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鲁迅小说中的现代性特征
① 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
《明天》是《呐喊》中的一篇，也是先生写的第一篇描写农村妇女的小说。情节为主人公单四嫂子是一个死了丈夫又贫困守寡的女人，平日里只靠自己的双手去昼夜不停地纺出棉纱来养活她和三岁的儿子宝儿，对生活可以说毫无奢求，她唯一的希望大概只是养育宝儿，望子成龙吧！尤其是当宝儿瞪着一双小黑眼睛想了一刻，便说：“妈！爹卖馄饨，我大了也卖馄饨，卖许多许多钱——我都给你”。孩子稚气童真的愿望以及对妈妈至真的爱恋是怎样温暖了这位可怜妈妈的心啊！这也给单四嫂子带来多大的力量啊！“那时候，真是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正是有了这平常而微小的希望，才支持着这个守寡女人的悲苦的心，给她以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通过单四嫂子的生活，先生以他深邃的艺术笔触塑造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苦难的形象。她喘息在残酷无道的重压下，却还能为了人间的一点温暖，而默默地忍受着生活的煎熬。却不料这样一点小小的安慰也落了空，病魔和庸医夺去了宝儿的生命，也就等于夺去了这寡妇最后的希望。单四嫂子是那样的纯朴、善良、安分。宝儿是那么可爱、朝气、孝顺。在她们母子的生活中，完全没有一点“分外”的要求，她只是为了起码的生活条件整日里不停地劳动着，她们被剥削得已经不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什么，而只能通过母子之间的亲情来互相“取暖”。
单四嫂子是个丧夫的女人，她没有对社会有丝毫怨言，我想在所谓的东方文明地熏陶下，她应该已经麻木了，失去了“没有爱的悲哀”。因为在中国的古训里早已订好了律条：死了丈夫，不能另行改嫁，只能守节。所以徽州地区至今还有那么多牌坊。苦难的生活给予她的微茫的希望，只是为了养大孩子而挣扎着、奋斗着。而当这微茫的希望也幻灭了的时候，死了丈夫又死孩子的单四嫂子，只能把“无所可爱的悲哀”寄托在宝儿魂魄入梦上。鲁迅先生在描写单四嫂子所处的环境是这样说的“门内是王九妈蓝皮阿五之类，门外是咸亨的掌柜和红鼻子老拱之类”。他们都聚集在这可怜的寡妇周围，但他们除去按照惯例烧纸钱、赊棺材，吞尽这寡妇仅有的一点积蓄外，谁又曾经真正给予她一点同情和温暖呢？可以说单四嫂子所处的环境是令人窒息的。也正如先生在《呐喊》序言里所说的“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这也体现出鲁迅小说的一种创作模式——看与被看的模式。为什么封建的宗法制度可以延续那么长，我想人们的不觉悟，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互不关心，也就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宗法统治的重要支柱吧。
单四嫂子的不幸遭遇，真实地概括了封建宗法统治和礼教压迫下的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先生借用一个这样平凡的故事，即广大旧中国劳动群众平凡生活的小悲剧，正是为了向世人揭示那整个时代的悲苦的生活面貌。他的思想是具体地、深刻地：黑暗的宗法制度，封建的旧礼教，在奴役践踏着千百万劳动人民，连单四嫂子这样一点起码的合理的生活愿望也残酷地剥夺了。试想等待单四嫂子的将是怎样一个“明天”呢？先生曾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添上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自己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如果叙述出静夜中的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到自己儿子的梦，虽然增加了悲凉阴冷之感，但是会使小说更有深度。然而先生却没能这样做，这是他听了钱玄同的意见以后，用了“曲笔”的结果。因为那时的钱玄同是不主张消极的，所以鲁迅先生在修改小说时便毫无顾忌地打破自己原来的构思，为的是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这也同时反映了先生的“爱”的哲学。因为在那样的社会——浓重的黑暗。等待着这个可怜寡妇的，将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无尽的苦痛和悲哀、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这平凡的悲剧，也正是灾难深重的时代悲剧的缩影。所以，可以将《明天》中单四嫂子形象概括为体现了先生对女性“爱”的特点。即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
② 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特点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一生始终以抨击旧势力、揭露社会中的黑暗现象为己任。他的笔端时时角及社会现实，贯穿着始终如一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的人文精神。尤其是对外在封建社会最底层，最易被伤害、被侮辱的中国妇女，鲁迅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同情。对千万这些妇女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鲁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挖掘，表现出作家对妇女问题的深切关心和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独特见解。在鲁迅的《祝福》、《离婚》和《伤逝》等一系列小说中，他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生动、深刻而富有典型意义的妇女形象。鲁迅正是通过描写众多妇女形象的作品，将中国文学史上描写妇女悲剧命运的主题，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历史时代。
被“四权”绳索捆缚的祥林嫂
祥林嫂是鲁迅根据生活的若干真实原型塑造出来的典型。其一是单妈妈，她是个寡妇，却又有同居的男人；其二是乌石山上看坟的女人，儿子在门口剥豆被马熊拖去吃了；其三是宝姐姐，山里人来抢亲，宝姐姐逃走，失足落水，被捞起带走。祥林嫂的形象比原型更集中更概括，是旧中国贫苦农妇悲惨命运高度典型化的体现。
祥林嫂的悲剧显示了“四权”绳索对农村劳动妇女的捆缚。
族权，不允许祥林嫂守节。祥林嫂的前夫祥林比祥林嫂小十岁，丈夫死后，祥林嫂不愿再嫁，宁可辛勤劳动养活自己，所以她逃到鲁镇做工。她的全部希望和渴求，便是要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生存的权利。所以当她来到鲁家做工时是“食物不论，力气不惜的……到年底，扫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鲁家）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而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但是，好景不长。在鲁家做工不到半年，她婆婆 恃凭着族权的威势，不但把她像逃犯一样抓回去，且逼她嫁到深山野坳里。因为要用卖她所得的钱，买一个女人给她叔子做老婆。祥林嫂始终没有挣到一个“人的资格”，却像一年赚钱的货物一样被卖掉了。
夫权，要祥林嫂守节。在旧社会，依照旧礼教，“女子一而”，不得再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祥林嫂在她前夫祥林（一个比她小十岁的男人）死后，不肯再嫁；被婆婆抓回去逼嫁贺家坳，“在花轿上，她一种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花轿，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这是夫权要祥林嫂守节造成的后果。再婚后，丈夫死于伤寒，她又要为后夫守节，只能跟儿子阿毛相依为命。
神权、政权要惩罚祥林嫂不守节。祥林嫂再嫁虽非自愿，但毕竟是再嫁了，就是“不守节”。“不守节”就是大逆不道，罪孽深重；不是小罪，而是“大罪”，就要受到惩罚。柳妈因受了封建迷（神权）的影响和毒害，无意之中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她那有关“阴司”的话（“这种人活着要受苦，死后还要受刑：阎罗王将她锯开，分给前后两个男人”）使祥林嫂在精神上蒙受极大的压力。而政权的逼害尢烈，“鲁四老爷”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政权的化身，他支持或利用其他三种权力逼上梁山害祥林嫂。祥林嫂第一次来鲁镇做工时，鲁四老爷知道她是寡妇后就“皱了皱眉”，不愿意留她。但祥林嫂凭着自己的刻苦耐劳、能干，还能分配祭祀用的酒杯和筷子；当祥林嫂再奶再寡后，即第二次来鲁镇做工时，她的遭遇就大不一样了：她不但不能再碰那“神圣”的酒杯和筷子，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的笑料；更为甚者，当她到土地庙捐了门槛，神气舒畅、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时，四婶慌忙大声喝道：“你放着罢，祥林嫂！”一句话彻底地对祥林嫂“判了刑”，令到“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看着。直到四叔来上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可见，此时的祥林嫂所受到的打击是何等之巨大！这就样，勤劳、善良的祥林嫂被鲁四老爷代表的地主阶级迫害得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能力，又被一脚踢开，沦为乞丐，最后倒毙在漫天的大雪之中。封建“四权”的绳索有如千斤铁链，紧紧地捆缚着祥林嫂戕害着祥林嫂：夫权要她守节，族权不允许她守节，政权和神权又惩罚她的“不守节”。这深入骨髓的苦楚，使祥林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鲁迅抨击的予头直指封建制度，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晕鲜明的独创性，体现 在鲁迅刻划了祥林嫂的几个“不甘于”：祥林嫂不匡于受婆家虐待，逃跑出来到鲁镇做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争得做人的资格；祥林嫂不甘于被人强逼改嫁，用生命来抗婚。在逼嫁的路上，她不但又哭又闹，拜堂时还用头撞香案角企图自杀。虽然没有死，但也撞到头破血流，结果在额头上留下了一个“大家以为耻辱”的伤疤；祥林嫂不甘于百般受人歧视，捐门槛以“赎罪”。为了“捐门槛”，祥林嫂用了在鲁家的全部劳动所得十二元鹰洋；祥林嫂不甘于死后受阎王惩处，临死时怀疑灵魂的有无。她希望没有鬼，死去不用锯开身子来分给两个丈夫，但她又希望有鬼，死去可以在阴间见到惟一亲爱的儿子阿毛，可以一家人团聚。这五个“不甘于”是祥林嫂自发反抗精神独特而鲜明的体现。祥林嫂反抗了族权、夫权，怀疑神权，惟独对压在头上的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没有明确的反抗表现，这是祥林嫂反抗的局限性。
祥林嫂是鲁迅塑造的“熟悉的陌生人”。“熟悉的”是指：这个形象具有概括性、普遍性，看起来似曾相识；“陌生的”是指：这个形象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
祥林嫂的一生是苦苦挣扎的一生，其结果，却被地主阶级诬蔑为“谬种“。鲁四老爷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个谬种！“地主阶级年终”祝福”，作为酬神祈福的盛举，是要“吉利的”，他们嫌恶穷人在这时死去。鲁迅在刻划地主阶级丑恶嘴脸的同时，也深刻地写出了祥林嫂是被黑暗势力吞没的。鲁迅不但写祥林嫂在物质上、肉体上的被剥削、摧残，而且写她心灵深处的痛苦。通过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作品深刻地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祥林嫂的死，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对黑暗的封建制度、残酷的封建礼教血和泪的控诉，她的悲剧更代表着封建宗法社会里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命运。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哪一个时期的作品，还没有象鲁迅这样真正写出一个中国农村妇女的灵魂。因而，鲁迅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
从敢于闹事到妥协的爱姑
爱姑是鲁迅塑造的又一个典型。这个典型，也是鲁迅根据生活的真实人物塑造出来的，是旧中国中产阶层妇女悲惨命运的高度典型化的集中体现。
爱姑是有点“身份”的人，但没有过高的身份。说她有点“身份”，是因为她有“体面”的娘家和“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脚步开阔”的父亲。但爱姑又没有过高的身份，她父亲庄木三到底还不能与慰老爷平起平坐，更不能跟七大人平起平做。庄木三父女到慰老爷家去，只能先进门房喝年糕汤，走进客厅里去也只能站着。爱姑看见七大人的头顶是秃的，可是那脸和脑壳都红润，便以为那一定是擦着猪油。对于“屁塞”以及那上面的“水银浸”，对于鼻烟，爱姑都一无所知。这些细节描写都说明不能把爱姑的身份估计得过高。所以应该说爱姑是中农以上，地主以下的身份。
爱姑的被迫离婚，说明当时在农村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处境仍然是悲惨的。夫权、族权有绝对的权威，丈夫姘上小寡妇，不管原配夫人是三茶六礼写来的、花轿抬来的，也不会受法律保护。只要公婆不喜欢，不管你是否低头进、低头出，是否一礼不缺，也只得走。政权是夫权、族权的基础，夫权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闹了几处的离婚事件，只经豪绅七大爷（在地主慰老爷家）两句话就解决了。一句是：“公婆说‘走！’就得走。”七大爷还振振有辞，吓唬爱姑说：“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公婆为什么不喜欢爱姑呢？那是因为“‘老畜生’只知道帮儿子”，这说明，在当时衙门八字开，维护的只是夫权、族权的利益；另一句是：“来——兮！”七大爷这一高大摇曳的声音，连爱姑也感觉到“大势已去”，晴天霹雳。爱姑刚才的放肆，刚才的“闹事”、想计回“公道”，已荡然无存。可见，由于七大爷的“威严”，爱姑只好妥协。接着，便是两家互换了“红绿帖”（订婚时交换的帖子），取消了婚约。可见，“来——兮！”这两个字裨就是离婚的判决书。这就告诉爱姑，即使拼出命来，施家也不会家破人亡，封建政权是绝对维护夫权、族权和地主阶级利益的。
爱姑具有“母夜叉”的性格，撒野、泼辣。丈夫“小畜生”姘上“小寡妇”，“老畜生”又袒护儿子，爱姑要回娘家搬兵讨伐，要出这口“恶气”，要把施家搞得家破人亡。因为爱姑是地方上很有点权势，“沿海居民都有几分惧怕”的土乡绅庄木三的宠女，有一个土乡绅父亲作为靠山，所以她受不得别人的钳制，更不知天高地厚。爱姑能说会道，撒野、泼辣，从她闹离婚“一闹就是三年”即可见一斑。爱姑只知道压在自己头上的正是她所信奉的封建主义制度。所以她一开始在七大人面前力数“小畜生”的不是，在七大人面前据理力争，满以为七大人“知书识礼，顶明白的”。最后还是七大人的一席话使爱姑如梦初醒，“觉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也使明白了封建主义的真实面目，可惜为时已晚。爱姑外强中干，对弱者逞强，对强者软弱，从敢于闹事到妥协，这就是爱姑的经历。她为了与施家“赌气”，又是吵，又是骂，又是砸，非把施家搞个“家破人人亡”而后快。但当她在地位比她更高贵的七大人面前，心“突突地乱跳，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显得那么软弱、无能。当七大人说出最后一句话：“来——兮！”后，她不由自己地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的吩咐……。”爱姑的态度一百八十转弯，从敢于闹到彻彻底底的妥协，最终变得恭恭敬敬，唯唯诺诺。
爱姑的悲剧，充分说明了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同样逃脱不了遭人践踏的悲惨命运。这种现象在旧中国是普遍存在的，是“熟悉的”；爱姑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因而又是“陌生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个。
从追求个性解入到走上绝路的子君
《伤逝》的女主人公子君是鲁迅先生塑造的又一个成功的妇女形象。子君是现代文学作品中一个具有反抗精神、最终被旧制度吞噬的女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伤逝》写的是知识妇女的悲剧。
子君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为“五四”革命狂飙所唤醒的女知识青年。她常“谈伊孛尔，谈泰戈尔，谈雪莱”，并以这些资产阶级个性主义者的民主革命思想来激励自己，子君和涓生终于结合了，也曾经有过安宁和幸福。但婚姻自主胜利后，子君却步不前，变得浅薄、庸俗、怯弱，与涓生在人生态度上主生分歧，爱情终于出现了裂痕。成家后的子君，不但没有像涓生一样继续学习和探索，争取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的才能，做一个自立于社会的女子；而是终日全力理家治内，甘心情愿作一个举案齐眉的贤妻良母，她变得浅薄、庸俗和怯弱。在家庭中所处的从属地位，更滋生了她的自卑心理。她常常看涓生的恨色得事，连一颦一笑也受制于人。当她现现涓生开始冷淡她时，也不敢询问，终日提心吊胆，生怕涓生抛弃她。她自觉但又不自觉地走上千百年来中国妇女走过的老路，最后连已经实现的婚姻自主也不能自主下去。涓生终于与子君分手，子君在绝望中，又回到了父亲的封建家门，在无爱的人间郁郁而死。
子君在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曾表现出无所畏惧、超人的勇气，是个勇士。当她的行动受到家里原极力反对和阻挠时，她坚定地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何等勇敢！何等坚强！何等自信！这句话显示了子君鲜明独特的个性，这是“五四”新思潮对子君的影响。子君还从易卜生《玩偶之家》娜拉的形象中得到启发和精神支持。热恋时期的子君，对于路人的蔑视、老东西和小东西的侮辱，表现出出大无畏的井然和平静，如入无人之境。但子君是在封建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小姐，她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她的反抗虽然坚决，但不彻底。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君的个性解放终于逐渐显出它的旧面目来。当涓生拿出一张雪莱的半身裸体铜板像给她看时，妇君”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显示出旧首先观在她身上的作用。涓生失业了，子君立即显出软弱性，在经济重压之下，他们爱情的裂缝越来越大。涓生离开她后，她没有争辩，更没有反抗，而是静静地让她父亲接回原来那个封建家庭里。她最终没能走上与旧制度彻底决裂的革命道路上来。
子君的这些个性特点，是与她所外的时代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子君的爱情悲剧显示了个性解放的巨大局限性。形象地说明只有进行社会革命，在社会解放的前提下，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是人格独立的必要前提，个人的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失去了这个基础，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格独立。而人格独立也只有在彻底的个性解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子君的爱情悲剧说明，没有经济独立，妇女解放就如同空中楼阁，迟早是要倒塌的。而以个性解放为武器，单枪匹马同整个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其结果只能是失败。鲁迅先生在《关于妇女解放》中进一步指出：“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妇女真正彻底的解放必须是在整个社会变革之后，必须把妇女解放同社会革命融为一体，必须把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祥林嫂、爱姑、子君三个代表不同阶层的妇女形象中，鲁迅深刻而鲜明地显示了自己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路：
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首先取得政治上的翻身，经济上的独立权；要达到解放的目的，必须推翻封建制度，必须进行深沉韧性的战斗。
鲁迅的作品，像匕首、像投枪，直指封建制度。鲁迅的这些思路，也印证了恩格斯的精辟论述：“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
③ 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论述《呐喊》《彷徨》的现代性特征
如果我们可以消解人为的抑或意识形态强加于鲁迅头上的神圣光环，或者祛除不分青红皂白的有意遮蔽与诬蔑，换句话说，如果（即使）能够中和鲁迅身上近乎两极分化式的酷评，如"最受诬蔑的人" 和"最勇猛坚决、正确伟大"等对鲁迅的形塑 的诸如此类的极端话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毫无疑问，鲁迅依旧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鲜活、触目惊心与备受争议的灵魂之一。甚至可以推定的是，他仍然会在21世纪发挥他应有的不容忽视又个性十足的独特历史功用。
鲁迅研究成为一门声名显赫、研究资料近乎汗牛充栋的"鲁学" 无疑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鲁迅的无尽魅力甚至魔力 。然而，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的鲁迅其小说集也不过三卷：《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共33篇。耐人寻味的是，鲁迅如何实现了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以及他小说自身内部的两次"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 ？尤其是，他又如何通过小说叙事模式的嬗变来呈现他对"现代性"的独特认知与迎拒姿态？
某种程度上，叙事方式的更新和递进是小说演变的灵魂。如人所言，"对新小说来说，最艰难、最关键的变革不是主体意识，也不是情节类型或者小说题材，而是叙事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叙事模式"是一个众说纷纭、流动不羁的概念，但在本文中，它是指从叙述人营构、叙事的策略等总和所提炼出的不同范式（paradigm）。如人所论，"叙事方式是一组手段和语言方法，它们创造一个故事中介者的形象，即叙事作品中所谓的叙述者"。
在我看来，鲁迅小说的叙事模式基本上经历了可谓两次大的嬗变。一次是，如果将鲁迅从整体上置入"文学革命"的滚滚大潮中进行外部动态观照，他挟晚清小说界革命之威引领风骚，推动了中国小说叙事从传统渐次步入现代的转变，主要是《呐喊》、《彷徨》为代表；另一次则发生在其小说内部，鲁迅以其《故事新编》部分实现了他更新小说叙事、创设小说类型的企图，尽管这背后可能掩盖了我们不得而知的更大的叙事创新与文体学野心。
比较而言，有关第一次转变的研究往往声势浩大、成果迭出。一般而言，几乎所有专论鲁迅小说的著述都或多或少的论及了《呐喊》《彷徨》的叙述创新及其转折意义；而第二次转变的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尽管自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就争议不断，但真正能将它置于鲁迅小说内部发展规律的平台上剖析，并指出其转捩与创新意义的研究极其罕见。 为此笔者的重点将适当向第二次转变倾斜，同时以巴赫金的小说性理论进行探究。所以本文的论述主要分如下三部分：1"小说性"理论的层面与可适用性；2鲁迅的力量，主要考察他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的角色；3狂欢：在意图与实践之间。主要探究《故事新编》的重要角色和地位。
）《呐喊》、《彷徨》的叙事更新。早在1923年，茅盾先生就灵敏地指出，"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 就连对带有左翼色彩的作家（品）不无偏见的夏志清也认为，"短篇小说一开始却是非常成功的。给这一类型文学奠下基础的是鲁迅。他在一九一八年发表的《狂人日记》，纯熟地运用了西方小说的技巧，与中国传统的说故事方法完全两样，因此可以称为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始祖。"
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王瑶先生也强调了鲁迅的现代文学史上的奠基人地位，"鲁迅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扩大了新文学的阵地，同时由于这些小说内容的深刻，表现的新颖……为新文学奠定了基础。"
不难看出，鲁迅作为现代中国小说鼻祖的位置是得到公认的，同样，他在小说叙事模式的转换中也担当了类似角色。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是如何实现的？
在巴赫金那里，"小说性"和转型期紧密相连 的，而现代中国小说的诞生本身就暗含了小说性的内在特征：杂语性、兼容并蓄等。清末民初转型期的新小说自然也不例外，"新小说却是从其它文学形式获得不少灵感。笑话、轶闻、答问、游记、书信、日记、叙事诗、见闻录等传统诗文形式的渗入小说，都曾对新小说叙事模式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反过来，恰恰是因为此特质，小说也被推上了历史潮流的浪头，为人瞩目。王一川指出，"中国人的新型现代性体验是与新的生活语汇如全球化世界概念、来自西方的科技话语和现代器物名称等交融在一起的……小说由于能以散文体方式叙事、抒情和议论，还可以把诗体等其他文类兼容于自身之中，因此得以成为容纳现代生活新语汇的合适形式。因此，小说在表现新型现代性体验方面交上了好运，成为现代文学的主导或中心性文类。"
鲁迅的《呐喊》《彷徨》同样也体现出其丰富的现代性，甚至是先锋性。从整体上看来，他除了延续旧有的体式-情节小说以外，还开拓出"以写实性生活片断为结构主体的片断小说"、"以刻画人物性格、勾勒人物命运线索为结构主体的心理小说"和"以特定的氛围渲染和情感、意蕴表达为结构主体的意绪小说" 等等。
"小说性"颠覆和解构的一面在鲁迅的《呐喊》《彷徨》中有非常醒目的表现，比如《狂人日记》。无论是反思国民性、痛陈封建礼义说教的罪恶都或具摧枯拉朽之气势，或意义深远绵长，在在令人省察。刘禾指出，"狂人日记却着重于中国历史的象征性病理诊断--暗含着西方规范的参照--它大大超出了任何个体心灵的字面解释" ，这无疑从内容上指出了其富含现代性的一面。王润华也在他的〈西洋文学对中国第一篇短篇白话小说的影响〉中缕述了果戈理《疯人日记》、迦尔逊《红花》和尼采《察拉斯忒拉的序言》等对《狂人日记》的叙事、内容、意义等的宏观的细微影响。
但需要明了的是，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理解为反思和批判自我的态度和趋势，这当然也是后现代性得以发展的理由和空间之一。从此角度讲，鲁迅小说的现代性中也包含了另外一种独特的声音与反抗姿态，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鲁迅式的现代性"。显然，它包含了诸多复杂的指向和源泉：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熟谙和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模式的独到品位及引领式论述 自然使他超越了许多时人对西方现代性的毫无保留拥抱的幼稚，反而多了几分少见的本土式的冷静与成熟。李欧梵在他著名的《铁屋中的呐喊》一书中探寻鲁迅的现代性的手法就是通过寻根传统却避开西方来展开。
鲁迅的通过译介和阅读外国小说以及留学日本的体验有使他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坚持"拿来主义"的博大胸怀。同时，"也正是文学传统中的核心层次的那些要素，才决定着新文学在发愤精神、史传意识、抒情风貌、意境美感、白话文体等诸多方面同中国古代文学发生着深刻的历史联系，呈现了文学历史连续性的许多有声有色、诱人追寻的生动具体的形态。"
如果通读鲁迅这两部小说，我们可以发现，鲁迅的小说主题的现代性表达似乎背离了现代性的原初语境，而更多呈现出对乡土中国的深沉又细密的关怀与缠绕，如《阿Q正传》、《故乡》、《祝福》、《孔乙己》等莫不如此。"毫无疑问，鲁迅的作品被看成是中国现代性意义最典型的表达……也许更重要的在于，鲁迅表达了一种乡土中国的记忆，这些记忆从中国现代性变革的历史空档浮现出来，它们表现了与现代性方向完全不同的存在。鲁迅在这里寄寓的不只是批判性，而是一种远为复杂的关于乡土中国的命运--那些始终在历史进步和历史变革之外的人群的命运。" 如果非要给这种逸出与背离以现代性的名义的话，那它应该是"鲁迅式的现代性"。
④ 简述 呐喊 彷徨 两部小说集的现代性特征
《呐喊》、《彷徨》既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同时又是其成熟的标志。
鲁迅说他“呐喊”几声，目的在于慰藉那些斗争中“奔驰的猛士”，使他们勇敢直前。作者创作《呐喊》的目的是：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使他不悼于前驱。
原来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人，“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前进”，鲁迅当时象布不成阵的游勇那样“孤独”和“彷徨”。《彷徨》表现了他在这一时期在革命征途上探索的心情。
⑤ 急求鲁迅作品的意象分析
鲁迅与现代性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451 更新时间：2006-10-25 12:41:35
一般认为，存在这两种现代性的概念。在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一书中，他对这两种紧密联系而又相互冲突的现代性进行了分析，指出“可以肯定的是，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某个时刻，在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关于前者，即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概念，我们可以说它大体上延续了现代观念史早期阶段的那些杰出传统。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所有这些都以各种不同程度联系着迈向现代的斗争，并在中产阶级建立的审理文明中作为核心价值观念保有活力、得到弘扬。相反，另一种现代性，将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自其浪漫派的开端即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它厌倦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及其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到自我流放。因此，较之它的那些积极抱负，更能表明文化现代性的是它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以及他强烈的否定激情。”在这里，指出了两种现代性，如果把这两种现代性的概念移植到中国本土，我们可以说，前一种现代性是指一个落后贫穷的旧中国寻求国家民族繁荣、富强、民主、科学的物质文明层面的现代性；而后一种现代性则意味着对于理性和整体性的批判和反思，它期待人能够从理性和整体性中脱出身来，关注于人的生命个体存在这一基本事实。正如卡林内斯库所指出的那样，后一种现代性，即审美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和后现代主义等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五幅面孔。
我们可以说，在现代文学中，同时存在着对于两种现代性的追求。一部分作家祭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对国民性中的劣根性进行批判，对旧的统治制度和腐朽的封建伦理道德发起攻击，从而关注中国的国家民族的现代化道路。这一部分作家可以以郭沫若、茅盾、老舍、张天翼、艾芜等作家为代表。另外也有一些作家，则显示出对于审美现代性的浓厚兴趣，它们更为关注的是，人，一个更多表现为非理性的人，在现代社会的某种境遇。这一部分作家以李金发、施蛰存、戴望舒、张爱玲、穆旦等作家为代表。当然在这些作家身上，也体现出某些两种现代性相互冲突的痕迹。但是，这种冲突在一个作家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的，当然应该要算鲁迅。
一方面，鲁迅表现出对于一个科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的强烈的向往。它的弃医从文，正是为了对于疗救国民。在《狂人日记》、《祝福》、《孔乙己》等作品中，他批判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在《阿Q正传》、《风波》、《高老夫子》等作品中，他又揭示出民国的劣根性，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以改造国民性为基础，其试图在让“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而在《药》、《在酒楼上》、《孤独者》等诸篇中，鲁迅又对革命和革命者投注了极大的关注的目光。凡此种种，都表现出了鲁迅对于构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民族的期望。而鲁迅之为鲁迅，是因为，在他对国家民族的现代性进行关注的同时，也敏感的注意到此种现代性对于个体生命的压抑。所以，他才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意去。”我们可以认为，这个黄金世界，便是一个实现了现代性的复兴的中华民族。那么，为什么鲁迅又不愿意去呢？或者，鲁迅也知道，人们正在用一种对于黄金世界的允诺来扼杀着人们的“现在”。鲁迅一向反感用一种理性指导下的“希望”，用一种整体性的东西来压抑人的生命的本能的冲动。鲁迅服膺于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而在尼采这里，上帝已死，上帝的死亡其实意味着理性的死亡。因为尼采感觉到，越来越强烈的理性在压抑生命的本能，使生命发生了萎缩，而要重新恢复人的生命的光彩，则要打倒理性，而张扬主体性的存在。这其实正是审美现代性产生的根源。关于现代性的体验，马歇尔·伯曼有一段经典的论述，他借用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意象来表达他对现代性的认识，他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样一个形象……所包含的的宇宙范围和视觉上的宏伟，他所拥有的高度压缩了的戏剧性力量，他所具有的含糊的启示意义，以及它的观点所蕴含的歧义性——那种摧毁性的热力同时也是极大的能量和一种生命的外溢——所有这些品质都被认为是现代主义想象的特点。它们正是我们准备在兰波或尼采、里尔克或叶芝身上找到的那种东西——‘事物破碎了，中心不复存在。’”审美现代性其实意味着两重含义，一方面是事物的破碎与中心的丧失，一方面则是个体生命所焕发出来的“那种摧毁性的热力”与“极大的能量和一种生命的外溢”。在鲁迅这里，一方面是巨大的生命的热情，另一方面，又是对于一切包含“中心”意味的拒绝。比如上文中提到的“黄金世界”。再比如“希望”。鲁迅在《野草》之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对“希望”表示了自己的怀疑态度。他引用裴多菲的诗道：“希望是什么？是娼妓/他对谁都蛊惑，将什么都给予/待到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你的青春——他就弃掉你”。希望的不存在，意味着一种终极的中心的丧失，人注定了成为漫漫黑暗中的孤独者，燃烧着自己的生命的热情，与虚无进行着肉搏，当然最终也必将为虚无所吞没，但是在消失中，人完成了自己。
我们如果拿现代性的五幅面孔来关照鲁迅的文学创作，会发现，在其中，存在着方方面面的审美的现代性。首先是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用于指艺术中各种革新和反传统的趋势。这一点用于鲁迅，无疑是毋庸置疑的，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体现出的正是对于传统文学的反动。其次是先锋派，先锋派意味着不断的创新，有时候甚至意味着自己对于自己的挑战。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的将鲁迅归入先锋派的行列，正如茅盾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鲁迅的在小说创作中的伟大之处便在于从不自己重复自己，而是不断的求新求异，自己打倒自己。再次是颓废，我们当然不能够说，鲁迅是个颓废主义者，但是，只要我们客观的来解读鲁迅，会发现在鲁迅身上的那种对于“颓败”事物的偏爱，他所喜爱使用的意象都是与死亡、毁灭、黑夜等带有否定色彩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而在这些事物和意象的上面，当然也郁结着鲁迅的某种颓废的情绪。也许，我们说鲁迅是一个媚俗者，有些牵强，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鲁迅的作品相对其它现代作家来说，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读者。最后是后现代主义，在鲁迅晚年的作品《故事新编》中，我们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的经典的手法，拼贴、戏谑、互文等等都出现在文本中，这种超越时代的文本，成为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这样，我们可以发现，在鲁迅的文学作品中，几乎包含着审美现代性的所有的元素。
我在这里重点分析鲁迅作品中的审美现代性，并不意味着，鲁迅的价值更多表现在这里。我们必须应该明白，审美的现代性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作为一个受西方影响的落后国度，因为种种原因，产生现代性的审美体验自然也包含着某种历史的合理性。但是，我觉得，在现代中国，我们更加需要的前一种现代性，那即是国家民族的现代性，因为只有这种现代性的充分发展，才能够为后一种现代性提供发育的土壤和破坏的对象。而且，中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似乎也不必人云亦云的高呼“上帝死了”，因为在中国，上帝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对于没有出生的事物，何谈其死亡。我们当然应该注意在现代文明发展中，理性对于人的压抑的存在，以及在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存在，但是并不能因噎废食，而忽视了国家民族的现代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鲁迅对于中国文学的最大的贡献，可能更多还在于传统的解读方式中，那种对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强有力的推动。而所谓的对于审美现代性的建立，尽管鲁迅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是似乎不必将之抬到吓人的高度，在海外学者对于鲁迅的解读中，过多地阐释了鲁迅对于后一种现代性建立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似乎较少注意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落后民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落后挨打的基本的社会事实。而笔者所以也在此重点分析鲁迅作品中审美现代性的方面，是因为在传统的对于鲁迅的解读中，鲁迅对于国家民族现代性的建设，已经谈的较多了。我们也许可以换一种层面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也许还不能够找到这种合适的层面。
http://www.canp.cn/xueshu/ShowArticle.asp?ArticleID=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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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世界现代主义文学
作者：李春林 新闻来源：文化研究网 点击数：2827 更新时间：2005-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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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鲁迅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关系是一种平行关系。他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大师卡夫卡、伍尔芙、乔伊斯、普鲁斯特、艾略特等同时起步，他们的作品之间有明显的可比因素。鲁迅作品中的现代主义质素表现在人们的主体意识的确立与强化；在对于人的思考与探索中所体现出来的焦灼与苦闷；对死亡、阴暗题材的兴趣、广用象征；向最能展示人的“心理真实”的潜意识领域深入开掘；采用“非人格化”叙述法等。并且，鲁迅各种文体作品（小说、杂文、散文诗、古体诗、回忆散文等）都弥溢着现代主义质素。当然，鲁迅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大师也有诸多不同，最主要者是鲁迅并未放弃现实主义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原则，从而呈现出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相融合的艺术形态。
【关键词】鲁迅/现代主义/主体意识/象征/心理真实/非人格化叙述/现实主义
【正文】
鲁迅所生活与创作的时代，若是从整个世界范围言之，是传统现实主义业已走向低落、现代主义开始勃兴的时代。有一个很有趣的世界文学史史实我们不能忽略，D•H•劳伦斯曾在《袋鼠》中宣布：“旧世界在1915年告终了。”此处的所谓“世界”，主要是指文学世界。同年，卡夫卡的《变形记》首次发表。1918年，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1919年，伍尔芙发表《墙上的斑点》。1922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流水年华》之一《索多姆和戈莫尔》、伍尔芙的《雅各布的房间》等一批现代主义代表作问世。这昭示出，鲁迅的创作几乎是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大师同时起步的，因之，他创作中的现代主义质素并非受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而是直接受惠于时代（这一点我们将于后文详说），也就是说，鲁迅与西方现代派文学之关系，主要是一种平行关系。
一
鲁迅作品中的现代主义质素首先表现在人的主体意识的确立与强化。笔者认为“五四”时期所倡导的“人的文学”，其实也有两种路向：“为人生的文学”与“为自我的文学”（注：此语纯系笔者之杜撰，未见得准确。为叙述的方便，姑用之。）。前者立足于被压迫大众（群体的人）的解放，如叶绍钧的小说，诸多乡土文学作品；后者着意于自我（个体的人）的解放，如诸多情爱文学的感伤文学作品（尽管其中大量作品的主人公是“他者”，但多为或多有“自我”的烙印）。而将这两者都发展到极至、并且在自己的艺术世界总体上结合得最好（至于具体作品有的可能有所偏重）的则是鲁迅。在鲁迅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人的主体地位、对人的精神自由、对人的个体人格的艰苦、执着的追求，对这种追求的难以实现的焦灼、苦闷、寂寞与孤独，并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将这种种追求与情绪，与对人的生命的价值及整个人类命运的思索水乳交融。这正是优秀的现代派文学作品在思想文化深层内涵上的共有特色。
卡夫卡的《变形记》、《乡间的婚礼筹备》、《判决》等作品于无限的苦恼与焦灼之中，流露出许多消极乃至颓废情绪。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便在这些消极和颓废中，仍蕴含着对于人、人类的价值与意义的探索。正如鲁迅论述俄国文学时所说，即便它“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注：鲁迅.南腔北调集•《竖琴》前记〔M〕.）。只不过这里的“人生”不仅仅是大众，还包括着自我。勃洛特这样评说卡夫卡：“把卡夫卡归入圣人范畴的品质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他确信有一个公正、正确的世界，确信有‘不可摧毁的东西’，他的许多箴言都谈到了这后一点。我们太无能了，以至不能立即认识到那个确实存在的世界，但它毕竟是存在的。”（注：转引自瓦根巴赫.卡夫卡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215.）而“卡夫卡这‘不可摧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他要‘解放’他那个庞大的内心世界的强烈愿望，就是他以内心‘好斗’姿态去对付那扭曲人性的生存环境的不妥协精神。”（注：叶廷芳.卡夫卡传•序〔M〕.卡夫卡传〔C〕.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2.）正是卡夫卡乃至其他一些现代派作家的这些特点，使我们感觉鲁迅与他们之间更多的亲和而非疏离。
鲁迅的全部著述（含小说、杂文、散文诗、散文乃至古体诗），都蕴含着对于人（个体、群体、民族、整个人类）的思考与探索，自然在不同的具体作品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这种思考与探索必然涵带的呐喊与彷徨、焦灼与苦闷、孤独与痛苦。
诸多学者均云《狂人日记》是鲁迅创作的总纲。就对人类命运的探索而言，此语亦恰中腠理。主人公狂人既是个体的觉醒，又蕴有企图改变民族命运（使所有食人者不再食人）的“精神界战士”之色彩。因之，整篇作品亦是“为人生”与“为自我”，人道主义与个人（个性）主义最佳妙的结合。而主人公的探索精神、孤独情怀、与他者战斗的义勇、对自己“抉心自食”的严酷，贯穿了鲁迅的全部创作中。《狂人日记》堪称一篇带有鲜明现代主义特质的作品。再加上其艺术形式上的诸多现代派特点，使我们觉得将其置入上述世界文学史创作年表中，非常自然，绝不勉强而遭弹出。
阿Q固然是鲁迅所画出的国民的灵魂，然而这个形象又包蕴着更为深广的内容，其精神胜利法不独揭示出全人类所共有的普遍心理特点，而且体现出人对精神自由、自我价值的无时无刻、无休无止的追求。当然，这在阿Q是变态的，而惟其变态，才更为深刻地昭示出人与环境的永恒矛盾，环境对人的巨大压抑，人的全部苦闷与焦灼，人的极力想开释、缓解这种苦闷与焦灼，而又实现时甚少，又拼力地、极为痛苦地、变态地求其实现，所以，有人将阿Q与存在主义文学代表作中的主人公洛根丁（萨特《恶心》）、莫尔索（加缪《局外人》）进行比较研究，绝非空穴来风（注：孙正国.阿Q的选择——存在主义的精神胜利倾向初探〔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986.(2).）。《过客》则具有更为鲜明的存在主义质素。存在主义认为，决定人们本质的主观意识——自我，只能在人自身的行动中得以证实。过客正是于“走”中确立了其自身的生存价值。而就其所表现的孤独感而言，与贝克特的荒诞剧《等待戈多》也有着相似的立意与设计。
不独是《过客》，其实整部《野草》都蕴有更为突出的现代主义特点，我们甚至可以直呼之为现代主义作品了。《野草》所展现的完全是人的内心世界，所唱出的是人的个体生命的全副痛苦的体验。鲁迅自己说《野草》“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注：鲁迅.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M〕.），其实亦是他从自己的精神炼狱里发出的惨烈笑声。分析《野草》的诞生原因，便会发现它与现代主义文学发生的社会客观原因与作家的主观原因完全一致：社会呈现出颓废乃至令人绝望之势，我却偏向绝望抗争。只不过在《野草》那里时显积极色调，在西方现代派那里多为消极气息；鲁迅托身……………………………………………………http://www.hong-ye.net/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603&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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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鲁迅作品中的民俗事象与巨人之恩
作 者：王丽春
民俗事象与传统风俗是文学表现的审美要素与历史容体。鲁迅作品中的民俗事象则在“思接千载，视通万是”的文化反思中表现了先驱者的深广的现代忧愤与时刻关注时代变革的深远忧患意识。
鲁迅小说的民俗事象，几乎俯拾即是，如《祝福》中的拜堂，“祝福”以及捐门槛，《阿Q正传》中未庄的诸多“惯例”，《药》中的人血馒头，《风波》中的辫子，《社戏》中“社戏”，《长明灯》中的“长明灯”，《离婚》中七大人手中把玩的屁塞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民俗事象，有的构成作者审美思考的艺术契机，如《风波》中的辫子；有的成为连接作品丰富内涵的审美物象，一个凝结着作品“张力结构”的艺术道具，如《药》中的人血馒头；有的成为开拓“文本”深度进向的一个活动背静，如“祝福”；还有的成为沟通读者某些方面时代感触的文学媒体，如《长明灯》中的“长明灯”。不仅如此，这些民俗事象在鲁迅严谨的现实主义文字审美图景中，无论是在细节或是环境的描写，还是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结构的构成上，往往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颇见匠心。鲁迅先生说过：“选材要严，开拓要深。”在对民俗事象的审美思考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这句话的分量和它所表达的美学意义。
鲁迅是从不断被重复的、千百年如一日的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奇的现实基点开始其审美思考的，在这些“几乎无事”的故事中，蕴含着一个民族文化、历史的承继关系，呈现为一种至深的社会结构特征。他几乎是从地缘关系及其具象形成的艺术描画开始对整个民族的命运的历史思考的，这使得他笔下的民俗事象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同时又走出了“地缘关系”的历史规定，而且有了更为普遍的意义和超越具象形式的深层意蕴，以至我们在解读过程中忘却了它的具象形成，忘却了这一具象形式所负荷的地缘关系及其最初的背景。
民俗是一个社区、区域、种族乃至于民族生活方式的具象形式与活动结构，它在一个不断被重复的生活图景中形成其至深的文化传承。每一种民俗事象几乎都有文化传承的礼俗信念潜伏其中，如祥林嫂的捐门槛和华老栓用作“药”的人血馒头，还有《狂人日记》中所叙述的由“文明”社会记载、推崇以至于表彰的种种“吃人”形式。对于民俗事象的文化审视和审美反思，须是有人走出这“铁屋”之外，持有足够的历史距离才能产生的文化警觉。
民俗美感的发生是有其“现代”智慧背景和历史准备的。鲁迅先生则从他的作品的丰富性和民俗事象的审美反思，从而奠定了新文学文化反思的总体思考背景。影响所及，不仅对当时及其前后的乡土文学，以及后来二三十年代的一些具有深厚民俗美感的作家，如老舍、沈从文、萧红等，而且直至新时期的“国民性”现代反思的审美嗣续和发展，都深深留下其民俗美思考的历史痕迹。
http://www.lnbn.com/news/Article_Show.asp?ArticleID=47
⑥ 鲁迅小说的现代性特征是什么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⑦ 请结合作品谈谈鲁迅小说的现代性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⑧ 以鲁迅小说为例 论述中学语文教学如何体现现代小说的现代性
鲁迅小说故乡为例，在故乡中闰土的变化当中就能够体现出现代小说的元素。
⑨ 鲁迅的小说，散文的艺术特色
鲁迅杂文的特色：
鲁迅杂文所含甚“杂”，主要内容有两大特点：1、它反映的中国社会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从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面貌。如单从某一篇看，他的杂文所评述的多是具体、细小、平常之事，但汇在一起却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形象。因此，他的杂文又很具概括性和代表性。2、鲁迅的一生关注中国的国民性改造问题，这一工作主要是由他的杂文来完成的。
鲁迅杂文形象性很强，他文章中的说理、论辩、批判、驳论等逻辑力量都是透过鲜明的形象来体现的，因而他的杂文具有浓郁的艺术色彩。鲁迅杂文的文体自由多变，短评是他常用的形式。他的文风或严峻凛然，或清新隽永，或锋芒毕露，或泼辣犀利，或意味深长，多姿多彩不拘一格。他的杂文是现代文学中有重大影响的一种文体。
鲁迅散文的特色：
鲁迅是现代散文诗的重要的开创者，这部分作品收于《野草》集中。《野草》所含内容：1，是对世俗世态的嘲讽和对黑暗政治的抨击，如《狗的驳诘》、《复仇》、《淡淡的血痕中》；2，是寄托自己在黑暗中摸索的苦闷与挣扎，如《秋夜》、《过客》、《影的告别》等。
《野草》是一部象征主义的艺术精品，其中最具艺术特色的是运用象征方法而创造的各种形象。
鲁迅的回忆散文收于《朝花夕拾》集中。部分散文较多地继承了传统散文的特点，写人记事均于平淡质朴的笔墨间蕴藉着深邃的思想，而且在对旧日情怀的回顾时，还常常发表议论，抒发对现状的某些不满之情。
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
（1）鲁迅小说真实地再现了现实生活，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特征。
作品为我们塑造了阿Q、孔乙已这些鲜明、独特的艺术典型。在未庄、鲁镇这种生活环境里，正是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农村的缩影，阶段关系错综复杂，阶级矛盾和阶级压迫极为突出。盘踞在未庄的赵、钱两家地主及爪牙地保是剥削者、吃人者。阿Q、王胡和吴妈是被剥削者，他们之间形成尖锐的阶级对立。正是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写出了阿Q的落后和不觉悟，他蒙受种种压榨和欺凌，又无力反抗，只好用精神胜利法自宽自解，于是渐渐形成阿Q性格。孔乙已也是在封建教育制度的残害下形成了他穷酸、迂腐的性格。阿Q、孔乙已等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具有艺术的概括力和历史的真实性，因此具有深广的社会意义。
鲁迅的作品在人物塑造上采用生动的细节描写，“画眼睛”的方法、白描、漫画的笔法，使人物生动、真切，个性鲜明。
（2）鲁迅对现代小说民族新形式的创造：
鲁迅小说艺术上又一特点是结构章法的民族化。《阿Q正传》以叙述人物“行状“为主，故事连贯单纯，有头有尾，具有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传统的章回体及传记文学的特点。《孔乙己》则以一个酒店小伙计的见闻为线索，通过对孔乙己在酒店两次喝酒情景的描写，表现深受封建思想文化毒害而穷困潦倒的读书人的悲惨生活。
结构上既吸收民族传统章回小说的特点，又吸收西方小说结构上截取生活片段的特点，创造了现代小说的民族新形式。
（3）以戏剧的手法表现悲剧的内容，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的结合统一。《阿 Q 正传》、《孔乙己》都描写了时代的悲剧，在表现上又充溢着喜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