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完全拥有了现代品质应该属于时代

① 请教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及特点等问题

我国的小说源远流长。“小说”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外物篇》。我国小说的萌芽，可溯至上古劳动人民的口头传说与远古神话。这部分遗产主要记载和保存在《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中。先秦两汉时期，“小说”一直不能登上大雅之堂，根本算不上一种文学体裁。到了魏晋以后，别具风格的所谓“志怪”、“志人”小说的大量产生，使我国的早期小说出现了一个较为繁盛的时期，如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都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但这时的小说，因为是“志”，即搜集记录下来的，还算不上创作，所以人们把它同历史归于一类。小说脱离历史领域而成为文学创作，是唐代以后的事。唐代经济文化发达，文人思想比较活跃，于是产生了依照传说创作而成的传奇小说。传奇小说发展到宋代就衰落了，随之兴起的是话本。话本经过文人加工、就变成了话本小说和演义小说。明代出现了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出现了由文人模拟“话本”体制写成的作品“拟话本”。冯梦龙编撰的《三言》中，不少作品就属拟话本小说。这以后再发展，便有了文人独立的创作。这一时期出现的长篇小说《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清代的《红楼梦》发扬了这个传统，使中国古代的现实主义小说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古今小说有许多相通之处，但古代小说也有其自身特点。因而欣赏时，应根据古代小说自身的特点来加以欣赏，具体可以从了解古代小说的特点、欣赏古代小说的人物形象、鉴赏古代小说的语言三个角度入手。

古代小说来自民间，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古代小说有现实主义的传统，立足现实，反映现实，表达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古代小说重情节，通过情节表现人物，通过人物语言动作表现人物心理；古代小说继承了史传文学的传统，描写人物，一方面有善恶、是非之分，一方面好人身上也有缺点，坏人身上也有长处；古代小说由“话本”发展为章回小说，结构上形成一种模式，回目往往是一副对子；古代小说的语言有文言白话之分，就是古代白话，与现当代小说语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② 对十七年战争时期小说的认识

十七年文学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如果要“断代”的话应该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第一阶段应该就是“十七年文学”；第二阶段应该是“文革文学”（如果当时还有文学的话）；第三阶段是“伤痕文学”；第四阶段是九十年代至今。
我认为这十年的历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不应该简单的把它界定为“高度相似性”的文学时期。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当然，我也不否认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现代文学的作品是最丰富和最具艺术价值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艺术大家，例如鲁迅、矛盾、郭末若、巴金、冰心、郁达夫、老舍、丁玲、徐志摩等等。
十七年文学时期也产生了很多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例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创业史》、<<红岩>>、〈暴风骤雨〉等还涌现出如杜鹏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复、魏巍、姚雪垠等优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汉、郭沫若等老作家也奉献了不少好的作品。
十七年文学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候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但我觉得“十七年文学”比“伤痕文学”要从容、平静、丰富，比“今天文学”要高尚、积极（“今天文学”在我看来就是“床上文学”、“赚钱文学”、“没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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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小说之我见
——浅谈人物形象的英雄典型化
"十七年"，在浩浩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程中，只能算是极短的一瞬间；当它被赋予特指的含义、承担了特殊的历史内容的时候，却再也无法忽略它在文学史上的漫长——即使已经沉淀了半个多世纪，但依然是"活化石"：那就是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那时的文学史上最浓重的一笔就是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之上，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特征。面对那时的作品，我们几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某些精神特征，唯独感受不到写作主体的存在。极端外向的文学是不允许创作者以及被创作者保留个人的秘密的，作品被强行要求放进一个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当高昂的革命热情替代了文学的现实创造和诗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与这些要求相适应的文学规范。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来说，便突出地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上。
小说向来以在特定的环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为己任，刻画出来的人物有时是一种现实矛盾的综合体，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意义。综观十七年文学史，典型在这里被过分甚至无限制的夸大，集中表现为一个无数风靡一时的革命战争小说反复出现的名词：英雄。在当时，"题材的重要与否决定作品的价值大小"这一创作判断标准要求作家只能选择"重要题材"来表现，即只能表现光明的东西。其中只有那些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坚强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关心、共同感兴趣的焦点。此外，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用来平衡随战争时代消逝反而逐渐积累的焦虑感——因对历史英雄丰功伟绩的反复景仰与重构中产生的"生不逢时"的焦虑感——的和平英雄：阶级英雄，政治道德英雄，生产英雄等等。
这里就不得不谈到英雄崇拜。学过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我们最初在脑子里形成的英雄观念大多是来自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说明英雄崇拜并不是那个疯狂的年代特有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在中国这种心理显得更有代表性：被救的心态已经成为国名性格的一部分（在价值观念混乱的今天，这种心理现象似乎有增无减）。值得提出的是，古希腊罗马的英雄和中国十七年所塑造的英雄却有着截然的不同。前者的英雄是既是人类完美的化身，也或多或少拥有人性中丑陋的一面，而后者的英雄却是在政治极端理想盲目化的社会条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一个代表先进阶级属性、拥有高尚政治品质的固定积淀体；前者有血有肉，和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并且各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例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和俄底修斯，两人都是战争英雄，但一个是英勇善战却易怒的统帅，另一个是智谋过人且沉着的参谋，而后者的英雄的人性却被政治过滤得过于纯净致使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废除了与阶级性无多大关系的个人情感内省，例如《尹青春》里的尹青春和《永生的战士》里的小武，他们除了"无我"地为集体而存在之外，很难在其身上找到与众不同的特质。另一方面，为了体现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说几乎都采用了绝对的肯定手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英雄就一定是顶天立地的，即使成为阶下囚，仍气贯长虹高高在上；即使面对千难万险，仍是由崇高的信仰激励着，没有半丝半毫的退缩之意（今天的作文教育就是从"黑白分明"开始的，所以当获知林彪是新中国的美男子之一的时候，那种惊讶是很多学生体验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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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文学
更重要的一点是：英雄不死，他们无论能耐多大，都是由一种带有光环的无形神圣力量赐予的，所以英雄的存在也是无条件地奉献给它的。由此，英雄不死的模式实质上具有了某种仪式的效果：象征着一种信仰的永存不灭。至此也就表明，中国的英雄在成其为英雄的同时，也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真实存在。同时，在这种创作观念的指导下，文学的永恒主题、为人最重要的构成内容之一——爱情，在十七年小说中几成绝响。爱情具有精神与肉体对立统一的复杂性，革命的理性又如何能区分得清？这个错误百出的历史阶段对爱情的拒绝非常彻底，甚至还不如20年代末30年代初革命加恋爱的普罗文学。《秋娥》中金田和秋娥的婚姻得以维持，不是"情"的催化，二十政治上的共同进步；《革命夫妻》中阎新生病态地排斥夫妻间正常的情感，将"儿女情长"视为洪水猛兽；《红岩》中江姐和老彭的爱情充满了革命内容，而没有任何一丝男女间的情与欲；......爱情在英雄身上无一例外的"缺场"，暗示了其存在完整性和真实性的一种危机，在后代思想相对解禁的读者看来，只能是一些空洞的载体符号。
十七年的小说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或者说被开了一个充满恶意的玩笑："人"在作为"人"的文学里被"人"自身给活活地扼杀了。时代要求大合唱，小说乃至文学就只能是一个被规定了音质、音高、音域的声部而已；时代是个大系统，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就只能是一个典型的标识部分，引领人民义无反顾地忘掉自我存在的要求成为一颗齿轮与螺丝钉——在革命与建设这一巨大机器上。然虽人性在接踵而来的众多政治运动中越来越沉默，但也不说明就完全没有勇敢的非英雄化尝试。但那个畸形的年代是绝对不允许异样声音的存在的，无论多么隐讳，无论多么微乎其微。无情的批判和诘问带来的灭顶之灾不仅覆盖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自由空间，也深深的禁锢了今天所谓现代人的脚步。后辈想起"十七年"的严厉至今心有余悸，在被重整重写的历史面前裹足不前。当那些创作成果随沉重的历史流逝变得"不可承受之轻"时，它们给我们留下的更多是沉痛和悲哀，英雄身上楷模与榜样的力量打着的历史烙印一再的提醒后来的人们：十七年失去了一切，包括文学本身

回过头来，我们再从文本方面分析。不可否认，“十七年文学”有人物形象单薄、叙述语言单调、叙事策略呆滞、价值判断武断的缺陷；其间不具有发现永世不朽的经典之作，和诸如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荷马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之流的文学巨匠的可能。但是，十七年繁杂的文本中却蕴含着文学史写作的有益史料。这是笔者在对十七年文学进行研究时得到的第一个认识。下面以绿原的诗歌为例进行分析，绿原的组诗《北京的时间》，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第3期。第一首《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诗人抓住走在红墙外的瞬息感觉，写成了这首抒情诗。“我”走在红墙的外面，尽量走得慢一些，轻一些，一方面是倾听红墙里那颗伟大心脏的跳动，另一方面是不想去打扰红墙里的一切，因为红墙内，“一颗伟大的心脏在那里 为亿万个生命跳动着”。诗人通过对自己炽热情感的铺展，表达了对伟人的崇敬之情。另外两首则抒发了诗人对新生活由衷赞美和对美好未来无限向往的赤子情怀。这组诗没有公式概念，没有豪言壮语，在充满了浓郁抒情色彩的语言中流淌着诗人新中国成立后的激昂情感，不失为比较优秀的政治抒情诗。然而，这组诗的意义不在于它的艺术上的造诣，而在于它所蕴藏的文学史的内涵：一个对伟人如此崇拜对新生活如此热爱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诗人在此后不久的日子却被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文化体制冷落和冰冻了。一位研究过绿原的专家告诉笔者，绿原的这组诗没有收入他后来的自选诗集。这一诗作的流失，更隐含着一个文本的曲折命运和一个诗人的复杂心理。十七年中，具有这种命运的不只绿原和他的《北京的时间》，胡风和他的《时间开始了》也是类似的范例。试想，对于一个饱受了战乱和饥荒之苦的民族，一缕和平和安宁的曙光的来临，谁不充满了喜悦和希望呢？可是，这些饱含激情和富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太阳真正升起的时候，却遭遇了他们始料不及的命运。这种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文学史的写作中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其次，在十七年文学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有价值的文本。十七年的作家虽然出身不尽相同，受到的教育也参差不齐，但大都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经历过解放战争，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经历过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城市工业化建设和农村集体化运动，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所形成的人生体验曾经深深地打动过他们的心灵，成为他们永志难忘的记忆。正是这些记忆激扬他们的写作情怀，他们的人生体验也便成为具有真情实感的叙事。所谓叙事，无非是充满激情记忆的铺展和流淌。十七年小说凭着这种记忆时而对主流意识形态顺应，时而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抗，既充斥着抹有政治色彩的御用文字，也建构出饱含生活质感的叙事话语。短篇小说《董林和小卡》对土地改革时期“中等收入者”的心态就有难能可贵的独特描述，堪称一篇佳作。《董林和小卡》发表于《湖北文艺》第2卷第6期（1950年11月号），叙述的是这样一件事情：河南舞阳某村的一对邻居，董林和小卡，自幼就非常要好。董林有六七十亩地，四个儿子，其中两个儿子已经结婚，人手本来就多，还雇了一个帮工，闹得挺兴旺的；小卡地不多，人又少，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嫁给了董林的二儿子，日子算是撑着过。舞阳开始土地改革运动，小卡是村农会委员；董林担心自己是富农，于是开始提防小卡，小卡对董林的疏远也有些头疼。村里的地主看透了董林的心思，叫佣人到董林那里去煽风点火：共产党什么也不懂，只要有吃的就当作富农。董林吓得上了吊，要不是他儿子看见，早就没命了。地主的造谣更加厉害，村里的几个中农都慌了神。地主又给董林出主意，要董林卖掉耕牛，让麦地荒着。董林于是整天大吃大喝，也不下地劳动。土地法颁布后，董林只划一个富裕中农；他喜出望外，不仅开始下地劳动，还和小卡重归于好。小说不长，只有一千五百字左右，却一波三折地展示了中原大地土地改革时期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们微妙的心理状态。作者董伯超是一个不出名的业余作者�17�，叙述的对象不是英雄人物或者工农兵，叙述的内容也没有突出主流意识形态，所以，这篇小说发表后，在当时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包括正面的或者反面的。但并非声名鼓噪的大家，写出来的就一律是永世不朽的杰作，也并非没有名气的业余作者，写出来的就一律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次品。从文学价值上来看，这篇并不出名的小说就要比那些名噪一时的所谓的“佳作”高出许多。此外还有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1949年9月由新华书店出版）、邵子南的短篇小说《稀罕的客人》（发表于《群众文艺》1954年创刊号）、廖伯坦的短篇小说《一封信》（发表于《长江文艺》1954年第4期）作品等都是极为有价值的叙事文本。这些文本对战争的书写，对战争所带来的苦难的书写；对新的生活的描述，对新生活中人们心理状态的描述，都是非常直观的，具有“原汁原味”的审美趣味，能够给人以内心深处的震撼。
再次，十七年文学与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联系也是我们今后在十七年文学研究中需要加以注意的一个方向。知侠的小说《铁道游击队》中有一个小人物，叫朱三，文本对他的叙述不多，仅出现于《地主》和《在湖边站住脚》两章中，而且还是以次要人物的身份出现的，但他的存在却呈现出了完全不同于《铁道游击队》中其他人物的审美形态。朱三这一载体蕴含着我们民族的某些特性，即行侠仗义，行善积德的品质。在中华民族的民间行为中，常常存在着这样一种行为方式：有能力有德行的个体，以牺牲自己的物质，甚至生命为代价，拯救处于弱势的他者，从而使自己的生存价值得以实现。知侠凭着自己的艺术直觉，捕捉到了这一闪烁着民族智慧光芒的亮点，可惜的是，知侠或许是因为某些制约，未能对这一亮点作充分的铺展和淋漓尽致的发挥。但这一民族特性在新时期的叙事文本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示，李锐《传说之死》中的六姑婆可以说是朱三的重塑与再现。六姑婆在父母双亡的情况下以牺牲自己的青春为代价，不仅将弟弟妹妹抚养成人，而且还培养他们读完了大学。妹妹嫁给了国民党的杨团长，弟弟却成为地下党员。弟弟被国民党逮捕将要被枪毙的时候，六姑婆冲进杨团长的家，也就是她妹妹的家，抱起杨团长的儿子，要与之同归于尽。杨团长答应六姑婆，释放了弟弟。革命成功后，弟弟所在的党分了她们家族的大宅院，杀了她们家族包括族长在内的三十余人。族长在临刑前，将他的孙子也托付给六姑婆。六姑婆抚养小孩，培养小孩读书，小孩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本市最负盛名的中学；可是，在一次运动中，小孩却被革命者扔到溪里淹死了，六姑婆在家中也自杀身亡。六姑婆和朱三一样也保存着我们民族立德成仁的秉性，正是这一独特的民族秉性使两个不同时期的叙事文本建构了同一审美价值的人物形态。一个民族的特性，是相对稳定的，也是立体多元的，它包含于政治的、艺术的、伦理的、习俗的等各个方面。稳定的多元的民族秉性保持了十七年文学与不同时期的文学剪不断理还乱的多重关联。

中国“十七年文学”（1949—1966）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直线流程的集中书写，在这“十七年”中，作家们努力想成就一个提供中国现代化方案的大文本。但由于其中隐匿了“城市”这一现代化的关键词，文本的性质变得暧昧起来。城市的隐匿使“十七年文学”文本未能展现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转型的复杂场景，略去的是人的现代生成。在审美品格上，“十七年文学”表现出对“理想”、“英雄”、“真理”、“规律”的巨大热情，在某种程度上由现实主义滑落到了古典主义。

一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从农村移向城市，要学会管理城市。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新中国的应用也促进了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从文化形态上来看，工业化带来的必将是向城市文明的转型。
城市文明取代乡村文明，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过程中文化变迁的经典模式，文学在城市文明前行中也获得了生存、拓展、繁荣的契机。且不论明末清初资本主义的萌芽对中国白话小说创作的推动，即就“五四”新文学而言，它就是由“市民阶级”领导的。“五四”文学的现代城市文化性质，是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五四”时期城市、乡村文明的比照，使作家对乡村的书写有了一个新的文化视角，乡村相比于城市虽有纯朴、明净的一面，但城市文明的烛照也突显了乡村封建文化的愚昧、落后和非人性，这新的视角在小说文本中具体为知识分子视角。这一视角的存在，使得作品不仅对乡土的风俗人情进行非功利的审美观照，而且文本中流露出对下层农民的深切同情，并同时批判了他们身上的文化滞后性因素。这使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乡土文学作品，无论就其艺术审美性还是其文化深厚性来说，都呈现出比较高的水平，并站在了鲜明的人道主义立场上。
这一创作视角，在赵树理的乡土小说中被置换了。赵树理自觉放弃了知识分子视角，采用农民视角，他的小说由此表现出“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今天看来，农民视角的采用使得赵树理作品的文学性受到了损害。不过他也确实由于这一视角的运用，发现了极有意味的“中间人物”，这是以往知识分子视角下的一个盲点。可惜赵树理的作品，在原“解放区”方向性的意义仅突出地表现在政治服务性功能方面，他笔下的“中间人物”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原“国统区”的作家在战争的形势下对农民群体有了新的理解，他们沿着“五四”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倒是从另一个角度深刻地切入了“中间人物”，揭示了这些苦难的人们“被奴役的精神的创伤”。1949年后原“解放区”文学唯一“合法性”地位被以政治化的行政方式确定了下来。原“国统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勉为其难地实现着创作转型，其中绝大部分由此步入创作低谷，不少作家甚至放弃了创作。特别是，60年代初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受到批判，这表明当时已经不允许表现农民滞后性因素，知识分子在城、乡比照下，对农民的文化批判就更被禁止了。“十七年”乡土文学作品中城、乡比照的视角完全被取消了。离开了“城市”的比照，乡村便失去了其特有的内涵，“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隐匿首先表现在它作为打量乡村的参照物这一角色的丧失。
“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隐匿更表现为城市文学的稀缺。“十七年”的中国文坛，原“解放区”作家占有着主导地位，他们这些人熟悉的是农村生活，在他们思想深处文艺为人民服务被理解成为农民服务，他们多年来追求的文艺大众化，更确切地说是文艺的农民化。
这两方面决定了他们的笔往往滞留在农村生活这一素材域中，而对他们身处的城市缺少必要的反映。即使是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城市空间”也被简约为“工厂”这一斗争资本家的场所，且这些作品中的情感抒发方式、道德体系、价值取向、文学想象方式等完全束缚在乡村文化范畴，反映的是作家们的乡村情结。
“十七年文学”中，当然也有个别注意呈现“城市空间”的作品，像《上海的早晨》（第一、二部）就是“十七年”城市文学中相对较好的一部。不似同类题材的作品将城市“车间”化，这部作品中非常难得地出现了“名车”、“花园洋房”、“舞厅”、“西点”等现代城市意象，作品渲染出城市富有阶层男女的颓废色彩，这是“十七年”同类题材作品中所没有的，在这一点上，它比较像茅盾的《子夜》。茅盾在《子夜》里，对都市里金钱、权力、色相所构成的巨大诱惑，以及人无力拒绝诱惑而表现出的颓废倾向，作了精彩描绘，这使得该小说虽存在着受到政治因素干扰的局限，却仍不失为一部好的城市小说。在《子夜》中作者强烈的都市文化意识成为小说中诸多城市意象的灵魂。
《上海的早晨》虽然在某些方面与《子夜》相似，但作者表现出的仍是乡村文化意识。
首先，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将乡村阶级斗争的场景简单化地位移到城市。文本中同时展开的是“城市”、“乡村”两条线索，在《子夜》里从乡下来的吴老太爷、四小姐对上海的打量构成审视都市的“他者”视角，它突显的是城市本体，但在《上海的早晨》中“乡村”的设置却不是以文化参照物为目的，而是呈现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以对应于“城市”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共同演绎旧中国将人变成鬼、新中国将鬼变成人的故事。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与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同阶段的存在物，它们并不能简单地等同起来。小说中这样的安排，恰恰说明了作者无法突破原有的价值判断体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理解资产阶级和工人的矛盾。也就是说，《上海的早晨》虽同时展开了“城”、“乡”场景，但他笔下的“城”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乡”的空间迁移而已。所以作者对城市资产阶级本质特征的挖掘，只是照搬了以往对地主阶级贪婪、自私、凶残、不择手段等特征的概括，冠之以“贪得无厌”和“唯利是图”，对资本家简单化的读解造成了小说中资本家人物形象的单薄。
其次，作者的乡村文化意识，表现在作者对城市所作的“大染缸”这一批判性说明上。
苏北干部张科长，在金钱和色相的双重诱惑下，失去了一个干部应有的操守，给国家带来了大的损失。新中国成立后，大批接管城市的干部从农村来到城市，他们中确实有一部分人，无力抵挡来自极富感性色彩的城市的种种诱惑，自甘堕落。更为普遍的是类似于同一时期另一篇作品《我们夫妇之间》的情况。许多干部进城后，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物质欲望逐渐增强。建国初期人们对自己的物质欲望增强普遍地有一种罪恶感。这种罪恶感来自于想象中对自己阶级成分改变的羞耻和恐惧。《我们夫妇之间》中的“我”，最终对自己进城后的生活方式作了否定性的反思。像张科长这样走向堕落的干部，理应受到批判甚至法律的惩处，但人们并不能由此简单地否定城市所激发起的物质欲望，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本能的渴望，只要适当地引导，便可以成为人类“向善”的一种动力。然而在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年代里，人们以实际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少判别敌友关系，不恰当地将人的物质欲望视作剥削阶级的标记，要努力地对之加以克服，却忽视了它是人的现代性生成的重要基础。
从另一方面来看，对物质世界的排拒，是长期以来生活在小农经济形式中人们的当然选择，自满自足、随遇而安是小农经济形式下的一种文化心态。人们在自己种种欲望面前的罪恶感，还来源于固有的文化心态受到冲击后的不适。1949年后“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隐匿，其实是远离欲望的一种间接表达，它呈现的是传统的乡村文化结构形态。《上海的早晨》中作者无意于从正面刻画一座极其感性的城市，而只是想宣告城市大染缸的特征，用来警示党的干部要洁身自好。而且在此书写过程中舞厅、饭店、“大世界”、戏院等公共娱乐场所都是腐蚀人的手段，作者对它们的否定不言而喻。

③ 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品质对现代的人们有什么启示

略论骆驼祥子的悲剧性格内容提要：悲剧作品总是呼唤着人们共同正视生活的残酷，斗争的艰巨和精神上的痛苦。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就是这样一部悲剧作品，作品描写的洋车夫骆驼祥子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较早出现的劳动者形象之一,他的人生道路的坎坷地来自于其自身的性格和社会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人物安于命运安排的性格，当时社会的黑暗，以及婚姻的不幸。祥子这一形象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和迫切的社会问题，那就是下层人民的命运和道路问题。显示了这部悲剧作品的深刻思想意义和现实意义。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悲剧的祥子悲剧的性格黑暗的社会不幸的婚姻老舍在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中塑造的人力车夫骆驼祥子的形象,是对车夫性格的深刻的描绘。它以人物自身的性格矛盾,揭示了来自乡村的破产农民面对腐朽社会的压迫盘剥,在日益贫困的同时也扭曲了质朴的人生,激化了小生产者对“私有”的追逐,从而加速了他们悲剧的结局。小说在效果上,明确地使读者意识到在生产关系大变革中,徘徊在原有的衢巷内,而不肯置身新的生产关系中的人,虽说他不是剥削者，不是众矢之的,但也走的是一条历史的悲剧之路。从这个角度来看,祥子的悲剧也是他的性格造成的。笔者无意在分析《骆驼祥子》中,以标新立异来哗众取宠,但不认识祥子性格上的复杂性,也是一种不正确的态度。优秀文学作品的巨大艺术魅力应集中在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上。故高尔基说:“典型是时代的现象”1。认识某一文学典型,既要探求其所蕴涵着的丰富社会内容,又应明了其深刻的时代烙印。同时，人物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中，其命运必然受所处时代的影响和制约，就骆驼祥子的悲剧命运来说，既有性格上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影响，以及婚姻上的悲剧，笔者试就这三方面，浅论骆驼祥子的悲剧。一、祥子的性格?（一）、纯朴，善良，为人正直的祥子。起初，祥子纯朴，善良，为人正直，具有奋斗的性格及美好的精神世界。祥子是个性格鲜明的普通车夫。在他身上具有劳动人民许多优良的品质。他善良、纯朴、热爱劳动，是农村破产后跑到城里来谋生的农民，为此，“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做过了。”但他终于选中了拉车这一行。在他拉上租来的洋车以后，立志买一辆车自己拉，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他年轻力壮，吃苦耐劳，不惜用全部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在他看来，拉自己的车就可以“不再受拉车人的气，也无须敷衍别人。”他认为：有他的身体和力气，多拉快跑，省吃俭用，过不了几年一定能达到目的。强烈的求生欲望，顽强的奋斗精神，构成了祥子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在小说中刻画祥子勤劳刻苦，刚强性格的同时，还从更广阔的生活内容上，着力揭示了他美好的精神世界。他做事认真负责，讲究信用和义气。他拉车出了事，自己被摔得很重，但他首先想到的是车上的曹先生。曹先生被摔伤了，他感到很内疚，并提出了以自己的工钱赔偿损失，他认为曹先生是好人，所以，当曹先生因特务追捕避居在外时，他承受着自己被劫夺的痛苦，而一心想着怎样不辜负人家的嘱托看好曹宅；作品还展示了祥子极富同情心的一面，当他看到比自己更加困难的老马、小马两人在寒夜饿得发昏时，便毫不犹豫地给他们买来羊肉包子；对备受生活折磨的不幸的小福子，他也尽量地给予同情和帮助。这些，都显示了祥子作为一个劳动者的美好心灵。其次，祥子性格中蕴含着反抗及独立自主的要求。祥子平常好像能忍受一切委屈，但他的性格中的反抗要求也有所体现。比如他在杨宅的发怒辞职；对车厂主人刘四的报复心理，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他一贯要强和自立，也正是他不安于卑贱的社会地位的表现，他不愿听高妈的话放高利贷，不想贪图刘四的60辆车，不听虎妞的话去做小买卖，都说明他具有一种要求独立自主的思想。（二）、祥子的自私、堕落及其毁灭祥子作为一般的城市个体劳动者，农村生活在他的性格以至于他的形象各个方面留下了众多鲜明的印记，无论他的健壮，勤快，朴实，还是他的狭窄，保守，或者谨小慎微，即从外形，生活习惯，心理状态，精神气质无不带着浓厚的泥土气息，显示出来自乡间的特点，有典型的农村习惯和农民意识。他不同于一般车夫，没有入车行的辙，还是因为他保持着在乡间形成的拘谨，忠厚的心态和气质。他和有心计八面玲珑的高妈不同，虽然同在曹府帮佣，同属城市个体劳动者，但两人的言谈举止，和内心活动处处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骆驼祥子》实际上写的是一个来自农村的纯朴，正直的青年堕落为城市无赖的悲剧。在他的身上，当个个体劳动者的追求和纯洁美好的农民品格是同时丧失的，这是祥子这个艺术典型的重要特征，也构成了这场悲剧的重要线索。从外表到内心都曾经是骆驼般坚韧的祥子，心灵深处却又始终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感和软弱感，几乎遇到什么都束手无策，当他因为走投无路而感到苦恼和恐惧时，更让他难过的是，没地方诉说委屈。这不能只从他是个体劳动者的一般原则加以说明，被束缚在分散狭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的他们，诚然有狭窄短视，个人自扫门前雪和因为自顾不暇而形成的自私和冷漠等弱点，但作为劳动者，毕竟还是善良的，乐于助人的，尤其是对于自己相似的，劳动者，不幸者。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祥子一方面已经完全失去了与农村的联系而且早也不愿与之发生任何关系了，一方面又没扎根于城市生活，甚至还不知道与新的生活环境建立应有的联系，求得别人的关心和帮助。这样他才会感到如此孤独，无能为力，不知所措，才特别脆弱，经不起打击和挫折。祥子性格的最大特点，又是导致这场悲剧的主观原因，是他想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命运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既然他所受的是来自整个社会的沉重压迫，孤立的零散的个人奋斗自然难以取得成功，即便有了自己的车子并且始终保持者，又何尝能够摆脱那些压制而真正成为独立自主，幸福生活的劳动者？这种不切实际的打算，使他从一开始就陷入盲目性，一切真诚的努力都是毫无疑义的，等待着他的只能是失败和悲剧。作家对祥子性格的描绘并未到此为止，还向深层做了细致的挖掘。他写到祥子对于自己的这种努力也不断有过反思和疑问，因此第一次丢车后，尽管他仍然努力拉车攒钱，可是干着干着，他便想起那回事，一想起来，他心里就觉得发堵，不由得想到，要强又怎样哪？即使马上再弄来一辆，焉知不再遇上那样的事呢？可见他已经预感到前途的黯淡，并向自己提出了反问，但他随即做出的回答仍然是“即使今天买上，明天就丢了，他也得去买。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不拉自己的车，他简直象是白活。他的最可靠的希望是买车，非买上车不能对得起自己，设若一旦忘了这事，他便忘了自己，他觉得自己只是个会跑路的牲畜，没一点起色与人味”。结论是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有了车便可顶一切”，作为个体劳动者，他们只有在这种追求中才多少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和生活意义。在祥子这里，车子已经和他的生命融为一体，虽然他早把自己的这种努力比作“误入了罗圈胡同，绕了个圈又回到原处。”但他还是这样奔跑着，先是充满了希望的奔跑着，在这里，清醒和糊涂，自觉和盲目，几乎成了同一回事，如果把他们区别开来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从一开始祥子就安于命运的安排而无所祈求，不就没有这一切，至少不会令人如此同情和叹息了吗？祥子的性格和悲剧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些描写中表现的十分清楚。经过3年努力买上的那辆车，不久就又被乱兵抢去了，他重新积攒的钱，还没等买上车，又被特务勒索去了。在失去车和钱的情况下，他仍未失去再买一辆车的希望，可是虎妞的难产身亡，又使他失去了最后一辆车，这一连串的打击，对于把车当成生命的祥子来说，无疑是非常沉重的。社会的压迫，世事的昏暗，使祥子感到了做人的艰难和前途的渺茫。他最后把希望寄托在同小福子的结合上，不幸的是他同情和喜爱的小福子又在黑暗势力摧残下自杀了，这使他失去了最后的希望。一个想凭借自己力气吃饭的个体劳动者，就这样被旧社会一口一口地吃掉了。祥子在不可抗拒的黑暗势力的打击下，终于走上了堕落的道路。祥子的失败，不仅表现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物质上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是精神上的毁灭。作家在塑造祥子形象的过程中，突出展示了他内心世界的惊人变化。旧社会摧毁了他的人生理想，使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过去，他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生活目标，并满怀希望地去奋斗，但当这些都成了泡影的时候，他对生活就不再有什么渴求了，祥子终于成了一个吃喝嫖赌，甚至打架斗殴无所不为的人，原先“那个无牵无挂、纯洁、要强，处处努力的祥子”，后来几乎变成了一个只为捡一些白薯皮和须子吃的“狗”，正如老舍在小说初版的结尾中所写的：“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殡，不知何时何地会埋起来，埋起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是对祥子沉痛的批判，更是对罪恶旧社会的悲愤控诉。可见，祥子这一形象的性格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它有力地概括了城市个体劳动者的生活道路。他们为了生存，不顾一切地拼命挣扎，但终于失败。这样的性格悲剧，不仅在当时能引起读者的反省，到了今天，诸如此类的小生产意识依旧残存于人民群众的头脑中，妨碍他们自己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有关描写也就依然能够使人激动，发人深思，并且从中得到启发。二、黑暗的社会人在社会中生活，受着社会的制约，他的道路，是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他所属的社会地位，他与社会的各种联系决定的。祥子的形象，是在当时那个黑暗社会的画面上，在他与各种社会力量的复杂关系中凸显出来的。他的悲剧主要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产物。对于祥子的打击，首先来自反动派。第一辆车被北洋军阀的逃兵夺走，准备买第二辆车的积蓄又被国民党的特务孙侦探敲诈去。这些描写都很简短，事情也发生的突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和一切真正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样，通过这些表现出来的，却是事态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外打仗的消息已经流传了十来天，为了贪图几个钱，祥子大着胆子拉车去西郊，刚出城门，就被逃兵连人带车都抢走了。作品写出了那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年代，打仗不断的骚扰着人们的生活，威胁着人们的安全。作品又提到逃兵如果被村中的人们捉住，至少是活埋，从人们对逃兵的深恶痛绝，透露出这些军队曾经如何残酷的蹂躏过人民，在这样动荡不安，反动军队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年代里，祥子的这场厄运，不过是连年战乱给人造成的浩劫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而已本来，孙侦探跟踪的是祥子的主人曹先生，与祥子毫无关系，敲诈祥子更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可是既然碰到了，“就是祥子遇到了点上，活该！”祥子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任何打击都可能而且可以任意地落到他的头上，他们来的越是偶然，越能反映这样打击的必然。作品深刻地说明：在那黑暗的旧社会，作为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想以个人的力量，通过个人奋斗的道路来实现生活地位的改变是不可能的，无论他们个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无济于事。三、不幸的婚姻祥子悲剧的成因，还通过祥子自己的婚姻问题体现出来。把车场主刘四的女儿，老姑娘虎妞引到祥子的生活圈子，描写他们感情上生活上的纠葛，这成为祥子悲剧性结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祥子在不理想的婚姻中与虎妞结合了。他们的结合始终都是很不自然的，虎妞是车场老板刘四的女儿，刘四是个流氓，无赖，既凶残又伪善。在他的教育下，虎妞成了一个粗野，泼辣的女人，也打下剥削阶级的烙印，刘四为了让虎妞帮他经营车场，已经是三十七八的大姑娘了，仍然不让她结婚，要虎妞为他断送青春。但是她也与其他青年妇女一样，追求着自己的婚姻自由，他爱年轻，老实，勤俭的祥子，对他表达的感情也是真切的，他时时疼着祥子，并不是玩着祥子。因此，她的处境令人同情，她执意要与祥子结合，这对于她所处的家庭来说，也是一种叛逆行为。但是，由于他们两个各自的经济地位不同，使他们的婚姻生活产生了种种矛盾，特别是各自的生活道路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成为祥子终生的痛苦。虎妞对他有真情的一面，但很大程度上有她的利己主义的因素，她希望得到父亲的同意，由她和祥子来经营车场，至少想靠她自己的一些体己钱“弄上两三辆车”,当上一个小车主，而祥子与虎妞不同，他是从他的阶级立场出发，打算自己有车，“生活的舒服一些”，能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到乡下娶一个年轻力壮，吃的苦，能洗能做的姑娘”。显然，他们两个人在生活的态度上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以及他们不同的性格，预示着他们婚后必然有矛盾，有冲突，决不是相安无事。他们两人各自按照自己的生活理想而活着，虎妞一心想买上几辆车，当上车主，祥子可以不再出车，可以整天陪着她。而祥子却时时避开他所厌恶的虎妞，如果要整天呆在家里陪着虎妞，那是件十分痛苦的事，再则对于勤劳成习的祥子来说，本来也不惯于这种清闲享乐的生活，他只想拉车，他爱拉车。而虎妞仗着她经济上的实力，总想让祥子听她的摆布。这使祥子感到痛苦和委屈，虽然祥子也有理直气壮的地方，但他清楚地感到“要了她，便没了他”，自己不过是在老婆手里讨饭吃，尽管如此，祥子的生活还是有着落的。不幸的是在他们生活一年多后，虎妞因难产而死，祥子从此失去了经济上的依靠而无路可走，堕落下去。祥子的婚姻悲剧，使他精神上所受的折磨和打击并不轻于前两次。逃兵和特务没有可以置他于死地的权利，但虎妞设下的圈套让他有苦难说。他作为男子汉的责任感使他不能在她困难时弃之而去。处处碰壁的他不得不回到她的身边，他别无选择。在这件事上，他无能为力，他清楚地意识到“命是自己的，可是却叫别人管着”。这对于腐蚀他的生活意志，打破他的生活愿望，从奋发有为到怀疑自己进而自甘堕落起了比前两次打击更重要的作用。在这里表现为直入人心的摧残和折磨，祥子不仅不能获得自己所追求的，甚至无法拒绝自己所厌恶的，这些都充分刻画出生活的复杂内容和祥子的卑微处境。归根到底，祥子个人生活上的不幸遭遇来自这个万恶的旧社会，作者就是通过人物精神生活上所产生的悲剧，进一步控诉和揭露了罪恶的社会制度。作者通过对祥子灵魂深处的挖掘，成功的塑造了城市下层劳动者的典型形象，揭示了祥子的悲剧来自罪恶的旧社会，旧制度。旧社会不仅夺去了他的车，抢走了他用汗水积蓄起来的钱，更可怕的是夺走了祥子纯洁的灵魂和劳动人民的美德，毁灭了他的灵魂。对一个人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灵魂更可贵，比失去灵魂更严重的了，作者正是通过祥子的形象，强烈的控诉了这个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作品通过祥子这一形象，为人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和迫切的社会问题，那就是下层人民的命运和出路问题，显示了《骆驼祥子》这一作品的深刻思想意义和现实意义。“五四”以后反映人力车夫生活的作品都没达到这个高度，而《骆驼祥子》无论从思想的深度和艺术技巧上都很成熟。作者通过描述祥子进行多次顽强的抗争企图获得一个独立人权的失败过程，引人深思，启示人们去思考他们如何摆脱不幸的命运和寻找一条崭新的道路，这就是祥子形象通过个人奋斗道路的失败给人们的一种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悲剧作品总是呼唤人们共同正视生活的残酷和斗争的艰巨，以及人们精神上的各种痛苦，同时严肃地表达了与令人怜悯和恐惧的一切告别的愿望，期待着它们早日成为历史的陈迹，即使作品所描写的一切灾祸，苦难，失误等真的都过去了，悲剧——尤其是其中的杰出者——却能以其真实的描绘和严峻的思考，充满了激情的理性和散发这理性的激情，以及由此构成的悲剧性，继续给人以激动和启迪。不仅记载于文学的史册上，也铭刻在人们的心灵中。《骆驼祥子》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④ 中国现当代文学分为几个时期

中国现当代文学分为两个时期：

1、现代文学时期
白话文的现代文学。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为中国文学史树立了一个鲜明的界碑，标志着以文言文表现形式的古典文学结束、现代文学的开始。“五四”后，各地爱国学生团体纷纷效仿《新青年》、《每周评论》，创办白话报刊，仅1919年就出版400多种。

由陈衡哲1917年创作了白话短篇小说《一日》，以“莎菲”的笔名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只不过影响较小。中国大多以鲁迅《狂人日记》为第一篇白话文，《狂人日记》也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

它发表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四卷五号上，后收入《呐喊》中，其内容与形式的现代化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大开端，开辟了我国文学（小说）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

而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短篇小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白话文的出现改变了文学的创作形式，为今后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表现手法。

2、当代文学时期

“文革”前的文学。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其中民间故事文学在发展，例如，1958年，田汉改编的最成功的话剧《关汉卿》，塑造了知识分子英雄形象。

但在这一时期，只有工农兵才能居于中心地位的“理想英雄”。从中国的文学批评的语言来观察，充斥了战争心态的词汇几乎俯首可视，在战争文化心理的支配下，给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主流带来深刻的影响。

“文革”开始至1978年的文学。“文化大革命”使文学遭受空前的灾难，它是以文学艺术作为其主要批判领域，各界的学者大多被作为左翼分子被关进“牛棚”接受批斗，从事强制性劳动。对胡适等文人批判否定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传统。

随着经济的发展、信息的不断传播，20世纪90年代仿佛是一个碎片中的世界，作家在不同的立场上写，逐渐摆脱了文革带来了影响。作家们在轻松自由的环境中创作属于自己的文体风格，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

如朱苏进强调人物本身个人欲望的长篇小说《醉太平》、瞿永明宣传女性的《女人组诗》、民间宗教与理想的《残月》、个人对时代的反省《叔叔的故事》等。

21世纪的到来，中国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文学形式，如琼瑶的爱情小说、韩寒的现实小说、网络小说等，现在正在被广大的文学爱好者所接受。各种文学传播形式也日益更新，如网站、报纸、电视台、广播、杂志等媒介传播形式。

(4)小说完全拥有了现代品质应该属于时代扩展阅读：

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走向世界”社会思潮，更引起本领域有识之士的学理自觉，他们纷纷从西方学术思潮中找寻学理依据，进行新的理论体系建构探索。

如傅璇琮对丹纳《艺术哲学》“三要素”理论的采用、袁行霈用意象意境概念分析中国诗歌艺术的尝试、罗宗强对文人心态中介作用和文学思想内涵的解析等，逐渐推动形成了古代文学与其他学科如历史学、心理学、美学、文艺学、社会学等交叉融通的局面，其影响直至今日。

⑤ 文学怎样分类

文学按照体裁分为四大类：诗、散文、戏剧、小说。

1、传统的诗是有韵律的文学作品。它通过想像与抒情来表达某种强烈的情感。诗是历史最悠久的文学形式。

2、散文是一种没有严格的韵律和篇幅限制的文学形式。

3、戏剧是另一种古老的文学形式，主要通过不同角色之间的对话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感情。

4、小说是一种叙事性的文学体裁，通过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环境的描述来概括地表现社会生活。

(5)小说完全拥有了现代品质应该属于时代扩展阅读：

文学的价值：

文学除了拥有外在的、实用的、功利的价值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拥有内在的、看似无用的、超越功利的价值，即精神价值。

关于精神，可以有诸多不同的定义。我们一般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界定精神这一概念的：它是人内在的一种意向性存在，是人的理性与感性诸多心理因素的有机统一，是人不断超越自我、完善自我的一种心理活动过程。

因而，精神的价值不同于物质的价值，精神价值是内在的、本体的、不断超越自身的。文学艺术的创造活动是文学艺术家的精神活动，文学作品属于人类的精神产品，文学艺术的接受鉴赏也属于人们的精神领域的活动，所以，文学艺术的精神性价值应当是其自身最为内在的、基本的价值所在。

正如早期的德国现象学学家Moriz Geiger指出的，“在艺术作品中，存在着一些构成其价值的确定的特性，那就是艺术的精神性价值的特性，即它并不为实现某种目的而服务的手段。这些价值是作为存在于作品之中，作为被包含在艺术作品之中的特性而被人们体验的。”

艺术，在履行自己的种种“服务”职责时，反而已经忘记了什么是它自己，而我们在拥有过多“艺术作品”时却失落了“艺术的精神”。

艺术，并不仅仅是工具，甚至也并不总是“作品”。艺术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存方式，生活态度，生活的内涵，是生命赖以支撑的信仰。

⑥ 这些作家属于什么时代的(当代或现代)

近代，从1840到1919
现代，从1919到1949
当代,从1949年至今
这是中国文学的时代划分
并不是历史领域的划分

光未然简介

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原名张光年。湖北省光化县人。1913年11月 1日生

阿尔封斯·都德1840～1897Daudet,Alphonse ‘

杨振宁简介杨振宁是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后来他的出生日期在1975年的出国护照上误写成了1922年9月22日)。

莫泊桑(Maupassant 1850～1893)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是奥地利的著名作家，

你找的这些都是近代作家（其中 外国的作家不能这样分类）因为这个只是中国文学史的年代划分法

⑦ 时代与文学的关系是什么

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文学也好，小说也好，它和时代的关系肯定是极为密切的，可以说任何文学最终总是要在它和时代关系中衡量它、判断它。作为这样一种艺术或者文学作为一个独特的艺术，能够对时代、对生活有什么独特的发现,促使小说家切实深入地思考小说和时代、和生活，当然应该有密切关系。

首先，是对市场化时代与文学之间相关性的理解。“作家不可能脱离他身处其间的时代空气”，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种时代的空气，不单是使得“小说本身也就在更广和更深的程度上被迫地或主动地由以前怀着无用之用的审美理想转化为一种市场化和 消费性的存在方式。消费、浮躁、自我抚摩、刺激、回避是非、消解道义、绕开责任、躲避崇高等等，几乎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较为普遍的精神姿态”的负面形态，还有其积极的、更值得重视的一面：市场化时代的来临，不仅为文学增添了新的活力，改变了文学的“一体化”处境，使文学的生产和流通方式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具有了多样化的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市场化时代的新气象新现实、时代的剧烈转型和激烈动荡，为作家提供了空前的创作素材和人生经验，提供了可以产生时代史诗和宏大叙事的黄金时代。
这就是当前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独具的特色。杰姆逊在为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英文版写的序言中说，西方的现代性问题经历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三个阶段，并且自卢梭开始进行了200年的现代性反思，这一进程在日本却压缩为一个世纪，因此，杰姆逊指出，“柄谷行人的著作打动我们的主要理由……在于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巨大的日本现代化的实验室。在此我们可以用新颖的慢镜头方式，看清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特点。”移用杰姆逊的这一理论到中国的历史与文学中，我们会发现，与日本文学的现代性比较，在中国，相关的状况更为复杂。在古老的东方大陆，中国被迫进入现代性进程比日本更晚，在英美法等国曾以较为从容的姿态展现的现代性三个阶段的更迭，在百年中国历史中以重叠和超越的姿态展开；尤其是当下，市场化时代的丰富性、复杂性，它对社会生活和欲望释放的强烈刺激造成的加速度运动，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都以各自的方式和样态，为人性的考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聚光镜和放大镜。这就是中国文学面对的繁复的现实，也是中国文学隐含的魅力和独特性之所在。我非常赞赏余华写在《兄弟》封底上的一段话：“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意识到这一点，获得时代的自觉，不仅应该看到时代对文学的消极影响，更应该看到时代对文学的巨大馈赠，捕捉时代特色，创造不朽篇章。
如何理解批判和建构的关系
有论者提出，当下的文学“亟须强化肯定和弘扬正面价值的能力”。这当然是毫无疑义的。普列汉诺夫曾经引证他人的论点说，与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社会现实相比，作为其反映的文学艺术是有选择的，一个少女可以歌唱其失去的爱情，一个守财奴却无法歌唱其失去的金钱。这里所言，就是强调生活自身泥沙俱下、兼容并包，艺术创作却必须明确其价值立场。被视作后现代主义作家的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词中明确宣称，人之所以不朽，不是因为他比起其他动物来得天独厚地掌握了语言，而是他具有怜悯、同情、善良和自我牺牲等优秀品质并且代代相传。就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而言，人文精神和底层关怀，并不是稀缺资源，不在少数的作家。在很多作家的作品中，力求从纷繁的现实生活中，捕捉时代的主脉，肯定积极的价值，比如曹征路的《那儿》所歌颂的为捍卫心灵正义的自我牺牲精神，莫言的《生死疲劳》所张扬的农民对土地的执著眷恋和生死与共，毕飞宇的《平原》中通过右派分子顾先生背诵马克思《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性和异化的论述，所暗含的“回到马克思”的热切呼唤，铁凝的《笨花》对于乡土情怀和民族生命力的讴歌，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和都梁的《亮剑》所褒奖的“兄弟阋于墙，共御外辱”的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的明确选择，周梅森的《国家公诉》对代表底层民众利益为民伸冤为民请命的检察人员凛然正气的礼赞。就以阎连科的创作为例，阎连科在述说当代中国乡村的血泪苦难的同时，总是力求发掘出中国农民的顽强坚韧的生存意志和追求精神。在《年月日》中，对十亩地里一棵独苗的爱护，显然超越了此岸的功利目的；在《日光流年》中，看似简单可笑的“活过四十岁”的有限目标，却激发出无限的精神力量，悲剧性的奋斗过程胜过了卑微的“目的合理性”；在《受活》中，与不可承受的现实相对应的，是“世外桃源”的乌托邦境界的强大召唤。简单地判断说，当下的作品缺少正面的价值建构，恐怕会有所遮蔽吧。
我对上述的作家和作品，充满敬意，充满欢欣。但是，那些没有表现出正面的价值建构的作家作品，并不应该因此就受到批评。所谓“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等，这些人类的基本价值，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对于价值判断的不可或缺，并不就等于在作品中必须体现为正面建构的能力，甚至可以说也并非文学的当务之急。大量泡沫化的影视剧以及通俗文学，其善恶分明、褒贬直观，都是以对普世价值的肯定为出发点的，其对于正面价值建构的溢于言表，远胜于文学和小说，究其实，却是和其市场效益的追求互为表里的，正面价值建构只不过是一种煽情的包装而已。
文学的衡量尺度，首先应该是表现出对人性理解的深度和塑造出富有深刻内涵的人物形象的功力，其次是尊重艺术规律，强调艺术上的探索和创新。昆德拉就宣称，文学是超越道德的，小说的唯一使命是探索人的存在的可能性和小说形式创新的可能性；《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笑忘录》和《玩笑》对人性和社会显然具有深刻的怀疑和追问，但是其普世价值却是毋庸置疑的。那一幅传世名作《韩熙载夜宴图》，本意只不过是奉旨行事，窥视大臣是否有叛逆之心，向当朝皇帝打一个“小报告”，其精湛的艺术才华却把这幅现场纪实变作不朽之作。在现代的中国语境中，鲁迅先生曾经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安在”，主张文学要充当“国民精神的火光”，在他的创作中，为了鼓励先行者的勇气和信心，如他所言，会在夏瑜的坟墓上平添一个花环，会在人力车夫的质朴善良面前做真诚的反省和忏悔，但是，他最发人深思的，却是对阿Q精神的刻镂，对吕纬甫和魏连殳的灵魂的追问。“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等，并不能保证作品的价值，还必须将其投入人生和社会的激流漩涡中，切入人性的深处，加诸艺术的锤炼，方能产生伟大的作品。

⑧ 什么样的小说才能获得文学地位，读者喜爱，经的起时间考验写现代还是历史4个问题哦

1．笔者是写文的。据笔者经验，能改成电影的小说才是最成功的。也就是会有一定的文学地位的。当然不包括，商业电影
2．成功的小说一般有两个极端，一个是一般人看不懂的。一个是随都爱看的。所以，这没有办法通论。
3．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不一定是好的。笔者认为，物依稀为贵。现在残留的文物中有很多书法名帖。但是他们的价值不是文章内容，而是外表。
4．无论现在还是历史都会有精品。不要觉得，有第三问所以，第四问就理所应当。
呵呵，好像有点偏激。没有说什么实质的东西。但是这是一些真实的感悟。笔者认为还是有内涵的。最后推荐两本书吧。《遥远的救世主》豆豆的。《三重门》韩寒的。我很喜欢，希望楼主也有同感。

⑨ 小说完全拥有了现代品质,应该属于什么的时代

小时代，，刺金时代、

⑩ 时代背景在古代的小说能完全使用现代语言来描写吗

有些古代小说为了符合大众口味而添加了现代元素，但太多的话那还叫古代小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