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英国小说史侯维瑞

A. 尤利西斯的作品争议

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就有意识地将荷马史诗作为小说现代题材的“潜文本”，使两者之间形成平行对应关系。可该部小说面世以来，它的神话类比结构一直引起很多争论。《奥德修纪》对《尤利西斯》产生的影响，学术界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观点。
作家郁青认为：《奥德修纪》对《尤利西斯》的影响是深层次的。神话史诗不仅为小说作者在创作时，提供了一个参照框架，帮助小说获得内在的秩序和连贯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小说以《奥德修纪》为神话原型，意在赋予看似平庸琐碎的现代城市生活以悲剧的深度，使之升华为一篇代表人类普遍经验的寓言。乔伊斯借用荷马史诗的原型意义和原型结构，是为了表达一个现代人寻找失落的自我的故事。
1922年《尤利西斯》出版后不久，乔伊斯在一封寄给姨妈约瑟芬的信中，建议她将《奥德修纪》作为《尤利西斯》的导读材料。由此看来，要深入理解《尤利西斯》，有必要将它与《奥德修纪》这个“潜文本”对照起来，进行双重文本的解读。
长篇史诗《奥德修纪》记述了历时10年的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希腊联军中英勇善战的伊大嘉国王奥德修在返回家乡的过程中长年漂泊、历经艰险的故事。史诗围绕着奥德修的回乡主题牵动着两条双向对应的情节线索——奥德修的回乡与其子帖雷马科的迎父这两条双向发展的主线。
首先，《尤利西斯》与《奥德修纪》在人物设置上存在着平行关系：小说主人公布鲁姆与史诗英雄奥德修相对应；大学生斯蒂芬与帖雷马科对应；布鲁姆太太摩莉对应潘奈洛佩（史诗中奥德修忠贞守节的妻子）。小说中有不少次要人物在史诗中也能找到对应的人物。
《尤利西斯》与《奥德修纪》在人物、结构和细节上存在的摹仿关系，这一点已为中外的研究者们所公认。但关于乔伊斯运用神话类比结构的重要性上，学术界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因为古希腊英雄奥德修与该小说究竟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涉及到对小说《尤利西斯》根本意义的理解。对此一些学者的观点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观点认为：《奥德修纪》与《尤利西斯》之间的平行关系是将英雄悲壮的历史和卑劣猥琐的现实进行对比。在古代英雄光辉的形象反衬下，布鲁姆、斯蒂芬等现代西方文化哺育下的人物会显得多么卑微、苍白和平庸。这种平行对应关系所显示出来的意义差别，是《尤利西斯》的讽刺意义和暴露作用的来源。学者约瑟夫．比奇（J. W.Beach）称：“将古希腊英雄的历险与当代爱尔兰纷乱、‘瘫痪’的状态并置，很明显是对爱尔兰现今状况的讽刺性暴露”。 英国作家福斯特（E. M. Forster ）说《尤利西斯》是“一首表现卑琐和幻灭情绪的史诗”。
自《尤利西斯》问世以来。这类观点在乔伊斯研究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并且它最容易被人们接受。中国学者袁可嘉、侯维瑞、陈恕、李维屏等人对此均持类似的观点。以下是侯维瑞教授在《现代英国小说史》中的一段有关的论述：
“忠贞不渝的王后潘奈洛佩变成了追求肉欲的荡妇摩莉；助父除虐的勇士帖雷马科变成了精神空虚的骚客斯蒂芬；驰骋疆场、力挽狂澜的英雄尤利西斯变成了逆来顺受、含羞忍辱的广告商布鲁姆；美丽善良的诺西卡变成了轻佻挑逗的格蒂姑娘，世界难道不是在走向沉沦和堕落吗？《尤利西斯》以借古讽今的手法所要表现的，恰恰是现代社会的全部历史：布鲁姆的庸人主义、斯蒂芬的虚无主义和摩莉的肉欲主义正是现代西方社会道德和精神文明的深刻写照”。
第二类观点认为，乔伊斯的神话类比结构是一种隐喻的媒介，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超然的透视观点，以审视作品中人们的举止和言谈；同时它把平凡陈腐的事物提升到艺术的最高境界，给20世纪的现代人灌输了永恒的尊严，体现了乔伊斯对现代人前途和命运的关怀。
美国文论家莱文（Levin ）在论述《尤利西斯》时写道：“将现代主人公琐屑的生活习惯与深奥神秘的原始仪式联系在一起，使今天最微小的细节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尤利西斯》（牛津大学版）的作者理查德·艾尔曼称：“《尤利西斯》是《奥德修纪》的和平主义版本”。他指出布鲁姆继承并侧重发展了奥德修身上善良、机智的品性。布鲁姆，这位现代的奥德修虽然没有勇士般的强壮体魄，但他同样具有不可征服的精神。“布鲁姆的胜利在于他的精神”，“布鲁姆身上最神圣之处在于他体现的人性”。
《尤利西斯》的中译本（天津百花文艺版）译者金堤教授承袭了艾尔曼的观点，提出“《尤利西斯》的主旋律是一曲颂歌，赞美的是普通人无私的爱，该书的主旨在于歌颂全面的人，布鲁姆与奥德修都属于这类人”。
欧美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乔伊斯的目的在“借今讽古”。英国学者菲利浦·爱德华兹（Philip Edwards）称：如果当代与古代之间的比较存在着讽刺的话，那么这种讽刺也针对古希腊“英雄时代”所谓的“伟大”。“通过与过去的历史、传说与信仰的平行类比，在某种程度上，乔伊斯是用今天廉价的事物来揭穿古希腊高贵的伪装”。 学者们立论的依据是《尤利西斯》的创作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四起之时，而战争的根源可追溯到荷马史诗所宣扬的穷兵黩武的“骑士精神”和价值标准。善良的布鲁姆对妻子的情夫并没有如史诗中的奥德修用残忍的手段杀戮了所有的求婚者，而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尤利西斯》体现了和平主义的一次胜利。
第三类观点认为：神话类比对理解作品的意义不大。美籍俄裔小说家纳博科夫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代表人物。在他的著作《文学讲稿》中，他写道：“我尤其要告诫你们不要把布鲁姆在都柏林某一夏日中的无聊的闲逛和小小的冒险看作对《奥德修纪》准确的滑稽摹仿，在书中的每一个物身上，每一个场景当中寻找这种准确的相似，完全是浪费时间。没有什么比以陈腐的神话为基础而引伸，并延续下来的寓言更使人厌烦的了”。
著名的乔伊斯研究专家瓦尔顿·里兹（A.Walton Litz）也觉得不必过分强调荷马史诗在《尤利西斯》中的重要性。他说：“荷马史诗的框架，对乔伊斯本人创作时起的作用，或许要比它对读者在阅读小说时产生的作用更大”。在创作准备时期，乔伊斯头脑中积累了成千上万条素材和记忆，他迫切需要一些参照框架来赋予这部意识流小说某种秩序。《奥德修纪》被证明是最令人满意的参照框架。可一旦创作结束，里兹认为，这些框架如同建筑工程中的脚手架，需要被拆除，它所起的作用随之减弱了。
任何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只有一种解读。就一部作品，读者可以从各个角度加以探讨，见仁见智，不一而足。以上列举的三类观点，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有不尽全面、失之偏颇之处。
“形式就是意义”，文学作品的内容是已经完成的形式，与形式不同分割。这是欧美现代形式主义者的著名论点。《尤利西斯》的神话类比结构也是一个“有意味的形式”，是一个含有意义、评价和阐释的结构。因此，荷马史诗在这部小说中起的作用，绝不仅局限在参照框架这方面。
的确，《尤利西斯》中几乎每一个与荷马史诗相对应的细节都可以用“反英雄”（anti—hero）的观点来解释。只强调讽刺意义而忽视布鲁姆与奥德修之间存在的深层次相似性将是个极大的错误。
不少将布鲁姆称为“反英雄”的评论，通常会出现两种错误倾向：其一，将奥德修看作一位品行上无可指责的完美英雄的形象，是人类一切优秀品质的典范。事实上，乔伊斯不这么看。他将奥德修作为一个“完整全面的人”，身上同时包含了人的种种优点和缺陷；第二种倾向，是将布鲁姆与奥德修仅作字面上、外在的或表层的比较。这样的比较往往只能发掘到小说讽刺性的意义层面。然而当读者以隐喻、象征的视角来观照布鲁姆时，就能从这位生活上于都柏林的当代凡夫俗子身上找到古代英雄的性格特点。
德国哲学家谢林说过：“假如在反思中认识精神的奥德修斯，就会看到，他不断地寻找，经历了许多失望，走过了许多弯路，终于找到了自我”。
《尤利西斯》正是继承了《奥德修纪》“回乡母题”的意义和结构，给了它一种现代的阐释，或者说是作者借用了这个神话原型来表达一个现代人寻找失落的自我的故事。

B. 200分求《简爱》的研究现状！！！！

英国文学在中国的介绍、研究及影响 周小仪 英国文学在中国的引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文学的引进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因此英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从来不是纯粹的、中性 的学术研究,相反,它是社会改造运动、意识形态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把英国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部分:即20世纪上半叶、20世纪中叶、 20世纪晚期和当代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它特定的研究内容与范围,但是在研究模式与思想取向等方面对以往的阶段也有明显的重复。因此,这四个阶段又可以按照西方现代性与反西方现代性、殖民化与非殖民化等价值概念为标准分为两组。正是在这种学科对象和学术兴趣的选择中可以看出英国文学研究与社会历史的关系。 一、求新声于异邦:中国早期对英国文学的评论与介绍 对英国文学的汉译与介绍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之后。根据现在学者的考证,早在1853年英国传教士宾威廉(1815—1868)与中国人合作将班扬的《天路 历程》译成中文,并“屡次刷印,各处分送”。但是英国文学在中国大规模译介还是在19、20世纪之交。林纾曾译出156种西方文学作品,其中英国文学作品 就有93种之多。中国对外国文学的介绍与清朝末年的思想启蒙运动密切相关。西方的现代性思维模式(包括理性、科学、民主、进步等等观念)为中国的文化变革 提供了思想上的合法性。英国文学在当时并不是一种学术或一个学科,而是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形态。英国文学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文化上的解释,成为所谓反传统的话 语,甚至是社会斗争的武器。 英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史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这三类文学作品在中国引进的规模较大,影响也比较深远。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对英国浪 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兴趣相当浓厚,对这两类作品翻译也很多。五四时期几个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杂志——《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等,都有大量的关于 英国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作品翻译和评论发表。另外,《创造月刊》于1923年2月刊出“雪莱纪念号”;《小说月报》也在1924年4月刊出了“诗人拜伦的 百年祭”专号。在唯美主义方面,佩特和王尔德的作品都有翻译与评论。虽然对这些英国作家的译介还没有学院化,而且这些评论也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但是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是巨大的。那么是什么样的社会氛围使中国作家、评论家对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发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呢?或者说这些英国作品中的什么因素 如此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呢?王锦厚在《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中指出,这两类作品“一类是富于反抗精神的作品,如拜伦、雪莱等‘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 诗篇;一类是富于艺术性的所谓纯文艺作品,如王尔德等人的戏剧”。因此,英国文学中那些具有革命性、反叛性的作品和主张艺术独立性的作品受到了广泛的欢 迎。 实际上,这些“反抗精神”较强的作品都是主张自我解放、个人主义至上的作品。李欧梵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1973)中指出,“五四时期文学对 自我的表达与其他活动比较,是相当具有个人主义以及英雄式气概的”,并把五四文学中个人主义高涨的情感成分定义为“浪漫”。而唯美主义关于艺术至上的观点 与儒家文艺观也是背道而驰的。儒家文艺观强调文以载道、教化(改造社会)以及知人论世(认识功能)。文艺的审美性只有在社会功能的框架之中才有意义。因此,在中国作家看来,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所谓反抗精神,以及主人公的特立独行和放荡不羁,如《莎乐美》,表现为一种对艺术形式和审美的追求。艺术独立性 观念本身体现了极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可以说,五四浪漫主义对个人主义、个性的强调发展了一种新的自我观念。这是一种发展中的自我,它要在生活中“实现”自己。李欧梵在分析郭沫若和徐志摩的诗歌中的个人主义观念时指出,这种“自我实现”,是要“建立并提升一个全新的人格”。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儒家传统 的“新人”;而艺术、文学形式甚至文学批评,都是他们实现自我的手段。如果说浪漫主义代表了这种自我实现和发展的精神,唯美主义和艺术创作则是这种精神的 具体操作,是在话语和艺术形式中的实践。如果我们把现代期刊、舞台剧院以及出版机构、文学批评看做是一种公众空间的话,那么不难看出,英国文学以及当时引 进的其他西方国家的文学为这一批“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生存空间。 对于中国现代史上这股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思潮,反对之声也是不绝于耳。因为,除了大城市中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外,中国社会的组成毕竟是多样的。 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之际,对下层人民生活的关注自然在文学领域成为热点之一。这也反映在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和接受以及评价等各个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茅盾 对唯美主义和艺术至上论自始至终都是持否定态度。茅盾写过大量的介绍外国文学名著的文章,收集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汉译西学名著》和《世界文学名著 讲话》两本集子中,其中有评论莎士比亚、弥尔顿、笛福、斯威夫特、菲尔丁、司各特、拜伦、萨克雷、狄更斯和王尔德等人作品的文章。从这个名单上可以明显看 出,茅盾的主要兴趣是具有写实因素的现实主义作品。如果说茅盾认为拜伦的人物形象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又有应该否定的一面的话,那么在评论王尔德的《莎乐 美》时,他的批判性就锋芒毕露了。他认为“唯美主义是上流贵族者和放债吃利息者一流的寄生阶层的文艺样式”。 虽然茅盾对唯美主义的批评显得偏激,但是这种“阶级分析”方法无疑预示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批判模式。以阶级观点为基础划分外国文学 作品的类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各大学普遍使用的方法。外国文学研究的系统化和学院化以及阶级观念的确立与民族国家的建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精华与糟粕:英国文学研究中批判传统的建立 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其中提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要批判性地继承:我们对待西方文化要像肠胃消化食物一样,“排泄 其糟粕,吸收其精华”。1942年毛泽东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批评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点。在1949年之后,“批判地继承”西 方文化的观点成为中国文艺工作和文学教学研究工作的基本原则,而《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则是指导国内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纲领性文件。它们对英国文学 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人民性”、“阶级性”诸概念取代艺术独立性概念。 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没有直接涉及英国文学作品,但是它对文学评论家的立场作了明确的规定。那就是,“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这一立 场在具体的操作中规定了研究者的视角,因此区分各种作品的类别成为第一步的工作。在1949年以后的英国文学研究中,阶级划分是评价作品重要根据。英国文 学根据作者和内容被划分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学,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文学,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等等。而在每一类的作品中,以一分为二的方式把作品中的“进 步因素”和“落后、反动因素”区分开来。吴元迈在2000年第1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回顾与思考——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50年》一文中谈到,在国内 1958年发表的关于《简爱》、《呼啸山庄》、《苔丝》的一系列论文中,把作品主人公进行阶级定性成为重要的内容(第6页)。在这样一种分析模式中,苔丝和希思克列夫因为属于劳动者或无产阶级得到充分的价值肯定。 今天看来,阶级分类的方法与西方正统的学院派文学研究相距甚远。此外,把作品中的人物等同于生活中的人物也是一种十分机械的反映论。但是作为从艺术独立性 概念中解放出来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仍然不失为一种有趣的尝试。阶级分析的方法显然超越了单纯无保留的对西方文化的介绍与赞美,开始试图表达研究者自己的立 场和见解,并着手建立一套有待完善的批评模式,为批判地研究和介绍英国文学提供了一个社会理论的框架。此外,毛泽东在《讲话》中并没有完全忽视艺术形式的 重要性,而是从审美与政治的关系中看待艺术性的作用与意义。毛泽东把这一原则称作“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并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 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而“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正是在这样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中受到批判。 人民性、阶级性等社会学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以及对文学的工具性社会功能的大力提倡,使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产生出与英国批评家利维斯的书单完全不同的 一批“经典”作品。首先,英国宪章派的诗歌,工人作家的作品,包括鲜为人知的罗伯特．特莱斯尔的《穿破裤子的慈善家》受到批评家的极大关注。杨仁敬在 2001年10月19—20日于湖南湘潭师范学院召开的英国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提到中国英国文学研究中“人民性”概念的另一来源,即 当时苏联学者阿尼克斯特的《英国文学史纲》(戴镏龄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的影响。此书对英国宪章派诗歌的经典化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学者对英国文学 史的看法。虽然这类作品在艺术性上有极大的欠缺,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仍然获得了与经典作品并列的地位。其次,英国浪漫主义作家被划分为“积极浪漫主 义”与“消极浪漫主义”两类。前者包括拜伦、雪莱等“革命”诗人,后者包括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等反对法国革命的诗人。从“积极”与“消极”这两个术 语本身已经可以看出批评家对两者的褒贬。第三,揭露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残酷、黑暗以及描述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作品,如狄更斯等人的作品获得的评价较高,被 称为批判现实主义。但同时,批评家也指出了这些作品中人道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并视之为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一点也是评判莎士比亚、勃朗特姐妹、萧伯纳 等人作品的主要依据。最后,英美现代主义作家如T.S.艾略特、叶芝、乔伊斯、劳伦斯、伍尔夫则被视为颓废、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是英国 文学中的反动派。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当然也在其列。其他英美现代主义作家如庞德、康拉德、吉普林则被看做是法西斯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或受到批判,或基本不 再提及。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一批判的视角是研究英国文学以至整个外国文学的基本模式。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它作为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的存在。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版的一系列外国文学教材如《欧洲文学史》、《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现代欧美文学》、《外国文学教学参 考资料》、《世界文学名著选评》等等著作中,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和批判精神仍然随处可见,成为介绍与评判外国文学作品的思维定势。而20世纪80年代英国 文学研究的转变首先是这一思维定势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学界抛弃了阶级性概念,构建了审美性概念。这一纯文学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是20世纪20—30 年代流行的艺术独立性观念的复兴,只是更学院化,更具学术性。 从今天的角度看,批判模式对文学形式的忽略是它无法应对审美批评的缺点。但是20世纪80年代人们完全摒弃这一模式的时候却同样忽视了它曾经有过的积极意 义,那就是,中国的学术研究曾一度摆脱了以启蒙主义、人道主义为核心的“西方”的现代性模式。这一现代性模式在中国的应用有两个根本性的弊端。首先,它承 认一种世界历史的发展模式:即现代性由欧洲内部产生,扩展至世界其他落后地区。现在我们知道,这完全是一种虚构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其次,如果承认这 种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发展模式,那么,作为边缘地区的传统国家,中国只有并入这一世界体系才有出路。因此,在文化上与西方认同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就 是为什么早期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只停留在利维斯书单的水平上,没有任何创造性发挥。其中的关键就是中国批评家主体性的丧失。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缺乏与西方 不同的视角、立场和观点,缺少原创性。如果说这种研究具有某种文化殖民化倾向,也许并不过分。因为这种模式迫使人们以西方人的观点看待世界,包括看待文 学。这样的文学批评,无论具有多么浓厚的本土色彩,都必然是西方文化触角的延伸。 因此,1949年以后的英国文学研究中的批判模式应该视之为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非殖民化的文化运动。虽然这一模式所采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原始社会、奴 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仍然不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马克思本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说明他也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 者)。但是毕竟,外国文学研究由启蒙主义的角度转换为阶级性、人民性的角度,形成了下层人民的立场与观点。虽然这一运动以牺牲“文学性”为代价,但它为中 国批评主体的建立留下了创造的空间。当然有关中国式的外国文学经典作品今天看来颇有争议,但是把西方经典吸纳到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框架之中,这是一个有益 的尝试。而这种改造、选择、评判,使中国学术体系得以建立,不再重复西方学者已经建立起来的趣味、标准和价值体系,因而也第一次有了一种原创性。 三、审美的复归: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文学研究 西方现代性观念以审美和艺术独立性的观念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英国文学研究界重新登场。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审美主义等一系列西方价值观重新受到人们 的青睐。与此同时,西方的商品特别是家用电器,在20世纪70年代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引发了一场生活方式的革命。政治理性让人厌倦,消费文化受到追捧。 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工具理性观念,如为政治服务、文学的社会功能等等,被人们嗤之以鼻。生活方式的转变、对富裕生活的向往使人的欲望不断膨胀,审美感性也因 之得到全面解放。艺术的独立性,这个在中国湮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陈旧话题被当做是最时髦的观点提出,审美批评成为众望所归的研究模式。美学一时成为人文学科的显学。 这时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已经不限于对古典英国文学作品的再评价。当时学界最引人注目的是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引进与介绍。在英国文学方面,有大量的文章对叶 芝、艾略特、劳伦斯、康拉德、伍尔夫、乔伊斯、戈尔丁等英国现代主义经典作家进行评论和研究。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对外国现代派作品已有介绍,到80年 代,这类作品有了系统的翻译出版。当时有影响的涉及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论 著就有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1981),何望贤编《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文集》上下册(1984),袁可嘉的《现代派论、现代诗论》 (1985),以及侯维瑞的《现代英国小说史》(1985)等。这时对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还涉及各个现代流派和文学思潮,包括意识流小说、象征主义、意象 派、荒诞派等现代文学流派。这些著作中对英国现代主义文学评价与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教材已经完全不同,理解、赞扬的成分居多。到20世纪90年代, 系统的20世纪英国文学教材和研究著作开始出现,展示了对现代主义以及20世纪英国文学广泛而全面的研究成果。 可以看出,这个阶段英国文学研究的范围、规模和深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英国文学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展的同时,其理论、方法论、研究方式与同时期西方学院中的研究也 不断接近。这可以从材料的收集、文本的分析、批评方法的选择诸方面见出。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一阶段英国文学研究的批判性却远不如20世纪50—70年代。 20世纪80年代学者大多数接受了西方学者的选择、趣味和观点。在学术研究繁荣的背后,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等思想观点正在漫延,具体说就是理论上重视审美 艺术性,方法上重视作品的文本结构分析,从诸多方面我们都看到了向20世纪20—30年代那个阶段的复归。 当然这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复归。这一时期的学者拥有了20世纪20—30年代批评家不曾有过的理论工具。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研究,不论自觉与不自觉,很大 程度上都带有英美新批评派文学批评实践的色彩。在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派一举成为文学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西方文学批评流派之一。韦勒克、沃伦的《文学 理论》在中国的翻译出版(1984),此书关于文学研究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区分,使文本批评成为超越社会学批评的批评方法。特别是韦勒克关于 文学作品结构分层理论为审美与文本细读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批评改变了《讲话》以来人们对文学的看法。社会批评让位于文本和审美批评。在这 样一个理论背景下,就不难理解重视形式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在中国广泛流行了。像劳伦斯、康拉德、乔伊斯已经成为被评论最多的英国作家。而这些作家作品中的 形式因素成为吸引人们注意的焦点。 纵观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可以发现两个特点。一是批评家对西方学术权威的广泛认同。这时的英国文学研究已不再是20世纪20—30年代那种印象式的批 评和粗略的介绍,而是有大量学术引证的正规论文。西方学者的观点往往被用以支持批评家自己的观点或加以详细讨论。虽然这种研究已经十分规范化,但是其批判 性较之上一时期却大大降低。无论是对作品还是对引证的批评资料,赞扬之声远远高于批评之声。其次,这时的形式主义者、审美批评家大多数是现代性、现代化和 启蒙主义价值体系的拥戴者。他们思想上追随西方启蒙主义价值观和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在文艺观上高扬作家的主体性,在方法论上提倡情感表现,在具体的批评实 践中热衷于审美结构分析。 显然,审美批评和形式主义研究方法并非纯粹中性的学术研究。这里面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因素。以西方人的眼光看待英国文学,对西方学术权威的认同和引证,对 文本不加任何批判的审美分析,代表了某种理想主义。这一理想主义把审美当做人类普遍有效的心理活动,把某些学术的准则看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把人道 主义等同于世界主义。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审美从来就不是普遍和中性的心理活动。在西方,从18世纪美学诞生之日起,它就成为资产阶级扩展自己生存空间 的有力手段。伊格尔顿在《审美的意识形态》(1990)一书中对此有过详细的分析。那么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为什么无视审美批评的意识形态性,反而对 它趋之若鹜呢? 实际上,这里涉及的仍是对现代性认同的问题。对现代性的认可不仅是承认一系列启蒙主义思想价值,还需要承认现代性由西方内部产生这样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观 点,承认现代/传统、进步/落后、西方/东方这一系列二元对立。这必将对中国学者的文化身份产生问题或危机。而将欧洲中心主义观点普世化则是克服这一身份 危机的方式。把审美、形式结构作为普世原则,掩盖了它的历史。使这些原则中性化、世界化,则是通向一种文化理想的途径。因此,在审美和独立的艺术形式中, 人们无法看出现代性这一欧洲中心主义观点所代表的是东西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审美分析正是抹杀这一系列不平等二元对立的有效方式。对于审美与艺术性的追求 实际上克服了边缘化国家成员自身的文化矛盾。因而审美普世化也就象征性地解决了中国知识分子认同西方所产生的身份危机。 四、非殖民化:当前英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由此可见,英国文学研究中的审美批评、文本分析、人文价值、启蒙主义所代表的普遍主义理想就具有相当浓厚的殖民化色彩。这种殖民化倾向已经不再表现于作品 内容之中。20世纪50—60年代认为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是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文化或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观点显然是简单化的。从内容评判一部作品的价 值无法回应审美批评的挑战。但是如果把英国文学研究中的审美诉求本身看做是某种阿尔都塞式的症候或无意识,看做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真实生存状态的掩饰,那么 我们就可以发现,在普世主义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平等的东西方权力关系结构,而这一点正是近年来英国文学研究者开始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20世纪80年代全面译介评论外国文学中存在着殖民化倾向。易丹在《超越殖民主义文学的文化困境》(1994)一文中尖锐地批评 了对外国文学经典和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的全面接受是“缺乏独立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缺乏主动的批判精神所致”。在这种对“强大文明”积极认同的研究格 局中,“外国文学研究在我们的文学乃至文化领域内所扮演的角色,正是一种‘殖民文学’或‘殖民文化’的角色。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从本质上看与那些外国传教 士们所从事的事业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甚至比他们做得更好”。因此,“我们如果没有意识到我们是站在什么样的文化立场上讲话,将会是十分荒谬的”。 易丹的文章曾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但由于提出的问题尖锐重大,而文章本身限于篇幅对这一观点的理论表述和历史论证相对而言显得薄弱,因此当时肯定者少, 批评者多。随后发表的一系列回应文章对易丹的观点几乎都持否定态度,如黄宝生的《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谈》、张弘的《外国文学研究怎样走出困惑》、赵炎秋的 《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学研究的困境》、吴元迈的《也谈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与方法》(见《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3、4期,1995年第2、4期)。但事 隔多年之后,随着全球化问题日渐突出,以及有关后殖民主义的理论问题不断引起人们的思索,易丹当年提出的外国文学研究者的立场问题再次进入学界的视野。王 腊宝在《阅读视角、经典形成与非殖民化》(2000)一文中持有与易丹类似的看法。他指出,20世纪80年代建构的外国文学经典反映了对西方强势文化的认 同。具体地说就是英国文学(以及美国文学)有着高出其他国家,特别是其他英语国家文学的地位。在现行的中国大学体制里,英美文学成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里最 重要的学科。把外国文学研究的重点放在英美文学,忽略其他英语国家的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的“厚此薄彼的现象”使“庞杂的世界文学发展史被清理简化成一个以 西方列强文学为主线、以东欧和亚非拉文学为点缀的文学体系”。英美文学在世界文学中这一崇高地位,“使不少人失去了应有的批判力,不知不觉中,他们被一种 殖民心态禁锢了起来,对这两国文学就只剩下了完全的认同”。的确,倡导文学性、审美性和文本结构并非仅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研究对象的筛选意味着一定的意 识形态立场。把文学中某些因素当做普遍有效的法则,其结果往往是按照某种强势文化的标准审视文学现象,认可现有的,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秩序。 随着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引起争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开始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应用,外国文学领域也在寻求一种新的研究模 式。对文学研究殖民化问题的讨论,以及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入侵,必然使英国文学研究的面貌发生改变。新的英国文学研究将会更加注重社会文本,更加注重文 学的文化性质,更加强调研究者的立场。当然,对研究者立场的自觉并不是对过去阶级立场的简单重复。阶级概念需要更新,注入民族文化和东西方权力关系的内 涵。关于当代文化研究中阶级观念向民族观念的转换,这里不能详细论述。伊格尔顿《希思克利夫与大饥荒》(1995)一书提供了具体研究范例。伊格尔顿对爱 尔兰文化的研究是一种对文学关系而非文学实体的研究和探讨,显示了对处于霸权地位的英国文化的批判。对于我们来说,建立一种新的、基于非西方立场的批判模式,一种植根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创造,是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有所创新的前提条件。

C. 寻求一篇 the second language 论文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外国文学

剑桥文学指南丛书（英文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2000（包括莎士比亚研究、英国诗歌研究、18世纪英国小说、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现代主义研究、哈代、奥斯丁、詹姆斯、福克纳、海明威、艾略特、康拉德、乔伊斯、奥尼尔、王尔德、萧伯纳、梭罗、惠特曼、马克 吐温、庞德、伍尔夫等英美小说家、诗人和文学流派研究著作共30种）

戴维 洛奇 小说的艺术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高奋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源与流 宁波：宁波出版社，2000

侯维瑞 现代英国小说史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

胡经之，王岳川主编 文艺学美学法论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

黄晋凯主编 荒诞派戏剧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霍夫曼 佛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 王宁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7

拉曼 塞尔顿编 文学批评理论 刘象愚，陈永国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霍纳 韦勒克 近代文学批评史（第4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李维屏 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柳鸣九编选 新小说派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吕同六主编 20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罗伯特 斯皮勒 美国文学的周期——历史评论专集 王长荣译 上海：上海外语出版社，1990

罗德 霍顿 美国文学思想背景 房炜等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梅 佛里德曼 意识流，文学手法研究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米兰 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 孟湄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5

史志康主编 美国文学背景概观上海：上海：上海外语出版社，1998

徐葆耕 西方文学 心灵历史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 殷企平 小说艺术管窥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

D. Exposition Press是什么出版社

乔伊斯在创作《尤利西斯》时,有意识地将《奥德修纪》作为小说的神话原型,使两者形成平行对应关系.神话史诗不仅为小说提供了一个参照框架；更重要的是,作者借用荷马史诗的原型意义和原型结构,表达了一个现代人寻找失落的自我的故事,并使之升华为一篇代表人类普遍经验的寓言. 尤利西斯（Ulysses）,即希腊神话中伊大嘉国王奥德修（Odyssey）在拉丁文中的译名.乔伊斯以它命名小说,反映了该作品在人物、情节线索、结构和细节上与荷马史诗的对应平行关系. 乔伊斯曾对瓦勒里·拉尔博（Valery Larbaurd,《尤利西斯》的法文本译者）说：“小说的标题是一把钥匙.如果读者熟悉《奥德修纪》,就能把握住小说的轮廓.史诗的概念就是在现代生活纷繁混乱的材料上覆盖史诗的形式由此看来,要深入理解《尤利西斯》,我们有必要将它与《奥德修纪》这个“潜文本”对照起来,进行双重文本的解读. 关于乔伊斯运用神话类比结构的重要性上,学术界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因为古希腊英雄奥德修与这部现代小说究竟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涉及到对小说《尤利西斯》根本意义的理解.对此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基本上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观点认为：《奥德修纪》与《尤利西斯》之间的平行关系是将英雄悲壮的历史和卑劣猥琐的现实进行对比.在古代英雄光辉的形象反衬下,布鲁姆、斯蒂芬等现代西方文化哺育下的人物会显得多么卑微、苍白和平庸.这种平行对应关系所显示出来的意义差别,是《尤利西斯》的讽刺意义和暴露作用的来源.学者约瑟夫．比奇（J.W.Beach）称：“将古希腊英雄的历险与当代爱尔兰纷乱、‘瘫痪’的状态并置,很明显是对爱尔兰现今状况的讽刺性暴露”（注：J.W.Beach,The Twentieth Century Novel (New York,1981) P.416）.英国作家福斯特（E.M.Forster ）说《尤利西斯》是“一首表现卑琐和幻灭情绪的史诗”（注：王佐良：《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页.）. 自《尤利西斯》问世以来.这类观点在乔伊斯研究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并且它最容易被人们接受.我国学者袁可嘉、侯维瑞、陈恕、李维屏等人对此均持类似的观点.以下是侯维瑞教授在《现代英国小说史》中的一段有关的论述： “忠贞不渝的王后潘奈洛佩变成了追求肉欲的荡妇摩莉；助父除虐的勇士帖雷马科变成了精神空虚的骚客斯蒂芬；驰骋疆场、力挽狂澜的英雄尤利西斯变成了逆来顺受、含羞忍辱的广告商布鲁姆；美丽善良的诺西卡变成了轻佻挑逗的格蒂姑娘……世界难道不是在走向沉沦和堕落吗?……《尤利西斯》以借古讽今的手法所要表现的,恰恰是现代社会的全部历史：布鲁姆的庸人主义、斯蒂芬的虚无主义和摩莉的肉欲主义正是现代西方社会道德和精神文明的深刻写照”.（注：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73页.）第二类观点认为,乔伊斯的神话类比结构是一种隐喻的媒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然的透视观点,以审视作品中人们的举止和言谈；同时它把平凡陈腐的事物提升到艺术的最高境界,给20世纪的现代人灌输了永恒的尊严,体现了乔伊斯对现代人前途和命运的关怀. 美国文论家莱文（Levin ）在论述《尤利西斯》时这样写道：“将现代主人公琐屑的生活习惯与深奥神秘的原始仪式联系在一起,使今天最微小的细节具有了普遍的意义”（注：AgwonoroboEnaemeErurbetine ,Intellectualized and the Art of James Joyce ( NewYork:Exposition Press,1980)P.75）. 《尤利西斯》（牛津大学版）的作者理查德·艾尔曼称：“《尤利西斯》是《奥德修纪》的和平主义版本”.他指出布鲁姆继承并侧重发展了奥德修身上善良、机智的品性.布鲁姆,这位现代的奥德修虽然没有勇士般的强壮体魄,但他同样具有不可征服的精神.“布鲁姆的胜利在于他的精神”,“布鲁姆身上最神圣之处在于他体现的人性”（注：Richard Ellmann,James Joy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360,P.362.）. 《尤利西斯》的中译本（天津百花文艺版）译者金堤教授承袭了艾尔曼的观点,提出“《尤利西斯》的主旋律是一曲颂歌,赞美的是普通人无私的爱……本书的主旨在于歌颂全面的人,布鲁姆与奥德修都属于这类人”.

E. 英语论文参考文献（参考书目）

2841741728上次你问我的那个资料有的，有时候工作于考研是很难抉择的事情，不过既然最后定下来考研，就要专心致志，后来你说关于专业课辅导班的事情，我找翔高的专业课老师询问了下，总体感受，参加过辅导班和没有参加辅导班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至少有一定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短时间内，理清楚了目标院校考察的重难点和一些不对称的信息，个人感觉还是非常弥足珍贵的，我没有参加过辅导班，其他的感受不变多言了！

F. 关于简爱的参考书目

1、《简爱》，夏洛蒂·勃朗特著，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2、《勃朗特姐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杨静远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3、《荒原上短暂的石楠花——勃朗特姐妹传》，张耘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4、《夏洛蒂·勃朗特传》，盖斯凯尔夫人著，祝庆英、祝文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夏洛蒂·勃朗特书信》,杨静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6、《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美）詹姆斯·费伦著，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赵毅衡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8、《解读叙事》，（美）J.希利斯·米勒著，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9、《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美）苏珊·S.兰瑟著，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0《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申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1、《叙述学研究》，张寅德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2、《自我论：个人与个人自我意识》（苏）伊·谢·科恩著，佟景韩、范国恩、许宏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13、《叙述与话语符号学》，尤瑟夫·库尔泰著，怀宇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4、《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米克·巴尔著，谭君强译，万千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5、《叙事学导论》，罗刚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16、《叙述学》，董小英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7、《小说修辞学》，（美）布斯著，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8、《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法）热奈特著，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9、《窥者之辨：形式文化学论集》，赵毅衡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
20、《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陆建德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1、《当代叙事学》，华莱士·马丁著，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2、《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张隆溪著，三联书店，1986。
23、《批评的剖析》，（加）诺思罗普· 弗莱著，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24、《性别诗学》，叶舒宪主编，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5、《神话——原型批评》，叶舒宪选编，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
26、《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诺思洛普·弗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7、《多维视野中的文学美学》，季水河著，东方出版社，2002。
28、《小说的艺术》，（美）亨利·詹姆斯著，朱雯、朱乃长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29、《小说的兴起》，伊恩·P·瓦特著，高原、董红钧译，三联书店，1992。
30、《英国文学论集》，范存忠著，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
31、《二十世纪英美论稿》，程爱民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32、《永远的乌托邦――西方文学名著导读》，曹莉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33、《现代英国小说史》，侯维瑞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34、《女性主义文学与欧美文学研究》，罗婷著，东方出版社，2002。
35、《基督教神秘主义研究》，王亚平著，东方出版社，2001。
36、《神话的诗学》，（苏）叶·莫·梅列金斯基著，魏庆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37、《上帝与女性：传统基督教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女性》，刘文明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38、《意义与形式——英美作家作品风格生成论》，易晓明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39、《当代美国小说理论》，程锡麟 王晓路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40、《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朱虹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1、《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英）安德鲁·桑德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有谁能看全阿~~~

G. 《尤利西斯》的神话结构是怎样的学术界对此主要有哪两种评价(

乔伊斯在创作《尤利西斯》时，有意识地将《奥德修纪》作为小说的神话原型，使两者形成平行对应关系。神话史诗不仅为小说提供了一个参照框架；更重要的是，作者借用荷马史诗的原型意义和原型结构，表达了一个现代人寻找失落的自我的故事，并使之升华为一篇代表人类普遍经验的寓言。
尤利西斯（Ulysses），即希腊神话中伊大嘉国王奥德修（Odyssey）在拉丁文中的译名。乔伊斯以它命名小说，反映了该作品在人物、情节线索、结构和细节上与荷马史诗的对应平行关系。
乔伊斯曾对瓦勒里·拉尔博（Valery Larbaurd，《尤利西斯》的法文本译者）说：“小说的标题是一把钥匙。如果读者熟悉《奥德修纪》，就能把握住小说的轮廓。史诗的概念就是在现代生活纷繁混乱的材料上覆盖史诗的形式由此看来，要深入理解《尤利西斯》，我们有必要将它与《奥德修纪》这个“潜文本”对照起来，进行双重文本的解读。
关于乔伊斯运用神话类比结构的重要性上，学术界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因为古希腊英雄奥德修与这部现代小说究竟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涉及到对小说《尤利西斯》根本意义的理解。对此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基本上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观点认为：《奥德修纪》与《尤利西斯》之间的平行关系是将英雄悲壮的历史和卑劣猥琐的现实进行对比。在古代英雄光辉的形象反衬下，布鲁姆、斯蒂芬等现代西方文化哺育下的人物会显得多么卑微、苍白和平庸。这种平行对应关系所显示出来的意义差别，是《尤利西斯》的讽刺意义和暴露作用的来源。学者约瑟夫．比奇（J. W.Beach）称：“将古希腊英雄的历险与当代爱尔兰纷乱、‘瘫痪’的状态并置，很明显是对爱尔兰现今状况的讽刺性暴露”（注：J.W. Beach,The Twentieth Century Novel (New York, 1981) P. 416）。 英国作家福斯特（E. M. Forster ）说《尤利西斯》是“一首表现卑琐和幻灭情绪的史诗”（注：王佐良：《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页。）。
自《尤利西斯》问世以来。这类观点在乔伊斯研究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并且它最容易被人们接受。我国学者袁可嘉、侯维瑞、陈恕、李维屏等人对此均持类似的观点。以下是侯维瑞教授在《现代英国小说史》中的一段有关的论述：
“忠贞不渝的王后潘奈洛佩变成了追求肉欲的荡妇摩莉；助父除虐的勇士帖雷马科变成了精神空虚的骚客斯蒂芬；驰骋疆场、力挽狂澜的英雄尤利西斯变成了逆来顺受、含羞忍辱的广告商布鲁姆；美丽善良的诺西卡变成了轻佻挑逗的格蒂姑娘……世界难道不是在走向沉沦和堕落吗？……《尤利西斯》以借古讽今的手法所要表现的，恰恰是现代社会的全部历史：布鲁姆的庸人主义、斯蒂芬的虚无主义和摩莉的肉欲主义正是现代西方社会道德和精神文明的深刻写照”。（注：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73页。）
第二类观点认为，乔伊斯的神话类比结构是一种隐喻的媒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然的透视观点，以审视作品中人们的举止和言谈；同时它把平凡陈腐的事物提升到艺术的最高境界，给20世纪的现代人灌输了永恒的尊严，体现了乔伊斯对现代人前途和命运的关怀。
美国文论家莱文（Levin ）在论述《尤利西斯》时这样写道：“将现代主人公琐屑的生活习惯与深奥神秘的原始仪式联系在一起，使今天最微小的细节具有了普遍的意义”（注：AgwonoroboEnaemeErurbetine , Intellectualized and the Art of James Joyce ( NewYork: Exposition Press, 1980)P. 75）。
《尤利西斯》（牛津大学版）的作者理查德·艾尔曼称：“《尤利西斯》是《奥德修纪》的和平主义版本”。他指出布鲁姆继承并侧重发展了奥德修身上善良、机智的品性。布鲁姆，这位现代的奥德修虽然没有勇士般的强壮体魄，但他同样具有不可征服的精神。“布鲁姆的胜利在于他的精神”，“布鲁姆身上最神圣之处在于他体现的人性”（注：Richard Ellmann, James Joy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P.360,P. 362.）。
《尤利西斯》的中译本（天津百花文艺版）译者金堤教授承袭了艾尔曼的观点，提出“《尤利西斯》的主旋律是一曲颂歌，赞美的是普通人无私的爱……本书的主旨在于歌颂全面的人，布鲁姆与奥德修都属于这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