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敏奔月小说阅读

Ⅰ 鲁敏的作品评论

近年来，鲁敏的小说创作声誉日隆，特别是她的中、短篇小说。在“文学已死”或“向死而生”的各种议论中，鲁敏固执己见不为所动，她坚持要接近或靠近她希望得到和看到的东西。于是，就有了她百余万字的小说创作。在鲁敏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历史是一个隐约可见的线索或参照：它似乎不那么明确，但从来也不曾消失。它像幽灵一样若隐若现又无处不在。于是，历史对于鲁敏来说，因神秘而挥之不去，小心翼翼又兴致盎然。《白围脖》可以看作是鲁敏的成名作。也可以看作是一篇关于欲望的叙事：人物自身的欲望、叙事者窥探人性的欲望。人世间最隐秘的角落撕开了面纱，一切就这样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世风代变，曾经有过的刻骨铭心，在今天完全成了没有责任的身体大战。对人性的揭示，也是对世风的不屑：人的内心深处竟如此的龌龊不堪。在“恶”的意义上，鲁敏把人是看到骨子里了：再也没有隐秘，再也没有隐痛。在这部小说里，婚外情就如同社会查贪官，不查则已，查谁谁有问题。崔波、忆宁、王刚、崔波太太都是如此，甚至母亲也在偷偷地看黄碟。一个情欲泛滥的时代、一个身体空前解放的时代，就这样在鲁敏的笔下被残酷又真实地呈现出来：无须回避、没有歉疚、相互报复、破釜沉舟，一切都可以随心所欲登峰造极，可以不计后果，因为没有后果，每个人都是施加者也是承受者。
但是，这也是一个隐约地向父亲致敬的文本。是情感倾斜父亲的小说。父亲的时代毕竟还有情天恨海、有义无返顾和刻骨铭心的情义。母亲是受害者，但她的不值得同情不是因为她应该受到伤害，而是因为她的虚伪。她对丈夫和性事的虚伪，对女儿和道德的虚伪。小说在人心最隐秘的角落展开，把世间最私秘的东西撕破了给人看。但这里没有快意，只有“暗疾”。父亲/母亲是历史的表意符号，但被小说放逐的父亲更具历史意味，遥远的往事因他的缺席显得更班驳和迷离，他对“小兔子”致命诱惑的犹疑、矛盾以及“案发”之后“屡教不改”的决绝，不仅表达了那个时代真诚的“愚顿”和情感方式，同时也使后来忆宁们的肉体搏斗索然无味。母亲同样也意味着“过去”，但岁月使她更像是一个历史的“遗民”。如果说父亲的离去是嘎然而止恰倒好处的话，那么母亲则因长久孤寂的举止变形，使她成为一个名实相符的卑琐的多余人。在这里，鲁敏无意识地摆脱了“历史崇拜”的羁绊，而没有成为一个危险的“怀旧病”患者。
《墙上的父亲》，可以理解为一个恋父的故事。有趣的是，这也是一个缺席而又无处不在的父亲。他被挂在墙上的那一刻起，他的历史就已经停止，他成了女儿们只可想象而难以亲近的遥远存在，就像一个幻觉。他就那样在墙上注视着妻女们的庸常生活。小说对日常琐屑生活无比厌倦，但在精细的细节叙述中似乎又表达了作家深切的迷恋。柴米油盐、婚配嫁娶、家长里短，将庸常无比的生活在真实犀利甚至尖刻的话语叙述中彻底撕裂。但惟有父亲不能遗忘，他那难以复原的历史如影随形，在与现实的比较中神秘而久远。
在鲁敏的许多小说中，都有意无意地接触到诸如文革、赤脚医生、老三篇、欢呼最高指示等历史事件。这些事件鲁敏不曾经历，在现实中也已了无痕迹，但鲁敏还是兴致盎然地一再触摸，她难以深入其间又欲罢不能。于是，历史对鲁敏来说，就像一个经久不息的未了心愿、一个挥之不去的巨大情结。
在鲁敏的小说创作中，对人性“暗疾”有过长久的关注，曾是她顽强探索的重要主题。对人性“暗疾”的文学兴趣，使她对此穷追不舍，不依不饶。《暗疾》将最寻常生活中普通人琐屑不堪的日子和卑微的希望，淋漓尽致地书写出来。小说的细部荒诞而夸张，父亲“神经性呕吐”一触即发、姨婆对“大便”的关注乐此不疲、母亲对“记帐”兴致盎然、小梅的“退货强迫症”一直延续到婚礼等等，每个人都有“暗疾”，它的普遍性构成了生活的整体荒诞。这是先锋文学的遗风流韵。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暗疾”不是抽象的，鲁敏对其描述的细致耐心又刻薄：“父亲总在最不该呕吐的时候突然发作，比如，梅小梅带同学回家聚会，在商场挑选彩电，送外地亲戚赶火车。好好的，父亲突然捂起嘴，快速地跑向最近的卫生间或马路边的大树下，黄褐色的汁液等不及地从他的指缝间流出，他不得不就近蹲下来，姿势难看地用手把着门框或路牙子，把头尽量地往前伸，像个晕车的人那样孱弱地呕吐。”
母亲“清晨从早市回到家，她总坐在光线不足的小客厅里，一样样仔细回忆：菜秧，1.5，尾骨肉，9.3，生姜，0.8，洗衣粉8.9……若是去了超市，收银条儿上的明细也要加以抄录……接着，她会计算出当天的用度总和，再算出与总钱数之差，填在最后一栏，相当于会计帐里的“余额”，她把小钱包翻出来，纸上的余额与钱包里的钱数一碰。平了。她心满意足，面呈安详之色。一天最完美的开始。”
更荒诞的是婆姨对大便的持久兴趣，她甚至可以和客人像讨论其他问题一样讨论大便的次数和时间。但小说温和中有锋芒，庸常中有节操，姨婆、父亲、母亲、梅小梅等，呼之欲出跃然纸上。结尾处，在小梅幸福溢满的婚礼上，突然晴空响雷，炸碎了精心铺陈的所有琐屑和无聊：小梅要求和坚守的底线还是不可洞穿或出让的。
像《取景器》、》《跟陌生人说话》等作品，都对人性中不堪或幽暗的角落做了痛快淋漓的揭露或批判。在《取景器》中，无论在怎样的角度上艺术地再现“人物”，表达情感，鲁敏仍然不能掩饰她对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的失望：“我知道几乎所有的男人、包括一部分女人，都认为爱情必定要跟性有关，性，可如明镜鉴忠心、如烈火烹热油。可是，人是多么古怪而不知惜福的动物，爱情这种活动，它只适合走上坡路，比如，向肉体走去，却永远抵达不了。肉体关系，在情爱之中，就相当于至高点，只要抵达彼处，肯定的，事情就必然要往下走了。神秘感、追慕心，一切都将如盐入水，渐次化于无形，最终消逝了。”
即便像《墙上的父亲》这样的作品，也仍然流露出作家惯性的笔致：
“王薇爱吃。这爱好由来已久，或许从父亲去世时就开始了，那几年，家里确乎惨淡，伙食比较粗陋，她反倒对“吃”一事兴趣异常，有股子“抢”的劲头，就算是稀饭搭咸菜，她嘴里手里忙着，两只眼睛同时还在小菜碟子和别人碗里转来转去，生怕给漏了什么好东西……家里没有零食，她馋起来，照样四处翻箱倒柜，恨不能掘地三尺。二年级那年，有一次，不意竟真给她发现半瓶红酒，不知谁留下的，也不知放了多久，她尝了一口，甜津津的嘛，就偷偷喝起来，等晚上母亲发现，她已小脸微红，快活而迟钝，笑嘻嘻地听任母亲骂她。”
事实上，这人性丑陋的一面，正因被不断遮蔽而疯狂生长。但鲁敏在书写这些生活中人们无意识的表达时，不是“原生态”的呈现或欣赏，而是被视为一种精神“疼痛的历史”。如果只存在一部作品中，可以看作是偶然事件。但在多部作品中反复出现，同样也构成了鲁敏的一种历史表达，那幽暗的色调和宣泄般的冷眼，本身就蕴涵在历史之中。因此这不是消极的文学，它的内驱力是批判性的，是鲁敏的“底层的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民族劣根性批判的当代延续。
当然，这只是鲁敏小说创作中的一部分。对这一“类型”的创作，她后来检讨说：
我这几年的阅读与写作，有一个渐变的轨迹。在创作初期，由于从小的阅读经验，我对西方式的叙事手法、结构处理、探索性等较为迷恋，体现在创作中，则是对人性中浑浊下沉的部分非常敏感，喜欢穷追不舍，看世间为人为事，如何失信、失德、失真，力图写得惟妙惟肖、不依不饶，似乎那种刻薄与刺刀见红便是功德圆满的写作。但这几年，可能是年岁渐长，我对中国的传统情怀越来越珍重了，那来自民间的贫瘠、圆通、谦卑、悲悯，那么弱小又那么宽大，让我无法摆脱。这体现在我的创作上，题材与风格都略有变化。因为我发现，人性风景中，既有浑浊下沉，则必有明亮与宽容，何不眷顾于后者？想到一个寓言故事:狂风与太阳，都想剥了农夫的衣衫，一个是劲吹，一个是暖照，到最后，反是太阳得胜。所谓恶与善，几可比之于狂风与太阳，如果真想有所图谋，真不若选择一轮暖暖之日。1
作家是创作的主体，对创作方向的修正是作家主体性的一部分。同样是社会生活或心理经验，但当作家转换了视角或方式之后，另外一种“生活”或景象就被建构起来。这些寄托了作家“心目中‘温柔敦厚’的乡土情怀”的作品，是指鲁敏新近创作的《颠倒的时光》、《逝者的恩泽》、《思无邪》、《风月剪》、《纸醉》等一批“东坝”背景的小说。东坝既是一个虚构之地，也是作家心中的“原乡”。它飘渺又切实，虚幻又真切。在鲁敏的主体思想中，它是一个即可想象亦曾经验的精神故乡。在现代性的过程中，东坝古老的文化精神正在遭受来自都市文化的羞辱，但东坝却没有放逐它，它仍然弥漫在东坝的街巷、田间、土地和空气里。于是，同样是民间生活，过去那密不透风的丑陋和卑微逐渐隐去了，我们在乡间或小镇看到的是另一种情形和人物：这是没有怨恨、没有敌意、没有琐屑不堪，是只有善与亲和的乡土中国。
《思无邪》，几乎是一篇平静如水的小说，真正的人物只有兰小和宝来。兰小是痴呆，宝来是聋哑。聋哑照料痴呆，难以想象会发生什么故事。但鲁敏在最细微的想象中，通过来宝的视觉和嗅觉，将一个人的友善无比生动地刻画出来。超乎想象的是，即便是聋哑和痴呆，对人的自然生理要求仍能无师自通。十八岁的宝来终于让三十七岁的兰小怀孕了。突如其来的事件沉重地打击了兰小年迈的父母，但他们并没有指责宝来。短暂的愁绪很快被喜悦替代，他们真心想成全两个不幸的人。但一切未果兰小已因大出血死去了。值得注意的是，鲁敏在这个有些残酷的故事里，通过细节表达了宝来超越俗世的大爱。即便是一个聋哑人，在他的情感世界里，仍然有挥之不去的寄托或归宿。而那一切，与世俗世界的标准没有关系。
《逝者的恩泽》，是一部浪漫的小镇故事，在别人终结的地方成为鲁敏的起点；它是对当下世风的有意对抗，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奇妙想象。她在有意略去了一些场景和情景的同时，构建了另外一种文化，尽管是一种新乌托邦文化。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社会各种文本的书写中，有一种强大的、难以抗拒的压抑力量，这就是关于性的欲望表达。“小蜜”、“二奶”、“网聊”、“婚外恋”、“一夜情”等，在夸张的叙述中已经建立了关于性的文化政治。在当下中国，似乎再也没有比肉体欲望更重要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在这些表达中，关于男女、关于性，和情感、和爱情再也没有关系。《逝者的恩泽》潜隐了这样的社会生活内容：那个已经死去的男人陈寅冬，因常年在新疆修铁路，与维族姑娘古丽同居。但是，这不是小说的主旨所在。小说奇崛的想象、苦涩凄婉的浪漫情调，无论是趣味还是内在品格，在当下的中篇小说中都可谓是不可多得的上品。小说可以概括为“两个半男人和三女人的故事”。那个不在场者但又无处不在“逝者”，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一切都因他而起；小镇上一个风流倜傥、有文化有教养的男人，被两个年龄不同的女性所喜爱，但良缘难结；一个八岁的男孩，“闻香识女人”，只因患有严重的眼疾。女人一个是“逝者”陈寅冬的原配妻子红嫂，一个是他们的女儿青青，还有一个就是“逝者”的“二房”——新疆修路时的同居者古丽。这些人物独特关系的构成，就足以使《逝者的恩泽》成为一篇险象环生层峦叠嶂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通俗文学常见的元素，在鲁敏这里并没有演绎为爱恨情仇的通俗小说。恰恰相反，小说以完全合理、了无痕迹的方式表达了所有人的情与爱，表达了本应仇怨却超越了世俗伦理的至善与大爱。红嫂对古丽的接纳，古丽对青青恋情的大度呵护与关爱，青青对小男孩达吾提的亲情，红嫂宁愿放弃自己乳腺疾病的治疗而坚持医治达吾提的眼疾；古丽原本知道陈寅冬给红嫂的汇款，但她从未提起等，使东坝这个虚构的小镇充满了人间的暖意和阳光。在普通生活里，那些原本是孽债或仇怨的事物，在鲁敏这里以至善和宽容作了新的想象和处理。普通人内心的高贵使腐朽化为神奇，我们就这样在唏嘘不已感慨万端中经历了鲁敏的化险为夷绝处逢生。这种浪漫和凄婉的故事、这种理想主义的文学在当下的文学潮流中有如空谷足音。
《颠倒的时光》里的木丹——一个木纳诚实的乡下人。专事劳作，为人善良。第一道瓜最能卖上价钱，他却分送给乡亲们几百斤；乡下人不洗澡，年前他却开放了大棚，让乡亲们喜气洋洋清清爽爽地过年。他不知道还价，瓜卖不上价钱时但也不沮丧。一个随遇而安的本分人。凤子，一个勤劳单纯的乡间妇女，心无旁骛一心和木舟劳作。但是，鲁敏将现代性进程是以乡土中国作为代价的悲怆，镶嵌于传统中国男耕女织的太平景象，在不动声色中书写了传统中国最后的温良敦厚，在致敬中也表达了深切的无奈和凄婉。
在我看来，鲁敏至今最成功和值得称道的，还是《镜中姐妹》和《纸醉》两部作品。《纸醉》的情节在年轻人的“心事”上展开，在没有碰撞中碰撞，在无声中潮起潮落。时有惊涛裂岸，时如微风扶柳。面对开音，大元的一曲笛声、小元的几个故事，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寻常的日子里，笔底生出万丈波澜。最后，还是“现代”改变了淳朴、厚道、礼仪等乡村伦理，乡村中国的小情小景的美妙温馨、但在大世界的巨变面前几乎不堪一击轰然倒塌。当然，鲁敏还不是一个纯粹的“乡村乌托邦”的守护者。对她对乡村的至善至美还是有怀疑的，哑女开音的变化，使东坝的土地失去了最后的温柔和诗意。小叙事在大叙事面前一定溃不成军。就作品而言，我欣赏的还是鲁敏对细节的捕捉能力，一个动作或一个情境，人物的性格特征就勾勒出来。大元爱着开音，他的笛声是献给开音的，但是，大元总是“等开音低下头去剪纸了，他才悄悄地拿出笛子，又怕太近了扎着开音的耳朵，总站到离开音比较远的一个角落里，侧过身子，嘴唇撅住了，身子长长地吸一口气，鼓起来，再一点点慢慢瘪下去。吹得那个脆而软呀，七弯八转的，像不知哪儿来的春风在一阵一阵抚弄着柳絮。外面若有人经过，都要停下，失神地听上半晌。”
小元也爱着开音，但他心性高远，志气磅礴，上了高中以后，“小元现在说话，学生腔重了，还有些县城的风味，比如，一句话的最后一个两个字，总是含糊着吞到肚子里去的，听上去有点懒洋洋的，意犹未尽的意思。并且，在一些长句子里，他会夹杂着几个陌生的词，是普通话，像一段布料上织着金线，特别引人注意。总之，高中二年级的小元，他现在说话的气象，比之伊老师，真可谓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大家都喜欢听他说话，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知识’。”这些生动的细节，显示了鲁敏对东坝生活和人物的熟悉，她的敏锐和洞察力令人叹为观止。
《镜中姐妹》，是鲁敏写于2005年的作品。它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张家五姐妹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但不同的心理和性格，造就了她们不同的心路历程和生活景况。社会的影响远远大于家庭的影响，没有人可以逃离社会环境想入非非。在时代的交叉口上，他她们命运竟是如此的不同。
大概很少有人意识到，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和自己的同代人一起成长的。那个时代的家长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即便是今天的那些独生子女们，又有多少家长真的了解他们？《镜中姐妹》中最让人感动的是大双、小双的姐妹情谊。她们朦胧地共同爱上了一个高年级同学，这是她们共同拥有的秘密。这个秘密使她们的情谊不能言说又无可替代。不谙世事的孩子们没有能力处理这个突然来临不期而遇的青春事件。终于，当“发卡”出现之后，决绝的小双选择了死亡：她要把发卡和那个男生一起留给大双。这个悲剧远远超出了姐妹情谊，它是人类面对爱情时至今无法解开的难题。小双那纯洁、幼稚的选择不是拒绝而是放弃，她是送给大双的幸福的祝愿。也只有情窦初开的朦胧爱情才有如此的诗意，就像烟雨中的荷莲，隐约盛开的是让人心碎的爱意。也惟有这样的情怀，才有决绝的小双，才有亲自将发卡戴在小双头上的大双。这无声也无比感人的一幕，是鲁敏献给我们的关于爱情的神话。
但我同时不能不指出的是，鲁敏在结构小说时的“模式化定势”。比如《白围脖》、《墙上的父亲》、《逝者的恩泽》等，都有一个死去的“父亲”，他们虽然在作品中的功能和作用不同，但在小说结构方式上却如出一辙；比如《镜中姐妹》和《思无邪》的高潮，都是人物的死亡。小双被大双别上发卡、兰小被宝来在棺木中放平尸体，是两部小说最感人的地方。但在处理方式上是一回事情。先于故事死去的“父亲”和在故事中死去的人物，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放逐”方式，但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因此，当鲁敏对自己的“主体性”选择深怀自信的时候，她也踏上了一条自己设定的“模式化”思路。她那“顿悟”式的自白确实别有新意，但也挖了一个先入为主的“主题先行”的危险陷阱。虽然她拥有了新的写作视角和资源，但也在结构的同一性中暗含了危机的存在。
即便如此，我仍然高度评价鲁敏已经完成的小说创作。她的小说，是没有任何英雄气味的小说，她在平白如水的日常生活里，耐心地寻找着新的文学元素。事实上，越是我们熟悉的生活越是具有挑战性，而最难构成小说的，恰恰是对生活的正面书写。就像在戏剧舞台上，反面人物容易生动，正面人物更难塑造。如果说，鲁敏前期小说穷追不舍地深究人性的“沉浊”，专注于人性的幽暗，接续的是启蒙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话，那么，鲁敏“转型”之后，执意发掘人间的友善和暖意，承继的则是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的文学传统。人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为一种相对单一或单纯的倾向取代，这也许是一种局限，但这一局限却也同样放射着迷人的魅力。特别是在恶贯满盈、欲望横流的文学人物无处不在的时代。鲁敏的具有浓重浪漫主义特征的文学人物，就具有了文学史的意义：她重建了关于“底层生活”的知识和价值，提供了另外一种我们不曾经验的民间生活。她对这种生活的体认，也从一个方面修正或弥补了当下“底层写作”苦难深重的“绝望文化”带来的极端化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鲁敏成为当下文学的重要人物。

Ⅱ 盐城的名人

陈 琳 汉朝末年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孔璋,原盐渎县人,他做过古射阳县郡守,后任汉末大将军何进的主薄。因何进阴谋篡汉被杀,他避居冀州,又为袁绍重用。罗贯中在写<<三国演义>>第24回时也写到陈琳的故事。后来袁绍被曹操打败,陈琳因文雄海内,又为曹操留用,文稿多出其手。汉献帝建安23年(公元217年)病故,葬于古射阳河畔。陈琳擅长草拟公文,尤以替袁绍起草讨伐曹操的檄文最为有名。他的诗仅存4首,以<<饮马长城窘行>>最有价值。

陆秀夫 南宋末年著名民族英雄,字君实,祖籍建湖建阳,生于1236年。幼年随父迁居京口朱方镇(今丹徒县境内),后在鹤林寺读书(镇江焦山至今仍藏有陆秀夫题鹤林寺的石碑),20岁登进士;德祜初任礼部侍郎;后又升为端明殿学士佥书枢密院事；祥兴元年(1278年）为左丞相，驻军崖山(今广东省新会县境内）抵抗入侵的元军。次年元军攻破崖山,陆秀夫坚贞不屈、宁死不降，先驱妻、子入海，尔后背负皇帝、怀藏玉玺从容投海而死。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明朝初，在其故乡建阳镇建有“丞相陆公故里碑";在福建吉安有陆秀夫与蔡荔娘完婚之地"活水亭"古迹;另有<<陆忠烈集>>传世。

张士诚 元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大丰县大龙乡张家墩人，生于1321年，盐贩出身。因受不了盐警欺压，于是伙同其他17个盐民揭竿起义，史称“十八条扁担起义"，他为首领。后队伍逐渐壮大，先攻下盐城、泰州、高邮等地，自封诚王，国号大周，年号文佑;后又攻下平江(今苏州）、湖州、松江、常州、杭州等地;元至正23年(1363年)在平江自立为吴王。4年后被朱元璋打败，其被俘，后解往金陵(今南京)自缢而死，时年47岁，葬于吴县斜塘。

卞元亨 元末明初人，原籍便仓。少时膂力过人，曾赤手空拳打死过猛虎。后在山东永王军中任谋划，历时9年。永王兵败被俘，他作文生祭，申明大义，后被中丞李炳之陷害，发配辽东，明永乐元年被赦免归乡，自称东溟叟，又号柏门老人，死于1419年，享年90岁。他一生写下许多诗作，著名的有《辽东有感》、《戌归》、《示后》、《戌归咏牡丹二首》等。据传，便仓枯枝牡丹就是卞元亨栽的。

高 谷 明朝官员，字世用，丁溪场人，生于明洪武24年（1391年），25岁登上进士，历任翰林侍讲、侍读学士、工部尚书，后进少保东阁任大学士。66岁时升为谨身殿大学士，仍兼东阁。高谷为官清廉，办事公道，主持正义，后因年老主动离职回家。英宗皇帝对他评价甚好。高回乡后，仍住的是简朴房屋，死于1460年，享年70岁。

王 艮 明朝哲学家，初名银，王守仁替他改名为艮，字汝止，号心斋，东台安丰人，出身盐丁。他拜当时著名哲学家王守仁为师，刻苦自学，终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主张从日常生活中寻求真理，他认为，“道”要解决老百姓的吃饭穿衣，有饭吃、有衣穿就是道，就是真理等。王艮一生没有参与封建政权的统治活动，不肯做官，终身为民。他是明朗哲学家的一个流派——泰州学派的创立人。他广收门徒，弟子中有樵夫、陶匠、农民、盐丁等，他终身讲学，始终接近劳动人民。后人将其著作辑成《王心斋先生遗集》。

朱 恕 明朝哲学家，泰州学派重要成员，字光信，号乐斋，大丰县草埝人，樵夫出身。他性格刚正，见义勇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学习文化，勤学苦练，很有成绩。在哲学思想上继承了老师王艮的哲学思想。他虽系学者名流，但仍以樵业为生，不肯与官僚交游，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朱恕和韩贞吾的著作，后人辑为《朱乐斋、韩贞吾两先生遗集》流传于世。

宋 曹 明末清初大书法家，字彬臣，又字 臣，号射陵，盐城郊区北宋庄人，生于1620年，卒于1701年。他工书能文，对书法造诣很深，著有《书法约言》、木刻双钩《草书千字文》、《杜诗解》、《会秋堂诗文集》等书，这些书作用很大，对后人的书法、诗文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入清后，他不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不愿做官，过着隐居生活，自号耕海潜夫，以书诗自娱，写下许多名诗，其诗篇表达了他对劳动人民困苦生活的深切同情和对清廷腐败统治的仇恨，是一位很有骨气的爱国诗人。

柳敬亭 明末清初大说书家，他本姓曹，原名永昌，字葵宇，东台曹家庄人，生于1587年。15岁时为避仇而流落江湖，息于柳树下，故改姓柳，名蓬春，号敬亭。他起初自学成才，很有说书本领；后来拜松江说书名家莫后光为师。在名师指点下，大有长进，技艺精湛，在南京秦淮河开业说书，声名大振，擅说《隋唐》、《水浒》、《三国》等书，后来成了我国评书艺人的鼻祖，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吴嘉纪 明末清初爱国诗人。字宾贤，号野人，别号陋轩，生于明朝万历46年(1618年)，布衣出身,东台安丰人。他虽家境贫困,体弱多病，但不以为苦，喜读书，爱写诗。由于他长期生活在贫民之中，因此他的诗大部分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艰难困苦生活，对老百姓的痛苦深切同情。明亡后，他从事抗清爱国文学活动，有许多诗揭露了清朝统治阶级的残酷，痛斥了清军的暴行，因此受到清政府的迫害，他的《陋轩诗集》被列为禁书。他死于康熙23年(1684年)，葬于梁垛开家舍，清内阁中书汪懋麟为他作基铭刻石。吴嘉纪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很有成就的贫民诗人，其著作《陋轩诗集》共收入他写的诗1091首。

葛天民 明朝抗倭英雄，字田纯，东台人。明朝天启年间贡生，曾任福建福清县丞、山东经历等职。后解职回乡，时值倭寇（即日本海盗集团）入侵骚扰我国沿海地区。葛天民为保卫家乡，组织盐民、农民、居民数千人智斗倭寇。当时倭寇用的武器是“倭刀”，只宜近战，他就动员民众用长毛竹削尖为竹枪刺，抗击敌人；倭寇脚穿皮鞋或木屐，他就动员民众在要道上撒上豌豆，黄豆。倭寇一到，脚踏豆子，一走一滑，纷纷跌倒，此时埋伏在路旁的民众四处出击，用长竹枪刺，倭寇用倭刀乱砍，因刀短伤不到人，反把竹竿越砍越尖，大家对准倭冠直刺，这一仗杀得倭寇大部死伤，只剩少数残寇狼狈逃窜，以后，倭寇再也不敢到此侵犯了。后人为纪念葛天民的抗倭功绩，为他立了墓碑。

王之桢 明末清初抗清名人，字筠长，盐城人。明末贡生，他精通经史，博学多才。1644年，明崇祯皇帝自缢，清兵入关，著名抗清爱国将领史可法督师扬州，抵抗清军，设招贤馆，广收人才，王之桢前去，积极辅佐史可法，献了著名的抗清十策，深得史的赏识，在幕中掌握机密文书。当清军包围扬州、劝史可法归降时，王之桢挺身而出，以史的名义回答清军头领多尔衮，申明大义，严词拒降。这封《答多尔衮书》十分著名，一直为后代传颂。

徐 铎 清朝书法家，字令民，号南冈，又号枫亭，盐城徐马庄人。清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及第，任翰林院编修；后奉旨校士山东，在济南府儒学传集学官弟子宣讲，勉以读书立志，研求经济；后来为湖南正考官，曾出守云南，又升山东按察使，后擢布政使，是著名书法家，在山东指导曲阜孔继涵、孔继涑两兄弟的书法，使之大有长进。据考，曹雪芹写的《红楼梦》中的二孔，就是指这兄弟两人。

冯道立 清朝水利专家，字务堂，号西园，东台时埝人，生于乾隆47年(1782年），死于1860年，终年79岁。青年时代他目睹家乡常闹水灾，便立志治水为民造福。他认真研究水利，常到实地勘察，参加过许多大、中型水利工程。有一次去勘察，3年未归，甚至途中路过家门而不入，大有大禹治水的精神。他为治理里下河地区的水患作出了很大贡献，为家乡办了许多好事，深得民众的称赞。他一生写有许多水利专著，如《淮扬治水论》、《淮扬水利图说》(内有《七府水利全图》7幅)，系统地科学地提出了根治苏北地区、特别是里下河地区水患的具体方案，还有《勘海日记》、《束水刍言》、《测海蠡言》(后附《攻沙八法》)，是他几十午治水经验的总结，实用价值极大。

徐开业 清朝状元，字健庵，号丹岑，响水县六套人，生于乾隆53年(1788年)。嘉庆25年(1820年)武科应试，他中头名状元，大魁天下，年值33岁，历任御前一等花翎侍卫、陕西都阃府宜君营参将等职。皇帝授予他武功将军，晋封武显将军，其夫人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道光11年(1831年)11月7日在潼关阵地上带甲而终，年仅44岁。徐开业不仅是武状元，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而且精通文学，写有许多名诗。可说文武双全，名扬天下。

陈玉澍 清末著名爱国诗人，原名玉树，字惕庵，建湖县上冈镇人。清光绪14年(1888年)考中举人。他爱好写诗，其诗中充满爱国激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他一连写了几十首诗，痛斥日本的侵略行径，抨击清政府的反动无能，歌颂为国捐躯的将士。其诗中还洋溢着唯物论的战斗精神，如《戏题寺壁》、《七夕》都很有名。他拥护当时的维新变法，著作有《卜子午谱》、《后乐堂文钞〉等。

宋泽夫 民国革命志士，名润，原名殿康，字泽夫，清同治11年(1872年)出生于盐城宋村。他自幼勤奋读书，青年时便有革新之志，反对清政府，积极响应辛亥革命，抵制袁世凯，传播革命思想，创办教育事业，“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宋泽夫在《新公报》上发表《青天白日哪里去了?》、《国丧》等文章，痛斥蒋介石的“乌天黑日”。抗战爆发后，他慨然出任第五战区盐城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会长，发动群众抗日。1940年新四军到盐城后，他欣然出任盐城县临时参议会议长，竭力拥护共产党，共商抗日大事。后不幸被捕，遭严刑拷打，但宁死不屈，大义凛然，表现了“杀头现成，改口不能”的英雄气概。后被营救出来，出任盐阜区首届参议会副会长。病危中，他还告诫探望者：“一条路，靠共产党”，临终际，犹高呼“抗日杀汉奸！”1942年12月10日与世长辞，葬于宋村。宋泽夫先生逝世后，中共盐城县委敬献挽联“敢说敢言敢怒敢骂嫉恶如仇临终犹高呼杀敌，有气有节有爱有憎刚毅可风迂难竞不屈寇庭”，并决定把盐城中学改名为泽夫中学。陈毅园志曾称赞宋泽夫是“苏北的鲁迅”。现在，市暨盐都县政府还决定修建宋泽夫陵园。
胡乔木：（1912-1992），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国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出生于盐都县鞍湖乡张本庄，1930年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团，1932年在盐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7月到达延安。从1941年2月起，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一直继续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乔木同志主要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任职。这期间，他亲自或参与起草和编纂了许多党中央的重要文件。胡乔木同志是中共第八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二届、第三届、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顾委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1992年9月28日在北京逝世。著有《胡乔木文集》和诗选等。

乔冠华：（1913-1983），我国当代著名的外交家。1913年3月8日，生于今盐城市建湖县庆丰乡。5岁入叔父家塾，16岁时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后又入德国杜宾根大学哲学系，一年后获博士学位。1937年结业回国，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乔冠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由周恩来兼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外交部副部长、部长等职。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乔冠华为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中国代表团团长，11月15日，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作了发言。此后，自二十七届到三十一届联合国大会，均由他率代表团出席，为我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83年9月，因患重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

戈公振：（1890-1935），我国三十年代著名的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拓者和我国早期的新闻教育家。名绍发，字春霆，清光绪十六年（1890）生于东台台城一"世代书香"人家。戈公振自幼聪慧，读过私塾，1913年冬，进入上海有正书局图画部当学徒。第二年被调到《时报》编辑部工作，初任校对、助编，后升任编辑直至总编，在《时报》前后工作十五年。1920年他首创了《图画时报》，揭开中国画报史上崭新一页。他编译成《新闻学撮要》一书，还写成了我国第一部报刊研究专著《中国报学史》，代表了旧中国报刊史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他还热心于新闻教育工作。从1925年起，先后在上海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大厦大学、复旦大学等校的报学系或新闻学系，讲授新闻学和中国报学史。1930年3月，他创办了《申报星期画刊》，并担任主编。1933年3月，他随我首任驻苏大使颜惠庆前往莫斯科访问，后来决定留在苏联，研究苏联社会。1935年夏，接到邹韬奋两次电报，邀他回国重新筹办《生活日报》，他即启程回沪。不久，因阑尾炎住院，不幸于10月22日病逝，享年仅45岁。戈公振去世后，邹韬奋为他写了悼文。

顾正红：（1905-1925），是伟大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第一个英勇献身的烈士。1905年生于今滨海县正红乡的一个贫农家庭。1921年，进日商内外棉九厂做扫地工。后又进日商内外棉七厂做盘头工。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14日，内外棉十二厂无理开除两名工人，工人立即罢工抗议。15日下午，工人与工头、巡捕发生冲突，顾正红站在队伍的最前列。内外棉七厂大班川村蓄意开枪，顾正红在中弹受伤的情况下，仍高呼口号。凶手川村又连开两枪，一个帮凶还用刀猛砍顾正红头部。顾正红终因失血过多，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0岁。以顾正红牺牲为导火线，上海工人阶级掀起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施耐庵：（1296-1370），元末明初小说家。原名彦端，字肇端，号子安，别号耐庵。祖籍苏州，随父施元德迁居兴化，落户白驹场（今大丰市境内），写下了不朽名著《水浒传》。施耐庵自幼聪明好学，元延佑元年（1314）考中秀才，泰定元年（1324）中举人，至顺二年（1331）施耐庵36岁登进士。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白驹场盐民张士诚率广大灶丁起义反元。张士诚再三邀请施耐庵进他的军幕，施耐庵抱着建造"王道乐所"的宏愿欣然前往，后遭张冷落，遂离张。此后，施耐庵浪迹江湖，替人医病解难。后经友人帮助，在白驹修建了房屋，从此在这里隐居不出，专心撰写《江湖豪客传》。书成后，施耐庵感到书名太浅露，依据《诗经》"古公禀公，朝来走马，率西水浒，至于歧下"诗句，改名为《水浒传》。明洪武三年（1370），施耐庵与世长辞，享年74岁。

Ⅲ 鲁敏的人物简介

鲁敏，1973年生于江苏东台，当代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短篇小说《伴宴》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六人晚餐》获2012年度人民文学奖 。著有长篇小说《博情书》、《方向盘》等，另有《白围脖》、、《风月剪》、《逝者的恩泽》等。

Ⅳ 鲁敏的小说全集 谁有请发给我 TXT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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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急求短篇小说《伴宴》鲁敏的全文

看来这一次是让不过去了，得找她“谈话”。仲熙半是期望半是忧焦——说实话他是最愿意找她“谈话”的，哪怕是为着—个注定不欢而散的题目。

Ⅵ 鲁敏的六人晚餐写的是什么

两个单亲家庭六个主人公偶然的同行与必然的离散，相互间的靠近与伤害。卑微的亲人们在茫然中渴求所谓的“成功”、试图改变自己的阶层与身份。鲁敏以戏谑、狂欢的语调书写着被掩埋牺牲掉的中下阶层，那些试图改善粗鄙处境的人们，在这个唯成功论、社会阶层分化越来越残酷的年代的困境与突破。

小说结构独特，以不断跳跃、闪回的时间轴，围绕着一个悬置的爆炸事故，从六个主人公的视角分《练习薄》、《杯中物》、《影响力》、《道德经》、《玻璃屋》、《单行道》六个篇章书写了“失败的大多数”。书中人物有的局限于童年的先天不足，有的执念于虚妄且无望的成功，有的躲避于芬芳的单恋顺流而下，有的笨拙粗鄙如野草枯荣，有的在隐私权与公共道德中终身博弈，有的于沉湎于杯中物中清醒地糊涂。

这是一份献给爱与残缺的“晚餐”。2012年中国小说面向传统与现代的突围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