感谢。对于文学，我一直有种感恩，我觉得，我给予文学的很少，而文学却给予我很多了。至于作品之外的因素，哈，我不知道是什么，你的所指，但就我而言，我没有在作品之外加入任何其它因素。我可以非常坦荡并负责任地声明，鲁迅文学奖我得的是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组的十一个评委，我一个都不认识。要说“不认识”也显得假，我认识李存葆，汪守德，但这个认识是，我参加过某个一百多人的会议，他们在台上讲完就走了，我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和样子，他们却没看我一眼。陈建功、何建明是在领取鲁奖和召开青创会的时候认识的，后来再去北京参加个会议，我和陈建功老师打招呼，他又不认识我了。哈哈。我也挺满意这种状态，我也愿意在我心里不露声色地对帮助我的人表达感激。为什么是我？我还真不知道。我说过，我得奖，大约证明，天上不光能掉馅饼，还有可能掉下林妹妹。那么，我似乎也可以身说法，标明它的某种公正……得奖，改变了我生活中的一些，譬如，我得到一些刊物的重视了，我的稿子大家也看一两眼了，我的文学观点也有了的表达机会……哈，不过，文学和得奖之间，不应当存在什么改变的关系，我不会为得奖而改变我的写作方向，那更不会因为得奖而改变了，你说是吧？文学，是文学，而不是文学场，更不是成功学。文学，有一个恒定的目标和高度在那里，它值得一生去追寻，我只要奔向它就是了。不过，得奖，多少可能会免除一些吃不上饭的忧虑，让我更安心地想文学内部的事儿。我想，在如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的写作可能会重新遭到漠视，可能有些作品依然发不出来，对此我有心理上的准备，虽然小有不甘。张鸿：你曾告诉过我，卡夫卡、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对你的影响极大，你用了一个词“背后的神灵”，那你详细说说，他们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二十年前，这些大师也广泛地影响当时的还很年轻的作家，如今他们已经步入中年，你觉得这些大师对你和他们的影响有何不同？李浩：我想先说他们共同的影响，然后再分开去说。一是，他们告诉我，文学是“个人”对世界的打量，它承载着对时间，命运，哲思，生活，存在之谜的勘探，承载着对人性细微和世界之阔的勘探；二是，他们告诉我，凡墙皆是门，文学有着一种天生的自由，好的文学，往往在惯常认定“此路不通”的地方延展出了自己的枝繁叶茂。写作，应当探寻它无限的可能性，从而建立起只有小说能提供的，建立起属于个人的声音。三是，他们的小说，是在道德悬置的地方生出的，它们的声音都不是强势的，也正如多多的那句诗，思想，是弱的，在他们的小说中你可以读出思想的忐忑，摇摆，无助，面对的痛苦……第四点，他们让我领略着艺术的美妙。从形式到思想。我喜欢，美妙的“汉语”。卡夫卡的小说给我的教益很多，我无法一一说全，如果归纳，我想一是看世界的眼光，我透过他的眼看见的是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对我构成笼罩；二是将人性中一直被忽略、掩藏下的点的发现，它本来很轻，本来很细，但在卡夫卡的显微术和放大术里，它长大了，样子就像一条庞大的恐龙……哈，米兰•昆德拉所提到的“卡夫卡式”，对我影响也是很大的，后来我喜欢布鲁诺•舒尔茨大约也和卡夫卡的存在有关。同时，卡夫卡至少告诉我，梦和现实可以是一体的，粘着的，同时，表达梦的文学未必需要幻美，文学的“彼岸性”未必需要以“牺牲”你对此世的真切认知为代价。意塔洛•卡尔维诺，他的启示是：一种在我看来滞后的旧形式（线形的、故事套盒式的故事结构）同样可包含和容纳无尽的现代性；写下理想、梦和幻想的书可用童话的方式来完成，思考之重未必就是文字之重；再就是，后来的卡尔维诺，所做的只是和自己的智力进行博弈，他不再对所谓的人类说话，哈，这也是我的文学理想啊。博尔赫斯所给我的，不只是形式，不只是什么叙事圈套（这是技，不是本和源），而更是：他竟然可用小说的方式来说在日常生活逻辑之外的玄思、哲学，在他之前，这种玄思和哲学可能无法进入到文学，它是另外学科里的东西。如果不是他的存在，这些你可能真的无法想象。在一篇小文中，我谈到，“我相信有许多人在抱着一种‘先期热情’去阅读博尔赫斯的，但他们最初会有我一样的不适：他的小说不是我们惯常以为的样子，我们依据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经典阅读所建立的审美和认知体系（假如确有这一体系的话），在面对他的写作的时候近乎全然失效，博尔赫斯溢出了我们旧有的审美，溢出了我们习惯认为的‘小说的样子’。他的小说带有某种的‘灾变性’——在他之前，我们很难想象玄思会成为‘小说的’，并且是核心，持续的核心。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为我们发现并展示了这种可能。”——这是我醉心于他的原因之一。当然，我背后的神灵还有很多，至少有三百位吧，也不只是小说家，也有哲学家、画家、社会学家……他们一起丰富了我对文学和世界的理解与想象，丰富了我的审美，丰富了我的生命与生活。哈，现在，我致力于将他们变成“我自己”。张鸿：评论界把你定位成了“先锋作家”，按先锋文学的那些特征来衡量，我看还是有一些相异的。你如何看你的“前辈”？中国的“先锋文学”与外国文学有没有什么渊源或传承？李浩：我绝不反对将我看成是什么“先锋作家”，当然我也不期待从这一标识当中赚取什么好处，在鲁奖的获奖感言中我也说，这个奖，三分之一是幸运，三分之一是奖励给日渐式微的先锋文学，最后的三分之一，才是给我那篇小说的。在我或者许多的“我”看来，文学本身就具备天然的先锋性，因为创新，因为探索，因为冒险。你不能总写那些跟在小说之后、跟着大众的思考和理解之后的所谓小说，因为它不能给文学增添新质，而这点儿，这个“新质”，是文学存在的首要理由。你可以选用最古老的形式、最古老的讲述方式来写小说，但，那个“新质”必须存在，成为一个硬核儿。我们把“先锋文学”只理解成是“形式探索”是非常片面的，尽管它相当需要形式探索，并且是显著的特征。你说我与“先锋文学”的相异，我也绝对认同，前提是你把前面已有的“先锋文学”看成是一个固态的、不再延展的文本样式。我的相异出自于一种自觉，我必须在前面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冒险和前行，写作，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在我看来不应当具有“趋光性”，它要在有光的地方叉开，向着暗处试探……我希望，我最终的写作，能摆脱所有旧有的（包括我背后神灵的）一切规约，成为“林外的树”，显现出独特来。李敬泽说我，你李浩觉得自己是个野兽，其实你已经是家畜了——我已经在不同的场合引用他的这句话了，我觉得，这是对我的棒喝，说明我在冒险上，前行上依然不够。重提这句话，我是让自己能够记住。如何看待我的“前辈”？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我文学的老师和“父亲”，我承认，我在余华、杨争光、苏童、格非、孙甘露、莫言、北岛、顾城、海子、欧阳江河、杨炼等人那里学到了很多，特别是余华，他漂亮的随笔教会我如何认识和识别小说的美，文字的美。没有他们而有我，这不可想象。我一直对他们报有敬意。这个名单其实可以无限地列举下去。后来，我也在阿来，王小波，王小妮，路也，蒋韵，包括像则臣、吴玄、苏瓷瓷、李亚等人那里得到许多，这个名单里，有七零后也有八零后。我觉得一个作家，应当尽可能地敞开，去学习、体味他人的好和妙，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方法改造它，让它滋养你的成长。吃了羊肉未必会长成羊，那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可是，这一常识，在我们许多作家、批评家那里却屡遭悖反，真不知道他们脑子怎么长的。至于先锋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关系，我觉得是一种脉承，是一种“接轨”，关于这点儿我们在八十年代已经说得很多了，已经是常识，只要回头翻翻旧书就够了。在文学文化上，我觉得最好的处理方式应当是鲁迅的“拿来主义”，无论是谁的，无论它出自哪里，只要是好的，于我有用的，我就拿来，我就把它当成是滋养。布鲁姆在他《影响的焦虑》中引用了歌德的一句话，难道一位诗人的所有前驱和同时代人的成就不应该属于他么？当他发现前面有花朵时为什么要畏缩不前而不去采撷呢？只有把他人的财富拿来为我所用，我们才能创造出一点伟大的成就来。——何况，这个拿来并不造成他人财富的减少，反而可能是种增加。我想，任何一个有理性、有审美的人也能够了解，叙事文学的主根脉在欧洲，他们发展得相当完备，真的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在这点上，我觉得我们更应向拉美的作家学习：他们学到了欧洲现代的叙事经验，然后把这一经验加以发挥改造，来书写那一隅的独特和丰厚，这才有了拉美的“文学爆炸”，这才有了对欧洲文学的反哺。我多希望，中国文学，或者加上日本、土耳其、韩国和泰国，我们在遵守“世界文学公约”的前提下实现对西方文学的反哺……至少，我们应当这样致力。我还得重复米兰昆德拉的那句话，一个作家，如果只书写他本民族的人才能理解的东西，那他是有罪的，因为他造成了这一民族的短视。这是常识。哈。如果在这一前提下打量我们的文学……我承认我从来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❼ 为《中国文学名家推荐年选》写的推荐小说txt全集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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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长篇小说:
杨争光：少年张冲六章，作家出版社
迟子建：白雪乌鸦，人民文学出版社
刘亮程：凿空，作家出版社
夏 榆：我的神明长眠不醒，江苏文艺出版社
韩 东：知青变形记，花城出版社
麦 家：风语，金城出版社
笛 安：东霓，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篇小说：
东 紫：白猫《人民文学》第11期
滕肖澜：美丽的日子《人民文学》第5期
阿 乙：那晚十点的事《人民文学》第10期
余一鸣：不二《人民文学》第4期
张 翎：阿喜上学《江南》第1期
短篇小说:
鲁 敏：铁血信鸽《人民文学》第1期
黄惊涛：花与舌头《人民文学》第8-10期
徐则臣：这些年一直在路上《收获》第4期
于 坚：赤裸着晚餐《人民文学》第5期
张玉清：地下室里的猫《人民文学》第6期
张惠雯：我希望我是美丽的《中国作家》第4期
蒋 峰：遗腹子《人民文学》第11期
这是不合格的推荐：长中短都不够十篇，凑不成“十景”或者“什锦”。凑不成不必硬凑，就这样吧。
还有一层不合格：这里推荐的大多是《人民文学》发过……

❽ 家乡印象(新政)2500字

我知道杨争光这个名字的时候，大约是在2005年年底，当时也是朦朦胧胧的。初听时还以为是我高中时的一位同学，只知道他考入了大学，其它情况一点都不知晓，至今我们还各奔东西，无从考究。身边熟悉杨争光的人当即反驳道：“杨争光比你大得多，与XX人是同学，我们还在一起打过麻将，他还给我写过一幅字呢！至今悬挂在我家客厅。”我当时感到弄错了，也为自己很主观感到不安。
我先说说长安大学副教授、人文学院文学系主任黄建国，黄建国与我舅舅同村，小时候就听说过他二三事，也谋过几次面。过去在《延河》杂志读过他的《和朋友们相会去吧》，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留有清晰美好的印象，其它的如《刘二卖菜》等作品只是听说过，没有拜读过。陕西省出版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丛书乾县本，有关于杨争光的介绍，就是那时候我误把杨争光当作我的高中同学。这本丛书里也有黄建国写的一篇散文《走不出故乡的天和地》，感到写得很亲切，把舅舅村子周围的景色和乡土人情都描绘得淋漓尽致，太有诗情画意了。我读过黄建国的不少作品。有次在黄建国的网页《作家黄建国》看到了杨争光三个字，便在网络里输入杨争光，一查知道了他的个人简历和作品，对杨争光更加熟悉了。他是恢复高考制度后不久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在天津市政协工作过多年，住过八年的地下室，后调入西安电影制片厂任编剧。也阅读了不少他的作品，诸如《棺材铺》、《老旦是一棵树》等等。看过关于他的一些评论，也看过他与网友的网络交谈，知道他已是全国有影响的大腕级作家了，也知道他是《水浒传》的编剧，还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策划。当然《水浒传》使杨争光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可以说网络给我提供了认识杨争光的便利和机会。
杨争光不仅与我同县，而且我们的村子相距不远。他与我村一位老兄是同学，俩人关系很要好。只要杨争光一回乾县，准要在他家打打麻将。有次我回老家，在我家门前开阔的院子里，我泡了壶茶，边抽烟边听他讲杨争光的若干有趣的事。那时阵阵晚风吹来，我们聊得很投机，聊得月亮不见了才收场。那是一次有意义的聊天，聊得我热血沸腾，浑身细胞都活跃了起来。
到书店想购买杨争光的书，跑了好几个书店都未能如愿。至今没有读过他的长篇小说《越活越明白》，只在网上看了他描写家乡的长篇小说《从两个蛋开始》的两个片段，内容是描写《符托村》。有人说这本书是一个村子的编年史，也是中国社会50年的变迁史。确实农村生活气息很浓，很地道。每次回老家往返都会从符托村过，总想看看杨争光书里描写的东西，没有见到有城门，也未能看到过高大的皂角树。
他现在是深圳市文联副主席和作协副主席，还好像在一个街道办任职。又好像担任什么西安电影制片厂影视中心还是创作室的什么主任，总之都与电视创作有关。
杨争光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很有深度，文字也很老到优美。他对大西北很熟悉，往往几笔，就把戈壁大漠、沙漠驼铃等场景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有时只描写稀稀拉拉几棵树，大西北特有的景致就被勾勒出来；他笔下的人物性格粗犷豪放，都是典型的西北汉子和婆娘，把他们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敢说敢做的劲头描写得很到位。当然最吸引人的还是故事情节了。杨争光不仅在乾县籍的作家里面很出色，在全国来说都是一流作家。今年7月份，听说杨争光在乾县三眼桥大市场，经别人介绍后与其有过暂短接触，他话语不多，看起来很朴实。他要在奥运会之前赶写出一部电影文学剧本，简短的聊了几句后，彼此留下了联系方式，我就主动告别了。不过他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网上看了杨争光编剧的电影《双旗镇刀客》，很经典的，获得了日本第3届夕张国际探险与幻想电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
乾县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很多，沙石，曾经当过咸阳市作协主席。程海，也当过咸阳市作协主席，写过《热爱命运》、《苦难祈祷》，是陕军东征的五位作家之一。董生龙，诗人，最早在西安公路学院上学，后来办过杂志、写过报告文学、小说，现在是青海文联的党组成员和作协主席。屈塬，西部放歌的作者，现在在总政治部，当年参加过以程海老师为首的业余作家学习班。还有白如冰、师有荣、梁建国、鲁敏......再早的是很受人尊敬的范紫东老先生，被称为东方莎士比亚。一生写过七十多部戏曲。比如《三滴血》。
今年，无意间从网络上接触了咸阳的高远和西安的高涛，他们的小说写的很地道，很有生活气息，也很耐读。高远已出过《西部的周末》和《平安夜说再见》两部短篇小说集了。从网上又知道了以散文见长的作家史飞翔，还有乾县作协主席史向阳等作家，他们的作品很好读，对我来讲是个很好的精神享受。
我们期待着他们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❾ 杨争光文集电子书txt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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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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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材铺
一
杨明远在蛤蟆滩袭击了一队做丝绸生意的商人之后，回到了老家新镇，敲开了
他弟杨明善的门。那时候天刚麻亮，街道上没有人影。他在他弟的破门上敲了几下。
新镇前后两条长街，中间一条马道相连，他弟杨明善就住在马道里。他听见他敲门
的声音像豌豆一样滚出去老远，然后，他听见了几声咳嗽。他弟杨明善光着脚，拉
开一道门缝，仰着脖子，从门缝里看着他的脏脸。他弟小时候害过一场病，以后的
四十多年里没怎么长个子，就成了现在这么个矮男人。他弟的眼珠子偏偏长得很大，
从鼻梁的两边挣出来，时刻都会从眼眶里蹦出去一样。他眨眼的时候，就会眨出一
阵“啪叽啪叽”的响声。
这会儿，他仰着脖子，神情认真，从门缝里“啪叽啪叽”看着他哥杨明远。
“你回来做甚？”他说。他没有让他哥进门的意思。杨明远当了土匪以后，他
们兄弟之间很少来往。
“你让我进去。”杨明远说。
“你说，你说你回来……”
杨明远……
有问题再找我

❿ 以“一本好书，一盏明灯”为话题写作

一本好书就如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

作为名人，肯定有他一生钟情的一本书。那本书可以是他学术的延伸，也可以是他的助手。那本书，已经不是他作为学养的需求了，因为他读的书已经太多，岁月都在书中浸泡着。一半是生活，一半是书籍。书的灵魂会围着他的生活打转。深圳的名人亦不例外。

胡经之：

朱老的《谈美》让我受益终生

胡经之先生是国内美学界的著名学者，八十年代初深大筹建之时即来到深圳，对深圳的高等教育作出了莫大的贡献。生于江南的书香家庭、19岁即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胡经之先生，在大半个世纪以来读的书可谓汗牛充栋，而对他影响至深的书是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谈美》。

“朱先生的书告诉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人看待事物至少有三种态度：第一是实用的，第二是科学的，第三是美感的。美学研究的就是第三种态度。”胡经之从小在太湖边上读书，苏州园林和自然风光的美景早已深入骨髓，朱先生的理论好比一把火炬，让他获得了重观世界的一道路径。中学毕业后，胡经之怀着对朱先生的仰慕之情考入了北京大学，并在进入学校第一年的春节上门去拜访了朱先生，从此开始了三十多年的深厚友谊。

朱老这本书除了是胡经之先生的美学启蒙以外，更是胡经之先生的学术起点。“朱老书中很多观点我都同意，除了一点，他认为大自然本身没有美丑可谈，美与不美在于个人主观意愿。但我认为，世界上本来就有美丑，能否感受到美取决于个人的美学修养和眼光。大学时我以这个问题作为研究的主要方向。当时我的观点是和宗白华先生一致的，我们三人经常就美丑的问题进行争辩。”但除此之外，对朱先生思想的汲取让胡经之先生的学术如虎添翼，后来胡经之的著作《文艺美学》便是在朱先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现在我还常常翻阅这本书，我的学术研究是成长在朱先生的肥沃土壤之上的，但我使用的只是一部分，后人将在这座富矿中继续挖掘到无穷无尽的宝藏。”

王石：

在汤因比的思想中汲取营养

提起深圳地产，“万科”的名字无论如何都绕不过；而谈起万科，总有一个名字在熠熠闪光——“王石”。这位身兼地产大亨、登山能手、广告代言人、作家于一体的人如今已成为深圳最有名的企业家。当不少经济学、管理学学生向他请教该如何选择管理书籍时，他给你的回答肯定会让你瞠目结舌——他的态度是“基本上不看”。而他向人推荐得最多的一本书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王石这些年经常重读的书籍不是很多，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其中的一部。二十年前，王石购得《历史研究》简写本的中册和下册，“如获至宝”，尽管很不好读，他还是用八个月时间通读了一遍。因为历史是分段讲的，所以缺少上册并不影响阅读，但王石在再三阅读已有的两册的同时，一直没有停止过寻找那本上册。几年后，汤因比的著作在中国大量印行，王石一下子买了二十套《历史研究》，送给朋友。王石坦言这是一本使他“世界观改变的读物”，“每次读都会使自己在人生观、价值观上得到新的启发”。

1988年，当万科股份制改造的时候，面对突如其来的财富，他并没有把它们据为己有，原因简单得令人惊讶：“我看的那些书使得我不喜欢暴发户的形象。你读的书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到现在我对财富的态度依然是这样。”

杨争光：

契诃夫的小说让人受益无穷

著名作家、深圳市文联副主席杨争光告诉记者说，契诃夫是他反复阅读的作家，契诃夫的作品充满智慧又非常有趣。契诃夫没有大部头的长篇巨作，作品短篇居多，还写过许多剧本，像《万尼亚舅舅》、《樱桃园》、《三姊妹》等等，相较于他写的戏剧，杨争光更喜欢他的小说。在大学期间杨争光开始接触契诃夫的作品，朋友送给他一套契诃夫的小说集，杨争光经常看，每次看都有新的感受。契诃夫的小说读起来很通畅，将小说创作的技巧驾驭得非常娴熟，阅读时给人一种写小说似乎很容易的错觉，其实小说写作是很辛苦的。契诃夫具有经典作家的所有特征，常看常新，永不过时。

杨争光欣赏一句格言：“读书穷理，识趣为先”。契诃夫展现了小说之趣，艺术之趣。他的小说毫无吓人的高深，而是写得很平常，很有趣。比如小说《草原》中的自然景色，写得很有趣味，草原的风景传达出了自然景观的精神和时间变化的意义。小说是有趣的艺术，把小说之趣写出来并在看似不经意之间传达给读者，让他们感觉到会意之美，契诃夫是这方面的高手。

杨争光有一个习惯，对于喜欢的作家作品，过段时间就要拿出来翻翻，即使不重读也要浏览一下，契诃夫就是他常翻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