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现代市民小说

⑴ 老舍中的市民形象分析

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

老舍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上一位有重要贡献的作家。他以独特的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而成为人所共知的“人民艺术家”，最重要的就是他善于通过对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朴素描写，借助平凡琐碎的生活细节，表现生活本身内在的巨大力量和丰富内涵。老舍笔下所塑造的人物，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可以见到的，他们在平淡之中演绎着悲剧或喜剧，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艺术上的享受。

老舍,满族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出生在北京城的一个贫苦市民家里。父亲是满清皇城的一名护军，一家七口就靠父亲的一点微薄收入过着困苦的日子。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父亲阵亡，从此一家人的生活重担便落到母亲肩上，母亲靠给人缝洗衣裳和在小学里当佣工勉强维持生活,那时老舍还不到两岁。可以说，正是这种遭遇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道路。

老舍生活在下层劳动人民之中,下层劳动者的苦难，他感同身受；他们的愿望，他体会得最为深切。他不仅熟悉他们的音容笑貌，而且了解他们的生活“心态”。他作为苦难大众的一员承受着这种苦难生活对他身心的磨难，这种非人道的不公平的现实激起了他对那些受屈辱受损害的人们的同情和对上层社会的反抗。他只有拿起手中的笔抒发心中的不平之鸣,说说劳苦大众的心声。

他十九岁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之后，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的圈子内，由小学校长到中学校长，到大学教授和著名作家。但他与下层劳动者在精神上情感上建立起来的联系，并没有因为地位的长高而中断，反而因为思想认识的提高和阅历的增长，他对下层社会看得更清，理解得更深，他的笔触也更深入到下层社会，代受屈辱者鸣不平。

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老舍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饱受帝国主义迫害和封建势力压迫的老舍，一旦接触到反帝反封的呼声，埋藏在他心底的反抗的种子便立即萌芽、生长。他说：“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①这两种认识就成为了老舍长期的基本思想和感情的基础，也是他进行创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出发点。

1925年，老舍开始正式进行创作,那时他正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在伦敦的五年里，他写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长篇，都是写一般市民的生活，写这些市民的遭遇、梦想、挣扎和相互的倾轧。作品透过这些市民生活，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到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封建帝制虽然已经被推翻了，而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却并没有解决，中国依然没有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中解脱出来。老舍揭开他所最熟悉的城市下层社会的一角，让人们亲眼看到了那些血淋淋的生活现实。。

1930年老舍回到了国内,他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从事文学教育工作,但仍然利用寒暑假时间写出了长篇小说《大明湖》(此稿在商务印书馆付排时被“一?二八”大火焚毁)、《猫城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短篇小说《黑白李》、《微神》等。如果说他二十年代的作品都具有悲剧色彩的话，那么他三十年代的作品则大多是写的悲剧。他在三十年代的作品中更加深入地解剖了中国社会，解剖各类市民人物的心灵，解剖我们民族精神在时代上的缺陷和造成这种种缺陷的根源。②

中国的市民阶层，就其成员来说，主要包括小业主、小商贩、个体劳动者、城市贫民、无业游民、家庭妇女和中小知识分子等。由于中国的近现代都市（除东南沿海的一此通商口岸），大部分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胎盘上形成的，因而具有较浓厚的封建主义性质的传统文化。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与商品的大量倾销和西方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急遽侵入，在两种文化的冲突、对抗与渗透中，现代都市社会特别是沿海商埠的经济结构与文化观念都发生了变异、带有明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所以中国市民阶层中的小业主、小商贩等，很难象欧洲那样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前身；而个体劳动者、城市贫民等，也与无产阶级有区别。再加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的，采取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市民阶层也就很少感受到轰轰烈烈、蓬勃向上的革命气氛，较少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故其觉醒也就比较缓慢。凡此种种，均造成了市民性格中的落后、保守、软弱、妥协等弱点。这些弱点，在老舍所塑造的市民人物形象身上，均有所体现，并且他也对此作了一定的揭示、批判和嘲讽，老舍对他们的审美关照不是从抽象的认识和理论的观念出发，而是来自于对市民阶层生活的实际体验。

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形象是丰富多样的，仅《四世同堂》一部作品，就包括了教员、校长、商家、车夫、棚匠、司机、江湖医生、唱戏的、说相声的、打鼓儿的、窝脖儿的、剃头的、看坟的、巡警、流氓、妓女、汉奸、特务等四五十类，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市民王国。他笔下的人物没有太浓的“洋”味，如张天翼作品中的包氏父子那样燃烧着往上爬的欲火，他笔下的人物也不全是“俗”味，如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那样苟且偷生。他笔下的市民形象一方面受礼教、家风、古训的束缚，爱面子、讲礼节、谦恭随和、古道热肠，另一方面是受混乱时世的影响而中庸守旧、安贫乐命、点头哈腰、圆滑混世。可以说，在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有庸人俗气；既集中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的各种特质，又活生生的凸现着我们民族的时代个性。

不同的市民形象体现着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同层面的分析与判断，在他的笔下有“旧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和“底层市民形象”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

“旧派市民形象”，即那些尚保留着东方封建传统美德的温顺、善良、讲礼节，但又极端保守自私、因循苟且的“老中国的儿女”们。③这是老舍市民形象中塑造得最成功、最富有感染力的一个系列。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仍然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包袱。他们几乎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古老文化的代表，或者说是这种宽厚却保守，热诚而麻木的中庸性格的“代表”。因此,他们也是老派的市民人物。

早在1929年于英国写成的小说《二马》中，老舍就塑造了一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式人物马则仁。他“一辈子不但没有用过他的脑子，就是他的眼睛也从来没有一回盯在一件东西上看三分钟。”他的人生哲学就是“好歹活着”，至于活着是为了什么？除了作官、娶妻、生子，别的他就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角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只不过阿Q 是个生活在封建落后的中国农村的孤儿，而老马则是在大英帝国继承了遗产的富裕华侨。其实，将老马放在异国情景之下去刻划，更突出了中西文化对照之下这种“国民性”的荒谬之处。

最引人注目的是《离婚》中的张大哥，他不但以其市民性格特征反映了我们民族的某些本质特征，而且也以他与黑暗的旧社会市俗人情的相通，以他与腐败官僚机构的相通，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弊病。张大哥是一个知足认命、墨守成规的市民，他小心翼翼的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发生变化。他待人处事的原则是：“凡是经小筛子一筛，永远不会走到极端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佬还要再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样式和风格。”④不论对什么人，他都不说一句伤人的话，因为在他看来，骂一句人都是有负于礼教的。而最后他的儿子却因“共产党”的嫌疑而被捕，他只有绝望的哀叹：“我得罪过谁？招惹过谁？”这个财政所的庶务科长可以算做他生活圈子的显微镜兼天平。他有一套等同日用网络全书的生活经验，被同僚和朋友视为常识的结晶。他什么都懂都会，走到哪里人缘都好，所以自叹“有宰相之才，没有宰相之命”。通过这一系列典型情节，作家所揭示的是张大哥的聪明才智并不是什么大智，而是市民性格中为了维护自身的私利，使自已能够在夹缝中求得尽可能平安无事的生存的一种本能，是庸人的小聪明。

《四世同堂》里的祁家老太爷也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古老文化的精髓。他怯弱的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于当日本人侵略军占领北平时，在他看来只要准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堵上自家院门，就可以逢凶化吉。都快要当亡国奴了，他还在想着自己的生日，“别管天下怎么乱，咱北平人不能忘了礼节！”虽然自己也是一个平头百姓，可心里却总不忘把人严格的划分尊卑贵贱，忠诚而真实的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他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他对来抄家的便衣微笑、鞠躬、和蔼的领收“训示” ；他非常同情邻居钱默吟受日军凌辱的遭遇，但又怕连累自己而不敢去探望一下这个老朋友。他的性格特征就是懦弱、拘谨、苟安，这是作者最熟悉的一种性格，是老马先生、张大哥那一类型的延续。

在这些人身上，老舍所提示的是一种深刻的多重悲哀，阻止社会进步的障碍并不是来自于个别人的道德败坏或恶劣品质，而是一种弥漫与渗透于整个社会和民族肌体的习惯。相反，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每一个人的品质都是无可指责的。无论是马则仁和张大哥，还是祁老人、赵姑母，大都是诚笃忠厚或热情仗义。他们本身是此类观念所铸造的“合模主义者”而又不自知，已是一种双重的悲哀，而他们却还要用此类观念去浇铸别人（如张大哥）、去辱没国格（马则仁）与凋蔽民族经济的时候，这就构成了三重悲哀。⑤通过这一系列形象的塑造，老舍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要医治民族的痼疾，除了政治与经济的变革外，还必须有一场文化心理的革命，而且要使它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完成。

“新派市民形象”就整体而言写的不如旧派丰满，但也有许多成功的形象，它又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老舍理想中的“国民楷模”。老舍虽然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但却并没有忘记理想人格的构建。老舍在接受了一部分西方文化观念之后，看到了英国文化比中国文化要先进的多，很自然的将其人格理想寄植在他所认同的西方观念中。他认为“一个中国人能象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他就是以英国国民为参照塑造了李景纯、李子荣这样的青年。李景纯有知识、有理想、有爱国热情，也有为国捐躯的精神。情急之时，他以刺杀军阀的行动试图来警醒国民。李子荣可以说是李景纯的信从者和遗愿的实际继承者。他是一个用英国现代科学知识、民主理想和独立精神武装起来的现代青年，具有现代青年所应具有的优秀品质：独立、务实、求真、敬业、爱国，有美好的理想，有脚踏实地的行动。这些理想人物都是以侠义行动为贫民百姓除害而获得了团圆式的大结局。这些形象背后都隐藏着“儒侠身兼”的背影。一方面，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忧时伤世”的儒学心态与“内圣外一”的“士”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介入社会解决问题的方式大都采取“侠义”之举――剑客式的行刺与自我牺牲。如果说“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文人的传统政治理想，那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正是他们以献身来完成自已人格的心理模式。⑥老舍在“童年――少年期”审美观中对侠义英雄的欣赏构成了他的市民文化中的这样一种“忠义观”。他所刻划的这类人物也正反映了他的人生理想，也反映了老舍真诚、天真的一面，反映他在对现实的批判方面缺乏真正的深刻性。

第二类是老舍先生含着泪鞭挞的“过渡人”形象，如《离婚》中的老李，《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等。他们也都是接受过新思潮洗礼的知识分子，在理智上都瞻望未来，但情感上却仍身陷过去的泥潭而难以自拔。老李的形象，可以理解为张大哥形象的补充，他思考精密细腻，靠自己的力气挣钱吃饭，他从不过问别人的事，他追求一种神秘的“诗意”，渴望“哪怕是看看呢，一个还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子，情热象一首诗，愉快象一些音乐，贞纯象个天使”；他厌恶张大哥他们那中等阶级的热闹与无聊，以自己灵魂深处有“贵族气”为高超；他也很想在灰色的生活中寻找一些刺激，哪怕做个悲剧式的人物……但归根结底，老李毕竟是老李，他虽然不是一个卑琐的市井小人，却连离婚的勇气都没有。祁瑞宣接受过现代教育，具有某些现代意识，但他毕竟是北京文化熏陶出来的祁氏家族的长孙，因此当民族敌人侵入家门、家乡沦陷的严峻关头，他却陷入了尽忠还是尽孝的两难矛盾。虽然他最后还是“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地位”，但从这个爱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忧郁到斗争的性格发展史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民族的“国民性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过程。这类人物有些类似于巴金的《家》中的高觉新，他们作为一个饱蕴着情感矛盾的“过渡人”出现在老舍的笔下，其历史背景又正是中国市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过渡，便有了特定时代的丰富内涵。

第三类人物是“洋派”与“新派”的市井无赖，他们生长于封建宗法、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却又沾染了许多西方的坏毛病，集中西糟粕于一身。《离婚》里的张天真就是此类人物：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装。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三份小报，不知道国事，却专记影戏院的广告。总之，这是一个新潮而又浅薄的角色。《四世同堂》里的祁瑞丰也是这一类的被嘲讽的“洋青年”，不过更可耻的是在他的洋味中又带有汉奸味。他原本不过是一个贪图享受的无聊小人，北平沦陷之后，他便受不了困苦生活的煎熬，甘心充当一个连敌人看都不看的小小帮凶。这些人物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而丧失了人格。老舍在对他们无情的嘲讽中昭示着世人，这些“假洋鬼子”就是我们改革的最危险的敌人。

“底层市民形象”是老舍作品中人数最多、读者也最熟悉的一个系列，在老舍的市民系列中占有显著的位置。《骆驼祥子》就是一部城市贫民悲剧命运的代表作，它成功而且真实的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生活，揭示了一个破产的农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划为社会流氓无产者行列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毁灭的悲剧。祥子从农村来到城市谋生，他把买一辆自己的车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幻想着凭自己的劳动换取安稳的生活，然而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他的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老舍以极大的同情描写了军阀和官僚统治对他的一次又一次的欺压与迫害，使他最后堕落成一个从肉体到灵魂都散发着腐烂气味的无业游民。同时，作家也揭示和批判了他自身所固有的缺陷。他不合群、自私、死命要赚钱，不得哥们儿，这就决定了他的孤独与脆弱，最终完全向命运屈服。老舍选取他们而不是一般的窝囊废作主人公有两方面的用意：一是一般人认为他们这类人是构成市民社会的基本因素；另一方面，正是他们为温饱而奋斗的惨败深刻地提示了这个社会已没有希望和小生产者“个人奋斗”之路的不通。当然，随着老舍世界观的变化，他笔下的这类人物终于不再全是这种“绝望型”的人物了，而是在艰难时世中不断的成长起来的觉悟者。在《四世同堂》里，作者不仅歌颂了这些“低贱者”的传统美德，还表彰了他们的义烈行为，如车夫小崔拒绝给汉奸拉车，剃头匠孙七被活埋时大声痛斥汉奸，并进一步写他们加入了抗日的行列，如程长顺的觉悟，棚匠刘师傅的出走等。在这当中还有一类就是“悍妇类”的虎妞和“娼妓类”的小福子等女性悲剧人物，尤其是《月牙儿》中母女两代为娼的故事。其实，老舍，不仅仅是用他的笔在写这些下层人民的苦难，更是要追究出这些穷苦人物生活和生命的根源。

在老舍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这样三种势力在残酷地摧残着中国人民，尤其是下层劳动者：一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一种国民精神和民族心理上的病态；二是中国千百年积累下来的因袭的封建思想，禁锢了人们的智慧和能动性；三是当前黑暗制度给广大人民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造成的损害。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具有光荣传统的古老民族，她的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曾放射过灿烂的异彩，然而，三方面的势力，却给我们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造成了严重的创伤，使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得不到解脱。因此，老舍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开始就一直把改造国民精神作为他创作的一个重大课题。

市民形象在老舍小说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本文涉及到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许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即便如此，我想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领悟到：老舍的作品之所以深入人心并走向世界，与他作品中所塑造的那些鲜明的市民形象具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鲁迅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在于他以传神的笔触画出了国人的灵魂，那么，老舍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则在于“把城市底层社会这个不怎么为人们所熟悉的世界，把城市贫民这个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社会阶层的命运，引进艺术的领域，并获得了成功”。⑦

参考资料:

1.<<老舍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老舍研究纵览>>天津教育出版社

3.<<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学林出版社 宋永毅著

4.<<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老舍专集)

5.<<老舍研究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注 释：

①见《“五四”给了我什么》

②见孟广来《三十年代老舍研究初探》

③见吴小美《市民社会灰色人物的灰色悲剧》

④见《老张的哲学》

⑤见《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

⑥同上

⑦见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意义》

⑵ 老舍小说中老派市民有哪些特征，如何体现他文化批判的意图

老舍的市民形象分为四类，老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理想市民形象、城市贫民形象，老舍在描绘时都含有批判现实主义特色的社会悲剧意识。

老舍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也就是说老舍从文化的角度来表现一部分中国人之面貌，从而发掘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存在及中国人仍生活在黑暗世界之中。老舍的小说善于从很细微的方面写城市市民的生活、处所等等，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加以概括，最宽泛而最恰当的恐怕就是“文化”——老舍就是这样一种“文化型”的作家。
这里所提及的“文化”主要是指“北平文化”。从老舍作品中关于“北平文化 ”的艺术展示来看，它是一个当代的多层面的复合体，它至少有三个层面：
（一）传统文化。这主要是指根深蒂固的北平士大夫文化，出仕—升官—“权”是这一层的深层内核。在旧中国，三公九卿、王侯将相，庞大的官僚机构垄断了一切社会精神与物质文化，这一社会政治制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已不仅仅是“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的“事业格式”的影响，而已经是从“事业格式”到思想作风、人生趣味、自我意识各个方面。结果便构成了一种“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的传统心态，这便产生了两方面的恶果：一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权威结构的依附不仅是一种制度上的依附，而且是内在的心理依附。他们扯裙带、找后台、卖国求荣、卖官鬻爵。二是知识者普遍的不学无术。“轻自然、斥技艺”，不仅成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而且在北平这样的帝王之都形成了一种因不学无术而并发的充斥着钻营、无聊、敷衍、文牍主义症状的官场文化。
（二）外来文化。这主要是指殖民文化，一种独特的东方式的资本主义文化形态。“钱”是这一文化的“国魂”。由于中国近代社会从1840年以后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帝国主义除了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外，同时西方文化也逐渐渗入到中国文化中来，中国文化是在被动的、屈辱的、被侵害者的地位上进入了一个东西方文化相交融的时代，虽然如此，西方文化既有其精华，又有其糟粕。
（三）风俗文化。这主要是指作为家族制度、养育方式、行为心理等日常细故存在的民习风俗，它是北平文化的形态主题。在以往的老舍研究中，对于老舍的风俗化倾向大致有如下两种理论阐释。其一，认为老舍主要目的是“运用民俗风情塑造人物……而他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决不把所描写的那一幅幅异彩纷呈的风俗画生硬的‘嵌入’作品，也不仅仅是作为渲染生活的气息一种点缀，而是由表及里，深入开掘，按着独出心裁的艺术构思把民俗用来描写环境”；其二，认为“在老舍小说里强调这种地方性，用意很深。除艺术上的需要外，在许多场合更是由批判封建的文化传统这种总的意图出发的”。在风俗文化中，老舍以封建婚姻关系的虚伪本质、由家庭伦理到国民性、民族性格的改造问题以及社会礼仪作铺垫，向人们展示市民的形象，挖掘出风俗文化深层的思想内涵。
这三个层面是互补互渗的，在现实生活中，是浑然一体的。在老舍的作品中，这三个层面总是被综合地反映出来。不彻底清除这些封建时代的沉积物，不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就不能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所以只有三个层面的结合才能真正反映出市民文化的意蕴。老舍最关注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北平文化”与“中国人”的性格、人格是紧密相联的，老舍的小说正是以“北平文化”为基础，刻画了众多形形色色的市民形象。有的史书将老舍的市民形象分为四大类：老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理想市民形象、城市贫民形象，这种划分是符合老舍创作特点的。但无论哪一类的市民形象，都含有批判现实主义特色的社会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主要表现在人物与环境、时代的不能合拍或者人与人在性格、志愿上彼此不能相容，这里强调了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悲剧。
老派市民有着浓厚的封建色彩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文化习俗。这种传统文化心理严格支配着老派市民的行为方式，使他们在个人独处或与人交往时都成了极守规矩、极讲礼节的典型。新派市民在继承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特点之外，并没有吸取西方文化中进步的东西，而是专门去做形式上的模仿或做劣性的吸取。首先表现在婚姻观念、行为方式上模仿西方形式，老舍对此进行深刻的批判。其次，在北平文化中，我们已提到“金钱”是“殖民文化”的“国魂”。而新派市民处处实行“钱本位”的人生哲学和极端利己主义的处世态度。最后，老舍对西方“个性解放”、“自由恋爱”一直持否定态度。
有一部分市民受传统文化优质因素的影响，对西方文化也不像老派市民那样一味加以排斥，他们的思想意识比较开放，具有勃发、进取、实干的精神，这就是老舍所描写的“理想市民”形象。老舍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通过理想市民的悲剧性来揭露整个民族的可悲，从而唤起人们的觉醒，寻找前进的方向。
有一部分市民既具有老派市民的传统色调，又具有理想市民的某些人格，而唯独缺少的是新派市民的“现代意识”，这就是老舍笔下城市贫民的形象。而在这一形象中，老舍写得最多就是车夫的形象。《老张的哲学》中赵四是老舍小说中最早的车夫形象。
总而言之，四种市民形象的悲剧命运是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赐予”的，他们只在极其狭窄的天地里苟且地活着，又默默地死去；他们只能按照社会为他们安排的样子去忍受生活的折磨，直到把生命完全耗尽，才是他们苦难的尽头，虽然在一定程度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但他们大多数处于被动地位，只要没有伤害到自身利益，他们是不会关心到国家的命运，因为他们根本找不到民族衰败的根源。老派市民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新派市民阿谀奉承，投降卖国，理想市民虽有反抗意识与行动，但由于黑暗势力的强大与行为方式的缺陷，并未改变社会现状，城市贫民更是逆来顺受，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来反映当时病态的社会制度与悲哀的民族精神。
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既批判了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文化风俗，又揭露了在新旧交替时代中包含的悲剧因素，既反映了市民群众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殖民地化的批判态度，又反映出这种批判本身的正义性与落后性。老舍不给人们廉价的“光明”与“希望”，他总是以悲惨的命运揭露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写出市民在不同程度上是怎样被毁灭的，向我们展示出一幅真实的画面。这也表现出老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彻底否定”，对此不抱有任何幻想与希望。

⑶ 如何理解老舍笔下市民世界的文化反思

1.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的格外关注。他的作品承受着对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对俗文化的冷静审视，既有批判又有眷恋。而这主要是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达到的。

2.他第一个把乡土社会现代化变革中，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与心理通过文学表现出来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3.老舍的作品是京味小说的源头，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的象征。在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

4.因其独特的文体风格，在现代小说艺术发展过程中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与茅盾，巴金的长篇创作一起，构成现代小说艺术的三大高峰。

5.标志着我国现代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在民族化和个性化追求中取得重大成就。
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的格外关注。而这主要是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达到的。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和人文景观，已经成为文化史的象征。因此，应把“市民世界”的分析作为理解老舍成就的切入点

⑷ 老舍 与其他市民文学代表作家的不同

他的市民文学与其他人不同之处很多，最主要的是长期接受西方思想的他更加关注中国的变迁，更加注重中系的对比，写大时代，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探析更加深入。

⑸ 老舍的哪部小说描绘了北京沦陷后中下层市民的众生相

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老舍也走出书斋，积极参与到抗日救亡的社会活动中。他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选为理事，担任总务部主任。从协会繁琐的常务，到保障文艺界正当权益、营救进步作家，直到在文艺领域抵制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老舍兢兢业业，做了大量实际的工作。抗战后期，老舍还完成了他的又一部力作《四世同堂》，以他擅长的幽默讽刺艺术，描绘了北京沦陷后中下层市民的众生相。

⑹ 老舍小说中的“市民世界”主要包括哪几类人物他们各有什么特点

在老舍的作品中，作者为我们构筑了一个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市民世界”，这个“世界”又是通过三类形象来构成的：老派市民、新派市民、正派市民。
A．“老派市民”形象系列：
主要有老马（《二马》），张大哥（《离婚》），牛老四（《牛天赐传》），祁老太爷、祁天佑、祁瑞宣（《四世同堂》）等。
这是老舍市民形象系列中表现得最为深刻和成功的形象。这类形象的特点是：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只是“乡土中国”的一部分，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乡下人”。这里所说的城里人/乡下人，不是他们的户籍概念，而是表明他们身上的文化符号。城市和乡村，从理论上说代表着现代和保守，所以有的人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他的文化本性并没有城市化，也就是说并没有接受城市里的现代观念的影响，而固执地延续着乡土中国的传统观念。他们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的，保守而闭塞。
《二马》中的老马，是一个奴才式的人物，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生活得过且过……这个人物身上，表现出了和阿Q相近的品格。（注意和鲁迅的比较：乡村/城市；彻底否定甚至偏激/温和、批判、眷恋；风俗画/全方位）
《离婚》中的张大哥，知足认命，墨守陈规，他小心翼翼地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的“变”。他的使命和职责是“做媒人和反对离婚”，因为他认为离婚就是对既有秩序的破坏，而他一生的事业就是调和矛盾，“凑合”着过日子。这种由婚姻观念而延伸出的人生哲理和文化观念就是封闭和自足。当然最后的失败，实际上也就是“老中国的儿女”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学的破产以及他们想顺应天命而不得的悲剧。
《四世同堂》中祁老太爷的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他怯懦地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当日本人打到北京时，他也就是堵上自己家的院门，准备好粮食和咸菜；依然准备过生日；依然不忘“礼节”；（P74）“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没有什么奢望，只要求消消停停地过不愁吃穿的日子，他的最高理想就是安度晚年和全家太平。甚至可笑地认为日本侵略是看上了卢沟桥的狮子，因为日本人爱占小便宜。
应该注意的是教材中提到的《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也属于老派市民形象这一点。这个形象跟巴金《家》中间的觉新的形象比较类似，他们虽然在年龄和知识结构上已经和老派的人不同了，但他们由于家庭的角色和身份的不同，（长房长孙），承担的家庭的重任决定了他们的性格中包容了较多的传统成分，因此往往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一种尖锐的矛盾，表现出了现代意识和传统思想的困扰。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他能够意识到为国尽力的责任，但又不得不忍辱偷生，他鼓励和支持弟弟出走，去投入抗日斗争，但自己却不能同行，他得留下来“尽孝”。“他好象是新旧文化中的钟摆，他必须左右摆匀，才能使时刻进行得平稳准确”。祁瑞宣的矛盾和痛苦是在“尽忠”和“尽孝”二者不能兼得，而本质是他内心深处的文化冲突，因而只能在徘徊矛盾中苟且偷生。
对于这些“老派市民”形象，作者主要通过揭示人物的精神病态，批判传统文化的落后性，也写了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进程。
作者对于他们的态度是体现了对传统文明的批判。这种批判主要是表现出对我们民族保守、落后、封闭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的批判，是对国民性弱点的揭露和批判。但是老舍的批判态度和鲁迅不同，他没有鲁迅那样偏执和锋芒毕露，不激进，不追赶潮流，同时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也是抱着一种非常谨慎甚至排斥的态度。
B．“新派市民”形象系列：
主要有张天真（《离婚》），兰小山、丁约翰、祁瑞丰、冠招娣（《四世同堂》）等。
对于新派人物的描写，主要写其虚荣、浅薄、堕落，蕴涵着对西方文明包括对西方文明包括五四后引进的新潮所进行的反思与批评；作者对这类形象的描写，采用的是漫画化，讽刺。因此，对于这类形象作者的讽刺意味十分浓重。
这与作者对老派市民的态度又不同，对于后者，老舍是抱着既有批判，又有同情的态度来写的，尽管有的带有悲剧意味，有的具有强烈的矛盾心理，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十分生动，表现了作者的矛盾心理。而对于前者，作者的鄙视和不屑的态度十分鲜明，传统文明在他们手中失落了，道德失范、价值混乱，主要体现在他们这些洋派的人物身上，尽管这种批判比较肤浅，也不免类型化的倾向，但中间包含了他对传统文明既是批判，又有失落感和对西方文明反思和愤激的心情。
C．“正派市民”（理想市民）形象系列：
主要有赵四（《老张的哲学》），赵景纯（《赵子曰》），李子荣（《二马》），丁二爷（《离婚》）等。
这类形象，常常体现老舍倾向传统的道德观。老舍往往在对新派市民的描写中表现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所产生的文化变异与分裂，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这种理想就表现在他所塑造的理想市民身上。当然主要目的是为了探寻一条中国文化转型的出路，因此文化批判和文化选择就带上了一定的启蒙主义色彩，这一点也可以跟鲁迅进行比较。
老舍对理想市民的塑造，就文化立场而言，是建立在传统的道德观基础上的。一般表现为“侠客兼实干家”的形象。锄暴安良的侠客（《老张的哲学》中的王德、《四世同堂》中的钱吟秋等），身上带有中国文化的道德力量（如《四世同堂》中的天佑太太、韵梅的形象。）民族骨气和操守，成为老舍理想的化身。
关于老舍笔下的老派市民形象和新派市民形象的用意，其内涵则在于他们寄托着老舍的一种理想，是老舍在描绘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变迁与分裂的图景时，在对老派市民和新派市民都失望之后，仍然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的结果，他希望这些"侠客兼实干家"的正派市民能为社会锄害，从而既使他的作品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也使作品变得更有思想启发意义。当然，这也正说明了作者思想上的平庸和幼稚。
D．“城市贫民”形象系列：
主要有洋车夫祥子、老马、妓女小福子（《骆驼祥子》），老巡警（《我这一辈子》），拳师沙子龙（《断魂枪》），洋车夫小崔、剃头匠孙七（《四世同堂》），艺人方宝庆（《鼓书艺人》）等。
这个形象系列集中体现了老舍与下层人民之间的深刻联系。
在这个形象系列中，同样也贯穿了作者批判、排拒资本主义文明的主题。《月牙儿》中表现母女两代烟花女子的生活，是两种文化观念的悲剧。母亲的“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的生活经验与女儿“恋爱神圣”、“婚姻自由”的新潮观念的矛盾，是不同文化在同一环境中的演绎。但最终作者表现的结局，是女儿新潮理论的破产，向母亲靠拢。这样，老舍对西方文明中的所谓个性解放做出了他自己的独特的判断。——在没有生存权的社会中，穷人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爱情就只能是买卖。女儿的悲剧表明了作者对西方文明的批判。而贫民形象的内涵，一方面贯穿着作者批判和排斥西方文明，甚至包括"五四"以来时兴的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潮的主题，另一方面更是从城市文明病与人性的关系这一角度，体现了作者对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的认识，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关注和同情。
分析《骆驼祥子》（注重祥子悲剧的多重含义）
在过去的一般评论中，祥子三起三落的命运，是作为一个小生产者想实现自己并不过分的理想，反映了他淳朴、安分的生活理想，但在社会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悲剧，是社会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到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的黑暗图景。
但如果更深入一步进入到文化分析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破产了的农民不断在城市中市民化，进而被抛入流氓无产者的行列，并不断经历精神的毁灭。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城市文明与人性之间的关系。样子的命运就是一个来自农村的淳朴青年在现代城市文明中经历的道德堕落和心灵腐蚀的悲剧。樊骏在《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中就明确谈到“祥子被剥夺的，不仅是车子、积蓄，还有作为劳动者的美德，还有奋发向上的生活意志和人生目的”。小说中重点表现的是他“精神上的毁灭”，是人物身心受到摧残和折磨。
这是老舍“批判国民性弱点”总主题的集中表现。
祥子的形象是一个个人奋斗者的形象，他在不断的城市化的过程中，不断为金钱所腐蚀，因此他才会形成自身固有的缺点：不合群、别扭、自私、死命要赚钱，（P79），因此也就孤独、脆弱、最终完全向命运屈服，一步一步走向堕落的深渊。对于祥子来说，他所处的环境是人伦畸形的环境，人和车厂——虎妞；大杂院——二强子；白房子——小福子；构成祥子生活轨迹的每个点，而每个变态的人伦和人性扭曲，都使得祥子不断向地狱靠近，最终他只有沉沦，只有彻底地在放纵和堕落中完成自身的最终命运。
实际上，老舍在作品中是从两个侧面表现他的文化审视的，那就是城市文明中的“欲望”——情欲、财产贪欲；和城市中的人伦关系中的“丑恶”——自私、贪婪、麻木、变态……因而表现了作者对城市文明给人性带来伤害的忧虑。
掌握的要点在于"城与人"的关系，也就是说，城市文明病与人性的"冲突"。在老舍看来，祥子的悲剧在于病态的城市文明对人性的伤害，因而在这部小说中，老舍又正是通过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眼光来看待城市的。因此，作者在批判的同时，又试图?从道德审视"的角度对现代文明病的病源进行了探讨。

⑺ 比较茅盾和老舍的城市小说

这么多字要求呀!
茅盾的小说作品,大都是江南一带的描写背景更侧重写抗日根据地的风景和老舍不说主要描写的北方的背景人物以市井小人物为侧重点.只知道这些.

⑻ o老舍的小说中哪一部小说是以北京市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

老舍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长篇代表作是《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里描写北平一个叫“小羊圈”的胡同里的多种人物，特别是以祁家祖孙四代为中心，展开错综复杂的画面与情节的描写，表现了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经历，以及他们在幻想破灭后，终于觉醒，坚决抗战的过程。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汉奸的无耻，也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善良、懦弱和苦闷，以及下层市民坚强不屈的意志和决心。这部长篇小说包含着老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留下了一座伟岸的纪念碑。

⑼ 老舍是现代作家还是当代作家

老舍是现代作家。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字舍予。因为老舍生于阴历立春，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含有“舍弃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北京满族正红旗人。

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

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1966年，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恶毒的攻击和迫害，老舍被逼无奈之下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

2017年9月，中国现代文学长篇小说经典《四世同堂》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上市。这是该作自发表以来第一次以完整版形式出版。

(9)老舍与现代市民小说扩展阅读：

老舍创作的艺术成就：

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他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的格外关注，他的作品承受着对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的审视，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恋，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达到的。

他第一个把“乡土”中国社会现代性变革过程中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与心理通过文学表现出来并获得了巨大成功。老舍的作品注重文化，铺写世态，是那么真实而又有世俗的品位，加上其表现形式又适应并能提高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所以能为现代文学赢来知识分子之外的众多读者。

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是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的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

老舍的作品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发展中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与茅盾、巴金的长篇创作一起，构成现代长篇小说艺术的三大高峰。老舍的贡献不在于长篇小说的结构方面，而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格。

老舍远离二三十年代的“新文艺腔”，他的作品的“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纯净的语言，在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老舍是“京味小说” 的源头。老舍创作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现代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在民族化与个性化的追求中已经取得重要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