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小说阅读理解
A. 加缪的文学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大师，“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自由人道主义道路。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并最终在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加缪的创作特色是用白描手法，极其客观地表现人物的一言一行。文笔简洁、明快、朴实，保持传统的优雅笔调和纯正风格。他的“小说从严都是形象的哲学”，蕴含着哲学家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和艺术家的强烈激情。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他赢得了远远超过前辈的荣誉。他的哲学及其文学作品对后期的荒诞派戏剧和新小说影响很大。评论家认为加缪的作品体现了适应工业时代要求的新人道主义精神。萨特说他在一个把现实主义当作金牛膜拜的时代里，肯定了精神世界的存在。
在阿尔贝·加缪的全部文学作品和哲学随笔当中，“荒诞”是他强调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荒诞”这个概念也是20世纪文学和哲学中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但是，对“荒诞”的解释则大为不同，各人有各人的表述。加缪是这么说的：“这个世界是不合理的，这是人们可以明确说出的表述。但是，荒诞是这一不合理性与人的心灵深处所呼唤的对条理性的强烈要求的对立。”听上去，他的这句解释特别的拗口和费解，其实，他理解的人生荒诞感，是人对世界的主观感受。阿尔贝·加缪认为，人在面对艰难而机械的现实生存的时候，每天都要按照一个节奏和生活模式来生存，必然要产生出这种荒诞感来：“我为什么要这么生活？我为什么不能以其他方式生活？可是，偏偏你就不能以其他方式生活，你还必须要以你现在的方式生活。”于是，这就产生了荒诞感。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自由人道主义道路。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并最终在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瑞典文学院在授予加缪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辞中说：“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11]”加缪获奖比任何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所引起的争议都多，因为他在法国意识形态的左派和右派中都树立了激烈反对的敌人。不过，还是有许多令人尊敬的法国作家站出来为他说话，马丁·杜伽尔称加缪有坚强的意志，能超越挫人意气的痛苦；莫里亚克称赞他是年轻一代的良心。英美国家则对他的获奖表示欢迎，《纽约时报》称:“这是从战后混乱中冒出来的少有的文学之声，充满既和谐又有分寸的人道主义声音。”《时代》周刊也高度赞扬他的人道主义精神。
其主要作品有：
小说《异乡人》，或《局外人》（"L'Étranger"）（1942）
《鼠疫》，或《瘟疫》（"La Peste"）（1947）
《堕落》，或《坠落》（"La Chute"）（1956）
《快乐的死》（"La Mort heureuse"）（1936-1938年间完成，逝世后于1971年出版）
《第一人》，或《最初之人》（"Le premier homme"）（未完成，逝世后于1995年出版）
短篇故事
《放逐和王国》（"L'exil et le Royaume"）（短篇小说集）（1957）
〈成熟的女人〉（"La Femme altère"）
〈困惑灵魂的叛变〉（"Le Renégat ou un esprit confus"）
〈沉默之人〉（"Les Muets"）
〈宾客〉（ "L'Hôte"）
〈乔那斯或工作中的艺术家〉（"Jonas ou l'artiste au travail"）
〈石头在长〉（"La Pierre qui pousse"）
剧作
《卡里古拉》（"Caligula"）（四幕剧）（1938年完成，1945年演出）
《修女安魂曲》（"Requiem pour une nonne"，改编自福克纳的同名小说）
《误会》（"Le Malenten"）（三幕剧）（1944）
《围城状态》（"L'Etat de Siege"）（1948）
《义人》（"Les Justes"）（五幕剧）（1949）
《附魔者》（"Les Possédés"，改编自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同名小说）（1959）
论文
[Create Dangerously (Essay on Realism and Artistic Creation) (1957)
The Ancient Greek Tragedy (Parnassos lecture in Greece) (1956)
The Crisis of Man (Lectur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1946)
Why Spain? (Essay for the theatrical play L' Etat de Siege) (1948)
Reflections on the Guillotine (Réflexions sur la guillotine) (Extended essay, 1957)
Neither Victims Nor Executioners (Combat) (1946)
论文集
《存在，反抗与死亡》（1961）
Lyrical and Critical Essays (1970)
Youthful Writings (1976)
Between Hell and Reason: Essays from the Resistance Newspaper "Combat", 1944–1947 (1991)
Camus at "Combat": Writing 1944–1947 (2005)
Albert Camus Contre la Peine de Mort (2011)
散文集、札记
Christian Metaphysics and Neoplatonism (1935)
《反与正》（"L'envers et l'endroit"）（1937）
《婚礼》（"Noces"）（1938）
《薛西弗斯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1942）
《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1951）
《夏天》（"L'Été"）（1954）
《时事集》
一，评论集
（"Chroniques"），1944 - 1948（1950年出版）
二，评论集（"Chroniques"），1948 - 1953
三，阿尔及利亚评论集（"Chroniques algériennes"），1939 - 1958（1958年出版）
《加缪札记》（"Carnets"）一，1935/2 - 1942/2 (1962)二，1943-1951 (1965)三，1951-1959 (2008)
《致德国友人书》（"Lettres à un ami allemand"，给Louis Neuville）（1948）
参考：http://ke..com/view/75139.htm?fromtitle=%E5%8A%A0%E7%BC%AA&fr=aladdin
B. 加缪的小说代表作有哪些
加缪也写小说，其中以《局外人》最为著名。他的剧作不多，主要代表作有三部：《卡利古拉》(1939)、《误会》(1944)、《正义者》(1949)。
C. 阿尔贝.加缪 "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
多余人？抑或理性的人？--谈谈加缪的《局外人》
郭宏安
翻开加缪的《局外人》，劈头就看见这么一句：“今天，妈妈死了。”紧接着就是一转：“也许是昨天……”一折一转，看似不经意，却已像石子投入水中，生出第一圈涟漪……
《局外人》的第一句话实在是很不平常的。“妈妈……”，这样亲昵的口吻分明只会出自孩子的口中，成年人多半要说“母亲……”的。然而说话人恰恰不是孩子，而是一个叫默而索的年轻人。他在临刑前，以一种极冷静极枯涩、却又不乏幽默、有时还带点激情的口吻讲述他那极单调极平淡、却又不乏欢乐、有时还带点偶然的生活，直讲到被不明不白地判了死刑。默而索不说“母亲”而说“妈妈”，这首先就让我们感动，凄凄然有动于中。我们会想：他在内心深处该是对母亲蕴藏着多么温柔多么纯真的感情啊！
然而他竟没有哭！不惟接到通知母亲去世的电报时没有哭，就是在母亲下葬时也没有哭，而且他还在母亲的棺材（他居然没有要求打开棺材再看看母亲！）面前抽烟、喝咖啡……我们不禁要愤然了：一个人在母亲下葬时不哭，他还算得是人吗？更有甚者，他竟在此后的第二天，就去海滨游泳，和女友一起去看滑稽影片，并且和她一起回到自己的住处。这时，我们几乎不能不怀疑他对母亲的感情了。也许我们先前的感动会悄悄地溜走，然而竟没有。默而索不单是令我们凄然、愤然，他尤其让我们感到愕然：名声不好的邻居要惩罚自己的情妇，求他帮助写一封信，他竟答应了，觉得“没有理由不让他满意”。老板建议他去巴黎开设一个办事处，他竟没有表示什么热情，虽然他“并不愿意使他不快”。对按理说人人向往的巴黎，他竟有这样的评价：“很脏。有鸽子，有黑乎乎的院子……”玛丽要跟他结婚，他说“怎么样都行”，要一定让他说是否爱她，他竟说“大概是不爱她”。最后，他迷迷糊糊地杀了人，对法庭上的辩论漠然置之，却有兴趣断定自己的辩护律师的“才华大大不如检察官的”。就在临刑的前夜，他觉醒了：“面对着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他“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他居然感到他“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他似乎还嫌人们惊讶得不够，接着又说：“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这是《局外人》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一句很不平常的话。
以很不平常的话开头，以很不平常的话结尾，使《局外人》成为一本于平淡中见深度、从枯涩中出哲理的很不平常的书。我们的凄然，我们的愤然，我们的愕然，使我们不能不想一想：这位默而索究竟是何等样人。奇人？怪人？抑或是常人？多余人？畸形人？抑或是明白人？
有人说他是白痴。从他生活态度的萎靡消极，从他对人对事的反应的机械迟钝，从他对周围人们遵奉的价值观念的无动于衷，从他对本能的、即刻的肉体满足的强烈要求，从这些方面看，他确乎有些是。然而，他知道别人都为他失去母亲难过。他惟恐养老院院长因他将母亲送进养老院而责怪他，对于能否在母亲的棺材前抽烟也曾有过犹豫。他有敏锐的观察力，并且不乏判断力，例如他从那些看过电影回来的“年轻人的举动比平时更坚决”，推断出“他们刚才看的是一部冒险片子”。他尤其对太阳、大海、鲜花的香味等十分敏感。当神甫劝导他皈依上帝的时候，他可以揪住神甫的领子，把他内心深处的话、喜怒交进的强烈冲动，“劈头盖脸地朝他发泄出来”。这样一个敏感、清醒、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的人怎么可能是白痴呢？
有人说他是个野蛮人。怕也不尽然，或竟可以说似是而非。在法国作家的笔下曾经多次出现过野蛮人或远离人类文明的化外之人的形象。他们纯朴善良，弃圣绝智，无知无识，不知有欺诈，亦不知有善恶，若一旦有机会进入文明社会，其结果不是逃离便是堕落。他们无例外地成为作家们歌颂的对象，如蒙田、卢梭、夏多布里昂等。默而索只有一点和他们相像，即对文明社会格格不入，而对阳光、大海、清凉的夏夜却如鱼得水，或者说“肉体上的需要常常使我的感情混乱”。然而默而索并非生活在北美印第安人的部落里，他是法国人，是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首府阿尔及尔的一家船运公司的职员。他还读过大学！只此一端就使他不但成不了野蛮人，怕连个平头百姓也做不得，他有文化，可以给同伴解释电影的内容，可以帮助邻居写相当微妙的信。他还读报！而读报，按加缪（或他的人物克拉芒斯）的说法，是现代人的两大特点之一，另一个特点是通奸（见《堕落》）。因此，默而索之自绝于乃至见弃于人类社会，显然不是由于野蛮人的原因所致。他曾经有过符合人类社会的价值标准的“雄心大志”，他对违反传统行为模式的举措经常有一种过失感，但他终于认识到这一切都“无所谓”，并不能改变生活。这样一个有意识地拒绝文明社会的人怎么可能是野蛮人呢？
有人说他是“一个比一般人缺乏理性的人”。那么，一般人的理性是什么呢？无非是认可并接受传统的价值观念，如感情，爱情，事业上的抱负，对地位和金钱的追求，对于过失的悔恨，以及信仰上帝等等；无非是遵循习俗所规定的行为模式，如母亲下葬时要痛哭流涕，娶一个女人时要说“爱她”，在法庭上要寻求有利于自己的辩护，在神甫面前要虔诚谦卑等等。然而默而索恰恰是拒绝传统的价值观念，对由习俗所规定的行为模式不以为然。他不想说谎，而不说谎不单是不说假话，也包括了不夸大其辞。他“不说废话”，而加缪认为：“男人的丈夫气概并不体现于言辞，而是体现于沉默。”他被判死刑后，曾经进行过那么复杂微妙的思索，甚至在想象中“改革了刑罚制度”。他对神甫的信仰作出过最严厉的判断：‘他的任何确信无疑，都抵不上一根女人的头发。”他对人类的处境作出了“进退两难，出路是没有的”悲观概括，这样的人，难道可以说是“一个比一般人缺乏理性的人’鸣？
默而索既非白痴，又非野蛮人，更不是一个比一般人缺乏理性的人。他是一个有着正常的理智的清醒的人。然而他却不见容于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他杀了人。检察官指控：“我控告这个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
诚然，默而索埋葬母亲时没有哭，难道说他这就犯下了死罪吗？从习俗的角度看，表示悲痛只有哭泣，别无他途。死了人总是要哭的，连器具也有叫哭丧棒的，不独死者亲属哭，甚至可以雇人来哭，中国有，甚至科西嘉也有，如高龙巴。这种由习俗规定的行为模式，是生活在社会中、并与社会合拍的人所必须遵守的。从这个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的要求来看，默而索之不哭便被看成了禽兽的行为，为人类社会所不容。
当然，法律不会这样愚蠢，径直将“不哭”判为弑母，它总要寻出“正当”的理由来要一个人的脑袋。这理由在默而索身上恰好有一个：他杀了人。我们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默而索杀人实在是出于正当防卫的动机，只不过是他“因为太阳”（而他是那样地喜欢太阳）而判断失误，使正当防卫的可辩护性大大地打了折扣。尤其是辩护律师的“才华大大不如检察官”，从“以习俗的观点探索灵魂”这一共同立场出发，他的所谓“正经人，一个正派的职员，不知疲倦，忠于雇主，受到大家的爱戴，同情他人的痛苦”之类的辩护，自然抵挡不住检察官的“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的指控。从法律的观点看，检察官的指控无懈可击，律师的辩护软弱无力，默而索必死无疑。但从解除了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和传统行为模式的制约的人性的观点看，默而索实在并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地方。他没有哭死去的母亲，但心里是爱她的，并曾努力去理解她。他“大概不爱”而愿娶玛丽，是因为他觉得人人挂在嘴上的“爱”并不说明什么。他对职务的升迁不感兴趣，是因为他觉得那并不能改变生活，而且他是曾经有过但后来抛弃了所谓“雄』心大志”。他拒绝接见神甫，是因为他觉得“未来的生活”并不比他以往的生活“更真实”。然而社会为了自身的安定恰恰要求它的成员信守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否则，一个人的灵魂就会变成一片荒漠，令检察官先生们“仔细探索”而“一无所获”；就会“变成连整个社会也可能陷进去的深渊”，令检察官先生们“意识到某种神圣的、不可抗拒的命令”。因此，站在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的立场，量刑的标准其实并不在罪行的轻重，而在它对社会秩序的威胁程度，而所谓威胁程度，则全在于检察官一类人的眼力。法律的这种荒唐实在并非没有来由的。
加缪曾经把《局外人》的主题概括为一句话：“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这种近乎可笑的说法隐藏着一个十分严酷的逻辑：任何违反社会的基本法则的人必将受到社会的惩罚。这个社会需要和它一致的人，背弃它或反抗它的人都在惩处之列，都有可能让检察官先生说：“我向你们要这个人的脑袋……”默而索的脑袋诚然是被他要了去：社会抛弃了他，然而，默而索宣布：“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这时，不是可以说是他抛弃了社会吗？谁也不会想到默而索会有这样的宣告，然而这正是他的觉醒，他认识到了人与世界的分裂，他完成了荒诞的旅程的第一阶段。
我们终于说到了“荒诞”。谈《局外人》而不谈荒诞，就如同谈萨特的《恶心》而不谈存在主义。加缪写过以论荒诞为主旨的长篇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事实上，人们的确是常常用《西绪福斯神话》来解释《局外人》，而开此先例的正是萨特。他最早把这两本书联系在一起，认定《局外人》是“荒诞的证明”，是一本“关于荒诞和反对荒诞的书”。我们读一读《西绪福斯神话》，就会知道，萨特的评论的确是切中肯失的。加缪在这本书中列举了荒诞的种种表现，例如：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怀有希望的精神和使之失望的世界之间的分裂；肉体的需要对于使之趋于死亡的时间的反抗；世界本身所具有的、使人的理解成为不可能的那种厚度和陌生性；人对人本身所散发出的非人性感到的不适及其堕落，等等。由于发现了“荒诞”，默而索的消极、冷漠、无动于衷、执着于瞬间的人生等等顿时具有了一种象征的意义，小说于是从哲学上得到了阐明。当加缪指出，“荒诞的人”就是“那个不否认永恒、但也不为永恒做任何事情的人”的时候，我们是不难想到默而索的。尤其是当加缪指出“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的时候，我们更会一下子想到默而索的。“荒诞的人”就是“局外人”，“局外人”就是具有“清醒的理性的人”，因为“荒诞，就是确认自己的界限的清醒的理性。”于是，人们把默而索视为西绪福斯的兄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当然，萨特评论的权威性，也由于得到了加缪的主观意图的印证，而更加深入人心。加缪在1941年2月ZI日的一则手记中写道：“完成《神话》。三个‘荒诞’到此结束。”我们知道这三个“荒诞”指的是：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小说《局外人》和剧本《卡利古拉》。三者之间的关系于此可见。这种三扇屏式的组合似乎是加缪偏爱的一种形式，例如哲学随笔《反抗者》、小说《鼠疫》和剧本《正义者》。这是后话，不及细论。
阅读《西绪福斯神话》，固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局外人》，但是，如果《西绪福斯神话》对于《局外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理解的帮助，而且还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想这并不是作为小说的《局外人》的一种荣幸，而只能是它的一大缺欠，因为这说明，《局外人》作为小说来说不是一个生气灌注的自足的整体，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哲学观念的图解罢了。幸好事实并非如此。《局外人》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小说，它以自身的独立的存在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所以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们，是因为它迫使我们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世界是晦涩的，还是清晰的？是合乎理性的，还是不可理喻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幸福的，还是痛苦的？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和谐一致的，还是分裂矛盾的？默而索不仅是一个有着健全的理智的人，而且还是个明白人，他用自己的遭遇回答了这些问题，而他最后拒绝进入神甫的世界更是标志着一种觉醒：他认识到，“未来的生活并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实”。默而索是固执的，不妥协的。他追求一种真理，虽死而不悔。这真理就是真实地生活。加缪在为美国版《局外人》写的序言中说：“他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我想这话是不错的。我们甚至可以说默而索是一位智者，因为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写道：“如果智者一词可以用于那种靠己之所有而不把希望寄托在己之所无来生活的人的话，那么这些人就是智者。”默而索显然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要“义无反顾地生活”，“尽其可能地生活”，相信“地上的火焰抵得上天上的芬芳”，因此，他声称自己过去和现在都是幸福的，这虽然让人感到惊讶，却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加缪认为：“幸福和荒诞是同一块土地上的两个儿子”，幸福可以“产生于荒诞的发现”。当然，默而索是在监狱里获得荒诞感的，在此之前，他是生活在荒诞之中而浑然不觉，是一声枪响惊醒了他，是临近的死亡使他感觉到对于生的依恋。于是，默而索成了荒诞的人。局外人就是荒诞的人，像那无休止地滚动巨石的西绪福斯一样，敢于用轻蔑战胜悲惨的命运。而加缪说：“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
《局外人》的读者可以不知道默而索什么模样，是高还是矮，是胖还是瘦，但他们不可能不记住他，不可能不在许多场合想到他。默而索将像幽灵一样，在许多国家里游荡，在许多读者的脑海里游荡。如果说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人际关系变了，那他们可以记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法国或类似的国家里，有那么一个默而索……
D. 加缪关于人生的荒诞论该怎样理解
阿尔贝·加缪，法国作家，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1913年的法属阿尔吉利亚，父亲是欧洲人，母亲是西班牙血统，自己却在北非的贫民窟长大。父亲作为一战的士兵战死疆场，加缪直接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抵抗运动。从少年时代起，贫穷与死亡的阴影就与加缪长相伴，这使加缪更能深切地体会人生的荒谬与荒诞，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他的作品还是他的现实人生，他都在与荒诞作斗争。处在思潮动荡的时代，加缪一直纠缠在艺术家和政治家之间。1942年，加缪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巴黎，他开始秘密地活跃于抵抗运动中，主编地下刊物《战斗报》。在这个时期，加缪不躲避任何战斗，他反对歧视北非穆斯林，也援助西班牙流放者，又同情斯大林的受害者……他的许多重要作品如小说《局外人》、《鼠疫》，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和长篇论著《反抗者》都在这个时期出世。1957年，他因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E. 加缪的代表性小说
小说《局外人》是加缪的成名作。
加缪把《局外人》的主题概括为一句话：“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这种近乎可笑的说法隐藏着一个十分严酷的逻辑：任何
违反社会的基本法则的人必将受到社会的惩罚。翻开加缪的《局外人》，我们看到的第一句话是“今天，妈妈死了。”可是陡然一转：“也许是昨天……”一折一转，看似不经意，却包含了无限意味。“妈妈……”，这样亲昵的口吻分明只会出自孩子的口中，可是说话人恰恰不是孩子，而是一个叫默而索的年轻人。默而索不用成年人说的“母亲”而说“妈妈”，这首先就让我们感动。我们会想：他在内心深处该是对母亲蕴藏着多么温柔多么纯真的感情啊！可是他接到母亲去世的电报时没有哭，就是在母亲下葬时也没有哭，他糊里糊涂地看着母亲下葬，甚至不知道母亲的年龄……尤其令我们感到愤慨的是：在母亲下葬后的第二天，他就去海滨游泳，和女友一起去看滑稽影片，并且和她一起回到自己的住处。这就是那个看起来对母亲饱含深情的默尔索么？可是不止于此，当名声不好的邻居要惩罚自己的情妇，求他帮助写一封信，他竟答应了。老板建议他去巴黎开设一个办事处，他毫无热情。对于巴黎这个国际大都市，他说：“很脏。有鸽子，有黑乎乎的院子……”对自己的婚姻大事，他表示无论什么都行。最后，他迷迷糊糊地杀了人，在法庭上他一点也不关心法庭对自己的审判。在就要被处死的前夜，他居然感到他“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他大概觉得这还不够，他又说了这样一句让人莫名其妙的话：“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默而索的消极、冷漠、无动于衷、执着于瞬间的人生等无疑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荒诞，这个存在主义作家们一直念念不忘的关键词。《局外人》正是荒诞人生的一幕。莫尔索也是西西弗的兄弟。而加缪在为美国版《局外人》写的序言中说：“他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这也许是不错的，莫尔索就是加缪心目中那种“义无反顾地生活”、“尽其可能地生活”的人，他声称自己过去和现在都是幸福的。这正符合加缪的想法：“幸福和荒诞是同一块土地上的两个儿子”，幸福可以“产生于荒诞的发现”。默而索是在监狱里获得荒诞感的，一声枪响惊醒了他。于是，默而索成了荒诞的人，也就是加缪所以为的幸福的人。
F. 法国作家加缪的小说《鼠疫》有什么寓意
《鼠疫》的内容
四十年代的某一天，灾难直扑向了一个叫“奥兰”的平庸小城。一场“格杀毋论”的鼠疫訇然爆发。在一个叫“里厄”的医生带领下，人与死神惊心动魄的搏斗开始了——
混乱、恐惧、绝望、本能、奔逃、待毙、求饶、祷告……人性的复杂与多元、信仰的正与反、灵魂的红与黑、意志的刚与弱、卑鄙与高尚、龌龊与健正、狭私与美德……皆敞露无遗。科塔尔的商业投机和受虐狂心理，他为鼠疫的到来欢呼雀跃；以神父巴纳鲁为代表的祈祷派，他主张对灾难逆来顺受，把瘟疫视作对人类应有的惩罚，最终自己竟送了命；将对一个人的爱转化为对“人”之爱的新闻记者朗贝尔（为了远方恋人，他曾欲只身逃走，但在与医生告别的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毅然留在了这座死亡之谷坚持战斗）；民间知识分子塔鲁，他对道德良心的苦苦追寻，对人类命运的忧患与同情，对罪恶的痛恨，使其一开始就投身于抗争，成为医生最亲密的助手和兄弟，并在鼠疫即将溃败的黎明献出了生命。他的牺牲是整场故事的所有死亡中最英勇和壮烈的一幕：“无可奈何的泪水模糊了里厄的视线。曾几何时，这个躯体使他感到多么亲切，而现在它却被病魔的长矛刺得千孔百疮，被非人的痛苦折磨得不省人事，被这从天而降的、仇恨的妖风吹得扭曲失形……夜晚又降临了，战斗已经结束，四周一片寂静。在这间与世隔绝的房间里，里厄感觉到，在这具已经穿上衣服的尸体上面笼罩着一种惊人的宁静气氛。他给医生留下的唯一形象就是两只手紧紧握着方向盘，驾驶着医生的汽车……”然而，这不是普通的汽车，而是一辆冒着烟的、以牺牲的决心和怒火的照明全速冲向瘟神的战车！你完全有理由确信：正是这威猛的“刺”的形象令对方感到了害怕感到了逃走的必要。
里厄医生——一个率先挑担起“保卫生命”“保卫城市”“保卫尊严”这一神圣而高贵行动的平凡人。一个热爱生命、有强烈公共职责感的人道者。他不仅医术高超、正直善良，同时也是这座城市里对一切事物感觉最“正常”、理念最清醒的人。他的临危不惧，是因为受着执著的人道理性的支持，是因为他始终按照自己的信仰和原则来行事——惟有这样的人才真正配作“医生”。严格地讲（从小说的叙述中亦可看出），他本人对取得这场搏斗的最后胜利一点也没有把握，这说明作为“正常人”（而不是神）的真实性，但其全部力量都在于：他知道一个人必须选择承担，才是自尊和有价值的（承担有多大，其价值就有多大）！他知道为了尊严必须战斗！必须为不死的精神而战——即使在最亲密的战友塔鲁倒下之时，他也丝毫没有怀疑、动摇该理念。这理念是生命天赐于他的礼物，是地中海的波涛和阳光、是相濡以沫的母亲和深情的妻子用生活教会他的东西。他不膜拜上帝，相信天地间唯一可能的救赎就是自救！正是这峰峦般高耸的理念支撑着“奥兰”摇摇欲坠的天幕，并挽救了她。
良知、责任、理性、果决、正常的感觉、尊严意识——正是这些优美高尚的元素雕造了一群叫“里厄”的明亮的头颅。正是医生、职员、小记者这些平素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不是什么市长、议员、警察等国家机器人）——以自己结实的生命分量、以情义丰饶的血肉之躯筑就了“奥兰”的人文城墙。
故事最后，是里厄医生收到妻子去世电报的情景。
寓意
加缪说过，“我只知道谈论我所经历过的事情”。那么，像“鼠疫”这种令人寒栗的人类灾难是加缪的亲身经历吗？不错，罪恶欲望、权力腐败和惨绝人寰的战争就是“鼠疫”；政治制造的贫困、饥饿与愚昧就是“鼠疫”；一切迫害民主人权自由信仰的国家犯罪就是“鼠疫”。杆菌可以杀人，而专制、独裁、恐怖、意识形态、种族歧视、舆论压制、个人崇拜、政治乌托邦、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革命主义、纳粹主义、绥靖主义、斯大林主义……都会致人绝望，致人死命，且杀得更凶，更理直气壮道貌岸然。正是这些有毒的社会蛛液使世界变得混乱而荒谬，就对肉体和精神的摧残性及危害程度而言，它们比前者更疯狂，更歇斯底里。显然，值得加缪巨大关注的并非生物学意义的鼠疫，而是人类道德与社会政治领域的“杆菌传染”。
G. 加缪直面荒谬的局外人阅读答案加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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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想读加缪的小说，应该从他的哪一部作品开始读起
加缪是一位十分有名的作家，他是法国人。如果你想读加缪的小说，我建议你从《局外人》读起，为什么他那么多作品，我单单选了这本呢？请听我慢慢道来。
这就是我推荐《局外人》的原因，它很完美。作者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才26岁，年纪很小，所以通过这本书，我们能很好的了解作者的内心以及了解作者的写作风格。
I. 如何理解加缪所说的「第三种自杀的态度是坚持奋
荒诞是加缪哲学的起始概念和核心概念。加缪把荒诞定义为一种理性与非理性、永恒与有限之间的对立和断裂。加缪从荒诞这一基本信念出发,反对消极厌世的自杀,反对脱离现实的飞跃,而主张直面荒诞的反抗,提供了在荒诞中生存的艺术。加缪的反抗是形而上的、精神性的。它是在环境不可改变的前提下的自我态度转向,是遭遇人类终极困境的思想者的最终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