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三十年小说

Ⅰ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哪三十年

①开拓期(1917—1927).所谓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 ②丰收期(1927—1937).所谓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 ③转折期(1937—1949).所谓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

Ⅱ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97年和1998年的有什么区别

1997年的应该是1996年的版本重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三十年》1987年出版了第一版，在1991和1996年分别对其封面进行修改，内容无变化。所以你说的1997年版应该是1996年那个版本。1998年对其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修订，成为修订本。修订内容如下：
一 “本章年表”中的瑕疵及补订

（一）前后表述不一致

1．“第四章通俗小说（一）”正文中说：“1912年同年出现的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还有李定夷的《霣玉怨》，三人被称为‘三鼎足’。”（第71页）该章所附“本章年表”1914年条下写道：“7月李定夷《霣玉冤》由国华书局出版”（第100页）。

补订：李定夷所写的是《霣玉怨》，而非《霣玉冤》。

2.“第十章 茅盾”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条下说“2月《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第184页）；“第十四章 小说（二）”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条下又说“1月茅盾小说《子夜》（长篇）由开明书局出版”（第257页）。

补订：经朱金顺先生考证，开明书店共出版两种《子夜》初版本，一种是1933年1月出版的平装本，一种是1933年4月出版的精装本。[3]

“本章年表”先是说《子夜》初版于1933年2月，后又说初版于1月。有两个“证据”似可证明前一说法。一是茅盾本人在回忆录中说：“《子夜》初版印出的时间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初，我从开明书店拿到了几本样书后,就在二月四日和德沚一起，拿上《子夜》，还带了儿子，到北四川路底公寓去拜访鲁迅。”他还在引用瞿秋白《读子夜》时加注说：“瞿秋白此评写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这是实际出版的时间,开明版《子夜》的版权页上印的初版时间是三三年四月。”[4]二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现藏一本“民国廿二年二月”开明书店版《子夜》。然而，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为再版本，并非初版；据朱金顺先生说，他收藏的《子夜》三版本版权页上，标明“民国廿二年一月初版发行”。此外，1933年2月3日《鲁迅日记》载“茅盾及其夫人携孩子来，并见赠《子夜》一本”。倘若如茅盾所言“《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那么，以当时印刷周期，这年2月3日茅盾怎能赠送《子夜》一书给鲁迅？因此，该书初版于1933年1月。不过，1月出版的，只是《子夜》平装本，因为，茅盾回忆说，他赠送鲁迅的是平装本，“精装本尚未印出”。那么，精装本初版于何时？1933年6月19日《鲁迅日记》有“午后保宗来，并见赠精装本《子夜》一本”。5说明，此时《子夜》精装本已出。目前，精装初版本较罕见，陈子善先生说，他曾在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的“增田涉文库”见过1936年茅盾赠送增田涉的精装初版本，此外，上海图书馆收藏有一本，其出版时间均为1933年4月。

3．“第十三章 沈从文”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条下有“10月《边城》（中篇小说）由生活书店出版”。（第292页）

“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条下却写道：“同月沈从文《边城》在《国闻周报》第11卷第11期连载，至第16期止，单行本本年9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第219页）

补订：沈从文的《边城》由上海生活书店于1934年10月出版。

4．“第十二章 巴金”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条下有“夏 作《雾》。连载于《东方杂志》第28卷第20至23号”。（第272页）

而“第十四章 小说（二）”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条下却写道：“10月始 巴金《雾》（中篇）连载于《东方杂志》第28卷第19至第23号。”（第333页）

补订：巴金的《雾》在《东方杂志》的连载开始于第28卷第20号，页码为第89—102页。

（二）表述与史实不符

5．“第六章 新诗（一）”所附“本章年表”1926年条下说：“5月 闻一多的《诗的格律》发表于15日《晨报副镌·诗刊》。”（第144页）

补订：（1）经查《晨报副刊》，闻一多的《诗的格律》发表于《诗镌》第7号（1926年5月13日出版）。（2）把徐志摩、闻一多等在《晨报副刊》编办的诗歌周刊称为“《晨报副镌·诗刊》”，不妥。尽管徐志摩等当事人以“诗刊”称之，如《诗刊弁言》（发刊词）、《诗刊放假》（终刊词），但考虑到①闻一多曾亲自为这个诗歌专刊画了刊头画，画中写着“诗镌”二字（无“诗刊”），②“《晨报副镌·诗刊》”的简称“诗刊”容易与1931年徐志摩等创办的《诗刊》相混淆。故，建议以《诗镌》或《晨报副刊·诗镌》称之。

6．“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条下写道：“同月沈从文《边城》在《国闻周报》第11卷第11期连载，至第16期止。”（第169页）

补订：经查《国闻周报》，《边城》全文分11次分别发表于1934年1月1日—21日、3月12日—4月23日《国闻周报》第11卷第1—4期、第10—16期。

7．“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条下写道：“12月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第219页）

补订：《大公报·文艺副刊》于1933年9月23日创刊。创刊前一日，《大公报》曾刊登《本报增刊“文艺副刊”启事》：“本报现约定郑振铎，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梁思成，金岳霖，余上沅，杨金甫，沈从文诸先生及林徽音女士，编辑《文艺副刊》。”[6]可见，当初《大公报》社约定的《文艺副刊》编辑有10人之多，而沈从文只是其中之一，且排名倒数第二位。当然，这并不能推翻一些研究者认为此时由杨振声和沈从文共同负责编辑《文艺副刊》的说法[7]，因为，把郑振铎、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等“前辈”列入编辑名单，有可能：一是为了借助其名声，二是他们参与编辑但不负主要责任，实际上的主编只是杨、沈二人。那么，有没有可能“12月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从现存资料看不出这点。周作人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要撰稿人。查《周作人日记》，1933年9月10日记载：“（下午）四时往达子营三九（号），应沈（从文）君茶话之约，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作文事。”从同年10月开始，周作人的日记中，几乎每月都有出席《大公报·文艺副刊》聚会的记录。如10月22日，“午（和俞平伯）同往北海漪澜堂‘文副’之会，来者今甫、从文、废名、余上沅、朱孟实、振铎等共八人”；11月26日，“午往丰泽园应《大公（报）》‘文副’招，来者金甫、从文、平伯、佩弦、西谛、健吾、巴金、梁思成君夫妇等”。[8]在《周作人日记》中，每次都先述“今甫、从文”之名，显见杨振声、沈从文是聚会的主要人物。而与会之人，都是当初《大公报》约定的《文艺副刊》编辑，由此更可见，也许沈从文所做具体编辑事务较多，但这并不能说明就他一人是主编，事实是杨振声、沈从文两人负责主编。这是我们在介绍《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时，应该予以说明的。（至于1933年12月之后是否由沈一人主编，已不在本文讨论之内）

8．“第十六章新诗（二）”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条目载：“1月徐志摩主编《诗刊》创刊（本年9月移交陈梦家主编），创刊号发表梁实秋的《新诗的格调及其它》。”（第287页）

补订：（1）徐志摩并未在“本年9月移交陈梦家主编”《诗刊》。理由如下：

第一，第三期《诗刊》版权页标明“二十年十月五日出版”，也就是说，第三期直到1931年10月5日才出版；而刊登在这期的《叙言》是徐志摩撰写的，从其内容也可知，这期由他主编。因此，直到1931年10月5日第三期出版，徐志摩并没有把主编移交其他人。

第二，1931年下半年，由于任教于北京大学等高校，徐志摩多数时间住在北平，虽然数次回上海探亲，但他毕竟对于编辑部设在上海的《诗刊》编务已多有不便。正是考虑到这点，徐在第三期《诗刊》“叙言”中公布了两个收稿人和通讯地址，第一个是“邵洵美上海二马路中央大厦一九号”，第二个是“徐志摩北平米粮库四号”。这说明：直到第三期出版之后，徐志摩仍然没有把《诗刊》移交陈梦家主编，否则，他为何不公布陈梦家的通讯地址？

第三，1931年12月，陈梦家在为《诗刊》第四期撰写的《叙语》中说：“三期的《诗刊》刚露出一点嫩芽，对花园起始照管的人听了上帝的吩咐飞上天去，他在那里？”所谓“对花园起始照管的人”，就是徐志摩。也就是说，按照陈梦家的说法，“三期的《诗刊》刚露出一点嫩芽”，徐志摩就死了（“听了上帝的吩咐飞上天去”）。此说颇可疑。倘若陈梦家所说无误，则直到徐志摩遇难的1931年11月19日，《诗刊》第三期尚未编辑就绪（“刚露出一点嫩芽”）。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第三期已于徐志摩遇难前一月出版。由此也可推断，陈梦家话中的“三期的《诗刊》”有误，应为“四期的《诗刊》”。也就是说，陈梦家那句话，不能证明他担负了第三期的主编。

第四，陈梦家主编的是《诗刊》第四期。关于这点，陈梦家在刊登于第四期卷首的《叙语》中有清楚的交代。此外，从1931年12月他写信让胡适把徐志摩遗留在北平的《诗刊》稿件寄给自己[9]，也可见第四期由他主编。

（2）经查《诗刊》创刊号，梁实秋发表在该期的文章标题为《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而非《新诗的格调及其它》。

二 正文中的瑕疵及补订

9．修订本仍以初版本中王瑶先生1985年所写的《序》作为序言。王瑶先生在《序》中谈及“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有关现代文学史的著作”时，列举了其中三部“较早的著作”，即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28年）和周作人《中国新文学之源流》（1932年）。

补订：（1）胡适那篇文章的标题，出现了两种写法，一为《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一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该文系胡适应邀为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而作。据《胡适日记》，1922年2月6日：“开始做《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一文。”3月3日：“回家，作文，到十二时，居然把《五十年的中国文学》做完了。”3月7日：“《五十年之中国文学》抄成了，又改作一节。”3月10日：“孑民先生有信，他很赞许我的《五十年的中国文学》。”10可见，在胡适那里，该文多数时候题为《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1923年2月，该文被收入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由申报馆出版，题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4年3月，该文收入“五十年来之世界文学”由申报馆出版单行本。需注意，据1924年3月申报馆印刷发行的单行本，其封面标题为《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而正文中的页眉却写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很可能由于这个缘故，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的阿英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论文集”所列《胡适文存二集》的目录中，写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而“专著”所列目录中却作“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据查，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胡适文存》时，此文标题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后来，此文标题大都写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比如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2003年9月出版的《胡适全集》。

既然如此，《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是几乎通行的写法，王瑶先生并没有像某些读者认为的“写错了胡适那篇文章的标题”。但王瑶先生认为这篇文章发表于1922年，却有误。由前引《胡适日记》可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写于1922年2—3月，初稿写完后，胡适还先后请蔡元培、鲁迅为此文提意见，1922年8月21日鲁迅致信胡适说：“大稿已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11]需要指出，在上海书店1987年3月影印出版的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扉页，有一段上海书店的出版说明，声称该影印本据“1922年2月初版本影印”，这显然有误，应据“1923年2月初版本影印”。

（2）周作人那一部书的题目应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2]。

10．“第六章 新诗（一）”在谈到早期白话诗人时写道：“新青年社中的沈尹默（1883—1971年）和新潮社俞平伯（1900—1990年）、康白情（1896—1958年）、傅斯年（1896—1950年）。”（第95页）。其中，康白情的生卒年有误。

补订：直到20世纪80年代，康白情的生卒年仍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可能由于这个缘故，初版本没有注明其生卒年。进入90年代后，陆续出现了一些考辨康白情生卒年的文章。经管林等考证，康白情生于1896年，卒于1958年[13]。修订本显然采纳了此说。管林是康白情建国后在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时的学生，后长期任教于该系，故其言本应可信。但，2006年12月华南师范大学举办了“康白情新诗创作研讨会”，与会的60多位专家学者中有些是康白情当年在华南师院时的同事、学生，他们对于康白情生于1895年、卒于1959年没有提出异议。[14]

管林根据当年与康白情同事的老教师的回忆，以及康白情生前写的有关材料，认为:“康白情于1896年4月9日（即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诞生于四川省安岳县来风乡井家沟的一个地主兼商业的家庭中。”[15]后来论者都从此说。笔者在华南师范大学查阅的康白情档案，也与管林的这一说法吻合。

但，康白情的卒年应该是1959年而非1958年。据笔者在广东省档案馆和华南师范大学查阅的相关档案，1958年4月8日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将康白情定为“一般右派分子”，同年5月康白情在华南师院办理退职手续后不久回家乡。曾专程前往四川省安岳县采访的范奎山说：“康白情的亲友回忆说,他死在巫山县他当年为军阀当幕僚的朋友家中，病死原因是得了霍乱，时间是1959年。”[16]

11．“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1927年春创办新月书店，由胡适任董事长。”（第156页）

补订：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1927年条下载：“春 与胡适之邵洵美等筹设新月书店于上海。”[17]学界大都从此说，修订本亦不例外。而实际上，新月书店创办于1927年7月1日。有两则史料为证：

① 1927年6月29日、30日和7月1日，《申报》连续三天刊登《新月书店开张启事》，明确说，新月书店“定于七月一号正式开张”；

② 7月2日，即新月书店开张次日，梁实秋主编的《时事新报·青光》刊出署名“严家迈”的《新月书店参观记》，详细报导了刚开张的新月书店情形，文中说：“胡适之、徐志摩等所办之新月书店，本月一日开张。”

12．“第十四章小说（二）”介绍刘呐鸥时，附注其生卒年为“1900—1939”。（第251页）

补订：大陆文学界一般认为刘呐鸥生于1900年，卒于1939年。持这种观点的有邵伯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马良春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谭楚良《中国现代派文学史论》（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陈安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许道明《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而台湾地区学者大都认为他生于1905年、卒于1940年。[18]

首先说生年。姑且不看台湾地区学者判定刘呐鸥生于1905年的理由，《读书》（1998年第10期）发表了彭小妍《刘呐鸥1927年日记──身世、婚姻与学业》。据刘呐鸥1927年日记，他的出生日期是1905年9月22日。这个记载应该不会错；1905年也不可能是1900年的误记。因为，日记中说“1912年7岁入盐水巷公学就读”、“1918年13岁毕业进入台南长老教中学”……刘呐鸥在日记中误记一次是可能的，多次误记就不大可能，更何况刘呐鸥所写的是日记。可见刘呐鸥于1905年9月22日出生。

关于刘呐鸥被枪杀一事，1940年9月4日《申报》刊登了《福州路昨日血案 刘呐鸥被击死》，兹摘录关键的一段话如下：

被击殒命之西装男子，经查悉名刘呐鸥，福建人，年四十一岁，为一新文学家。中日战前，曾任南京中央摄影场编导部主任，旋于去年任日方与亚院文化局所设之中华影业公司总经理。

除死者年龄与刘呐鸥不符之外，姓名和主要事件均相同（刘呐鸥祖籍福建）。

并且，同年9月5日《申报》有一条报道说，“因恐刘呐鸥被杀后，某方团体今日拟施报复暴行”[19]，警务当局采取了戒备。说明，9月4日报道的刘呐鸥被杀事件非虚。

因此，刘呐鸥于1940年9月3日被枪杀于上海为实。

13．“第十六章新诗（二）”中说：“新月派诗人曾试图引入多种西方诗体……转借十四行诗的试验，却产生了一批成果，如孙大雨的《决绝》、饶孟侃的《弃儿》、卞之琳的《一个和尚》、朱湘的《十四行英体》之十二、陈梦家的《太湖之夜》、罗念生的《自然》、李惟建的《祈祷》等。”（第361页）据此，显见著者视罗念生为新月派诗人。

补订：罗念生不是新月派诗人。理由：（1）除朱湘外，罗念生与徐志摩、陈梦家等新月派诗人素无往来；（2）罗念生没有在新月派编办的刊物发表过诗作；（3）1929年罗念生赴美留学，直到1934年才回国，是时新月派已解体。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Ⅲ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三个十年

中国现代文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时期，即三个十年。

1、第一个十年(1917～1927），开拓期，一般习称“五四”时期的文学。

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标志着文学革命运动的正式兴起，随后,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李大钊等人积极呼应文学革命的主张，推进文学革命的发展。

以鲁迅、郭沫若等人为代表所创作的新文学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表明了新文学的实质性进展。

小说方面，有鲁迅划时代的《狂人日记》和后来结集在《呐喊》、《彷徨》中的诸篇小说，还有叶绍钧、汪敬熙、冰心、郁达夫等一大批新文学作家创作了内容和形式全新的小说。

诗歌方面，出现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刘大白等大批白话新诗人，以白话新诗冲破了千百年来旧体格律诗的正宗地位，尤其是郭沫若的《女神》，以其内容和艺术的特有气势开创了自由体白话新诗的一代诗风。

散文方面的成就体现在鲁迅、李大钊等人创作的大量文艺短论(即随感录和杂文）和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许地山等人创作的抒情叙事散文(即“美文”），还有瞿秋白创作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通讯报道，出现了报告文学的最初萌芽。

所有这些创作呈现出开创一代文风的崭新气象,充满了破旧立新的“五四”时代精神。1921年以后，还出现了“问题小说”、“身边小说”、“乡土文学”、“语丝文体”、“象征派”诗歌等丰富多姿的风格流派。这些社团流派的出现，表明了新文学的成熟和壮大。

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局限彻底批判、否定了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始终贯穿体现了个性解放、民主与科学并探索社会解放道路的启蒙思想主题；以农民、平民劳动者、新型知识分子等人物形象代替了旧文学主人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文学观念的重大变化与文学语言、文体形式的革新解放，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审美价值取向和多元并存的接受心理基础。

自觉地借鉴、吸收外国文学及文化的营养，形成了面向世界而又不脱离传统的开放性现代文学。部分新文学倡导者存在偏激情绪，对某些传统事物缺少具体分析，以致简单否定。

2、第二个十年(1927～1937），丰收期，通常也叫“左联”时期的文学。

表明文学创作达到了新的思想深度。

茅盾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子夜》、《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等，还有蒋光赤、洪深、田汉、臧克家、丁玲、张天翼、叶紫、洪灵菲以及“左联”五烈士、东北作家群、中国诗歌会等等作家、群体的创作，都显示了左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的辉煌成就。

3、第三个十年(1937—1949），转折期，包括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

前一阶段是抗战初期的文学。围绕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大量通俗明快、短小精悍的文艺作品,如街头诗、独幕剧等，也出现了一些大型的集体创作。

后一阶段在解放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解决了文艺大众化等一系列“五四”以来重要的文艺理论和实践问题，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阶段。国统区很多作品在艺术风格上也努力向民族形式和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3)现代文学三十年小说扩展阅读

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内容

第一个十年（1917－1927）：民主意识、科学精神、社会主义思想。

第二个十年（1927－1937）：阶级解放意识，左翼革命文学的社会主义意识，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文学意识并存。

第三个十年（1937－1949）：民族解放意识和人民解放意识，多地域、多元化、大众化的文学。

创作方法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为主潮。

代表作家

鲁迅、沈从文、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张爱玲、徐志摩、闻一多、丁玲、赵树理、戴望舒、萧红、艾芜、钱钟书、艾青、路翎、穆旦等。

主要作品

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野草》。

郭沫若的《女神》、《屈原》；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

徐志摩、闻一多的诗歌；沈从文的《边城》、《柏子》；巴金的《家、春、秋》、《寒夜》；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曹禺的《原野》、《雷雨》；赵树理的小说；艾青、穆旦的诗歌；张爱玲的小说等。

参考资料：网络-中国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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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作者：吴福辉

豆瓣评分：8.2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1998-7

页数：667

内容简介：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撰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已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这部近60万字的现代文学史著作，既注意吸收前人关于作家、作品和文体研究的成果，又克服了以往文学史的叙事模式与狭窄格局，拓宽了研究领域，在“文学现代化”这一命题下，形成了学术品味浓厚的独异的特色。

在结构布局上，全书按照1917-1949年的历史分期分为三编，但对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形势只作简约的交代，着重阐释各个阶段重要的文学思潮与文学现象，从文学演进过程与历史联系中去分析文学自身的规律与特点。这本书虽然也按文体分类，却注重突出各种文体的性质、走向以及不同流派的特点，并对某些代表艺术高峰的作家作品作专章论述，每章还附录了年表。

在对重要作家的评论中，力避对作家生平的罗列和对作品情节冗长的复述，而重视作品的艺术成就和美学价值，尤其注意分析作品产生久远影响的原因。如第二章鲁迅（一），在评论鲁迅小说的结构模式与深邃意蕴时，特意标出“说不尽的鲁迅”一节，综合了近年来学界对“阿Q精神”的人类学内涵的探讨。书中还把沈从文列为专章，表示了对这位构筑“湘西世界”，“充当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者角色”的文化人的同情和理解。

这些都是过去文学史著作所没有的或所省略的。

对于文学流派，不只是强调主流文学，而且也能从地域、文化环境的视角，去关照京派、海派、新感觉派、先锋派等趣味各异的文学派别，力求恢复现代文学色彩纷呈、枝叶繁茂的本来面貌。

Ⅳ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一、新诗的诞生——“五四”新诗运动
1、“诗界革命”的演变
梁启超从“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的构想到“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让步；
黄遵宪局限在传统诗歌范围内，其调整与改良止步于对宋诗派的摹仿。
2、胡适对新诗的理论倡导针对梁启超的后退之处。
○1“作诗如作文”
受黄遵宪的启发，比宋诗对唐诗的变革更进一步。
语言形式与思维方式“散文化”：打破诗的格律，以白话写诗。对传统有组织的反叛。
○2“诗的经验主义”
“有我”与“有人”的“言之有物”。
强调主体的性情与见解，与平民的沟通交流。“平民化”启蒙主义在诗歌观念上的反映。
3、“《学衡》派”：反对诗体的解放
“新材料与旧格律”结合的理想。对“诗界革命”的呼应。于早期象征派获得某种回应。
二、“尝试”中的新诗——早期白话诗
1、新诗阵营的发展
①阵地：《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学灯》《觉悟》
②作者：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
③刊物：《诗》月刊第一个新诗刊物，1922“中国新诗社”，叶绍钧、刘延陵、朱。
2、胡适《尝试集》
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逐渐摸索、试验新诗形态的艰难过程。
《一颗星儿》《“威权”》《一颗遭劫的星》具备现汉抒情诗形式法则的雏形。
3、早期白话诗特征
○1作品
沈尹默《三弦》《月夜》
俞平伯《冬夜》旧文学的意象和新思潮的哲理，旧格律的影响与欧化的文法。
周作人《小河》打破旧镣铐的“欧化”诗风。
朱自清《毁灭》追求“平常”的倾向。
○2特征
白描手法和托物寄兴。客观写实和主观意志。散文化和平实风格。
歌谣化努力。1920 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
三、“开一代诗风”的新诗创作
新诗内部的结构性调整。
1、创造社诗人的理论和创作
○1成仿吾《诗的防御战》抨击早期白话诗的理性色彩，强调诗的抒情本质。
○2郭沫若《论诗三札》诗的本质专在抒情，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
○3《女神》对新诗发展的贡献“诗体解放”的极致，“五四”精神的充分体现；诗的抒情本质和个性化的发挥，奇特大胆的想象，重视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
2、湖畔诗人：历史青春期的特色
1922 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湖畔》
1922 汪静之《蕙的风》
1923 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春的歌集》
天真开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时代精神与诗人个性的统一。
应修人《妹妹你是水》、汪静之《伊底眼》
3、小诗体
冰心《繁星》《春水》宗白华《流云小诗》徐玉诺、何植三
即兴式短诗。日本短歌和俳句、泰戈尔《飞鸟集》影响下产生，表现出对诗歌形式的探索和捕捉内心微妙感受的努力。
4、冯至《昨日之歌》
○1艺术的节制
明净的形象。激情外化为客观物象或蕴涵于简单叙述。《蛇》《雨夜》
半格律体。整饬、有节度的美
○2哲理化诗情沉思的调子，幽婉的风格。
○3叙事诗《帏幔》《蚕马》《吹箫人的故事》
四、新诗的“规范化”——前期新月派
1、前期新月派的理论主张
刊物阵地主要诗人
《晨报副刊》“诗镌”闻、徐、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孙大雨、刘梦苇
○1新诗的自觉
“在新诗与旧诗之间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桥梁”提出要写“中国的新诗”；
把创作的重心从“非诗化”转向“诗”自身“使新诗成为诗”。
○2“理智节制情感”
“非个人化”倾向。针对早期新诗中滥用的直书胸臆、极端感伤主义。受巴那斯主义影响，也与传统抒情模式暗合。
主观情愫的客观对象化。闻一多《口供》蕴藉含蓄，鲜明的形象性。
诗歌中叙事成分的加强。叙事诗，戏剧化、小说化，不露声色的客观态度。
○3新诗格律化
和谐、均齐的审美特征。“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区分新旧格律。
2、闻一多
○1思想内涵
新月派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尖锐的东西方文化冲突。
《红烛》《死水》中西文化冲突引起的内心矛盾与痛苦。东方主义文化观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感受复杂地交织。
○2个性风格
矛盾的张力。《春光》自然的和谐与社会的不和谐。《心跳》生活的宁静与心灵的不平静。《你莫怨我》言辞的洒脱与情感的偏执。
沉郁的风格。《发现》郁结已久的火山爆发式的灼人的美。
3、徐志摩
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个性/才华/追求的统一，飞动飘逸的艺术风格。
徐志摩式意象。《雪花的快乐》《黄鹂》《为要寻找一个明星》《落叶小唱》
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统一。《雪花的快乐》
4、朱湘《夏天》《草莽集》《石门集》
具有“东方的静的美丽”的形象，“古典的与奢华的”美的风格。
《采莲曲》《催妆曲》《摇篮歌》对形式美的探索，讲究形式的完整与“文学的典则”。叙事诗创作。《王娇》《猫诰》。
五、“纯诗”与早期象征派诗歌
1、“纯诗”：诗歌观念的变化
从“表达”功能转向“表现”功能。对胡适“作诗如作文”的置疑。康白情、俞平伯。
○1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
要求“诗与散文的纯粹的分界”。诗的领域是“纯粹的表现的世界”；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强调“暗示”与“朦胧”。
○2王独清《再谭诗》突出“感觉”的因素，强调“色”“音”的交错。
○3早期象征派
将“诗的贵族化”发展到极端。东西方诗歌“沟通”理想。其诗歌观念和表现的“内转”是受西方象征派诗人的影响，也是向传统诗词的靠拢。
2、李金发《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
“多远取喻”，善于“发现事物之间的新关系”，感官呈像常用省略法。《弃妇》 联类不穷的自由联想，暗示的力量，选用文言词语的陌生化效果。

Ⅵ 如何评价《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本书

作者：山里人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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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一本书。中文系学生必读。文学爱好者入门书籍之一。
作为对比，谈谈类似的几本文学史。
1、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无论是出版还是后来的修订版，都带有太多毛话语痕迹。”左翼文学“为现代文学主流的说法就跟这本文学史不无干系。实际上，左翼文学并非现代文学的主流。因此就看看出王瑶此本文学史的意识形态色彩了。随后，就导致了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现。不过王瑶此著作算是“新中国”文学史的扛鼎之作，影响甚巨。
2、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可说是王瑶“新文学史稿”的反面。比如在书中，夏志清对大陆推崇的鲁迅就多有贬意，且论述鲁迅的篇幅只有论述张爱玲的一半。甚至还把张爱玲的《金锁记》誉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小说”。而张爱玲在当时的大陆和台湾都是不受欢迎的（其实张爱玲在台湾早期是被禁的）。不过此书对一些重大作家的“发现”有很大价值，比如他肯定了沈从文和钱钟书的文学价值。同时，八十年代之后，此书传入大陆，对大陆的“重写文学史”起到很大作用。甚至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出现。
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重写文学史”运动的结果。它一方面去掉了王瑶式的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同时也去掉了夏志清式的“意气用事”（其实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美国麦卡锡主义的产物，本意是让夏志清写一部关于中国文化的书，为反共做理论支撑。夏志清将其写成了文学史。）这书对现代文学做了一个梳理，使纷繁的现代文学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大家面前。
其实，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之后，各类文学史层出不穷，山东大学的、华东师大的、复旦的，算是比较有代表性。而他们都撼动不了北大的这本《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所以，强力推荐，文学爱好者应该看一看。
以上摘自知乎网，谢谢。

Ⅶ 求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原书的TXT，主要是要第三编的全部内容。

那书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奇葩成果，现在还处于“看与被看”模式中呀~~

Ⅷ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现代文学为什么会发生

这是时代的产物。古代，国家局势动荡，天下不平，从政者改朝换代、老百姓颠沛流离，诗人就是反应当时那个时代现状的陈述者。比如李清照，她身处北宋末，南宋初，她在北宋时期写的词一般都是儿女情长很缠绵的词，因为众所周知，北宋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昌盛的朝代。而南宋，局势则一直动荡不安，李清照她也写下了：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诗句，这也体现了时代对诗人的影响。

而朱自清，徐志摩他们的文章都是属于建国前后的风格及内容。如徐志摩，他的诗大家也知道，多为情诗，他也是那个时代的情圣。虽然很有文学参考价值，但如果放在现在，谁又会想去看一个文绉绉的诗人他自己繁冗的爱情呢？

而郭，韩，安妮的文章一方面是因为80.90后的出现动摇了原本传统文学的欣赏观念，但在保留一定的基础上也加入了新世纪，新时代，新事物，新社会的元素。有人觉得，韩寒有“小鲁迅”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针砭时弊，针对很多社会问题提出疑问甚至是质问。而安妮，她的文字就是另外的风格，以意识内心感受的描述见长，独特的风格令其声名大振。
虽然70~80甚至是90的作家的文章仍有青涩或不足甚至不被认可的地方，但事物总是在发展，时代会将一切磨合。

Ⅸ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本书的文协在哪一页

摘要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本书的文协第32页，你去看看对不对，

Ⅹ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学习指导txt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复习资料.doc 文件大小:53.5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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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_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pdf 文件大小:28.9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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