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天命小说在线阅读
❶ 《水浒传》的资料(40字)
《水浒传》以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过程为主线，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在山东梁山泊聚义的故事。描写出他们由个体觉醒到走上小规模联合反抗，到发展为盛大的农民起义队伍的全过程，深刻反映出北宋末年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矛盾。
面对梁山义军越战越勇的形势，朝廷改变策略，派人招抚。面对梁山义军越战越勇的形势，朝廷改变策略，派人招抚。统治者眼见梁山好汉们势孤力单，便在封官赏爵后不久，对宋江等人下了毒手，最终起义失败。
❷ 水浒传的起义结果是什么
历史上的宋江是采取留动的游击战,最后被张叔业也就是水浒中的那位郓城太守给打败了
❸ 主人公叫张顺的小说叫什么名是一本现在小说
明代长篇小说。关于它的作者，明人记载不一。郎瑛《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 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高儒《百川书志》载：“《忠 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李贽《忠义水浒传叙》中提到作者时，说是“施、罗二 公”。此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和王圻《稗史汇 编》都记罗贯中作。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说是“武 林施某所编”,“世传施号耐庵”。综上所说,明人大致 有三种说法：施耐庵作、罗贯中作和施、罗合作。现在,学术界大都认为施耐庵作。
施耐庵, 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人。吴梅《顾曲麈谈》记施耐庵即元末剧作家 施惠,不甚可靠。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江苏兴化地区陆 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如《施氏族谱》、《施 氏长门谱》和《兴化县续志》所载的《施耐庵墓志》和 《施耐庵传》等。但这些材料相互矛盾处不少，且有明 显不可信处，因此对于这些材料的真伪问题，学术界意 见颇不一致，多数研究者持怀疑态度，尚待进一步研究。 施耐庵画像 《水浒传》的成书 《水浒传》的成书，取材于北 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 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又据 《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 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 降之。”《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 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 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 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 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 降。”此外,李□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九朝编年 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 载。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 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 不止36人），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 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宋江等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 元年(1119)至宣和三年(1121)，前后三年多。 宋代说书伎艺兴盛，在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 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 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 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 《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这是有关《水浒 传》话本的最早记载。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 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并说在 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但龚开 的赞并未说故事内容。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 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 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认 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 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九天玄女授天 书,直到受招安平方腊止,顺序和现在的《水浒传》基本 一致。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 为系统连贯的整体。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 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 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 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 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 第14，燕青位列第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 第15头领。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传》成书以前，水 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这或者同在不同 地区流传也有关系。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传 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 这部优秀的古典名著《水浒传》。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水浒传》以它杰出的艺 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 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水浒传》的社会意 义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 阶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 反”。作品开头写了一个一向被人厌弃的破落户子弟高 俅,靠踢球被端王看中,后来这位端王作了皇帝（徽宗）， 高俅一直被提拔到殿帅府太尉，而这位皇帝也不过是个 专会串瓦走舍的浮浪纨□儿。他的亲信大臣还有蔡京、 童贯和杨戬等，他们构成了一个最高统治集团，蔡、高 等人以他们的亲属门客为党羽心腹，如梁世杰、蔡九知 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之流，在他们的下面，则 是一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从上到下，狼狈为□，残 害忠良，欺压良善，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形 成了一个统治网。《水浒传》在揭露这些贪官污吏、土 豪恶霸如何欺压人民的罪行时，首先叙述了高俅迫害王 进的故事，因为王进的父亲早年比武时，一棒打翻了高 俅，高俅任殿帅府太尉后,到任的第一天就官报私仇,无 端责罚王进，害得王进连夜奉母逃走。作者还写了高俅 为了让儿子霸占林冲的妻子，千方百计谋害林冲。高俅 作为那个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身上体现了凶 残、阴险的权□特点，也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 腐朽的本质。此外，《水浒传》中还写了地主恶霸的种 种作恶行为，如郑屠霸占金翠莲，西门庆害死武大，毛 太公勾结官府构陷猎户解珍、解宝。总之，《水浒传》 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中自上到下的对人民的压迫者。而 受压迫的人中还有正直的上层人物，如柴进、杨志等。 有压迫就有反抗，《水浒传》写林冲被逼上梁山就具有 典型意义，说明了“乱由上作”的道理。《水浒传》写 晁盖等劫取北京留守梁世杰的不义之财，也具有典型意 义，它表现了人民对贪官污吏剥削行为的反抗和打击。 由这种反抗，也使晁盖等人走上造反的道路。“智取生 辰纲”中白胜唱的一首山歌：“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 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似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更 是唱出了历代被压迫人民的不平，反映了阶级之间的尖 锐矛盾。
《水浒传》写英雄们走上反抗的道路，各有不同的 原因和不同的情况，但是在逼上梁山这一点上，许多人 是共同的。如阮氏三雄的造反是由于生活不下去，他们 不满官府的剥削，积极参加劫取“生辰纲”的行动，从 而上了梁山。解珍、解宝是由于受地主的掠夺和迫害起 而反抗的。鲁智深是个军官,他嫉恶如仇,好打不平，因 此造成和官府的矛盾，结果被逼上山落草。武松出身城 市贫民，为打不平和报杀兄之仇，屡遭陷害，终于造反， 勇猛地向统治阶级进行冲击。他是从血的教训中觉醒过 来的。林冲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是个有身份有地 位的人，家庭出身和官场生活，养成了他奉公守法，安 分守己的性格，但他毕竟也被逼上梁山，这说明在阶级 矛盾十分尖锐复杂，政治极端黑暗的情况下，统治阶级 内部必然发生分化，其中的一些人因受到当权派的排挤 打击，起而反抗，也会投身于农民起义的洪流。 怒杀西门庆 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 图 吴用智取生辰纲 选自明代崇祯刻本《英雄谱》插图 《水浒传》反映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是循序 渐进，步步深入，而终于全面展开的。英雄们的起义行 动，是由小到大，由个人反抗，到集体行动，由无组织 到有组织，由小山头到大山头，最后汇成一股浩浩荡荡 的起义巨流。鲁智深、武松等人的斗争活动，开始多半 是出于被迫，或是抱打不平，或是出于个人报复性的反 抗，后来上了二龙山落草，接着又参加梁山起义。“智 取生辰纲”最初就是有组织的反抗行动，但晁盖等上梁 山后，就更大规模地反抗政府了。起义的武装，也是由 小股发展到大股，最后都汇合到声势浩大的梁山泊。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 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 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 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 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 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 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 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 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 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 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 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 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 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 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 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 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 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 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 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 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 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 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 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 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 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 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 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 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 “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 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 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 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 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 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 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 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 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 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 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 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 《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 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 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 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 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 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 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 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 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 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 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 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 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 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 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 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 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 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 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 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 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 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 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 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 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 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 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 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 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 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 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 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 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 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 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 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 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 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 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 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 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 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 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 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 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 事业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 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 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 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 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在这时，宋江才上 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 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 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梁山起义军在他 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 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 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 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 招安的契机。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 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他反复申言：“小 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 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 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 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 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 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 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 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 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对《水 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 火烧草料场 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 图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 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 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其 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 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 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 历史上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 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这个看法尚有争论。从思想 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 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 的忠□矛盾。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 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 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 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 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 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这 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 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 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 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 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 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 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 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 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 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 件下的民族立场。 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 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 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 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 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 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 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 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 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 史教训。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 《水浒传》作者以其高度 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许多引人 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众多可爱的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讲史话本 的传统特色。故事极富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 伏跌宕,变化莫测。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紧扣读者的心弦。 如“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 “武松打虎”、“血溅鸳鸯楼”、“江州劫法场”、“三 打祝家庄”等等,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但《水浒传》 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而迎合群众的，而 是紧紧围绕着“官逼民反”这一思想，把故事情节和人 物性格融合在一起。武松、林冲、卢俊义三人都武艺高 强，是梁山第一等好汉，三人都受过官府的陷害，被充 过军，而武松和林冲、卢俊义的表现却大不相同。林冲、 卢俊义在充军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摆布，忍气吞声，有时 还向差人乞怜哀告。两人又都是受骗被捆在树上低头受 死。武松则相反，第一次充军孟州，一路上反而是两个 差人服侍他。二次充军恩州，押解他的两个差人被人收 买，再加蒋门神的两个徒弟，合谋在半路上害死他，四 个带刀的凶手，对付他一个带枷的犯人，反被他轻而易 举地给收拾了。他还不解恨,一口气奔回孟州,杀了张都 监、张团练和蒋门神等，才算出了一口恶气。林冲、卢 俊义不是武艺不精，原因在于,他们一个是北京首富,一 个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都是有身分有地位的人，各 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满,重振家声。两 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怀怒未 发，忍一口气。而武松，无家室之累，久走江湖，养成 强悍的性格，无所顾忌，也就无所畏惧，加上他受欺被 诬,不断被人暗算,所以报复心强，手段也狠。林冲、卢 俊义和武松,表现截然不同,但他们二人也有些不同，林 冲的反抗性还较卢俊义为强。又如鲁智深、武松、李逵 三人，他们都是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不避 危难；但他们又各有其特点，鲁智深是军官出身，阅历 较深，富有正义感，痛恶社会的不平，他虽然性格急躁， 行动莽撞，但在斗争中有时又很细心机智。拳打镇关西， 没想到三拳把他打死了，他立刻想到要为此吃官司坐牢， 自己单身一人无人送饭，于是假装气忿，“指着郑屠尸 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 踏步去了。”这样便脱身而去了。在大相国寺菜园子里， 几个泼皮要算计他，故意跪在粪窖边不起来，引起他的 疑心，走到跟前没等泼皮上身，一脚一个把两个为头的 踢到粪坑里去了。这些都说明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武 松性情刚强，好打那些不明道理的人，死也不怕。在行 动上有时表现得粗鲁蛮横，象是有意的寻衅生事，如快 活林对蒋门神；有时是装出假象迷惑与麻痹对手，如十 字坡对孙二娘。他为了替兄报仇,考虑得极为周密,从调 查情况入手,到杀嫂逼取口供,杀西门庆，自首县衙，一 步步按着他的安排都作到了。这又说明他很有心计。而 李逵则和两人大不相同，憨直、刚强、粗心、大胆，极 忠于梁山事业，反抗性最强，打起仗来，赤膊上阵，勇 猛无比。他是个真正的粗人，一味蛮干，不计后果，又 有几分天真，好管闲事，又常常惹出事端，在江州因夺 鱼和张顺撕打，被张顺骗到水里，淹得他两眼发白；去 蓟州搬取公孙胜，路上偷吃酒肉，受到戴宗的惩治；斧 劈罗真人,被真人罚到蓟州大牢里受苦；打死殷天锡,连 累柴进坐牢，差点送了性命。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特 点把握得十分准确和细致。《水浒传》对这些英雄人物 个性特点的描绘，真正作到毫发不失，这就更加强了这 些形象的动人力量。 武松醉打蒋门神 选自明代万历容与堂刻本《忠义水浒 传》插图
《水浒传》的语言是以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 而创造的文学语言。其语言特色是明快、洗炼、准确、 生动。无论是作者的描述语言,还是作品人物的语言,许 多地方都维妙维肖，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写景、状物、 叙事、表情,极为灵动传神。《水浒传》叙事,善于白描， 简洁明快，没有滞拙的叙事和冗长繁琐的景物描写。偶 有写景文字,又极精彩。如武松不听酒家劝告,乘着酒兴 单身上山，看了庙门上的告示,才知真的有虎,他稍为犹 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岗子。这里作者只用了两 句话衬托此时的气氛和心情：“回头看那日色时，渐渐 地坠下去了”,武松“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既写 出了老虎活动的时间，又写出了老虎出没的环境。两句 话就把一种恐怖悲凉的气氛和心情和盘托出，让人感到 此时此地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跳出一只活老虎来。《水 浒传》的叙事，要言不繁，恰到好处,而又绘声绘色,鲜 明生动。“武松打虎”是历来传诵的好文章，写得极为 传神，写人虎相搏，写老虎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拿人 的本事，和声震山岗的吼声，一只活生生的真老虎就跃 然纸上。几经搏斗，老虎威风渐减，最后如何被武松按 住，如何挣扎，如何被武松打死，写得活灵活现，十分 逼真。通过这些描写也就更好地突出了武松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通过人物的语言不仅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对其 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有时也 能准确地表现出来，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 口。”如李逵第一次见宋江，就问戴宗：“哥哥，这黑 汉子是谁？”戴宗责备他粗鲁，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 绍了情况，他还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他 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他是个粗人，见人不懂得 什么客套和应酬之事，不受礼节的约束，他刚上梁山便 大发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 江哥哥便作小宋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象大 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话，只有李逵才说得出，是极富个 性化的语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吴用的足智多 谋，宋江的谦虚下人，通过他们的对话，无不令人如闻 其声，如见其人。鲁迅曾经指出：“《水浒》和《红楼 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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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谁知道水浒传的主要故事情节（详细）以及人物个性
水浒传的主要故事情节http://..com/question/24153371.html?fr=qrl3
水浒传的人物个性http://..com/question/11684270.html
❺ 水浒传人物赏析
明代长篇小说。关于它的作者，明人记载不一。郎瑛《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 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高儒《百川书志》载：“《忠 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李贽《忠义水浒传叙》中提到作者时，说是“施、罗二 公”。此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和王圻《稗史汇 编》都记罗贯中作。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说是“武 林施某所编”,“世传施号耐庵”。综上所说,明人大致 有三种说法：施耐庵作、罗贯中作和施、罗合作。现在,学术界大都认为施耐庵作。 施耐庵, 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人。吴梅《顾曲麈谈》记施耐庵即元末剧作家 施惠,不甚可靠。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江苏兴化地区陆 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如《施氏族谱》、《施 氏长门谱》和《兴化县续志》所载的《施耐庵墓志》和 《施耐庵传》等。但这些材料相互矛盾处不少，且有明 显不可信处，因此对于这些材料的真伪问题，学术界意 见颇不一致，多数研究者持怀疑态度，尚待进一步研究。 施耐庵画像 《水浒传》的成书 《水浒传》的成书，取材于北 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 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又据 《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 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 降之。”《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 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 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 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 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 降。”此外,李□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九朝编年 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 载。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 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 不止36人），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 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宋江等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 元年(1119)至宣和三年(1121)，前后三年多。 宋代说书伎艺兴盛，在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 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 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 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 《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这是有关《水浒 传》话本的最早记载。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 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并说在 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但龚开 的赞并未说故事内容。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 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 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认 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 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九天玄女授天 书,直到受招安平方腊止,顺序和现在的《水浒传》基本 一致。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 为系统连贯的整体。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 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 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 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 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 第14，燕青位列第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 第15头领。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传》成书以前，水 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这或者同在不同 地区流传也有关系。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传 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 这部优秀的古典名著《水浒传》。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水浒传》以它杰出的艺 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 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水浒传》的社会意 义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 阶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 反”。作品开头写了一个一向被人厌弃的破落户子弟高 俅,靠踢球被端王看中,后来这位端王作了皇帝（徽宗）， 高俅一直被提拔到殿帅府太尉，而这位皇帝也不过是个 专会串瓦走舍的浮浪纨□儿。他的亲信大臣还有蔡京、 童贯和杨戬等，他们构成了一个最高统治集团，蔡、高 等人以他们的亲属门客为党羽心腹，如梁世杰、蔡九知 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之流，在他们的下面，则 是一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从上到下，狼狈为□，残 害忠良，欺压良善，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形 成了一个统治网。《水浒传》在揭露这些贪官污吏、土 豪恶霸如何欺压人民的罪行时，首先叙述了高俅迫害王 进的故事，因为王进的父亲早年比武时，一棒打翻了高 俅，高俅任殿帅府太尉后,到任的第一天就官报私仇,无 端责罚王进，害得王进连夜奉母逃走。作者还写了高俅 为了让儿子霸占林冲的妻子，千方百计谋害林冲。高俅 作为那个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身上体现了凶 残、阴险的权□特点，也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 腐朽的本质。此外，《水浒传》中还写了地主恶霸的种 种作恶行为，如郑屠霸占金翠莲，西门庆害死武大，毛 太公勾结官府构陷猎户解珍、解宝。总之，《水浒传》 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中自上到下的对人民的压迫者。而 受压迫的人中还有正直的上层人物，如柴进、杨志等。 有压迫就有反抗，《水浒传》写林冲被逼上梁山就具有 典型意义，说明了“乱由上作”的道理。《水浒传》写 晁盖等劫取北京留守梁世杰的不义之财，也具有典型意 义，它表现了人民对贪官污吏剥削行为的反抗和打击。 由这种反抗，也使晁盖等人走上造反的道路。“智取生 辰纲”中白胜唱的一首山歌：“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 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似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更 是唱出了历代被压迫人民的不平，反映了阶级之间的尖 锐矛盾。 《水浒传》写英雄们走上反抗的道路，各有不同的 原因和不同的情况，但是在逼上梁山这一点上，许多人 是共同的。如阮氏三雄的造反是由于生活不下去，他们 不满官府的剥削，积极参加劫取“生辰纲”的行动，从 而上了梁山。解珍、解宝是由于受地主的掠夺和迫害起 而反抗的。鲁智深是个军官,他嫉恶如仇,好打不平，因 此造成和官府的矛盾，结果被逼上山落草。武松出身城 市贫民，为打不平和报杀兄之仇，屡遭陷害，终于造反， 勇猛地向统治阶级进行冲击。他是从血的教训中觉醒过 来的。林冲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是个有身份有地 位的人，家庭出身和官场生活，养成了他奉公守法，安 分守己的性格，但他毕竟也被逼上梁山，这说明在阶级 矛盾十分尖锐复杂，政治极端黑暗的情况下，统治阶级 内部必然发生分化，其中的一些人因受到当权派的排挤 打击，起而反抗，也会投身于农民起义的洪流。 怒杀西门庆 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 图 吴用智取生辰纲 选自明代崇祯刻本《英雄谱》插图 《水浒传》反映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是循序 渐进，步步深入，而终于全面展开的。英雄们的起义行 动，是由小到大，由个人反抗，到集体行动，由无组织 到有组织，由小山头到大山头，最后汇成一股浩浩荡荡 的起义巨流。鲁智深、武松等人的斗争活动，开始多半 是出于被迫，或是抱打不平，或是出于个人报复性的反 抗，后来上了二龙山落草，接着又参加梁山起义。“智 取生辰纲”最初就是有组织的反抗行动，但晁盖等上梁 山后，就更大规模地反抗政府了。起义的武装，也是由 小股发展到大股，最后都汇合到声势浩大的梁山泊。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 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 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 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 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 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 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 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 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 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 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 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 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 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 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 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 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 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 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 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 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 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 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 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 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 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 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 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 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 “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 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 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 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 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 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 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 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 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 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 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 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 《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 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 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 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 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 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 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 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 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 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 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 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 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 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 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 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 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 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 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 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 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 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 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 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 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 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 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 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 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 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 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 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 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 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 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 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 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 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 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 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 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 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 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 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 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 事业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 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 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 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 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在这时，宋江才上 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 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 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梁山起义军在他 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 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 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 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 招安的契机。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 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他反复申言：“小 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 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 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 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 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 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 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 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 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对《水 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 火烧草料场 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 图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 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 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其 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 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 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 历史上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 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这个看法尚有争论。从思想 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 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 的忠□矛盾。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 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 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 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 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 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这 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 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 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 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 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 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 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 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 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 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 件下的民族立场。 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 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 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 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 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 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 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 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 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 史教训。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 《水浒传》作者以其高度 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许多引人 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众多可爱的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讲史话本 的传统特色。故事极富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 伏跌宕,变化莫测。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紧扣读者的心弦。 如“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 “武松打虎”、“血溅鸳鸯楼”、“江州劫法场”、“三 打祝家庄”等等,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但《水浒传》 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而迎合群众的，而 是紧紧围绕着“官逼民反”这一思想，把故事情节和人 物性格融合在一起。武松、林冲、卢俊义三人都武艺高 强，是梁山第一等好汉，三人都受过官府的陷害，被充 过军，而武松和林冲、卢俊义的表现却大不相同。林冲、 卢俊义在充军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摆布，忍气吞声，有时 还向差人乞怜哀告。两人又都是受骗被捆在树上低头受 死。武松则相反，第一次充军孟州，一路上反而是两个 差人服侍他。二次充军恩州，押解他的两个差人被人收 买，再加蒋门神的两个徒弟，合谋在半路上害死他，四 个带刀的凶手，对付他一个带枷的犯人，反被他轻而易 举地给收拾了。他还不解恨,一口气奔回孟州,杀了张都 监、张团练和蒋门神等，才算出了一口恶气。林冲、卢 俊义不是武艺不精，原因在于,他们一个是北京首富,一 个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都是有身分有地位的人，各 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满,重振家声。两 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怀怒未 发，忍一口气。而武松，无家室之累，久走江湖，养成 强悍的性格，无所顾忌，也就无所畏惧，加上他受欺被 诬,不断被人暗算,所以报复心强，手段也狠。林冲、卢 俊义和武松,表现截然不同,但他们二人也有些不同，林 冲的反抗性还较卢俊义为强。又如鲁智深、武松、李逵 三人，他们都是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不避 危难；但他们又各有其特点，鲁智深是军官出身，阅历 较深，富有正义感，痛恶社会的不平，他虽然性格急躁， 行动莽撞，但在斗争中有时又很细心机智。拳打镇关西， 没想到三拳把他打死了，他立刻想到要为此吃官司坐牢， 自己单身一人无人送饭，于是假装气忿，“指着郑屠尸 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 踏步去了。”这样便脱身而去了。在大相国寺菜园子里， 几个泼皮要算计他，故意跪在粪窖边不起来，引起他的 疑心，走到跟前没等泼皮上身，一脚一个把两个为头的 踢到粪坑里去了。这些都说明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武 松性情刚强，好打那些不明道理的人，死也不怕。在行 动上有时表现得粗鲁蛮横，象是有意的寻衅生事，如快 活林对蒋门神；有时是装出假象迷惑与麻痹对手，如十 字坡对孙二娘。他为了替兄报仇,考虑得极为周密,从调 查情况入手,到杀嫂逼取口供,杀西门庆，自首县衙，一 步步按着他的安排都作到了。这又说明他很有心计。而 李逵则和两人大不相同，憨直、刚强、粗心、大胆，极 忠于梁山事业，反抗性最强，打起仗来，赤膊上阵，勇 猛无比。他是个真正的粗人，一味蛮干，不计后果，又 有几分天真，好管闲事，又常常惹出事端，在江州因夺 鱼和张顺撕打，被张顺骗到水里，淹得他两眼发白；去 蓟州搬取公孙胜，路上偷吃酒肉，受到戴宗的惩治；斧 劈罗真人,被真人罚到蓟州大牢里受苦；打死殷天锡,连 累柴进坐牢，差点送了性命。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特 点把握得十分准确和细致。《水浒传》对这些英雄人物 个性特点的描绘，真正作到毫发不失，这就更加强了这 些形象的动人力量。 武松醉打蒋门神 选自明代万历容与堂刻本《忠义水浒 传》插图 《水浒传》的语言是以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 而创造的文学语言。其语言特色是明快、洗炼、准确、 生动。无论是作者的描述语言,还是作品人物的语言,许 多地方都维妙维肖，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写景、状物、 叙事、表情,极为灵动传神。《水浒传》叙事,善于白描， 简洁明快，没有滞拙的叙事和冗长繁琐的景物描写。偶 有写景文字,又极精彩。如武松不听酒家劝告,乘着酒兴 单身上山，看了庙门上的告示,才知真的有虎,他稍为犹 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岗子。这里作者只用了两 句话衬托此时的气氛和心情：“回头看那日色时，渐渐 地坠下去了”,武松“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既写 出了老虎活动的时间，又写出了老虎出没的环境。两句 话就把一种恐怖悲凉的气氛和心情和盘托出，让人感到 此时此地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跳出一只活老虎来。《水 浒传》的叙事，要言不繁，恰到好处,而又绘声绘色,鲜 明生动。“武松打虎”是历来传诵的好文章，写得极为 传神，写人虎相搏，写老虎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拿人 的本事，和声震山岗的吼声，一只活生生的真老虎就跃 然纸上。几经搏斗，老虎威风渐减，最后如何被武松按 住，如何挣扎，如何被武松打死，写得活灵活现，十分 逼真。通过这些描写也就更好地突出了武松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通过人物的语言不仅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对其 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有时也 能准确地表现出来，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 口。”如李逵第一次见宋江，就问戴宗：“哥哥，这黑 汉子是谁？”戴宗责备他粗鲁，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 绍了情况，他还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他 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他是个粗人，见人不懂得 什么客套和应酬之事，不受礼节的约束，他刚上梁山便 大发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 江哥哥便作小宋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象大 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话，只有李逵才说得出，是极富个 性化的语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吴用的足智多 谋，宋江的谦虚下人，通过他们的对话，无不令人如闻 其声，如见其人。鲁迅曾经指出：“《水浒》和《红楼 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水浒传》的版本 《水浒传》的版本比较复杂， 大致可分简本繁本两个系统。简本文字简略，细节描写 少。繁本描绘细致生动，文学性较强。就内容来说，简 本包括大聚义、受招安、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 腊直至宋江被害。繁本无平田虎和平王庆故事。简本和 繁本的先后问题，历来意见不同，或认为简本在先，或 认为繁本在先，而简本是由繁本删节而成，迄无定论。 现知和现存《水浒传》较早刻本都系明刊本。正德、 嘉靖间人李开先《词谑》记有20册本的《水浒传》，有 的研究者认为“二十册”即“二十卷”。一般认为，嘉 靖时郭勋刊刻的武定板《水浒传》比较接近于原本，但 郭勋原刊本已无存，有的研究者认为今残存 5回的嘉靖 刊本《忠义水浒传》即郭本，并且由此认为郭本是20卷 本。明嘉靖年间高儒《百川书志》所录《忠义水浒传》 为100卷，今天所能见的比较早而又比较完整的100回本 是天都外臣序本，序文撰于万历己丑(1589)。天都外臣 序本从郭本出，不过分卷不同，郭本是20卷100回,天都 外臣序本是100卷100回。这个本子于排座次之后紧接受 招安、征辽、平方腊，而无平田虎、王庆故事。万历年 间又出现了杨定见的120回本，主要是根据100回本，又 插增平田虎、平王庆的故事（文字和繁本不同，或是吸 收简本而加以润色）。明末金圣叹(见金人瑞)删去了排 座次以后的部分,添了个卢俊义的噩梦作为结尾,梦中一 百单八人全部被杀。又把原来的第一回改为楔子，作成 70回本。这个本子，入清以来最为流行。今存较早的简 本有明刊《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 和明刊《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惟都为残本。清刊本10 卷 115回《忠义水浒传》是今存比较齐全的简本。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续整理出版过 70回本及120回本、 100回本等繁本，并影印过100回本，及排印过几种繁本。 还影印过简本《水浒志传评林》。
❻ 明代长篇小说几种
明代长篇小说。关于它的作者，明人记载不一。郎瑛《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李贽《忠义水浒传叙》中提到作者时，说是“施、罗二公”。此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记罗贯中作。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说是“武林施某所编”,“世传施号耐庵”。综上所说,明人大致有三种说法：施耐庵作、罗贯中作和施、罗合作。现在学术界大都认为施耐庵作。施耐庵生平不详,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人。吴梅《顾曲麈谈》记施耐庵即元末剧作家施惠,不甚可靠。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江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如《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和《兴化县续志》所载的《施耐庵墓志》和《施耐庵传》等。但这些材料相互矛盾处不少，且有明显不可信处，因此对于这些材料的真伪问题，学术界意见颇不一致，多数研究者持怀疑态度，尚待进一步研究。施耐庵画像
《水浒传》的成书 《水浒传》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此外,李□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不止36人），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宋江等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元年(1119)至宣和三年(1121)，前后三年多。
宋代说书伎艺兴盛，在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这是有关《水浒传》话本的最早记载。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并说在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但龚开的赞并未说故事内容。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受招安平方腊止,顺序和现在的《水浒传》基本一致。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第15头领。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传》成书以前，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这或者同在不同地区流传也有关系。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传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这部优秀的古典名著《水浒传》。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水浒传》以它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水浒传》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作品开头写了一个一向被人厌弃的破落户子弟高俅,靠踢球被端王看中,后来这位端王作了皇帝（徽宗），高俅一直被提拔到殿帅府太尉，而这位皇帝也不过是个专会串瓦走舍的浮浪纨□儿。他的亲信大臣还有蔡京、童贯和杨戬等，他们构成了一个最高统治集团，蔡、高等人以他们的亲属门客为党羽心腹，如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之流，在他们的下面，则是一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从上到下，狼狈为□，残害忠良，欺压良善，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形成了一个统治网。《水浒传》在揭露这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如何欺压人民的罪行时，首先叙述了高俅迫害王进的故事，因为王进的父亲早年比武时，一棒打翻了高俅，高俅任殿帅府太尉后,到任的第一天就官报私仇,无端责罚王进，害得王进连夜奉母逃走。作者还写了高俅为了让儿子霸占林冲的妻子，千方百计谋害林冲。高俅作为那个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身上体现了凶残、阴险的权□特点，也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朽的本质。此外，《水浒传》中还写了地主恶霸的种种作恶行为，如郑屠霸占金翠莲，西门庆害死武大，毛太公勾结官府构陷猎户解珍、解宝。
总之，《水浒传》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中自上到下的对人民的压迫者。而受压迫的人中还有正直的上层人物，如柴进、杨志等。有压迫就有反抗，《水浒传》写林冲被逼上梁山就具有典型意义，说明了“乱由上作”的道理。《水浒传》写晁盖等劫取北京留守梁世杰的不义之财，也具有典型意义，它表现了人民对贪官污吏剥削行为的反抗和打击。由这种反抗，也使晁盖等人走上造反的道路。“智取生辰纲”中白胜唱的一首山歌：“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似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更是唱出了历代被压迫人民的不平，反映了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
《水浒传》写英雄们走上反抗的道路，各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情况，但是在逼上梁山这一点上，许多人是共同的。如阮氏三雄的造反是由于生活不下去，他们不满官府的剥削，积极参加劫取“生辰纲”的行动，从而上了梁山。解珍、解宝是由于受地主的掠夺和迫害起而反抗的。鲁智深是个军官,他嫉恶如仇,好打不平，因此造成和官府的矛盾，结果被逼上山落草。武松出身城市贫民，为打不平和报杀兄之仇，屡遭陷害，终于造反，勇猛地向统治阶级进行冲击。他是从血的教训中觉醒过来的。林冲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家庭出身和官场生活，养成了他奉公守法，安分守己的性格，但他毕竟也被逼上梁山，这说明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复杂，政治极端黑暗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必然发生分化，其中的一些人因受到当权派的排挤打击，起而反抗，也会投身于农民起义的洪流。怒杀西门庆 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吴用智取生辰纲 选自明代崇祯刻本《英雄谱》插图
《水浒传》反映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是循序渐进，步步深入，而终于全面展开的。英雄们的起义行动，是由小到大，由个人反抗，到集体行动，由无组织到有组织，由小山头到大山头，最后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起义巨流。鲁智深、武松等人的斗争活动，开始多半是出于被迫，或是抱打不平，或是出于个人报复性的反抗，后来上了二龙山落草，接着又参加梁山起义。“智取生辰纲”最初就是有组织的反抗行动，但晁盖等上梁山后，就更大规模地反抗政府了。起义的武装，也是由小股发展到大股，最后都汇合到声势浩大的梁山泊。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在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火烧草料场 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这个看法尚有争论。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
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 《水浒传》作者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众多可爱的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讲史话本的传统特色。故事极富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变化莫测。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紧扣读者的心弦。如“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武松打虎”、“血溅鸳鸯楼”、“江州劫法场”、“三打祝家庄”等等,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但《水浒传》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而迎合群众的，而是紧紧围绕着“官逼民反”这一思想，把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武松、林冲、卢俊义三人都武艺高强，是梁山第一等好汉，三人都受过官府的陷害，被充过军，而武松和林冲、卢俊义的表现却大不相同。林冲、卢俊义在充军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摆布，忍气吞声，有时还向差人乞怜哀告。两人又都是受骗被捆在树上低头受死。武松则相反，第一次充军孟州，一路上反而是两个差人服侍他。二次充军恩州，押解他的两个差人被人收买，再加蒋门神的两个徒弟，合谋在半路上害死他，四个带刀的凶手，对付他一个带枷的犯人，反被他轻而易举地给收拾了。他还不解恨,一口气奔回孟州,杀了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等，才算出了一口恶气。林冲、卢俊义不是武艺不精，原因在于,他们一个是北京首富,一个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都是有身分有地位的人，各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满,重振家声。两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怀怒未发，忍一口气。而武松，无家室之累，久走江湖，养成强悍的性格，无所顾忌，也就无所畏惧，加上他受欺被诬,不断被人暗算,所以报复心强，手段也狠。林冲、卢俊义和武松,表现截然不同,但他们二人也有些不同，林冲的反抗性还较卢俊义为强。
又如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人，他们都是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不避危难；但他们又各有其特点，鲁智深是军官出身，阅历较深，富有正义感，痛恶社会的不平，他虽然性格急躁，行动莽撞，但在斗争中有时又很细心机智。拳打镇关西，没想到三拳把他打死了，他立刻想到要为此吃官司坐牢，自己单身一人无人送饭，于是假装气忿，“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这样便脱身而去了。在大相国寺菜园子里，几个泼皮要算计他，故意跪在粪窖边不起来，引起他的疑心，走到跟前没等泼皮上身，一脚一个把两个为头的踢到粪坑里去了。这些都说明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武松性情刚强，好打那些不明道理的人，死也不怕。在行动上有时表现得粗鲁蛮横，象是有意的寻衅生事，如快活林对蒋门神；有时是装出假象迷惑与麻痹对手，如十字坡对孙二娘。他为了替兄报仇,考虑得极为周密,从调查情况入手,到杀嫂逼取口供,杀西门庆，自首县衙，一步步按着他的安排都作到了。这又说明他很有心计。而李逵则和两人大不相同，憨直、刚强、粗心、大胆，极忠于梁山事业，反抗性最强，打起仗来，赤膊上阵，勇猛无比。他是个真正的粗人，一味蛮干，不计后果，又有几分天真，好管闲事，又常常惹出事端，在江州因夺鱼和张顺撕打，被张顺骗到水里，淹得他两眼发白；去蓟州搬取公孙胜，路上偷吃酒肉，受到戴宗的惩治；斧劈罗真人,被真人罚到蓟州大牢里受苦；打死殷天锡,连累柴进坐牢，差点送了性命。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把握得十分准确和细致。《水浒传》对这些英雄人物个性特点的描绘，真正作到毫发不失，这就更加强了这些形象的动人力量。武松醉打蒋门神 选自明代万历容与堂刻本《忠义水浒传》插图
《水浒传》的语言是以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而创造的文学语言。其语言特色是明快、洗炼、准确、生动。无论是作者的描述语言,还是作品人物的语言,许多地方都维妙维肖，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写景、状物、叙事、表情,极为灵动传神。《水浒传》叙事,善于白描，简洁明快，没有滞拙的叙事和冗长繁琐的景物描写。偶有写景文字,又极精彩。如武松不听酒家劝告,乘着酒兴单身上山，看了庙门上的告示,才知真的有虎,他稍为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岗子。这里作者只用了两句话衬托此时的气氛和心情：“回头看那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武松“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既写出了老虎活动的时间，又写出了老虎出没的环境。两句话就把一种恐怖悲凉的气氛和心情和盘托出，让人感到此时此地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跳出一只活老虎来。《水浒传》的叙事，要言不繁，恰到好处,而又绘声绘色,鲜明生动。“武松打虎”是历来传诵的好文章，写得极为传神，写人虎相搏，写老虎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拿人的本事，和声震山岗的吼声，一只活生生的真老虎就跃然纸上。几经搏斗，老虎威风渐减，最后如何被武松按住，如何挣扎，如何被武松打死，写得活灵活现，十分逼真。通过这些描写也就更好地突出了武松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人物的语言不仅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对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有时也能准确地表现出来，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如李逵第一次见宋江，就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责备他粗鲁，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绍了情况，他还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他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他是个粗人，见人不懂得什么客套和应酬之事，不受礼节的约束，他刚上梁山便大发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作小宋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象大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话，只有李逵才说得出，是极富个性化的语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吴用的足智多谋，宋江的谦虚下人，通过他们的对话，无不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鲁迅曾经指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水浒传》的版本 《水浒传》的版本比较复杂，大致可分简本繁本两个系统。简本文字简略，细节描写少。繁本描绘细致生动，文学性较强。就内容来说，简本包括大聚义、受招安、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直至宋江被害。繁本无平田虎和平王庆故事。简本和繁本的先后问题，历来意见不同，或认为简本在先，或认为繁本在先，而简本是由繁本删节而成，迄无定论。
现知和现存《水浒传》较早刻本都系明刊本。正德、嘉靖间人李开先《词谑》记有20册本的《水浒传》，有的研究者认为“二十册”即“二十卷”。一般认为，嘉靖时郭勋刊刻的武定板《水浒传》比较接近于原本，但郭勋原刊本已无存，有的研究者认为今残存 5回的嘉靖刊本《忠义水浒传》即郭本，并且由此认为郭本是20卷本。明嘉靖年间高儒《百川书志》所录《忠义水浒传》为100卷，今天所能见的比较早而又比较完整的100回本是天都外臣序本，序文撰于万历己丑(1589)。天都外臣序本从郭本出，不过分卷不同，郭本是20卷100回,天都外臣序本是100卷100回。这个本子于排座次之后紧接受招安、征辽、平方腊，而无平田虎、王庆故事。万历年间又出现了杨定见的120回本，主要是根据100回本，又插增平田虎、平王庆的故事（文字和繁本不同，或是吸收简本而加以润色）。明末金圣叹(见金人瑞)删去了排座次以后的部分,添了个卢俊义的噩梦作为结尾,梦中一百单八人全部被杀。又把原来的第一回改为楔子，作成70回本。这个本子，入清以来最为流行。今存较早的简本有明刊《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和明刊《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惟都为残本。清刊本10卷 115回《忠义水浒传》是今存比较齐全的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续整理出版过 70回本及120回本、100回本等繁本，并影印过100回本，及排印过几种繁本。还影印过简本《水浒志传评林》。
《水浒传》
中国明代长篇小说。又题为《忠义水浒传》，通行本简称《水浒》。一般认为是施耐庵著。
《水浒传》是民间无名作者同文人作家集体创作的成果，其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流传演变过程。《水浒传》描写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6)，因声势极盛，便在民间产生许多奇闻异说，流传中不断得到无名作者的加工增饰。施耐庵就是在长期民间传说、民间说话艺术和元杂剧水浒戏的基础上加工写定成书的。
❼ 3000字的《水浒传》读书笔记 包括美句摘抄及赏识、阅读感受等等
《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火烧草料场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这个看法尚有争论。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
❽ 求一篇《水浒传》的文学评论
《水浒传》在人物塑造上不仅表现了现实主义艺术的高度成就；同时也体现着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书中的英雄人物，不仅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而且又是被高度理想化了的。作者从人民的理想出发，把他们的反抗性格和道德情操，提到很高的境界，并把自己强烈的爱憎感情熔铸在人物身上，使他们具有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险的乐观精神。浪漫主义的特征也表现在对人物本质特征或英雄行为的渲染和夸张上。如吴用的机智过人，李逵的赤胆忠心，以及对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扬柳等夸张描写。因此说小说在人物塑造上非但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而且把两者结合起来，从而使《水浒传》成为我国小说史上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运用得较好的作品。
❾ 求水浒传读后感 . 500~600字差不多就行 .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108好汉从聚义梁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忠，义。 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在当今这个社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一个“义”字。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一个“义”字。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做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水浒传》英雄中有一个黑大汉，他生性鲁莽，性情暴躁，经常为小事与他人发生冲突，甚至搞出人命案。但他却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令那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们闻风丧胆。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没有这样惊心动魄的大事发生，但“义”字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对朋友讲义气，是小义。对素不相识的人或事物也用一种正义的眼光去看待，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大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董存瑞舍身炸暗堡，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这些都是炎黄子孙大义的延续，是中国历史上挥之不去的光辉。一个人，可以不相信神，却不可以不相信“神圣”。当前,我们青少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因此，这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根本所在。让我们相信这一份“神圣”，用自己的双手去维护这一份“神圣”。【水浒传读后感】水浒传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我借助这个假期读完了这本描写人物的性情鲜明的名著给读完了,读后感叹到:真不愧是四大名著之一啊!果然引人入胜,令我兴奋不已!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话:读不完水浒传的不是中国人!感慨万分.水浒传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雪中送炭的宋江,胆大如虎的武松,机智聪明的吴用等等……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官逼民反,只手遮天的社会状况。我被里面的情节给深深地吸引住了,武松醉酒打死猛虎等,但大家对宋江的看法便不全相同,现在我来品一品他吧.宋江自幼读儒家书，受传统教育，走入社会在县衙中做押司（小吏），刀笔精通。他的出身经历和性格，使他了解和体验百姓的痛苦，有正义感，养成一种办事谨小慎微、随机应变，喜欢玩权术。因为他在官府任小吏，他懂法，有遵守法度的习惯。宋江到梁山泊以后，他处理问题比较周全，有人说他虚伪、玩权术，这是他处理问题的一种手段。如俘获霹雳火秦明，让位卢俊义等。他犯罪后衙门给他戴上枷，别人把枷打开时，他说不能，这是国家的法度。宋江上梁山前是一位仗义英雄，义放晁盖，当法与义发生矛盾时，宋江就不顾法度了。他对梁山的事业有一定的贡献，他为了梁山好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了阎婆惜。宋江上梁山后，成为义军的首领。他自己说在文武方面并无过人之处，为什么还能当梁山泊的首领呢？这是由于宋江有以下优势：仗义疏财，在江湖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关怀兄弟，兄弟遇难设法相救；有一定的组织和军事指挥才能，如三打祝家庄战役，他注意总结经验，从调查虚实入手，又拆散祝家庄与其他二家联盟等。受招安以后，宋江成为了一个朝廷的忠臣。他的思想是为国家出力，保人民平安。晁盖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对起义军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水浒传》中宋江的一大关键。受招安以后把梁山上的“替天行道”大旗改为“顺天护国”，他也由起义军首领走到服从朝廷的顺臣。这时，宋江的思想是：我是热爱国家的，皇帝代表国家，朝廷不负我，我不负朝廷。他不听吴用等好汉的劝阻，去征起义军领袖方腊，打得十分惨烈。悲剧的结局。宋江带领众人征方腊以后，原本的108位好汉还剩下27个，其余的不是牺牲就是出走了，而朝廷并不信任他，对他加害致死。宋江临死前，唯恐李逵再次造反，让李逵喝药酒被毒死。宋江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朝廷忠臣，最后是悲惨的结局。
❿ 为什么说《水浒传》是歌颂农民起义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水浒传》简介
《水浒传》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中自上到下的对人民的压迫者。而受压迫的人中还有正直的上层人物，如柴进、杨志等。有压迫就有反抗，《水浒传》写林冲被逼上梁山就具有典型意义，说明了“乱由上作”的道理。《水浒传》写晁盖等劫取北京留守梁世杰的不义之财，也具有典型意义，它表现了人民对贪官污吏剥削行为的反抗和打击。由这种反抗，也使晁盖等人走上造反的道路。“智取生辰纲”中白胜唱的一首山歌：“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似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更是唱出了历代被压迫人民的不平，反映了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
《水浒传》写英雄们走上反抗的道路，各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情况，但是在逼上梁山这一点上，许多人是共同的。如阮氏三雄的造反是由于生活不下去，他们不满官府的剥削，积极参加劫取“生辰纲”的行动，从而上了梁山。解珍、解宝是由于受地主的掠夺和迫害起而反抗的。鲁智深是个军官,他嫉恶如仇,好打不平，因此造成和官府的矛盾，结果被逼上山落草。武松出身城市贫民，为打不平和报杀兄之仇，屡遭陷害，终于造反，勇猛地向统治阶级进行冲击。他是从血的教训中觉醒过来的。林冲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家庭出身和官场生活，养成了他奉公守法，安分守己的性格，但他毕竟也被逼上梁山，这说明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复杂，政治极端黑暗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必然发生分化，其中的一些人因受到当权派的排挤打击，起而反抗，也会投身于农民起义的洪流。怒杀西门庆 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吴用智取生辰纲 选自明代崇祯刻本《英雄谱》插图
《水浒传》反映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是循序渐进，步步深入，而终于全面展开的。英雄们的起义行动，是由小到大，由个人反抗，到集体行动，由无组织到有组织，由小山头到大山头，最后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起义巨流。鲁智深、武松等人的斗争活动，开始多半是出于被迫，或是抱打不平，或是出于个人报复性的反抗，后来上了二龙山落草，接着又参加梁山起义。“智取生辰纲”最初就是有组织的反抗行动，但晁盖等上梁山后，就更大规模地反抗政府了。起义的武装，也是由小股发展到大股，最后都汇合到声势浩大的梁山泊。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在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火烧草料场 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这个看法尚有争论。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
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 《水浒传》作者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众多可爱的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讲史话本的传统特色。故事极富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变化莫测。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紧扣读者的心弦。如“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武松打虎”、“血溅鸳鸯楼”、“江州劫法场”、“三打祝家庄”等等,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但《水浒传》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而迎合群众的，而是紧紧围绕着“官逼民反”这一思想，把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武松、林冲、卢俊义三人都武艺高强，是梁山第一等好汉，三人都受过官府的陷害，被充过军，而武松和林冲、卢俊义的表现却大不相同。林冲、卢俊义在充军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摆布，忍气吞声，有时还向差人乞怜哀告。两人又都是受骗被捆在树上低头受死。武松则相反，第一次充军孟州，一路上反而是两个差人服侍他。二次充军恩州，押解他的两个差人被人收买，再加蒋门神的两个徒弟，合谋在半路上害死他，四个带刀的凶手，对付他一个带枷的犯人，反被他轻而易举地给收拾了。他还不解恨,一口气奔回孟州,杀了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等，才算出了一口恶气。林冲、卢俊义不是武艺不精，原因在于,他们一个是北京首富,一个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都是有身分有地位的人，各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满,重振家声。两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怀怒未发，忍一口气。而武松，无家室之累，久走江湖，养成强悍的性格，无所顾忌，也就无所畏惧，加上他受欺被诬,不断被人暗算,所以报复心强，手段也狠。林冲、卢俊义和武松,表现截然不同,但他们二人也有些不同，林冲的反抗性还较卢俊义为强。
又如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人，他们都是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不避危难；但他们又各有其特点，鲁智深是军官出身，阅历较深，富有正义感，痛恶社会的不平，他虽然性格急躁，行动莽撞，但在斗争中有时又很细心机智。拳打镇关西，没想到三拳把他打死了，他立刻想到要为此吃官司坐牢，自己单身一人无人送饭，于是假装气忿，“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这样便脱身而去了。在大相国寺菜园子里，几个泼皮要算计他，故意跪在粪窖边不起来，引起他的疑心，走到跟前没等泼皮上身，一脚一个把两个为头的踢到粪坑里去了。这些都说明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武松性情刚强，好打那些不明道理的人，死也不怕。在行动上有时表现得粗鲁蛮横，象是有意的寻衅生事，如快活林对蒋门神；有时是装出假象迷惑与麻痹对手，如十字坡对孙二娘。他为了替兄报仇,考虑得极为周密,从调查情况入手,到杀嫂逼取口供,杀西门庆，自首县衙，一步步按着他的安排都作到了。这又说明他很有心计。而李逵则和两人大不相同，憨直、刚强、粗心、大胆，极忠于梁山事业，反抗性最强，打起仗来，赤膊上阵，勇猛无比。他是个真正的粗人，一味蛮干，不计后果，又有几分天真，好管闲事，又常常惹出事端，在江州因夺鱼和张顺撕打，被张顺骗到水里，淹得他两眼发白；去蓟州搬取公孙胜，路上偷吃酒肉，受到戴宗的惩治；斧劈罗真人,被真人罚到蓟州大牢里受苦；打死殷天锡,连累柴进坐牢，差点送了性命。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把握得十分准确和细致。《水浒传》对这些英雄人物个性特点的描绘，真正作到毫发不失，这就更加强了这些形象的动人力量。武松醉打蒋门神 选自明代万历容与堂刻本《忠义水浒传》插图
《水浒传》的语言是以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而创造的文学语言。其语言特色是明快、洗炼、准确、生动。无论是作者的描述语言,还是作品人物的语言,许多地方都维妙维肖，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写景、状物、叙事、表情,极为灵动传神。《水浒传》叙事,善于白描，简洁明快，没有滞拙的叙事和冗长繁琐的景物描写。偶有写景文字,又极精彩。如武松不听酒家劝告,乘着酒兴单身上山，看了庙门上的告示,才知真的有虎,他稍为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岗子。这里作者只用了两句话衬托此时的气氛和心情：“回头看那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武松“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既写出了老虎活动的时间，又写出了老虎出没的环境。两句话就把一种恐怖悲凉的气氛和心情和盘托出，让人感到此时此地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跳出一只活老虎来。《水浒传》的叙事，要言不繁，恰到好处,而又绘声绘色,鲜明生动。“武松打虎”是历来传诵的好文章，写得极为传神，写人虎相搏，写老虎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拿人的本事，和声震山岗的吼声，一只活生生的真老虎就跃然纸上。几经搏斗，老虎威风渐减，最后如何被武松按住，如何挣扎，如何被武松打死，写得活灵活现，十分逼真。通过这些描写也就更好地突出了武松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人物的语言不仅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对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有时也能准确地表现出来，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如李逵第一次见宋江，就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责备他粗鲁，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绍了情况，他还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他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他是个粗人，见人不懂得什么客套和应酬之事，不受礼节的约束，他刚上梁山便大发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作小宋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象大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话，只有李逵才说得出，是极富个性化的语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吴用的足智多谋，宋江的谦虚下人，通过他们的对话，无不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它的故事就是描写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水浒传的社会意义 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