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乡士小说

1. 什么是现代文学中的乡土小说

我想告诉楼上的，你提到的几位，严格说属于当代……
关于乡土小说的定义，始见于鲁迅先生《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 序》中，鲁迅认为“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又说他们的作品大多是回忆故乡的，因此也隐现着乡愁。乡土小说就是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乡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它们在当时出现的文学背景是因“五四”小说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与读者欣赏小说心理的进步要求着艺术上的突破。
1923年周作人连续发表了《地方与文艺》、《旧梦》等文章，提倡乡土艺术。周作人也就成为了乡土小说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文坛出现了乡土小说的创作热潮：如王鲁彦的《柚子》；彭家煌的《怂恿》、台静农的《地之子》等。鲁迅的《孔乙己》、《风波》、《故乡》、《祝福》等也可以归入乡土小说之列。我们在谈论乡土小说的时候往往不怎么提到鲁迅，实际上鲁迅才是开现代乡土小说创作风气的大师。
乡土小说是为人生文学观念的延伸，也受到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对自己熟悉的乡村生活的回忆和抒写，对传统乡村陋习的揭示，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在创作倾向上注重社会性以及写实的多元性，侧重于社会理性的思考，不成熟，幼稚，片面的将文学理解为社会启蒙的工具，注重文学的宣传效果。
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
（1）五四小说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与读者心理的进步，希望看到更为广阔的、非概念化的真实的社会人生。
（2）五四运动退潮之后，作家与读者面对现实的浓烈的苦闷情绪，带来浓郁的乡愁
(3)周作人等理论家的提倡
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所谓“第一个十年”的乡土小说概况。
第二个十年里已经基本不出现乡土小说这种提法。像楼上的几个朋友也提到过的沈从文等人被看作是“京派作家”，其实他们的笔墨也主要集中在乡村。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以小说《边城》为代表，极尽美好之能事，充分体现了沈从文先生本身的美学理想。从他写湘西与都市两幅笔墨的得失我们也能看出，沈从文是要用湘西的美来衬托都市的恶的。
京派以不若海派之红火。被称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王曾祺先生逝世后，写乡土就不再有什么让人惊艳的笔墨了。

部分参考了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位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若是有兴趣还是可以找一些别的文学史来看看。
还有一部分纯属个人见解，有失偏颇之处还请见谅。

2. 乡土抒情小说对中国现代小说的贡献是什么紧急！~~~~

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他创造了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他把诗和散文引进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大大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和审美功能.

沈从文小说的主要贡献是他创造了一个特异的"湘西世界".他以湘西人,乡下人的视角,来赞美湘西的山水美景,人的淳朴和风俗的古雅.并以这样一个世界来观照,批判,否定他所生活的,他认为是丑恶的都市社会.因此,沈从文的小说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以阶级,阶层的观念分析考察社会不同,他是取地域的,文化的视角,通过两种文化的对峙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

简析沈从文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及思想
艺术特色：沈从文短篇小说的主要艺术特色集中在他对文体的创造上。他创造了三种基本文化形态：描述湘西与都市下层人物日常生活与命运的写实故事。如《丈夫》《牛》《菜园》等运用的温情的现实主义。根据民间、宗教故事创作的浪漫传奇。如《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等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嘲讽、抨击现代都市“上等人”所谓“文明”的讽刺小说。运用的批判现实主义。
其次，沈从文追求文体结构的千变万化互不雷同。他所持的是逆向型思维方式，不拘常格，求异思变。文体的自觉使作家获得了文本结构与文本解放的极大自由。结构自然、流畅和千姿百态；表现在文体上则使他的小说打破各种文体间的界限，产生了明显的边缘性：有些运用散文笔致，似抒情散文，有的带有童话色彩，似民间故事。
思想：对湘西劳动人民穷苦命运的关注、同情，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嘲讽、批判，对湘西完美人性的表现与思考，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创作用意。

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话剧突破了传统戏剧远离现实生活的局限，适应了反映新的时代与新的生活的需要。但是，这种新的艺术形式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必须拿出有分量的艺术成品，形成引人入胜的戏剧形式，从而赢得广大观众。曹禺的剧作，在这一意义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作品，特别是《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代表作，以精湛的艺术形象，展现了黑暗社会的深重苦难，在情节结构的匠心、人物塑造的独到、舞台语言的功力诸方面，都达到了戏剧艺术的高峰，形成了精巧、丰富、浓烈、明丽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话剧文学的巨著，具有深远的影响及持久的生命力。曹禺从自己的个性出发，有机的吸收西方戏剧艺术与民族古典文学营养。在他笔下，中国话剧艺术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个性。在中国话剧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曹禺功不可没。
民族化的前进：透入骨髓的民族性格的挖掘
中国的现代话剧艺术，是在中西方文化互相撞击交流，融会贯通的时代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它眼前面对着五色杂陈的域外人文艺术，身后带着本土审美心理定势的阴影。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戏剧审美的同化和顺应，移植和再生的关系，也即中国话剧的民族化，无疑是一个关系到话剧艺术品位和方向的大问题。
能不能创造出民族化的形象和性格，发掘出民族的内在精神与灵魂，是衡量文学艺术作品是否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风亦即民族审美特征的一把重要标尺。别林斯基在谈到文学作品的民族性问题时，就曾经指出：“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1]果戈理也认为：“真正的民族性并不在于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于具有民族精神的人。”[2]所谓“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人们的性格和心灵世界具有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我们考察一下曹禺的剧作，其人物的性格既有时代的折光，又大都体现出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
曹禺剧作中有两个形象系列十分引人注目：一是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形象，如周朴园、焦氏、曾皓、曾思懿等；一是被压迫被损害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形象。就前者讲，不论他们的个性有怎样的差异，但在他们的性格与灵魂深处，无不浸透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思想与伦理观念，无不散出腐朽、没落的悲凉气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宗法观念思考问题、待人处事，以封建礼法掩饰他们自私的动机与污浊的灵魂。他们灵魂自私、卑污却又往往以道德面貌出现。这是处于穷途末路的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们的共同心态。另一类人物，则是与之对立的被压迫被损害者形象如繁漪、陈白露、仇虎、金子、愫芳等。他们都遭受到旧制度、旧礼教的残酷、野蛮的压榨与迫害，又都受到时代大潮的影响，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反封建的个性意识和叛逆性格；但他们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和行动，又往往受到他们自身残存的封建宗法观念的影响与牵制，而表现出反封建的独特、奇异的心态与方式。繁漪尽管有强烈的反封建叛逆性格，但终因出身于大家望族，封建传统观念不会轻易从她意识中隐退、消失。她敢于同丈夫的前妻之子发生“乱伦”关系，其反封建的叛逆精神可谓热烈果敢；但她与易卜生笔下离家出走的娜拉比起来，却显出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拘束着她，使她没有能够、甚至不曾想到冲出专制家庭，到广阔的社会去追寻自由幸福的新天地。繁漪与娜拉的差异就在于：在反抗旧制度、旧礼教上，她比娜拉有更重、更复杂的精神负担。所谓繁漪是“中国的娜拉”，就是因为她的反抗是“中国式”的，是由旧中国被压迫妇女独特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决定的，是打着旧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传统的深深烙印的。《原野》中的仇虎，看起来颇为豪放、洒脱，似有一种不可羁绊的原始人性的蛮悍、冲动；但在他的叛逆性格中，同样渗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遗毒。他向恶霸地主焦阎王一家复仇时，就流露着“父仇子报，父债子还”等封建宗法伦理观念。使仇虎由复仇者转而为被复仇者，因而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痛苦的深渊的，根源就在于他的潜意识中的这种陈腐思想。应该注意的是，在仇虎的性格和心灵中，还有较重的愚昧落后、封建迷信观念。如在他的潜意识活动中，总是同鬼魂、阴曹地府、阎罗王等心灵幻觉中的可怖形象不可分割的纠结在一起，这就是旧中国愚昧落后、笃信鬼魂的农民心理活动的特有色彩与思维方式的反映。脱离了封建宗法观念和迷信鬼神的心理活动与思维方式，就减弱了仇虎作为初步觉醒的落后农民的民族性格的典型性。《北京人》中愫芳的性格中有没有反封建因素？我们回答是肯定的。如她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她最后终于跳出曾家这个令人窒息的封建牢笼，都反映了她被时代唤醒了的反封建、求自由的个性意识。不过，愫芳的反封建的性格中却渗透着更浓重、更复杂的封建宗法色彩：她那“忍辱负重”“怨而不怒”的思想、人格，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对压抑她以至造成她爱情悲剧的封建家庭统治者的宽仁胸襟，她的“为人”、“利他”的思想境界与精神情操，都深深的烙印着以封建宗法色彩为特征的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痕迹。因此，形成了她反抗封建压迫的独特方式：既不是同封建势力针锋相对的冲突，也不是一味消极忍受，而是以顽强的生活意识去追求人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这是一种内向、迂回然而却是韧性的反抗方式。
可见，曹禺剧作的民族风格在一系列复杂奇异的性格挖掘中，在激荡着时代意识与传统思想文化剧烈搏斗的心灵世界中最鲜明、最浓重的表现出来。
民族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和发扬
曹禺既注重向民族现实生活深入开掘，又注意汲取民族艺术的传统美学思想及其表现方法，使他的剧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充实完美的民族风格。曹禺剧作的民族化表现，艺术上还可以概括出如下三点：
第一， 把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相结合，精细地展现人物的灵魂世界。
中国古典文艺传统对于塑造人物，讲究图形写貌，以形传神。传神即写心，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描绘人物的精神风采。曹禺说：“多年来，我倾心于人物性格，我觉得写作就是写人，……而刻画人物，重要的又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思想和感情。” [3]他善于发掘人物在时代精神的激荡下紧张、剧烈的心灵搏斗，同中国艺术传统中写形传神的艺术经验相融合，以之塑造复杂奇异的人物性格。蘩漪、陈白露的灵魂里自我搏斗，她们悲剧性格的发展进程，全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刻画繁漪形象时，作家审美创造的视角凝聚在时代精神所引发人物心灵世界的强烈骚动上：在“五四”精神的启悟下，繁漪热烈渴望个性自由与解放，确是“心比天高，”；但当她试图冲破封建牢笼，同周朴园前妻之子周萍发生“乱伦”关系后，在她的潜意识深层却又不是窜出传统观念的幽灵，使她不自觉地为突如其来的罪恶感所困扰；而当周萍要“悔改以前的罪恶”，同她断绝那种不正常的关系时，繁漪又死死抓住周萍不放手，一次次病狂般地去破坏周萍与四凤的关系，表现出那么异乎寻常的嫉妒与阴鸷。蘩漪这种矛盾、极端的性格和心态，显然地被时代精神复活了的个性意识所燃起的生命的“电火”。在《日出》中，作家更深入地揭示了陈白露在罪恶社会的逼迫、腐蚀下日益堕落又不甘沉沦，渴望自由光明又难以挣脱生活之苦的灵魂剧烈搏斗，从而凸现了她那矛盾、分裂、忧郁、痛苦的内在复杂性格。曹禺说过：陈白露“时而像是久经风尘，时而像是单纯少女；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满腔正义；时而放纵任性，时而感伤厌世。[4]作家还特意挑选能够突出人物个性的细节，加以反复表现。陈白露念诗和吃安眠药这两个细节的一再叙写，表现了她内心深处的复杂矛盾，不敢沉溺而无力自拔的悲剧性格。可以说，曹禺式的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发掘，为中国话剧舞台创造了像蘩漪、陈白露、仇虎等在灵魂的自我交战中挣扎的悲剧形象，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度。
第二， 浓郁的抒情与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机统一。
中国文学富有抒情的传统，强调寓理于情，讲究情与理的统一。曹禺的审美追求并不是一般的去再现生活的真实，而是在剧作中熔铸着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深沉思考，从而展现出一幅幅“情理交融”的诗意境界。曹禺多次谈到：“‘真实的生活’和‘生活的真实’不是一个东西。我以为要写出‘真实的生活’还不是最难的。你熟悉一点，就能写出某一点真实的生活，但是要写出‘生活的真实’你就必须懂得全局，写出社会的本质，让人全面地认识生活、理解社会。” [5]他的作品正是作家在对生活强烈感受、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围绕人物性格刻画，向凝聚着生活的丰富内蕴和搏动着时代旋律的人物内心世界深入探索的必然结晶，是创作主体拥抱、深入创作客体并使二者高度融合的产物。作家极其熟悉他所描写的旧中国那鬼影重重的社会生活，对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尤有深切的理解。他深知的同情他（她）们的悲惨遭遇，赞美他（她）们灵魂深处所焕发的不屈人格。在创作中，作家宗，把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反封建的叛逆性格与丰富的人性美，置于艺术表现的中心。曹禺善于从被压迫被损害者极端、异常的性格和矛盾、变态的心灵世界中，去发掘反封建个性意识及其人性的特有魅力。作家对蘩漪和陈白露人性美的发掘，是深入底里、激动人心的。按照世俗的眼光，蘩漪、陈白露似乎是伤风败俗、罪孽深重的；然而作家却从“乱伦”的背后和已经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内心矛盾中，发现了她们灵魂深处顽强挣扎的生命力及其反封建叛逆精神。从生活出发，按照她们各自所处的环境与经历，以夸张、强调甚至变形的方法，赋予她们以鲜明、独特的性格与行动。所谓蘩漪的“可爱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她的“不易为人解悟”的特殊的“魅惑性”，就在于她的内在的动人的人性美，是以反封建的“阴鸷性的力”的变态形式呈现出来的。陈白露内在深处那顽强的、不屈的人性美，是透过她那日益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矛盾痛苦的心理活动渲染出来的。正是在紧张、剧烈，不断深化的灵魂自我搏斗中，她那奋力挣扎的个性意识战胜堕落性而升华到一种诗意的境界：与其屈辱、痛苦的在鬼魅世界中厮混，不如一死求得灵魂的安宁。陈白露这个不能自拔的堕落者的自杀，之所以成为震撼人心的悲剧，就因为作家以夸张、变形的方式，从她那矛盾、痛苦的灵魂深处发掘出了渴望“太阳”、“春日”和“美好生活”的人性之光。“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透过这支希望与绝望剧烈交战的凄恻感人的心灵回旋曲，我们依稀地听到行将涅磐的人性对“太阳”、对“光明”的余音袅袅的呼唤。此外，仇虎那蛮悍、粗犷，激荡着原始生命的复杂性格，愫芳那又凄凉又甜蜜的反常心态，都是他们反封建叛逆精神已经觉醒的个性意识最富于诗意的表现方式。所有这些描写，显然是作家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感受和激情凝结，一直成为讴歌被践踏的妇女和劳动人民的人性美，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与罪恶，抒发作者沉郁、激荡的诗意激情、最独特、最有效、最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途径。
可见，曹禺剧作既熔铸着作家真诚炙热的主观情感，又凝聚着他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深沉探索与哲理思考，因而形成了一种情理交融、意蕴深邃的诗意境界。作家自己曾说，“最好的剧本总是情理交融的”。这正是曹禺向戏剧艺术民族化高峰攀登的切身体验。
第三，地方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互交织
以鲁迅为主将的五四作家们，十分重视作品的乡土特色，常常在作品中描绘不同地方色彩的民俗风情，用以衬托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批判黑暗的社会人生，强化了反封建的意义。
曹禺的剧作同样注意把人物安置在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或乡镇的民俗风情环境中，在最富民俗色彩的婚丧的场面里，刻画人物的性格，多侧面的映照出人物的文化心态。情景相生，物我交融，形成曹禺话剧独特的民族氛围。《雷雨》里的周公馆和《日出》里大城市豪华旅馆的陈设布置，人物的对话，都富有浓重的地方特色与时代气氛。《北京人》的第一幕置景提示语，洋洋洒洒近两千言，围绕小花厅把曾家大少奶奶曾思懿的卧房，文清的睡房，曾老太爷的寝室、小书斋和大客厅的陈设：古老的苏钟、玉如意、盆景兰，红宝石古瓶，玻璃鱼缸，董其昌的行书条幅，垂着黄丝穗的七弦琴……铺写的生动逼真，层次井然；曾家当年的气派，峥嵘的往昔，历历在目，但屋内的清冷沉闷，天空断断续续的哨声，胡同里传来的小车单调的“孜妞妞，孜妞妞”的声音以及磨刀剪的人烂旧的喇叭“唔瓦哈哈”的吼声，无一不与曾家的“气派”形成鲜明强烈的反差，预示着曾家的衰败没落。这段文字犹如一篇深沉的散文诗，实则句句写人。整出戏里，始终贯穿着小贩吆喝叫卖的市声，算命瞎子的铜钲，独轮小车的轮轴声，更锣梆子声。就在这京味浓郁的生活环境里，戏剧充突在展开，人物的灵魂在撞击，在呻吟，整个戏的内在意蕴逐步表露出来了。
注重诗的意境创造，是中国文艺的传统。无论是小说、诗歌或戏曲艺术中，优秀的作家总是重视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用以衬托人物的心灵，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曹禺的剧作，注意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为人物设置充满诗意的场景，让人物在抒情的独白或含蓄的对话里展示优美的心灵。《北京人》里愫方同瑞贞倾诉心曲时，不断响着暮秋的雁叫，断续的军号声，氛围凄清沉静，衬托出愫方那舍己为人的高尚心灵。《家》的第一幕，喧嚣杂乱的闹洞房之后，月光皎洁，梅花莹白，湖波明亮，杜鹃酣唱，展开了觉新与瑞钰发自肺腑的内心独白，纯朴而真诚，深沉而凄清，情景交融，饱含诗的韵味。《家》的结尾，在大雪纷飞、杜娟哀鸣里瑞钰逝去。洁白清寂的雪景映衬着人物内心的纯净高洁，暗示着雪化冰消之后大地回暖，春光明媚，包孕着深长的意蕴。
注意地方礼俗的描写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交织，使剧作具有生活气息和诗化韵味，大大强化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统一，这是曹禺对现代话剧民族化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创造。
立于世界戏剧之林的忍从型悲剧人物
从世界悲剧角度看，曹禺的贡献在于：他以全部话剧创作实绩，使得悲剧这一西方品种中国化，为世界悲剧之林增添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悲剧类型。
悲剧起源于古希腊的酒神剧，酒神精神中的“开阔激荡，郁愤沉挚”的现世生活精神生活是悲剧的内蕴。无论是《哈姆雷特》，还是《俄底浦斯王》，都是以表现英雄、伟人为主，用热烈奔放的大段抒情自白来表现悲剧的壮美和情感的大悲大恸，以冲突的激烈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曹禺则是从现实生活提炼出悲剧冲突，描写平凡生活中受压迫与摧残，遭压抑与扭曲的悲剧人物，反映出悲剧深刻丰富的社会意义。作家描写灰色人物，小人物的悲剧，总是致力于反映人物精神追求方面的深刻痛苦，深入探索悲剧人物的内心世界。运用艺术手段把这种精神痛苦的深度传达得淋漓尽致。他的悲剧不是主要呈现为悲壮崇高，而是写出一种忧愤深沉、缠绵抑郁的美，折射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含蓄委婉的审美个性。曹禺的悲剧艺术正是如此使话剧这种外来的新兴艺术样式在中华民族的艺术领域里发展成熟并扎下根来，成为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范式。
中国人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形成了中庸的人生观，它要求凡事要有节度、合乎中道，适可而止，不走极端。然而中庸的要求却把中国人的处世抹上了一丝退守忍从的灰溜溜的色彩。在黑暗的现实的压迫前，常易变得泯灭自我，含垢忍辱，洁身自好，故作通脱，多做缓解生存与环境尖锐冲突的消极抗争。“非和弗美”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中和之美”是中国美学历几千年不变的基准。中国古典悲剧艺术，在这种“中和之美”的理想要求下，执意把握并成功创造出了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
曹禺塑造了瑞珏、翠喜、愫方这样忍从型的悲剧女性，她们在含垢忍辱的悲剧生涯里永葆善良忠贞，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为他人而耗尽自己。她们“思而不贰”的情操，“勤而不怨”的秉性，“曲而不屈”的行为，“美而不矜”的风度，自然而然使这些剧作形成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更为可贵的是，通过对以曾文清、周萍、觉新等为代表的一个个的“灵魂的躯壳”的塑造，进一步丰富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类型的文化内涵。以曾文清为例，他是剧中曾家第二代“北京人”。他聪颖清俊，善良温厚,不乏士大夫阶级所欣赏的潇洒飘逸。他的悲剧在于，他所长期生活其间，受其多年熏陶的封建儒家文化思想和教养，腐蚀了他的灵魂。长期的隐、忍，使他失去了斗争的信念。精致细腻的生活消磨掉展飞的健翎。他身上理应得到健全发展的真正的人的因素，人的意气，被消耗，吞噬了。重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他尽管爱上一个空谷的幽兰，却只敢停留于相对无言中获得慰藉，爱不能爱，恨不能恨。他出走后又沮丧地归来，以至吞食鸦片自杀，都是必然的。曾文清的悲剧有他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几千年礼教与宗法的桎梏，使这些旧家庭中的悲剧人物没有自由，无法呼吸，在痛苦的压抑与深沉的苦闷中，渐渐耗尽生命。这是人的悲剧，灵魂的悲剧。“不说话”的曾文清在剧中似乎消无声息，却让人感到从内到外的悲哀，沉重的压抑，这是心死的悲剧。中国式的悲剧。无声无息却惊心动魄。历史将证明，对于中华民族悲剧精神的发扬光大，曹禺“忍从型”悲剧形象持久恒远的影响与价值。
民族化风格的成因
为什么在中国群星灿烂的剧坛上，曹禺具有如此的的舞台生命力？为什么曹禺象启明星一样恰好升起在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最黑暗专制的夜空？而在他之前，许多才华横溢的伟大先行者们，筚路褴缕，克尽其能，却没有这样幸运……
艺术巨匠和杰作，不是任何时代都有的，它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首先，我们不能不谈到曹禺的主体条件，亦即创作个性。创作个性是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主体特征，是联系生活与艺术的桥梁。通过这条必由之路，作家把实在的自我，和前人的艺术经验以及接受者的期待视野融为一体，构筑成独一无二的艺术自我。
曹禺创作个性的基础，无疑是他特殊的生存体验。曹禺1910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破落的百姓官僚家庭，除天津外，曹禺还先后在宣化、北京、南京、江安、重庆等地居住、学习或工作过，一辈子基本没有离开过城市。他的社会联系、生活视野也大致局限在这个范围里。虽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曹禺曾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但他毕竟没有夏衍、冯雪峰等人那种职业革命家的经历，甚至很少像左联作家那样直接投身于政治活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家庭的变故和时代大潮的冲击，把曹禺从一个官僚子弟变成了城市平民，自从离开家庭，只身闯入社会之后，起码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曹禺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既算不上平安无事，也说不上轰轰烈烈。总之，像平常人一样经历着时代的动荡不安，感受着平民的喜怒哀乐。在曹禺的生命体验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城市上层的封建官僚及其后裔，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洋奴买办、以及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城市平民。他对时代精神的领会，对革命的认识，对历史主人公的理解，主要是通过家庭生活的变动，平常人事关系的分化改组，或私人交谊间接地感受到的。曹禺的生存体验并不十分宽阔，但却很特殊，也很深刻。旧人多于新人，家庭重于社会，女性胜过男性。
曹禺是在令人窒息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出生即失母的精神创伤，使幼小的曹禺感到无形的精神重压，塑造了他的忧郁气质和悲悯情怀。所以，《雷雨•序》的开头便是一段夫子自道：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来苦恼着自己。这明白无误地说明曹禺的心理类型是内倾的，而内倾和含蓄是东方人传统的心理素质。这种独特的个性致使他对家庭、社会和人生产生某种无法摆脱的悲剧性感受，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缠绵抑郁的民族审美风格。
曹禺对中国传统戏曲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童年是在传统戏的熏陶中度过的。曹禺曾说过，“我对戏剧发生兴趣，就是从小时候开始的，我从小就有很多机会看戏，这给我影响很大。” [7]这种从小由传统戏曲文化养育起来的审美情趣，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以后的创作。
曹禺认为，中西一切伟大的戏剧家，都以能够满足普通观众的艺术期待为其成功的首要前提。剧本创作的根据，是特定时代的民族审美期待。作品要想获得观众——“剧场的生命”，就不得对此置之不理。他明确意识到中国戏曲“必令生旦当场大团圆”的格局，来自中华民族善恶昭彰的正义感和理想主义情愫，虽然在其前期作品里很少大团圆的俗套，但褒贬分明的审美判断却强烈可感，构成其民族品格的重要一面。
在艺术处理上，曹剧也力求适应新旧市民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它主干突出，背景戏，过渡戏一律推到幕后，重点台词常化成各种变调的形式再三奏响，如繁漪和陈白露那些有名的独白。关键细节则不惜冒着“重描”的危险反复强调，如《雷雨》中藤萝架上中线走电，《日出》里的帐单，《北京人》的棺材，都曾几度提到，反复渲染。其中有的出于思想内容的要求，有的则是由于观众的局限。“原因是怕我们的观众在鼓锣喧嚣的旧戏场里，吃瓜子，喝龙井，谈闲天的习惯还没有大改，注意力浮散，忘性太大，于是不得已地说了一遍再说一遍。” [8]
另外，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喜欢故事引人入胜。情节曲折动人。传奇性，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特征之一。观众喜欢曹禺的戏剧，感到他写的戏真是有“戏”。他以曲折的故事情节，激烈的戏剧性冲突，紧张的戏剧场面而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曹禺的作品正是满足了中国观众的传统审美习惯，从而赢得了观众。
总之，曹禺戏剧强烈的民族风格的形成不仅仅由于他自觉的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戏剧的优秀传统，更在于他根植于中国民族的、现实的生活土壤里所形成的独特的审美个性。
曹禺崛起于三十年代剧坛上，高举话剧民族化大旗，把中国话剧艺术推向高峰。而二十年代的著名作家田汉、夏衍等，谁也没有达到如此高度，原因何在？如果仔细比较曹禺和夏衍的艺术追求，不难发现，虽然两人都从市民的心态剖析出发，但曹禺尊重“普通观众的趣味”，而夏衍则更关注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夏衍的剧作被誉为“政治抒情诗”(唐韬语)。人物行动的结局，绝大多数是“由涸澈到江湖”，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由于没有曹禺那样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不十分注重市民观众的艺术情趣，再加上职业政治思维习惯，夏衍剧作并没有完全化入中华民族传统的正剧艺术审美追求中。中国市民更神往于一种中国式的让观众“喜闻乐见”的话剧艺术，所以与田汉的大段朗诵诗式的宾白，夏衍的政治目的明确而不愿迎合世俗的话剧相比，曹禺的以现代市民观众的审美情趣为参照尺度的作品，才是属于民族的，是属于广大群众的。

3.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是

乡土文学，又称乡土小说，它的出现溯源于鲁迅的《故乡》上个世纪20年代，现代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比较接近农村的年轻作家，他们的创作较多受到鲁迅影响，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形成所谓“乡土文学”。代表作家有彭家煌、鲁彦、许杰、许钦文、王任叔、台静农，莫言、屈远志等。

4. 中国现代文坛首开“乡土小说”之风的作家是哪个

鲁迅

5. 关于《乡土小说》

1.“地缘文化学”，文化学研究中从局部地理、环境关系及其引起的社会、文化差异与因缘关联，探讨地理区域文化特征与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中国地理区域文化研究中有“东西”、“南北”等模式，比如，典型的徽商、晋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地域之间竞争的展开，也形成了不同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不同区域的城市群，比如，勃海湾、泛珠江与长三角等。
2.“乡土”和“地缘”这样的字眼，先就让我感到几分亲切。“一方水土一方人”，人生情缘不仅与生俱来，也与“土”同在。试想，谁的心里、梦里没有自己那个“生于斯，游于斯，嬉于斯”的家乡呢？这个家乡不管在天之涯，还是在地之角，什么时候想起它来，心里都会热乎乎的。怪不得许多人，包括一些现代著名作家，总爱称自己是“乡下人”，大概在他们的自谦里，正包含着许多割不断、理还乱的乡土情结吧。
这部《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作者：崔志远，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启动了一个在当前来说尤为引人注目的热门话题。本书是这些年来由主要谈“洋”到转而谈“土”这一探索过程中的产物它体现的不是倒退，是前进，是人们在认识上的深化和发展。作者谈乡土文学，事实上是一种重新认识和重新选择，是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来谈“土”。他的研究工作不但具有前沿性，成果也是显著的他讲的是新时期的乡土小说，但看看内容，早已“超越”了新时期好几个时代———它根须，一直伸展到远古，内容也远非限于小说。书中讲的那些不同地区（如燕赵、三秦、吴越等等）的地缘文化，脉络清楚，有历史感，分开来看，很像是各个地区的“小文化史”。讲新时期的乡土小说，不见得非要说那么多东西，但作者既然说出来了，还叫你读得很有兴味。而且经他演绎、说明，许多内容，也确实有助于人们明白地缘文化对创作的深远影响，这对读者深入体味新时期不同地区小说的渊源所自和艺术风韵，都是很有帮助的。作家的创作，常常天马行空，驰骛八极，眼观现实，心游大荒，千年光，可以化为翩然一梦，天涯陌路，也可变得柳暗花明。可见，刻舟求剑或就事论事式地研究创作是不行的。作者这部书，由今及古，似远而近，网撒得很大、很开，所论即或不能都那么周严、妥帖，他的思路和方法也是可取的。
乡心和乡情在人群中拥有一个最大的共鸣区，它应该是乡土文学永恒的灵魂和主题。“地缘”也是这样，如果说血缘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粘合剂，那么，“地缘”就是地区群体之间的粘合剂，它们牢固的凝聚力，都来自那个颇有几分神秘性的“缘”。“缘”，首先是一种物质元素。但是，单一的物质并不始终具备粘合的作用，正如金钱财物并不是家庭关系的可靠保障一样。只有当“缘”升华到感情境界、精神境界，这种粘合作用才是强大的、可信的。所以，这个“缘”实际上是一种物质化了的“情”，或“情”化了的物质。乡土文学也好，地缘文化也好，都要深挖这个“情”，不断解开“情”字结，这样，才能做出富有启示性的好文章。在这方面，作者做了一些工作，从书中的行文细处，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待学问的谨严认真态度，希望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把这一有深味的课题继续拓展深入。 3.古燕赵地理环境是从西北部高原到东南部平原的有序排列 ,这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 ;古燕赵的社会结构是游牧人和农耕人的对峙与交融 ,因而历代多征战。燕赵区域文化形成于战国末期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积淀而成的燕赵文化潜意识即燕赵风骨 ,其特征是勇武任侠 ,慷慨悲歌。战国以降 ,燕赵风骨发展的因素有二 :战争和移民。二者强化着燕赵的胡风 ,也强化着燕赵的勇武。元明以降 ,京都文化的强辐射 ,增强着燕赵文化的庙堂性、包容性和典雅性 ,燕赵文化得以提高和升华 ,古老的燕赵风骨却受到蚀损 ,发生着变异 4.“乡土”和“地缘”这样的字眼，先就让我感到几分亲切。“一方水土一方人”，人生情缘不仅与生俱来，也与“土”同在。试想，谁的心里、梦里没有自己那个“生于斯，游于斯，嬉于斯”的家乡呢？这个家乡不管在天之涯，还是在地之角，什么时候想起它来，心里都会热乎乎的。怪不得许多人，包括一些现代著名作家，总爱称自己是“乡下人”，大概在他们的自谦里，正包含着许多割不断、理还乱的乡土情结吧。
这部《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作者：崔志远，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启动了一个在当前来说尤为引人注目的热门话题。本书是这些年来由主要谈“洋”到转而谈“土”这一探索过程中的产物它体现的不是倒退，是前进，是人们在认识上的深化和发展。作者谈乡土文学，事实上是一种重新认识和重新选择，是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来谈“土”。他的研究工作不但具有前沿性，成果也是显著的他讲的是新时期的乡土小说，但看看内容，早已“超越”了新时期好几个时代———它根须，一直伸展到远古，内容也远非限于小说。书中讲的那些不同地区（如燕赵、三秦、吴越等等）的地缘文化，脉络清楚，有历史感，分开来看，很像是各个地区的“小文化史”。讲新时期的乡土小说，不见得非要说那么多东西，但作者既然说出来了，还叫你读得很有兴味。而且经他演绎、说明，许多内容，也确实有助于人们明白地缘文化对创作的深远影响，这对读者深入体味新时期不同地区小说的渊源所自和艺术风韵，都是很有帮助的。作家的创作，常常天马行空，驰骛八极，眼观现实，心游大荒，千年光，可以化为翩然一梦，天涯陌路，也可变得柳暗花明。可见，刻舟求剑或就事论事式地研究创作是不行的。作者这部书，由今及古，似远而近，网撒得很大、很开，所论即或不能都那么周严、妥帖，他的思路和方法也是可取的。
乡心和乡情在人群中拥有一个最大的共鸣区，它应该是乡土文学永恒的灵魂和主题。“地缘”也是这样，如果说血缘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粘合剂，那么，“地缘”就是地区群体之间的粘合剂，它们牢固的凝聚力，都来自那个颇有几分神秘性的“缘”。“缘”，首先是一种物质元素。但是，单一的物质并不始终具备粘合的作用，正如金钱财物并不是家庭关系的可靠保障一样。只有当“缘”升华到感情境界、精神境界，这种粘合作用才是强大的、可信的。所以，这个“缘”实际上是一种物质化了的“情”，或“情”化了的物质。乡土文学也好，地缘文化也好，都要深挖这个“情”，不断解开“情”字结，这样，才能做出富有启示性的好文章。在这方面，作者做了一些工作，从书中的行文细处，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待学问的谨严认真态度，希望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把这一有深味的课题继续拓展深入。

6. 乡土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所谓乡土小说是指靠回忆重组来描写 故乡农村的生活带有浓厚乡土气息和 地方色彩的小说 ，也可以说“乡土小说”指的是20年代初、中期，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 宗法制乡镇生活的 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最早创作乡土小说并证明其艺术魅力的，是 鲁迅。乡土小说作家很多都是直接受鲁迅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模仿鲁迅而开始创作的，大都师承了鲁迅小说的批判 国民性特点，较少造作，克服了概念化，以一种质朴和真实的面貌为当时小说创作界吹进一股清风。代表作家有 冯文炳（ 废名）、 王鲁彦、 台静农、 彭家煌、 许杰等，代表作品《 马桥词典》《浮躁》《 土门》《 白鹿原》等。
从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来看，乡土小说显然与中西方文化冲突有着密切的同构关系。当“ 西方文明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逐渐破坏了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而且在总的方面影响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方向”的时候，它势必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转型时期世界观的斗争和价值观的复杂矛盾。一方面在理性上不得不认同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先天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以及目睹西方文明的入侵和西方文明本身所固有的种种弊端，又注定了他们以振兴民族文化为己任的价值选择。当这种文化矛盾已构成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传承者和代言人，必然地会在小说创作中表现这一母题。以 鲁迅为代表的20世纪乡土小说家，正是在这一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开始了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困惑和情感失衡的叙写。

7.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代表作有哪些

1、陈忠实的《白鹿原》

《白鹿原》以白嘉轩为叙事核心，白鹿两家矛盾纠葛组织情节，以反映白嘉轩所代表的宗法家族制度及儒家伦理道德，在时代变迁与政治运动中的坚守与颓败为叙事线索，讲述了白鹿原村里两大家族白家和鹿家之间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了“反思文学”的创作潮流，这种精神影响到90年代的不少长篇创作，都在不由自主的向这种精神靠拢，这也使得这期间的长篇创作，在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陈忠实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思潮之中，有了对《白鹿原》的创作欲念，并且完成了这部能够代表这种反思新高度的史诗作品。

2、贾平凹的《高老庄》

《高老庄》叙述了教授高子路携妻西夏回故里高老庄给父亲吊丧，于是与离婚未离家的子路的前妻菊娃、地板厂厂长王文龙、葡萄园主蔡老黑以及苏红等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

在二十世纪末与二十一世纪初之交，中国内陆陷入改革困境与转型困境，贾平凹对这一特殊时期的种种社会现象进行了独立思考。在这一种世纪末情绪下，现时代之人的精神困境和生存困境、人种困境、文化困境、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问题、社会分化和溃败问题进行了整体观照，并体现出相当的深度与前瞻性。

3、张炜的《古船》

《古船》描写了胶东芦青河畔洼狸镇上几个家庭40多年来的荣辱沉浮、悲欢离合，真实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人性的扭曲以及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那块土地的变化。

它以一个古老的城镇映射了整个中国，以一条河流象征生生不息的生命，以一个家庭的沧桑抒写灵魂的困境与挣扎。张炜以细腻而饱含深情的笔触，勾勒众生，文本深厚而富有感染力。《古船》获得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重要奖项。

8. 推荐一些中国现代或者当代的优秀的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

《遍地枭雄》王安忆的，我觉得很好看，倒不怎么乡土，但是很有地方特色。

9. 田园乡村是中国传统的文学体裁,为什么到现代才出现乡土小说

乡土小说它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农村题材小说，它多取材于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浓厚地域风俗的农村。在20年代初、中期，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乡土小说”的作品。
“乡土小说”指的是20年代初、中期，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宗法制乡村生活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这批作家有冯文炳（废名）、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许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