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通俗小说有哪些

① 近现代小说里通俗小说有哪些，

鸳鸯蝴蝶派的算吧，张恨水的京华烟云，啼笑姻缘，金粉世家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 孙犁的白洋淀记事孽海花茅盾的蚀三部曲柔石的二月

② 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有哪些不同

古代:鸦片战争以前
近代: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现代:新中国成立前
当代:新中国成立以后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结束,是中国历史上的近代.近代社会是古代的终结和现代的前夜.而近代文学不仅标志着古代文学的终结,还下启现代文学的新生,因而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现代文学都是从五四新文学说起的,但实际上在此之前的晚清的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以及晚清的谴责小说都是与五四新文学一脉相承的,但由于人们一般的认识都把二者隔开来,使得现代文学不关注他,古代文学更不关注它.
另外,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界限也是按照政治上的分期进行的,但实际上革命文学和解放前的左翼文学也是一脉相承的,这样就不好进行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有一个问题越来越醒目,即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笔者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时,曾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几乎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观点.在中国的通常语境里,1840年以来的历史被划分成三大阶段.1840-1919年是“近代”,1919-1949年是“现代”,1949年迄今是“当代”.以此为参照,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基本上对应着中国现代史的文学.目前学术界大多采用1917年到1949年的教学/研究框架.通常简称为“现代文学三十年”.但是,这样使用“ 现代文学”概念越来越多地遇到各种复杂的问题.在国外的非汉语学术界,很难从语义上区别“近代”、“现代”和“当代”.比如日本就把“现代化”称为“近代化”.在国内,一般情况下,“现代”和“当代”是同义词,只有专门学习过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的人才能区别这两个概念.所以对现代文学的范畴问题发生越来越多的质疑.特别是21世纪的到来,使这个问题更加凸显.当我们说“现代”的时候,不是指包括说话时的“现在”,而是指半个世纪以前.这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不便.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个范畴加以清理.
可是,当我们试图清理“现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时候,就会发现问题的复杂性.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现代”这一概念具有多义性.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价值概念.比如现在同是2004年,我们却可以说欧洲比非洲“现代”,还可以说某件东西很“现代”.因此,对现代文学的理解不仅仅是时段上的差异,而且包括空间上的差异.
让我们分别列举并进行简评.
从时间上说,首先存在一个“现代文学”的上限与下限的问题.
关于“现代文学”的上限,有很多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1919年,划分点是“五四”运动.理由是文学与政治应该一致,“五四”运动使整个中国文化得到更新,中国文学的性质当然也发生了质变.这种观点目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很少,但是学者以外的很多人都这样认为,特别是中学语文课本就是这样教的.笔者给一年级大学生上现代文学课时,第一天问他们现代文学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全部说是1919年.这个观点思路明确,缺点是过于简单,因为实际上还是要去追溯1917年的文学革命和1915年的《新青年》.
第二种是1917年,划分点是文学革命,理由是文学的独立性,强调从文学自身的发展线索来判定时段.目前大学教学体制基本采用这个上限.但是这样就等于说现代文学只是新文学,它忽略了通俗文学的发展脉络.
第三种是1911年或1912年,划分点是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建立.理由是现代文学应该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文学,推翻了皇帝,才真正有个人的精神空间.这也是把文学与政治相联系.从通俗文学的发展来看,这个上限倒是一个分界点.但是从文学运动来看,这个年份的意义不是特别突出.
第四种是1898年,划分点是戊戌变法,理由是思想变革是文学变革的内在动因.北京大学一些学者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实际上就是以1898年为起点.谢冕先生主持的“百年文学总系”,挑选十几个年份进行分写作,第一本书就是1898年,谢冕先生亲自写的.1898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从现代教育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开端.
第五种是1840年,划分点是鸦片战争.理由是在古代与现代之间不存在独立意义的“近代”.这实际是把近代文学合并到现代文学.近代文学是历来教学的薄弱环节,也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第六种是周作人等人的意见,认为现代文学是从明朝开始的,理由是个性解放、人的觉醒.这一观点无法在教学上实现,只能当作一种学术参考意见.
关于“现代文学”的下限,分歧倒不是很多.
第一种观点是1949年.这既是正统的,也是大多数人的观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但近年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理由是从文学自身来看,1949年没有什么重大事件.
第二种观点是1976年“文革”结束,从新时期以来是“当代文学”.这种观点认为50-70年代的文学基本是解放区文学的延续,应该属于“现代文学”,文革以后才进入了所谓“翻天覆地”的历史新阶段.
第三种观点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此前的文学是以五四精神为主导的,此后进入了以共产党思想为核心的当代文学.
最后一种就是主张不分现代与当代,打破下限,笼统称之为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主张影响很大,实际上许多学者都进行了跨越“现代”和“当代”的研究.但是这个主张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认为它忽略了许多应该得到重视的差别.20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的阶段性还是不能回避的.
从空间上讲,“现代文学”的所指经历了范围上的多次变化.从50年代王瑶先生等开创这门学科始,“现代文学”长期指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团结其他阶级参加的新文学.所以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革命文学占的比重最大,其他文学处于边缘,或者是同路人,或者是受批判的对象.
新时期以后,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边缘和中心开始对换.经过20年的演变,革命文学已经占比重很小,所谓“人性论”的和“具有永恒艺术价值”的文学得到重视.但基本框架还是新文学的框架,而且产生不少新的问题.比如忽略了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思想斗争,忽略了当年大众的阅读选择,变成一种个别专家趣味等等.
关于现代文学应该不应该包括通俗文学,很早就有过不同意见.严家炎先生与唐弢先生就曾经争论过.严家炎先生认为应该包括旧文学,包括旧体诗词.唐弢先生则强调“现代”的价值意义,反对包括旧文学.但随着学术界对“现代”这一概念理解的拓展,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该包括通俗文学.也就是说,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学都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它们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简单的先进战胜落后的关系.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了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本书在每个10年都专门设立了通俗文学一章.这表明了一个极大的变化.旷新年先生批评这个框架有不妥之处,但这已经是一个趋势.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新版现代文学史,也专章讲授了通俗文学.
所以,目前关于“现代文学”这个概念,出现了许多课题.一是在中国20世纪产生了各种文学,如何对待.以某一种价值观念进行取舍后,对不符合自己的标准的文学干脆不讲,恐怕是不妥的.比如有的当代文学教师不讲文革文学,有的连十七年也不讲.“空白处理”恐怕不是历史研究的最佳方式.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不同文学的价值区分.张恨水与鲁迅就是不好随便比较的.要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我们就要回到文学史中去,仔细考察当时的文学生产、流通和接受的状况,包括考察出版、报刊、文学教育和各种亚文学的状况.这样我们或许会尽快找到妥善处理“现代文学”这个概念的方法.

③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现代化的标志是什么

《海上花列传》是中国文学古今转型的一个鲜明的标志。从题材选择、人物设置、语言运用、艺术技巧乃至发行渠道，都显示了它的原创性才能，也说明了中国文学即使没有外国文学思潮的助力，也会走上现代化之路，我们民族文学自身就有这种内在的动力。《海上花列传》作为通俗小说的优秀代表作比精英文学早四分之一世纪就悄悄地为中国文学开拓着现代新垦地。《海上花列传》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说是光芒四射的。至少有四位大师级的文学家——鲁迅、胡适、张爱玲以及刘半农，他们都给予它高度的评价，是公推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开山之作。不过要说言情长篇小说中的开山之作，还是张资平的那部《冲积期化石》。这两部一个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开山之作，一个是中国言情小说的开山之作。

④ 有谁可以告诉我中国近现代知名小说有哪些吗外国名著也可以啦。。权当是休闲了。。谢谢啦~~

近代作品水平普遍不高，只要部分性阅读“四大谴责小说”（即《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和知道它们的思想倾向，另外稍知《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等小说的存在，外加知道有个作家叫苏曼殊，有个文学理论家叫王国维，他写了本《人间词话》，有个文学团体叫“湘乡派”，有本好书叫《曾国藩家书》，这就差不多了。

中国现代的《骆驼祥子》、《日出》、《呼兰河传》、《生死场》、《小二黑结婚》、《四世同堂》、《红旗谱》、《家 春 秋》、《啼笑姻缘》、《边城》、《湘西》.....
外国的《名利场》《死魂灵》《海燕》《母亲》《我的大学》《复活》 莎士比亚的作品 《悭吝人》《伪君子》 《羊脂球》《茶花女》《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俊友》《傲慢与偏见》《简爱》《呼啸山庄》《红字》.......

⑤ 现代通俗文学兴起于1892至19o2年间，标志性文学现象主要有哪些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历史发展三段论：第一阶段：开拓启蒙（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五四”前）。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开拓时期是以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为代表，进而到“四大谴责小说”、清末至“五四”前两个影响很大的杂志《小说月报》和《小说时报》、外国侦探小说的译述等几个方面出现当时通俗文学的启蒙意识。

⑥ 通俗文学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郭沫若的这个看法一个核心的意思在于，通俗文学的确是在和“市场”的相互关系中逐渐找到自己的历史位置的。没有这个文学的、文化的市场在“现代都市”的兴起，没有以“市民”阶层为主的读者群的出现，那近现代的“通俗”的文学也就无从谈起。很显然，如果从这个概念出发，那赵树理当然就不该进入我们对“通俗文学”的考察范围——因为他的小说和“市民”和“现代都市”都没有任何关系啊。
文化阐述
       正如对赵树理作品的评价在历史上众说纷纭一样，对“通俗文学”这一概念的厘定现在看来也是充满了内在的矛盾。因为首先，如果说“通俗文学”和市场——如果大家同意，可以包括经济的市场和观念的市场——是有巨大关系的，那么，我们在谈论市场的时候，必须注意到市场的多样性，在现代都市的市民阶层之中存在市场，那么在中国更广袤的农村社会难道不存在市场吗？我想当然是有的，赵树理的存在本身就已经很有力的印证了这个农村文化市场的存在。其次，如果说“通俗文学”是接续了某种中国传统的，或者承继了某种传统的文化趣味的，那么我想，和程小青等人相比，赵树理反而是更传统，更乡土，更有中国趣味的——他本来就是在毛泽东“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理论指导下写作的嘛。因此，我理解范先生何以在上述引文中使用“通俗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还冠以“市民”二字。在“通俗文学”和“市民文学”的概念之间容忍某种混淆，把“市民文学”的趣味和标准潜在的化入对“通俗文学”的考察和描述，是我们今天更加难以进入历史语境了解通俗作品和时代之间关系的一种障碍。相比而言，“市民文学”或者“市民的文学”是更清晰的表明了文学和特定时代特定社会阶层的联系的。
发展规律
       然而，就是从这样的矛盾的概念出发，中国的“通俗文学”在今天是获得了巨大的合法性和确定性。上接唐传奇、宋话本、明清的章回小说，中承晚清之谴责与黑幕，到张恨水、程小青、李寿民等等，再到是金庸、古龙和琼瑶，如果算到如今这个“网络时代”，可能就有安妮宝贝之类的作者吧。“通俗文学”成了一个一脉相传的伟大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形成了自己的古典，自己的过渡和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当中，赵树理，包括后来的山药蛋派，包括后来的黄子平意义上的“革命历史小说”，我想还应该包括今天像张平这样的很大众化的作家，当然就是些异类，更不要说文革时候的东西。对于“八大样板戏”，范伯群先生的看法是：“总算是用行政手段推行而达到了极致，可以说达到了全民‘大普及’，但这些作品的创作既不符合创作的内在规律，也无法进入民众的心灵”。

⑦ 现代通俗文学兴起于1892年到1902年间，标志性的文学现象主要有什么等

重小说– 今社会– 寓教育– 办刊物

⑧ 有关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的论文

论张恨水对现代通俗小说艺术理论的贡献
【内容提要】
张恨水的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大体上是属于实践型也即经验型的，即在通俗小说创作的基础上，以经验的总结、提升而形成某些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又能进一步深化他的小说创作。他对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的贡献主要是：在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思中，建立现代通俗小说的文体观；在创作实践的演进中，建立现代通俗小说的艺术观；在追求时代精神中，发展现代通俗小说的功能观。他在“趣味性”与“时代性”的双重变奏中，实现了理论的发展和创作的突进，完成了由俗入雅地向新文学主流意识形态的靠近及转向。
作为现代通俗小说艺术大师的张恨水，不仅为中国文坛留下了120多部中长篇小说，而且还留下了相当数量的小说理论着述。人们评价张恨水，大都关注他的文学创作，而对他的文学思想尤其是小说理论则很少涉足。其实，张恨水不仅是现代通俗小说家，而且还是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家。张恨水说他曾打算写一部《中国小说史大纲》，后来欲改为《中国小说新考》，这部系统的小说理论着作虽未面世，但在他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写作生涯回忆》、《谈长篇小说》、《长篇与短篇》、《短篇之起法》、《我的小说过程》、《我写小说的道路》以及《总答谢》等理论文章中，已能够显示其通俗小说理论的系统性、深入性。他的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大体上是属于实践型也即经验型的，即在通俗小说创作的基础上，以经验的总结、提升而形成某些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又能进一步深化他的小说创作，这就形成了张恨水小说创作与理论的互动共振关系，这种“关系”既发展了张恨水又影响了一代通俗小说理论及其创作。本文拟从通俗小说的文体观、艺术观、功能观三个方面，探讨张恨水对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的贡献。
一
张恨水走通俗小说创作道路，大都采用章回体，他对章回体小说情有独钟，因而在理论上对章回体的性质以及如何改造旧章回体，作了较深入探讨。联系现代文学发展史可以看到，张恨水是在反思“五四”新文学，雅俗、新旧对峙冲撞中坚持章回体小说创作，建立通俗小说文体观的。当“五四”新文学运动掀起巨大浪潮，以“反传统”面目冲击着旧文学时，张恨水却在旧文学圈子里打转转，固守传统的章回体，发表小说《真假宝玉》、《小说迷魂游地府记》，这便引起人们的不满，如他自己所说：“在‘五四’的时候，几个知己的朋友，曾以我写章回小说感到不快，劝我改写新体”①。但张恨水并没有“改写新体”，这就使他成了“异类”。因为“五四”文学革命明确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文学革命倡导者和新文学作家仅从1919-1921年间就发动过二次对旧派文学的批判，那时批判旧文学是为确立新文学的独尊地位。但在“反对旧文学”的“反对”、“批判”中，却形成了人们一种新旧对立的二元思维定式，非新即旧，一切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创作、理念均是“新”的，革命的，而与之不同调的，靠近“传统”的，即都是“旧”的，作为旧形式的章回体，当然应该排除。其实，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旧瓶也能装新酒，旧形式加以改造完全可以为新时代所利用。张恨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是肯定、赞同的，但是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反传统”，尤其对旧文学批判批过了头，连章回体都加以扫荡，他是不满的。张恨水坚持用章回体写小说，而且在《春明外史》问世后，“略引起新兴文艺家的注意。《啼笑因缘》出，简直认为是个奇迹。大家有这样一个感想，丢进了茅厕的章回小说，还有这样问世的可能吗?这时，有些前辈，颇认为我对文化运动起反动作用。而前进的青年，简直要扫除这棵花圃中的臭草，但是，我依然未加深辩”②。30年代，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已达到了艺术的高峰，而新文学家们仍然坚持以“新”“旧”、“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认定张恨水的小说创作是“旧派小说”，是文学花圃中的“臭草”，从而对他进行“围剿”，张恨水自己对于这一点也有清醒的认识，“除了‘礼拜六派’的遗留，文坛对我是围剿的”③。尽管张恨水遭到新文学派的“围剿”，但他并没有在自己坚守的通俗小说阵地上退役，他采取“未加深辩”的策略，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继续创作章回体通俗小说。同时，他还在理论上强调了章回体的艺术价值，在《总答谢》中，他说：“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可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着呢?自然，章回小说，有其缺点存在，但这个缺点，不是无可挽救的（挽救的当然不是我）；而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明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班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他看到了章回小说的优长，同时也看到了新小说取法西洋而带来的“欧化”毛病，这种“欧化”倾向使得
一般的普通民众无法接受，所以他要缩短新文学与普通民众间的距离，愿为普通民众服务。这是他的通俗小说观所强调的“服务对象”问题。如何为普通民众服务，张恨水认为必须要改造章回体，而他的创作实践已经作了一系列的改造章回体的工作。他说：“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的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有两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他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觅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我非大言不惭，能负这个责任……而旧章回小说，可以改良的办法，也不妨试一试。”这里就提出了用现代意识去改造旧章回体，要为他的服务对象提供“现代事物”，从而在“新派小说”和“旧章回小说”之间踏出一条改良的新路。如何改良旧章回小说，张恨水提出要采取渐进之法，“所有章回小说的老套，我是一向取逐渐淘汰手法”。在具体的改良手法上，他是“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者多。那是由于故事的构造，和文字组织便利的缘故”。这有其“恋旧”的一面。但他又认为：“关于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一部分风景的描写与心理的描写。有时，也特地写些小动作。实不相瞒，这是得自西洋小说”④。这“求新”的一面，正是他“改良”之所在。这些都在《啼笑因缘》等作品中运用过了。
张恨水不仅从为“匹夫匹妇”服务的受众对象上肯定了章回小说的艺术价值，而且还从为“匹夫匹妇”服务的受众对象上去认识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的价值的。从他的《我写小说的道路》一文中可以看出，他是由武侠到言情发展到社会加言情再发展到历史与抗战小说，顺着这样一个发展的路子，我们首先探讨张恨水对武侠小说理论的认识。张恨水说他十三四岁时，就喜欢看武侠小说《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还编了一段武侠故事，讲给他的弟妹们听，并拿出自己仿照《七侠五义》的套子绘成的“侠客图”给他们观赏，引起他们“哈哈大笑”⑤。由对武侠小说的偏爱作为深深的文化积淀，使他在创作章回小说时，总会在言情中加一点“武侠”的影像，或在社会加言情中渗进一些“武侠”的因子。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他深深地认识到在中国下层社会，最感兴趣的“第一是武侠小说”。因此，他在40年代还写了一篇《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的论文，形成了他的武侠小说理论与创作连带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了武侠小说的利弊和下层社会之所以对其感兴趣的原因，并提出了改造武侠小说的问题。张恨水认为：中国下层社会人物都有着崇尚“英雄主义”的色彩，“那完全是武侠故事所教训”的结果，武侠小说教会读者“反抗暴力，反抗贪污，并且告诉被压迫者联合一致，牺牲小我”，但是，它们教训有极大的缺憾：一是“封建思想太浓，往往让英雄变成奴才式的”，像黄天霸、白玉堂之流，“就变成了一条驯服的走狗”；二是“完全幻想，不切实际”；三是斗争方法也“有许多错误”。下层阶级喜爱武侠小说，是因为他们社会地位低下，受苦太深，“无冤可伸，无愤可平”，故将自己心中的愤懑，“托诸这幻想的武侠小说，来解除脑中的苦闷”⑥。张恨水这一理论的认识与他的小说创作是契合的。他在创作中，就是从适应市民社会需要的除恶惩暴的理想出发，去塑造充满“侠气”的人物形象的。他小说中的“侠”，多是贫民出身，多与邪恶势力对立，没有一个变成官府的“驯服的走狗”的。在他创作的武侠小说如《剑胆琴心》、《中原豪侠传》中，人物的武功，大都是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能够起到教育民众的作用。从张恨水塑造的“侠义”人物形象身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他受“传统”影响而又突破“传统”的特点。
其次，我们考察张恨水言情小说的理论观。张恨水创作的言情小说较多，他在理论上同样提出了改造言情小说的问题。在《〈美人恩〉自序》中，他认为历来的言情小说内容不外乎三角与多角恋爱，而结局“非结婚，即生离死别而已”。但是要言情，并要完全摆脱三角与多角恋爱而又不脱离现代社会，这就比较难作了。小说的结构必须有一交错点，“言情而非多角”，又到哪里去找“交错点”呢。所以他思考、探索的结果，还是不能完全摆脱以往的“公例”，只有“于此公例中，于可闪避处力闪避之，或稍稍一新阅者耳目”⑦。这样才使《美人恩》中言情，“初不写情敌角斗之事，而其结局，一方似结婚而非结婚，一方亦似离别而非离别”。与传统的言情小说结局“非结婚，即生离死别”则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创作与理论的结合
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改造言情小说，是在内容上将言情加武侠（如《啼笑因缘》），或言情与“社会”结合（如《春明外史》、《斯人记》等）。而在叙事形态上多是“一男数女”或“一女数男”的多角恋情，而且爱情的结局大都是悲情。仅以一篇《〈啼笑因缘〉自序》即可看出他写悲情，在悲剧艺术及悲剧的结局方面，既继承了传统又突破传统。传统文学写男女恋情，多以大团圆结局。“五四”新文学打破了“大团圆”的模式，以“不团圆”形态出现，使悲剧艺术得到长足发展。但时日一长，逐渐形成了“不团圆主义”，这对悲剧发展又造成了不利。张恨水既认识到“大团圆”的通病，又不满于“五四”以后的“不团圆主义”的盛行。因此，他在反思传统与观照现实的双项思维活动中，去建构自己的悲剧艺术世界。张恨水说：“长篇小说之团圆结局，此为中国人通病。红楼梦一出打破此例，弥觉隽永，于是近来作长篇者，又多趋于不团圆主义，其实团圆如不落窠臼，又耐人寻味，则团圆固亦无碍也。”⑧《啼笑因缘》既不是“团圆主义”，也不是“不团圆主义”，以留有“余想”的方式，显现出“一新阅者耳目”的特点。

⑨ 通俗小说有哪些类型

【通俗小说】是小说的一大题材类型，它是满足社会上最广泛的读者群需要，适应大众的兴趣爱好、阅读能力和接受心理而创作的一类小说。通俗小说以娱乐价值和消遣性为创作目的，重视情节编排的曲折离奇和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的传奇性和超凡脱俗，而较少着力于深层社会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的挖掘。如，美国小说家米切尔的《飘》就最为典型。
主要分为言情、武侠和历史通俗小说

⑩ 通俗小说的现代派别

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的海派、津派和港派
20世纪引领中国都市文化潮流并具有特色的地区主要有：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它们被称为“海派文化”；津京地区，它们被称为“津京文化”；香港及其周边的广东地区，它们被称为“港派文化”。在这三种文化的孕育下，中国20世纪通俗小说此起彼伏地形成了三大波段，形成了海派、津派和港派小说。这三派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各有自己的特色。文章认为尽管这三派小说的特色是多方面的，其总体特色应该是：海派小说完成了通俗小说的市场转型；津派小说构筑了通俗小说的地域特色；港派小说有着更多的现代国际视野。在这三派通俗小说的共同打造下，中国通俗小说进行了现代性的改造，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型的通俗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