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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韩非子《五蠹》全文翻译及中心思想

韩非子《五蠹》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韩非子《五蠹》译文：
上古时代，人民少，可是禽兽却很多，人类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架木做巢居住来避免兽群的侵，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实和蚌肉蛤蜊，有腥臊难闻的气味，伤害肠胃，人民疾病很多。有位圣人出现了，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疏导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淫乱，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有人在夏朝还在树上架木筑巢，还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有人在商朝还尽全力去疏导河流，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耻笑了。这样说来，那末如果有人在今天还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政治措施，一定会被新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谓永久适用的制度，而应研究当前的社会情况，并根据它制定符合实际的措施。有个耕田的宋国人，田里有个树桩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这个人便因此放下手里翻土的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却被宋国人笑活。今天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来治理现在的人民，都是和守株待兔的蠢人相类似的人。
古时男子不须耕种，野生的果实就足够食用；妇女不须纺织，禽兽的毛皮就足够穿着。不需要做费力的事，给养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财物有多余，所以人民之间不争斗。因此不需实行厚赏，不用采取重罚，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这样祖父没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多而财物缺少，干体力活干得很劳累，可是给养还是很少，所以人民发生争斗。即使加倍奖赏和加重惩罚，还是不能避免纷乱。

❷ 求小说《五蠹》全文TXT，又名：五重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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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古文《五蠹》全文

作者：韩非 先秦 赏析
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
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
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
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
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
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
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
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
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
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
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
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
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
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
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
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工而决窦。
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
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
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
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
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
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
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
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
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
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
故曰世异则事异。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
舜曰：“不可。
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
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
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
故曰：事异则备变。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
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
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
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
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
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
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
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
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
此所举先王也。
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
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
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
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
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
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
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
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
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
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
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
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
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易其行矣。
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
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
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
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
故明主必其诛也。
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
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今则不然。
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
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
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
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
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
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
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
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
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
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
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
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
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
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
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
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
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
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
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
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
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
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
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
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
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
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
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
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于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
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
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
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
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
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
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
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
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
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
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
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合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人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
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
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
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
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
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
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
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
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衅，超五帝、侔齐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
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
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
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
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
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
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
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
救小未必能存，而伐，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
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
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
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做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
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
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
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
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缯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
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
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
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
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
治强不可责求于外，内政之有也。
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
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
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
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
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
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
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
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
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与辟危穷。
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
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
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
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
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
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
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商贾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
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
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
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yǔ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
此五者，邦之蠹也。
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❹ 韩非子《五蠹》

《五蠹》是代表韩非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论文。作者根据古今社会变迁，实际情况，阐明他所主张的法治思想是合于当时的时代要求的。韩非斥责当时的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商工之民为五蠹，因而主张养耕战之士而除五蠹之民。相传秦王见此文后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嬴政发出如此感叹一方面是由于此文切中时弊。其中所体现出的法家治国之术正是当时秦国统一天下步骤的催化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韩非子策论文所具有的特色。法家不重文，但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争取国君的重视，也不能不讲求文字的表达。《史记，韩非传》说“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这正是适应讨论实际问题的需要而形成的特有风格。和《论语》的自然，《孟子》的生动，《墨子》的质朴，《庄子》的谲诡，，《老子》的玄奇，《荀子》的浑厚都不相同，韩非的文章有其独有的特色，那就是犀利恣肆，峭拔峻削。譬如这篇《五蠹》，文章风格就是波澜壮阔，奋扬凌厉，居高临下，语挟风霜，甚至有些危言耸听，肆意褒贬，无限上纲的意味，充分表现出法家森严冷酷，惨刻无情的性格。后人对韩非子在这篇文章中所体现出的文字技巧多予以肯定。如袁了凡说他“胸中如万斛泉涌，滚滚不竭，而纵横变化，无中生有，愈出愈奇。”（《韩非子迂评》）。张榜说它“圆转变化，百出不穷，而条理秩饿抽丝，文彩扶疏，气势蓬勃。”（《韩非子纂》）。孙月峰说它“议论奇，辩难透，是韩文之隽。”（姜思睿《诸子鸿藻》）还有人指出，李斯《论督责书》，晁错《论贵粟书》，扬雄《解嘲》都受其影响。郭沫若在《韩非子的批判》一文中有如下表述：“他（韩非子）能够以普通的常识为根据而道出人之所不能道，不敢道，不屑道。所以他的文章，你拿到手里，只感觉他的犀利，真是锋不可当，大有无可如何，只有投降之势了。”这种高度的赞美，固然揭示了韩非文字的特点，但未必没有夸大其辞的意味。至少“只有投降之势”在我看来就未必妥当。通读全文，我还是发现了不少有待商榷的地方的。
文章开头列叙诸代圣贤，以“守株待兔”的寓言为引证，运用排比，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来讽刺那些“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保守主义者，可谓开宗明义，一针见血，令人拍案叫绝。
然而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阐述“古今异俗，新故异备”之理的深层原因时，就露出了他的软肋。作者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这实在是个低级的错误。我们都知道，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所以人民只有通过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产品的方式来维持生存，直到生产力水平发展到私有制产生以至阶级国家出现后，共同劳动和均分产品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才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而在老子看来，导致上古“大同”局面消亡的深层原因乃是人类的私心的产生。这其实是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私有制产生的另一种表达。而韩非子把“民争”的原因归咎于“人民众而货财寡”，这在逻辑上犯了“以现象代替本质”的错误。这一根本立足点是谬论，接下来的论证只能是一错再错了。首先，韩非子举“禹之王天下也……以民为先，股无完胈，胫不生毛……”的例子来形容古之天子的劳苦，是犯了个时间错误。“股无完胈，胫不生毛“形容的是大禹治水时的辛劳，而不是成为人主王天下后的劳苦，此其一也，接着，韩非子又说“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众所周知，尧舜禹等上古诸王乃是神话人物，其真实性仍待考。而禅让制作为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后期的一项政治制度，有其合理性与固定性，并非是人主个人意愿所能左右的。故何来“轻辞”一说？即便不是不得已而舍之也至少是“任届期满，吐故纳新”此其二也。最后韩非子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财多财寡之说已是大谬。无论从总体水平还是人均财产上来看，相信谁也不会接受“原始社会的财产比封建社会的多”的观点吧？而说古时天子势薄亦是无稽之谈，难道大禹因为一点小过失就杀防风氏是势薄的表现吗？说到古时天子之位势薄权轻财寡劳苦，试问夏启又为何为了继承这个苦差事而杀死伯益呢？这不是“重争”又是什么？此其三也。有此三谬，即使得出“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的著名论断，其论证体系也是不能成立的，只能说是诡辩。韩非子如此聪明的人怎会看不出其中的漏洞呢？只是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要极力维护君王权职和国家机构存在的合理性，对于私有制产生的直接表征——国家，他更是要极力维护其地位，以防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深入人心。因此他矫枉过正，一方面回避了生产力发展导致私有制产生的深层原因，另一方面恣意夸大原始社会人主之辛劳，人民之富足，以强烈的现实对比转移读者视线。，用心可谓良苦，手法难说高明。
接下来的一处论断，韩非子采用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策论文惯用手法。但得出的结论，实在难以令人信服。他引用周文王怀西戎王天下，徐偃王行仁义却亡国的例子说明“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这是何等的片面。秦王采用这样片面的观点最终导致的结果只能是贾谊《过秦论》中提到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接下来“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一句更是滑天下之大稽。行仁义而战败，形容宋襄公或许还有几分神似，但亦不至于亡国，而春秋五霸之中，又有哪位是取暴政而强国的？至于辩智而国削一句，相信鲁仲连，烛之舞诸位亦不会同意。抑儒重法，轻言谈而尚刑名本来就无可厚非，只是偏激片面到这样的程度，只怕要贻笑大方。
策论文一向注重逻辑的严密。韩非引仓颉造“公”“私”两字为例，说明“不相容之事，不两立”的道理。受时代局限，韩非子还未听说过“双赢”这个词倒还无可厚非，只是他过分强调仁义与法制的对立的做法，笔者亦不敢恭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直至今日仍是个探讨中的问题，而韩非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武断地下了结论“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进而为了突出法治甚至要求秦王实行“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的“愚民政策”，指导君王玩弄政治手腕的技巧可谓登峰造极。只是历代仁政政治并行不悖的范例数见不鲜。就举秦朝之后的汉朝来说，刘邦崛起之时为收买人心，自然要在进入秦都咸阳时昭显其仁义，故废除严刑峻法。但也不可全无法治，故“约法三章”。而文帝为缇萦救父的孝心所感动，体现的是仁义，但也并未因此废除刑罚，而只是改为处以稍轻的杖击。两者都被后世传为美谈。汉初以“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黄老学说治国,是一种仁政的体现，但这并不妨碍出现张汤，主父偃之类的酷吏。而董仲舒强调“君权神授”，独尊儒术，更是儒家仁政与法家中央集权制的集中体现。在仁政，法治结合之下，产生的是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不知韩非子若是泉下有知，会作何感想。或许韩非子在当时乱世渴求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是需要有这样的魄力抑儒尊法的，但如果这是导致后来秦朝暴政的直接原因，那他也是难辞其咎的。
笔者还想谈一点的是韩非子文末的重农抑商思想。这一观点早有法家先驱管子，申不害等人提出，论证过，本已无甚新意，只是韩非最终列出的五蠹仍让我有齿冷之感。一方面，我认为韩非打击面过大，没必要因为强调自己的观点而将儒家，纵横家，游侠（墨家的支派），国君近臣，商工之民一网打尽。这未必会让国家更加强大，反而可能使国家陷入落后愚氓的境地。特别当国君是个昏君的时候。另一方面，从个人处世上来说，这样的结尾容易广树仇敌。或许最后韩非遭李斯，姚贾陷害至死和他耿直不知圆通的处世态度不无关系。《战国策，秦策五》中有姚贾谮杀韩非的描写，《史记，老庄申不害列传》中亦有太史公对李斯陷害韩非的述评，这里就不作深入探讨了。
综观全文，《五蠹》结构严密复杂，文风犀利恣肆，辩说剔抉精微，虽有上文所述瑕疵，但仅就文章而言，还是不可多得之佳作。论证上的缺疏恰如乱弹琵琶，虽不循章法，亦铿锵夺人。

❺ 本人看过很多小说，对文笔要求极高，类似五蠹，巽离络、挽留、媚心媚肺、青楼季九儿、春花厌等看过的来答

可以去看看墨舞碧歌的书，再生缘我的温柔暴君，非我倾城王爷要休妃，这两本看完就开始书荒了好几年，文笔非常好就是虐的不行
素子花殇的书也不错，跟墨舞碧歌的比较相似，都是虐的不要不要的，结局都是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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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楔子“槐鬼，要打一个赌么？”
“哎？什么赌？赌什么？”
“赌信仰的浅薄、赌所谓虔诚的虚假。谁输了，就用谁的原形做棺材。”
“呵，拿千年神木做棺材，老柳你好大的……尸体？”
“少说冷笑话。来吧……”
飞天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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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秦州始平郡扶风县西南的小泽村里，安眉正趁着傍晚的片刻闲暇，将满是伤痕的手臂泡进冰凉的溪水中。淙淙溪流在水势缓和处绕了一湾清泓，正倒映出她愁苦的面庞。
那是一张很漂亮的脸，肤色像嫩白的羊酪，五官深邃而精致；尤其是额发下一双乌亮的眉，好似细长的新月，斜尾又微微上挑，在凝脂般嫩薄的额角流转着青色光采——然而这样一双风流的眉此刻竟蹙着，眉下黝黑的眼珠犹在浓密的睫毛中惶惶发颤。
“我要去找他……”
喘息了半晌之后，安眉痴望着碧蓝溪底流淌过的大片火烧云，惶惧而又坚定……
别忘了采纳哟

❼ 《韩非子·五蠹》

宋国有个农夫正在田里翻土。突然，他看见有一只野兔从旁边的草丛里慌慌张张地窜出来，一头撞在田边的树墩子上，便倒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了。农民走过去一看：兔子死了。因为它奔跑的速度太快，把脖子都撞折（shé）了。农民高兴极了，他一点力气没花，就白捡了一只又肥又大的野兔。他心想；要是天天都能捡到野兔，日子就好过了。从此，他再也不肯出力气种地了。每天，他把锄头放在身边，就躺在树墩子跟前，等待着第二只、第三只野兔自己撞到这树墩子上来。世上哪有那么多便宜事啊。农民当然没有再捡到撞死的野兔，而他的田地却荒芜了。

[提示]

这是一则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兔子自己撞死在树墩子上，这是生活中的偶然现象。宋国那个农夫却把它误认为是经常发生的必然现象，最后落得个田园荒芜，一无所获。不靠自己勤勤恳恳的劳动，而想靠碰好运过日子，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一定不要做“守株待兔”式的蠢人。

[原文]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①，兔走触株②，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③，冀复得兔④。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⑤。——《韩非子》
[简译] 从前宋国有个农民，他的田地中有一颗树桩。一天，一只跑地飞快的兔子撞在了树桩上，扭断了脖子而死。从此，那个农民荒废了他的耕作，天天等在树桩旁，希望能再得到只兔子。当然，兔子是没等到，他自己却成了宋国的笑柄。

[注释]

①株——露出地面的树根和树茎。

②走——跑，逃跑。

③耒（lěi）——古代的一种农具，形状象木叉。

④冀——希望。

⑤而身为宋国笑——而他自己却被宋国人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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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五蠹全文译文

五蠹
上古时代，人民少，可是禽兽却很多，人类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架木做巢居住来避免兽群的侵，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实和蚌肉蛤蜊，有腥臊难闻的气味，伤害肠胃，人民疾病很多。有位圣人出现了，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疏导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淫乱，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有人在夏朝还在树上架木筑巢，还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有人在商朝还尽全力去疏导河流，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耻笑了。这样说来，那末如果有人在今天还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政治措施，一定会被新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谓永久适用的制度，而应研究当前的社会情况，并根据它制定符合实际的措施。有个耕田的宋国人，田里有个树桩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这个人便因此放下手里翻土的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却被宋国人笑话。今天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来治理现在的人民，都是和守株待兔的蠢人相类似的人。
古时男子不须耕种，野生的果实就足够食用；妇女不须纺织，禽兽的毛皮就足够穿着。不需要做费力的事，给养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财物有多余，所以人民之间不争斗。因此不需实行厚赏，不用采取重罚，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这样祖父没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多而财物缺少，干体力活干得很劳累，可是给养还是很少，所以人民发生争斗。即使加倍奖赏和加重惩罚，还是不能避免纷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他的住房简陋，茅草盖的屋顶都不加修剪，栎木做的椽子都不加砍削；吃粗糙的粮食，喝野菜煮的羹；冬天穿小鹿皮做的袍子，夏天穿葛布做的衣服；即使现在的看门人，穿的吃的都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了农具干活，给百姓带头，累得大腿上没有肌肉，小腿上不长毛；即使现在奴隶的劳动都不会比这更苦了。按这样的情况推论，古代让出天子地位的人，好比是脱离看门人的生活，摆脱奴隶的劳苦，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并不值得称赞。今天的县官，一朝死了，子孙世世代代还可乘车，所以人们看重官职。因此人们对于让位的事，可以轻易辞去古代天子的地位，却难以丢掉现在县令的地位，其原因是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在山上居住却要下到溪谷打水的人，在节日都把水作礼物相互赠送，在沼泽低洼地区居住苦于水患的人，却要雇工开挖渠道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自己的小弟弟来了也不供饭；丰年秋收时，疏远的客人也招待他吃饭。这不是疏远骨肉兄弟而爱护过路客人，而是由于粮食多少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因此古人轻视财物，不是什么仁爱，只是因为财物多；现在人们的争夺，也不是小气，只因财物太少。古人轻易辞掉天子，不是品德高尚，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看重并争取做官和依附权势，不是品格卑下，是因为权势太重。所以圣人要研究财物多少、考虑权势大小来制定他的政策。所以说古代刑罚轻不算仁慈，现在责罚严也不算残暴，要适应社会习俗而行事。因此情况随着不同时代而发展，政策措施也要适应不断发展的情况。
古时周文王住在丰、镐一带，土地只有百里见方，施行仁义的政治，用安抚的手段使西戎归附了自己，终于统一了天下。徐偃王住在汉水以东，土地有五百里见方，施行仁义的政治，向他献地朝贡的国家有三十六国；楚文王怕他危害到自己，起兵攻打徐国，便灭掉了它。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的政治终于统治天下，徐偃王施行仁义的政治却亡掉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仁义的政治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变了，情况也变了。在舜统治天下的时候，苗族不归顺，禹准备去征伐它，舜说：“不行。崇尚德教还做得不够就施行武力，这不是治国的方法。”于是用了三年时间进行德教，手持盾牌大斧等兵器作为道具跳起舞来，苗族才归顺了。在共工战斗的时候，兵器短的被敌人刺到，铠甲不坚固的伤到自己的身体，这说明持盾牌大斧跳舞来降服敌人的办法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也要变。上古时在道德上争胜，中世时在智谋上角逐，现在便在军事实力上竞争了。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国。齐国人说：“你的话不是说得没有道理，可是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这些话所说的道理。”便起兵攻打鲁国，直到距离鲁国都门十里的地方划为边界线。所以说偃王施行仁义而徐国灭亡了，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的国土削减了。从这方面来讲，施行仁义和机智善辩，都不是用来保持国家的办法。抛掉偃王的仁义，废弃子贡的机变，凭借徐国、鲁国自己的实力，用来抵抗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那末齐、楚两国的欲望不可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