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⑴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里有哪些勇敢的女性形象

李双双、江姐、小芹、虎妞、李铁梅、田亚梅、梁冰玉、梅行素、子君、金铃（女辛德勒），她们或为国家、革命或为婚姻、自由，敢于反抗、追求新生活

⑵ 关于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王安忆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表现在对男女两性微妙的支配关系的揭示上。

《逐鹿中街》以喜剧的方式写一对夫妻在支配与反支配的角逐；《岗上的世纪》则在知青生活的背景下，表现男女在欲望本能和社会权力关系之间的挣扎。这些作品所提示的是，不仅社会关系，而且人的一些基本属性（自然属性），对人的命运有深刻的制约力量。王安忆还进一步探索离开物质（如婚姻形式、性关系等），“光凭精神会支撑得多远”（《弟兄们》、《神圣祭坛》），以及“性力量的巨大：可以将精神扑灭掉”而“维持男女之爱”的可能（《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

在女性自主、觉醒的问题上，她冷静而又旁观。

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相比，王安忆的作品不侧重表现启蒙者对芸芸众生的悲悯，而是让读者和人物一起体验平实生活中的那些扣人心弦的瞬间感受。80年代中后期的那些《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荒山之恋》和《岗上的世纪》描写的都是一些普通人的人生遭遇，人物经历的“文革”背景知识故事的由头，作家并不打算追随时尚，做倾诉“伤痕”，反思历史，忏悔人生的自我表白。在肯定人道、人性的时期，把男性和女性放在人性思考的“同一地平线”上，认为“大家的视野都是同等的疆域”，以体察和探测男女生活交往中的人性的力度。

如《岗上的世纪》本可以把生产队长杨绪国和知识青年李小琴的感情纠葛写成一段美好而略带伤感的爱情回忆，就像流行歌曲《小芳》中唱的那样。但王安忆没有迎合时尚。作品中从李小琴为争取招工指标而挑逗杨绪国，逐渐转移到两性相吸而一发不止的性描写上，展示在一个特殊环境中，人性从孱弱到开创一个极乐的世界的过程。在一个思想荒芜、男女之间一点私情也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时代，小说却在激烈而浮泛的政治声浪底层揭示人性的故事。

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通常表现出三种模式：

第一种：女性带有母性色彩的“圣化”形象

王安忆善于写女性，尤其擅长写上海弄堂里虽然过着普通日子却骄傲、优雅的水一样永远带着感伤和怀旧情调的传统女性（如《流逝》中的欧阳端丽、《小城之恋》中的短小粗壮的女文工团员、《荒山之恋》中的大提琴手的妻子等），这些女性本来骨子里都潜藏着浓重的弱者意识，寻找一个能保护自己、热恋自己的男性是她们孜孜不倦的梦想和追求，然而一旦遇上她们所倾心、所爱慕的男性，她们身上的神圣、纯洁的母性的一面便会刹那间被唤醒，像《荒山之恋》中的女文工团员与大提琴手之间的关系：

就以其忧郁格外地打动了她的柔性，唤起了他那沉睡的母性，她不是那种女人，表面上柔弱文静，而内心却很强大，有着广博的胸怀，可以庇护一切软弱的灵魂。心中洋溢的那股激情，是爱情还是母爱，永远也分不清……

而由于母性的觉醒，在接下来的爱情或婚姻的日子里，他们便一改少女时期的矜持和胆怯，而变得主动、坚决、成熟甚至勇敢起来，似乎，生活中没有她们适应不了的环境，磨难中没有她们面对不了的现实，他们脚踏实地地、专一执着地营造着自己的幸福，他们义无返顾的迎接着爱情的风雨洗礼。

《小城之恋》中的女文工团员在经过了一场浑浑沌沌的情欲激战之后，面对着不该出生的私生子，她的精神却仿佛得到了洗礼一般：

心里明净得像一潭清水，她从没有这样明净清澈的心境，新生命的声音对一个母亲来说，犹如来自天穹的声音。

王安忆总是把这些女性写得很美、很自然，而她们这种美、这种自然又均源于她们天生的母性的呼唤和皈依，在她认为，这才是女性的自然属性，也是所有传统妇女终生所能奔向的最高境界了。

第二种：“永远长不大”的令人失望的男性形象

这些男性形象由于品貌的文雅、出众，性格的温柔和体贴，在初次相遇时，往往颇得女孩子们的青睐和爱慕，但随着交往的日渐加深，他们身上的脆弱与怯懦，又会使得她们失望——他们一概撑不起自己头顶的那片天空，甚至连他们的爱情，也多是建立在对母性呼唤的基础之上的，而深恋着的女性至于他们，几乎就是母亲的化身，这些女性可以给予他们安全与依靠！这些连自己都需要别人来保护的男性，在危机四伏，大难临头的时候，只能选择逃避（如《小城之恋》中的“他”），或听之任之（如《流逝》中的男性）。

因此，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便不自觉地成了生活的强者形象，她们一方面明显克制着对男性失落的不满和无奈，另一方面，却能仍然忠贞不渝地守护在那些男性身边，默默地充当着奉献者的形象，甚至能像怜爱自己的孩子那样怜爱这些男人。王安忆在《荒山之恋》中说：“其实，那男人配不上她那样的挚爱，可是，女人爱男人，并不是为了那男人本身的价值，而往往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爱情的理想。”

第三种：体现在对两性关系的本体表现

（“三恋”和《岗上的世纪》的主要内容特点和王安忆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

关于性，王安忆在《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一文中这样说：

“我认为有两类作家在写爱情。三四流作家在写，是鸳鸯蝴蝶类的言情故事；二流作家不写爱情，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难以跃出言情小说的陷阱，所以干脆不写了；一流作家也在写，因为要真正地写出人性，就无法避开爱情，写爱情就必定涉及性爱。而且我认为，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

“三恋”最早发表的是《荒山之恋》，其次是《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但按照内容依次是《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后来的《岗上的世纪》可以看作是《小城之恋》的续篇。

《小城之恋》纯写物质本能的性爱，《荒山之恋》加入了比较低层次的精神性的东西，《锦绣谷之恋》则几乎不写性，而写精神恋。《岗上的世纪》则侧重本能的性爱外，还加上了特定的社会背景，使性有了功利色彩（作为交换，知青可以得到回城的机会），而最终又超越了功利。

《小城之恋》写一对几乎没有精神内涵而只受本能欲望控制的舞蹈演员的相恋过程，他们的恋是最低层次也是根本层次上的身体的依恋。王安忆通过对他们的性爱关系的发生、发展过程的描述，来探究决定男女关系的最隐秘也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那不是情感，不是精神，而是性。如果说男女之间的爱情像一场持久的斗智斗勇的战争，那么，性就更是一场身体的交战。《小城之恋》中的他与她，没有什么文化，因而也就没有多少精神对性的制约，除了不自觉地认为性尤其是婚外的性关系是肮脏的外，他们没有什么忌讳，他们因此可以毫无节制地放纵欲望，满足欲望，如一对发情期的野兽。欲望完全战胜了他们仅有的一点理性与羞耻感，成了他们生命的主宰。横冲直撞的欲望使他们相互吸引，又使他们像野兽般地格斗。

小说对他们不受理性控制的这种吸引与格斗写得非常细腻，这显示了王安忆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与想象力。小说结构比较简单，侧重写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发展，另一条作为时代背景出现的线索，基本是环境描写，比较虚化，局外人也基本虚写，未介入这一对男女的故事。从中可看出王安忆的用心，是要虚化一切外在的因素，仅就性而表现性对人的控制作用。

从写实角度来看，这一对男女以及他们的性爱根本不具备审美价值，从象征的层面上来看，就有了价值。

小说的结尾颇有意味，这表达了王安忆不太自觉的女性意识，小说中的她因生了孩子而变得平静，欲望平息了，也有主见了，她似乎获得了一种升华，这是母性对性的超越与升华。而他却沉到了欲望的最底处，成了被欲望彻底控制的失意者，不仅没有控制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欲望反而更使他的精神也变得畸形。

从这一点上来讲，《小城之恋》也是成功的，人物正如作者愿望的那样没有什么个性（精神上性格上的），而仅仅是欲望的化身。因而，要理解这篇小说，不能仅从传统的人物塑造的角度去理解这两个人物，他们超越了个体，而是人类欲望本身。欲望是如何战胜男性，而又使女性得到升华的，我想，这就是王安忆在这篇小说中想要表现的根本内容。

《荒山之恋》就稍有不同，其中的男女主角，已不仅仅是欲望的化身，他们还有比较低层次的精神欲求，这种精神欲求表现在小说中，就是男女对对方的精神控制，他们已不满足于仅仅是对异性的身体控制。而这种精神欲求，就有了从纯粹的性爱到精神爱的色彩。

小说中的背景依然是那个没有文化的年代，因而，主人公的精神欲求也是一种本能，比较低层次。比如，金谷巷的她，从她母亲那儿学到了控制男人的种种手段，因此，她处理与男人的关系，就少了些性的色彩，而多了些“精神游戏”。同时，也正因为这种精神性的欲求，反而使他们的结局显出悲剧色彩，他们最终自杀身亡，是意外，也不意外。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哪怕是低层次的精神之恋，也会超越纯粹的性爱。没有精神之爱，他们宁愿选择死亡。当然，这是女人的选择，男人是糊里糊涂地跟着女人去死的。在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王安忆的女性意识，女性不仅能够超越纯粹的性，而且，与男性相比，有较强烈的精神追求。然而，在文化沙漠时代，这种精神的力量又是渺小的有限的，是女性不自觉的一种本能，除了死能实现这种追求，别无他途。因此，小说命名为“荒山”之恋是有用意的，荒山指的不仅是小说中描写的那座光秃秃的花果山，更是那个年代荒芜的精神资源。

《锦绣谷之恋》中的女性意识就更强烈了，王安忆在这篇小说中想要表现的是，女性不仅能在性的层面超越升华，优于男性，更能在精神层面超越男性。小说中的她毕竟已是有较深文化底蕴的人，她已不想从男人身上获得精神力量，男人只是她从自身那儿获得力量的一个途径与媒介，因而她可以不顾那个她所恋着的婚外男人其实也是非常虚弱的，一旦她得到了力量，她就可以摔开男人，坦然地面对丈夫与自己。这意味着女性彻底从男性的世界中独立出来，她们有了自己的人格力量，有了自己的追求。

把这三篇小说来连贯起来看，就可以看出王安忆的创作意图，她试图通过“性—恋—爱”由低到高的层面，一步步挖掘男性女性关系的由来与变化，同时，给男性与女性分别树立一个概括性的形象，在这过程中，又表达了她对男性女性的认识。正如她自己说的，“女人比较有变化，男人好象简单了点”。她还说过：“我比较喜欢那样一种女性，一直往前走，不回头的，不妥协。但每个人，每个人物都有它的局限性，一直往前走，也可能最终把她自己都要撕碎了。就像飞蛾扑火一样。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的女性。在现实中我没有这样做的勇气，在小说中我就塑造这样的人物。”

在《岗上的世纪》中，男女之间的关系，更增加了社会背景的作用。杨绪国和李小琴在发生第一次性关系时，竟然只是战栗着虚弱下来……而故事正是从李小琴在招工问题上为自己编制的一张网，从开始付出肉体为换取招工表格开始，这是一种没有爱，只有功利的单纯性与性的交往，这种原始、功利的性，却也使得杨绪国枯黑的躯体“滋长了新肉，他的焦枯的皮肤有了润滑的光泽，他的坏血牙龈渐渐转成了健康的肉色，甚至他嘴里的那股腐臭也逐渐地消失了……”——这隐喻了女性对男性的拯救和造就。

杨绪国变得像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充分发挥与享受着李小琴提供的激情与活力。但功利的性关系，只能让这种貌似平衡的结构破缺，在小岗上，杨绪国与李小琴以功利为基点的两性关系，其结果只能是李小琴在功利的要求下，怒不可遏得告发杨绪国，正是拯救和造就了杨绪国的李小琴，又让杨绪国被批斗和强制劳动。《岗上的世纪》的精彩之处，在于小岗上的七天七夜，李小琴与杨绪国终于在没有功利的要求和道德的规范，没有拯救与被拯救、塑造与被塑造的环境与心理中，把情欲与性欲完全交融在一起，成为一种生命运动，从而体现出了审美的价值。

这种关系的认定，实际上是对从物质社会关系的封闭和超越出来的纯粹的性关系的认定。

她塑造的女性形象大致就是如此。她并不是简单地附合西方女权主义的思潮，想要倡导女权主义，而是从根源上挖掘出，女性本来就比男性要精神性一些，独立一些，自主一些，丰富一些。比较她笔下那些内向、孤僻、软弱而又虚无的男性形象，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所以，她否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

⑶ 如何写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先进行整体性格分析，再从细节方面验证论点，然后分析这个人物和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这其中也要点名人物性格，然后结合小说背景。

⑷ 哪些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描写了女性形象

现代作家中，庐隐、丁玲集中描写了许多女性形象，比如丁玲的代表作《莎菲女士日记》，另外茅盾等大家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女性形象。在现代文学史上，对女性形象描写最多、刻画最出色的当数张爱玲。
张爱玲通过刻画沪港两地中的小人物、饮食男女，意在深入挖掘国民性。她笔下的白流苏（《倾城之恋》）、葛薇龙《沉香屑》、孟烟鹂《红玫瑰与白玫瑰》、曹七巧《金锁记》等人物，几乎都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上同类人物形象的空白，其中尤以曹七巧的塑造最为成功，形象的刻画了金钱枷锁下扭曲的人性和情感，其笔力的深度几乎无人超越，《金锁记》也被誉为“文坛最美的收获”。
当代作家中，许多作家都将女性作为自己描写的对象。杨沫笔下的《青春之歌》中就塑造了林道静这样一个典型的女性形象，这是一个逐步走出束缚，在他人的指引下，由知识分子逐步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新女性形象。在林道静的身上，有作者自己人生经历的影子，她集中反映了当时女性的思想和成长道路，成为50年代影响一代人的作品。近几十年，王安忆成为女性形象的主要写手，在她的力作《长恨歌》中，塑造了王琦瑶这样一个上海女子的情爱和人性经历，从女学生到沪上淑媛再到生活在新社会中的种种经历，这是一个时期上海女子的典型代表；另一位海外作家严歌苓也不遗余力的塑造了许多女性形象如《小姨多鹤》中的多鹤，《少女小渔》中的小渔等，通过这些社会底层的女性，传达出作者对于人性的深刻思考。将社会冷暖藏在女性的一举一动和爱恨情仇中。
女性形象几乎是所有文学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上面列举的是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楼上回答的是一些大众文学作品，与精英文学还是有区别之处，不过现在的文学史研究几乎很少涉及这些大众文学的。

⑸ 王朔小说中女性形象分析的文献

王朔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为三类进行分析：才貌双全的少女；处于边缘的浪女；送上祭坛的圣母。通过对王朔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探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女性形象蕴含着丰富的神话原型，这些女性形象是作者主体心灵中潜存的神话原型作用的结果，是在人类由来已久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心理积淀上的一种阐发。因此，一向以反传统的文化姿态出现的王朔也不可能割断传统，相反他是有着民族心理积淀的，那些照搬西方文艺理论的批评无疑是对王朔的误读。但是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来看，王朔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基本上是一些没有女性主体真实自我生存价值与生命意志的能指符码，她们以模式化、类型化的方式进入小说世界，成为某些意念的化身，缺少应有的人性深度与复杂性。从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中，我们可以觉察到王朔创作中浸透着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传统男权意识对女性角色的价值规范和内在欲求。可以说在通过女性描写达到对人性的深入地挖掘方面，王朔不但没有向前跨越一步，而是在进一步重复陈旧的模式。

⑹ 谁能帮忙找找如何分析汪曾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啊

笨丫头啦。加油~
汪曾祺女性观的形成，既源于和睦温馨的士大夫家庭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童年时期他身边女性的传统美德的影响，也得益于淳朴乡风的感染浸润。经历了适情适性的童年和坎坷多难倍受压抑的中青年时期以后，汪曾祺特别关注人性，尤其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妇女的命运。因此他在故土小说创作了大量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从人性的角度主要分为健康舒展和病态压抑两大类，它们全面反映了汪曾祺的创作思想和美学追求。

⑺ 中国新感觉派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急）

1.穆时英（1912～1940）
现代小说家。笔名伐扬、匿名子。浙江慈溪人。父亲是银行家，自幼随父到上海求学。读中学时爱好文学。毕业于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读大学时潜心研究外国新文学流派。1929年开始小说创作。翌年在《新文艺》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咱们的世界》及《黑旋风》，又有《南北极》经施蛰存推荐到《小说月报》发表，引起文坛注视，自此成名。1932年在《现代》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小说《公墓》，为创刊首篇作品，成为现代派健将，以其年少多产而风格独特，被人称为“鬼才”作家。同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南北极》，反映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两极对立。1933年出版的第二本小说集《公墓》，转而描写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技巧上也显示出作者着意学习和运用日本新感觉派横光利一等人的现代派手法，还尝试过写作弗罗伊德式的心理小说，迥然有别于《南北极》。自此与刘呐鸥、施蛰存等形成中国文坛上的新感觉派。此后又出版了小说集《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这正是这一现代派的代表性作品。这些小说也流露出明显的颓废感伤气息，但穆时英笔调却风靡一时。随着政治思想的激变，于1933年前后参加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后参加编辑《文艺画报》。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香港。1939年回沪，主办汪精卫伪政权的《中华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和《华风》，并主编《国民新闻》。后被国民党特工人员暗杀。
参考资料：http://www.easysea.com/xiandai/msy/037.htm
一九二六年鲁迅谈到俄国象征诗人勃洛克时曾说：“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1]杜衡也发出过类似的感慨：“中国是有都市而没有都市的文学，或者描写了都市而没有采取适合这种描写的手法。”[2]这时穆时英的创作努力就更显其独特的文学史价值。因为他不仅使都市生活成为了独立的审美对象，而且无论在表现手段还是精神上，都与此时都市的特点相适应。“在（都市文学）这方面，刘呐鸥算是开了一个端，但是他没有好好地继续下去，而且他的作品还有着‘非中国’即‘非现实’的缺点。能够避免这缺点而继续努力的，是时英。”[3]
在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家描写过都市，比如有京派笔下的都市，左翼作家笔下的都市。其中一些人的文学成就远在穆时英之上，洞察也比穆时英深刻。但是，穆时英独特性在于，他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人。这不仅仅是说他在穿衣打扮、生活方式是都市的，也不仅仅在于他在文学中描写了各式各样的都市生活，更重要的在于他是和上海这座中国最具现代气息的城市在精神上相沟通。他的二重人格是这座城市给他打上的深深的烙印。
穆时英的作品，尤其是被目为“新感觉”一类的小说，在当时就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沈从文和左翼理论界都曾经从各自立场上对穆时英的小说进行解读和批判。但是建国以后，由于作者在历史上有过“附逆”的行为，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干扰下，大陆的学界一直以“颓废”“腐朽”等低调字眼标示作者，不屑对他的作品加以客观研究，使之在文学史上长期沉没。
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率先给予穆时英较为客观的评价。步入新时期，对穆时英的研究慢慢就多了起来。严家炎将其归入“新感觉派”小说，在整体的比较下研究作家创作的个性，突出其“新感觉”的特质。现在对于穆时英的研究，既有对作家生平和作品的梳理，如吴立昌、饶嵎为《穆时英小说全编》所写的导言，又有探讨日本新感觉派，乃至西方现代精神对穆时英的影响，如蒋淑娴《穆时英小说简论》，用心理荒原分析他的小说；还有将他放到整个都市文学发展中，或者在与其他都市文学作家相比较中加以研究，如漆咏德《二十世纪中国都市小说的流变》，王爱松《都市的五光十色——三十年代都市题材小说之比较》，李霞《言犹在耳的城与人的对话——穆时英和张爱玲都市小说拆解一种》等。
但是现在的研究状况也确如黄献文所说，“有许多薄弱环节甚至空白”，最重要的瓶颈在于资料的匮乏。穆时英本身就是一个谜团。许多资料甚至相互矛盾，这使得整个研究缺乏一个坚实的基础。另外，对他的研究多围绕新感觉派做文章，视野受到局限。一个作家显然不能只用一种标签标示，今后对穆时英的研究者会从更多的角度来来把握他及他的作品，挖掘也会更深入。毕竟，对穆时英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补充：关于穆时英的附逆行为，史上一直有争议。长期以来大陆由于他的政治问题避而不谈他的文学贡献。上世纪70年代，香港有人化名嵇忧康撰文指出穆时英其实是被中统方面派入上海打入敌伪内部的同志，但却被军统的人暗杀，致使穆时英长期蒙冤。
2.刘呐鸥(1900～1939)
原名刘灿波，笔名伐扬等。台湾台南人。从小生长在日本，入东京青山学院读书，后毕业于庆应大学文科。精通日语、英语。回国后，又在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攻读法文。20年代末倾向进步，于1928年创办第一线书店，被查封后，又经营水沫书店。出版过《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后改名《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等进步书刊，创办《无轨列车》半月刊，发表文学作品。1929年，与施蛰存、徐霞村、戴望舒等在上海合编《新文艺》月刊，发表过一些进步作品，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其后，又创办《现代电影》杂志。一二八事变中水沫书店被毁，后又赴日本。抗战爆发后回国，1939年奉汪伪政府命筹办《文汇报》，任社长，报未出而于是年秋被暗杀。据传是被国民党特工暗杀的，但据施蛰存说，乃被黄金荣、杜月笙的帮会暗杀，原因是争夺赌场与流氓有矛盾。著有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等。
刘呐鸥的小说适应都市上海快捷多变的速率，表现都市男女热狂迷乱的感性欲望，客观上暴露了有闲阶级的堕落、空虚和人生烦闷，而主观上作家对这一种弥漫性的颓废倾向又不无欣赏。他的作品在灵活运用现代派手法表达都市人现代情绪方面有所开拓，表现人物的感觉意识也新鲜、丰富。如《游戏》写一时髦女性结婚之际不是与未婚夫而是与旧日情人共度初夜，在所谓“都市的诙谐中勾勒都市女性视婚变为游戏的人生态度”。《风景》与此同调，表现一有夫之妇在火车上与青年男子邂逅野合。《残留》运用内心独白的技巧娴熟，《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以客观物象来影射主观感觉，绘景写物都充满了多样化的新奇的主观色彩。刘呐鸥的小说还侧重从两性关系入手，强调生命本能尤其是性欲对人的行为心理的驱动作用和金钱社会人伦尽失人欲横流的都市畸态。他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在性欲的苦闷中左冲右突，寻求满足。
3.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原名施青萍，笔名青萍、安华、薛蕙、李万鹤、陈蔚、舍之、北山等。
编辑本段生平简历
1929年施蛰存在中国第一次运用心理分析创作小说《鸠摩罗什》、《将军的头》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1930年代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引进现代主义思潮，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在当时影响广泛。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和光华大学。1952年以后他任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施蛰存因早年与鲁迅有过论战，因而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受到迫害，他也因此告别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转而从事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由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新涌入中国，他的文学创作才又重新开始受到重视。
施蛰存一生的工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37年以前，除进行编辑工作外，主要创作短篇小说、诗歌及翻译外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进行散文创作；1950年—1958年期间，翻译了200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1958年以后，致力于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
施先生的小说注重心理分析，着重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动，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之一。
施蛰存是一位很有个性的知识分子。他1930年代与鲁迅论战，20世纪50年代拒绝在教学中援引马列文论，晚年对社会也很关注，从不掩饰自己的想法。
鉴于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贡献，施蛰存曾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1993年）和“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敬慰奖”。

⑻ 中国现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自觉意识

周繁漪是其中最具特色和最为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个从走廊上静静走来的女人，阴鸷而沉郁，穿着一身镶灰花边的旗袍，如同一朵黑色的玫瑰在满园的暮色里散发忧郁的芬芳。她的眼睛大而灰暗，沉静地灼烧"一个年轻妇人失望后的痛苦与怨望。"偶尔也会露出依稀的微笑："红晕的颜色为快乐散布在她的脸上"。
她被沉重地压抑束缚着。
繁漪和她的丈夫周朴园仅仅维持名誉上的关系。周朴园家庭至上的观念和专制主义的精神时刻折磨着她，她在空虚和痛苦中煎熬了十八年，他侵蚀着她的心灵，磨钝她的感观，但繁漪的坚韧、执拗，追求个性自由与解放的思想并未消隐沉沦，而当它们与家庭专制主义近距离地碰撞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和冲突。起初，长时间的压抑无法散开她心头的纠结，于是她忍耐地顺从着。但她有追求爱与被爱的权力，她要自由！
当生活的大门给她打开一丝混沌的希望后又毫不迟疑地关闭，光明转瞬即逝，她再次感到憧憧的黑影吞设了她。
不，扼住命运的咽喉，她决不放弃！
她是果敢而坚定的白芷。当周萍向她表示自己的悔恨，请求原谅的时候，她坚决地说："我不后悔，我向来做事没有后悔过"。
她是软弱的葶苈。当周萍与她决裂的时候，繁漪竟委曲求全地说："萍，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我从来不肯对人低声下气讲话，现在请你可怜我。
软弱的第一自我与强悍的第二自我长时间地冲突。（雅各森布语）
繁漪因为爱而坚强，又因为爱而软弱，因为爱而痛苦，又因为爱而挣扎。
繁漪你是错的。周萍理想中的妻子是四凤，具有良好的传统美德，天真善良，洋益着青春的活力，并且是服从的，拯救他脆弱的灵魂。而不是具有独立反抗意识的你。
繁漪你又是对的。你勇敢地追求自由与幸福，敢于呼吸自由的空气，舒展自己的灵魂，释放最真的你。
现实让一切变得渺远而感伤，爱已不复存在。周萍近乎忍心的决绝将理想的晶球一次又一次地击碎。洁白的希望变成哽咽的绝望。
繁漪--死了。
"整个面庞是无表情的，只有她的眼睛燃烧着心内疯狂的火，然而也是冷酷的。"爱恨交织烧毁了她的思想，她只剩下一具充斥着仇恨的躯壳。妒火与仇恨驱使他以一个庸俗女人的方式去报复周萍。"做一次困兽的斗"，甚至不惜利用自己的儿子来达到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目的，这是她对这个死寂家庭的致命报复和她个人最大的悲哀。
她违背了一个母亲最基本的天性。
又对又错的女人啊！这才是完整的繁漪。
我会流着眼泪哀悼这个可怜的女人，我会原谅她。虽然她做了所谓罪大恶极的事情--抛弃了神圣母亲的天职。（曹禺语）
繁漪，你是迅急的雷雨，打破了这个封建古老专制家庭的死寂，你是闪亮的刃首，刺破了漠漠长空的黑暗，你是耀亮苍穹的闪电，旋即消逝于天际，却早已照亮专制与罪恶合织的黑暗。

⑼ 现代知识女性形象

有人曾讲,没有女性便没有文学。这可能有点夸张。著名女作家冰心说:“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女性作者认识自己人生价值的固有思维定式恐怕得到诸多男性作者的认同,大家都热情描写女性,关切妇女的切身问题。的确,在古今中外作家的心灵和文艺作品中,女性形象占据了重要地位。“五四”以来的我国现代小说中,女性,尤其是知识分子女性,数量较多,有的人物形象非常丰满。考察一下现代小说中知识分子女性形象的嬗变、演进,寻求她们在文学史中渐变的轨迹和参照系统,无疑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