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现代解读

⑴ 请结合作品谈谈鲁迅小说的现代性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⑵ 中国当代小说赏析

推荐两篇，一篇是苏童的《米》，另一篇是张抗抗的《残忍》，两篇都是3000多字，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灵魂的还乡 ——论苏童的小说《米》

在苏童早期的“枫杨村的故事系列”的小说《1934年的逃亡》、《飞越我的枫杨村故乡》、《逃》等作品中,有大量的关于人们逃离故乡去城市谋生的描述，这是苏童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小说创作的一个母题。小说中笼罩着的是逃亡者对自己生生不已，魂牵梦绕故乡的追忆缅怀和强烈的归乡心绪，使人难以忘怀。逃亡者虽以不同的方式逃离乡村进入城市，却以相同的心态寻找归乡之路，踏上归乡之途。在《1934年的逃亡》中，苏童借“叙述人”之口倾诉了逃亡者的心曲“我的枫杨树老家沉没多年\我们逃亡到此便是流浪的黑鱼\回忆的路途永远迷失。”这是枫杨树人的迷惘、惆怅在字里行间渐渐跳越，激荡；留给人不尽的遐思。我们可以说这些小说是逃亡者在城市异乡向故乡的一次次的眺望。

长篇小说《米》即是通过一个极富传奇性的故事,描述了枫杨树人的精神在异乡城市的流浪，表现他们的存在与虚无，现实与梦想，罪恶与救赎。小说包含着深刻的生命哲理和丰厚的文化内涵，苏童从容不迫的叙述让人们的心灵产生深深的震撼。很明显，这部《米》的内涵，主题表现已不同于他以往的原乡小说的叙事抒情形态。小说既没有缅怀故乡风物的纯朴固陋，也没有追忆少年往事的真率和灿烂多姿，乡里的奇情异事，而是一改过去荡气回肠，柔美沉溺的叙述美学风格，在对城市之俗之恶的大加铺陈中，绵亘着对故乡往事凄惨沉痛的回忆；或关于贫穷，饥馑，洪荒，或关于漂泊无定，或面对时移往事灵魂深处的悲凉感伤，或丧失生命之根的内在隐患。我认为，在这里，原乡题旨和小说的传奇性故事本身一样，仅构成了小说的表层形态，它的深层意蕴则是小说对人的命运、存在问题颇具文化、哲学意味的思考。

在沾染难以治愈的性病之后，五龙做过一次认真的反思：也许他会在暗病的折磨下丢失整个生命，他冷静地寻找他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发现他的心灵深处始终仇视着这个城市生活。但他的肉体却在向他们靠拢、接近，千百种诱惑难以抵挡，他并非被女人贻害，而是被一种生活的欲望和梦想所害。于是，五龙遭受阿保之子报玉的残害后对城市彻底绝望。

实际上，苏童写作小说《米》的初衷以及文本本身展现的意旨并不在于对寻根意义的探询，而是着力地表现人对无限漂泊的恐惧和客居异乡异地灵魂的无定。灵魂最终的归属离不开故乡的土地和“元气”，因此，晚年的五龙滋生了强烈的归乡意念。对城市的现实占领，并不能驱散他精神改造的孤独感和失败感。他只能以自己的诅咒来维持自己乡村人格的平衡与自足。他之所以没有在心灵上被都市同化，也同时显现了乡村文化因子在他血液中积淀的深厚。“这就是城市，它是一个巨大的圈套，诱惑你自投罗网。为了一把米，为了一文钱，为了一次欢情，人们从铁道和江边码头涌向这里，那些可怜的人努力寻找人间天堂，他们不知道天堂是不存在的。”这是五龙对城市的彻悟，是他反躬自省之后的一种绝望的叫喊和诅咒！一旦清醒，五龙对城市人格的清扫就相当轻松，他买了三千亩地，买了两车大米，他设计的“衣锦还乡”的场面，给了他乡村人格巨大的满足。

前面我们提到，苏童这部小说不同于现代传统的“原乡小说”，除故乡意识、意象是小说故事的表层意蕴之外，这部小说与传统“原乡小说”还有这样几点差异：一是故乡本身的传奇性在小说中衍生成主人公五龙的传奇经历。五龙在洪水袭击故乡之后孑然一人逃向城市，开始长达几十年的异乡闯荡，在瓦匠街乃至整个城市的种种，直至客死归乡之路，构成从威风八面到孤寂沉沦的传奇生涯。个人的传奇性演义，取代了故乡的传奇色彩。二是“枫杨树”故乡的淳朴民俗、安宁吉祥、浪漫情致、村野轶闻并没有得到铺陈演绎，有关故乡的这一切即使在五龙的记忆中也是一掠而逝。而在五龙心中永远挥之不去、不堪回首的只有那场造成枫杨树人空前灾难的毁灭性洪水，这是小说中最沉重的“乡愁”。三是小说没有像以往“原乡小说”那样，主人公对自己的“枫杨树故乡”寄托浪漫的乌托邦式的“幻象”以平慰在异乡的破碎的心灵。五龙的“神话”就是把自己在异乡的“收获”运回故乡，实现“衣锦还乡”的梦想，然后在自己购置的三千亩稻田中成为土地和“米”真正的主人。

五龙在生命即将老去之际，被唤醒“还乡”意识，这是他渴望在故乡洪水中飘浮的灵魂飞翔起来的梦想。五龙在城里并没有找到精神之乡，一个枫杨树男人的梦想即使在异乡异地得以实现也并不能安妥他浮躁的无根无本的灵魂。五龙就如同生命线上的一点，连接城市与故乡，不安定的灵魂渴望在还乡中得到拯救，获得解脱。

五龙的归宿是死于还乡之路，这是追寻灵魂锚地以求安息而不得的终极之旅。五龙最后的虚空表明：人为一种注定得不到的东西而求索，这就是求索的本质，无论生存还是死亡，人都要寻求一条路。因此，五龙灵魂的还乡就只能在梦中完成，五龙所能实现的也只能是充满恐惧、哀伤的虚幻感觉。整部小说通体都笼罩着那种哀婉、沉重的氤氲，时有时无，时隐时现，似意似境，语言打通了感觉与世界的对应，使作品灌注着生命的气息。

小说基本实现了苏童写作时的想法：《米》主人公五龙是一个理念的化身，我尝试一种强硬的人生态度，它对抗贫穷、自卑、奴役、暴力、孤独，在对抗中他的生命沉浮着，发出了我喜欢的呻吟、狂喜和痛苦的声音。

现代存在主义大师雅斯贝斯在论述人的自由选择时强调，人的本然的自我存在只有通过非理性的，自由的，无条件的选择才能实现。他认为：人永远不能穷尽其身，人的本质不是不变的，而是一个过程；他不仅是一个现有的生命，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他还有意志自由，能够主宰自己的行动，这是他有可能按自己的愿望塑造自身。[2](P209)这一观点可以说正是对小说主人公五龙的一种理性诠释。“枫杨树人”少年五龙，因为一场空前的洪荒逃离故乡枫杨树乡村而进入城市，以此开始他的异乡异地的漂泊生涯。这种对陌生世界——城市的“进入”，可以说是情理之中无奈的选择，自古至今正成为许多人的一种生存选择的模式。问题在于，五龙的进入城市，不仅彻底改变了他生命的深层本性，而且，几十年的谋生与闯荡，城市依然没有成为他栖居的所在，相反，灵魂丝毫没有获得片刻的安宁，城市像搅拌机旋转起五龙的燃烧的欲望。 小说真实地刻画了五龙逃离乡村，流浪于都市的精神和生命历程。五龙的都市流浪生涯无疑是《米》故事表层的核心。五龙是怀着对故乡的依恋和对城市的幻想踏上逃亡旅程的。一方面，这种逃离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强制性（水灾）；另一方面，又有着个体的主动性，尽管这种主动性在潜意识中也许是一种与曾经的五龙在枫杨树乡村的自足而安的生活态度呈完全相反的运动方向。这就是五龙的都市流浪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矛盾色彩，其现实流浪与精神流浪的背离趋势必然会影响和伴随他即将面临的流浪生涯。

在五龙的都市流浪生涯中，生命成为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每个人似乎都必然的具有某种疾患的特征。生命由绚烂的极致趋向死亡的极致。生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恶毒与肮脏的狰狞面目在文本中呼吸与漂浮，一切纲常伦理和秩序准则全被颠倒和破坏了，一切生命的尊严、崇高、纯洁、健康和美丽在诗一般的文字中灭亡殆尽。五龙并非怀揣阴谋与邪恶闯入城市的。但是，善良、淳厚的枫杨树乡风却无法抵御城市欲望的侵袭，城市文明的衍生物——人性之恶像毒蛇一样迅速地缠绕着五龙。城市刺激起五龙的人性之恶，生命的原始欲望和野性迅猛地膨胀。在瓦匠街冯氏米店为背景的城市生活中，五龙渐渐地蝉蜕掉许多善良美好的品性，成为一个杀人越货的地地道道的恶霸。狡猾、凶狠、无赖成为他的脾性。五龙在进城市后凭借其旺盛的生命力而使自己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这表现在他首先很便捷地解决了温饱和栖身之所，这是个人生命存在的先决条件。进入冯氏米店，使他彻底摆脱了饥饿给他带来的恐惧，“米”的获得和殷实，也使他得以继续满足其它欲望的实现。

小说浓墨重彩地刻画了几个城市家族的败落，从而整体上寓言式地揭示了一种历史的颓败。《米》的基调是灰暗和压抑的，充满着一股冷气。小说对五龙流浪命运的描述，是在整个都市生存群体的生存窘境和没落气象的背景上展开的，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无一例外地挣扎着走向他们生命的黄昏。沉重的窒息感压迫着小说主人公的同时，也压迫着读者的神经。小说是从家族的角度来串联人物演进情节的，冯老板的“大鸿记米店”家族的变质和衰败是小说主体。

五龙横行称霸，为所欲为宣泄欲望的心理依据是他强烈的复仇意识。这是潜隐在五龙血液中的“情结”，它映现五龙生命中另一侧面的品性。五龙与所有的人都处在一种敌对的矛盾关系中，他与地方乡绅六爷吕丕基是仇恨的 ，最后五龙使他客死他乡；他与阿保是仇恨的，一纸文书投给吕丕基，阿保葬身鱼腹。而那八个可能使他染上性病的妓女，无一幸免地投入河中，溺水而死，甚至他也不放过他先后的两个妻子织云和绮云，他对她们充满仇恨和鄙视。用他的话讲：“我靠什么才有今天？靠的就是仇恨，这是我做人最好的资本，你可以真的忘记爹娘，但你不要忘记仇恨。”没有任何精神追逐的五龙，在无聊中让牙医敲掉了全部健全的牙齿，镶上满口的纯金假牙，以满足他在枫杨树乡的儿时梦幻。金牙开口，这是富贵显耀的标志，这是五龙走向虚妄的开始，“心灵始终仇视着城市以及城市生活，但他的肉体却在向它们靠拢、接近，千百种诱惑难以抵挡。”
再次通读小说《米》，我们再次听到了这种声音：《米》主人公五龙是一个理念的化身。我尝试写一种坚硬的人生态度，他对抗贫穷、自卑、奴役、暴力、孤独，在对抗中他的生命沉浮着，发出了我喜欢的呻吟、狂喜或痛苦的叫声。

解剖灵魂的一种选择—评张抗抗中篇小说《残忍》

每一寸中国的土地上都有知青的影子投影，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中都有知青的神经牵连。“知青”，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文景观，既是说不完的跨世纪的社会现象，又是写不完的跨世纪的文学题材。“知青”当年面临怎样的生存状态？“知青”今天又将做出怎样的命运选择？有着八年北大荒兵团知青生活体验，有着二十余年知青题材写作积累的著名作家张抗抗，直面人生，用她的中篇小说《残忍》，把一代人的灵魂推到“文学”的手术台上，用“小说”这把手术刀进行了“残忍”的解剖，对自己擅长的知青题材作了一次重大的超越，在思考的透彻和深刻中显示出大家气度。
《残忍》写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个年代，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发生在北大荒黑士地上的“残忍”故事：知青们遭受“残忍”的迫害，牛锛为了心上人杨泱不被玷污，伙同马嵘一起用“残忍”的方式活埋了顶头上司傅正连，自己大义凛然独担责任走向刑场，让马嵘活了下来，杨泱却永远失踪。
读完《残忍》，回头一看，毛骨悚然：

“残”——双方持“ 戈”格斗，寒光凛冽，铿然有声，留下一堆枯骨，走向生命的终结。
“忍”——锋利的刀刃，插在滴血的心上，雪原苍茫，万籁俱寂。

这并非是故作神秘的文学索隐，而是动魄惊心后的警醒和反思。“残忍”，一个飘浮于心灵世界的象征符号，一个徘徊在“黑土地”上的黑色幽灵，把更多的思考留给了读者。

傅正连——一种“残忍”的存在

傅正连，这个“全方位笼罩了13连全体”的“说一不二的大连长”，存在的“价值”是在他“消失”以后体现出来的。“没有连长 的日子过得很快很轻松”：“13连地界上方的天空格外晴朗、白云格外温柔、小河格外缠绵、庄稼格外招摇……就连指导员本人，眉头都缓缓地舒展开来，人们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深秋爽朗的空气，大声地谈笑，再也不必左顾右盼，随时提防着连长从背后忽然出现。”
为什么连长的“消失”会给人们带来这么多自由？连长是个恶魔，为什么这个恶魔又能成为兵团的“先进典型”“光荣地存在”？
傅正连专制、独裁，有着一切奴役者的共同“嗜好”：对权、色、财的疯狂占有。他的“手表多多，北京天津上海表哪样没有”，可以私设公堂，吊打不服从命令的知青，安排看上的女知青做特殊的工作，祸害的人多了，作家较多地借助工作组的手来揭露其恶行，而这些揭发的“证词”对傅正连本人还是团部都十分不利，只有把他的“残忍”合法地藏匿隐瞒。
傅正连本名叫傅永杰，不叫傅连长 、正傅连长而叫傅正连，因为这个名字能够全面体现连长 的种性及职务。傅正连仗着叔伯当官，“种姓”是对傅正连灵魂剖析的一种定位。剥开傅正连“光荣”的红色表皮，灵魂中浸透的完全是封建领主，甚而是奴隶头人的思想毒液。
“一种人活着，那么另一种人便不得不去死，他们无法容于同一片天空底下，就像牛锛和傅正连”，既然傅正连是一种“残忍”的存在，牛锛也将采取相应的手段，用“残忍”的方式将其惩罚。

牛锛——一种“残忍”的报复

牛锛，这个为知青除害，惩处邪恶，代表“正义”的血性男儿，既秘密地挖掘陷阱活埋了傅正连，又为了不让傅正连以“烈士”的名义 盗名欺世，大义凛然地挺身而出，公开了只有“天知地知”的除害悬案，救下了无辜的杨泱，庇护了同谋马嵘而慷慨赴死，无疑是小说中最具个性最有光彩的人物，作家在严厉的批判中始终倾注着较多的同情和赞叹。
牛锛浸透着作家强烈的主体意识，张抗抗深谙沈从文、汪曾祺“紧紧贴到人物来写”，“气氛即人物”的小说之道，更以凌厉的气势直面人生，重点场景总是涂抹浓烈的象征色彩，“天人合一”，蕴含着深沉的哲理和诗情。牛锛在“最后的时刻”说出埋葬傅正连的地方，“天空霎时就暗了，太阳模糊成铁青的冷光。雪和草的原野一片紫酱色”。“黑的血、白的泥土、血红的草茎、灰绿的天空”组成小说的意象，扩充了人物的精神，拓展了思想的容量，“地球被掘出一个黑洞，洞穴渐渐扩大，像一个地狱的入口”。牛锛最后的形象，“一个黑色的影子，渐渐融入血红色的天空。就像是荒野上慢慢移动着的一棵树。苍茫无垠的天地间，绝无仅有的一棵树”。情绪化的感觉，将“自我”融入浑然一体的宇宙现象中。
牛锛和马嵘对落入陷阱中的傅正连的审判，是《残忍》中泣鬼惊神的篇章，也是他们“最为辉煌的一日”，“正义之神与他们同在”。傅正连长期迫害知青，逍遥法外，罪不可赦，但走向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想玷污牛锛的心上人杨泱。为了杨泱，牛锛终于以“残忍”的方式报复了傅正连的“残忍”。“老子是替天行道为民除害，我哪怕明天就死也不能让你这样的人再在世上多活一天！”牛锛的灵魂中流淌的仍是“水浒”式的梁山好汉意识。人类进入文明的20世纪。还以中世纪的方式“替天行道”，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哀，而作家解剖的也正是这种生存状态下人的灵魂。《残忍》的开头有个富有象征意义的细节：牛锛把杨泱的搪瓷口杯碰掉在地，“广阔天地”四个红字中的“天”字磕破，成了“‘广阔地’没有‘天’”。“那时的中国惟独没有法院”。既然世道已“无法无天”，牛锛的“替天行道”当属于时势造英雄了。
出乎牛锛意外的是：牛锛为了杨泱，杨泱给他的说法是“残忍”；牛锛为了马嵘 ，马嵘认为自己在以后的岁月里独受记忆的折磨，牛锛的行为也是“残忍”；13连全体知青为牛锛鸣冤请愿，认为他伸张正义，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借以控诉傅正连的罪行，私下里许多人都说牛锛下手太狠。其实，牛锛在当红卫兵时，就用一把老虎钳把一个被遣送老头嘴里的金牙一家伙撬下来，这个张抗抗亲自目睹过的“下手太狠”的细节，曾在她的《赤彤丹朱》等小说中写过。牛锛是喝“狼奶”长大的，他没有感觉到这是“残忍”，而是一种革命的“正义”。牛锛至死也不明白，他的行侠仗义，只不过是在一种畸形的生存状态下培养出的“残忍”。

杨泱——一种“残忍”的毁灭

杨泱，一朵美丽的鲜花，“当年连队几乎所有的男生，假如政策允许，都愿意为她决斗一次”。决斗，意味着一种“残忍”的毁灭。
傅正连，妄图以权力占有她这个连队的兼职文书，杨泱用水果刀扎伤了他的胳膊，保护了自。因为杨泱，傅正连被牛锛“残忍”地处决，杨泱成了激怒牛锛的主要动力。
牛锛，认为杨泱非已莫属，在临死前对马嵘单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日后你替我娶了她吧，拜托了！他把杨泱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转赠他人，其行为能说不是一种“残忍”？
杨泱在傅正连失踪后重新“露面”（从陷阱中挖出来）时失踪，消失得没有一点影子。杨泱，这朵美丽的花，领略了傅正连式的“残忍”，目睹了牛锛式的“残忍”，除了消失，她还能有什么选择？傅正连不能强占她，马嵘不配得到她，牛锛永远离开了她，她知道牛锛也只有牛锛才敢于为了她，为了争一口正义之气献出生命，做出“无法无天”也是撼天动地的壮举，这个世界上值得留恋的人消失了。杨泱在牛锛这个名字后面“究竟是一个问号，还是一个惊叹号，或是一个句号。这个标点对于解释杨泱在牛锛死后的失踪至关重要”，飘散在空气中的模糊的符号，再也无法捕捉，留下许多难解之谜，正是作家对人物命运的一种睿智的处理，对读者接受心理的一种充分尊重。
杨泱的那床印着粉红色牵牛花的被子成了一个美好的记忆，一种美丽的象征。马嵘曾在杨泱失踪时伸手去被窝里摸了一把，作者捕捉了这个稍纵即逝的细节，道出马嵘潜意识中的欲念。直到小说的结尾，马嵘眼前还掠过杨泱那条粉红色牵牛花的被面，在晚霞中漫过天边。
马嵘曾经苦苦地寻找杨泱，为了不违背和牛锛之间的生死誓盟。当他告别最后的“荒原”，进入新的“边境”，去砍价、杀价的时候，他玩世不恭地似有所悟：幸好没有娶杨泱，“真娶了杨泱，身边那些女人们还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么？闹不好打了离婚，他的财产还得分给杨泱一半呐……”

马嵘——一种“残忍”的解剖

马嵘是“残忍”中唯一的幸存者，整个“残忍”的故事由他来串连，并由他的回忆复活到“原始状态”。马嵘因牛锛的豪侠而苟活，因改革的机遇而风光。“残忍”是他总结人生，思索了20年后得到的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更是作家直面人生，从人的灵魂的解剖中提取的一个血淋淋的精核。
作家的解剖刀直逼马嵘的灵魂。和牛锛相比，出身不好的马嵘始终缺少男儿的豪气和血性，显得猥劣和狡黠。埋人的陷阱惊醒他的噩梦，荒原的幽灵使他不得安宁，他甚至认为牛锛用生命让他活下来是为了让他独自一人承受记忆的折磨，而视牛锛的行为是“残忍”。
告别荒原的独白，是作家让马嵘灵魂的彻底暴露：牛锛真傻，为了一个女人，为了看不见摸不着的正义，搭上了一条命，要是活着多好，要是有钱，什么样的女人搞不到手。他甚至想到，“假如牛锛活到现在，同他一起搭档做买卖，老板恐怕就轮不到自己来做了。牛锛将永远是老大，他充其量是给牛锛打工的，就牛锛那样的人，如有一天要整治马嵘一家伙还不是白玩儿么？”牛锛地下有知，又当如何？
金钱的利刃割断了人与人间相互依存的情感纽带，也割断了束缚精神的条条绳索，驱动了人的进取和创造。马嵘在边境贸易中大显身手，他今天拥有的，非但当年傅正连用权力占有的那丁点儿远不可比，就是“兵团”的首长恐怕也远没有马嵘今日的气派和风光。金钱的利刃也切开了人性善良的薄膜，把一切潜藏的欲望甚而罪恶也统统放出。金钱可以把人间最美丽的东西“残忍”地占有，也可以把人间最宝贵的东西“残忍”地毁灭。当拜金主义浊流把人的灵魂肆意污染的时候，留给世间的可能只有赤裸裸的“残忍”。
《残忍》从历史的隐秘之处撬开了一道生锈的闸门，“黑土地”上有无悔的青春，慷慨悲壮，也有残忍的故事，动魄惊心。正义以“残忍”的方式表现，“替天行道”；卑劣以“革命”的名义包装，把“残忍”变成合法。既然面临着一种“残忍”的生存状态，灵魂的“残忍”也就不可避免。告别那个演出“残忍”故事的荒原，面对社会转型的拍岸涛声，文学又该做出怎样的响应？
“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对灵魂无情的解剖，“残忍”能说不是一种勇敢的选择？

⑶ 现代古风小说的定义是什么怎么解释

“古风”是一类新型的文化。“古风”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基调，结合中国传统的文学、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经过不断的发展磨合，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音乐、文学、绘画等艺术形式。
-------摘自网络

⑷ 被人们过度解读的小说，有哪一些

红楼梦毕竟夲身是小说过度的研究反而使人望而却步或不想读

⑸ 从现代社会解读金庸小说里的思想

一、以情为系的恋爱观。 金庸小说中的恋爱不管是三角的，还是多角的，虽然写的是封建社会的故事，但基本上是以现代的感情为依托而出现的。最典型的是《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与四女的恋爱。张无忌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在他的经历中，先后发生了与表妹殷离的侠情，其本质上是一种承诺和责任；与小昭的怜情，实际上爱怜和照顾的情分居多；与周芷若的恩情，主要是一种同伴情、感恩情；与赵敏的爱情，反映了爱情的那种心契如一、情荡心魄的特点。由于他写各种恋爱，以情为主，因而十分真实感人。 二、经受各种考验的爱情观 金庸笔下情侣们的爱情，莫不曲折磨难，几经考验。有的是面对荣华富贵的诱惑：如郭靖，他要是娶华铮公主的话，则可以当蒙古国的驸马，会何等的光耀富足。然而在爱情面前，他放弃了。有的是把原有的舍弃了，如赵敏，她甘于舍弃自己的郡主地位，勇于打破阶级的界限，下嫁一个草莽英雄，又是何等令我们汗颜。而有的是要应对威胁，如令狐冲，竟然不怕任我行对恒山的围剿，勇敢地捍卫了爱情的纯洁。 再就是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最能体现金庸的现代爱情观。他俩的爱情是在曲折中发展的，而且突破了虚伪的伦理观（他俩在辈分上是姑侄），迂腐的贞操观（小龙女曾失身），最能说明爱情的力量。 三、恨和牺牲交织的爱情观 由爱生恨，爱之愈深、恨之愈切，这些在金庸的笔下都有生动的体现。李莫愁对爱人由爱生恨而进行残忍的报复并且殃及无辜，最为印象深刻。另外还有梅超凤。再有《倚天屠龙记》中，周芷若对张无忌从爱到恨的转化，也十分经典。 还有对爱情中牺牲精神的描写，也非常吸引人。让我扼腕叹息的是小昭，为了张无忌一行人的安全，舍却真情，回总坛做圣女，一辈子独忍孤独，是何等的凄楚。每读到这里，我都会怅失良久，难以释怀。还有就是岳灵珊为林平之而死，无怨无悔，充分体现了一个女人对爱情至死不渝的执着。 四、现代平等的婚姻观 虽然，金庸的武侠小说写的都是封建社会的事，但书中的爱情和婚姻却是围绕现代的一夫一妻思想来写的。有时，对于缠绵难舍的多角感情，我奇怪为什么金庸先生不能按照封建社会的妻妾制度来解决呢？但我后来明白了，作为具有现代意识的金庸，已经把他的思想投放到他小说的人物身上了，这种现代的平等、公正思想处处体现在他的小说里，但唯一例外的是《鹿鼎记》，这部小说和其它小说有明显的不同。

⑹ 简析鲁迅的现代都市小说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化战线上的主将，与现代传媒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可以说，现代传媒是鲁迅先生进行战斗的主要阵地，特别是报刊，构成了鲁迅先生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鲁迅先生一生受现代传媒的影响很大，不仅密切关注着革命的和进步的报刊宣传工作，也对当时形形色色的各种反动报刊作过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对当时各种新闻现象进行过独具特色的解读和评价，并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作品。是现代传媒，促进鲁迅先生的创作，并让鲁迅先生的作品家喻户晓，确立了鲁迅先生在文坛上的地位。
一、现代都市传媒催生鲁迅先生的不朽作品
现代社会与古代、近代社会的区别之一，是工业的发展而导致城市，特别是大都市的形成。城市在社会生活诸多领域内拥有制造信息和发布信息的权利，为现代传媒的产生提供了土壤，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就应运而生了。在现代社会历史进程中，现代传媒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先锋” ① ，“使事物所以然的动因”②，把媒介视为推动人类和社会进步的力量。胡适也曾说过，“如果没有《新青年》同人的组织，倘若没有他们这一班人的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至少要推迟几十年”③。
毋容置疑，报刊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民国初期，陈独秀说：“我办报十年，中国局面全改观。”这实在不是自夸之词！新文化运动自媒体起，《新青年》及其背后的鲁迅、胡适、陈独秀等巨子，站在了当时社会最风云激荡的思想旋涡之中，而他们之所以能对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与报刊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因为，在鲁迅先生生活的年代，报刊是当时的主要媒介。鲁迅先生的不朽作品，就是“听将令”而为进步的现代传媒创作的。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先生曾说起他的创作经过和缘由。《新青年》编辑金心异（钱玄同）来拜访鲁迅，与鲁迅先生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谈话：
“你钞了这些（指古碑）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到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为着“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终于答应“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④
从这段著名的谈话可知，促使鲁迅进行新文艺创作的是《新青年》。进步的现代传媒，是催生鲁迅的力量。鲁迅求学之日起，就受到现代传媒的影响，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组织的强学会《中外纪闻》、《强学报》等。到日本留学后，更广泛地接触了各种传媒。经过长期的思想、文学、社会等方面积累，一旦遇到符合鲁迅文学、人生理想的传媒，在文学革命形势的召唤下，鲁迅终于“听将令”而厚积厚发，“一发不可收拾”地创作了大量的不朽作品。据统计，鲁迅一生共在《晨报》、《京报》、《申报》、《世界日报》、《中华日报》、《国民新报》等15家日报，《新青年》、《语丝》、《作家》、《文学》等78家期刊，以及《现代中国》、《国际文学》等9家外文报刊等103家报刊发表过742篇文章。是报刊，催生了鲁迅先生的创作，让国人认识了鲁迅，让鲁迅的名字和作品传遍了中国和世界。
提起鲁迅，就不能不提他的杂文。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而鲁迅的杂文，又是为了适应报刊的需要而写成的，也就是为了配合形势发展的需要、革命斗争的需要而创作的。
二、现代都市传媒为鲁迅先生在文坛地位的确立提供了阵地
战士的阵地在哪？在战场；鲁迅的阵地在哪？在报刊。鲁迅一生中给敌人大量的匕首和投枪是从哪里射出的？也是报刊。报刊是鲁迅进行战斗的主要阵地，也构成了他的主要文化生活环境。
（一）现代都市传媒为鲁迅作品提供沃土和园地。
鲁迅的大量作品往往先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然后编集出版。其单篇作品大多发表于北京、上海两地报刊，也有偶发于其他地方的报刊，如天津的《天下篇》。报纸副刊是鲁迅发表文章作品的主要园地，为鲁迅杂文的发表提供了平台，为鲁迅作品提供沃土和园地。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中国新文学的伟大丰碑，也是国际公认的世界名著，最初便是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后轰动全国的；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是报刊，让人们认识鲁迅，了解鲁迅，认同鲁迅，进而尊崇鲁迅；是报刊，让鲁迅的名字深入人心，为鲁迅小说的价值及其在文学革命中地位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二）现代都市传媒让鲁迅先生的作品迅速传播并产生广泛影响
1、鲁迅生活的时代现代都市传媒比较发达，为他作品的快速传播提供了可能
清朝末年，因革命形势风起云涌，迫切需要舆论的配合。民间报刊随之而产生，最早是同治十二年在汉口出版的《昭文新报》，“后此，《时务报》与《时务日报》等接踵而起，一时报纸，兴也勃焉”。⑤ “举其著者，如长沙之湘学会、时务学堂……等，尤其不可以计数，而每会必有一种出版物以发表其意见。于是维新运动，顿呈活跃之观，而杂志亦风起云涌，盛极一时。”⑥据戈公振统计，比较知名的日报光上海一市就有《苏报》、《中国公报》等42种，杂志有《农学报》、《国粹学报》、《进步》等46种。北京、广州、天津、长沙等地也有各种各样的报纸杂志。几乎与此同时，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电子传媒也应运而生。1922年底，美国记者奥斯邦在上海开办“中国无线电公司”，成为我国境内的第一座电台。 1926年10月1日，国人自办的第一座电台——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正式开播。 1928年8月1日，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开始播音。1924年，英国人贝尔德发明了最原始的电视机，用电传输了图像。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诞生，此后电影业发展较快 ，特别是20年代后的大都市上海，电影更成为一种时尚。
早在1923年，陈独秀就敏锐地指出白话文运动发生的原因在于“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⑦近年来，在考察五四运动或者说“新文学”的发生时，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开始注意中国民族工业的勃兴、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现代印刷出版业的发展、现代都市传媒的兴起以及现代市场的形成等等现代性因素所构成的特殊历史条件。鲁迅有幸，他生活在一个现代媒介比较发达的时代，报刊、书籍、电台、电影等给鲁迅提供了最快捷、最广泛的信息，从而为他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
也正是蓬勃发展的现代都市传媒，让鲁迅先生的作品家喻户晓。人们对鲁迅作品的逐步认识，对鲁迅这位伟大人物的逐渐了解，就是从报刊开始的。鲁迅自从在《新青年》上发表作品《狂人日记》和随感录后，开始享誉中国文坛。中国先进思想界、文化界、革命界就对他表示拥护、爱戴和崇仰，认同鲁迅先生的作品是带有先进性的。而他的对手和敌人也是通过报刊认识了鲁迅的作品，从而认识了鲁迅。
2、对鲁迅在报刊发表作品的反响和评论，确立了鲁迅在文坛的地位
鲁迅先生的文章在报刊发表之后，引起了各界激烈的反响和评论。对于鲁迅作品的反响和评论，最早见于正式出版物的是1913年4月《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上，作了十处随文评点和“焦木附志”。诚然，恽铁樵对鲁迅所写的小说《怀旧》所作的评点和附志，还比较幼稚，不能作为鲁迅研究学术史的起点。但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到，鲁迅的作品一发表，传媒就给予了关注。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随感录在《新青年》发表后，1919年2月1日初版发行的《新潮》第一卷第二号，有一篇署名记者《书报介绍》的文章，首次提到鲁迅的作品：“就文章而论，唐俟（鲁迅发表随感录时的笔名）君的《狂人日记》用写实的笔法，达寄托的旨趣，诚然是中国近来第一篇好小说。”⑧这段评论，肯定了鲁迅先生的创作“是中国近来第一篇好小说”，从而奠定了鲁迅先生在现代文坛的地位。
1923年后，对鲁迅的作品出现了比较完整、具体的综合性评论。1923年8月，鲁迅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对鲁迅小说的评论达到了高潮。同年8月31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刊登了《小说集<呐喊>的出版消息，称赞《呐喊》是“在中国底小说史上为了它就得‘划分时代’的小说集” ⑨。而真正有份量的评论是10月8日，茅盾以沈雁冰名义在《时事新报》副刊《文学》第91期发表的《读<呐喊>》一文，他在文中谈了读者读鲁迅先生的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时的新奇感受和鲁迅小说在青年中的广泛影响。
而对鲁迅先生作品特别是杂文的争论，为鲁迅先生的作品传播开辟了一条更宽广的道路。由女师大风潮所引起的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因革命的本质问题而导致的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还有鲁迅与新月社、“第三种人”以及“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战，等等。这些论战不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鲁迅自身思想的发展上，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场论战引发了鲁迅的很多思考，使他产生了一系列的作品，如《朝花夕拾》，《野草》，《彷徨》的后半部，以及《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里的杂文，实际上构成了鲁迅创作的一个高潮。”⑩
现代都市传媒对鲁迅先生作品的反响与评论，让鲁迅的作品在群众中特别是进步青年当中传开来，确立了鲁迅在文坛上的地位。
三、鲁迅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中把现代传媒的作用得到了应有的发挥
作为中国现代文化战线上的主将之一，鲁迅与报刊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他不仅密切关注着革命的和进步的报刊宣传工作，也对当时形形色色的各种反动报刊作过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对当时各种新闻现象进行过独具特色的解读和评价，为现代传媒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一）鲁迅参与编辑报刊或指导报刊编辑，支持和帮助进步的现代传媒，发展进步传媒
1906年，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就是“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鲁迅自传》手稿，1976年《革命文物》第三期）他“提倡新文艺”的第一个举动，就是与周作人等筹办文艺杂志《新生》，尽管后来因资金没有着落而流产，“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11。但鲁迅一生都没有将这“好梦”忘却，在创作之余参与编辑报刊或指导报刊编辑，为现代进步传媒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鲁迅在他战斗的一生中，主编和参加编辑的报刊约二十余种，支持或投稿的中文报刊近一百二十种。《新青年》、《语丝》、《莽原》、《国民新报副刊》、《未名》半月刊、《奔流》等在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刊物，鲁迅曾是主编或参与编辑。1934年8月，还带病编辑《译文》创刊号，并作《〈译文〉创刊前记》发表在9月16日的《译文》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上，说：“印了出来给喜欢看译品的人们作为参考而已。”这间接也为译文类杂志的出版发行指明了方向。
即使鲁迅没有参与编辑的报刊，但只要是进步的报刊，鲁迅都会大力支持。如对副刊的支持，便是重要的一例。我国最早的副刊，是1897年11月，在上海的英国租界内，由英商创办的中文报纸《字林沪报》的一个名为“消闲版”的副刊。在辛亥革命前后，作为“中国报纸的重要特色”的副刊，被资产阶级革命派用来进行革命宣传；但是，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党人的革命意志日渐消沉，加上袁世凯、北洋军阀对新闻出版事业的压制和摧残，副刊的革命色彩日渐减弱，消闲性重新上升为主流，变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天下。“五四运动”前后，副刊成为提倡新文化、宣传新思想和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一些名闻遐迩的副刊，诸如“五四”时期《晨报》的“晨报副镌”、《京报》副刊、《民国日报》(上海)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等，成为当时各家报纸的一大亮点。这些副刊的革新，因为有了鲁迅的加入而更加完善。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中国新文学的伟大丰碑，也是国际公认的世界名著，最初便是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尔后轰动全国的。早在1919年12月1日，鲁迅先生就在《晨报创刊纪念增刊》上发表了小说《一件小事》。《晨报副刊》独立发行后，鲁迅又在该刊发表了五十余篇作品，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正是因为鲁迅，《晨报副刊》成为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一块重要阵地，它不仅扶植影响了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的成长，同时也影响了现代传媒的发展方向。
鲁迅成为报刊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体现在鲁迅参与报刊的编辑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新文化运动。最有名的，便是鲁迅对于现代最重要的杂志《新青年》的支持。《新青年》于1915年9月发刊于上海，为陈独秀所编辑，每月一册。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孔乙己》《药》等优秀的小说，也是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五四”后，各地爱国学生团体纷纷仿效《新青年》、《每周评论》，创办白话报刊，仅1919年就出版400多种，到1920年，连《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最持重的大杂志，也都采用了白话文。陈独秀对鲁迅在《新青年》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客观的评价——
“鲁迅先生和他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12”
（二）鲁迅对反动当局的文化“围剿”和新闻封锁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揭露、批判反动传媒的反动本质
反动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反人民、反社会的统治，总是通过文化“围剿”和新闻封锁来隐瞒事实，愚弄人民，麻痹大众。鲁迅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传媒较为发达的时代，文化宣传、新闻报道已成为上层建筑中控制、操纵社会意识的得天独厚的一种意识形态。鲁迅在战斗的一生中，长时间与反动传媒、文化“围剿”和新闻封锁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促使鲁迅创作大量的杂文，进行揭露和批判。他曾经指名批判的新闻媒体，约有二十几种，其中既有《顺天时报》、《益世报》等有帝国主义背景的报刊，也有《中央日报》、《时事新报》等国民党四大家族直接掌握的报刊；既有《社会新闻》、《微言》等国民党文化特务主办的报刊，也有《醒狮》、《国魂》等国家主义派的报刊；既有《人言》、《现代》等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主办的报刊，也有《大公报》、《循环日报》、《武汉日报》等一般的资产阶级报刊。同时，对一些内容空虚、低级趣味的黄色报刊、杂志，鲁迅一直都进行批评，倡导发展健康向上、净化人们灵魂的传媒。
在长期与反动当局的报刊打交道，对它们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总结以后，鲁迅给出对当时传媒总的印象式评价：“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出实话。”国民党当局为了从舆论上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他们的报纸和他们所间接控制的报纸，为了欺骗更多的读者，常常“驱使着真伪杂糅的记事”，抓住一点事实，制造一些谣言，混淆是非。因此，鲁迅总结自己看报的两条经验并向读者推荐。一是打折扣对于报上那些以危言耸听，以美词动听，经过粉饰的夸大、装腔文章，鲁迅主张对其内容要打折扣，或打八折，或对半，甚至二折，才可以看出事情的真相来。二是在《推背图》文中，他提出正面文章反面看，即从反面来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并举出“近几天报章上记载着的要闻罢。”鲁迅评析说：把客观公正挂在嘴边叫得震天响的这一新闻现象本身的出现，就体现出一种主观目的。“办杂志可以号称没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实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鲁迅同时又强调，新闻记者要尊重事实，不能根据自己的主观好恶而曲解事实。有倾向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1931年2月7日夜或8日晨的左联五烈士的被杀，“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晶报》、《现代》、《人言》等报刊对当局的禁止刊物、杀戮作家不置一词，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对革命作家进行陷害、污蔑和侮辱。这样的新闻媒体，鲁迅将之归入到帮闲刊物之列。为了提高读者对这些刊物的辨别力，鲁迅撰写了《二丑艺术》予以揭露和剖析：“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依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头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霉哩！”鲁迅指出，林林总总的刊物中，就总有帮闲性媒体的存在，只要读者留心观察，就可以识别出来：“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见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13鲁迅就是通过这样的“照妖镜”，把反动刊物的本质显现出来。
《语丝》曾经是进步刊物，也花费了鲁迅不少心血，后来因为编辑地位、思想发生了变化，拾起自己反对过的现代派“正人君子”的衣钵，或明或暗地攻击、排斥异己，“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几乎绝无，连这一类的投稿也少有”14，已经丧失了“毁坏旧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里面所藏的旧物来的一种突击之力”15，1930年2月，鲁迅写了《我和〈语丝〉的始终》载在《萌芽月刊》上进行批判，文章发表后仅一个月，《语丝》周刊出至五卷五十二期便自动停刊。
（三）鲁迅把在报刊发表文章作为一种社会责任和革命斗争的重任，从而做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媒介就是一个风向标，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媒体的观点和义务，更多的还是肩负着正确导向舆论，承担社会的责任和使命。在鲁迅来说，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一种唤醒民众沉睡灵魂的责任感。鲁迅的许多作品，表现了他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他把发表文章当作和反动派斗争的武器，当作唤醒民众的良药，其目的就是“利用一切机会，打破包围着我们的黑暗和沉默”。正是这种责任感，促使鲁迅终生笔耕不辍。
鲁迅一生在国内主要在绍兴、南京、北京、厦门、广州和上海几个城市生活过。每到一地，他都十分关注媒体，关注舆论，从而了解社会，了解中国的现状与将来。在绍兴，他支持越社青年办《越铎日报》监督绍兴军政府；在厦门，他支持并指导厦门大学文艺青年创办“泱泱社”和“鼓浪社”，亲自为其社刊《波艇》、《鼓浪》审稿、改稿，指导编印，还为《波艇》创刊号撰写了《厦门通讯》；在广州，鲁迅先生虽然只待了短短的8个月时间里，但在《黄埔生活》、《民国新闻》等报刊上发表了一批极有分量的文章，如《革命时代的文学》、《庆祝沪宁克福的那一边》、《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
在北京和上海这两个主要的居住城市，鲁迅更是充分发挥了现代传媒的作用，利用杂文作为主要武器进行了坚韧的战斗。李浩在《都市憧憬与乡村羁绊》中指出：“鲁迅以杂文来表达他的文化理想，杂文的社会效用则是通过报刊这一大众传媒完成的。报刊是市民社会中人们的主要交流工具，中国现代思想的传入就是通过报刊书籍来实现的。”16从五四时期开始，鲁迅就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据统计，鲁迅的杂文曾刊载于国内外一百多种报纸杂志上。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从1933年1月底至1934年8月，鲁迅在这“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在经过革新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变换五十多个笔名，发表了一百三十多篇文章。这个数目，在鲁迅杂文中占了五分之一。钻过森严的文网，在一份日报上接连不断地发表这么多充满战斗性的杂文，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文学史上没有第二人。从1918年9月15日在《新青年》“随感录”专栏发表《随感录二十五》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所写的未完稿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一生共创作杂文700多篇，约135万字，在其170万字的全部著作中，占将近百分之八十。这些文字收入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里。在这15部杂文集中，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革命运动、党派之争、民生疾苦、文化争端……几乎全部生动地反映在他的杂文里。鲁迅用手中的笔，对一些文化现象和不同阶层的一些人物的无情揭露，愤怒控诉，尖锐批判，辛辣讽刺，痛苦呐喊，亲切鼓励，热烈赞颂。鲁迅的杂文，丰富了报刊的内容，也使报刊具有了革命性和战斗性。
文化大师是思想界、文艺界的先行者，大众传媒与文化大师密切联系，将先进文艺作品和思想广泛传播，影响社会，提升民众素质，从而达到改造国民的目的。在文坛享有崇高声誉的鲁迅，他的一生，与现代传媒特别是报刊有着不解之缘。现代都市传媒，是鲁迅先生进行创作的动力，并为鲁迅先生发表作品让人们了解鲁迅提供了平台，更是鲁迅先生一生主要的战场和阵地。

⑺ 运用现代小说的理念，分析一篇现代国内小说

“你跟我走，去找到泥巴，我帮你把龙猫找回来。”

——《他的国》

刚刚看完了韩寒的新书《他的国》

不知道为什么从那天在书店看到这本书的第一眼

书的名字 书的封面

就让我觉得有种近乎荒凉的忧伤～

最开始 有点失望 除了一贯的无情节风格 连搞笑都没能很火热地搞起

到中间 韩寒最擅长的讽刺搞笑手法发挥到淋漓尽致 总有那么几个地方 能让你笑出声来

可是这些看似很巧妙很睿智很搞笑有时却又略显拖沓无聊的文字

一直被一种淡淡的情愫包裹着

说不清是什么

但我觉得用我的第一感觉“荒凉的忧伤”来形容还是最好

直到刚刚吃完晚饭

捧起书读到最后一个字

也不直是用眼过度还是怎么的

眼睛忽然就酸酸的……

看了网上的一段评价：

不论之前韩寒给我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他的国》却让我看到了一个对我们的时代有所反思的韩寒形象。《他的国》男主人公左小龙近似加缪笔下的“局外人”。他默默关注着他所居住的亭林镇日益被现代文明侵蚀、糟蹋，人性沦丧，但与“局外人”略微不同的是，他曾试图改变局面，尽管徒然，但他依然在努力着，在他看来，希望始终在前方。小说中，爱情只是一条副线，主线仍是亭林镇经济飞速发展中带来的环境污染、文化衰竭等问题。因为招商引资，外来廉价劳动力愈来愈多，本地人生存受到压力，但由于外来人口激增，又促动本地消费，本地人依靠房租、饭馆等第三产业获得不菲收入。由于目光短浅，乡镇领导对工业污染、房产商圈地等事情置若罔闻，变本加厉地扶助奸商，损害民众利益。 韩寒运用想像力，采取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营造了一个变异的亭林镇，充满怪诞风格。比较机巧的是，韩寒在书中设置的两个一直保持清醒的人，除了左小龙，还有盲人刘必芒。刘必芒眼盲心亮，是全镇惟一与左小龙能够畅谈亭林镇时事并做出冷静分析的人。刘必芒不愿意宰杀变异动物，导致餐馆倒闭，这也象征着理想主义者在现世的落败。遗憾的是，刘必芒这一人物形象目前不够丰满，很多语言非常概念化、说教化，显然，这需要韩寒进一步再塑造。 在书中，韩寒以幽默、犀利的语言，自信而张扬地调侃浮躁的社会现实，对官僚主义、“经济搭台、文化唱戏 ”、计划生育、拆迁、教育、现代派诗歌、“走进科学”等一系列热点问题，毫不留情地进行后现代式的反讽、嘲弄，包括他的同行、青春文学写手郭敬明以及他自身都无一例外地成为笔端讽刺的对象。《他的国》里，文化全盘崩溃，大家成了无根的人，成了随波逐流、趋炎附势的人。

这段评论写的很好

作者是从很学术的角度来分析这本书

但我想恐怕韩寒自己看到会笑出来

看他的书这么多年

我想 即使韩寒在写书的时候有那个抨击世事的意思

他也定不会很清晰明了地在自己的脑海中构架出要如何揭露如何批判

他的讽刺文字

大半是出于他的写作的习惯性技法

现在太多的网民在校内啊QQ签名啊都能写些这样的文字

如果韩寒真的是用了心来讽刺

那他就变成鲁迅了

不再是个青春作家了

但我觉得他依旧是个大男孩儿

至少写作上是

～

说起青春

我觉得自己被这本书感动还是因为它触及到了那个永恒的话题

关于青春 关于成长的话题

从9年前《三重门》里的林雨翔

到如今《他的国》里的左小龙

小说里的主人公长大了

韩寒长大了

我们也长大了

～

是啊

如果不是看到《他的国》 又想起《三重门》
我都快忘了韩寒也是个抒情高手呢

他用自己独特的手法来写成长过程中的失落和忧伤

林雨翔，在校学生，“一张落寞的脸消融在夕阳里”

左小龙，无业游民（算是吧） “你能发光，你应该飞在我的前面”

无论是林雨翔还是左小龙

他们都在成长的过程中，在青春的岁月里或是青春的尾巴上寻找着生活的方向

生活这个东西真的很玄乎

他可以让不管是韩寒还是ROY都变得很迷茫

上面评论中作者认为左小龙是试图改变现实社会的清醒的“局外人”

在我眼里 左小龙则是一个想实现自己存在意义 默默寻找着生活方向的人

不知道韩寒的生活是怎样的

但是现在的ROY被考试 工作 赚钱等等等等的东西充斥着

已经很久没有像去年那样和电影“into the wild”里的主人公产生共鸣了～～

当然

无论是哪种理解都是对的

人们常说的

“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解读文学就是再创作”

不过能引发不同的理解和感受

证明韩寒的文字更有魅力了 呵呵～

好吧

回到韩寒为《他的国》写的那段序言

“就算你在大雾里开车摩托车飞驰找死，总有光芒将你引导到清澈的地方。”

我们都在寻找着生活的方向，纵然现实有多么不如意，纵然有多少惆怅多少迷惘，总有光明将我们引导到清澈的地方……

希望最后我们都能找到心中的太阳。

⑻ 用小说叙事学的理论解读一篇当代小说。(作品自己选)

“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
—今何在《悟空传》

初次见到这句话是在第三届新概念大赛作品选上面，这个捧出韩寒郭敬明等人的作文大赛上面有这么一篇让我看过后觉得很不错的预赛文，已经忘记题目，但是记得那个故事很让我震撼，在我还在感慨原来西游记还可以这样解读的时候，看到作者写在最后的p.s，他说，整篇故事灵感来源于一本叫做《悟空传》的书，他的这篇文只能算是一个读后感，那一刻，我开始对《悟空传》充满好奇和渴望，于是在中午放学后立刻坐公车赶往离学校最近的商场，在那里找到了黄色封面的瘦瘦的一本书，付钱买回，晚上在寝室偷电夜读，完全忽略第二天的期中考试，在半夜一口气看完后，抬起头，震撼的久久不能回过神，那时候书中的形象完全颠覆了小时候那只大闹天空后来取经的猴子，那个总是要徒弟保护的窝囊师傅，那个贪生怕死好吃懒做的色猪，那个老实的挑行李的沙和尚，那只雄性白龙马，这一切都在脑中消失。西游仿佛以它真正的历史形态来到我面前，给我讲述那些故事背后的故事，一些被人们忽略遗忘或者说丢失的东西。

“五百年，很多东西都沉埋了，再过五万年，就不会有人记起，但它们还在。在记录着当年光线与光线所照过的人，你把它挖出来，它会告诉你一个故事。”
—今何在《悟空传》
总是不停的翻阅这本书，就算远离家乡也要带上，我想，它带给我的不仅仅是一时的触动吧，我看到了一只可怜的猴子，一只和自己命运抗争的猴子，一只渴望自由的猴子，一只想要在他美丽的花果山和他的兄弟们把酒欢歌快乐生活的猴子。那只曾经穿着一个兽皮裙和菩提金蝉子说笑的猴子简单可爱，他的眼中，终生是平等的，没有那么多的事事非非，也没有那许多的世俗限制，一切简单干净，他一个斤斗可以四处游玩，饿了吃点果子渴了喝点泉水，他本领高强不怕谁来欺负自己，他还有很多的好兄弟。可是，一切都会改变的不是吗，时光不会给所有人留下的记忆都是永远美好如初的，猴子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生死需要他人来管，他不懂，于是他想要改变，想要争取自己的自由，于是他率领众妖高举起了自己的金箍棒，“那一刻被点光照亮的他的身姿，千万年后仍凝固在传说中”，可是，传说中又怎样呢？他输了，屈服了，被玉皇大帝招安当了个弼马温，在他得知自己以为很厉害的神仙官位其实只是个看马的时候第二次仙妖大战开始了，但是结果依然是他回到天庭当个看桃园的神仙，真的是神仙吗？猴子就这样被神仙们耍弄着，打不过他神仙就找如来，于是猴子成为了一个赌，一个如来与金蝉之间的赌。猴子自始至终都被玩弄于如来的掌心，那只分裂出来的自己也不过是如来用来对付他的武器，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其实不想过多讲述这本书的内容，因为看过的人都知道，都感觉得到~曾经好多同学看了后表示没有看懂，我说其实这书很简单又很复杂，每个人看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它绝对是个经典。
有人记住了猴子有人记住了紫霞有人记住了他们的爱情，印象中一直记得猴子最后是因为紫霞的那句话死的，可是前一段重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记忆出现了那么大的偏差，可是，猴子的结局到底是怎样的呢？谁又说得清楚，今大给了我们一个看起来像结局的结尾，可是有几个人会觉得那就是完结呢？“一朵花开了又迅速枯萎，在流转的光的阴影中，星图不断变换，海水中矗立起高山，草木几百代的枯荣，总有一片片迎风挺立，酷似他们的祖先。”

“人生在世，百年也好，千万年也好，都是未来前的一瞬，这一瞬后你什么都没有，你曾有的只有你自己。你在这世上永远地孤寂着，永远找不到能依托你心的东西，除非你放弃你自己，融入到万物之中，成为万重宇宙一点尘埃。你就安乐了。”

作者： 很善良的筠樵 2007-3-7 13:4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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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百年孤寂这篇，喜欢寻找界限的唐僧，他说“这世上能达极乐者又有几人？我若自度，却弃不下尘世众生。我若度人，自己便永不能极乐，所以我永世到不了西天的。”这句话让我想到了小时候一直在想的问题，大人们带我去佛教圣地参观，他们说不可以怎样不可以怎样，那是对佛祖的不敬，会倒霉的，可是我不明白，号称普度众生慈悲为怀的佛祖为何就无法忍受别人对自己的一点点冒犯呢？其实，根本就没有物欲无望这种境界吧，只要是还活着，就算看开一切自尽的，不也是希望自己死后能登极乐吗？众生看不透，佛祖其实也看不透，他希望众生平等这一想法就是一个欲，一个渴望~
我们的界限又是什么呢？是否曾经找过自己的界限？其实我只是一个默默走着路的孩子，我偶尔会抬头看，看家长老实指给自己应该走的路，我从没有想过自己要打破什么界限，可是我看到这本书，我看到唐僧的自语，看到他的界限定论，可是我看过书后依然在路上默默走，没有勇气去拐弯去寻找。我是个胆小的孩子，害怕面对那些属于现实的残酷，可是，如今的我回头看看，似乎已经偏离了原来的轨道，我来到另外一个国度，我做着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没有人再逼我去看让我迷茫的理科题，也没有人不让我写我想写的东西，我学习着另外一种语言，渴望用它来把自己喜欢的文字传达给更多的人，超出沟通这个界限；我学习着管理统计，这样规律的推理数据不再让我头痛；我似乎在不知不觉中走出了好好学习上大学回家长工作的地方工作这个界限，我想走自己的路，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这本书的影响，但是我确实走出了家长为我顶的路。
虽然这路走下来会孤单会难过，但是我还是要义无反顾，因为我知道会有支持我的人，哪怕只有一个。如同今大走着现在九州这条路，也许曾经的同伴离开，但是还是有人陪伴着不是吗，还是有人支持着尽自己的力帮助着不是吗，所以今大可以自由的找寻他想象力的界限，也许，这才是最难得吧，想象力的界限在哪里呢？这是自己都不知道答案的界限吧。

“时隔五年还有人肯再版这部小说，也觉得该加些什么，但我曾经和朋友说过我不会再写悟空传的续集。因为我觉得我要说的都说完了，再说也不过是重复，最初写它的时候我不知我想说什么，五年以后我以为我知道了，但已经不能重拾但是的心情了。”
—今何在《悟空传》
今大在动画剧本节选那一篇章前说的话的一小段给我很大的感触，今天老大你问他是否还记得自己曾经写的这本书，我想，他记得，可是也记不得了，但是那时候的心情他是肯定记得的，只是他说他拾不起了，好吧，老大我们不要逼这只猴子了，猴子的心很大很远，走出去了只会回头看看，然后走得更远，我们就跟在他的后面看他可以挖出怎样一个属于悟空自己的世界吧~“人永远无法重回过去，回望感慨万千，前往长路漫漫。”还是今大的话~一个字一个字打上来就觉得很感慨了。
我想多年后如果我真的可以挣到足够的钱，我会帮今大把这动画拍下去，不是在夸海口或是什么，是真的希望这样一部好的作品可以给后来的小孩子们看，就像今大说的“孩子们终究会长大的，他们会看到更多的东西，他们会明白。如果我们掩盖了泪水与挣扎，将来的少年就真正面临危险了，因为人们没有面对过艰难，也就不会真正拥有勇气——不曾失去，也就不会珍惜。”也许我们现在把许多问题看得简单，单纯的面对着这个社会然后受到事实的伤害，有的意志力弱的不够坚强的就出现心理问题，这主要原因大概就是在少年时代看到的见识的东西都太过单纯美好了吧，这对未来孩子心理承受能力的发展真的是不好的，看看现在少年的犯罪率和自杀率，长大后的我们为何如此脆弱？会因为一些根本就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伤害别人或者伤害自己，这，到底是谁的错？

很久很久以前，没有山，没有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大海，无边的大海。”
“连老爷爷都没有吗？”
“呵呵，没有，连老爷爷的老爷爷都没有。”
—今何在《花果山》
这是悟空传难得一篇让人看着很温暖的篇章，可以叫它前传吗？从前的从前，一切都还是那么美好，花果山里生机盎然，所有的生物单纯善良，还有那棵大树爷爷和小松鼠，以及那块倔强的石头。几百年几万年后他们依然会怀念曾经那个叫做花果山的地方，那是年少时的一个干净美丽的梦，可是现实的存在记忆中，到死都不会忘。

这是我心中的《悟空传》，但是这又不足够表达出我心中的想法和震撼，看到坛子里似乎还有人没有看过这本书，写点东西，不算评论，只是追忆，想起曾经看这本书的自己和那个时候周围的一些人，原来，已经五年了，我已经长得这么大了啊，可是却是一瞬间的感觉，书，还在手边，不过换了封面，朋友还是朋友，只是不在身边。
最后再次引用今大写在开篇也许自己都不记得的话，“当年为这个故事而欢笑愤怒悲伤的情绪，已经难以回忆，它仿佛是闪电般出现在我脑海中，又仿佛已经在心中深埋了许多年，我们永远在路上，在为生活而奔波的时候，在发现自己已经不再为很多事而惊讶的时，在拥挤的人群中无比孤独的时候，我们发现，所谓彼岸，不过是一个支持自己走下去的谎言。五年前你问这一切是为什么，五年后你笑着说这一切就是这样。”
齐天大圣被压在五指山的那一年，
我转世成为了凌霄宝殿的神仙。
如来佛祖一句话让他被压五百年。
玉帝派我在天上看守他五百天。
天上一天，地下一年，我整整陪伴他一年零四个月。
等待太长，人生苦短，看过了沧海变成桑田好几遍。
如今齐天大圣也戴上了紧箍圈，
他安慰自己说这也是一种修炼。
算尽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了西天，
历经万险原来是为了仇人相见。
五百年后，青春不在，得到了真经却失去了一切。
江山易变，情字难改，我还是想念花果山的一帘洞天。
故事已经被人们说的万化千变，
齐天大圣的仙踪也不过是传言。
万年之后我在天庭也退居二线，
奇怪玉皇大帝还是当年的容颜。
瑶池美酒，琼浆玉液，我好象回到了当年的蟠桃宴。
一场浮沉，过眼云烟，原来属于我的世界就在凡间。
——《凡间》

我也很喜欢这本书，所以看到九州论坛里有这样一个贴子就转载下来了。
今何在的文笔很棒，思想深邃。这本书就像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等搞笑电影一样，初次看时是笑，但再看，或是看后回味就会感到一丝苦味和无奈，很凄凉的，会引人思考

⑼ 论述题：17年文学的现代性！

近几年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进行反思、重释的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论、著有唐小兵编辑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 建国后17年译介外国文学，与解放前译介外国文学相比，具有三大现代性特征：一是译介目的不在审美形式的输入，而在捍卫、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这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现代文学：1917年——1949年创作的文学(40年代前称“新文学”)。 「内容提要」“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价值在时间方面的规定性按照以下过程展开：将线性时间意识引入叙事；由此，这一时间意识内含的进步信念得以确立，并在叙事中表现为强烈的时间焦虑；进而，通过革命的途径实现超越时间的目的。“十七年”文学的上述意识逻辑使之深刻参与了单向度革命社会的建构过程。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线性时间

新时期以来，正面揭示“十七年”文学现代性价值的研究成果颇为鲜见，①因为“现代性”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主要被理解为是一个基于市场而展开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过程，这就基本堵塞了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价值相联系的研究思路的形成——显而易见，这一特定时段的文学对于建立在计划经济之上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持有完全认同的立场。

然而，作为独特的现代性实践过程，社会主义运动的现代性意义已经获致社会理论界的普遍认可。②既然如此，以这一特定社会内容为正面表现对象的“十七年”文学就不必然与现代性价值绝缘。当然，现代性概念可以展开多个维度，而“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意义也非止于一端，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表现于“十七年”文学中的现代时间意识及其意义后果。

一、线性时间的引入

“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③这就意味着，现代性对于个体精神向度的塑造，首先在于形成特定的时间感知方式——这一点首先依赖于历史纪元方式的确立。西历（亦即“公历”）以耶稣诞辰作为纪元起点，本身便包含着时间向未来无限延伸的观念。随着启蒙运动以来社会的理性化进程推动的欧洲宗教世界观的解体，这一纪元方式逐渐脱离了对于基督教教义的依托与论证，成为塑造个体现代时间感知方式的纯粹观念。

对于中国人而言，摆脱天干地支甲子轮回的循环论时间观，形成纵贯历史的线性时间意识的开端，当在晚清之际。④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宣布采用西历（亦即公历）纪元，从而将自身的延续完全纳入现代性直线时间流程的想象之中。

“十七年”2文学很自然地将这一时间意识引入叙事，有许多作品甚至直接以西历纪年作为叙事展开的起点，例如：“一九三七年春夏两季，冀中平原大旱”⑤：“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冀中——这块盛产棉、麦的大平原，这块拥有八百万人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突然遭到了一阵地动山摇的大风暴。”⑥“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对冀中区抗日根据地突然发动了疯狂的五一‘大扫荡’”⑦“一九四七年三月开初，吕梁山还是冰天雪地。”⑧等等。

如果说上述作品因为将线性时间作为给定的意识前提不假思索的接受，从而使人往往容易忽略这一时间感知方式的建立过程及其深刻意义的话，那么，梁斌的《红旗谱》则以独特的时间标示方式开启了对这一问题展开思索的可能。这部旨在展示中国农民由自发反抗走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过程的“壮丽史诗”，在纪元方式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小说以中国共产党在叙事中的正式出场为界，对于时间的标示经历了一个由混沌到明确的过程。

小说开头“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具体时间未曾以明确的西历纪年标示：“平地一声雷，震动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这古钟了！‘那时，小虎子才十五岁“⑨；此后，对于朱老忠回乡时间的交代是：”三十年以后，在一年的春天“⑩：”脯红鸟事件“发生在”过了麦熟“（11）；大贵被抓为壮丁则是在”那年新年正月“（12）；运涛第一次进城的时间是”事情过去，到了第二年的春天“（13）。总而言之，在农民自发反抗的全过程中，作者始终未曾标注明确的西历纪年，所以，直到小说的第14章，叙事时间仍然处于混沌状态。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叙事中的出场，新的时间话语也同时出场。运涛进城遇到共产党员贾湘农，在贾湘农的第一次革命启蒙教育中，便包含着新的时间概念的引入。贾湘农对运涛说道：“唔，咱们定下个关系吧，你在礼拜日下午，到我家来，你知道什么叫礼拜吗？就是星期日。七天，就是一个星期。今天正是星期日，再过六天，明儿格你就来。”（14）不过此时仍然有所保留：“礼拜”虽然也是西历纪元单位，但是，明确的西历年份尚且未曾交代，其中颇有深意存焉。直到运涛加入共产党成为北伐军的见习连长，真正投身于革命运动之时，明确的时间纪元才正式进入叙事体系。在运涛以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组织起来的（“到处看得见群众革命的热情，劳动人们直起腰抬起头来了。”）那封热情洋溢的家信的末尾，小说叙述的事件第一次在现代性时间长轴上得到了明确的标注：“儿运涛谨上1926年7月”（15）。

在线性时间进入历史之前，农民们不甘于受压迫命运的自发反抗永远无法摆脱走向失败的结局，从朱老巩护铜钟到朱老明打官司，逃亡、卖地、妻离子散，在混沌的时间之中，年复一年循环上演着穷苦人命中注定的悲剧。然而，随着以西历纪元为标志的线性时间的引入，历史顿时发生翻天覆地地变化，朱老忠、严志和这些过去在黑暗的时间轮回中重复着悲惨命运的农民们，从此踏上线性时间中的进步行程，从“反割头税”到“保二师学潮”，一次次斗争推动着历史的前进，这就透露了建立新的时间观念的深刻历史意义：进步。

二、基于进步渴望的时间焦虑

事实上，组织在直线向前的时间之中的生活必然不是同质性的无限延续，反言之，此一时间观念暗含着对于进步的信任，并由此建构了一种目的论史观，从而使得现代成为“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16）在欧洲社会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中，伴随着现代性成果的历史性展示——包括“新世界”的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等等——直线时间观便逐渐被植入关于进步的信念：因为在时间的每一步进展中，都会生成新的、超越以往的历史成果。这种信念并且成为种种关于现代性的宏大理论论述的共同基石。

对于所谓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一旦摆脱循环论的时间观和历史观而建立线性的时间意识，并由此形成对于进步观念的认同，便将自身纳入现代性普世性的进步流程之中，并由于自身现代化程度的落后而产生深刻的焦虑意识。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更何况，由于现代性在中国的展开始终伴随着列强国家的入侵，所以，基于进步渴望的焦虑感尤为强烈。如果说晚清、五。四时期现代观念的引入和实际影响的发生还仅仅局限于知识阶层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以革命话语所实现的全民组织与动员，则将整个中国社会导入对于进步的渴望。进步重组了主体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想象，“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让人进步的时代！”（17）于是，进步因为线性时间观念的建立而成为时代的绝对认知、“霸权话语”。

由于进步发生于直线向前的时间之中，并因此受到时间流速的限制，所谓的落后，最终可以还原为时间上的落后。所以，关于进步的焦虑往往又会表现为关于时间的焦虑，并因而形成与时间赛跑、超越时间的平均流速、赶在时间前头的强烈渴望。具体到社会实践领域，合作化、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跃进”、“超英赶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历次社会运动与社会动员口号无不显示出对于时间强烈的社会性和时代性焦虑。“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这种焦虑很自然地进入创作主体关于时代的叙事。在柳青的《创业史》中，对于时间的焦虑始终支配着叙事的进程。这部小说始终并用西历和中历两套纪元：对于国家话语引导下的新事件、新生活一概标明西历年份，如土地改革、查田定产、活跃借贷、合作化运动等等；而对于民俗传统生活的时间纪元却都采用中历，如“黄堡镇三六九逢集”（18）、“黄堡二月八过骡马大会”（19）等等，蛤蟆滩富裕中农郭世富新房上梁时悬挂的对联赫然是：“上梁恰逢紫薇星，立柱正值黄道日”（20）。

两套纪元的并用意味着新时间以及新时间所承载的进步与革命价值尚未实现对于旧世界的完全改造，旧的时间意识所联系的旧观念，旧价值仍然存在于社会文化空间之中。毫无疑问，旧价值的最核心部分就是私有观念，它严重地阻滞着社会的进步。这一历史情境激发了人们对于时间的无限焦虑：“谁知道蛤蟆滩要几十年才能到社会主义呢？”（21）到处有人在关切地问：“咱中国什么时候实行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地方有人明确回答过。”（22）作为历史主体的集中代表者，梁生宝的焦虑更为本质化：“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使继父和他闹别扭，使这两兄弟不相亲，使有能力的郭振山没有积极性，使蛤蟆滩的土地不能尽量发挥作用。快！快！快！尽快革掉这私有财产的命吧！”（23）

峻急的时间意识进而主导了小说对于合作化运动的叙述。尽管《创业史》引述了社会主义总路线关于合作化运动的设想：“……即按照农民自愿的原则，经过发展互助合作的道路，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一步一步地引导农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24）但是在实际的叙事展开中，这一时间表注定要成为主体实现时间超越的目标。所以，梁生宝在渭源县互助合作代表会上宣布的计划是：“到一九五五年冬天，他要争取上、下河沿的四十七家农户全都能入社。生宝的意思就是说：三年实现合作化！”（25）这一超越时间的设想不但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反而导致“所有的人对于眼下还是新奇的、甚至是神秘的农业社，两三年内就要变成普通的现实这一点，充满了热情和欢乐。”（26）

超越时间成为时代的叙事法则，提前完成工作成为主导时代与叙事的“绝对命令”。无论是《风雷》、《艳阳天》等作品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描写，还是《百炼成钢》、《乘风破浪》、《沸腾的群山》、《在和平的日子里》等作品对于工业建设的描写，时间焦虑始终贯注其间：“人人都感觉到：钟表‘宗宗宗’的响声，就是时间的脚步声。在这时间的脚步声中，人和自然界都在改变面貌，世界上都在增添新的东西——哪怕为了这些新的东西而付出了重大的代价！”（27）

三、革命：超越时间的途径

超越时间是时代性进步渴望的具体表现，而时间在叙事中也被证明是可以超越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不可思议的超越都是依靠何种力量而得以实现的呢？

由于线性时间孕育的进步本来就是一个在时间的流程中新质战胜旧质的过程，所以，这一时间意识必然推导出变革、革命具有历史合理性的结论。“整个现代性的历史也可以说就是变革、革命的历史，现代性总是包含和制造历史的断裂，这就是现代性历史的存在方式。”（28）欧洲现代性的展开，正是基于英、法两国的革命运动。进而，由于新中国辉煌的革命历史记忆，使得时代主体很自然地倾向于以革命的手段超越客观时间的限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就是对于资本主义时间的超越吗？在这一时代意识的主导下，“十七年”的文学作品让我们领略到了革命强大的动力功能。

在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中，主人公欧阳海所在连队有一次承担修建铁路的任务，当工程进行到最关键阶段之时，突发洪水冲垮了已经修筑好的路基，而战士们也因为水土不适大批病倒，“眼看按期完工已经非常困难。”（29）当然，从时代性的社会意识逻辑出发，真正不能按期完工的事情决不允许在叙事中发生；同样从时代性的社会意识逻辑出发，对于困难的克服既不能靠增加施工人员，也不能靠更新技术设备，唯一可取的路径就是革命行动的展开。所以欧阳海发出成立突击组举行劳动竞赛的倡议得到了连首长的充分支持，并且在实际执行中取得了预想中的效果：“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鼓起了整个工地的干劲，抢回了可贵的时间，眼看提前完工不成问题了。”（30）

曾有论者如此评价《欧阳海之歌》：“《欧阳海之歌》与以往的文学作品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突出毛泽东思想的书。”（31）这一论断的洞见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小说凡事诉诸革命的强烈冲动，但是，若说它因此“与以往的文学作品有着本质的区别”，则是明显的“过誉”之词。事实上，通过革命的途径克服困难是时代性的认知原则，革命确保主体超越时间的想象得以实现。如果说建国以来文学叙事在这一认知原则上有所变化的话，那也就是愈益强调革命的动力功能，所采用的革命方式愈益激进而已。在《艳阳天》、《风雷》乃至于“文革”时期的《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中，革命的具体方式已由五十年代叙事作品中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激励或自我反省逐渐发展为实际的阶级斗争的开展。“抓革命，促生产”的社会动员令正是对于这一时代认知原则的简练表达。

然而，革命不是无条件的。如果将革命理解为进步道路上的质变，那么，它必须以量变的积累为基础，更进一步说，它在一切领域中都不能超越量变积累的限度，这一点恰恰又关乎时间，因此，时间不能无条件的被革命所超越。但是，这一点并未得到清醒的认知。《欧阳海之歌》曾经如此描述一个落后分子高翼中在欧阳海超人革命意志感化之下的幡然悔悟：“班长啊，班长！你真是怎么说就怎么做啊。在你身上，我真正懂得了：人的毅力，可以超越某些‘生理限度’，去完成正常情况下完不成的任务。人民需要我们怎么工作，我们就能够怎么去完成任务——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毅力限度。我过去老是为自己的怕苦怕累，寻找什么‘科学根据’……”（32）

由于中国社会极度强烈的进步渴望，由于暗含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对于自身的革命所具有的超越时间能力的坚定信心，使得社会意识逻辑对于革命的执著被推至极端。即便科学在革命之前也必须退让，革命无可阻挡，它可以在一切条件下超越客观时间对于进步的限制，它可以使一个有着伟大文化传统和光辉天朝记忆的民族迅速赶超列强，从而摆脱一百年来的屈辱历史，总而言之，在革命之上，寄寓了民族全部的梦想。

线性时间激发了进步渴望，并将之强化为对于时间的极端焦虑，这种渴望和焦虑进一步鼓励了以革命手段超越时间的冲动。可以看到，“十七年”文学的这一意识逻辑，既依托于同时期的社会现代话语，同时又是对于这一话语的提纯与强化，并因此深刻参与了单向度革命社会的建构过程。

在西方思想界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于现代性的多向度批判之中，发端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运动构成了这一批判的美学之维，其历史意义得到了理论上的充分肯定，“用韦伯的术语来说，审美在现代社会提供了某种世俗的‘救赎’”（33），由此，它对于社会的现代进程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补救与纠偏”（34）作用，从而有助于建立个体精神和社会整体运作的平衡。

以此眼光返观“十七年”文学，可以看到，文学话语与社会话语的高度同质性，使得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实践缺乏来自于内部的张力，由此，文学之于个体、社会以及文学自身的意义都无法达到应有的程度。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宏观的文化意义上判断“十七年”文学，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于当代沉溺于消费狂欢的写作者也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