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现代意义

① 武侠小说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金庸的小说绝大部分主人公都是一个平凡、资质平庸或怀才不遇、备受冷遇的人或突遇奇缘或天赋异禀，成为身怀绝技的人，然后轰轰烈烈成名，默默无闻隐退，不过是对现实社会的无奈、愤懑

② 以金庸小说作品为例，谈谈金庸武侠小说的现实意义

比如说天龙八部吧，就体现了诸子百家，尤其是佛家精神，其中无人不冤、有情皆孽；天龙八部和鹿鼎记还揭示了名族矛盾、融和的问题

③ 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简答题)

否定快译恩仇、人性杀戮的观念
纠正黑白分明的正邪观念，以是否爱护百姓为新尺度
揭示权力的腐蚀作用
渗透着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精神
锐利的针对现实的批判锋芒
用现代心理学观念剖析、塑造人物形象

④ 金庸小说爱情描写与现代意义,论文

http://..com/question/1922724.html?fr=qrl3
http://bk..com/view/2619.htm

参考一下！

⑤ 金庸武侠小说的现代意识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金庸武侠小说的现代意识（前期思想） 出于对战神阿瑞斯和爱神阿芙罗狄蒂的迷恋，我对金庸的作品久读不厌。但形而上的思考却使我不得不暂时对他们告别，沉浸在思想的一抹阴影之中。对于金庸的评论已越来越多，作为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享乐主义读者，我忧虑的并不是能否给“金学”的孔雀尾巴上添一根华丽羽毛，而是担心我的观点不同于读者的想象，给人以一种不切实际、影响文本阅读快感的荒谬。因为大多数的金庸小说读者和评论者都认为金庸作品的思想来自于传统文化，仅在写作技巧上表现了一定的现代意识，且这些现代意识也基本消弥在文本中不断出现的“蝶恋花”词调和“山坡羊”曲律中；我却认为正是现代意识给了金庸的想象力以最大的启发，并使其作品的深层意蕴表现出一种鲜明的反传统倾向。这个貌似虚假的看法可能在本质上是真实的。

一

公元五世纪初，陶渊明从他自己的经历中提炼出的桃花源情结，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诱惑力的乌托邦理想。如果说鲍照和庾信在他们著名的作品中把世间的不幸诗意化了，那么陶渊明则诗意化了世间的幸福。在中国文学的漫长历史中，桃花源情结成了一代代文人渴望独善其身的那种普遍而又古老的幻想。也许正是这种幻想在金庸作品中的屡次出现，才使人觉得他始终和传统保持一致。然而，这种幻想的实质在金庸那里却是似是而非的。

大多数读者可能都会认为《射雕英雄传》中的桃花岛和《神雕侠侣》中的古墓是桃花源情结在金庸作品中的典型。的确，桃花岛和古墓在地理位置上正如同桃花源一样与世隔绝，人间的痛苦和变幻在桃花岛迷宫般的道路和古墓穴口的千钧巨石外悄然流逝着，但此间的居者却并不是为了逃避客观世界的痛苦，而是为了逃避主观的忧郁消沉的深渊。黄药师在伤心之际引贾谊的文章说：“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这正说明了处在世界上任何位置的人，都不过是带着肉体和心灵的寂寞绝望与万物一同日日夜夜地忍受煎熬。桃花岛和古墓对于黄药师和林朝英等人来说不过是覆盖在深渊口上的一层稀薄物质，只能勉强支撑体重罢了。这种属于现代人意识的绝望感尽管被金庸落实在爱情主题上，但桃花源情结的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思想内核却因此打破了。

如果说桃花源的居住者是被环境赋予了其存在的意义，桃花岛和古墓则几乎对于所有的居住者来说都是只有被动性。而以黄药师和杨过这两个反传统的个人主义者作为桃花岛和古墓精神上的主人，正是在深层意义上对指向过去的乌托邦的桃花源情结的解构。金庸在黄药师和杨过这两个号称东邪西狂的人身上突出地表现了他嘲弄传统观念的爱好。“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黄药师对传统观念所持的态度一直是永不减退的愤怒攻击。他为陆冠英和程遥迦完婚的一幕是《射雕英雄传》所能给予读者的最好的礼物之一，不能欣赏这一幕也即意味着肯定禁欲主义；杨过与小龙女的恋情本央就超越了一切的传统价值观念，其意义正在于表现个人主义精神对传统秩序的反叛，他们最终的成功既是爱情的胜利，也是现代意义上的昂扬精神的胜利和意志的胜利。

⑥ 金庸武侠小说的价值及意义是什么

个人看法：文学价值，史学价值，艺术价值都不高，甚至可以说很低。。。
有意义的地方大概就是 塑造的人物性格 能让读者 更懂些人性吧

⑦ 从现代社会解读金庸小说里的思想

一、以情为系的恋爱观。 金庸小说中的恋爱不管是三角的，还是多角的，虽然写的是封建社会的故事，但基本上是以现代的感情为依托而出现的。最典型的是《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与四女的恋爱。张无忌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在他的经历中，先后发生了与表妹殷离的侠情，其本质上是一种承诺和责任；与小昭的怜情，实际上爱怜和照顾的情分居多；与周芷若的恩情，主要是一种同伴情、感恩情；与赵敏的爱情，反映了爱情的那种心契如一、情荡心魄的特点。由于他写各种恋爱，以情为主，因而十分真实感人。 二、经受各种考验的爱情观 金庸笔下情侣们的爱情，莫不曲折磨难，几经考验。有的是面对荣华富贵的诱惑：如郭靖，他要是娶华铮公主的话，则可以当蒙古国的驸马，会何等的光耀富足。然而在爱情面前，他放弃了。有的是把原有的舍弃了，如赵敏，她甘于舍弃自己的郡主地位，勇于打破阶级的界限，下嫁一个草莽英雄，又是何等令我们汗颜。而有的是要应对威胁，如令狐冲，竟然不怕任我行对恒山的围剿，勇敢地捍卫了爱情的纯洁。 再就是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最能体现金庸的现代爱情观。他俩的爱情是在曲折中发展的，而且突破了虚伪的伦理观（他俩在辈分上是姑侄），迂腐的贞操观（小龙女曾失身），最能说明爱情的力量。 三、恨和牺牲交织的爱情观 由爱生恨，爱之愈深、恨之愈切，这些在金庸的笔下都有生动的体现。李莫愁对爱人由爱生恨而进行残忍的报复并且殃及无辜，最为印象深刻。另外还有梅超凤。再有《倚天屠龙记》中，周芷若对张无忌从爱到恨的转化，也十分经典。 还有对爱情中牺牲精神的描写，也非常吸引人。让我扼腕叹息的是小昭，为了张无忌一行人的安全，舍却真情，回总坛做圣女，一辈子独忍孤独，是何等的凄楚。每读到这里，我都会怅失良久，难以释怀。还有就是岳灵珊为林平之而死，无怨无悔，充分体现了一个女人对爱情至死不渝的执着。 四、现代平等的婚姻观 虽然，金庸的武侠小说写的都是封建社会的事，但书中的爱情和婚姻却是围绕现代的一夫一妻思想来写的。有时，对于缠绵难舍的多角感情，我奇怪为什么金庸先生不能按照封建社会的妻妾制度来解决呢？但我后来明白了，作为具有现代意识的金庸，已经把他的思想投放到他小说的人物身上了，这种现代的平等、公正思想处处体现在他的小说里，但唯一例外的是《鹿鼎记》，这部小说和其它小说有明显的不同。

⑧ 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如何

武侠小说的价值

----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例

武侠小说是从我国颂扬狭义精神为主的各种形式的小说发展而来。武侠小说作为中国小说类型中极为重要的一大类别，长期以来受到了诸多的非议。特别是现代武侠小说，是在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它曾在文坛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潮，这可以说明武侠小说有其自身的价值和魅力。本文以金庸小说为例，分析武侠小说的“文化价值”、“认识价值”、“审美价值”。

一， 文化价值

金庸，无疑是现代武侠小说的泰斗。从五六十年代至今，金庸这个名字更是家喻户晓。他的小说一直以来都深受读者的喜爱，以他的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更是数之不尽。从金庸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武侠小说的文化价值。“侠”文化的精神被武侠小说继承了下来，在金庸小说中，比如郭靖、乔峰等人身上就有着“狭”的品质。金庸把儒家的进取精神，道家的自在旷达和佛家的修身自律引入武侠世界中，处处渗透着我国的传统文化。比如《天龙八部》渗透着佛的精神，《神雕侠侣》体现道家的冲虚淡泊和直面生死。小说中渗透着大量的“出世、入世、无为”的思想，这体现着中国的哲学思想。金庸武侠交织着对历史的反思。如《碧血剑》以明末农民战争作为背景，深刻揭示出中国历史的一些特点：“鸟尽弓藏”；“今日的一缕英魂，昨日的万里长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从金庸的小说中，我们读到了历史、哲学、古人的文化价值观。

二， 认识价值

武侠小说虽是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化，可它的认识价值却不减。我们能够从武侠小说中学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人生、认识社会。在《书剑恩仇录》中，阿凡提借驴子讽刺那些带官帽的人，其实也告诉世人，为官之人不要总想着骑到人民的头上，否则迟早会被人民拉下来的。《鹿鼎记》又是对中国官场斗争的险恶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不遗余力的揭露，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再看《倚天屠龙记》中的周芷若，她为得到张无忌的爱情而不折手段地迫害别人，注定她的爱情是不长久的；这也告诫人们，与人为善，真心实意的爱，才会有回报。

三， 审美价值

武侠小说独特的审美价值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进行了雅俗融合。武侠作者广泛汲取了戏曲、电影、文学等多方面的特点，呈现出独具一格的审美特征。从叙事技巧来看，金庸跳出情节模板的约束，成功地运用现实主义辨证地处理人物与情节关系的经验，以性格发展变化作为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其结构宏大严谨，一气呵成。如《神雕侠侣》，以宋朝为大背景，以杨过的成长为线索，表现杨过性格、价值观的变化，推动情节发展，环环相扣，构成宏伟的社会画卷。从小说语言来看，金庸小说用词凝练、典雅、清新，融入了大量的古典诗词。此外，爱情在武侠小说中站了很大比重。金庸小说也以爱情作为主旋律贯穿始终《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与喀丝丽的爱情，《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读来让人荡气回肠。作者推崇的这种性灵之爱，抛弃世俗之利，以情义为尊的思想带给人们美的感受。

武侠小说的魅力是不可低估的，武侠小说深受各种人的喜爱。在这个商业化的时代，很多武侠小说以影视的形式出现，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在武侠小说发展的过程中，但愿它不失去自身的精神才好。

⑨ 金庸小说的蕴涵

浅析金庸小说的爱情文化观

内容提要：爱，历来是文学创作者不朽的创作命题。但对于“爱”这个词的理解，确是博大精深。然而，在金庸小说中个“爱情”又表现的是怎样的一中共文化蕴涵。本文从东西文化对爱的理解、英雄对爱的表现和女性的完美主义的爱等三个方面来分析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文化观。

关键词：金庸 爱 爱情 文化

一 东西文化语境中的爱

金庸在《神雕侠侣 后记》中有：“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社会行为模式，经常随着时代而改变。然而人的性格和感情，变动却十分缓慢。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从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感情与品德，是作者最为看重的社会元素，而作者在这里所提到的爱，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基于这样的文学信念，他在自己的十五部小说中，竭尽全力洋洋洒洒地描绘了形形色色的男女之“爱”、兄妹之“爱和”师徒之“爱”。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凡读过金庸小说的人，都不会怀疑，金庸的确是个“写情的高手”。在他的小说中，始终穿插着各种各样的感情线索。这就是金庸小说为何能如此吸引众多少男少女的缘故了。

“爱，首先是男女之间的男欢女爱或爱情。作为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从中国的 《诗经》、古希腊神话等开始，千百年来，一直是世界各民族文学所讴歌、所描绘、所表现的具有各民族特殊的心理与情感。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对爱情命题的千奇百象的艺术表达，就没有文化艺术作品存在的可能性。

爱是人类生活中最为天然的本性，人之所以为“人”，并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精神外化。男女之爱更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认为有意识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相结合的精神活动。“爱情把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联结在一起，它是生物关系和社会关系，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的综合体，是物质和意识多面的、深刻的、有生命力的辨证体。”由此，如果“没有爱，人类便不能存在”。这句话作狭义的理解，爱情是以繁育后代、种属沿续的本能为基础。爱是人生命的支柱，爱的烈火燃得越旺，生命力便会随之而增强，从而生活就增添了价值；爱的消逝则会使人感到：生命从此毫无意义，丧失了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爱也是哲学的中心论题。在东西方哲学史中众多的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们都对爱的本质与构造进行了许多研究和探索。在中国儒学思想的创始人孔子那里，他把爱视为“仁”的本质：“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亲爱自己的亲人，在长幼关系中居下者的子女、弟妹对父母、兄长的敬爱，这就是仁的初始形态，即人性的根本。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孔子提出的“爱”是基于是非善恶标准基础上的爱。“入则孝，出则悌，谨则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这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爱，由己及彼，推广到爱一切有德行的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认为的“爱”是有门户之见的 。爱人，首先是爱亲人出发，而后推及同类；从而建立起“仁义礼智信”的理想人格结构和君臣父子的人伦社会结构。这与墨家之“爱”却是大相径庭。墨子从社会的复杂情况出发，抱着对人民生死的深切忧患，认为“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之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墨家的爱，是对整个人类而言的，没有任何的门户之见、人格差别。道家则更不象前面儒、墨两家那样强调如何去爱，他们讲求的是自爱。这在现在看来极端，是一种极端的利己主义思想。“爱以身为天下，女可以寄天下矣。”（《老子·第十三章》）。这与老子无为而无不为，无我而利我的精神相一致。

对于情爱的具体表现，最早应见于《诗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关雎》）这直接而具体地写出了男子对女子的爱慕。对于《诗经》中表现出的情爱，我们还应该看到另一方面。《诗经》中有不少文章都表现出了历史中“弃妇”的形象，表现的是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情节。作为中国早期象这类对爱情的研究，其本质只是论及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基于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作为社会地位低下的女人对“爱”的表达都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更不用说对爱的探索和研究了。然而，这一点在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却不灵验了。小说中：赵敏对张无忌的爱，可谓是爱的直接，爱的疯狂。甚至为了真爱，以致于六亲不认；更有甚是为了保护张无忌不惜以自毁贞节（谎称自己怀有张无忌的骨肉，以骗取其哥放走张无忌）为自己的爱人开脱。像此等女子，在中国传统史上是罕见的，这就是金庸小说中爱情观的反传统表现。

与东方文化道德性、社会性思路不同，西方哲学中关于“爱”的研究：是从人的来源与心理入手而展开的。西方对于爱的研究，首先是着重于男女两性关系上，认为爱是人类生存问题的根源。在希腊神话中，当世界还是一片死气沉沉的不毛之地时，是爱神厄洛斯，发出他的生命之箭，射穿了大地的冰凉胸膛，从而使黄褐色的大地立刻披上了绿装。这说明了爱是借助了性（象征男性生殖器官的箭），与性一起创造了生命。也就是说，西方神话里，“爱”源于“性”。可以看出，爱并非独立存在的，爱之中包含了一个个体的人与另一个个体的人的结合。爱是人类产生和生存之源。古希腊哲学家思[培多库勒认为：“爱总是和所爱的东西结合为一体，而结合为一体的开始，也就是分离的开始，是由争执与憎恨支配阶段的开始。”从爱的正面看到了其反面的争执与憎恨。

柏拉图式的爱，则完全是肉体之爱，是人的本性表现。或者，可以认为是“性恶”。其实，柏拉图式的爱，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强奸”。《射雕英雄传》中“尹志平对小龙女的爱，也许就是从他玷污小龙女那一夜起，使作为全真教弟子的他真正体验到了肉体之美，欲望得到释放与满足，致使他永远也无法忘怀。然而，他却因为冲动而遭受了惩罚。”早期弗洛伊德认为爱的核心就是“性爱”，性爱是人的性本能——原欲。在他看来，这种爱并不包括社会和精神的属性，它是文明对立的。

金庸自幼接受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怀抱有深厚的感情，又接受了五四新文化的熏陶，善于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理念，使得其作品中既有鲜明传统文化的印记，又渗如了现代人文精神。这些都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关于“爱情”的理念上，也呈现出东西方文化精神的交流与融合。

二 英雄人格与爱

在金庸作品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他在这些武侠小说中，掺入了大量的情感因素。前面我们曾说过：金庸是个“写情的高手”。在其所有武侠小说作品中，爱情主线是贯穿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命脉。其中，爱与爱的荒诞构成了作品的基本框架与情节主线。侠与情，义与情，仇与情的矛盾冲突形成了他小说的巨大张力。他的十五部小说中，可以说部部都涉及有情事的描写。对阅读金庸小说的读者群体而言，我们还可推出另一种结论：大多数女性读者，也许是把他的武侠小说当作情感小说来读的，被小说中人物之间的爱的曲折离奇和多样的形态表现所深深打动，更有甚者被骗取得热泪满眶，心醉神迷。

男女之间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磨难与合成，在金庸小说中比比皆是。从处女作《书剑恩仇录》开始，他的每一部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们，如：陈家洛与霍青桐、香香公主（《书剑恩仇录》）；郭靖与黄蓉（《射雕英雄传》；杨过与小龙女（《神雕侠侣》）；张翠山与殷素素，张无忌与赵敏、周芷若（《倚天屠龙记》）；胡斐与圆性、程灵素、苗若兰（《飞狐外传》）；令狐冲与岳灵珊、任盈盈（《笑傲江湖》）；萧峰与阿珠，段誉与王语嫣，虚竹与西厦公主（《天龙八部》）等等。都不由自主地投入到感情的汹涌波涛中。对这些青年男女而言，爱情既能带给他们巨大的创造力、惊人的勇气和坚韧的意志，又使他们经历分离与孤独的磨练，完善其人格，从而创造出传奇人生。爱情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青春期的一种自然经历，更组成其人生的重要内容。在爱的过程中，他们不但体验到了人生的丰富性，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发掘自我的潜能，感悟命运的神奇和经受激情的冲击。

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叙写的是一个虚幻世界中各种人的现实人生。生活在他那些神奇的故事中的男男女女，在刀光剑影与恩爱情仇中，上演着一出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由此，也就如同现实中的人一样。那些侠客剑女们在成长的道路上，不可避免要经历人的种种情感体验。

“侠骨柔肠”是金庸作品中男性英雄的基本素质和人格魅力所存。男性英雄光有冲天的侠客豪情是不够的，其内心必须同时储有丰富的情感能量。因而，作者在其生活成长路途中安排了各色各样的感情经历，这首先当然是爱情经历。美女爱英雄，自古而然。但对于这些英雄侠客而言：爱的能力，不是那种繁衍后代，延续种属的胜利能力，而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英雄必不可少的心理能力，因为爱和被爱的经历才使得其英雄形象更加完美。表现出正直无私，见义勇为，利国利民的“金庸侠客”形象。爱是英雄豪情的基础性构建，“侠”与“情”的完美融合，互相支撑，才能构筑起英雄侠士的完美人格。金庸笔下的英雄，社会的始作佣者，他们的爱情常常与对国家、民族、人民、朋友、正义的无限热爱的高贵品质紧密联系在一起。情爱与对国家、民族、朋友、正义的热爱产生冲突才会形成巨大的张力，从更深层次意义上造就了令人敬仰的英雄气概和光彩夺目的侠客人格魅力。在金庸小说的英雄形象那里，“爱“这种情感，具有鲜明的道德含义。

金庸小说中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男女之间爱情的发生，男性大多处在被动的位置，他们往往是女性强烈爱意的接受者，而不是发出者。可以这样理解，因为生活中女性的出现，而激活了他们心中的爱情功能。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在金庸小说中男性英雄的爱情，生物性意义被大大弱化了，而道德性和社会性意义被强调和突出。

《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对黄蓉的爱的产生，首先是基于同情。黄蓉出场时，是一个可怜小叫花子的形象展现在郭靖眼前，在饭铺上偷拿馒头而遭到伙计的斥责，看那可怜的样子，完全是一个社会弱者的形象。由此，激发起了满腔侠肝义胆的郭靖的恻隐之心——同情心，于是便请她吃饭。这种行为，完全是出于“济贫扶困”的下侠义心肠。只要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都会做的，其间并不包括男子对异性的爱慕本能（因为此时黄蓉女扮男装）。《笑傲江湖》中个令狐冲对任盈盈的爱意的产生，也并非为任大小姐的花容月貌和婀娜身资而吸引，而是出于对任盈盈在理性上的感恩，被她的真情所打动。杨过对小龙女的爱意的产生，更缺乏性的基础。这其中，尹志平的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环境的限制，杨过不可能在活死人墓中见到另一个异性，他对小龙女的依恋，是因为多年的生活习惯而致的。但这其中也不乏有“恋母情结”的心理倾向。毕竟，杨过从小就是孤儿，最亲的人便是师傅——小龙女了。《天龙八部》中个萧峰，是金庸笔下的首号大英雄，完全是具有超人的力量与超人的英雄气概，也具有博爱之心——甘愿身死以换得大宋和契丹两国百姓不受战乱之苦。但萧峰的另一个形象又真正为女人所心动，他是一个“不近女色”的英雄，即使面对天下第一美女康敏，他竟也视而不见。美色当前，目不邪视，不禁要令人想到关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的严格规定。从这一行为可以看出，金庸小说在武侠小说创新基础上，仍以传统为主导。

金庸小说的英雄男儿们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孕育起来的。他们对于爱情的认识，也未超出儒家的规范化阐释。在儒家思想中，男女之情是合理的人的本性，《礼记·曲礼上》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说：“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孟子·万章上》。我们看到，金庸小说中的英雄对待性爱的态度，深深地烙上了儒家思想的印记。他们大都是爱的接受者，但他们都以为性爱是英雄人格结构以外的东西，甚至是一种有损英雄人格的力量。英雄是以侠义著称，“义”是其英雄人格构筑的重要元素。“性”因其私人的性质，显然没有“义”的社会性、公众性的价值来得大。从另一侧面来说，在英雄的观念里，个人的爱无论有多么高尚、纯洁，毕竟只是属于个体的幸福——“利”，它的价值是无法与属公众利益的“义”相提并论的。在“爱”与“义”发生矛盾冲突时，如果二者只选其一，那么他们只能痛苦地选择后者，然后在失去爱情的痛苦中完成自己的英雄人格。《天龙八部》中的萧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康敏的色诱未获成功，便设计将萧峰的契丹血统揭发。立时，一个江湖上人人敬仰的丐帮帮主沦为人人皆曰可杀的“大恶人“。在他举世无友，极度孤独时，矫情的阿朱来到了身边，愿和他同甘共苦。至此，本是欢喜的事情，而萧峰本人也因为得到阿朱的爱觉得是天大的福气。但他却不肯为阿朱放弃复仇的决心。萧峰作为一代大侠，心系整个大宋与契丹国的臣民，却不肯为爱抛弃仇恨。在他看来，洗刷自己的冤屈，为父母报仇，为养父母乔三槐夫妇报仇，为玄苦大师报仇等，乃是大义所在。这才是真正英雄的“义”为实现其“义”，任何都可放弃，当然也包括他与阿朱的爱。金庸十分推崇这种浸泡了传统文化的英雄观。因此，他小说中的英雄人格结构核心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腾文公下》）。

在金庸小说中，把爱情和对爱情的追求视为人生重要目标的人，则很难称之为“英雄”，顶多不过是一情种而已。

《天龙八部》中的大理王子段誉，其人生历程的重心，主要表现在对美女王语嫣死缠不放，锲而不舍的热烈追求上。他在金庸小说中，的确算得上是“情种”了。为获得心上人的青睐，使出盯紧不放的手段，即使受尽奚落也无所谓。应该说，段誉身上也不乏有见义勇为、扶弱济困和反抗强暴的侠义心肠，这些都表现在生活中，作为作者的金庸和读者的我们都只会把他看作是一个善良的痴情汉。“在金庸小说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一男多女’的模式，这个模式既是男权意识的流露和体现，又是丰富、复杂的人性的折射”。《天龙八部》中的段正淳和《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便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在他们一生中，爱上多名异性，虽然他们在对待众多女性时并非全然怀着嫖客心态，也未有始乱终弃之举，但这种与异性的滥交和泛爱，是受西方弗洛伊德所谓的“原欲”的驱使，具有动物性的欲是占有性质。这些人称不得英雄，更为人所唾骂。段正淳的滥交最终带来了死于非命的结局。

金庸小说中的英雄的爱情，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的爱，是情义、情理交融的感情，强调的是爱的伦理道德性与社会性的意义。“金庸小说中众多美女围绕一个英雄的爱情模式，是又其进步的女性崇拜情节决定的，这一模式使女性情怀、女性之美在金庸小说中成了与英雄胸襟、英雄侠义并驾齐驱的一个看点”。

三 爱情至上主义者

与其男性英雄不同，金庸笔下的女性，大多是爱情至上主义者。爱是她们内在的驱动力和人生的出发点，爱使她们充满了勇气、力量、智慧、执著、自信和创造力，从而演绎出了多彩多姿的人生情感故事和曲折多变的命运篇章。

从前面的一、二部分中，我们已经看出：在金庸小说中，男性英雄是爱情深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观的影响。一方面，他们在爱情活动中，注重礼节，矜持而稳重，屏弃对爱的欲望成分，更愿心受那份真情，始终维护着传统的君子风范；另一方面，其英雄侠客的生活似乎又可以与爱情分离，即使爱情破灭曾一度伤心，但这也不能阻挡他们完成英雄的历史使命和完善的人格模式。对女性而言，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爱情始终是女性个体不能缺乏的东西，或者可说成是她们生命的灵魂。因为，爱是她们的全部。如果失去了爱，他们就失去了人生的航标，她们的人生中不再散发出生命的气息。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并不是被传统文化观念完全浸透了的人。她们在爱的过程中，爱的行为、爱情心理和爱情形态都或多或少地呈现与现代人相似或相同的地方。正是如此，我们才认为：大多数女性读者是把金庸小说当作情感小说来读的。在那些女性人物形象身上，体现出的是融贯东西、贯通古今的现代性意味。

首先，在爱情生活中，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处阴受柔的弱女子。是爱情信息的积极、主动的发出者和爱情游戏中的领导者，在爱情生活中处于创造、支配的强势地位。少女赵敏在《倚天屠龙记》中，对张无忌一见倾心后，就接连不断地发出爱情攻势，最终将其俘获在自己的石榴裙下。《笑傲江湖》中的任盈盈则与性格豪爽，敢作敢为的赵敏不同，说话细声细气，十分害羞，实在是中国传统中的不迈深闺之门的淑女形象。但当她爱上令狐冲后，明知令苦恋着小师妹岳灵姗，仍毫不犹豫地调动自己的所有能力与手段，坚定不移地向令狐冲发出一连串的爱情信号。当然，爱情特有的意志力也不总表现为外在的强烈行动，并不总表现为克服阻力的积极大胆的活动。

其次，生命繁衍、种属延续的禀赋与社会性的精神活动相结合。这种现象在金庸小说中女性的爱情生活中表现得尤为充分。中国古代的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的故事，也隐喻了古人对女性创造人类的认识。金庸笔下的女性，不仅是男性善解人意、乖巧伶俐的人生伴侣，经常充当男性精神上的导师、引导者和救助者，是她们激活了英雄们的潜能。《射雕英雄传》中个郭靖若未得到黄蓉的帮助，几乎就不可能成为武功高强的大侠。杨过若没有小龙女的培育和支持，既不可能习得上乘武功，更不可能打败金轮法王（《神雕侠侣》）。任盈盈对令狐冲的帮助与关怀更是无微不至的，不仅使令狐冲转逆为顺，当上恒山派掌门，最后还导演了令狐冲成为隐士的结局（《笑傲江湖》）。所以，金庸笔下的女性们不但是男性英雄的最忠实同伴和最虔诚的崇拜者，还是建造了温暖的、可以遮风挡雨的精神家园的“当家人”。

再次，在爱情旅途中，金庸笔下的女性更显示出对爱情的专一、忠贞和执著。女性的爱情往往具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的特点，因而就更具有精神性和崇高性的品质。殷素素为了与张翠山结合，毅然决定离开关爱她的父兄，远赴地处北极的“冰火岛”；赵敏爱上张无忌后，毫不犹豫地放弃蒙古公主的身份，甚至改变自己的民族立场，与父兄反目成仇（《倚天屠龙记》）。在《神雕侠侣》中，程英、陆无双、郭襄和公孙绿萼都热烈爱过杨过。而杨过深爱着小龙女。因此程、陆、郭等在漫长的日子里坚定地保持着心中那份毫无怨言的爱而毫无怨意，公孙绿萼则甘愿为杨过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射雕英雄传》中穆念慈爱上薄情郎杨康后,因为爱而遭受到苦难,但她却心甘情愿去承受。在金庸小说里，女性的爱情呈现出牺牲性和利他性，脱离世俗外物的束缚，呈现出崇高的精神之美。

最后，金庸小说中个女性与英雄侠客的爱情表现出某种精神价值上的趋同性。可以这样认为，处于爱的双方大多都有价值观念的相似性和同一性，外化出来的就是“俊男美女，郎才女貌”，但外表与气质只是相互吸引的外在因素，更重要的是所爱之人的人格魅力。家世、财富、权位、这些不是构成女性择偶的条件。如果具有英雄的气概和高尚的品德，也同样成为美女的心仪之人。《连诚决》中的狄云，尽管是相貌平庸的残疾人，但为人正直，侠肝义胆，最终为美女水笙所爱慕。《天龙八部》中的虚竹，更是相貌丑陋的青年和尚，却以善良、朴实的品德成为西夏驸马。《射雕英雄传》中那位风度翩翩、人品俊雅的欧阳克，费尽心思也无法得到黄蓉、程遥珈的爱情。女性的这种择偶观，突出了其爱情结构中理性的成分和传统人价值观的渗透力。这不仅表现了女性爱情中精神性与社会性的特征，还表现了这种爱情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道德性。

金庸小说的爱情主题蕴涵有丰富的文化意义，不仅仅反映了作者心目中的爱情观念，也折射出传统文化孕育下的新文化理念，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