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两种叙事模式
A. 1.+简答题+请论述鲁迅小说怎样实现了中国小说在叙事模式上的现代转向。
摘要 叙事时间和叙事视角转变
B. 小说叙述方式
1、小说的叙述方式很灵活，有正叙，倒叙，穿插，意识流等。
2、叙述的角度常用的有以下三种：
（1）即以第一人称方式记叙，有身临其境之感，令人感到亲切，感情真挚。
（2）他叙方式。即以第三人称方式记叙，令人感觉客观，夹叙夹议体裁不受拘束。特别是穿插历史过往的故事。
（3）交互方式。即客观叙述为主，其间某一段故事以第一人称方式叙述，整体运用更灵活。
小说叙述视角浅探
讲到视角我们会想到热拉尔·热奈特的说法：“叙事投影（即视角）在所有关系到叙事技巧的问题中，是十九世纪以来人们经常研究的问题。”也会想起雷班的说法：“我认为，在整个复杂的小说写作技巧中，视角起着决定作用———所谓视角即叙述者与他讲的故事间的关系。”
“视角”原出于绘画透视学中一术语。画家写生要善于选择“最佳视角”。所谓“最佳视角”就是指画家观察生活、描写人物、揭示人物的精神特征，掌握人物与景物的准确对比度和调整光线明暗关系的一个最恰当的角度。
视角选择不当，便会影响画稿的艺术质量。作家创作小说一样要选择最佳叙述视角，否则也会影响小说的创作质量。小说的叙述视角与人称有密切关系，本文试从这个问题入手，对小说的叙述视角作简略的探讨。
C. 小说叙事模式是啥
叙事模式是指在叙事作品中用于创造出一个故事传达者（即叙述者）形象的一套技巧和文字手段。
六种叙事模式：第三人称客观叙事模式，第三人称评述叙事模式，第三人称主观叙事模式，第一人称客观叙事模式，第一人称评述叙事模式，第一人称主观叙事模式。
D. 论述革命通俗文学的叙事方式
在上世纪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中，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一起被视为创作数量最多、并且“达到的艺术水平”也最高的两类作品之一①。由于其在当代文学建构中占据的重要位置，因此50年代迄今，相关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有两个关键问题得到反复讨论，一是“革命历史”叙述与当代中国合法性建构的关系，另一即是这类小说大都采取的“通俗化”叙事形态，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的历史内涵。
对于后一问题，许多研究或许过分关注其“意识形态”意味，而对“形式”本身的历史性构成分析不够。因此，常常笼统地将“革命历史小说”视为一个内在差异不大的整体性存在，较少勾勒其形成、变异与转化的历史轨迹。对“通俗化”形式本身，也缺乏足够的细致辨析，它常常是“民间”、“乡村伦理”、“传统”或“隐形结构”、“无意识”等的化身，而这一形式的内在差异，比如英雄传奇与历史演义，比如英雄说部与武侠小说的分别等，及其如何被革命文学接纳，则较少展开历史分析。即便关于“革命历史”的具体指涉内涵，相关的理解也较为粗糙。比如很少有研究注意到，这类小说所讲述的“革命历史”，固然包含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不同时段，不过主要集中于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尤有意味的是，除少数例外，那些被视为具有“传奇色彩”、“通俗化形式”的小说，基本上都是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而那些“史诗性”的作品，则经常与国共内战的历史直接相关。
类似的问题经常被统摄于传统/现代的分析模式中加以讨论，其关键在如何理解革命中国及其文学的性质，它是否“现代”，其内涵如何界定，特别是与古典中国/文学的关系到底怎样？19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将其指认为“古典文艺”或“封建文艺”，强调其前现代性②；1990年代后的“再解读”研究提出“反现代的现代性”，凸显其现代内涵③，背后都涉及这一问题。本文将以革命通俗小说为媒介，力图更深入具体地重新探讨相关问题。
一 “革命历史”、“通俗化”叙述与“民族风格”
论及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通俗化”问题时，评论家与研究者大致涉及如下作品：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1944)、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1945)、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1949)、知侠的《铁道游击队》(1954)、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刘流的《烈火金钢》(1958)、冯志的《敌后武工队》(1958)、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959)等。
将这些小说视为一种“类型”而展开的讨论，始于1957年《林海雪原》的出版。这部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很快便在《文学研究》《文艺报》《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刊物上出现了多篇评论文章④。侯金镜提出，新中国文坛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描写新英雄人物”的作品，一种是“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创造上都获得了一定成就的作品”，如《万水千山》《保卫延安》等；另一种则是“虽然思想性的深刻程度尚不足、人物的性格有些单薄、不成熟，但是因为它们具有民族风格的某些特点，故事性强并且有吸引力，语言通俗、群众化，极少知识分子或翻译作品式的洋腔调，又能生动准确地描绘出人民斗争生活的面貌(如‘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等等)”。《林海雪原》就属于这后一类作品⑤。何其芳也特别强调这部小说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特点，表现革命斗争的“传奇色彩的情节”和这种“民族形式结合得好”，因此拥有“广泛的读者”⑥。王燎荧则判断《林海雪原》“比普通的英雄传奇故事要有更多的现实性，直接来源于现实的革命斗争”，同时又“比一般的反映革命斗争的小说更富于传奇性”，他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小说”，称之为“革命英雄传奇”⑦。
这些评论关注《林海雪原》的三个要点：一是小说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和资源，特别是如作者曲波提及的“三国”、“水浒”、“说岳全传”⑧等。由此导致其文本叙事上的特点，是故事性强、情节完整、人物特点突出、语言通俗易懂。这些特点往往被描述为“民族形式”、“民族风格”。二是这种叙事特点，也造成了小说的缺点，即“思想性不深刻”，人物性格“单薄”、“不成熟”。所以，相对于“思想性”与“艺术性”更强的作品，它们无疑处在“次一等”的位置上。当时的评论文章，一边为这部小说大声叫好，但同时也总会指出它在人物描写(如少剑波的个人主义)、情节构成(如少剑波与白茹的爱情描写)以及在表现“人民”方面的不足。三是这种小说的最大优点，在于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具有很强的普及性。它“可以替代某些曾经很流行然而思想内容并不好的旧小说”⑨，“深入到许多文学作品不能深入到的读者层去”⑩。
《林海雪原》之后，1958年出版了好几部类似的作品，如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烈火金钢》(9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敌后武工队》(11月)、作家出版社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2月)等。这些小说在讲述革命历史时，均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注重故事性和人物的传奇色彩。特别是《烈火金钢》出版后，引起了新一轮关于小说“民族形式”的颇为热烈的讨论。与《林海雪原》的“传奇色彩”比起来，《烈火金钢》的“民族风格”更直接地与一种独特的叙事文体即新评书体联系在一起，这也使相关讨论能更深入到小说结构、叙述章法等层面去。这些评论文章大多发表在《人民文学》《文艺报》《文学知识》等重要刊物上，因此可以将之视为与当时文学界有意识地发起关于《林海雪原》的讨论一样，是对文学普及问题与民族形式建构问题的进一步推进。
著名评论家侯金镜以“依而”为笔名发表的评论文章(11)，首先从一份读者调查报告说起。如同曲波在创作谈中将文学作品分为两类并且褒贬鲜明(12)，调查报告也提及读者更容易被“《水浒传》《三里湾》《林海雪原》”这类小说吸引，而对“《死魂灵》《子夜》《山乡巨变》《百炼成钢》”等则印象不深；进而概括出长篇小说创作的几条要求，诸如故事有头有尾、情节曲折、用行动来描写人物、语言通俗明快、叙述人的介入等等，其典范则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英雄的说部”，如“《水浒》、《三国》以及《说岳全传》”。侯金镜认为这份调查表提出的是一个重要问题，即“文学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普及与提高在创作实践当中的一个文学形式的问题”。与这一理论性问题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则是，“我们从五四以来虽然产生了许多好小说，但是在茶肆、曲艺厅、农村、厂矿里，讲述中国古典小说的评书仍然始终不衰，甚至占有相当优势”。某种程度上，《烈火金钢》的成功也印证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小说出版后不久，著名评书艺人袁阔成(13)播讲的同名评书即在广播电台播出。有回忆文章这样写道：“1958年……不论大街小巷，或是穷乡僻壤，凡有收音机或大喇叭的地方，平头百姓都尖着耳朵听‘肖飞买药’。”(14)
在这样的评论视野中，有意味的问题不仅在小说的“民族形式”与五四式的新(西方)文艺传统之间的某种对立，更在一个特殊社会/文化群体的凸显，即中国古典小说传统滋养的读者群，和他们在当代文学中所处的暧昧位置。一方面，他们代表着“人民群众”，“不积极地从民族风格方面去努力，就不能使新小说在劳动人民中大量普及并且生根”；但另一方面，他们所习惯的文化传统与文学趣味又具有某种暧昧性，而使得在“普及”的同时也需要“提高”，既要“适合他们的欣赏口味”又“能够教育他们”。“民族形式”、“民族风格”问题，紧密地关联着这个暧昧的“人民群众”/“读者”群体。
蔡翔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曾提出，正因为“‘群众’这个概念被有力地‘嵌入’到当代文学的结构之中”，才导致了“当代文学的通俗化倾向”。但是，“群众”这一政治性概念和“读者”这一文学性概念之间的关系是颇为复杂的，“‘读者’既来自政治的合法性支持，同时，也有着自身的某种传统”。蔡翔在这里引入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理论：“某些传统文艺形式——这一形式包括古典文学、民间说书、曲艺、甚至口头故事，等等——的传播过程，已经构成了中国下层社会(乡村和城市)庞大的‘读者’群落，这一群落或许可以被称为某种‘想象的文化共同体’”，安德森的理论正是指认出了这个“文化共同体”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紧密关系。(15)不过，安德森虽然指出了现代民族认同与传统王朝国家、宗教共同体的瓦解及印刷资本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但他并没有具体讨论，在现代的“想象的共同体”构造的过程中，传统的“共同体”记忆如何发挥作用(16)。论及这一点，其实涉及的是中国民族认同的独特性。区别于一般民族主义理论所依据的西欧式民族国家，中国作为一个“在20世纪以前是农耕帝国后来却将它的政治凝聚性保持到了20世纪末的国家”(17)，现代中国民族认同的建构有其独特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帝国时代的共同体经验与记忆，和现代国家认同之间，有着既连续又变异的复杂关系。很大程度上应该说，当代文学“民族形式”、“民族风格”问题的暧昧处境，作为“读者”的文学趣味与作为“人民群众”的政治身份之间的落差，都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因为“读者”的欣赏趣味关联着帝国时代的文学传统和阅读经验，而“人民群众”无疑是一种现代构造。
中国古典小说资源及其塑造的文本叙事方式，经由无数已经内化并习惯这种文化趣味的“读者”/“人民群众”而延伸至当代中国的现实中。产生问题的原因是，这种传统美学形式和趣味固然可以被称为“民族形式”“民族风格”，不过仅仅有这样的形式与风格却不足以使文学成为“中国的”(特别不是“革命的”)，因为这里所谓“中国”固然与古典中国文化记忆相关，但更是一项“现代的发明”。因此需要追问的是，古典中国的文化共同体记忆(文学形态及审美惯习、欣赏趣味)，与革命中国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事实上，关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资源的位置，当代文学的主流建构者并非没有规划。1954年中国作家协会讨论并公布了一份“文艺工作者学习政治理论和古典文学的参考书目”(18)，其中的三大构成部分分别是马恩列斯等“理论著作”、19世纪西欧与俄罗斯文学及苏联作品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这也可以看作是当代作家需要吸纳的三种资源。与曲波及刘流等明确地倾向于“三国、水浒、说岳全传”等中国古典文学以求能接近“民族风格”不同，被认为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更高”的《红旗谱》的作者梁斌，则这样写道：“开始长篇创作的时候，我熟读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仔细研究了几部中国古典文学，重新读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革命文学。”(19)显然，同样是叙述革命历史，为何《红旗谱》表现出比《林海雪原》等更高的“现代性”，或许关键便在文学资源的借鉴上，前者更多地吸纳西欧现代文学传统的缘故。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围绕通俗化、民族风格与民族形式问题，而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肯定与倚重，事实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素养”问题，而涉及当代文学创作应当吸纳怎样的文学资源，才能创造出更好的“人民文学”这样的根本性理论问题了。
强调应当更多地借鉴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而凸显“民族风格”的小说观念，显然并不是《林海雪原》《烈火金钢》等出现的1950年代后期才有的。当时，对这类小说的讨论，关联着特定历史语境下对当代文学“民族化”问题的理解，特别是与“大跃进”前后提出的新一轮文艺大众化路线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次讨论中，这种小说形态才得到了理论性的命名，并且以此为契机，这类小说在当代的历史流脉，也得到了明确指认。侯金镜、王燎荧在评论《林海雪原》时，已将之作为某种“类型”来看待；在评论《烈火金钢》时，侯金镜进一步认为相关的“有成效的努力”，已经构成了当代文学的一个创作脉络。他提及的作品，赵树理之外，还有《吕梁英雄传》《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当这些于不同时间出现的作品被视为同一种“类型”时，“革命通俗小说”的命名事实上已经呼之欲出了。
在这一作品序列中，《铁道游击队》占有特殊的位置。这部作品出版的1954年，评论文章在肯定其“强烈的故事性”、“朴质的作风”(20)、“生活内容的‘新鲜别致’”与“惊险的战斗”(21)的同时，主要关注它所表现的革命斗争的真实性与历史意义，并对人物刻画的“简单化”和敌人描写的“漫画化”提出批评。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批评话语关注的重心是现实主义问题，民族形式问题似乎并不那么重要。这也使小说出版后的“畅销”与批评界的“冷淡”形成某种对比。
从文学史的视野来看，《铁道游击队》在当代文学“民族形式”的讨论话题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性质，既是“滞后”的作品，也是“超前”的作品。说其“滞后”，是相对于1940年代出现的具有同类文本特征的作品，如《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说其“超前”，则是相对于1950年代后期出现的《林海雪原》《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等。文本形态上，《铁道游击队》更接近于1950年代后期的作品：讲述对象为一支小型非正规的武装力量，情节富于传奇色彩，人物性格鲜明，更具有“英雄传奇”的文体特点；而从创作过程来看，更接近1940年代的三部新章回体小说：为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战斗英雄立传，相对更注重英雄人物的对敌斗争故事的全过程及其斗争经验。这两个时期的两种文本特色，被蔡翔概括为从“英雄”到“传奇”、从“真实”到“浪漫”、从“凡”到“奇”的变化(22)。事实上，1940年代三部以“英雄”为名的新章回体小说，与1950年代以“……队”为主体的传奇小说，还存在着许多差别，比如前者主要是从以“事件”为主体的英雄报道转化而来，并都曾在报刊上连载，因此其“章回体”形式与报刊传媒紧密相连；后者主要是以英雄群体人物为主、带有“回忆”和自传性质的写作，并且缺少报刊连载这一环节而直接以书的形式出版。这些因素在影响作品的“真实”与“浪漫”、“凡”与“奇”的具体想象方式方面，都产生了直接影响。
不过，尽管存在着这样时间上的变异过程，但两者仍旧有着更大的共同点，即借鉴古典文学资源以构造通俗形式和“民族风格”。如果说在当代文学建构过程中，存在着从1940年代的《吕梁英雄传》等到1950年代后期的《烈火金钢》等这样一个“革命通俗小说”的创作脉络，那么革命叙述与古典通俗小说因何、如何发生勾连的具体历史情境，就格外值得关注。正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散布”着的诸种话语要素的耦合，导致了“当代文学”的出现，而并非仅仅是毛泽东的一篇《讲话》便决定了当代文学的方向，毋宁说，《讲话》恰恰是诸要素耦合而成的“新话语”出现的标志。历史研究的深入不是去追溯这一话语的“起源”，而是去探究“一切已经过去的事件”如何“保持在它们特有的散布状态上”(23)。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去考察在何种历史情境中，古典小说传统与革命话语以何种方式发生了关联，耦合的诸要素发生了怎样具体的意义交涉。
E. 郑证因的叙事模式
一、郑证因与中国武侠小说叙事变迁的现代历程
20世纪初叶兴起的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其诞生正遭逢了一个文体大变革的时代，其内容与形式方面的文化基因，都已不可简单地归结于古典侠义英雄的中国传统，也不可简单归结于朗松或安德森“民族一国家”观念的欧风美两。仅仅在30年间，民国通俗小说便迅速经历了从改良主题到浪漫情怀再到人性关切的主体意识变迁，其中蕴含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复杂纠结。那么。在形式方面，包括文体格局与叙事结构，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又走过了怎样的历程呢？本文指出，民国武侠小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方面的形式基因，到40年代初开始形成整合，以郑证因为代表，开启了一个新的武侠小说叙事时代，其影响一直及于新的世纪。
在大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郑证因在民国旧武侠小说中并不非凡知名，他较少运用新文艺的手法，而是在中国传统侠义小说的基础上进行渐变式创新，和“民俗派”的平江不肖生、赵焕亭、还珠楼主等相比，和“新文艺派”的白羽、王度庐等相比，他更加接近中国传统手法，其文体形式的内在渊源，我们姑且称之为“经典侠义基因”。
所谓“经典侠义”，是指自《史记》开始经唐人传奇到《水浒传》走向成熟的古典侠义小说形态，司马迁所赞扬的侠，主要是个体的游侠，他们浪迹天边，行侠仗义，恩解怨，形成了侠义文学传统中快意思仇的个体行为方式，在文学叙事中的表现，我称之为“恩仇结”。在侠客与流氓之间，还存在着广泛的中间人群，即历史上称为江湖的社会形态，从《汉书－酷吏传》的“长安少年”到王符《潜夫论－述赦》里的“洛阳会任之家”，由于他们以武犯禁的行为方式和以群相聚的组织方式，都处于主流体制之外并与主流体制相冲突，他们大多处于地下状态，文学上的表现也直到《水浒传》才浮出水面，他们聚义起事，拉帮结派，纷争江湖，形成了侠义文学传统中英雄争霸的群体行为方式，我称之为“群英会”。这两种行为方式，形成了侠义叙事的典型情节，在《水浒传》中实现了二者的会聚融合，但后来主流体制对侠义伦理的侵入，侠从江湖中走出来之后，就只剩下死亡或者鹰犬的二者择一，进入现代武侠小说之后，这一传统必然出现断裂。30年代白羽和王度庐所构筑的侠义悲剧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再度唤起了经典侠义的悲剧感，这就是40年代初郑证因在“恩仇结”和“英雄会”表面潇洒背后的无奈感，这种感觉一直朦胧地体现于20世纪后期的众多武侠小说之中，在金庸的《鹿鼎记》中达到极致，并最终促成了实质上具有传统逆反意味的武侠小说“现代化”实验。
民国武侠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已迥然不同于晚清，对其进行历时性文化成长的考察，可以发现它继续了更广泛的文化基因，既结合了传统与现代，也试图横跨东方与西方，民俗、新文艺以及传统经典这三种不同的文体形式历时性递次出现，形成三种不同的武侠小说形式样态，展示了武侠小说走向现代的历程，民俗样态是审美化与个体化民间叙事的文人化改作，是武侠小说初期企望摆脱晚清旧侠义模式，建立新的娱乐本位的拟民间化叙事的努力。新文艺样态是将武侠小说向着深度开掘，自觉由边缘向中心移动，企望进入文学大殿堂的努力。经典侠义样态是在前二者的基础上民族化的探索，显示了作家回归传统并提升传统的努力。就读者大众最为重视的情节叙事而言，民俗样态还处在缺乏情节统一性的拟笔记阶段，新文艺样态有较多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的影子，到了经典侠义样态实际上才通过对古典传统与现代探索的全面整合，建立起具有强烈戏剧冲突的武侠小说文类自身的情节叙事。
倾向于新文艺手法的论者，经常以白羽和还珠楼主作为民国武侠的两大代表。但这并不说明经典侠义的沉沦，经典侠义作为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呈现，在价值体系上暗合了传统伦理对侠义的理解，在文化体系上暗合了知识传承的小说功能;另一方面，在叙事模式上虽有对传统的继续，却更多地呈现出改良传统的努力，而这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
郑证因作于1941年的《鹰爪王》，以宏大的篇幅描述了一个简单的单一主线故事，这本身可以说是对传统长篇小说叙事模式的一个革命性创举。在传统长篇叙事中，主要模式有三种：一是短篇连缀式，而以一条形式主线统一起来，从《水浒传》到《儒林外史》的一系列小说，大抵如此;二是人物列传式，写一个人物的成长四周环境的变迁，时间跨度经常长达数年，《红楼梦》、《金瓶梅》、《孟丽君》等，大率如此;三是浪迹天边式，以主人公移步换景为线索，是同一主人公的系列故事连缀，如《西游记》、《镜花缘》等，大约如此。在20、30年代的武侠小说中，也主要采取了上述叙事模式。而郑证因则通过《鹰爪王》突破了上述传统叙事模式，他将情节叙事和文化叙事二者交替起来，在故事中确证了文化，又在文化中加强了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网络全书”式的意义，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文化的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形式基础。
无独有偶，这种网络全书式的文化的融合，并不仅仅在于东方。在西方小说传统中，也早就有了类似的技法，而且由于西方的理性与科学传统，其文化叙事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1851年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出版的《白鲸》，全书60万字，只写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大量的篇幅被用来进行网络全书式的文化叙事，比《鹰爪王》更为突出。虽然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在许多方面都是西方文学影响下的产物，但我们无法找到材料说明《白鲸》与《鹰爪王》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然而，通过二者的比较，却可以更好地说明《鹰爪王》叙事模式的优劣，为中国武侠小说乃至更广泛的传统写作提供借鉴。
正是由于《鹰爪王》特色鲜明的叙事表现，他对后来的武侠文学依然具有重要影响。兹举二例。其一是古龙，他曾经说：“郑证因是我最早崇拜的一位武侠小说作家，他的写作路线，仿效的人虽不多，但是他书中的技击招式和帮会规模，却至今还被人在采用，所以他无疑也具有一派宗主的身份。”其二是张艺谋，他就《英雄》一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67年的时候，我看了一部叫《鹰爪王》的书，繁体字，竖排版，忘了是谁写的，薄薄的27本，各自独立成章，像电
视连续剧，同学之间换着看，看完就互相讲，也不按顺序。到现在我还记得，里面的燕赵双侠，两个黑衣老头儿，武艺之高，每到关键时刻，两个黑老头就出来了，到现在我脑子里都有这个形象。可能它不是怎么有名，但是在我小时候它对我产生的影响非凡大。这之后，我就成了武侠迷了。”因此，探讨《鹰爪王》并兼及《白鲸》的叙事表现，其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二、《鹰爪王》与《白鲸》的情节叙事
目前，在对民国武侠小说家的研究中，对郑证因关注相对较少，除专著中的有关章节外，专论仅见叶洪生《“纸上江湖”大对决——浅谈郑证因与帮会技击》，其研究主要在社会文化批评层面展开，指出郑氏作品的“江湖”性，以及他对白羽“武林”的丰富，但体裁诗学还有更重要的方面，即巴赫金所说：“作品只有在具有一定体裁形式时才实际存在。每个成分的结构意义只有与体裁联系起来才能理解。”那么，郑证因如何将散乱的“遍地江湖”整合起来，成为一个长篇小说的文学性和大众文学的通俗性二者都得到较好体现的文学结构，在40年代提升武侠小说情节叙事模式，提供了从旧武侠向新武侠过渡的某些必要因素，对于建构武侠小说乃至通俗小说的体裁诗学，都是值得探讨的。
《鹰爪王》全书73回，约150万字，情节叙事采取了纵横线索并进的方式，纵的线索是“恩仇结”，淮阳派弟子被凤尾帮所劫，淮阳派大举复仇，千里追踪，直捣凤尾帮总坛，破人分水关，再人十二连环坞，横的线索是“群英会”，双方倾力出动，高手云集，广邀朋友助拳。两条线索在最后时刻会聚到一起，并由另一枝节横生的偶然因素完成全部情节，凤尾帮叛徒引来官军，凤尾帮土崩瓦解，帮主武维扬只身逃脱。《鹰爪王》的情节模式并不新奇，可以说简直就是《水浒传》的再版，正派被害，复仇灭祸，群英会聚，皆大欢喜。但《水浒传》是多故事连环交叉的，而《鹰爪王》以73回150万字的长篇，仅仅写了其中的一个故事，这就形成了二者的巨大差别，情节线索的处理方式在整个叙事结构中，也就起了不同的作用，“恩仇结：体现为情节发展的推动力，是结怨到解决的过程，正如金庸《书剑恩仇录》所揭示，是武侠小说人物动态深层次关系结构的基本模式，也是动态的情节发展的基本模式，“群英会”体现为人物结构形成的推动力，是从单一人物到群体人物的过程，是武侠小说人物静态关系结构的基本模式，不同人物因同一江湖事件而会聚，是武侠文体所投射的江湖社会中帮会现实与义气伦理的反映，是武侠小说结局构造的基本模式。
现在的问题在于，单一的小情节如何承载起大篇幅，并将情节叙事营造得紧张有趣。我认为，作品主要是在明快的线索结构中，作了叙事空隙的精心填补，从而把握了简约与繁复之间的叙事张力，造成强烈的内在紧张感，以此形成情节的势能蓄积，表现出简约之中的另一种复杂性。
当自然时间的“故事”被处理成非自然时间的“情节”时，线性时间因素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时间的单轨连续性被打破重组而形成了复杂的潜在时间结构，时间的垂直均衡性被变形夸张而形成了跳跃的组接时间结构。更进一步即如德国学者斯坦泽尔所说：“新的时间维向就存在于时间的‘宽度’之中，存在于时间的深度中，存在于时间流动的某种方向上。”20世纪40年代的通俗小说，虽然在时间观念上还远未发展到“现代小说”的水平，但在当时已有的多种文化因素夹击下，明显地开始了既继续了古典传统但又有明显技巧提升的新探索。
古典线性时间结构被打破之后，留下了诸多叙事空隙，如何填补这些空隙，成为作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古典小说中有以“实体空间的场景意象”填补叙事空隙的方法，张世君将其归纳为园林、节庆、诗乐、生日、死亡等具体形式，形成包罗万象的网络全书式的叙事结构，郑证因借鉴了这一手法，大量运用武侠文体特有的物质事件场景意象填补作品的叙事空隙，尤其是具有知识空间意义的“江湖”和“武功”的放大，起到了以空间压缩时间的作用，使小情节承载起了大篇幅。这种方法，在西方文学名著中也有使用，美国作家麦尔维尔1851年出版的《白鲸》就是如此，《白鲸》全书60万字，只写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以实玛利自荐到捕鲸船裴廓德号上当水手，跟随船长亚哈追击曾咬断船长一条腿的白鲸，经过三天追踪，亚哈全船与白鲸同归于尽，除以实玛利一人获救外，全船人马葬身大海。《白鲸》在叙事空隙的填补上采用了民俗性和知识性的叙事手法，差不多一半篇幅是捕鲸业的传统和掌故。《鹰爪王》里的武术和江湖，则可以把两位高手的一场临阵对招通过慢镜头式的招式描绘、武术要诀的细致解说、相关掌故的补充插叙等不同手法综合运用而拉到数千字之多，比起之前的《水浒传》与之后的古龙小说，篇幅都在十倍以上。
这种叙事手法其实是一种叙事的冒险。梁羽生20余年后回顾武侠小说称：“《鹰爪王》对于武术的描写就很详尽很细腻;然而，许多人读了都觉得很枯燥很无味。”在1950年代以来的武林世界里，新武侠小说家既超越了纯想象的神魔化也超越了现实化的技击化的武功叙事，而先后出现了梁羽生的诗意武功、金庸的意境武功、古龙的气氛武功等更加简略也更加具有审美意趣的叙事形态。不仅如此，格非也不免感叹：“我们还是觉得这部分内容太过庞杂，我在几次阅读《白鲸》的经验中，经常会不自觉地想要跳过过于冗长、细致而烦琐的章节。”尽管存在上述问题。《白鲸》仍被称为美国文学史上“一部最伟大、最出色的长篇小说”，《鹰爪王》的整体成就也是值得称道的。我以为，在一部长篇小说的叙事结构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简约与繁复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构成一种内在的紧张感。引导着叙事的延伸和发展，《鹰爪王》和《白鲸》的故事都是简单的，而在叙述人将故事提升为情节以及对叙事空隙的填补中，努力创造着一种繁复。
繁复最直接的外在表现是篇幅的拉长，具体内容是民俗性和知识性的叙事铺陈与夸张。武林江湖或捕鲸网络，一旦通过故事有意识地融入情节之中，《白鲸》就具备了某种文化人类学意味，隐含着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鹰爪王》则在自民国初年兴起的武术热潮中，探究着中国武术文化的根蒂，武侠小说因此成为以武的审美形态与侠的伦理判定相结合而区别于旧侠义小说的现代文体，那么，“真正将中国传统武功与叙事文学完美结合并形成一种别开生面的武林技击小说形态。是在郑证因的手下完成的，这从其代表作《鹰爪王》中可以得到验证”的评价，就绝非空穴来风。
繁复是简约的发展，简约体现为情节线索的单一，郑证因执着地坚守着情节的主线，在《鹰爪王》中，“恩仇追踪”始终是正面叙事的主体，其他穿插的故事，如小龙王江杰的来历、铁笛丐侠与要命金老七的过节等，大致相当于古典史家写作人物传记时以“初”的手法链接而成的补叙和插叙文字，很快又回到主线。暗写的燕赵双侠、蓝氏二矮等支援线索，则相当于刘熙载《艺概－文概》中所说的正叙与带叙，并非说书人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就区别于《水浒传》与《儿女英雄传》结构的多线索空间处理，将繁复的江湖世界表现为单纯的恩仇情感之结与正义伦理之结。繁复回到简约，既是意义的简约，也是结构的简约，
繁复的好处在于让人应接不暇，简约的好处在于让人一目了然，繁复是山重水复，简约是柳暗花明，武侠小说在40年代面对的读者，主要是广大的“识字分子”，这使作家经常要迁就出版者的世俗化商业需求，在意义上反复地再现传统的世俗伦理价值，在结构上承袭传统的审美趣味而将其简化。所谓“承袭”，我以为是承袭了自明清小说以来由评点家引导读者而形成的细节化文章作法，如支线情节上的“招中套招”，武功描写上的“虚实并用”，人物表现上的“武戏文唱”等。所谓“简化”，这是郑证因的创造，以庞大的篇幅仅仅表现较单一的故事，和晚清以来流行的多线索连缀穿插体比较起来，通过对故事结构的简约化而实现了情节结构的纯净化，在小说结构整一性基础上。有利于对文本的精心处理，无论人们批评这类小说如何烦琐冗长，和清末民初的连缀穿插体小说比较起来，它们的叙事更具匠心，情节更具魅力。其所产生的综合效应通过线索的进一步集中，改变了传统模式之下的时空关系，也改变了故事时空的能指结构，建立起一种新的叙事时空的所指结构，并以二者之间的张力形成了繁复与简约之间的巨大张力，刺激和影响着读者。格非评价《白鲸》说：“我们会不时感觉到的叙事有一种内在的紧张感，它弥漫于整个作品之中，即便是的笔触暂时游离于‘情节’之外，我们仍会感到这个紧张的氛围。”古龙谈到郑证因时说他的特点在于“文字简洁”、“干净利落”，叶洪生称赞《鹰爪王》“何等精心的营造与铺陈”，指出的正是郑证因化繁复为简约，在简约中制造紧张的特点，
更重要的是，这种紧张感是内在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情节紧张”。这种内在的紧张感，由强烈的情感所引发，通过对人物内心冲突的矛盾化表现，最终形成强大的情节势能，形成作品的魅力。
和古代人不同的是，在现代时段产生的《鹰爪王》和《白鲸》，人类痛苦的性质和根源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人类日益为生活的重压感和心灵的挤压感所占据，伦理的价值评判也随之发生了偏转，比如，正义就不再是道德的快乐之源，胜利也不再是自我确证的终极评判，人们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古典诗意氛围中的众多乐趣，代之以种种心灵的痛苦。《鹰爪王》和《白鲸》都在人物的深层次上被这种痛苦所笼罩，形成了强烈的情感投入，痛苦而不能解脱，或者最后发现自己的无能为力，蓄积了强大的情节势能。《白鲸》里的大海和白鲸本身，构成了一股始终挥之不去的神秘力量，人物变成这种神秘力量的主动的祭品，船长的执着，因此由伟大的情操变为极度的疯狂，而这种疯狂所揭示的更深一层含义，无疑是伟大本身成了人类的难于避免的病症。《鹰爪王》的焦虑不如《白鲸》深沉，而人物向着正邪两个极端的伦理展现，却布满了对社会与江湖刻骨铭心的痛心疾首。鹰爪王是“正”，扫除魔道使他成宁传统文化中“大侠”的抽象概念。武维扬是“邪”，然而他却并无一般武侠小说魔头的“一统江湖”观念与“武林浩劫”行为，除了一些分舵有断眉石老幺、女屠户陆七娘等败类，十二连环坞尽管收罗了一些昔日魔头，今日却已经俨然是一所感化院。比起东方不败、任我行、上官金虹、无花和尚而言，武维扬倒有更多的“正面”成分，到最后正邪对决之时，鹰爪王见识了武维扬的武功才能、帮规家法，不禁为之“心折不已”。古龙《欢乐英雄》里郭大路所困惑的钱的问题，魔教靠暴力掠夺，凤尾帮则靠专营垄断。风尾帮的垄断盐政，和朝廷争利，从“原侠”角度讲，这就是《韩非子》里的“以武犯禁”、《史记》里的“以武断于乡曲”，是真正的“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的原初意义上的“侠”，相当于《水浒传》里的水泊梁山。至此，《鹰爪王》里的“魔”开始发生“侠”的偏转，“侠”与“魔”都已成了模糊混淆的概念，意义的消解，成为人物的无奈感、作家的困惑感、情节由于内在矛盾而产生的内在紧张感。
郑证因的地域和时代加剧了这种紧张感。他世居的天津，“混星子”辈出，构成了“北派”武侠小说昌盛的文学生态动因，在这块土地上，出现了白羽、还珠楼主、朱贞木、戴愚庵、徐春羽等一大批武侠小说家。天津江湖帮派社会两面性的直接现实以及由此导致的价值判定的模糊和多元，使其作为一种生态背景，促成了从晚清侠义公案小说向着民国江湖武侠小说的转向，促成了作家的“另类思考”，所以叶洪生说郑氏“武侠不犯禁”，虽然龚鹏程反诘说“这跟清代侠义小说又有什么区别”，但我认为，龚氏只看到了外在形态上的相似。假如要理解郑证因小说的内在肌理，必须进一步放到40年代初的历时氛围来考察。这就是白羽在30年代后期心灵的无奈外化为“侠”的反讽描写，郑氏对“魔”的多元表现实际上是白羽道路在另一角度上的继续。我曾指出，在30、40年代的殖民语境中，北派武侠小说通过表现强者的人生在现实面前不过是一场无奈悲剧的心灵审美历程，展示了一种在民族文化反思中“逃往自由”的心灵欲望。然而，这里的“自由”净土却又是在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这构成了40年代前后北派武侠小说家心灵的焦虑。
现实帮会存在的深层文化与社会背景及其群体性格中随时表现出来的多面性，使作家无法解脱这种焦虑，因此他一方面极力写出帮会存在的合理性，一方面极力维护正统秩序的统一性，二者在小说中形成为一对矛盾，随着情节的发展，这种矛盾由内在的紧张感形成情节的势能蓄积，最终以人物自我毁灭导致激烈的爆发。毁灭的深层原因，《鹰爪王》和《白鲸》几乎不约而同地归结为人物个体的“伟大的病症”，《白鲸》立足于人类心灵理想的神秘偏执，《鹰爪王》立足于人类现实处境的欲望诉求，虽然外在表现不同，实质却殊途同归。在《白鲸》中，亚哈船长长年飘荡在海上的孤独的折磨，狂暴的大海成为他心灵的束缚与囚禁之源，而大海是广阔和抽象的，他必须寻求一个具体的对手，这就是白鲸，结局的同归于尽，其实是他的心灵以“尘归尘，土归土”的本原方式获得解放，大海的万顷波涛就是他生命意义的体现与生命光辉的升华。《鹰爪王》有更现实的价值取向，武维扬企图创建一个世外的桃源，而江湖的现实人性却使整个社会成为他心灵的牢笼，虽然对他“心折不已”，知识分子的“经世”伦理责任却不自然地在理性上让他站在武维扬的对立面。但即使如此，他的心灵焦虑并未得到舒缓，鹰爪王与武维扬的对峙之局，“正”并不足以构成“邪”的真正具有威慑力的制衡力量，只好以江湖之外的庙堂制度化力量来对江湖进行调整，只有以朝廷的大兵压境才足以扫灭凤尾帮的十二连环坞。但人们都深信，郑证因也许并未说服自己，于是，《鹰爪王》也就成了白羽式的只不过是较为中庸的“武侠反讽”。
观念的混乱与心灵的焦虑，使武侠小说价值指向在伦理与叙事之间再度摇摆，从民国初年的改良到20年代的民俗娱乐本体是第一次摇摆，30年代后期转向伦理失落基础上心灵的痛苦是第二次摇摆。接下来情况又有所变化。1930年，姚民哀为顾明道《荒江女侠》作序说;“治盗善法，莫妙于行侠尚义，则铲首诛心，无形瓦解。……不佞年来从事于秘密党会著述，随处以揭开社会暗幕为经，而亦早以提创尚武精神侠义救国为纬。”但在具体实践中，他承认只剩下了“留心探访各党秘史轶闻，摸明白里头的真正门槛，才敢拿来形之笔墨，以供同好谈资”的江湖娱乐心态，故徐文滢批评说：“这其实不是侠义，而是江湖秘闻了，则自己挂上一块招牌：《党会小说》。这个作家的熟习江湖行当和黑话确是惊人的，他似乎是一个青红帮好汉中的叛党者，‘吃里爬外’不断地放着本党的‘水’吧。”到40年代郑证因再写“纸上江湖”，伦理的失落使心灵痛苦被麻木化处理，转向叙事的铺陈，这是第三次摇摆。有论者将《鹰爪王》的叙事归于“为了渲染帮会的奇趣”，其实是小看了郑证因。和白羽相似，郑证因有一种潜在的反讽意识，鹰爪王这个豪气盖世的正面人物，最后也差一点让官军玉石俱焚，这实际上已经说明，在这个世界里，命运之神只是一种混乱结构里的不确定性。在这个世界里，所谓“正派”的自信，其实并不源于他真正的强大，而是源于他对自身焦虑的掩盖，这成了作品中自始至终存在着的紧张感。
和《白鲸》一样，情节叙事的魅力就在这种紧张感中表现出来。《白鲸》是心理的内在紧张，《鹰爪王》以通俗小说的叙事惯性首先表现了情节发展的外在紧张，而有心人照样可以从细部读出潜藏的心灵的焦虑，由紧张感形成的强大情节势能，使情节发展有如大江急湍，直泻而下，虽然不足以形成具有宽度的平面时间，却也显示了对时间作变形处理的艺术匠心，在情节统一性的核心四周，形成了厚实曲折的复杂性。从传统汉语叙事思维发展的角度看，这是通俗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革命性成果。
三、结论
假如把郑证因《鹰爪王》这部超长篇和大量的短长篇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则可以发现在民国武侠小说家中，他对情节整一性的重视尤其突出，这和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甚至白羽、王度庐都形成了明显的区别。他虽然主要以“恩仇结”和“英雄会”的经典侠义模式形成故事，是传统侠义的现代回归，而在情节组织上却与古典侠义的多线索连缀大为不同。《鹰爪王》等所表现出来的情节观念，倒与亚里斯多德对情节完整性或统一性的观念更为接近，可以认为，这是他间接从白羽那里承袭了新文艺的一些观念和手法来叙述经典侠义故事的结果。白羽极其强烈的反讽意味，使其《钱镖》系列在观念上成了武侠小说中的“另格”，郑证因则将这另格重新回归到传统经典的路上来，而他所使用的叙事手段带有不同于传统的色彩，从此开启了武侠小说关于故事与情节、动作与文化叙事的一片新天地。
郑证因及《鹰爪王》在40年代初曾具有突出的轰动效应，对后来的武侠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古龙认为，郑证因的“文字简洁”，古龙的小说虽然情节曲折，但情节的整一性极为明显，正是郑氏“干净利落”的法度，张艺谋自称60年代他读《鹰爪王》，开始了武林英雄梦，在2002年岁末公映的《英雄》，故事并不复杂，叙事的功力专注于情节线索的精心处置，也是“干净利落”的典例。武侠叙事情节结构的探索，还大有文章可作，而这个探索路线的起点，是在40年代的郑证因那里。
F. 什么是中国式的叙事方式
中国式叙事在风格和方法上体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中国叙事以各部分非同质性、非同位性，以及部分之间存在的联结性或对比性的关系，形成结构张力；二是以视角的流动贯通，形成整体性思维特点；三是依靠对话和行动，并借助有意味的表象的选择，在暗示和联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的时间结构，说话情景的贡献在于以连续的现场感来控制叙事时所延续的时间。这是说作家企图浓缩并定位时间的流动，不论故事有多长，至少在表面上必须让读者有种在一定时间内嘎然而止的完整感。事实上，中国古典小说叙事文体的结构被认为是‘间隙’的与西方18及19世纪小说具有‘连贯结构’的特质对照。虽然在最基本的层面而言，中西方的叙事文体均是以前后连续的时序出现，中国古典小说却经常避免将各事件顺序发展，而喜好将各事件重叠，或将事件与非事件并叙，以强调它们之间平等的重要性，也因此反映了人生同时存在的经验。
中国古典的叙事文体与中国哲学一般，将存在以不断流动、变化、往复的方式构思。-。但是强电连续流动的‘整体性’使得中国古典叙事文体去除了明显的方向感而产生了一种‘静止’的印象.想中把意义蕴含于其间。这些都与我们的民族思维方式是一致的。
中西方的叙事风格有较大的差异。如在时间顺序的排列上，中国的习惯是"年、月、日"，而西方的习惯是"日、月、年"。不同的顺序代表着不同的意义，这说明中西方的第一关注点不同，所反映的思维方式及特质也不相同。中国人的思维是统观性的，以大观小；而西方人的思维是分析性的，以小观大。由此也影响了中西方的叙事文学，影响了文学作品的时间和运作方式。西方的叙事重倒叙，从一人一事开始，倒叙着介绍原因，必要时再加以补叙。而中国的叙事则重寓叙，即寓言式的叙事，冥冥中一切都有定数，用大时空来包容小时空。当然中国也有采用倒叙、补叙法的作品，好的编年体史书都采用此种方式，原因是为了不至于让时间将事件切割得太过零碎。叙事的开头关系着全局，中国文学习惯用大时空、大价值来定位。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而且这精髓已融入了你的血液中，让你习而不察。再比如说到结构主义，西方讲求的是结构之技，而在中国讲求的是结构之道，意在笔先。中国的结构有自己的智慧，结构一词先是动词，后是带有动词性的名词。结构具有动态性，是人与天地之道的契约。结构之技受结构之道的解释和制约。
中国叙事是自有格局，自有体系，是一种典型的大文化叙事模式。西方的叙事理论，尤其是以形式和结构的“数学化”分析为特征的西方现代叙事学，不太适合中国传统的叙事经验，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形式是诗而不是小说和戏剧，此外则是散文(包括先秦诸子散文、历史散文和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散文)。第二，中国的叙事艺术若以西方的范式看，其出现是非常晚的，像某些论者所指出的：“中国的叙事艺术传统似乎比许多民族尤其是以希腊、罗马文化为源头的西方传统要弱得多。在中国，成熟的叙事艺术如史诗式的长篇叙事文学、具有完整情节的戏剧都出现得很晚……事实上，中国早期的叙事传统是以更加理性、更加实用的“史”的形式发展的，因而作为想象和虚构的艺术的叙事文学的发展则相对滞后了。”“中国的叙事艺术真正有了重大发展的时期是宋元以后的近古时期，最重要的标志是自元杂剧以来走向成熟的戏剧叙事和元末明初从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白话小说.第三，中国传统的叙事正是一种大叙事，它应该在“人猿相揖别”时就产生了，它是中国民族讲述经验、生产意义、生产民族个体和民族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G. 狂人日记如何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叙述方式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现代白话
《狂人日记》这一部小说可以说是一部以狂人所承载的“多疑”和封建理论并依据这一意识的某种特征展开的小说。
《狂人日记》的主题，据鲁迅说，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弊害”何在？乃在“吃人”。鲁迅以其长期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深刻观察，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封建主义吃人！ 在表现其主题时，也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义的思想特征。鲁迅对中国国民心中的“看客”心态最为深恶痛绝，他的“弃医从文”的重大抉择便直接由于这个因素。回顾在五四运动前后写的所有杂文和小说，都是以启蒙主义为总的思想特征的。
《狂人日记》的创作，是鲁迅在经历了沉默与思索之后的第一声呐喊，其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他多年来的愤怒、怨恨、不满、焦虑，以及希望、祈求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也必然地体现了他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深思和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是一篇彻底的反封建的“宣言”，也是作者此后全部创作的“总序言”。
《狂人日记》的启蒙主义思想特征，主要表现在对封建礼教的深刻揭露，对麻木愚昧的国民性的批判，以及对将来的坚定信念和热烈希望。作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礼教就是吃人，仁义道德是礼教虚伪的面具，这就是鲁迅对封建道德的定义，也是他多年来思考和认识的结果，也是这篇作品最辉煌的成就。
作品借主人公的眼睛，观察了他周围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吃人。作者为此感到不解和愤怒：“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作品还写道：“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即狂人的大哥引者）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也会吃尽。”在作品的最后一日记里，作者深切地希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并具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而且还表现了鲁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狂人日记》的意义，确实远远超出了文学的领域。
H. 简述八十年代家族叙事小说有哪两大分支
现代作家深层心理结构中的“围城意识”进入家族文本空间，形成现代家族小说的“围城叙事”。“围城叙事”是现代家族小说的叙事总模式，这种叙事模式决定了家族小说的深层结构和叙事主链的同构性。历史寓言叙事模式、全息影像叙事模式和个人心史叙事模式是“围城叙事”的三种基本模式。
I. 关于鲁迅小说叙述模式
鲁迅小说的叙事模式基本上经历了可谓两次大的嬗变。一次是，如果将鲁迅从整体上置入“文学革命”的滚滚大潮中进行外部动态观照，他挟晚清小说界革命之威引领风骚，推动了中国小说叙事从传统渐次步入现代的转变，主要是《呐喊》、《彷徨》为代表；另一次则发生在其小说内部，鲁迅以其《故事新编》部分实现了他更新小说叙事、创设小说类型的企图，尽管这背后可能掩盖了我们不得而知的更大的叙事创新与文体学野心。[
J.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采取了什么叙事方式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即以小说为目的，人们对其的评论便应该从文学角度出发，决然不会在历史问题上挑剔。
虚虚实实已经无关紧要了。
那是什么写作手法呢？
1：以正史为骨架，民间流传的故事为血肉写成
2：《三国》叙述模式并非严格统一，，其大致有两种叙事方式：即类似于史传文本（受历史事实影响部分）的叙事和类似于话本文本（受民间艺术影响部分）的叙事，相对应的主要手法分别第一人称全知叙事和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叙事时间上大致是按照历史事件的发展的连贯叙述；叙事结构上也基本按照情节展开，正如中国现代著名学者陈平原所指出：“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基本采用连贯叙述，在叙事角度上基本采用全知视角，在叙事结构上基本以情节为结构中心。”（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陈平原小说史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256〕
《三国》（主要受民间艺术影响的蜀国部分）已经有了大量直接心理描写，经常使用悬念（诸葛亮的“锦囊妙计”）以造成一种神秘和传奇色彩，也有了大量的虚构情节。
《三国》引入了三国时代人物的许多诗文，如孔明的《隆中对》、前后《出师表》、曹操《短歌行》、曹植的《铜雀台赋》等；大量采用魏晋笔记小说中材料等穿插文中。这样的作用是一方面可以作为佐证或者说明观点，加深读者印象；另一方面是有利于文章篇章布局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