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市镇叙事研究

『壹』 中国现代文学 30年中,关于鲁迅小说的两个情节模式的质疑

1
试论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在现代文学史上，
鲁迅就像一个巨人屹立当中而长久不倒，
终身都以其铮铮
铁骨坚守了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思想之自由”
，以个人之力成为现代文学开
创者、奠基人，并铸就了一坐无可企及的高峰。

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是，
鲁迅并不是为了创作而创作，
其弃医从文的根本
目的是“立人”
。他在东京求学时一次看幻灯片看到愚昧的中国人被屠戮，感到
国人
“即使体格如何健全，
如何茁壮，
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
愤而弃医从文。破而后立，
“破”与“立”是对立统一的。在鲁迅早期的小说创
作中，
“立”
更多表现为
“破”
，
即表现为强烈的批判意识，
对国民性顽劣的
“根”
进行了深层挖掘，对“病灶”进行了无情的解剖和针砭。
“立”是正面建树，鲁
迅致力于重塑国民新的思想文化人格，
呼唤
“精神界之战士”
，
培养有独立人格、
独特个性的新一代。
既然说到了鲁迅的批判主义观，
就不得不提到鲁迅为中国文
化转型和中国现代化所作的思考和一些重要观点了，包括“拿来主义”
、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明关系、
科学主义等。
鲁迅对于中国文化转型的思考，
虽然既主张对
传统进行批判，
又主张对外来文化的吸收，
甚至主张少看或不看中国书，
多看外
国书，但是，鲁迅并没有丝毫的崇洋媚外思想，他的《拿来主义》就是最明显的
例证。这种“破而后立”
、
“拿来主义”的思想无疑对于现在的
21
世纪也是具有
时代意义。

鲁迅是现代小说最重要的开拓者，
“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
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
”

1918
年
5
月，鲁迅在《新青
年》上发表了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
标志着五四新文学创作的开端，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

，从一问世
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
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
，
这是鲁迅对自己小说的评价。

第一、表现的深切。
首先，
是体现在小说题材的突破性。
中国的传统小说历
来都是帝王将相、
才子佳人或绿林好汉的世界，
即使是描写人世间的生活，
也是
不离其神仙鬼怪，
以追求故事的传奇性和情节的曲折性为特色。
然而鲁迅创作抱
着启蒙主义的目的，
彻底的面向现实，
敢于
“直面惨淡的人生”
和
“淋漓的鲜血”
，
所以取材
“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
意思是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
，
并由此开掘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

2
其次，
是体现在独特的观察与表现的视角，
即重在表现病态社会里的人的精
神病苦，以及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拷问”
。如《药》通过清末革命者夏瑜惨
遭杀害却被愚昧的劳动者买去治病的故事，真是的显示了民众的落后愚昧无知，
也揭示了中国旧民主主义的不彻底性和悲剧性。义。

再次，是鲁迅小说常见的两种情节结构模式，即“看／被看”与“离去一归
来一再离去”
。前者如《示众》
，主要表现了麻木愚昧的国民性弱点以及对于“启
蒙”的无奈质疑。后一种模式如《故乡》
、
《在酒楼上》
，蕴含了“反抗绝望”与
彷徨。

最后，
还有思想的深邃上。
鲁迅的小说重在表现病态社会里的人的精神病苦，
以及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
“拷问。
鲁迅那时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都是与中国反
封建思想革命的历史需要融合在一起的。
以上两点在鲁迅的小说中清晰可见：
《
狂
人日记》
写的是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吃人本质，
却只通过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日记来
披露。
《孔乙己》写的是造成几千年中国知识分子屈辱历史的科举制度的危害，
讲的只是一个乡村读书人的几个片断。
《风波》写辛亥革命在农村的影响，讲的
却只是一场乡场上的
"
辫子的风波
"
。

第二、格式的特别——“创造新形式的先锋”

首先，在创造手法上，鲁迅开辟了多种创造方法的源头：
《孔乙己》
、
《祝福》
等作品显示了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特点；
《狂人日记》则是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
结合的优秀之作；
《肥皂》
、
《白光》等对人物潜意识的描摹，表明在某些局部带
有心理剖析的色彩，充分体现了鲁迅的“拿来主义”的创作态度。同时，在鲁迅
的小说中，还“常常回响着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声音”
，这使得鲁迅的许多小
说“以多声部的复调为特点”
，乃至成为“复调小说”
。

其次，在格式上，鲁迅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
。
《狂人日记》所采用
的第一人称的主人公独语自白的叙述方式，在中国小说上显然是一个首创；
《孔
乙己》通过截取人物生平来概括人的一生；
《药》从事件中中途起笔。这些写法
打破了传统小说有头有尾、单线叙述的格式。

再次，在塑造人物方面，鲁迅注重采用“杂取种种，合成一个”④的办法，
对生活中的原型进行充分的艺术集中和概括，使人物形象具有较为广泛的典型
性，
例如阿
Q
这个人物，
几乎人人都能在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几乎人人都或
多或少的具有“阿
Q
精神”
。

『贰』 中国当代小说情爱叙事研究的介绍

中国当代小说情爱叙事研究本书用叙事学、价值现象学、接受美学、精神分析学、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学等方法，从性别话语、影像化、经典建构与时尚话语等方面，对当代小说情爱叙事进行了多维透视与研究，揭示了情爱问题在小说叙事中的深层内涵及其内在动因。【作者简介】- 中国当代小说情爱叙事研究周志雄，1973年生，湖北黄冈人。2004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在《鲁迅研究月刊》、《文艺争鸣》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有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合著有《沂蒙文化与现代沂蒙文学》。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叁』 紧急！我要写论文“沈从文小说研究”各位大虾帮帮忙啊！字数越多越好几千字更好。答案好的话追加！

关于沈从文小说创作研究综述

摘要：近几十年来文艺界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以前对他的文学批评

和政治批判发展到后来对他作品的肯定及重视。期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还

存在着不足，尚须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研究 综述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作家，有关他的作品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生。在此，笔者将分“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努力对沈从文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形势做一较为全面的论述。

一、早期沈从文研究

早期沈从文研究有不少地方或者失之偏颇且比较单一，但它毕竟是沈从文先生尚在文坛时的论说评论，不但具有有一定的史学价值，而且也是沈从文作品研究的基石与铺垫。

在早期沈从文小说研究中，有关他的小说评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评倾向与模式，其一，以思想性及真实典型论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这些批评主要以沈从文早期创作和乡土题材作品为对象，“空虚的作家”[1]“没有思想的作家”[2]“作品人物都是空洞无物的”[3]“那种轻松，那种优美，都是无聊而甚至应该排斥的”[4]等结论。其二，对他作品创作的独特风格的认可，苏雪林堪称这类批评的突出代表。她在《沈从文论》中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5]刘西渭的观点也有代表性，在他的《〈边城〉与〈八骏图〉》中，认为沈从文的艺术创作表现了“具体的生命”，而他“所涵有的理想”是融化在作品中“各自的生命里”的

建国前夕，则由原来的文学批评转化为政治定性。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对沈从文的文学活动作了更为全面的批判：沈从文不仅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更为严重的是“特别的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表明当时在沈从文的评论和研究上存在着误区。

二、当代沈从文研究

进入新时期以前，从49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大约三十年间，没有一篇有关沈从文研究的文字发表。就在沈从文政治上受批判，创作被漠视的30年间，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沈从文研究却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这两部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评价在这样三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1. 对沈从文“大家”地位的给定、2. 将他的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3. 肯定了沈从文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层关怀。

进入80年代，沈从文从以往被埋没和遭贬抑的状况一变而成为研究的热点，大陆文学界的沈从文作品研究也逐渐从较为零散的一般性文学批评和政治评判发展为科学深入的系统研究，并于1988年沈从文逝世后达到高峰。在此期间编写的如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等各类文学史开始对沈从文及其创作进行较为重点的评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1. 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正名。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及其后来的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皆以相当的篇幅论证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余永祥在《一幅色彩斑斓的湘西历史画卷》一文中进一步提供了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的证据。2. 对沈从文创作方法的辨析。董易在《自己走出去的路子》一文中认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是浪漫主义的，而在30年代，他的思想和艺术处于成熟之境，已经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创作。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最能体现沈从文创作风格的是写实与抒梦两者的结合。3. 从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代表作家交代阐释沈从文创作的美学价值。如高云在他的《沈从文论》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中国乡土风俗描写得最细致、最充分的”是沈从文；许志英、倪婷婷则认为，沈从文的作品给人们提供了“区别于古代的田园牧歌式的另一种环境下的乡村生活”。而凌宇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中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完成了抒情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质的飞跃。”4. 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与思路。不少论者从沈从文的创作与民间文学关系的角度来阐述，如笛论富的《植根于民间—沈从文小说的特有风貌》，从沈从文及创作与苗族血缘关系的角度，如龙海清的《论苗族作家沈从文及其创作》，从肇始于五四的爱与美的文学主题之于沈从文的角度，如何益民的《沈从文的〈边城〉》，从沈从文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角度，如尚喜平的《一个探索者的足迹》等等。这些研究并非处于同一水平，其成果也等次有差，但显示出沈从文作品内涵的丰富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继承前一时期的优良传统和巨大成果的背景下，沈从文作品研究进一步发展，向纵深和更加全面系统的方向推进，成果丰硕新论不断，形成一个初步繁荣的局面。本文侧重对其创作主体的背景思想、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等这几方面入手， 做一尽可能全面的综合和概括。

（一）背景研究

如何看待家世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认为沈从文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行为，以及他作品中流露出的贵族气息等都与他的家世有极大的关系。他的整个创作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6]另有评论者则认为单凭祖父一代为官便认为沈从文出身官僚豪门是勉强的，他继承了父辈一代的“生存自由”及“生存奋斗”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上的影响为他的一生崇尚自由、执著于理想定下了基调。[7]金介甫先生认为“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微，原因是他生长在军官之家，而不是出身在书香门第。”[8]总的来说，家世背景并非促使沈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直接原因。

（二）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

对于沈从文小说作品的分类，通常是按照乡土与都市两大题材序列进行，也有研究者按时间的顺序认为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作品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而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此外也有部分评论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分类研讨：如韩立群的“军旅小说研究[9]及谭怡楚的“情爱文学研究” [10]均属一家之言，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讨论，总的说来，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及相应研究基本上沿袭了80年代的思路与方法，除了在其都市小说局限问题上有一定进展外，新的内容不多。

与此同时，单篇作品的研究也有一定深化，关于沈氏的代表作《边城》的探讨自然是重中之重，具体内容可参看吴蕴东《新时期以来〈边城〉研究述评》，而对于沈从文其他的小说研究者引发了一些争议，如《丈夫》是“表现了人性复归的主题，还是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夫权压迫和夫权制文化意识？”[11] 《萧萧》的结局是“写出了萧萧及她周围的人过着世代相因的愚昧而麻木的人生”， [12]还是仅仅“通过萧萧命运的戏剧性变化来为湘西人的随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13]——这些争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形成新的学术争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

90年代学术界将沈从文小说与中外文学作品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这为其提供了新的视野，也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关于沈从文小说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凌宇是最早注意把沈从文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研究的探索者。他这方面的研究突出表现在两篇专论中，一篇是《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撞击看沈从文》，一篇是《探索生命的底蕴》，书中详细地谈到沈从文创作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及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其后的赵学勇在《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一书就论述了沈从文与中外文化思想相呼应的一面，并由此而发现和证明了其创作意蕴中一些独到之处。吴立昌在他的专著《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一书中更是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沈从文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说的关系。

一些研究者以20世纪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眼光对沈从文小说进行考察时发现了部分现当代作家与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联系，有人认为沈从文与当代文坛上的乡土作家贾平凹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上的相近，也有人从文体角度对比沈从文与汪曾祺，认为后者虽师承前者，但他们在语言、叙事视角、结构、哲学意蕴等方面都有微妙差异。还有研究者在借助乡土文明来批判城市文明这一点上将张承志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将同一文化体系中不同层面上的中国城乡文明加以对照，并以人性、道德状况作为揭示城乡文化巨大差异的切入点，但沈、张两人又毕竟存在着文化起点、时代背景等造成的深刻差异。”[14]

综观近几十年来学者对沈从文小说的研究，不难看出，研究思路上由注重作品的分析开始向深入细致的主体倾斜，研究的思想从偏狭走向开阔，研究的方法采取了新领域多角度的认识，如引进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结构主义、原形批评、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精神分析法说等，可以说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与此同时研究中还有些问题只是初步地提出，尚须进一步探讨，如沈从文小说与福克纳作品的比较研究，沈从文小说的叙事学研究等，还有一些研究层面仍有待开掘，如小说中湘西的兵政文化、傩戏文化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将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

注释：

[1] 侍桁 《一个空虚的作家》 载1931年《 文学生活》1卷 1期

[2]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

[3]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

[4] 李同愈 《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 载《新中华》 1935年3卷7期

[5] 苏雪林 《沈从文论》 原载《文学》 第3卷第3期 1934年9月

[6] 黄献文《 论沈从文家世对其创作道路的影响》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社版）1996 第1期

[7] 向成国《自然的精灵》 《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 第3期

[8] 金介甫《沈从文传》 时事出版社 1991年版 第28页

[9] 韩立群《 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10] 谭怡楚《 沈从文情爱文学论》 《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0 第2期

[11] 美 张盛泰《传统夫权失而复得的悲喜剧——重读沈从文的〈丈夫〉》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2第2期

[12] 山风 《心灵的悲剧——读沈从文〈萧萧〉》 《名作欣赏》 1996第5期

[13] 程丽蓉《创作心理距离与沈从文的小说》 《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第2期

[14] 王喜绒《一个独特的文化审美视角——从沈从文到张承志》 《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第2期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文集》 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4年版

[2] 《沈从文全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

[3]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 昭明出版社 1975年版

[4]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版

[5] 凌宇 《沈从文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

[6]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 三联书店 1985年版

[7] 金介甫《沈从文传》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年2月版

[8] 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9] 孙冰编《 沈从文印象》 学林出版社 1997年版

[10] 巴金、黄永玉等：《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年版

[11] 凌宇《 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 《文学评论》 2002年第6期

[12] 王保生《沈从文评传》 重庆出版社 1995年版

[13]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肆』 举例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流派

例如。“乡土小说”，被认为是五四文学革命以后兴起的一个最早的现实主义小说流派。它大约形成于1923年左右，主要是指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成员以文学研究会作家为主，也包括语丝社、未名社的一部分青年作家，主要代表有潘训、许杰、许钦文、鲁彦、彭家煌、台静农、蹇先艾、王任叔、黎锦明等。

『伍』 认真回顾《叙事研究与小说阅读》这门课，课程中哪一个观点或一句话让您印象最深给您什么启发或反思

现阶段的中学语文课堂上，不管是古典小说，还是白话小说、现代小说的教学，都有其特定的重点与难点，作为教师很难把握到位，小说知识零散，难以抓住重点。并且，叙事学理论作为文艺理论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对于部分中学教师而言，比较深奥难懂。通过学习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高级中学教师尚建军老师的专题讲座--《叙事研究与小说阅读》，我了解到了叙事学中一些非常实用的内容，并对“叙事视角”和“叙事时间”这两块有较深的了解。 在此次专题讲座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叙事学在中国的发展”这一块的相关内容。对于小说，我特别喜欢新时期小说特别是先锋小说这一块。此次专题中，老师就讲到了“当代小说的创作深受叙事理论变化发展的影响。新时期小说特别是先锋小说便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叙事革命。80 年代后小说在叙事视角上的变化也十分明显，很多作品不再沿袭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全知全能式的视角，而是采用叙事者所处的内视角，以故事中“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去引导叙事，或者采取内外视角交叉，形成多元叙事视角的方式。”并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红高粱》为例进行简单的分析。 在这里，由于老师给我的启发与反思，我想详细谈谈莫言的《红高粱》中的叙事视角问题，并谈谈“叙事视角”和“叙事时间”在中学语文小说教学中的分析实践。小说《红高粱》的叙述者是“我”，其视角是“我父亲”，而讲的是“我爷爷”的故事。 小说构造了一个鲜明的色彩世界，那阳光般炫目、热情似火的红色是故乡人特有的激情与旺盛生命力的写照，小说通过多元的叙事视角，刻画出的个人物形象都是活灵活现的。“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伴着雄浑而厚重的男中音，“我 奶奶”那清秀的面庞便在屏幕中渐渐凸显，给人一种稳重之感。在迎亲的路上，轿夫们按当地习俗颠轿，“我奶奶”不堪忍受，便放声大哭，她怀揣着剪刀，准备用死来抗战这场不公平的婚礼。她柔弱的外表，却透着坚强的气质。“我奶奶”透过轿帘看到她脚前的那位轿夫，他健壮高大。此时，“我爷爷”的形象便渐渐显露，他是这些憨厚、纯朴轿夫中的一份子，他们按当地习俗颠轿，却又害怕女人的哭声，于是像个做错事的孩子马上停下来，认真的抬轿。路过那片野高粱地时，眼前一片火红，也高粱在微风中轻轻荡漾，想起刷刷的声音，像极了奶奶的抽泣声。在遭遇歹徒后，奶奶停止了哭泣，换做了一幅沉稳冷静、毫不畏惧的表情，她给“我爷爷”的眼神中充满了力量与鼓动，因此爷爷在她的鼓动之下，打败了歹徒。由此可见，爷爷那份内心凝聚着的勇敢，在奶奶的这种鼓动下显现出来了。奶奶三天后回门时，“我爷爷”将她夹进高粱地野合。这种野合，似源于心中那份自由的爱恋，又似源于“我爷爷”那份原始的情欲。但无论如何，都是高尚的，他们以天为被、以高粱地为床，是最原始的纯朴。奶奶那挣扎后的屈服，内心那份对自由恋爱的炽热与钟情。爷爷那渐渐下蹲的躯体，现出一种原始的生命力与对生殖的崇拜。此后，爷的歌声在奶奶回家的路上响起，这便是他们对这种无言的爱的最好的诠释。当奶奶回到单家，患有麻风病的掌柜的已经去世了。看到此处，我在想：“我奶奶”是否也会一死了之？可是她没有那般脆弱，而是重新支撑起了这个家。当她跨出门、留住大家的那一刹那，女性的那种果断坚决便在她身上淋漓尽致地展示。 “我爷爷”也在此刻适时地出现，他敢作敢为，要对“我奶奶”负起他应尽的责任。当他得知强盗头子“将他的女人”抢去时，他发疯似的跑去撒野，但当他又得知强盗“没碰她”时，他又将他放了，他这种强烈的保护欲与责任感在许多男人身上是少有的。 酿高粱酒的汉子们，都是一个个鲜活有力的形象。这些，都通过“我”的讲述浮现，他们高大健壮、敢作敢为，那一段敬酒歌，经他们之口唱出，显得更加地苍劲有力、雄浑厚重。从他们身上，折射出人的生命的高贵、尊严、绚烂与悲怆，他们身上那种特有的纯朴与憨厚是与生俱来的。还有离家出走、成为共产党人的罗汉爷爷，是善良与正义的化身，他与奶奶之间那种冥冥中的感情，让人感觉欣慰。他被日本鬼子抓到后，活生生地剥皮，仍旧毫不畏惧，让人油然而生一种敬佩之情。 爷爷奶奶谋划为罗汉爷爷报仇之时。“我爷爷”愤而拉起队伍、埋好大炮，等待鬼子的到来。当“我奶奶”担着饼和高粱酒出现时，鬼子来了，奶奶便在枪林弹雨中倒下。 血红的高粱酒洒落一地，一曲属于这片土地的悲歌缓缓响起，一片火红的高粱地在那抹血色的残阳下更加地生机勃勃。这三种火红的结合，不仅代表着“我爷爷奶奶”、酿酒汉们那满腔的热情，还预示着生命的崛起、爆发的抗战仍将继续 这鲜活的一切，是由“我”的叙述、“我父亲”的视角、“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而组成，每个场面都活灵活现，可见，叙事理论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叙事时间”的运用也是非常独特且效果显著。如，九年级实验教科书的第一课《项链》，开头便是对马蒂尔德做静态的描写和评论。而之后的情节推进，晚会上的叙事时间最长，而小说的高潮部分，十年还债最短，当马蒂尔德知道真相后，小说戛然而止，似乎很唐突。但这正是小说家巧妙的巧妙之处，他巧妙地运用了“叙事时间”，而产生的独特效果，这一切，在意料之外，而又在情理之中。

『陆』 请问叙事学研究的内容是什么 小说的叙事特征又是什么主要包括那几个方面

1 “叙事学”一词最早是由托多罗夫提出的。他在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实际在此之前，叙事学的研究设想和理论轮廓已经相当完整。叙事学的产生是结构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双重影响的结果。结构主义强调要从构成事物整体的内在各要素的关联上去考察事物和把握事物，特别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从共时性角度，即语言的内在结构上，而不是历时性角度、历史的演变中去考察语言，这种研究思路对叙事学的产生起了重大影响
2、 叙事学的发展也给当代小说创作实践带来了重大影响。新时期小说特别是先锋小说，无疑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叙事革命。在他们的小说里，故事真实这一传统观念被打破，作者在叙述中对虚构的故事进行自我颠覆，甚至叙述者直接出面点破故事的虚构过程。马原是这种由故事转向叙事的肇始者，叙事时间突破了故事时间的自然程序而获得自由。80年代以来小说在叙事上另一大显著变化表现在叙事视角上，传统现实主义全知全能式的视角转移到叙事者所处的内视角，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引导叙事，或者采取内外视角交叉、多元叙事视角达到对全知视角的判离和超越。
3、上面有讲

『柒』 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

小说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魏晋南北朝，文人的笔记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雏形；唐代传奇的出现，尤其是三大爱情传奇，标志着古典小说的正式形成；宋元两代，随着商品经济和市井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话本小说，为小说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清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高峰，至今在古典小说领域内，没有可超越者，四大名著皆发于此；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以来，舶来文化的冲击，中国小说发展出现多元化，代表性人物有“鲁郭茅巴老曹”六大家；21世纪（2003年以后），网络文学的出现，使小说的发展更加多元，大批网络作品涌现，如玄幻文学（起点为代表）、新言情（晋江和红袖为代表）等等，也出现了大批网络作家，玄幻领域如萧鼎、我吃西红柿、血红、梦入神机等，言情领域如四小天后、六小公主、八小玲珑等。

『捌』 故事新编对中国现代小说规范有什么突破

自1922年12月《故事新编》的第一篇《不周山(补天)》在《晨报四周纪念增刊》上发表以来，关于《故事新编》艺术特色的评价与争议，从没有中断过。但有三点正日趋取得共识。一、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创造上，“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这句话看似平常，却是历史小说创作的精髓之所在。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创造不息的女娲；困顿犹斗的后羿；卓立独行的“黑色人”；“不合时宜”的伯夷叔齐兄弟；为治水披风沐雨，思日孳孳的大禹；为止楚攻宋而不惜裂裳裹足，慷慨赴难，最后挽倾倒于狂澜的墨子；木讷退缩的老子；自相矛盾的庄子。这些形象进一步丰富了鲁迅小说的人物画廊，他们和狂人、阿Q、祥林嫂、魏连殳、吕纬甫、闰土等人一起活在读者心中。二、小说在表现形式上，“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尽管鲁迅谦虚地说，这样的写法“倒无需怎样的手腕”，事实上，这恰恰需要作者具有独特的想象力，也就是说，“故事”在被新编的过程中，尽可能做到：既要保持“故事”的基本形态，又要突出“故事性”。为此，鲁迅在文本中采用了三种表现策略，第一，增加一系列准确生动的细节描写，以丰满“故事”架构的肌体，使文本对历史的再叙述变得富有场景性和形象性。第二，鲁迅还创设了一系列紧张的戏剧性冲突结构，形成“故事”架构的血脉，让历史叙述有了自己的生机和活力。第三，增加对人物心理的具体描写，这犹如画龙点睛，让历史人物从尘封的历史深处复活过来，来到审美的前台，与读者迎面相逢。三、小说在叙述结构上，“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可以说，《故事新编》既是故事的新编，也是新编的旧事，这样，在文本中就存在着两重性的叙事时空，为了不使这种两重性的叙事时空造成牵强附会之感，鲁迅不仅关注“新事”与“旧事”之间情形的相似，更注重“新事”与“旧事”所承载的主体在精神结构上的相似性。正是对精神结构相似性的深度揭示，才使《故事新编》去除了“演义”的板滞和“戏说”的轻浮，从而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鲁迅常常感慨中国历史的循环，这种循环论的历史视野，使得鲁迅不被变幻的现实所迷惑，也不被黑暗的历史所捕获，在历史与现实，旧与新，今天与昨日的两相对立中，鲁迅获得了外位性的深邃的洞察力。
即使是一般的读者，初次阅读《故事新编》，也不会有多大的理解困难。但相较《呐喊》，《彷徨》而言，海内外学术界关于《故事新编》的阐释与评价却分歧最多，争议最大。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对“经典”曾下过这样的判断：“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断在它周围制造批评话语的尘云，却也总是把那些微粒抖掉。”[2]正是不断弥漫的令人迷惑的批评话语的“尘云”，使《故事新编》的研究史充满阐释与评价的多元性、复杂性和挑战性。
关于《故事新编》的研究，已有的成果数以万计，张梦阳先生的《中国鲁迅学通史》(下卷)有详细的评述，可以参看[3]。但是，从宏观上看，仍有几个问题未能得到富有深度的阐释：一、《故事新编》在情感基调上存在着独特的“荒诞感”，而且这种“荒诞感”在写于后期的五篇小说《出关》，《理水》，《采薇》，《非攻》，《起死》中更是得到了一种整体性的渗透和张扬。那么，读者不禁会问：这种越来越强烈的“荒诞感”，在鲁迅晚年的思想与情感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它折射出鲁迅怎样的一种思想与情感和生存状态呢?二、《故事新编》尽管历时13年，辗转三地而写成，但令人惊奇的是，这八篇小说在艺术构思、表现手法以及风格特点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是否意味着鲁迅始终在有意探索、尝试着一条不同于《呐喊》、《彷徨》的审美之路呢?三、《故事新编》在艺术感受方式和表现方式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但又灵活自由地汲取了古今中外多元的艺术养分，那么，如何评价这种独创性，并深入剖析《故事新编》的艺术渊源及其创造性转换，就具有独特的学术史意义──要深入回答上述问题，就必须把《故事新编》放置在鲁迅思想和创作的发展史，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这样宏大背景之下加以考量，当然，这已不是简短的这一节篇幅所能说清楚的。
如果我们把探索的眼光落在《故事新编》本身之上，那么，诸如“语言问题”，“创作思维问题”，“文体问题”，“油滑问题”，就会在解读与阐释中尖锐地凸现出来。下面就综合本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见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围绕上述四个问题做初步的解答[4]。
一、《故事新编》的语言戏拟化特征。鲁迅曾说《故事新编》是“神话、传说和史实的演义”。现有的研究成果几乎把所依据的神话、传说和史实以及穿插进去的现代生活的细节都一一考证出来。读者可以把所依据的这些神话、传说和史实界定为旧文本，把这些旧文本的语言称为“他者”语言。“演义”说明了作者在创作时与旧文本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因此，读者在《故事新编》中总能感受到一种“他者”语言或隐或现的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进而思考这些“他者”语言是按照一种怎样的方式被组织进这部小说的文本之中?在这语言的再创造过程中，作家主体的心灵又是如何赋予文本语言以一种新的意味?这又在文本语言形式内部构成怎样的富有张力性的空间?这样，读者便接触到了《故事新编》创作语言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戏拟。
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置身于具体语境的存在，并且与这一语境保持着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指物述事的语义关系。但是，当把一种语言从一种语境转移到另一种语境时，不仅语言形式而且语言背后的“客体”和“意义”都可能发生变异[5]。比如，“作家”一词肯定只能出现在现代语境之中，但是，如果把这个词移到一个古人之口，那么，它就脱离了特定的“上24下文”，它原来的含义就会发生变化，其结果就使得它的语境变得不真实。如果这种不真实是作家有意为之的，那就可能成为一种戏拟。比如，在《出关》中，让“提拔新作家”这一话语出自几千年前的老子时代的一个“账房先生”之口，这显然是一种有意为之的不真实，是鲁迅故意让文本中的“账房先生”摹拟30年代出版商的口吻。除了这种有意为之的不真实外，语言要成为戏拟，还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在这摹拟语言中，必须能够听出一个新的立场，新的意向，并且这种新的意向往往是否定性的、讽刺性的。比如，刚才所举的《出关》中的这一例，就明显带有一种对出版商的讽刺意味。
由于语言的戏拟，形成《故事新编》文本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一个文本同时存在着多层意向──人物的意向、旧文本的意向与作家的新意向，这构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旧交叉、重叠、冲突、变异的众声喧哗的语言空间。具体地说，一方面，它对所依据的旧文本(故事)的语言形式或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某些语言形式进行虚拟(新编)。另一方面，在虚拟的过程中，它又渗透着鲁迅所独特的荒诞的感受和嘲讽意味。这样，就使得在作品文本的语言形式内部构成一种张力。心理语言学认为，一个作家创作的语言形式是直接根源于他对世界的观察和感受的方式。因此，从《故事新编》语言的戏拟中，可以看出鲁迅是如何体验其所置身的世界的特征：荒诞感。在“戏拟”所造成的语言形式的扭曲、躁动、喧哗之中，浸透着、流淌着鲁迅心灵中某种不安、苦涩的情绪。语言的戏拟造成了《故事新编》中所特有的悲剧喜剧化，喜剧悲剧化和悲剧喜剧不断冲突、融合、转化的叙述格调，从这种弥漫于《故事新编》文本世界的叙述格调中，读者可以触摸到鲁迅隐秘的、变幻复杂的内在心像。尤其重要的是，“戏拟”在这里仿佛是一幅鲁迅晚年的“心电图”。在语言形式的波动、曲折的轨迹中，分明可以读出鲁迅晚年心脉的搏动、缩张，情绪的激动、疲惫，生命的挣扎与衰竭。
二、《故事新编》创作思维的隐喻性。《故事新编》中的《出关》，在胡风、聂绀弩、萧军等创办的《海燕》上刚一发表，就立即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种观点认为《出关》是在攻击某一个人，另一种观点则以为《出关》乃作者自况。鲁迅为此写了反批评的文章《《出关》的“关”》。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文中还具体谈到自己小说创作的思维方式。他说，自己常常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现切合的了，但因为‘杂取种种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数，更能招致广大的惶怒。”鲁迅的这段话一直未能引起研究者足够的注意。可以说，这其中包含着鲁迅对自己“隐←→喻”的这样富有张力性的创作思维的说明：“杂取种种人”，是指从生活中找到相像的人物(包括事件、情境等)，这是第一层次的“喻”。当在创作过程中“合成一人”时，这“喻”就转化成第二层次：“隐”。由于成功的艺术形象中总是渗透着作家对生活本质、对人类心灵的丰富把握，所以，此时的“隐”也就是一种更具整体性、更深广的“喻”[6]。由于“隐←→喻”的内在张力，使得鲁迅观察、感知和表现世界的空间扩大了，方式也更趋于复杂化。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所渗透、呈现的创作思维方式“不仅是一种认识性的想象力、幻想力和感觉力，而且还是一种实践性的感觉力，即完成作品的能力。这两方面──心里的构思和作品的完成(或传达)是携手并进的”[7]。这也就是说，虽然一个艺术家的创作的心理过程对于旁人来说是一种不可重复、替代的隐秘过程，但是，这种隐秘的体验毕竟还是凝结、呈现为独特的艺术特征。因此，要理解一个作家的创作思维，就必须紧紧抓住作品文本的艺术特征这一中介，透过对作品文本的艺术特征的分析来把握作家创作思维的运作及其机制。

『玖』 请大家推荐有深度的中国近现代小说（追加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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