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视角小说阅读

① 叙事视角有哪几种基本类型

对叙述视角研究得比较精细的，是结构主义的批评家们。他们对叙述视角的形态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法国的兹韦坦·托多洛夫把叙述视角分为三种形态：

1、全知视角

全知视角（零视角），叙述者>人物，也就是叙述者比任何人物知道的都多，他全知全觉，而且可以不向读者解释这一切他是如何知道的。

2、内视角

叙述者=人物，也就是叙述者所知道的同人物知道的一样多，叙述者只借助某个人物的感觉和意识，从他的视觉、听觉及感受的角度去传达一切。

3、外视角

叙述者<人物。这种叙述视角是对“全知全能”视角的根本反拨，因为叙述者对其所叙述的一切不仅不全知，反而比所有人物知道的还要少。

(1)叙述视角小说阅读扩展阅读

不同的叙述视角决定了作品不同的构成方式，同时也决定了接受者不同的感受方式。“全知全能”的叙述，可以使阅读者感到轻松，只管看下去，叙述者会把一切都告诉我们。“人物”叙述可以使阅读者共同进入角色，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

“后视角”的叙述，给人无穷的诱惑力，并给人极大的想象的空间，韵味十足。各种视角都有其优势和劣势，我们不能把某种视角定于一尊，而又无条件排斥另一视角。

因为判断一部作品的价值并不是根据它的叙述视角决定的，实际上，一种叙述视角既可以写出一流的作品，也可以写出末流的作品。

② 小说的叙事都有哪些视角

第一视角：以主人公的视角来讲述故事。
第三人称视角，你好像一个旁观者或者操控者，而不是本人。

③ 写小说是以主角的视角去写,还是以旁观者的视角

那就要看你是想写什么小说了。
总体来说，两种写法各有各的优势。
比如以主角的视角去写，比如第一人称描写或者紧扣某个人物所见所闻的第三人称，这样写能够更加突出阅读过程中的代入感，让读者能更细致深入地体会主角的感受以及见闻，从而衍生出 “换我我当如何” 的遐想。如果你格外想让主角成为这个故事主要乃至唯一的推进线索，突出剧情线路的简明和精要，那么这种写法无疑更适合一些。它的缺点在于叙事面窄，没法以主角视角展现出来的事物可能就无法出现，如果要让读者了解大局的话也要多费一番工夫。
旁观者视角，有时也可以被称为【上帝视角】，可以以更加广的面来展现故事情节，以及故事发生的环境。这样写的优势在于它能让几条不限于主角的线路同时进行，主角动的时候，各路人马在同时做出的行动也被读者尽收眼底。这样写的明显优势在于故事背景和内容，以及 “这个时刻究竟在发生着什么” 这样的问题马上就能得到答案；缺点则是可能会让故事缺乏悬念，或者无法突出整体背景下的主要剧情。对于写作功力不足的作者，这样的写法容易导致混乱。
说到底，还是在于你这个作者要给读者展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④ 详细说说叙述视角

叙述视角

叙述视角也称叙述聚集，是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同样的事件从不同的角度看去就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不同的人看来也会有不同的意义。

三种形态
对叙述视角研究得比较精细的，是结构主义的批评家们。他们对叙述视角的形态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法国的兹韦坦·托多洛夫把叙述视角分为三种形态：

全知视角
全知视角（零视角），叙述者>人物，也就是叙述者比任何人物知道的都多，他全知全觉，而且可以不向读者解释这一切他是如何知道的。正如韦勒克、沃伦在《文学原理》中所说：“他可以用第三人称写作，作一个‘全知全能’的作家。这无疑是传统的和‘自然的’叙述模式。作者出现在他的作品的旁边，就像一个演讲者伴随着幻灯片或纪录片进行讲解一样。”这种“讲解”可以超越一切，历史、现在、未来全在他的视野之内，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甚至是同时发生的几件事，他全都知晓。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只是被动地接受故事和讲述。

这种“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很像古典小说中的说书人，只要叙述者想办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想听、想看、想走进人物内心、想知道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的任何事，都不难办到。因此，这种叙述视角最大最明显的优势在于，视野无限开阔，适合表现时空延展度大，矛盾复杂，人物众多的题材，因此颇受史诗性作品的青睐。其次是便于全方位（内、外，正、侧，虚、实，动、静）地描述人物和事件。另外，可以在局部灵活地暂时改变、转移观察或叙述角度，这既多少增加了作品的可信性，又使叙事形态显出变化并从而强化其表现力。叙事朴素明晰，读者看起来觉得轻松，也是它的一个优点。

正因为有如上优越性，全知视角尽管已被视为落伍，却至今仍具有生命力。

但这种叙述视角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它经常受到挑剔和怀疑的是叙事的真实可信性，亦即“全知性”。冯·麦特尔·艾姆斯在《小说美学》中说：“一般的方法是这样：无所不知的作者不断地插入到故事中来，告诉读者知道的东西。这种过程的不真实性，往往破坏了故事的幻觉。除非作者本人的风度极为有趣，否则他的介入是不受欢迎的。”因为这里只有作者的一个声音，一切都是作者意识的体现。再者，这种叙事形态大体是封闭的，结构比较呆板，时空基本按照自然时序延伸扩展或改变，缺少腾挪迭宕；加之是“全知”的叙事，留给读者的再创造的余地十分有限，迫使他们被动地跟着叙事跑，这显然也不符合现代人的口味。

内视角

叙述者=人物，也就是叙述者所知道的同人物知道的一样多，叙述者只借助某个人物的感觉和意识，从他的视觉、听觉及感受的角度去传达一切。叙述者不能像“全知全觉”那样，提供人物自己尚未知的东西，也不能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解说。由于叙述者进入故事和场景，一身二任，或讲述亲历或转叙见闻，其话语的可信性、亲切性自然超过全知视角叙事，它多为现代小说所采用的原因也恰恰在这里。这种类型，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取名为“内焦点叙事”。这种内视角包括主人公视角和见证人视角两种。

主人公视角的好处在于，人物叙述自己的事情，自然而然地带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和真实感，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袒露内心深处隐秘的东西，即使他的话语有所夸张或自谦，读者也许把这当作他性格的外现，而不会像对待“全知”视角那样百般挑剔质疑。另外，它多少吸收了全知视角全方位描述人物的优点，特别便于揭示主人公自己的深层心理，对于其他人物，也可以从外部描写，并运用一定的艺术方式接触到他们的内心世界。这种视角的主要局限是受视点人物本身条件诸如年龄性别、教养熏陶、思想性格、气质智商等等的限制。弄不好容易造成主人公情况与其叙事话语格调、口吻，与其所叙题材的错位，结果就会像全知视角那样不可信。由此生出的另一缺陷是，难以用来叙述背景复杂事件重大的题材，《战争与和平》不可能由娜塔莎·罗斯托娃来作总的叙述者；而对于讲述个人历史却往往得心应手，像《鲁宾逊漂流记》和《阿甘正传》等。第三，很难描写充当视点人物的主人公的外部形象，勉强这样做就像照镜子，不免有些扭捏造作。

见证人视点即由次要人物（一般是线索人物）叙述的视点，它的优越性要大于主人公视点。首先作为目击者、见证人，他的叙述对于塑造主要人物的完整形象更客观更有效，这是很明显的。其次，必要时叙述者可以对所叙人物和事件做出感情反映和道德评价，这不仅为作者间接介入提供了方便，而且给作品带来一定的政论色彩和抒情气息。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中的《射击》、《驿站长》都是有代表性的见证人叙事。它的第三个优点是，通过叙述者倾听别人的转述，灵活地暂时改变叙事角度，以突破他本人在见闻方面的限制。如《驿站长》中驿站长的女儿杜妮亚被骠骑兵拐走的经过，就是由驿站长转叙给“我”的。第四，见证人在叙述主要人物故事的时候，由于他进入场景，往往形成他们之间的映衬、矛盾、对话关系，无疑会加强作品表现人物和主题的力度，有时则会借以推动情节的发展。但见证人视点同样受叙述者见闻、性格、智力等的局限，有些事情的真相以及主要人物内心深处的东西，只有靠上面提到的主人公自己的话语来揭示，如果这样的话语写得过长，就可能冲淡基本情节，并造成叙事呆板等弊病。

从具体分析中我们认为，作者没有大于主人公的意识。这是一种建立在对等关系上的叙事作品，作者绝不比人物或主人公知道得多，而是以对等的权力参加对话的。在当代小说中，以这种叙述视角叙述的作品大量存在。它强化了作品的真实性，扩展了作品的表现力。在冯骥才的《高女人和矮丈夫》中，作家选取了团结大楼的居民眼光作为叙述视角。这种叙述视角一直难以窥破那对高低不成比例的夫妻之间的秘密。作家固执地坚持这种叙述视角，因而最终我们只是和团结大楼的居民一道得到几个画面：他们在外观上的不协调，他们挨了批斗并被迫生离，他们的重聚以至话别。小说不仅以这些画面有力地征服了读者，而且画面之间的空白还令我们的思绪萦绕不已。
外视角

叙述者<人物。这种叙述视角是对“全知全能”视角的根本反拨，因为叙述者对其所叙述的一切不仅不全知，反而比所有人物知道的还要少，他像是一个对内情毫无所知的人，仅仅在人物的后面向读者叙述人物的行为和语言，他无法解释和说明人物任何隐蔽的和不隐蔽的一切。它最为突出的特点和优点是极富戏剧性和客观演示性；叙事的直观、生动使得作品表现出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它的“不知性”又带来另外两个优点：一是神秘莫测，既富有悬念又耐人寻味。在这方面，海明威的《杀人者》就是人们交口称赞的一篇。两个酒店“顾客”的真实身份及其来酒店的目的，在开篇伊始除他们本人外谁也不知道，这必然造成悬念和期待，至于杀人的内幕在小说中只有那个要被谋杀的人晓得，可他又闭口不言。直至终篇，读者所期待的具体的、形而下的答案也未出现，然而这却使他们思索深层的、形而上的问题。结尾的对话好像作了些许暗示，其实仍无明确的回答，叙述者只是让尼克觉得“太可怕”并决定离开此地，从而激起有思想的读者对我们生存的这个世间的恐惧感——这也许正是作品的旨归。由于这一长处，它常为侦破小说所采用。二是读者面临许多空白和未定点，阅读时不得不多动脑筋，故而他们的期待视野、参与意识和审美的再创造力得到最大限度的调动。

但这种叙述视角的局限性太大，很难进入人物内心，顶多作些暗示，因而不利于全面刻画人物形象，也就为一般心理小说所不取。又因为作者的“替身”言而不尽，作者直接明显的介入就十分困难，即使巧妙介入也不易察觉，这样用于写日常题材往往缺乏力度。

小结

不同的叙述视角决定了作品不同的构成方式，同时也决定了接受者不同的感受方式。“全知全能”的叙述，可以使阅读者感到轻松，只管看下去，叙述者会把一切都告诉我们。“人物”叙述可以使阅读者共同进入角色，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后视角”的叙述，给人无穷的诱惑力，并给人极大的想象的空间，韵味十足。各种视角都有其优势和劣势，我们不能把某种视角定于一尊，而又无条件排斥另一视角。因为判断一部作品的价值并不是根据它的叙述视角决定的，实际上，一种叙述视角既可以写出一流的作品，也可以写出末流的作品。而且每一类视角在具体语境下的使用都是一种历史现象，因而也都处在不断改进、完善之中。正因为如此，古老的、如今似乎备受责难的“全知全能”的视角，仍然有人使用，它非但没有寿终正寝，反而在有些作家的创作中焕发青春。

2附录

以上是起源于法国学家热奈特的理论，他抛开“人称”而采用“聚焦”，将其分成三类。而申丹的《叙述学和小说文体学》将分类补充完善，使之更为清晰。她把视角或聚焦模式分为四种：零视角 (非聚焦型)、内视角、第一人称外视角和第三人称外视角(外聚焦)。

3四种情形

叙述视角的特征通常是由叙述人称决定的。传统的叙事作品中主要是采用旁观者的口吻，即第三人称叙述。较晚近的叙事作品中第一人称的叙述多了起来。还有一类较为罕见的叙述视角是第二人称叙述。除了上述三种视角之外，另一类较重要的特殊情况是变换人称和视角的叙述。总起来说就是四种情形：第三人称叙述、第一人称叙述、第二人称叙述和人称或视角变换叙述。

第三人称

第三人称叙述是从与故事无关的旁观者立场进行的叙述。由于叙述者通常是身份不确定的旁观者，因而造成这类叙述的传统特点是无视角限制。叙述者如同无所不知的上帝，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出现在各个不同的地点，可以了解过去、预知未来，还可随意进入任何一个人物的心灵深处挖掘隐私。由于叙述视点可以游移，这种叙述也可称作无焦点叙述。总之，这种叙述方式由于没有视角限制而使作者获得了充分的自由。传统的叙事作品采用这种叙述方式的很普遍。但正由于作者获得了充分的叙述自由，这种叙述方式容易产生的一种倾向便是叙述者对作品中人物及其命运、对所有事件可完全预知和任意摆布，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会有意无意地意识到，叙述者早已洞悉故事中还未发生的一切，而且终将讲述出读者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因此读者在阅读中只能被动地等待叙述者将自己还未知悉的一切讲述出来。这样就剥夺了接受者的大部分探索、解释作品的权利。因而到了现代，这种无所不知的叙述方式受到许多小说批评家的非难。

现代的第三人称叙述作品有一类不同于全知全能式叙述的变体，作者放弃了第三人称可以无所不在的自由，实际上退缩到了一个固定的焦点上。如英国女作家沃尔夫（V.Woolf，1882-1941）的小说《达罗卫夫人》，用的是第三人称。故事中有好几位人物，然而叙述的焦点始终落在达罗卫夫人身上，除了她的所见、所为、所说之外，主要是着力描写了她的心理活动。其他人物都是作为同达罗卫夫人有关的环境中的人物出现的。我们可以感到，叙述者实际上完全是从达罗卫夫人的角度观察世界的。这是一种内在式视角的叙述。这种第三人称已经接近于第一人称叙述人。

第一人称

第一人称叙述的作品中叙述者同时又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叙述视角因此而移入作品内部，成为内在式焦点叙述。这种叙述角度有两个特点：首先，这个人物作为叙述者兼角色，他不仅可以参与事件过程，又可以离开作品环境而向读者进行描述和评价。

这双重身份使这个角色不同于作品中其他角色，比其他故事中人物更“透明”、更易于理解。其次，他作为叙述者的视角受到角色身份的限制，不能叙述本角色所不知的内容。这种限制造成了叙述的主观性，如同绘画中的焦点透视画法，因为投影关系的限制而有远近大小之别和前后遮蔽的情况，但也正因为如此才会产生身昨其境般的逼真感觉。近现代侧重于主观心理描写的叙事作品往往采用这种方法。

但如果对各种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法的作品进么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不同的作品中，这个叙述视角的位置实际上不尽相同。这通常是因为叙述者所担任的角色在故事中的地位不同：有的作品中叙述者“我”就是故事主人公，故事如同自传，比如英国作笛福（D.Defeo，1660-1731）的《鲁滨逊漂流记》、鲁迅的《狂人日记》都是这样的例子。这类作品中叙述视角的限制最大，因为叙述者所讲述的内容都直接地属于他参与的或与他有直接关系的行动；尤其是像《狂人日记》这样的日记体叙事作品，人物叙述的时态也被限定了只能是当时的叙述。但这种例子并不能代表所有的第一人称叙述的特点。事实上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同故事保人物的视角往往并不是完全重合的。因为这类作品一般是以过去时态叙述的，这就是说叙述者仍有可能以回忆者的身份补充当时所不知的情形。还有许多作品中的叙述者只是故事中的次要人物或旁观者，由于叙述者与故事中主要的事件有一定距离，这样的叙述比前面所说的那种叙述往往要客观一些。这些叙述方式中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俄国作家普希金的小说《驿站长》。这篇小说中的叙述者虽然是第一人
称“我”，但这个“我”同故事中所讲述的故事情节几乎不发生任何关系，仅仅是个旁听者而已。这样的第一人称叙述有时同第三人称叙述就很接近了。

第二人称

第二人称叙述是指故事中的主人公或者某个角是以“你”的称谓出现的。这是一种很少见的叙述视角。因为这里似乎强制性地把读者拉进了故事中，尽管这只是个虚拟的读者，但总归会使现实中的读者觉得有点奇怪。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的短篇小说《玫瑰色街角的人》中就有这样的叙述方式：想想看，您走过来，在所有的人中间，独独向我打听那个已故的弗兰西斯科·雷亚尔的事……我见到他的面没有超过三次，而且都是在同一个晚上。可是这种晚上永远不会使您忘记……当然，您不是那种认为名声有多么了不起的人……①

这里的第二人称不过是叙述者设定的一个听众，与叙述视角毫无关系。故事本身的叙述视角仍然是第一称。事实上，讲述“你”的故事的叙述者只能是“我”也就是第一人称。即使故事中的叙述完全都是“你”的语言，那也只能是“我”在转述，但因为“我”不出场而使得叙述变成了旁观者的视角，也就是变成了以“你”为角色称谓的一种第三人称叙述的变体。但因为叙述者把叙述的接受者作为故事中的一个角色来对待，从而使得现实的读者与虚拟的叙述接受者作为故事中的一个角色来对待，从而使得现实的读者与虚拟的叙述接受者二者之间的距离拉大，形成一种叙述者参与到故事内容中的反常阅读经验。这是作者刻意制造的一种特殊效果。由于这类作品的数量和影响都很小，所以对于叙事学研究来说意义很有限。

但有些研究都认为，戏剧叙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第二人称叙述方式，因为戏剧表演中把观众席作为“第四堵墙”的意识使得剧中人的叙述往往具有面向观众的倾向，在独白或旁白一类的叙述中这种倾向尤为明显，无形中成为一种以“你”为对象的叙述，也就意味着观众成为剧中叙事的一个参与者。第二人称叙述具有使接受者明显参与叙述行为的特点，这正是戏剧叙事所需要的。
注：①《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王央乐译，上海泽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变换

在传统的叙事作品中，叙述人称一般是不变换的。有的理论家相信视角应当始终如一。事实上，视角的变换并非不可以。即使在古代的叙事作品中，叙述视角的变换也不是没的。如《水浒传》中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写到：

忽一日，李小二正在门前安排菜蔬下饭，只见一个人闪将进来，酒店里坐下，随后又一人闪入来。看时，前面那个人是军官打扮，后面这个走卒模样，跟着也来坐下。

这一段叙述显然是从李小二的视角出发的。明末小说批评家金圣叹在这一段后批道：“‘看时’二字妙，是李小二眼中事。一个小二看来是军官，一个小二看来是走卒，先看他跟着，却又看他一齐坐下，写得狐疑之极，妙妙。”他不仅看出了视角的变换，而且注意到这种变换对故事中情绪氛围变化的影响。实际上中国传统的白话短篇小说是从“说话”（即说书）艺术中发展起来的，说话人为了吸引听众，需要绘声绘色地模拟故事情境，所以常常需要变换视角以达到那种设身处地“说一人，肖一人” 的逼真效果。

不仅叙述视角可以从所叙述的内容看出变换，故事中叙述人称也可以变换。如普希金的小说《驿站长》，从整体上来说是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但在讲到故事中老驿站长的女儿都妮亚的故事时是这样说的：

……于是他就把他的伤心事详详细细地讲给我听了。——三年前一个冬天的晚上，站长正在新登记簿上面划线，他的女儿在壁板后面给自己缝衣服，一辆三驾马车到了……②这里用间接引语的方式讲述都妮亚的故事时叙述人称就从第一人称变换为第三人称了。通过这种叙述视角与人称的交替变换，故事叙述中在把握远近粗细时有了更多的自由，因而也就可以叙述得更生动。
②普希金：《驿站长》，引自《俄国短篇小说选》，肖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会性1981年版，第28页。[2]

4第五种视角：时间轨迹取代叙事视角

作家不能离开叙述视角——离开叙述视角，作家这个职业也不会产生。这就是作家的死穴。目前所有的小说形式，前提是叙述视角，这也就是说，离开作家笔下的视角，小说无法产生。
孟繁勇创作的《庄周睡了，庄周醒了》创造性的提出时间理论，这本书没有视角，原因是时间轨迹取代了作家的角色。它不再是谁在看，而是在看之前，早已存在的。它是由独立时间和独立空间之间的互相作用形成的时间轨迹运行，来完成故事的结果。比如说，由同样文字构成的第二本书，并不由视角决定；存在的是什么，早在叙述视角观察之前就发生了。第一本书的存在，反之亦然。

在此情况下，叙述视角不见了，由视角主导的叙事消失。谁也不能再讲述小说文本向哪一个方向发展，谁也不能控制小说文本应该是何种模样，它变为时间轨迹主导建构叙事策略。我称之为“时间理论”。小说文本的“视角”，由无边无际的关键独立时间产生的时间轨迹代替，生成了故事的发展脉络，呈现出本原世界的意义。进而，故事从叙事视角的某一固定的单一性扁平化，向时间主导的多元性立体化方向发展。由此带来叙事格局、文本呈现等方面的变化多端。

5小说史

小说史的叙述视角，指的是小说史家选择、审视和叙述小说史现象的独特角度。历史上的小说现象如恒河沙数，而小说史家要“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文赋》），总是根据自身对小说历史构成的独特认识和态度，选择、审视和叙述不同的小说现象。于是，由不同的叙述视角所折射出的小说史，便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或繁复，或单纯，或深邃，或浅显，或斑斓多彩，或线条明快。

以上采自网络

⑤ 现代儿童文学的四种叙事视角

任何叙事都是为了产生影响——说服、劝诫、告知、控制，或感染受众。为了取得预期的影响效果，作家作为文本故事的叙事者，必然会选择特定的立场、语气、语言、结构等进行叙事，这就是叙事视角，也称叙事观点、叙事角。叙事视角在现代叙事学中被表述为一个聚焦问题，即“我们通过谁的眼光来观察故事事件”。
叙事视角最早由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作为小说批评的一个概念提出来，之后引起了小说理论家的重视。珀西·卢鲍克在其《小说写作技巧》里，把叙事视角看做在错综复杂的小说写作技巧中起支配作用的一个问题，认为只有在持什么叙事视角的基础上，叙事者才得以发展他们的故事。一般认为小说叙事视角的选择和运用也会影响到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关系到艺术构思的巧妙与拙劣、成功与失败、全局与基础。叙事视角能使叙事者有效地叙述故事，描画场景，刻画人物，升华思想。叙事视角既是统一作品形象的枢纽，又是显示作家艺术个性与写作立场的手段。
叙事视角的多样化选择是现代文学包括现代性儿童文学确立起独立品质的标志之一。不同叙事视角的选择与运用，既与叙事者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密切相关，又与创作技巧和艺术趣味不可分离。叙事视角的运用集中体现在少儿小说、童话、少儿散文等叙事性文学中。
1儿童视角
儿童视角是儿童文学的核心叙事视角。选择儿童视角的叙事者——成人作家，由于身心的变化与人生经历的复杂，实际上已不可能复归到纯真的儿童状态。成人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中选取“儿童视角”，首先必须使自己来一番角色转换，使自己重新“回到”童年状态，以儿童的感受形式、思维方式、叙事策略和语言句式，去重新诠释和表现对象世界。对此，陈伯吹曾有过非常形象的表述：“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陈伯吹在这里说的实际上正是他积数十年创作经验所得出的一条定律：真正为儿童写作就必须选择与坚持“儿童视角”。
为儿童写作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更是一门检验作家儿童观与写作立场的艺术。英国作家格尔姆在《怎样为孩子写书》中认为：“想开采这个矿脉的诸君，必须留心的是，绝对不可以认为是小孩的东西嘛，随便写写就可以了，或者以为有诚意写作，就会获得儿童的感激，这种自我陶醉或随便的想法是很严重的错误。如果你想成功，必须有相反的态度，也就是放弃命令的姿态，准备一切服从小孩，因为小孩是在支配你的写作。”“准备一切服从小孩”，这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为儿童写作必须转变角色与立场，必须从“成人中心”转变到“儿童本位”，“回归”到童年状态。儿童对现实生活有自己的感悟，唯有与他们平等对话才能真正传达出他们的所思所想，笔下的世界才能成为真正的儿童世界，或者说儿童憧憬的世界。如果忽视或轻视儿童的感情、感悟，或想当然地以成人的经验取代儿童的经验，那么作家创造出的世界只能是成人的儿童世界，而不是儿童的儿童世界。
儿童文学作家大多是人生经历丰富的成年人，这就要求作家应该沉潜于儿童的心灵世界中，同儿童的精神息息相通。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有不一样的判断尺度，也少有成人社会中的功利主义色彩，因而更能表现出入性真实的一面。儿童文学作家要表现的是儿童“绝假存真”的生命本真。而不是只对儿童的稚态童真作表面的叙写。自从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出现以来，所有经典的、传世的儿童文学作品无不包含着作家对儿童独特精神状态的认识和把握，我们常说的儿童文学作家的“童心”也即此意。因此，以儿童视角创作的作品常常以“卫护童年”的主题出现。一般说来，在儿童文学创作中，作家从儿童自身生活层面与儿童经验世界入手直接描写儿童生活的、关注儿童心灵的作品，大多属于儿童视角。还有不少作品直接以第一人称切入，主人公以儿童“代言人”的身份出场。
应当指出，儿童视角并非是儿童文学的专利。实际上成人文学创作(主要是小说创作)中也有不少选取儿童视角的精彩之作，如萧红的《呼兰河传》、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汪曾祺的《黄油烙饼》、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等。由于儿童视角以儿童的眼光去观察和打量陌生的成人生活世界，呈现不易为成人所体察的原生态的生命情境和生存世界的他种面貌，以儿童的鲜活感受建构人们对世界的崭新体验，因而给成人文学带来了别具一格的灵动气象，甚至塑造了全新的艺术感觉和艺术空间，因而儿童视角的叙事策略不但为现代作家所重视，也为评论家所激赏，如赵园在《论小说十家》中就认为“萧红的作品提供了真正美学意义上的‘童心世界’”。王富仁甚至认为“所有杰出的小说作品中的‘叙述者’，都是一个儿童或有类于儿童心灵状态的成年人”有意味的是这些以儿童视角叙事的作品也往往成了少年儿童选择的对象，成了他们实际上喜欢阅读的“非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赢得少年儿童的广泛喜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成人视角
采用成人视角的叙事者显然是成人作家。成人视角的特点是：叙事者站在成人经验世界的立场，以成人的眼光来看待和描写现实世界，叙述少年儿童的现实生活，想象与建构少年儿童的经验世界，重在体现作家的主体意识体现成年人的人生感悟与生命经验，并以此来引导、影响乃至规范小读者。这类作品的叙事大致有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向少年儿童传达作为过来人的人生经验和生命感受，强调文学作品要“告诉儿童真的世界和真的生活”，表现出成人社会现实尘世的沉重和丰富驳杂并反映出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这类儿童文学创作总是和特定时代的社会思潮与成人文学流脉趋于一致。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崛起的文学研究会作家群，他们高举“为人生”的旗帜，强调作品“要能给儿童认识人生”。这一艺术特征在叶圣陶的短篇童话集《稻草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稻草人》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童话现实主义精神的开篇之作。作家站在成人立场，选取观察社会、批判社会的视角，通过一个富有同情心而又无能为力的稻草人的所见所思，真实地描写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间百态与破产农民的艰难生存，抒发了作家对社会不公的批判与对下层民众的同情，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解民于倒悬”的社会良知和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精神痛苦，从而引领小读者关心现实人生，在社会历练中长大成人。这种叙事策略在以现实主义创作思潮为主导的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他们的儿童文学创作有着大体一致的风格和特色，这就是：坚持儿童文学直面人生、反映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特点，始终高扬现实主义的旗帜，直接把人间百态引入创作视野，使儿童文学与时代脉搏和现代人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直接或间接地揭示出中国社会“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一般而言，他们笔下的文学世界表现为写实多于幻想，思考多于抒怀，凝重多于灵动，脚踏当下世俗生活，甚少神游于浪漫主义的幻想天国。但由于强调表现社会人生，有的作品对儿童的生活经验与理解能力把握不准，存在着偏重作家主体意识而忽视小读者接受心理的“成人化”气息。
第二，童年记忆、童年情结内化为儿童文学叙事的重要资源与途径，作者以亲历者身份与角度直接叙述自己的童年生活，或者以童年生活作为创作素材，表现出对童年、故乡、母亲和土地深深的热爱和留恋，具有强烈的寻根色彩与生命意识。
童年情结是童年时代埋下的长期萦绕心田的感情纠葛。童年情结往往潜滋暗长，终生挥之不去，如恋父(母)情结、祖孙隔代亲情情结、同胞手足情结、童伴游乐情结、保姆养育情结、故土乡音情结、民风习俗情结、家乡特产饮食情结、民间节庆岁时情结、山川风物情结等。作家的叙事与童年经验往往紧密相连，而童年情结则是构成童年经验的重要基础与表现。童年是人生中重要的发展阶段，童年经验是人生今后知识积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写作这类题材的作家通常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童年的生活情景成为他们创作的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因而带有明显的自传体色彩，常常见于散文作品，如鲁迅《朝花夕拾》中的若干篇章、冰心《寄小读者》、巴金《我的幼年》等。有时作家还会把这类作品的主旨强调到极致，以至于形成“童心崇拜”的创作倾向。这类作家把童心作为逃避丑恶的成人世界的“净土”，把回到童心本真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如丰子恺的散文及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散文和诗歌就有明显的“童心崇拜”的创作倾向。
第三，作家站在教育主义的立场，在文学作品中极力张扬文学对儿童的教化功能。文学具有认识、教育、审美、娱乐、调适心理等多种功能。教育是永远需要的，尤其对于少年儿童。我们不能想象，要是人人都按照“法廉美修道院”的院规“于你所愿干的事”来进行社会活动，那世界将会怎样。教育的重要性在成年人心目中是如此牢不可破，因此，教育主义也就自然成了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中历时最长、势力甚大的一种倾向。一方面，它谆谆告诫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应该遵循怎样的规则，怎样形成社会群体的共识；另一方面，它又随时提醒儿童在社会生活中不应该怎样。然而，正如许多具体的事物一样，文学作品是一个整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文学的功能是多质的、综合的。文学当然具有教育作用，排拒了教育作用的文学自然是不完善的文学。但是，文学并非只有教育作用，这是常识。如果我们把教育性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乃至推向一元独尊的地位，如果我们把教育性看成儿童文学的唯一属性，过分追求道义灌输与宣教功能，乃至不适当地移用教育学的原则与方法来取代儿童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那么，儿童读者生长、变化着的审美意识和阅读经验，就有可能被挤压到褊狭的角落，甚至遭到蔑视与排斥，作为儿童文学创作主体的成人作家的主体意识、审美理想、艺术个性、才气、禀赋、追求等，也有可能被教化的使命感规范而冷冻。这种倾向如果推向极致。儿童文学的思维空间与审美空间必然会受到严重局限，安徒生那样的天才就会在“主题先行”“重大题材”面前束手无策。新时期儿童文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对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功能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文化反思与美学审视。不满足和不满意于儿童文学单一的教化功能，已经成为新时期儿童文学界的一种普遍认同。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警惕另一种“矫枉过正”的现象。即一味张扬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与快乐原则，甚至容忍庸俗、恶搞、粗劣，价值观混乱，是非不清，制造文字泡沫，误导小读者。郭沫若认为：“文学于人性之熏陶，本有宏伟的效力，而儿童文学尤能于不识不知之间，导引儿童向上，启发其良知良能。”这一观点见于郭沫若1922年发表的《儿童文学之管见》一文，虽然距今已经快一个世纪了，但对帮助我们全面理解与把握儿童文学的审美价值功能，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3两代人对话、对比的视角
儿童文学实质上是两代人进行精神对话和文化传递的途径之一，因而两代人进行对话和对比也是儿童文学中常见的叙事视角。两代人之间，由于生活兴趣和人生经历的不同，常常会出现观念上的不一致现象，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代沟”，儿童文学特别是少年文学就成为沟通“代沟”的最好途径。如陈丹燕的小说《上锁的抽屉》，写的就是因为处于青春发育阶段的“我”锁上了自己的日记本而和母亲发生的“冲突”小说以“我”和母亲的和解而结束。又如刘心武的小说《我可不怕十三岁》、秦文君的长篇小说《男生贾里》的某些篇章也属于这种视角。这种视角还常常将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相对照，在对照中写出童心的美和成人的某种丑。这种创作模式与“童心崇拜”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一致。它主要用于儿童小说和少年小说中。曹文轩的早期小说就充满着这样的对比：《红枣儿》中小婷婷的诚实、善良与“叔叔”的狡诈、欺骗；《静静的水，清清的水》中鸭宝的纯洁、率直和卖假药的“爸爸”的龌龊、卑鄙。
4少年作者的视角
这是近年来儿童文学界出现的较为特殊的一种叙事视角，作者多是一些未成年的少年(也有一小部分儿童)。他们以自己的眼光来观察同龄人，观察世界，来写同龄人，写世界。例如广东深圳高中女生郁秀的长篇小说《花季·雨季》，又如有多位北京少年作者参与写作的“自画青春”系列小说。这些作品常常直接描写少年作者自身或同龄人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描写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困惑、烦恼和体悟。因此，他们的作品大都显得比较真实。也因为他们表达的是大多数同龄人的实在感受，具有亲历性和亲和性的特点，所以很能引起同龄读者的共鸣。但由于这类作品缺乏成人作家厚重的人生体验和丰富的艺术表现技巧，因而也常会得之直率而失之“轻浅”。

⑥ 小说叙事角度问题

会的。
第一人称很难写，就在于你一旦用第一人称写了就要一直坚持下去。而且你写出来的所有事情都应该是你的主角看到的世界。他不在现场的事情是不能直接描写的。如果换成第三人称还不如从头到尾用第三人称。否则会显得文章凌乱不说，还会凸显出你驾驭文字水平有限。

⑦ 小说叙述中的技巧你认为有哪些

小说的叙述问题，包括小说的叙事观点，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的关系，叙述人称、叙述线索、叙述时间、叙述节奏、叙述密度、叙述基调、叙述距离、叙述语言等。 小说的叙事观点有七八种之多，但最基本的有三种：第一种是“作者参与”的叙事观点。在这种叙事观点中，作者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甚至就是主人公。作者参与事件的发生发展。用这种叙事观点进行创作，容易形成小说的真实性、亲切性和说服力，也容易表达作者的内心感受。不过，由于参与者的视野有限，许多情节只能用“旁听”、“猜测”等方式来表达。在要求情节逻辑严密的科幻小说中，以及在篇幅很长的作品中，这种叙事技巧的缺点很大。与主流小说相比，国内外成功的科幻作品很少使用这种叙事观点。但也有一些特例，比如描写智力题材的科幻小说，如《献给艾杰尔农的花》、《失去它的日子》等使用了这种叙事观点。在这两篇作品里，叙事者就是智力变化的亲历者，通过旁观者来讲故事反而更繁琐。 第二种是“作者观察”的叙事观点，叙事者不参与到情节中去，并且只写他看到的听到的事情，这样写出的故事近似白描。但叙事者不能写不可能旁观到的东西，比如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密室里无第三者的会谈等等。由于这种叙事观点突出了一种冷峻的客观性，许多科幻作者喜欢使用它。一些特定的题材也适合使用这种叙事观点。比如台湾科幻作者叶言都的《高卡档案》，完全用一份机密档案来叙述故事，而档案的视角就是一个纯客观的观察者的视角。 第三种是“作者全知”的叙事观点。在这里，作者象上帝一样天上地下无所不知，既能写客观存在的东西，又能写一个人的主观世界，还能同时写不同时空中发生的事情。用作者全知的视角去写，可以突破时空障碍，最大限度地方便叙述。象大部分主流文学作品一样，大部分科幻小说也使用作者全知的叙事观点。不过，它的最大问题便是可信性不足。如果作者功力不够，细节上处理不好的话，读者很容易觉察出情节的编造痕迹。 短篇作品限于篇幅，一般只使用一种叙事观点。长篇作品则可以使用多种叙事观点。比如写一个人进入他人的梦境，进入虚拟的网络世界等，既可以用旁观者的角度写他的外在举动，又可以换成参与角度，写他本人在他人梦境或虚拟世界中的体验。叙事观点的变换不仅可以方便情节叙述，而且可以使读者保持阅读兴趣，老是用一种眼光看事情是很疲劳的。 从叙述的方法上说，叙述还可以分为顺序、倒叙、补叙、插叙四种。 所谓顺序就是按照事情发生、发展、高潮、结局的时间顺序来写。倒叙是把叙述事件的结局或突出的片断先写出来，然后再从事件的开头 开始叙述。插叙是指在叙述中心事件过程中，由于某种需要暂时中断叙述转而叙述 与 中心有关的另外的情节，然后再回到叙述的中心事件上去。

⑧ 认真回顾《叙事研究与小说阅读》这门课，课程中哪一个观点或一句话让您印象最深给您什么启发或反思

现阶段的中学语文课堂上，不管是古典小说，还是白话小说、现代小说的教学，都有其特定的重点与难点，作为教师很难把握到位，小说知识零散，难以抓住重点。并且，叙事学理论作为文艺理论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对于部分中学教师而言，比较深奥难懂。通过学习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高级中学教师尚建军老师的专题讲座--《叙事研究与小说阅读》，我了解到了叙事学中一些非常实用的内容，并对“叙事视角”和“叙事时间”这两块有较深的了解。 在此次专题讲座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叙事学在中国的发展”这一块的相关内容。对于小说，我特别喜欢新时期小说特别是先锋小说这一块。此次专题中，老师就讲到了“当代小说的创作深受叙事理论变化发展的影响。新时期小说特别是先锋小说便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叙事革命。80 年代后小说在叙事视角上的变化也十分明显，很多作品不再沿袭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全知全能式的视角，而是采用叙事者所处的内视角，以故事中“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去引导叙事，或者采取内外视角交叉，形成多元叙事视角的方式。”并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红高粱》为例进行简单的分析。 在这里，由于老师给我的启发与反思，我想详细谈谈莫言的《红高粱》中的叙事视角问题，并谈谈“叙事视角”和“叙事时间”在中学语文小说教学中的分析实践。小说《红高粱》的叙述者是“我”，其视角是“我父亲”，而讲的是“我爷爷”的故事。 小说构造了一个鲜明的色彩世界，那阳光般炫目、热情似火的红色是故乡人特有的激情与旺盛生命力的写照，小说通过多元的叙事视角，刻画出的个人物形象都是活灵活现的。“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伴着雄浑而厚重的男中音，“我 奶奶”那清秀的面庞便在屏幕中渐渐凸显，给人一种稳重之感。在迎亲的路上，轿夫们按当地习俗颠轿，“我奶奶”不堪忍受，便放声大哭，她怀揣着剪刀，准备用死来抗战这场不公平的婚礼。她柔弱的外表，却透着坚强的气质。“我奶奶”透过轿帘看到她脚前的那位轿夫，他健壮高大。此时，“我爷爷”的形象便渐渐显露，他是这些憨厚、纯朴轿夫中的一份子，他们按当地习俗颠轿，却又害怕女人的哭声，于是像个做错事的孩子马上停下来，认真的抬轿。路过那片野高粱地时，眼前一片火红，也高粱在微风中轻轻荡漾，想起刷刷的声音，像极了奶奶的抽泣声。在遭遇歹徒后，奶奶停止了哭泣，换做了一幅沉稳冷静、毫不畏惧的表情，她给“我爷爷”的眼神中充满了力量与鼓动，因此爷爷在她的鼓动之下，打败了歹徒。由此可见，爷爷那份内心凝聚着的勇敢，在奶奶的这种鼓动下显现出来了。奶奶三天后回门时，“我爷爷”将她夹进高粱地野合。这种野合，似源于心中那份自由的爱恋，又似源于“我爷爷”那份原始的情欲。但无论如何，都是高尚的，他们以天为被、以高粱地为床，是最原始的纯朴。奶奶那挣扎后的屈服，内心那份对自由恋爱的炽热与钟情。爷爷那渐渐下蹲的躯体，现出一种原始的生命力与对生殖的崇拜。此后，爷的歌声在奶奶回家的路上响起，这便是他们对这种无言的爱的最好的诠释。当奶奶回到单家，患有麻风病的掌柜的已经去世了。看到此处，我在想：“我奶奶”是否也会一死了之？可是她没有那般脆弱，而是重新支撑起了这个家。当她跨出门、留住大家的那一刹那，女性的那种果断坚决便在她身上淋漓尽致地展示。 “我爷爷”也在此刻适时地出现，他敢作敢为，要对“我奶奶”负起他应尽的责任。当他得知强盗头子“将他的女人”抢去时，他发疯似的跑去撒野，但当他又得知强盗“没碰她”时，他又将他放了，他这种强烈的保护欲与责任感在许多男人身上是少有的。 酿高粱酒的汉子们，都是一个个鲜活有力的形象。这些，都通过“我”的讲述浮现，他们高大健壮、敢作敢为，那一段敬酒歌，经他们之口唱出，显得更加地苍劲有力、雄浑厚重。从他们身上，折射出人的生命的高贵、尊严、绚烂与悲怆，他们身上那种特有的纯朴与憨厚是与生俱来的。还有离家出走、成为共产党人的罗汉爷爷，是善良与正义的化身，他与奶奶之间那种冥冥中的感情，让人感觉欣慰。他被日本鬼子抓到后，活生生地剥皮，仍旧毫不畏惧，让人油然而生一种敬佩之情。 爷爷奶奶谋划为罗汉爷爷报仇之时。“我爷爷”愤而拉起队伍、埋好大炮，等待鬼子的到来。当“我奶奶”担着饼和高粱酒出现时，鬼子来了，奶奶便在枪林弹雨中倒下。 血红的高粱酒洒落一地，一曲属于这片土地的悲歌缓缓响起，一片火红的高粱地在那抹血色的残阳下更加地生机勃勃。这三种火红的结合，不仅代表着“我爷爷奶奶”、酿酒汉们那满腔的热情，还预示着生命的崛起、爆发的抗战仍将继续 这鲜活的一切，是由“我”的叙述、“我父亲”的视角、“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而组成，每个场面都活灵活现，可见，叙事理论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叙事时间”的运用也是非常独特且效果显著。如，九年级实验教科书的第一课《项链》，开头便是对马蒂尔德做静态的描写和评论。而之后的情节推进，晚会上的叙事时间最长，而小说的高潮部分，十年还债最短，当马蒂尔德知道真相后，小说戛然而止，似乎很唐突。但这正是小说家巧妙的巧妙之处，他巧妙地运用了“叙事时间”，而产生的独特效果，这一切，在意料之外，而又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