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早期中国与欧洲小说之文学现代主义

① 现实主义文学在欧洲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哪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现实主义文学-十九世纪欧美发展

从文学的角度说，19世纪是小说的时代；而欧洲小说在这个世纪有长足的发展，出现盛况空前的局面，在 人间喜剧很大程度上又要归功于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推动。
现实主义作家对反映复杂的现实生活怀有巨大的兴趣和自觉性。不论他们的创作侧重于生活的那一个侧面，选取什么题材，他们的注意力都不限于个别的人物或事件，而是力图通过主人公们曲折坎坷的命运概括时代的面貌，描绘它的“风俗”、社会各个阶层和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
19世纪，在已成为主要文学形式的长篇小说中，从题材类型说，家庭小说和以年轻人的追求、命运为主题的小说最为突出。但对现实主义作家而言，家庭决未孤立于社会生活之外，而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十分重要而特殊的领域。家庭小说描写在这个领域中发生的各种冲突，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狄更斯的《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莫泊桑的《一生》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家庭生活小说在19世纪的广为流行并非是作家们要逃进家庭生活的避风港中寻求心理上的暂时的平静；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在一向温情脉脉的家庭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令人触目惊心的“戏剧”最能反映道德伦理、社会价值标准的巨变，从而成为作家描绘社会生活的一个绝好的视角。在这些小说中，社会生活不但是家庭生活的大背景，而且是家庭内部各种矛盾冲突的根源。
现实主义小说中年轻的主人公们更不是远离社会的荒漠英雄，以他们的命运为主题的小说甚至比家庭生活小说更引人注目。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许多作品(如《幻灭》)、萨克雷的《名利场》、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它的副标题就叫“一个年轻人的故事”)等可称为这方面的杰作。作者们在这些小说中或者通过主人公的遭遇和人生道路的抉择，极其深刻地揭示了那个社会的道德真象以及它如何扭曲、毁灭了年轻一代，或者突出年轻人和社会的对立以反映社会的黑暗和对人的压抑；追求出路和幸福的青年要么擦干他们最后一滴纯洁的眼泪，顺应社会的道德而飞黄腾达，要么不屈服于社会而被社会所窒息、扼杀。
《卡门》剧照
可以说，在现实主义小说中，从最真实、最平常的日常家庭生活、一个人的命运，到巨大的社会历史变革、处在各种社会漩涡中的主人公们的感情世界和心理秘密，无一不得到清晰的反映。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强烈关注、对个人命运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各种社会矛盾的深刻理解、内容的丰富性等等，使得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从根本性质上成为了社会小说，在这方面，托尔斯泰等的不朽作品堪称典范。
法国现实主义文学
法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源地，司汤达(1783一1842)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他善于从政治角度把握社会。他20年代发表的《拉辛与莎士比亚》(1825)第一次阐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1830年出版的小说《红与黑》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
法国早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大都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过程，如雨果、司汤达、梅里美、巴尔扎克。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以其广阔的社会画面、独特的艺术形象和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等特征而著称。 卡门剧照内容上，主要写城市富裕平民和没落贵族的矛盾，以及小市民的虚荣。
巴尔扎克(1799—1850)是19世纪法国最杰出的文学家，他善于从经济角度把握社会。他的浩大的系统工程《人间喜剧》是世界文学史上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
司汤达（原名亨利·贝尔）于1783年出生在格勒诺布尔。司汤达的作品不多，写有长篇小说《阿尔芒斯》、《红与黑》、《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和《巴玛修道院》，以及为数不多的中短篇小说。其中《红与黑》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法国现实主义第一部成熟的作品。
《简·爱》
梅里美(1803—1870)是19世纪法国文学史上最富于艺术魅力的作家之一，是莫泊桑以前法国最杰出的中短篇小说家。他的主要创作成就是为数不多的20来篇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几乎每篇都是精品，都是杰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卡门》和《高龙巴》。
福楼拜(1821—1880)是19世纪中期继巴尔扎克之后法国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以其“客观而无动于衷”的美学原则和严谨精致的艺术风格，在法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为后来的自然主义和唯美主义开辟了道路。
福楼拜一生创作了8部长篇小说。主要作品有：《包法利夫人》(1856)、《萨朗波》(1862)、《情感教育》(1869)、《圣安东的诱惑》(1874)等。他是一位创作态度极为严谨的作家，信奉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的格言：“流畅的诗，艰苦地写”。他对作品宇斟句酌，苦心推敲，力求在结构、语言、意境等方面臻于完美。外科医生的家庭环境，培养了他的实验主义倾向；对艺术美的刻意追求，形成了他精湛、严谨、清澈的艺术风格。
莫泊桑是19世纪后期法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在文坛上有“短篇小说之王”之称。1880年《羊脂球》的发表使他一举成名。聚集在左拉周围的几个自然主义作家，以普法战争为题，结集出版《梅塘之夜》，《羊脂球》是其中最优秀的一篇，福楼拜称之为“布局、喜剧性和观察的杰作”。成名以后，莫泊桑有机会涉足上流社会，扩大了他的视野。从1883年开始，他写作以上层社会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一生》（1883）、《漂亮朋友》（1885）、《温泉》（1887）、《皮埃尔和让》（1888）、《如死一般强》（1889）和《我们的心》（1890）。
英国现实主义文学
英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于30年代，40—50年代进入繁荣时期，出现了狄更斯、萨克雷、夏洛蒂·勃朗特、盖斯凯尔夫人等一派出色的小说家。除此之外，还有奥斯丁、爱米丽·勃朗特、乔治·爱略特等有影响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共同促成了19世纪中期英国文学的繁荣。
查尔斯·狄更斯生于英格兰南部海港朴茨茅斯。查尔斯·狄更斯出生两年后，全家被调往伦敦。全家在伦敦住了三年后，又迁往查特姆。就是在查特姆，狄更斯开始上学读书。他父亲有一些藏书，虽然数量不多，但其中有像《汤姆·琼斯》、《威克菲牧师传》、《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蓝登传》和《小癞子》这样的好书。这些书，年幼的狄更斯不止读过一遍。至于这些书对他的巨大影响，可以从他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分明看出。
1857年，查尔斯·狄更斯已年满45岁，这10年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也是他社会活动的高峰时期。他几乎每隔两年就出版一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如《董贝父子》（DombeyandSon1848）、《大卫·科波菲尔》（DavidCopperfield,1850）、《荒凉山庄》（BleakHouse,1853）、《艰难时世》（HardTimes,1854）和《小杜丽》（LittleDorrit,1857），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简·奥斯丁(1775—1817)是18世纪向19世纪过渡的一位现实主义小说女作家。在她42个人生岁月中，留下6部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1813)、《爱玛》(1815)、《理智与情感》(1811)、《诺桑觉寺》(1818年出版)、《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劝寻》(1818年出版)。这些小说的题材均来自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但作者善于从这些平淡无奇的生活琐事和世态人情中发掘出严肃的道德主题。幽默反讽的艺术手法使作品清新深邃，回味无穷。这是奥斯丁对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突出贡献。奥斯丁的代表作是《傲慢与偏见》和《爱玛》。这两部小说都写爱情和婚姻，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风俗习惯和社会心理，揭示出 简爱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乡村生活的闭塞。
萨克雷(1811—1863)是与狄更斯齐名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继承了斯威夫特、菲尔丁的现实主义传统，在为数不多的小说创作中，运用讽刺等艺术手法，塑造了为数众多、绚丽多姿的人物形象，成为“当代欧洲作家里的第一流的大天才”，“一位犀利而无情的讽刺家”。他出色的讽刺才能，对社会丑恶的辛辣抨击以及挖苦嘲笑的幽默风格，使他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据特殊的地位。
夏洛蒂·勃朗特(1816一1855)是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之一，是一位富于文学才华和艺术魅力的女作家。她一生创作了4部长篇小说：《教师》(1846)、《简·爱》(1847)、《雪利》(1849)、《维莱特》(1853)，描写了小市民知识妇女的命运与抗争。
艾米丽·勃朗特(1818—1848)是夏洛蒂·勃朗特之妹，以唯一的长篇小说《呼啸山庄》(1847)而饮誉文坛。小说写希剌克厉夫与女友卡瑟琳生生死死的奇特爱情和他变态复仇的性格，通过希克厉和卡瑟琳之间痛苦而曲折的爱情经历，展现了人性的扭曲与复归，表现了爱情和复仇的主题。
肖伯纳(1856—1950)受易卜生的影响，坚决主张艺术应当反映迫切的社会问题，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他认为戏剧是“思想工厂”，舞台是“宣传讲台”，并由此开始他的戏剧创作。从1892年开始发表第一个剧本，到1950年去世，他一共写了51个剧本。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
拿破仑战争之后，西方民主思潮、西方文化吸引了俄国人，俄国的文学开始繁荣。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别林斯基、冈察洛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奥斯特洛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被誉为“灿若星辰的伟大名字”的文学大师。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较之西欧各国形成稍晚，但发展迅速，成绩突然。40年代，当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高潮时，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却刚刚形成，而在50—60年代法国文学批判力量开始减弱时，俄国文学却迅速发展，蔚为壮观，并在60年代达到顶峰。
普希金(1799一1837)是俄国传统进步文学的集大成者，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抒情诗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和俄罗斯民族生活的情调。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开俄国文学史上“多余人”形象的先河。其作品的俄罗斯文学民族特色和语言风格，开创了俄国文学的新时代。
莱蒙托夫(1814—1841)是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的直接继承者。在他短促的27年中创作了400多首抒情诗和一部长篇小说——《当代英雄》(1840)。小说主人公毕巧林对贵族社会空虚的生活深感不满，但又徒有 油画反映的十九世纪欧洲社会状况过人的才华，缺乏生活目标，于是玩弄人生，浪费生命。莱蒙托夫借毕巧林的日记写出了俄国文学史上又一个“多余人”的自我认识，开了俄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心理分析和心理描写的先河。
美国现实主义代表马克·吐温
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19世纪中后期杰出的俄国作家，1866年发表的《罪与罚》，为作者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1880年发表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或译《卡拉马助夫兄弟们》），更是作者哲学思考的总结，被称为人类有文明历史以来最为伟大的小说。有作家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执著于研讨人与上帝的关系，经常摆荡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穿梭于神性与魔性的两极，直到他年届六十，终于写下《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在人类精神领域中，竖立了一座高峰。”
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他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
1865年至1914年间的美国文学在美国文学史上称为现实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是美国精神的表现，尤其是美国小说。现实主义是对浪漫主义的一种反动。正视现实，不尚空想。现实主义文学又为现代主义文学铺平了道路。
马克·吐温经过内战以后的美国社会为现实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自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50年,美国历史上经历了巨大变化,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宗教。这一巨变彻底改造了美国社会的性质和观念。新一代作家不满意于老一代的浪漫主义思想，生发了新的创作灵感。他们对现实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企图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他们的解释，主张客观现实，摒弃主观偏颇、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人们的兴趣现在已转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注意到现实的野蛮、肮脏，直接公开描写阶级斗争,这时的作家已能描写人物在各种条件或环境下的反映，描述远西(FarWest)、新移民和劳动阶级的斗争,这些作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这一注意现实生活的创作倾向形成了美国现实主义时期的文学。
这一时期的三个代表作家是豪威尔斯(WilliamDeanHoweils)，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和马克·吐温。们真实地描写了美国本地风土人情，带有浓厚乡土气息，挖掘了人们的内心生活。他们忠实地记录了美国东部地区十九世纪后半叶的生活，有行将消失的边疆地区、有农村、有小镇、还有噪动的都市。有本土的主人公、有，美国式的姑娘，、有为生活所迫的中产阶级家庭、有商人、有心理复杂的市民。总之,他们为后来的现实文学在题材、技巧和风格上都树立了典范。 .............................................................................................第二阶段：二十世纪欧美发展

现实主义文学作家在二十世纪产生过许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20世纪，欧美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普遍得到较大发展，而且在整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呈基本平衡态势，而不再像19世纪那样，有一两个国家的成就在某个时期处于领先地位。总体上，在19世纪已经取得长足发展的法国、英国、美国继续保持良好势头；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国一改原来的滞后面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东欧、南欧和北欧涌现出众多著名作家；在拉丁美洲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文学的第一道曙光就出自现实主义文学，而且60年代以后在世界文坛引起巨大轰动的“文学爆炸”，也是源于现实主义文学奠定的基础。
东欧的现实主义文学
东欧的现实主义文学跟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捷克作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1883—1923）在政治讽刺小说《好兵帅克》（1920－－1923）中抨击奥匈帝国穷兵默武的行径，塑造了帅克这个善良乐观而威武不屈的、代表着捷克民族精神的普通人形象；另一位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一系列风格独特的小说，表现捷克人民丧失生存自由、丧失国家主权的极度悲哀和痛苦。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1923一）擅长寓深刻哲理于作品的字里行间，她的诗作从《呼唤雪人》（1953）到《结束与开始》（1993），都着力表现人在自然与历史中的内涵。
南欧与北欧的现实主义文学
以描写古老家族盛衰的史诗性作品和表现反法西斯题材的作品最为成功。挪威作家克努特.哈姆生（1859－1952）的《大地硕果》（1917）和西格里德.温塞特（188—1949）的《克丽丝丁》（1920―l922）都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反映民族生活和斗争历程的史诗性作品。
拉丁美洲的现实主义文学
拉丁美洲的现实主义文学，与该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同步发展，从20世纪初期至中叶蓬蓬勃勃、欣欣向荣，成就斐然。墨西哥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有马里亚诺.阿苏埃拉（1873—1952）和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一1998）。前者的《底层的人们》（1915）再现墨西哥的民主革命历史，描写了受压迫的农民为土地和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后者的《太阳石》（195）赞叹古代文化的辉煌，抒发了对祖国河山的挚爱激情。
智利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伟大的民族诗人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是拉丁美洲诗坛最为璀璨的明星之一，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于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米兰。昆德拉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1929一）的小说把幽默作为表现荒诞的一种形式，以反讽作为解剖人生的有力武器，以轻松、随意而且常常带有戏谑、幽默、嘲弄的笔调来写悲剧性内容，表现出一种超越了狭隘的对人类生存绝对无条件肯定之后的智者的彻悟。他的小说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初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关注，当时的文坛出现过被称为“昆德拉现象”的热潮。

现实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概括

这个术语及其定义是在1932至1934年苏联文艺界关于创作方法问题讨论过程中，由作家和理论家提出、经斯大林同意后确定下来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在1934年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 静静的顿河作家协会章程里作了如下的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发挥创造的主动性，去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
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直接相关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自从无产阶级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起，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就开始了。英国宪章派诗歌、德国无产阶级诗歌及法国巴黎公社文学就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开端。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一般认为形成于20世纪初,即俄国1905年革命之后，是从高尔基的《母亲》和《敌人》的创作开始的。19世纪无产阶级诗歌，包括鲍狄埃等的巴黎公社文学，只是无产阶级文学的萌芽，不能看作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虽然科学社会主义在19世纪中期已经形成，它能够从理论上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必然要获得胜利的历史规律性，但是，这个时期的工人运动还刚刚开始。那些与工人运动有联系的作家、艺术家由于工人运动本身尚不成熟，他们还不能描绘出与工人运动有联系的整个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广阔的现实主义图画。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思想团结一致的千百万人民群众行动起来之后。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成熟阶段相联系的。只有到了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才具有这种革命的形势和特点。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正是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高涨时期酝酿成熟的。这部作品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作者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展现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广阔画面，明确展示出这一革命的未来前景，通过对革命者的艺术形象的描写，揭示了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运行着的革命洪流，并为工人群众树立了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在这里，高尔基运用与过去艺术家不同的方法解决了新时代给艺术提出的新课题。《母亲》的产生标志着世界艺术史上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尔基被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艺术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尽管在革命胜利初期，苏联文艺界出现过许多具有各种不同思想倾向的文学流派和团体，但至2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文学中已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共同思想艺术倾向的重要作品，如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革拉特科夫的《水泥》、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与《好！》、法捷耶夫的《毁灭》、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潘菲罗夫的《磨刀石农庄》以及阿·托尔斯泰、列昂诺夫、费定等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继承并发展了高尔基在《母亲》创作中的基本原则。它们在忠于现实的基础上，力求对现实事件作出历史的全面的描写，对新生事物表现出满腔的热忱，而且这些特点已成了苏联文学中的主导倾向。绥拉菲莫维奇的作品《铁流》中译本封面。从20年代后半期起，许多苏联作家、理论家开始注意创作实践中这些日趋成熟的经验，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许多不同的创作方法的口号，如“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有倾向的现实主义”，“社会的现实主义”，“英雄的现实主义”等。其中“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理论家竭力主张“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这是把哲学上的概念直接搬用于艺术创作。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已成为全世界一切进步作家的旗帜，中国人民的文学正在这个旗帜之下前进。正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一样，中国人民的文学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组成部分。

第三阶段：现实主义文学-新现实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意大利电影、文学领域出现的流派。新现实主义是抵抗运动的产物，反映了这一运动的理想和要求。它是一群经过反法西斯斗争洗礼的进步作家、艺术家的组合，以争取社会进步、民主、平等为思想旗帜，以忠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实和面临的现实为艺术纲领。新现实主义文学从诞生到衰退，前后持续了十余年。
它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抵抗运动和南方问题，象一根红线贯串在早期新现实主义文学中。作家们以经历墨索里尼统治的“黑暗的二十年”或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的亲身体验，热情地描写意大利人民反对法西斯和德国纳粹侵略者的可歌可泣的斗争（维加诺：《安妮丝之死》，1949），对法西斯残害善良人民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予以无情的揭发和鞭笞（普里莫·莱维：《如果这是人》，1947）；以巨大的现实主义力量，暴露意大利南方惊人的贫困、落后(卡尔洛·莱维：《基督停留在埃博利》，1945)；反映南方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和他们政治上的觉悟（约维内：《神圣的土地》,1950；贝尔托:《满天红》,1947;《强盗》，1951）。但另一方面，早期新现实主义作品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陷。作家们不能正确、深刻理解自己描绘的事实，缺乏对事实本身的艺术概括和揭示。他们尖锐地提出了问题，但挖掘不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更不清楚解决问题的办法，因而常常流露出小资产阶级意识和哀伤情调。
这些作品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人道主义思想和写真实的创作原则。新现实主义者满怀诚挚的爱怜，描写善良而软弱的小人物，如失业者、流浪汉、贫苦农民、公务员，他们为了获得一块面包、一片土地而同命运搏斗，但都以失败告终，美好的追求都成泡影。作家们为小人物的遭遇发出愤怒的呼喊和抗议。这些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广大劳苦群众同严峻现实的深刻冲突和对立，揭露了整个社会民不聊生、危机四伏的阴暗情景。

② 外国文学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与十九世纪的相比有哪些不同

19世纪为前期现代主义、20世纪为后期现代主义。后期现代主义是前期现代主义的发展和延伸，它继续了现代主义反传统的文学实验。同时，也有决裂和反叛，后期现代作家表现了抛弃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企图。

不同点：

1、流派、内容上：
19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有：前期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印象主义。
20世纪出现了：后期象征主义、意识流小说、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二战以后的存在主义、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荒诞派戏剧、新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等流派。

2、理论基础上：
19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是叔本华、柏格森、尼采、弗洛依德等人的思想和学说。
20世纪后期现代主义主要：是存在主义，特别是海德格尔的影响，并和后结构主义合流。

3、基本特征上：（以后期为例来论说）
（1）、反文学性
后期现代主义文学更进一步把前期现代主义本来就很激进的反叛推向了极端。它不但从根本上否定“旧的”传统（前期现代主义生活在传统之中），而且要摒弃前期现代主义的“新”的规范，它试图对小说、诗歌和戏剧的传统形式乃至“叙述”本身进行解构；因而，后期现代主义文学必然是一种无视任何既定规范的、极度自由的、“破坏性”文学，是“反小说”和“反戏剧”，即某种意义上的“反文学”。
（2）、零度写作
后期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关于深度的“神话”，拒斥孤独感、焦灼感之类的深沉意识，将其消解或平面化；它怀疑乃至否定文学的价值论和本体论。在它看来，写作消失了内容，转向中立性，即所谓“零度写作”，换句话说，写作转向了它自身。作家只能把话语、语言结构当成他们为所欲为的领地，在形式上不断花样翻新，作家的创作和读者作为“创作”的阅读都是为了享受创作（阅读）带来的欢悦，是一种表演、操作。
（3）、不确定性
如果现代主义毕竟还把世界看成是个整体，那么后期现代主义则干脆视世界为“碎片”，如果现代主义作品中还有一种中心意义和为这种中心意义服务的结构，那么后期现代主义则否定这种中心和结构的存在；不但如此，后期现代主义作家还蓄意让作品中各种成分互相分解、颠覆，让作品无终极意义可以寻求。在后期现代主义小说中，结构扑朔迷离，“故事”前后矛盾，难知究竟，人物的行为缺乏说得通的动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后期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
（4）、趋向大众化
现代主义文学的精英意识和优雅的形式使它和通俗文学泾渭分明，而后期现代主义文学则要打破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的界线，出现了明显的向大众文学和亚文学靠拢的倾向；有的作品干脆以大众化的文化消费品的形式出现，并试图模糊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

4、作家写作原则和风格显现上：
（1）、后期与前期相比：后期现代主义作家从通俗文学、科幻小说、美国西部小说以及其他一些被前期作家看成是亚文学的体裁和作品中汲取养料，试图填平前期纯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之间的鸿沟；
（2）、后期继续推进现代主义的文学实验并且超越它。
具体创作风格上后期出现了：
矛盾（文本中的各种因素互相颠覆）、
交替（在文本中，甚至在文本的同一篇章中，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可能性的叙述交替出现）、
不连贯性和任意性（极端的例子是“活页小说”）、
极度（如有意识地过度使用某种修辞手段以达到嘲弄它的目的）、
短路（运用某些手法使对作品的阐释不得不中断，例如把确定的事实和明显的虚构结合起来使得无法对作品进行解析）、
反体裁（破坏体裁的公认的特点和边界，如把小说“理论化”）、
话语膨胀（把在文学创作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话语，甚至“非文学”话语纳入主流）。
冷漠性也是后期现代主义风格的重要特征。

以上是我参考资料自己总结的，很多地方或许还不精确，可以权当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③ 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出现的时间和背景，速度！！

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于18世纪末，在19世纪上半叶达到繁荣时期，是西方近代文学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在纵向上，浪漫主义文学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理念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僵化的法国古典主义的有力反拨；在横向上，浪漫主义文学和随后出现的现实主义共同构成西方近代文学的两大体系，造就19世纪西方文学盛极一时的繁荣局面，对后来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 但“现实主义”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有了很大的变化，人们都按照自己的角度来理解，如出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其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有巨大影响，强调对社会主更多>>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其实际运用时间相当早远，但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由法国画家库尔贝和作家夏夫列里作为一个名称提出来，恩格斯为“现实主义”下的定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它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建立了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诗﹑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体裁﹐在叙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写手段及结构组成上﹐都有新的创造﹐具有现代化的特点﹐从而与世界文学相一致﹐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④ 20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有什么区别

1.是否实际
现实主义文学首先在故事背景、情节上符合现实实际,作家会按照现实的逻辑来发展情节;而现代派文学中可以不受此限制,出现荒诞、非常规的人物或事件.
2.叙述描写
现实主义作家经常将自己的情感流露在人物的一举一动当中,对故事有明显的好坏评判；而现代派作家在这方面反对这种做法,认为作家应该以客观的态度进行叙述.
3.表现手法
现实主义作家的手法不如现代派作家丰富.小说中象征、影射、隐喻的现象比较多,意识流等创作手段也是现代派的重要特征；而现实主义作家,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表现手法

⑤ 20世纪中国作家与西方文学的关系。急求论文啊！！！急 、、急、、急

中国文学之与世界性文化的矛盾一直困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西方化等问题不仅是 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命题，也是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理论命题。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走西方化路线还是走民族化路线？人们一直存在争议。如何从理论上总结民族化与西方化之得失，对此理论界也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历史地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西方化与民族化倾向纠葛缠绕、交替消长的曲折过程，对“西方化与民族化”这一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进程中反复出现的基本命题进行反思，并结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状况正面提出“世界化”观念。本文从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分析出发，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和西方化实践都是失败的。进而，本文在理论上论证，民族化论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民族文学是完全与与西方文学异质的文学，两种文学语码完全不一样，缺乏对话性；西方化论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用西方式文学和西方文学对话，对话跨越了中西鸿沟，但却使我们失去了自我，他们的对话对中国文学总体构不成实际意义。对话的根本目的是增进了解、彼此促进，真正的对话应该是建立在彼此有共同的问题需要探讨的时候，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过程，中国文学遇到的问题开始具有“世界性”，这个世界性问题正是真正的跨文化文学对话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文学要解决的问题和当今世界文学要解决的问题有了同构的关系，中国文学的解决方案对世界文学有了借鉴意义，同时世界文学的解决方案对中国文学也有了学习价值。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中国文学在面对这些世界性问题时，它的解决方案哪些是独创的，只有这个独创的东西，才会为世界文学所需要。所以，我说，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根本的根基不是从西方拿来的问题，也不是从民族传统中继承的问题，而是在这些之上，孤独地面对当下社会的“现代化”这个现实，并且拿出自己独创的艺术表现方案来，我们要独创的艺术表现图式，这个图式，它是独创的才是世界的。所以，我反对民族化，也反对西方化，而主张提“世界化”，首先我们就是世界的一分子，然后是在这个分子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东西，这个东西本身就有世界性。

一、“西方化”及其历史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的，按照胡适的总结，这个现代化在语言形式上以“白话文”为特征，内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学”为特征。胡适进一步认为，“白话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学”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无论是提出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胡适，还是提出“人的文学”理论的周作人，在当时都是西化论者，即主张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须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精神上，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就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是永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着我们着意继承或者模仿，而外来的东西则相反，“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1]，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获得新的精神动力，当然周作人也强调这种借鉴必须以“遗传的国民性”作为“它的素地”[2]，也就是说周作人对“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比较而言，胡适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形式上，而且态度比周作人彻底、激进，“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璨，屈原”。

“西化论”者如何对待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呢？胡适从“白话语言”的形式角度对辽、金、元之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做了肯定，对《水浒》、《西游》、《三国》推崇备至，不过他对上述古典古代白话文学作品的推崇是从“对欧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对拉丁文，建立本国的俚语文学的比附”出发的，其立意点依然是在鼓励中国现代作家向西方人学习，做路德、但丁上，并非真的要人们向中国传统白话文学靠拢。事实也的确如此，周作人、钱玄同换了一个角度——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就对上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贬得一钱不值，在《人的文学》[3]一文中，周作人把《聊斋志异》看成是“妖怪书类”，把《水浒》、《七侠五义》看成是“强盗书类”，把《三笑姻缘》看成是“才子佳人类”，把《西游记》看成是“迷信鬼神书类”，并说“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钱玄同，他一方面极赞成“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但是，一谈到内容，他的观点就立即来了个大转弯，他说，“词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殊鲜。[4]”钱玄同从“高尚思想”、“真挚感情”角度遴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选来选取，却几乎把那些古代白话小说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钱玄同者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展开批评的，他们把小说定位在为“人本主义思想”做宣传鼓动上，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看成是“才子佳人”、“诲淫诲盗”、“神怪不经”、“迂谬野史”而加以挞伐，主张中国文学必须在精神上西方化（启蒙化）。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时期西化派作家强调文学白话化，却大多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特别不感兴趣。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现代横断面式短篇小说的发达，与之相关的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式微。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大多有“拟话本”的形式特征，保留了小说作为“说书”的口语体式，但是，在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小说家一方面强调小说要用“白话”、“口语”，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话小说的“说书”特征，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但是这白话文的“现代小说”却恰恰不再具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因“听－说”这一“说书”特征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口语化表现技巧，而向着“纯书面/案头读物”方向发展。这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个矛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显然，五四人是把“书面/案头化”作为现代小说的标准之一来认识的，其来源是对由知识分子案头创作，纸面媒体印刷出版发行的西方“书面/案头小说”的观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说来比附中国小说的思维定势，导致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的口语体长处。五四人不仅全面否定中国古代文言文学的士大夫传统（从启蒙的动机出发，五四人要求文学成为宣传启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们要求文学通俗化），也否定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特别是话本小说传统（启蒙要求小说知识分子化，话本小说虽然是通俗化的，但却是非知识分子化的），其核心动机是在“西方化”上。

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某个（白话）文学传统上。他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只是在理论上玩了一个“白话文学古已有之”的论证策略（中国人特别欣赏“古已有之”的论证，这种方法近代维新知识分子也用过，例如《孔子改制考》），这个策略仅仅是出于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舆论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并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实践中，对新文学发展起导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五四西化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之道路的选择，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理路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可能性是盲视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种中国“万事不如人”的心态，中国文学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双双“向西方学习”的心理。

五四西化派的这种心态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应。随着五四时代大潮的落幕，又因为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学上的西化浪潮渐渐湮灭，1949年以后更是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再次进入开放时代，文学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经过文革极端民族主义文学禁锢，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突然发现，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竟然变得那么亲近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个时候袁可嘉适时地翻译“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徐迟等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于是一股拿来之风骤然兴起。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朦胧诗的崛起是它的第一个标志，北京的一小拨人爱诗的人在文革的禁锢当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局内部印刷之供领导干部阅读的西方作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西化理论主张和趋向，只是直觉地亲近着他们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摹仿着这些作品，就这样他们无意中挤上了西化之路。此后是西化的现代派小说及戏剧的流行，小说理论方面出现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5]等书，该书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这些和当时的阶级论、典型论、工具论文学观构成了鲜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当时有位老作家就说：“近年来有些年轻作者的创作脱离生活，一味追求所谓‘新、奇、怪’，即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法，走上了邪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西化论者面临的压力很大，至少不比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等提倡西化时遇到的小。是以，20世纪80年代的西化论者其理论策略是仅仅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做一种技巧来认识，以规避“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现代派文学”论者的反对，他们提出，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其艺术表现技巧则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学习的。的确，论证技巧问题要比论证“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因而具有无产阶级性，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之一部分”容易得多。《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讨论严格限定在“技巧的演变和发展”上，并且就“同一种技巧，是否能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呢？具体来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体现资产阶级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说所使用的技巧，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作家可否用来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吁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派小说作技巧上的借鉴，实际上作者提出了是一种西化“现代派文学观”（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称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该书《序》中叶君建先生说，“我们现在的欣赏趣味，根据我们所出版的一些外国作品及其印数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机时代。我们欣赏欧洲十八世纪的作品，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记》，超过现代的作品。至于本国作品，现在还有一个奇特现象，有些人欣赏《七侠五义》，似乎超过了任何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新华书店的定货能作为判断一部作品的欣赏价值的标准的话。这种‘欣赏’趣味恐怕还大有封建时代的味道。这种现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们多年来无形中在文化上与世隔绝的结果。”从上述分析可知，其实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只是这种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罢了，它的逻辑是“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完全可以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可以用西方现代派这个形式，表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这种论说方式体现了经历过文革，对文革磨难记忆犹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论家的比较典型的思维。

但是，更年轻的理论家们则不满足于这种遮遮掩掩的“西化论”，他们更愿意以激进、直露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西化观念。一位在当时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论家就认为中国当时的现代派都是“伪现代派”，“作家体验到的东西大多是受到社会理性道德规范束缚的东西，表达出的观念是社会层次、理性层次、道德层次的东西，可是又采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分离。”（《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更青年的理论家们看来，中国文学之现代化并不能简单地从借鉴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上获得的，这只会导致“伪现代化”，中国文学的真正现代化必须整个地从头来过：不仅仅是从技法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意识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有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而没有西方现代派的内容，这正是中国文学之危机所在；必须下决心使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同时西方现代派化。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强调中国文学不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现代主义化），而且还要在内容上西方化（文学体验的现代主义化）。[6]

这种激进的西化观，一经出现便遭到激烈批判，这逼迫这一派对中国新文学作西化观指导下的历史回溯，以便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历史证据。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当时出现了一股用西方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冲动。1985年黄子平与钱理群、陈平原的三人对话《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7]就是这样一个文本，该文这样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该文实际上全盘推翻了中国学界、政界以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所作的论断，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在性质上是和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同构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重新解读，与此同时，这种重读思潮也发生在具体的作家作品领域，汪晖、王晓明、吴俊等开始更加重视鲁迅小说和散文中的现代主义因素，鲁迅作品中，杂文的受重视程度明显降低了，一时间《野草》成了鲁迅的代表作；相应地对矛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读也热行起来；以致发展出一波“重写文学史”浪潮。

西化思路，不仅仅作为指导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指针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也产生了影响，如陈平原对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研究。陈平原对中国近代小说流变的观察实际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评判模式上的。陈平原说“……中国小说的主流还是不能不推白话小说。白话小说语言清新通俗，善于描摹人情世态，再加明清两代文人的改造，渗入不少文人文学的色彩，产生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批杰作……白话小说艺术表现力强，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又甩不开说书人的腔调――两者（指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葛红兵）都无力承担转变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说观念和小说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8]读了这段引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我们还一定要对它进行‘大的变革’呢？‘说书人的腔调’作为一种小说技巧为什么就不是现代性的呢？”显然，陈平原先生的现代小说的标准是来自西方的，他要求中国“小说观念和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西方化，正是以此，他才产生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不是现代小说，话本小说必须接受“现代化转型”的看法。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论界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叙述模式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我们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叙述模式中的“现代性”成分所知甚少，只是简单地从西方现代小说叙述漠视出发对它产生了“非现代性”的定性。

西化思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是居主导地位的，它促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中国文学有今天这样的格局不能不说多和它它有关，但是它也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一些致命欠缺，这个欠缺就又如一位理论家所说：“（1）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偷窃’的基本命题；（2）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借贷’的范畴概念系统；（3）缺乏自己独创的、非‘移植’的哲学立场。”[9]。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理论在其生长、发展的近一个世纪中，常常是徘徊在“西方”的阴影之下：它的基本主题（启蒙主义的“人的文学”思想）是西方的，它的基本形式，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在叙述模式上的现代叙述学转换，也是向着西方而去的。

⑥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有什么影响

20世纪80年代，我国当代文学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借鉴，使得许多作家在实践中日益成熟，拓展了文学创作的艺术空间，丰富了现代文学的艺术表现传统。

⑦ 20世纪西方文学现代主义

在1890年以前出现了魏尔伦的《诗的艺术》(1884)、兰波的《醉舟》(1871)、玛拉美的《牧神的午后》(1876)等著名的象征主义诗篇，而且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前期象征主义流派。波德莱尔的《恶之花》
爱尔兰诗人兼剧作家W．叶芝（1865—1939），他被誉为“二十世纪英语文学中最伟大的诗人”由于叶芝受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影响很大，他的诗作语言洗炼、象征含义丰富且富有哲理性，故被认为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之一。代表诗作有《钟楼》、《盘旋的楼梯》及《驶向拜占廷》等。福柯：《词与物》福柯：《性经验史》
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
艾柯：《诠释与过度诠释》
利奥塔《后现代状况》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克尔凯郭尔：《恐惧与战栗》
韦勒克：《文学理论》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
尼采：《悲剧的诞生》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想》
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
萨义德：《东方学》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
福柯：《疯癫与文明》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
葛兰西：《狱中札记》
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
桑塔格：《反对阐释》
艾柯：《符号学理论》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2卷）
韦伯：《经济与社会》（上、下册）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
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中下）
卢卡契：《历史与阶级意识》
胡塞尔：《逻辑研究》（两卷3册）
皮亚杰：《结构主义》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尼采：《权力意志》
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
荣格：《人类及其象征》
卡西尔：《人论》
尧斯：《审美经验论》
西美尔：《货币哲学》
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
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
波德里亚：《消费社会》
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
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
布卢姆：《影响的焦虑》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
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
德里达：《论文字学》
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
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
福柯：《知识考古学》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福山：《历史的终结》
鲁宾孙：《新史学》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
柯林伍德：《艺术原理》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

……
或许有你要的

⑧ 20世纪现代文学精神和西方文化的关系

不可否认，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另外一个模样，新时期的文学，也将面目全非。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尤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与渗透是全方位、多层次、无处不在的。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传统文化孕育、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学，已不能满足和适应新型社会人们在精神、情绪和感觉方面的需求，走向衰亡。时代要求中国的文学求新、求变。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挟其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势，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学在这些思潮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迅速解体，新一代作家们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此为起点，开始由封闭向开放，由本土面向世界。这一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鲁迅的《呐喊》在现实主义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汲取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品格；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等人的多元影响，形成了浪漫主义的风貌；冰心、周作人的散文，也是在西方散文作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到了30年代，受弗罗伊德主义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还出现了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不过，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思想是有限的，它主要作用于中国文学的形式，而没有深入中国文学的骨髓，未能真正地影响到中国文学的精神。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学习，也仅停留在表层上，没能深入到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处。

建国后几十年的禁锢，将西方现代思潮一律挡在了国门之外，偶尔作为批判材料和反面教材被翻译的国外哲学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丛书，以及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也受到了人们的抗拒、怀疑、批判和漠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门重新向世界敞开，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刚刚从十年文革的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文化资源有着巨大的渴求。翻译家们为了满足国人的这些迫切的需求，开始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 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紧跟着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后，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在文学领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袁可嘉主编的共四卷八册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出版之后便风行一时，成为最热门的畅销书。其他出版社也竞相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如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集》以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亲睐。伴随着思想界不断掀起的西学热，如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解释学热、解构主义热、女性主义热、新历史主义热，中国当代文学也不断地产生各种文学思潮，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文学”等等。中国的批评家们，也从中学到了各种方法论。如1985年被人们称为“方法论年”，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涌进了学界。评论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当代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

中国文学批评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而中国作家也纷纷从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思潮中吸取养分，将他们从中学习到的各种写作技巧及受到的启发运用到了他们的创作中。80年代知名的作家作品中，基本上都带有摹仿与学习的痕迹。如王蒙在80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带有实验性质的中短篇作品，受到了“意识流”小说的深刻影响；余华的作品，受启发于卡夫卡、川端康成和罗布—格里耶；孙甘露、格非的作品，飘荡着博尔赫斯的影子；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等等。外国文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后期曾使中国作家感到深深的焦虑，随着他们在创作上的成熟，进入90年代后，这些作家逐渐从外国作家的阴影中走出，在发现自己之后感到了巨大的狂喜。

进入90年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持续发生着相当复杂多变的“转型”，曾经风靡一时的各种西方现代思潮热逐渐降温，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逆反性的变化：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失和启蒙工程的崩塌，知识分子精神领路人的优越地位归于消解，不再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的理想化，走向世俗，抨击崇高，张扬私人化，逃辟历史和现实，文学在90年代也逐渐由中心走向了边缘。中国社会在9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的倾向，解构性话语成为文坛主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的学说，成为时代的精神主角。中国的文学，受此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后现代倾向”。在90年代流行一时的西方现代思潮还有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这两大思潮也促成了中国文坛“新历史小说”与“女性文学”兴盛一时。

⑨ 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的著作有哪些

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作家及作品
现代主义文学是西方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19世纪以前的欧洲文学受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影响较大，尤其是19世纪中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强调真实再现客观世界，认为艺术不仅可以摹仿自然，而且所摹仿的现实本身是真实的，把文学对现实世界描写之真实性的追求强调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19世纪后期一些作家开始感觉到，以往的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在摹仿自然理论的指导下过于强调再现外部客观世界,使得文学自身应有的表现功能相对萎缩,艺术形象中的客观外部因素过于突出，而主观内在因素一定程度上遭排挤了。于是, 他们开始反其道而行之,抛弃传统文学对客观外在真实的刻意追求， 转而重视对主观内心世界的真实展示。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则基本上倾向于表现一种超现实的真实。随着作家的文学观念的变化，现代主义文学在内容、形式和审美功能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有明显的反传统特征。
这一时期的主要有：德国哲学家叔本华（1788－1860）的唯意志哲学和悲观主义 ；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的“权力意志论”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1859－1941）的本体“生命冲动”的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理论；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1856－1939）的精神分析说关于潜意识的理论。
亚瑟·叔本华，德国哲学家。他继承了康德对于现象和物自体之间的区分。不同于他同代的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取消物自体的做法，他坚持物自体，并认为它可以通过直观而被认识，将其确定为意志。意志独立于时间、空间，所有理性、知识都从属于它。人们只有在审美的沉思时逃离其中。叔本华将它著名的极端悲观主义和此学说联系在一起，认为意志的支配最终只能导致虚无和痛苦。他对心灵屈从于器官、欲望和冲动的压抑、扭曲的理解预言了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他文笔流畅，思路清晰，后期的散文式论述对后来哲学著作的诗意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他最早开始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然而他的学说在他的时代却没有引起人们重视，直到20 世纪，才激起深远的调门各异的回声。后来的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后现代主义，都以各自的形式回应尼采的哲学思想。
亨利·柏格森是上世纪重要的法国哲学家。可能现在很多知识人不太知道他，但在当时，他绝对是最流行最热门的哲学家，不仅因为他的哲学高扬了生命而符合时代需求，也因为他的哲学的通俗易懂和其文笔的轻松灵动。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思想是逐渐发展起来的。直到1895年才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论著《歇斯底里论文集》；他的第二部论著《梦的解析》于1900年问世，这是他最有创造性、最有意义的论著之一。虽然该书开始非常滞销，但是却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声望，他的其它重要论著也相继问世。1908年弗洛伊德在美国做了一系列演讲，当时他已是一位知名人士了。1902年他在维也纳组织了一个心理学研究小组，艾尔弗雷德·阿德勒就是其中的最早成员之一，几年以后卡尔·荣格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两个人后来都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对心理学做出了很大贡献，用简短的文字很难加以概括。他强调人的行为中的无意识思维过程极为重要。他证明了这样的过程如何影响梦的内容，如何造成常见的不幸，如口误，忘记人名，致伤的事故，甚至疾病。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进入了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即电子技术时代。科学知识和技术领域的空前扩张，深刻地影响乃至规范着人类的行为和价值观念。科学的成就使一切事物失去了神圣性、神秘性和历史性。知识和教育、科学和信息成了后工业社会的中心。另一方面，50年代以后，世界大战的危机，局部战争连绵不断，热核战争的恐怖阴影，东西方冷战，贸易

以美国诗人E•庞德为化表的人认为，中世纪以后五、六百年的文学都可称为现代派。美国批评家爱德蒙•威尔逊在其名著《阿尔克塞尔的城堡》中把1870年作为现代派文学的起点。美国批评家西利尔•康诺利等人认为1880年应作为现代派的起点。《现代传统》的编者、研究乔伊斯和叶芝的专家理•艾尔巴和查•费德尔逊则认为现代派的起源的上限定在1900年更为合理。但是，中外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专家大都支持丹麦著名批评家勃兰克斯的观点，认为1890年才是现代主义的真正开始。我国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哀可嘉先生说：“我觉得还是选择一个对它们说来是折中的时间——1890年作为现代派文学的上限为好。”
然而，我们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正式开始时间应该是1857年，即第一个比较典型的象征主义者波德莱尔的第一部典型的象征主义诗歌恶之花问世的那一年。我们这样说是因为：一、《恶之花》是第一部典型的象征主义作品，也是第一部全面冲破传统的诗歌艺术、开创新的路子的作品。它的问世，标志着象征主义的兴起、现代派文学的正式出现。二、《恶之花》是后来一百多年里出现的各种现代派文学流派和著作的总根源，在大多数现代派的作品里可以看到它的影响和痕迹。三、《恶之花》具有现代派文学的基本特征，它本身就是一部典型的现代派文学作品。在题材上，现代派文学企图挖掘作者自己的内心世界。《恶之花》第一次实行了笔触的大转移，深入到了诗人的内心深处，同时还把社会之恶和人性之恶作为艺术美的对象来描写；在艺术技巧上，现代派广泛运用暗示、象征、烘托、对比、意象等手法，以发掘人物内心的奥秘，而这正是《恶之花》的主要艺术特征，诗人波德莱尔发展了瑞典神秘主义哲学家史登堡的“对应论”，把山水草木看作向人们发出信息的“象征的森林”，认为外界事物与人的办公世界能互相感应、契合。诗人可以运用有声有色的物象来暗示内心的微妙世界。正是这种强调用有物质感的形象通过暗示、烘托、对比、渲染和联想的渠道来表现的方法，后来就成为象征派诗歌以及整个现代派文学的基本方法。四、继波德莱尔《恶之花》之后，在1890年以前出现了魏尔伦的《诗的艺术》(1884)、兰波的《醉舟》(1871)、玛拉美的《牧神的午后》(1876)等著名的象征主义诗篇，而且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前期象征主义流派。1898年以前，这几位诗人相继过世。因此，1890年是前期象征主义的末端，而不是开始。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1857年到1898年，是前期象征主义兴衰的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个40年的历史，是整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总源。把现代派文学史的上限划到1857年是完全合理的
现代派文学的下限是什么时候?
中外不少评论家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到1970年左右就结束了，因此，它的下限自然也划在1970年。对此，我们也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法国的存在主义直到1980年萨特离世才基本不存在了。萨特离世后，它在美国尚有余波，更何况，它已渗透到在欧洲、美洲、拉美洲出现的许多现代派文学里。新小说派领袖罗布——格里耶至今仍在创作和宣传他的观点，而且因为另一位新小说派大师克洛德•西蒙于1985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法国再次出现了“新小说派热”。吸收了欧美各现代派的因素而形成的拉美现代派文学，如魔幻现实主义等正方兴未艾。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是在80年代(1982)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如此说来，现代派文学虽然已不象五、六十年代那样盛行，但仍有着强烈的余波。而且是不是会出现新的高潮?也未可知。它的下限还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