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关系
⑴ 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但以鸦片战争后的近代文学为其先导。是文学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激变。（史学家认为，“变”有三个级度：一是十年期的时尚之变；二是百年期的缓慢渐变；三是不基于时间维度的激变或称为“剧烈脱节”，现代文学的“变”在三个维度上都有表现。）
1、西方知识观念对文学的促进
西学东渐，中国知识分子逐步接受西方的近代科学观念，以此为基点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变革和维新成为时代主潮。
2、社会变革对文学的促进
晚清社会组织机构的变革，引起文化机制和文学的变化。
1）文学活动和创办报刊有了法律保障，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了言论、著作、出版等自由。
2）具有大众化、平民化、民主特征的现代出版业逐步兴盛，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理性交往的空间，为文化和文学的普及奠定了传播基础。
3）知识分子传统地位和角色的转换（科举制度的废除，传统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路子被阻断），社会出现了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由撰稿人队伍，出现了职业作家群。 文学平民化、大众化的价值取向，使传统的文学接受主体发生变化，文学成为民众文化参与的工具，培养了多样化的读者群。 3、文学自身发展的促进。
古典文学的式微，新的文学形式的孕育。文学自身发展的现代性追求导致传统文学产生新的质变。 晚清社会的封闭：列宁在《亚洲的觉醒》中称中国是“被称为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黑格尔说“中国只有在他人的逼迫下，才能重返历史”。马克思在《鸦片贸易》中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清朝在落后中妄自尊大，在皇帝的批谕中却说《南京条约》是“妥为招抚”，被迫五口通商皇帝的批谕是“自宜酌量日期，暂令入城瞻仰”。晚清一方面是保守、落后，一方面在西方文化科学的冲击下，又不可避免的要被动接受西方新思潮、文化、科技的冲击和洗礼。文学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准备的一场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变革。
1、晚清“诗界革命”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下形成的一次广泛的政治和文化运动。
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梁启超是首倡的人物，黄遵宪为其主将。“诗界革命”主张诗歌要有新意境，要有新语句，要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旧瓶装新酒”由于酒与瓶的不匹配要求保留诗歌旧形式的变革不彻底。其目的主要是以诗歌革命的旗帜为政治改革张目。
黄遵宪：出生商人致富的官僚家庭。任过驻日、英使馆参赞，受西方文化、政治思想影响较深。提倡以我手写我口，把新思想新材料入诗。他最早提出了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
“诗界革命”在观念上影响到后来（1918年）的新诗运动。
2、文界革命
梁启超在1899年提出文界革命的口号，力求借鉴日本和西方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创造出一种“新文体”。其特点是思想新颖，文白夹杂，平易畅达，笔锋饱含感情，具有很强的鼓动力的文体。以把文辞从古文的“义理、考据、辞章”中解放出来，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圣贤经典章句的义理，以丰富的世界维新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文界革命”催生了大量政论散文的诞生。
3、小说界革命：小说救国论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此“小说”指琐碎的言谈。《汉书·艺文志》有“小说家者流，盖处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古代把小说视为“游戏笔端，资助谈柄”，小说在文学中一直处于边沿地位。一批晚清政治改良思想家希望让小说承担社会教育职责，希望小说对现实社会政治改良有所补益。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1896），《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1902）、《告小说家》（1915）等文中阐释了他小说革命的主张。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等观点，认为小说的不可思议之力具体表现为“熏、浸、刺、提”四个方面。重点表达了他小说新民救国的主张。
小说界革命促进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现代化变革进程，推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发展和新小说的产生。强化了文学，尤其是小说与社会、民族、政治的关系，初步确立了文学尤其是小说的社会价值模式。
后来的五四文化运动基本继承了这一文学与社会政治结婚的思想，思想家、政治家常常把文学作为改良社会、育治人心，配合革命的工具，张显了文学的社会现实功能。
4、白话文运动
文言文已经无法表现现代人丰富复杂的思想、精神和繁复的内心世界，无法表现现代人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当语言无法表现它的对象时，变革就成为一种必然。
最早提出“言文合一”的是黄尊宪，他认为言文合一使西方国家文化普及，科技发达，社会进步，中国言文分离是落后的根源，是愚民的工具。认为文言误国。
胡适提出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主张。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一时代应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日之文学应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观点。主张做“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的“言文合一”的“活文学”。号召使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
5、新的文学观念的产生
鲁迅兄弟的文学观念，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提出“文章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强调文学的长远功效，而非现实的实用性，希望文学通过对民族精神、国民灵魂的熏陶和改造来达到振兴民族的目的。即鲁迅后来的文学“立人”思想。
6、域外小说翻译运动
一批知识分子认为西方的强大主要得益于文学尤其是小说的教化与新民，尤其强调小说对政治思想的宣传与政治运动的配合。于是，翻译西方小说成风，使中国文学受到西方文学的广泛影响。
晚清的器具革命和政治改良维新的失败，自上而下的改良反而使社会更加病入膏肓，从对制度本身的改良转向新的革命，新兴知识分子寻找改造社会的新途径。器具革命、体制改良都是社会外部的调整，一些接受了西方政治观念的知识分子希望从社会的外部手术转而为人内在精神和思想观念的更新。
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多数是文化批评者，以思想启蒙和道德革新为出发点讨论文学革命，所以容易导致让文学承担启蒙任务的功利目的和对传统文化一棍子打死的极端立场。 成就最高，对后来文学革命造成了直接影响的是政论散文、小说翻译和创作。
1、政论散文
以梁启超成就最高，梁启超把自己的新文体作为新民的觉世之文，以此传播西方的政治思想，鼓吹立宪、新民、强国，是富含感情，汪洋恣肆的魔力文字。如《少年中国说》、《新民说》等。
2、革命派散文
以章太炎（有学问的革命家）成就最高。文章动人心魄，自由尖锐，富于创造。革命派散文具有革命性、斗争性、鼓动性与通俗性的统一。3、政治、问题小说
宣传政治观念，关注社会问题。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等。
4、谴责小说
讽刺带谩骂。出现了四大谴责小说：刘鹗的《老残游记》、吴沃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的《孽海花》、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
5、鸳鸯蝴蝶派小说
市井通俗言情、奇侠、黑幕小说，倡导文学是消遣的游戏的金钱的文学观念，主要以《礼拜六》杂志为代表。有影响的有：徐枕亚的《玉梨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广陵潮》等。
6、翻译小说
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迦因小传》等，周作人兄弟的《域外小说集》等。
基本特征
中国文学运动由于自己的语言特点以及中国哲学、伦理的影响，形成了一些与外国文学不同的特征。
独特的语言文字
汉语言文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古老的语言文字之一。汉语言文字对中国文学的形成和建设起着 巨大的作用 ：①容易引起具体意象。由于汉字具有表意性特征，其自身排列有时就会引起某种具体的意象。例如赋和骈文，就大量运用同形旁的字。中国文字的象征表意特征造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效果。②汉字一般为单文独义、一字一音，这就使中国诗歌的音节变化有了一整套独特的谨严的格律，并且在外观上构成整齐对称的形式美。③汉语有四声，诗人们利用汉语言的这种特性，写诗时注意字声安排，于是近体诗（五言律诗、绝句，七言律诗、绝句）、词、散曲等诗歌体应运而生，并统领诗坛达千年之久。诗歌充分利用四声变化，造成了节奏鲜明、抑扬顿挫的艺术效果。④文言文作为特殊的书面语言，可与日常用语长期分离而保持官方语言的地位，这就发生了文学在文言和白话两个不同的轨道上运行、内容与形式皆有巨大的差异的现象。
文学自身的特点
中国文学，除了因为汉文字语言具有自己的特征以外 ，还具有它自己的独特文学观念体系。这种观念 体系受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所支配，其思想渊源在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中国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思想。其一，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为核心的入世思想；其二，是以“仁、义、礼、智、信”为标准的道德观念；其三，是以“天、地、君、亲、师”为次序的伦理观念；其四，是以“允执其中”（《论语》）为规范的中庸哲学。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诗文以教化为功用的中国文学在内容上偏重于政治主题和伦理道德主题。将文学视为政治的附庸和说教的倾向一直被当作一种无可非议的倾向。君臣的遇合、民生的苦乐 、宦海的浮沉、战争的胜败、国家的兴亡、人生的聚散、纲常的序乱、伦理的向背等，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旋律，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戏曲，概莫能外。儒家的入世哲学和教化观念，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但同时也抑制了自我情欲的释放，自由个性的迸发和自我意识的开掘 ，尤其是“ 存天理 、灭人欲 ”的理学观念，使文学 蒙上了理 性主义的 烟 霭 。上述内容 特 点并行的是“中庸”美学追求 。中国文学讲求中和之美 ，“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般不把情感表达得过分热烈。中国旧体诗大都感情节制，思想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同样表现出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
儒释道合流的思想特征
在中国思想史上，儒、道两家的思想体系是互为补充的，儒、道、释三家也常常合流 。儒家、道家、佛教思想有相异和对立的一面，又分别给予中国文学以不同侧面的影响。所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儒家继承的是兼善精神，道家则本着“无为”之旨，发展了独善思想。在中国文人身上，积 极入世和消 极 避 世思想往往交织在一起，彼此消长。在文学作品中，这种现象有着鲜明的表现。如果说“兼善天下”与“独善其身”是古代士大夫的互补的人生趋向，那么，慷慨悲歌与愤世嫉俗，则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常有的心理状态和艺术意念。虽然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学总体风格的影响占着主导的方面，但老庄哲学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种影响有两个方面：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观点揭示了艺术中虚和实、无和有的辩证法，指出“有生于无”。对于形成中国文学含蓄精练的艺术表现形态上的特点起有异常重 要的作用 。中国文学极 强 调以虚写实，以静写动的表现方法。中国文人不喜欢纤毫毕现地直接描述，而把艺术感觉、艺术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自己去品味、揣摩和思寻，追索那些不可言传的大音、大象——美的极致，创造出无声胜有声的艺术境界 。②“大制不割” 、“道法自然”。“不割”即强调一种自然的完整性，强调自然的纯朴、素朴、浑朴。然而，至高无上的、形而上的道，要求“法”形而下的自然，这里强调的是一种自然的美。因而，中国文学艺术家向来把刻苦的技巧训练与不露刀斧凿痕的无技巧境界结合起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是大多数中国作家毕生孜孜以求的艺术境界的写照，也是他们艺术道路的真实反映。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影响，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相比，大体上说，西方文学显得直截了当、率性任真，中国文学则委婉曲折、含蓄深沉；西方文学倾向于锋芒毕露深刻广大，中国文学则倾向于绵里藏针机智微妙；西方文学尚一泻千里的铺张，中国文学则尚尺幅万里的浓缩。这种审美观在总倾向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对世界审美关系不同，艺术分表现的和再现。
有人根据艺术对世界的审美关系的不同，将艺术分为表现的和再现的两种类型。再现的艺术力求按照感知和认知的方式客观地、准确地反映现实世界，使现实世界的表象与艺术的意象达到一致和重合；而表现的艺术则是以心灵外射的方式，根据主观的意愿拆碎现实表象的固有的常态的组合并重新加以组合。中国文学一般地说是倾向于表现的，这可以从体裁和创作方法的选取看出来。首先，在体裁上，中国文学偏重抒情，而叙事文学兴起较晚，也较不发达。在整个诗歌史上，从《诗经》这部最早的古代诗歌总集开始，抒情诗蔚为大观，而叙事诗则总嫌不够景气。中国小说冷清寂寞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有所起色，但真正具有小说意识，是进入唐代以后的事情。长篇小说的产生时期更推迟到了明代。中国戏剧文学则不仅产生得晚，而且充满浓厚的抒情气，近于抒情诗的联缀的格局。中国戏曲的假定性的虚拟表现手法，则更为某些表现派戏剧家（如布莱希特）所乐道。其次，在创作方法上，中国文学不重写实而重写意。比如古典诗歌中游历山川、探览名胜、凭吊古迹的题材，可以处理成叙事性或描述性的作品，但在众多的诗歌中，却往往是代之以象征、暗示 、隐 喻 、抒情等艺术手段 ，而虚化了即目所见的景象。例如唐朝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无一字关于幽州古台的具体描写，完全是人生的感喟，心灵的外射和意念的迸发。古诗常提倡情景交融，其实主要也是借景抒情，着眼点在于内心郁积情感的宣泄与抒发。
特殊的文学理论批评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在自身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有着整套与西方不同的范畴。它们不是玄虚而是微妙 ，往往是拟象取譬以供参悟，不易落入言筌，如气、风骨、韵、味、意、神、体、肌理、格调、意境等。这些范畴经过不断演变、完 善 ，内涵也日渐丰富 ，又逐渐在相互间交叉 ，形成网络、构成了体系，相对于西方的悲剧、喜剧、崇高、滑稽、幽默、典型等美学范畴。中国古代文论的诸范畴，表现出一些多义性特点，但更注意主客体的和谐。中国文学的这些总体特点，到五四以后发生了明显变化，如现代文学中由于小说、戏剧受到重视，就不再显示出抒情胜于叙事、表现多于再现的特点。古代文学中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已被现代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所取代。文学理论也出现了许多新的范畴和概念，语言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使中国文学形成了新的民族文学的特点。 中国文学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的文学之一，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过很大的世界影响。中国文学的对外影响，有一个从东方逐步扩大到欧洲最后到达美洲的过程。具体可分4个段：
第一阶段
唐代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也十分广泛频繁，中国以诗歌为主的文学也开始传到国外 ，主要影响范围是邻近的日本、朝鲜半岛 、天竺（今印度）、大食（今阿拉伯）及东南亚各国。中国文学对日本的影响始于秦汉，唐代达到高潮，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等诗人的诗作都为日本人所喜爱，影响最大的当属白居易的诗。据《日本国见在书目》记载，当时传到日本的有《白氏文集》（70卷），《白氏长庆集》（29卷）。平安时代的诗集与《和汉朝咏集》共收录589首诗 ，其中白居易的诗就达137首之多 。白诗不仅在日本宫廷中流传 ，曾受到嵯峨天皇的激赏，宫廷女官紫式部所著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明显地受白诗影响，贵族文人多喜欢白诗，而且白诗也为平民百姓所欢迎，《长恨歌》、《琵琶行》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其他方面，如南朝梁太子萧统所编《文选》，在文艺思想和编选体例上也给日本诗歌总集《万叶集》以影响。日本奈良时代的文学家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曾被派遣来中国留学，在唐生活50余年。日本高僧空海（弘法大师），游学于唐 ，归国时携回大量中国书籍，其后撰著《文镜秘府论》(6卷)，将中国诗文作品、文学理论介绍给日本人民。
第二阶段
近代西方人从《马可·波罗游记》中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而正式把中国文化传往近代西方的是一些前来中国的传教士，18世纪形成第一次热潮。明末天启六年（1626），法国人金尼阁把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刊印 。此后 ，法国人宋君容曾译《诗经》和《书经》、《易经》、《礼记》。马若瑟（J.普雷马雷）亦翻译《诗经》、《书经》刊于1735年巴黎出版的《中国通志》。这时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和寓言也开始进入欧洲。1732至1733年间，马若瑟翻译了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从18世纪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该剧又先后在英国、德国、俄国翻译出版，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还将它改编成一个新剧本《中国孤儿》。此外，1761年，在英国刊印了第一部英译的中国小说《好逑传》。1781年，德国诗人J.W.von 歌德通过杜赫德的德译本，了解到《赵氏孤儿》和《今古奇观》中的 4篇短篇小说及《诗经》中的一些诗作 。同年，他尝试将《赵氏孤儿》改为悲剧《哀兰伯诺》。19世纪初，歌德读了《好逑传》并得出了“世界文学时代已快到来”的结论；而且他还受到清代小说《花笺记》、《玉娇梨》的启发，创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歌德以中国传奇、小说同法国诗人贝朗瑞、英国小说家S.理查逊及他自己的作了比较。但总的来说，当时欧洲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还是较为肤浅的。
第三阶段
中国文学在美洲产生较大影响始于20世纪10～20年代。这时中国诗的翻译、模仿、评论大量出现在美国刊物上。被称为美国现代诗歌之父的E.庞德，对中国诗含蓄、凝练、意象鲜明和情景交融非常崇尚，并从中吸收了有益的创作营养，他认为，在美国文学所受的外来影响中，“中国是根本性的”。蒙罗也把意象派意义界定为“对中国魔术的追寻”。庞德的长诗《诗篇》中有12章是以中国为题材的。1915年，他根据美国东方学家费罗诺萨的译稿整理出版了译诗集《中国诗抄》，收有《诗经》、汉乐府、《古诗十九首》中的诗以及郭璞、陶渊明、李白的诗共18首。之后，他又翻译出版了多种中国诗的译本。
第四阶段是五四后至今
第四阶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现代阶段，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至今。这个阶段由于中西政治、经济、文化已开展了全面的交流，中国文学在西方也得到全面传播。一方面把代表中国文学较高水平的古典小说《 水浒传 》 、《 红楼梦》等翻译出国，另一方面世界各国也将五四以后新出现的作家作品，例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大量翻译介绍。仅鲁迅的著作，就被40多个国家译成70多种文字。鲁迅生前，《阿Q正传》在日本就有5种译本，逝世后又有近10种新译本 。《阿Q正传》传到西方后，法国作家R.罗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随着中国文学的广泛传播，其价值愈来愈为世界了解，世界文坛也给了中国文学以更高、更科学的评价。
不断地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
中国文学一方面对外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不断地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第一次高潮是东汉至唐宋佛教文化的影响。佛经的翻译活动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进一步发展，唐代形成高潮，北宋时开始衰落。无数自梵文翻译过来的佛学经典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如《六度集经》中的《遮罗国王经》、《马鸣菩萨》本身就是传奇性作品，而马鸣写过的 《佛所行赞》 和《美难陀传》就是两部长篇叙事诗。印度的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 ，其罗 摩的故事也通过佛 教经典介绍过来。由于 佛 经的传入，佛经中的思想、语言、故事、音节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影响，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观念、新意境和新的用词遣词方法。佛经的传入刺激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及元杂剧的故事发展。此外，唐代变文的产生、流行也与佛教有关。由于佛教词汇的大量涌入，中国文学语法结构和遣词用句的方法也发生了某些变化。汉语中反切四声的确立，就是佛经影响的结果。中国最早的韵书是按宫商角徵羽五声排列的，平上去入是西域输入的技术，而平上去入的区别，则是因为当时转读佛经三声，与印度古声明论的三声相符，和入声相配，所以形成四声。此外 ，佛 经的文体特 点 ，如不用之乎者也，不用骈文绮词丽句，以及多倒装句法，多提挈句法，句中段落中的解释语，散文诗句的交错等，也都影响了中国文学风格的变化。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另一次高潮是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19世纪末以后，由于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学说大量的涌进，与此相应，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力提倡政治小说，一些翻译家也大力引入外国小说。晚清时期 ，翻译的国外小说达400种 ，仅翻译的小说就有80种。仅林纾在辛亥革命前后近30年中，就与别人合作翻译了英、美、法、俄、日、西班牙、比利时 、挪威、希腊等国小说180余种 。达1200万字。这种翻译介绍在五四运动前后达到最高点，其数量令人惊叹，世界上知名作家的作品几乎都被介绍进来 。中国文学因此开拓了自己的视野，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受到震动。中国现代文学家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努力加以借鉴，使新文学步入了十分兴旺发达的时代。20世纪以后，这种影响一直持续不断，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才采取了全面封闭的绝对态度。文化大革命过后，继续开放，又出现了新的高潮，这时期主要介绍20世纪世界文学新观念和作家新作品。
由于中国文学自身的巨大成就和数千年积累的丰富经验，由于对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学采取积极借鉴的态度，也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无限丰富的源泉，特别是脱离了政治教条的自由文学的发展，将使中国当代文学创造出更灿烂、更伟大的篇章，对整个人类文学艺术事业将作出更大的贡献，它将以更美更辉煌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⑵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很明显，网络小说和叛逆性十足的青春文学以及“下半身文学”大行其道；传统文学的读者群体日见萎缩，小孩子连看童话的都没有了；大体说来，就是低俗化。
⑶ 为什么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三十年代文学(1927-1936)与政治文化之间有着特殊关系。三十年代许多重要文学作品都明显表露出政治变化的印迹。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三十年代的作品占了绝对的比重,这除了三十年代文学相对而言是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成熟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社会时局的变化。
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无论在内容、形式以及创作方法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变化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特色，在创作上是一开始就有鲜明表现的。不仅白话的形式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革命，促使文学和人民群众大大接近了一步；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具有不同于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崭新特点。30年代的中国文学，因社会的大变动而产生了诸多文艺思潮并存、纷争的现象，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向。反映在文学与审美的层次上，形成了不同文学派别之间的对峙与互渗，并由此创造出极度繁荣的文学景观，使中国新文学出现了自“五四”以来的第二个文学高峰。
（该内容来源于网络）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927~1937）文学之我见
30年代文学成就的表现
30年代文学即现代文学的第二十年，从1928年——1937年抗战前的这一阶段。30年代文学较繁荣，尤其是小说成就突出，诗歌散文戏剧 也有一定的发展。
1文学流派众多
30年代文学流派众多，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在上海成立，鲁迅郭沫若 茅盾 郁达夫 田汉等一大批优秀作家加入了其中。左联的刊物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拓荒者》《萌芽》《十字街头》《北斗》《文学月报》《光明》半月刊《文学导报》，左联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学活动：（1）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传播与应用（2）自觉加强与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联系，设立国际文学研究会，极力输入苏联文学作品（3）推进文艺大众运动。左翼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始终标举革命现实主义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20实际30年代新文学运动中心南移上海后，继续活动在京津等地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个特定文学流派——京派，也是当时的一个主要流派，他们继承了文研会“为人生”的传统，忠实于现实，是有平民意识及民族国家认同感，注重描写淳朴原始的人情美 人性美，用儿童的视角看成人世界，如林纾华的《弟弟》《一件喜事》。表现了对美好童年的眷恋，及对真善美的无限向往，另外一个站在现代都市文明和商业文明的立场上来审视上海，用现代语言来讲述上海人的故事的文学流派——海派也竖起了自己的旗帜。海派作家的作品贴近大众生活，反映下层人民的苦难，展示都市生活的畸形与病态，提供了另一类型的都市文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对人性的戕害，借鉴西方意识流手法来结构作品，形式上有创新，注重开掘，表现潜意识和病态心理。
2优秀作者众多
30年代涌现了椅披新的文学作家，作家的主体性增强，身穷志不穷，张扬个性，持有着自主精神和主人翁意识，自觉性提高，把文学作为一种工作，对文学艺术及技巧自觉追求探索，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提倡悲剧，批判封建思想道德残害人性的本质，及对社会各种弊端的抨击，以人为本，表现出了一种人文关怀。他们充满活力的创作给文坛带来了新气象，如：丁玲（1904——1986）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早以明确强烈的女性意识写作的女作家，使0世纪中国女性主义学的先驱者。她的小说有《在黑暗中》《莎菲女士的日记》《水》《阿毛姑娘》等等，其作品以女性为主要人物，对女性的命运给予极大的关怀，带着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张天翼 随着人生阅历的加深，讽刺成了他切入社会人生的利益。是对鲁迅讽刺小说的继承。如《笑》他的讽刺对象是人而非物，讽刺的是人缺陷而非人类的缺陷，叙述者总是有着健康的理想人格，而他的讽刺手法的高超之处在于巧妙的使用自相矛盾的手法。他的小说不仅给当时“革命+恋爱”风气的左翼文坛带来了新鲜气息，而且为中国现代讽刺画廊提供了新的讽刺形象新的讽刺手法。茅盾积极拥护推进新文化运动，是最早从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知识分子之一，主要作品有《蚀》三部曲《林家铺子》《子夜》用形象思维的小说参加了与托派（认为这个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任）的论争。强调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走上独立发展 繁荣富强的道路。老舍一个北京市民社会培育出来的作家，在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中，在西方文化激烈的撞击下，第一个把中国小市民的命运思想和心理引进现代文学领域，并获得了巨大成功，是中国现代小说中市民阶层最重要的表现者，批判者。是重要的市民画家。毕生创作了《老张的哲学》等14部长篇小说《月牙儿》等5部中篇小说《赶集》等3部短篇小说集。揭露了社会的黑暗。
3三部曲作品及中长篇小说增多
30年代引人注目的是中长篇小说的数量的激增。这一时期有较大影响的作品就有茅盾的《蚀》《子夜》巴金的《死亡》《家》《秋》《春》叶绍钧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祥子》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生死场》等，较有影响的三部曲作品有茅盾的《蚀》三部曲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中长篇数量的激增与三部曲作品的大量出现，显示了 30年代小说作家的创作气魄和创作实力。
诗歌的发展
忠实于时代，忠实于人民的真诚感情，始终是新诗的主潮的宝贵品格，诗艺发展 不断创新的多元化探索，推动着新诗进行新的变革，这一时期的新诗出现了政治倾向多种形态，艺术道路多向探索的新局面。成立了中国新诗会，注重诗歌的现实性，提倡诗歌的大众化主旨，出现了一批新的诗人，如：艾青臧克家，现代派诗出现，多用象征主义，著名诗人有：戴望舒冯至卞之淋等，他们在艺术探索上表现出了强烈的现代意识和对于民族艺术传统的向心力。
戏剧的发展
中国现代戏剧灾30年代有了重大发展，上海部分左翼文艺家为提倡推进无产阶级戏剧运动，策划成立了上海戏剧社，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开始了中共对现代戏剧运动的直接领导，使中国现代戏剧运动有五四开始的个性解放潮流转而走向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出现了“中国话剧的三大奠基人”——洪深欧阳予倩田汉。《雷雨》《日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戏剧文化的成熟。30年代戏剧展示了我国的悲剧艺术。
散文的发展
30年代散文继承了五四散文的传统，在新的时代的推动下，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作家充分发挥主体意识和文体意识，使各种类型的散文作品均得到了蓬勃发展，由于普罗文学的推动和提倡，散文园地里最早呈现出繁荣景象的是杂文，报告文学小品散文在本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本时期最有影响的散文家有：鲁迅及其杂文何其芳及其抒情散文 林语堂及其幽默小品等，游记散文有了新的发展如：朱自清《欧游杂记》等，具有较高的叙事描写技巧。
30年代是一个文学成就巨大的年代，呈现出了一种各种文学样式共同繁荣的景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成就，为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
30年代的中国文学，因社会的大变动而产生了诸多文艺思潮并存、纷争的现象，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向。反映在文学与审美的层次上，形成了不同文学派别之间的对峙与互渗，并由此创造出极度繁荣的文学景观，使中国新文学出现了自“五四”以来的第二个文学高峰。
(一)左翼文艺运动
左翼文艺运动是30年代文艺领域最重要的文艺运动，也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又一座里程碑。
大革命及其失败推动了众多的热血青年革命化，苏联、欧洲、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日益活跃，又给予了他们巨大的鼓舞， 1930年3月2日，包括鲁迅、夏衍、田汉、郁达夫、柔石、殷夫等在内的作家共40多人集会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茅盾、周扬从日本回国后也参加了左联的工作。中共重要领导人瞿秋白也是左联的重要成员。左联的活动是创办刊物、培养新人、发展创作、翻译外国进步作品、研究文艺理论。由于左联的工作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一批共产党员加入其中并利用文艺工具进行阶级斗争和革命宣传，因此国民党当局严厉加以迫害，逮捕、监禁、杀害了一批左联重要成员，鲁迅也被长期通缉，一大批文艺书刊被查禁，一些重要文艺社团被查封。1936年，由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左联自动解散。但左翼文艺运动仍未终止。
左翼文艺运动在宣传革命、培养新人、繁荣创作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为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但由于“左”的影响，这场运动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违背艺术规律，忽视文艺的艺术特征，导致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再如将文艺团体政党化，导致关门主义，将一批倾向进步、卓有才华的作家排斥在外；又如无休止地在内部开展政治性的争论，扣帽子，打棍子，滋生宗派主义和门户之见。
(二)文学创作的大丰收
3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黄金岁月，文学创作取得巨大成就，堪称俊才满目、硕果遍地。
小说创作成就最高的，当推茅盾、老舍、巴金。茅盾《子夜》是一部现实主义巨制，它以壮阔的背景、恢宏的气势、浩大的结构，展现了30年代的中国社会风貌。作品成功塑造了吴荪甫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真实地表现了主人公复杂的性格特点。这部作品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也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成熟的标志。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也与《子夜》一样，紧扣时代脉搏，体现了作者对时事的关切和对社会生活的深刻体验。老舍的《骆驼祥子》、《月牙儿》是他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杰作，以独特的构思、明快活泼的语言、朴实精炼的表现手法，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黑暗现实中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巴金的《家》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悲剧，也是对制造悲剧的垂死制度的控诉，作品燃烧着炽烈的激情，笔调细腻优美，充满青春活力，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这一时期成就较高的小说家还有以刻画知识女性内心世界著称的丁玲、以描写湘西边城风土人情而别树一帜的沈从文、辛辣揭露和讽刺小市民灰色心态的张天翼和沙汀、善于从卑微灵魂中发掘真善美的艾芜等。
如果说1917年至1927年是新诗诞生并逐步成长的阶段，那么，30年代的诗坛则出现了诗社林立、流派纷纭、创作繁荣的局面。其中有以殷夫、蒋光慈为代表的“普罗诗派”，即无产阶级革命诗派，注意选取爆炸性、尖锐性题材，主张诗歌应直接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服务，但忽视了对丰美动人的诗歌意象的锻造。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主要成员有蒲风、穆木天、杨骚、任钧、王亚平等。其创作实践扩大了诗歌的表现领域，显示出强烈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色彩，别具一种刚健、粗犷、壮阔的力量之美。此外，以戴望舒、卞之琳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刻意追求诗意的朦胧美和诗形的散文美，扩展了诗歌的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戴望舒是现代派诗人，前期诗作意象朦胧，多表现个人的迷惘和感伤，后期受抗日战争的感召，诗歌多抒写炽热的爱国情感。这一时期卓有成就的诗人还有艾青。艾青执着于表现追求光明和民主的主题，诗歌充满忧郁与热烈交织跃动的情感，展示出丰富的鲜明的意象，有交响乐似的内在旋律和油画似的凝重色彩。他的代表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后引起巨大轰动，诗中抒发了对一个贫苦农妇的赞美，并向不公道的世界发出了激愤而深沉的咒语。诗歌创作具有明显现实主义特色的是臧克家，臧克家追求诗意的朴素含蓄，形式凝炼，节奏明快，增强了诗所特有的审美意趣，抒写了中国农村的苦难和诗人深沉的感情，或以隐喻的手法启发读者的思考。诗人田间的创作也引人注目，他的长诗《中国农村的故事》和《给战斗者》，以高亢激昂的音调和炽热灼人的情感显示出诗人富于现实性和战斗性的艺术特色。
30年代的小品散文创作，除了继承“五四”散文风格的传统外，呈现出不同艺术表现手法及体式多样化趋向。首先是杂文创作出现了新高潮。鲁迅以战斗精神从事杂文创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批新的杂文作者不断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瞿秋白、茅盾、唐弢、徐懋庸、聂绀弩、柯灵、巴人等。抒情散文较以前有了长足发展。冰心、朱自清、郁达夫、周作人、梁实秋、徐志摩、丰子恺、梁遇春、沈从文、何其芳、陆蠡、李广田、吴伯箫等人的作品，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表现形式拓宽了散文创作的取材范围，丰富了现代散文的表现形式和风格。以林语堂为代表的幽默小品与闲适小品，文化含量高、从容睿智、通俗生动、幽默自然，为散文创作注入了清新的美感趣味。此外，散文创作的另一大成就，是报告文学的勃兴。这种新型的文学体裁，以新闻纪实性、真实性与散文艺术感染性相融合的特点，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茅盾主编的报告文学集《中国一日》（1936年），展现了一个个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着的社会生活横断面。夏衍的《包身工》借包身工一天的地狱生活，揭示了包身工制度的全部丑恶内涵。这两部作品代表了报告文学初创阶段的最高成就。
30年代的戏剧创作开始呈现繁荣景象。话剧运动迅速发展，话剧艺术得到空前普及。大革命失败后，以上海为中心掀起了话剧运动的热潮，进步戏剧团体的相继成立，促进了戏剧创作的发展，不仅数量明显增加，艺术水准也大大提高。曹禺是成就最高的剧作家。他的《雷雨》、《日出》以欧洲经典戏剧的结构形式、尖锐紧张的戏剧冲突、富有动作性和潜台词的个性化人物语言、揭 露社会底层人物不幸遭遇的戏剧主题，表现了不同人物的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这两部剧作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至今仍深受观众喜爱。此外，夏衍的《赛金花》、《秋瑾》、《上海屋檐下》，田汉的《月光曲》和《回春之曲》，熊佛西的《屠夫》，李健吾的《太平天国》，洪琛的《农村三部曲》，宋之的的《武则天》等剧作，用不同的笔触，从不同的侧面，丰富了中国现代戏剧创作。
(三)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发展
贯穿整个30年代文学全过程，规模最大、声势最壮、参与人数最多的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在这方面建树最多的是瞿秋白，他先后翻译了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人的文艺论文，还写出许多富有战斗性的文章，以最大的热情和精力，积极倡导、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他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密切联系整个现代文学运动的进程，对鲁迅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评价，其中涉及到革命文学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为我国现代文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鲁迅虽没有系统的文艺理论著作，但在几次重大的文艺理论论争中所持的立场及散见于论文、杂文、书信中的许多文艺观点，为30年代的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增添了光辉。在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鲁迅始终坚持将接受外来文化与继承民族传统相统一的观点，提出了“拿来主义”的著名思想。鲁迅还认为文艺要健康发展，就必须开展积极的文艺批评，而批评家的职责，不但要“剪除恶草”，还要“浇灌佳花”，反对无原则的“乱捧”和“乱骂”。
茅盾作为中国现代文艺批评的开拓者之一，积极宣传“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坚持“必须先有批评家，然后有真文学”的立场，并以《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为阵地，展开了系统的文学批评工作。
以瞿秋白、鲁迅、茅盾为代表的左翼文坛，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同强调“超脱现实”、“永恒人性”的自由主义文艺理论、主张“性灵文学” 的论语派进行了广泛的论战和争辩；对“京派”作家的主张文学与时代和政治保持“距离”，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及“和平静穆”的美学观点进行了批评、反驳。这些论争始终集中在文学的本质属性、文学同政治的关系、文学与生活和时代的关系上，而未能对文学艺术的内部特点与关系问题、美学范畴问题展开探讨，但通过论争、批评和反批评所形成的巨大动力，推进了我国现代文学批评及文学理论的发展。
⑷ 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区别
区别：时间分期不同、研究内容不同、限定范围不同、划分阶段不同、代表人物不同
1、时间分期不同
中国现代文学，是指从1919年到1949年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
中国当代文学,是指从1949年至今这个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
2、研究内容不同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基本内容包括文学史和作品两大部分。主要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各种文学现象的变化和联系，以及其间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
中国当代文学它研究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文学运动及重要文学现象，分析当代重要作家作品，总结经验教训。
3、限定范围不同
现代文学是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从而与世界文学潮流相一致，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当代文学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它限定在“中国大陆”这一范围之中。
4、划分阶段不同
中国现代文学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十年（1917-1927）：民主意识、科学精神、社会主义思想。
第二个十年（1927-1937）：阶级解放意识，左翼革命文学的社会主义意识，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文学意识并存。
第三个十年（1937-1949）：民族解放意识和人民解放意识，多地域、多元化、大众化的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划分的阶段为：
第一阶段 1949-1978年；
第二阶段 1978年-1989年；
第三阶段 90年代-新世纪。
5、代表人物不同
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家有：
鲁迅、沈从文、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张爱玲、徐志摩、闻一多、丁玲、赵树理、戴望舒、萧红、艾芜、钱钟书、艾青、路翎、穆旦等。
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作家有：
巴金、丁玲、臧克家、赵树理、张天翼、周立波、艾青、杨朔、孙犁、杨沫、周而复等。
(4)小说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关系扩展阅读：
文学分类：
不同语言或国家的文学：
亚洲文学：中国文学、马新文学、日本文学
欧洲文学：英国文学、德国文学、希腊文学、俄罗斯文学
美洲文学：美国文学、拉丁文学
（文学同样是分民族的）
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指的是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
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它首先要求研究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中人与人通过文学进行沟通的种种历史、现状和可能。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诚的尊重和宽容。
按载体分为：口头文学、书面文学、网络文学三大类。
按地域分为：外国文学、中国文学等。
按读者年龄分为：儿童文学、成人文学等。
按读者群体及内容分为：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或大众文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宗教文学等。
按内容分为：史传文学、纪实文学、奇幻文学、报道文学等。
按表达体裁分为：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新韵文、戏剧、歌剧、剧本、民间传说、寓言、笔记小说、野史、童话、对联和笑话等；其他如史传、哲理、赋、骈文、小品文、文学批评、有文字剧情架构的电脑游戏(含游戏主机)与动漫等。
按创作理念分为：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等。
文学理论
按地域分为西方文学理论与东方文学理论。
文学作品的评论和研究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文学流派、文学思潮和文学社团。
文学研究
按研究方向分为文艺美学、文学艺术、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文学思想史、文学批评、文学史等。
按时间分为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
按单一研究方向分比较文学、舞蹈文学、红学等。
参考资料：网络：文学
⑸ 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方式和革命文学的兴起之间的关系
一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但以鸦片战争后的近代文学为其先导。
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实土壤上的新的产物，同时又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的一个发展。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的种种新变革、新学说，“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却又往往以“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注：恩格斯曾多次表示过这类意见。可参阅《反杜林论·引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1890年10月27日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此处引文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 页，第4卷第485页。)。成为现代文学开端的“五四”文学革命也是这样。适应着新的时代需要，它吸取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文化和文学方面的许多成分，同时也利用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积累的“思想资料”以及某些改革的成果，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去完成先驱者未能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历史性任务。因此，要理解 “五四”文学革命和中国现代文学，有必要先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和文学历史的状况作一番考察。
清嘉庆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由衰微而处于崩溃前夕。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社会危机四伏。清朝政府极端昏庸腐朽。一八四�年起，外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中国社会逐步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瓦解，沿海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并且迅速形成了上海这类畸形繁荣的近代都市。新的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乃至买办资产阶级——也随之产生。“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593页。)从这个时候开始，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命运，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与此同时，“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先集》横排本第4卷第1406页。)，因而又有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为近代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映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使自己适应于这些变化。近代文学在孕育和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许多新的现象。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虽然封建文学仍然大量存在，但也产生了以反抗列强侵略和要求挣脱封建束缚为主要内容的进步文学，并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止一次地作了种种改革封建旧文学的努力。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就在诗文中揭示了“万马齐暗”的时代痛苦和“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社会局面；同时，还呼唤改革的“风雷”，表现了抵御外国侵略的迫切要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提出过“文以纪实”、“不须古典之言”、“毋庸半字虚浮”(注：见洪仁干等《戒浮文巧言谕》，《太平天国文选》第98页。)的改革主张，也产生了一些较为通俗并有革命内容的作品。随着政治上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化运动日趋高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王韬在《变法》和《变法自强》里，都对文化革新有所建议；康有为托孔子之名以求改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时的封建正统文化；而强学会、南学会、群学会等五十几个学会、学堂、报馆(注：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一《变法起源记》。实际还不止此数。)在短期内的兴起和活动，更与这个运动有直接的联系。在文学上，同时出现了对封建正统文学(主要是拟古派诗和桐城派文)进行改革的呼声，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谭嗣同、夏曾佑等提出的“诗界革命”和梁启超等竭力推行的“新文体”。在诗歌改革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的是黄遵宪。作为优秀的“新派”诗人，黄遵宪不但在作品中记述了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要求变法的愿望，而且在文学理论上，很早就有“崇白话而废文言”，改变旧文体使之 “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注：见黄遵宪1887年作《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二)》。)的理想；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多少做到了如《杂感》诗所说的“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开始摆脱旧诗格律的某些束缚。梁启超的宣传改良主义思想的新体散文，以“平易畅达”见称，其影响更为广泛。与此同时，白话小报的出现，更促使一部分人(如裘廷梁、陈荣衮)明确提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开民智莫如改革之言” (注：裘廷梁、陈荣衮分别写有《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1898)、《报章宜用浅说》(1899)等文。)等主张。改良主义文学运动在诗文以外的文学样式方面，引起了尤其显著的变化。小说戏剧历来被正统的封建文人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但戊戌变法前后却得到了重视。首先是由于政治上改良运动的需要，其次也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近代新兴都市的繁荣和报纸期刊的创办，小说在这一时期大量产生，其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小说原理》 (夏曾佑)、《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狄平子)、《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王无生)、《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陶佑曾)、《余之小说观》(徐念慈) 等文先后发表，它们的共同倾向是强调小说的政治意义及其在社会教育上的作用。在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理论倡导下，小说成为新派知识分子暴露旧世态、宣传新思想的有力工具，并且直接出现了一批职业作家。“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科学小说”等名目应运而生。被鲁迅称做“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受到普遍的欢迎。由于同样的原因，还开始翻译和介绍了西方作品。据统计，晚清小说刊行的在一千五百种以上，而翻译小说又占全数的三分之二。其中林纾的译作曾在当时有过较大的影响。此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相应地产生了以章太炎和南社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和《孽海花》、《警世钟》等作品；马君武、苏曼殊等翻译了歌德、拜伦和雪莱的诗歌；它们在进行反清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方面，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后被大力提倡的话剧这种新的戏剧形式，也在这个时期以“新剧”或“文明新戏”之名开始传入。一九�七至一九�八年间，春柳社等先后在日本和上海演出《黑奴吁天录》；进化团稍后又在长江下游各地演出宣传革命的幕表戏多种；这些活动既从思想战线上配合了辛亥革命，也为我国戏剧输入了新的血液。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近代进步文学不仅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而且在思想内容(一定程度上的反帝反封建倾向)以至文学形式(改革诗文、提倡白话、看重小说、输入话剧)方面，都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的萌生作了必要的准备。可以说，近代进步文学乃是从封建时代文学到现代新文学之间的一个过渡。
唯其是“一个过渡”，近代进步文学又有其本身的不可克服的弱点和局限。如同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次政治斗争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一样，这个时期的文学，也未能尽到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文学，对封建制度并不持根本否定态度；不仅政治上维护着清王朝，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不敢正面触动儒家思想的根本——孔子学说。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很快便趋于反动，而在不少新派作品里，封建思想也仍然占有地位。提倡白话的呼声虽然在十九世纪末叶已经出现，但他们大多数是提倡白话而不反对文言，或者主张书报可以采用通俗的白话，文学仍须维系高雅的古文；即使有一二正确主张，也因为时代条件的不成熟，并未引起广泛的讨论和造成较大的声势。翻译西方文学的工作当时也处于盲目被动、缺乏系统的状态；林纾虽然译述较多，但全用桐城古文，带着改作的成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文学，也因为没有与封建思想分清界限，反封建仍不彻底，始终未能正面明确地提出反对封建旧文学的口号。革命派本身的脱离群众，一些代表人物在语文合一、采用白话等问题上所持的保守态度，都阻碍了他们在组织辛亥革命的同时去相应地发动一个强大的思想启蒙和文学改革的运动，致使他们在文化上的影响甚至还不及维新派。至于对帝国主义，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或是革命派，都不能从阶级本质上认识它们，对它们颇多幻想。此外，旧民主主义文学的一个根本弱点是：虽然在暴露上层腐败生活方面能够淋漓尽致，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状况却极端缺乏了解。随着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一部分文学，也终于受到被称为“十里洋场”的近代都市中恶浊气氛的腐蚀而趋于堕落：“谴责小说”沦为“黑幕小说”，甚至成了专门诋毁私敌的“谤书”；民国初年出现的专写“才子佳人”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则由最初具有些微进步倾向(感叹世态炎凉、不满于婚姻不自由等)而逐渐演变为满纸陈词滥调、远离现实生活并有浓重思想毒素的“言情小说”、“狭邪小说”以至色情小说，文明新戏也褪尽了原来的战斗色彩，充满着小市民的庸俗情调和低级趣味。
近代文学的这种发展状况，深刻地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近代文化的这一著名论断：“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57页。)
在文学领域内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这个任务不能不落到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四”以后革命文学的肩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虽然已为新文学的建立作了若干准备，但它本身无法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兴起，及是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学诸方面条件长期孕育的必然结果。
二
“五四”以后，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所有的基本矛盾和革命任务并未改变，但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所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展开，历史已经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此，一方面，社会内部的各个阶级和各种矛盾比近代更显得错综复杂，另一方面，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历史条件却也渐次具备并且趋于成熟。“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正带上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时代历史的印记。
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复杂的阶级关系在文学上的反映，所包含的成分也是复杂多样的。新起的白话文学本身，并不是单一的产物；它是文学上无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三种不同力量在新时期实行联合的结果，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分。资产阶级文学，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的思想因素，不仅同无产阶级文学有质的不同，而且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也有很大的区别。一部分资产阶级右翼在文学上的代表，反封建时固然极为软弱，同帝国主义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斗争深入之后，很快倒戈成为反动势力的维护者。此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还有若干其他的文学成分。封建旧文学虽已遭到沉重的打击，但远未绝迹；鸳鸯蝴蝶派作品则改穿起了白话的衣装，在市民阶层中有所流传；作为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政策在文学上的产物，三十年代以及稍后一个时期，还曾出现过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战国策”派和所谓“戡乱文学”——这些都是文学上的逆流。现代文学里各种成分的纷然杂陈和相互斗争，正推进了文学上不同力量之消长，显示了错综复杂的情势。
但在这多种复杂的文学成分中，居于主导地位、占有绝对优势并获得了巨大成就的，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真正属于人民大众自己的文学，同历史上一切具有民主性进步性的文学都有极大区别。这种文学一方面在阶级基础上仍不是单一的，它具有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有着反帝反封建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5页。)，反映到文学上，就有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容，有了社会主义方向，也有了体现这些特点的现代文学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学和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在“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里，无产阶级文学，最初虽然只是作为因素而存在，但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影响的扩大，随着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参加革命实践的增多，随着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少数革命工农参预文学创作，特别是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蓬勃展开，无论在量的方面或者质的方面，都有增长和提高。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作品中以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人民的作用愈益显著，这种文学也就得到了更多更坚实的发展。至于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始终作为无产阶级在文学战线上的可靠同盟军，以英勇无畏的姿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并且逐渐转换自身的性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最终汇合到无产阶级文学的洪流之中。历史驳斥了那些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说成只是明朝“公安派”、“竟陵派”的继承和发展，或是西欧资产阶级文艺的“一个新拓的支流”等不符事实的言论。无产阶级领导并以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这两种力量为中坚，保证了我国现代文学具有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性质。
文学上的无产阶级领导，主要是通过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及其政党共产党的政策来实现的，它要求文学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五四”以后出现的以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为主力的新文学，自觉地体现了这一要求。它从诞生的时候起，就担负着为中国革命服务的崇高使命。“五四” 文学革命运动使文学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跟人民接近了一大步。“桐城谬种、玄学妖孽”、“打倒孔家店”等口号的提出，一部分作品中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揭露和对十月革命的向往，也都体现了新的历史时期里人民革命的战斗要求；而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的创作，则更是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彻底反封建并且充满民族觉醒精神的“遵命文学”。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随着革命的日益发展和深入，文学为革命服务也更其鲜明和自觉。在各个革命阶段中，大批作家不仅以各种形式、题材、风格的作品直接间接地促进革命事业，而且还积极投身实际斗争，直至为革命献出鲜血和生命；也还有许多实际革命者和工农群众用文艺创作来从事革命宣传，对革命和文学本身的发展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党所领导和影响下的革命文学，不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配合反军阀斗争和“五卅”反帝斗争方面，或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粉碎反动文化“围剿”、揭露国民党罪恶统治、配合土地革命方面，以及在“九一八”以后从事救亡宣传和“七七”以后鼓舞全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方面，都有巨大的功绩。特别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直接指引下的民主革命后期的文学，更成为紧密配合革命斗争，“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为革命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为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最宝贵的传统。
与此同时，现代革命文学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各个阶段的变化和发展，自然又不能离开革命在各个阶段的变化和发展，不能离开革命深入对文学所提出的新要求。作为现代文学开端的文学革命，在五四运动前夕已为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但只有通过五四运动，它才形成了巨大的声势，扩大了社会影响，并与革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革命文学”的提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也都与当时形势相适应，是无产阶级及其学说在整个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强大的反映。而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作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讲话，为革命文艺运动开辟了新阶段，这也首先是和党不再处于幼年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军事力量已经空前地发展壮大诸条件相联系的。现实生活和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更使各个阶段的文学创作从主题、题材、人物形象直到语言和表现方法，无不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整整三十年的现代革命文学，始终与革命同命运，共呼吸，有着一致的步伐。
与人民革命事业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彻底揭露、坚决斗争，对社会主义前途衷心向往、热情追求，这就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时代所赋予革命文学的鲜明思想印记，也是现代文学之所以有别于近代文学的根本标志。
三
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矛盾斗争的过程，其间充满了革命文学与反动文学、革命文艺思想与反动文艺思想的斗争。革命文学正是在抗击各种各样反动文艺逆流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
为民主革命服务的文学，首先要同代表着敌人利益的封建文学、买办文学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钦定文学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五四”新文学就在同林纾所代表的封建守旧派文人的战斗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以后又以打倒《学衡》、《甲寅》等标榜“国粹”、主张复古的封建“拦路虎”而向前发展。在封建势力彻底消灭以前，封建文学不可能销声匿迹，因此这种斗争后来虽然规模逐渐缩小，却也并未完全停止(如对“读经救国”、“本位文化”及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斗争)。对于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开始倒向敌人方面去、公然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胡适和《现代评论》这一系统的买办文人，革命文艺界也在各个时期反复进行了多次斗争，揭露其为帝国主义作伥的奴才面目，从而大大削弱和缩小了他们在知识阶层中的影响，促进了他们内部的分化。从二十年代末开始进行的和国民党御用文人(如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战国策派”和后来所谓“戡乱文艺”之类)的斗争，也贯穿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的几个时期。尽管蒋介石集团历来都在其统治区域内施行法西斯恐怖政策，掌握了军权、政权、财权(从而也掌握了对出版物、出版机构的控制权)，但他们却从未能掌握文化上、文艺上的领导权。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界虽然在国统区内“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3页。)，却抵挡住了敌人多方面的进攻，夺取了阵地，发展了力量，建立了最英勇的业绩。
在现代文学史中占着突出地位、越到后来越显著的，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之间的斗争。这是因为，“五四”以后我国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在最后要通向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参加这一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可以成为新文学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资产阶级思想却不能充当文学运动的指导思想。文学上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乃是文学要不要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要不要将反帝反封建精神坚决贯彻到底的斗争，也是文学朝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相当激烈，而且也十分复杂。它最初表现为新文学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如“五四”时期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但当革命形势向前发展，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人物已转化成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时，则也表现为对敌斗争(如对后期胡适的斗争)。有时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是以赤裸裸的直接维护资产阶级“文明”和“人性”的形式表现的(如“新月派”)；有时则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以修正主义的形态出现(如自居普列汉诺夫信徒的胡秋原反动文艺思想)。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所以会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开始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证实了列宁的这一著名论断：“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文艺界有了粉碎一切反动文艺思想的锋利武器，混在内部的反动文人慑于革命形势和这个讲话的威力，不得不既把反对的目标集中于这个讲话而在手法上又做得尽量隐蔽。要不要在各种条件下坚持贯彻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成了问题的中心，成了许多争论背后的真正焦点。因此斗争就带有更为复杂、更为曲折和更为深入的特点。
文艺斗争是从属于政治斗争的。政治的分野决定着文艺的分野。当阶段关系发生变化，革命统一战线有了变动时，新文学的统一战线不可能不随着发生变动。文艺界的大争论和大分裂(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文艺界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争论和分裂)，就是围绕着政治事件、直接尖锐地表现着政治观点的。当然，“五四”以来文艺界的思想斗争，更多则在文艺思想的领域内进行。在文艺思想领域内，由反封建文学到反资产阶级思想、再到反修正主义，由白话文学的争论到文学有无阶级性、再到文学要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不要坚持工农兵方向的争论，其发展趋向是步步前进，层层深入的。这是整个革命运动逐步深入在文学上的反映。
文艺思想斗争不限于理论主张上的论争。反动文艺思想总要在创作中有所表现，并以“创作”来支持其反动理论。因此，揭批反动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如“新月派”的某些作品)，也一向为革命文艺界所注意，并且贯串在各个阶段的创作评论中。
文艺上的多次重大斗争都出现在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可以在文艺这个风雨表上看出征兆。重视这一历史经验，有助于更好的发挥文艺作为敏锐的阶段器官和斗争武器的作用。同时，还必须指出：文艺界每一次重大的思想斗争，也给革命文学的健康发展扫除了障碍。“左联”时期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创作上的丰收，便和思想斗争所起的积极作用有关。这说明了正确的思想斗争也为革命文学本身的发展所必需。
四
“五四”以后的文学创作，随着时代的进展，无论在内容、形式以及创作方法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变化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特色，在创作上是一开始就有鲜明表现的。不仅白话的形式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革命，促使文学和人民群众大大接近了一步；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具有不同于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崭新特点。“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许多作品，猛烈攻击封建制度、封建道德，揭露军阀统治的黑暗现实，表现了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的精神，同时提出了知识青年挣脱旧家庭束缚、争取恋爱婚姻自由、探索生活道路等要求。部分作品还正面描写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对劳动者的命运表示关切，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则表示同情和欢迎。这些都成为“五四”新文学高于历史上进步文学的重要方面。其中一些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获得了突出的成就。鲁迅的《呐喊》、《彷徨》，通过一系列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概括了异常深广的时代历史内容，真实地再现出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在获得无产阶级领导前的极度痛苦，并怀着对未来的信念探索了革命的前途，显示出深刻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特色。郭沫若的《女神》，借刘话传说、历史人物及自然形象，以宏大的气魄，奇特的想象，瑰丽的语言，歌唱出彻底叛逆、热望新生的时代声音，成为具有现实基础的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他们的创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使两种占主要地位的创作方法——由《新青年》、文学研究会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当时称“写实主义”)，以及由创造社所代表的浪漫主义，通过实践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五卅”以后，以反帝为内容的作品多了起来。一部分作家开始走向实际斗争，主要精力不在创作方面，他们的作品一时似乎少了，但总的说来，历史却在酝酿着一个新的发展。
“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创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弱点。当时文艺领域内的主要活动力量乃是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受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严重羁绊。社会主义理想和新兴阶级的英勇战斗精神虽已在一部分作品中有所表现，而无产阶级文学整个说来尚处于萌生幼芽的阶段。就这个时期的一般作品来说，除在艺术上表现出稚气外，创作方法和思想倾向也极为复杂紊乱。许多人分不清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之间的界限，甚至西欧一些国家的颓废派、象征派、未来派等亦都无批判地被一部分文艺社团和作家所介绍，所肯定。多数作家生活狭窄，只限于表现知识青年的某些要求，带有较重的感伤情调。有些作家的作品则有严重的颓废色彩。
从“五卅”前夕文艺领域内感伤苦闷气氛弥漫，到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其间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被作为口号提出而且形成运动，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洗礼的结果。一部分作家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作品描写党所领导的群众革命斗争，表现有强烈的时代意义的重大题材，努力塑造革命者和工人、农民的形象，显示了作者可贵的革命激情
⑹ 中国现当代文学分为几个时期
中国现当代文学分为两个时期：
1、现代文学时期
白话文的现代文学。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为中国文学史树立了一个鲜明的界碑，标志着以文言文表现形式的古典文学结束、现代文学的开始。“五四”后，各地爱国学生团体纷纷效仿《新青年》、《每周评论》，创办白话报刊，仅1919年就出版400多种。
由陈衡哲1917年创作了白话短篇小说《一日》，以“莎菲”的笔名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只不过影响较小。中国大多以鲁迅《狂人日记》为第一篇白话文，《狂人日记》也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
它发表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四卷五号上，后收入《呐喊》中，其内容与形式的现代化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大开端，开辟了我国文学（小说）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
而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短篇小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白话文的出现改变了文学的创作形式，为今后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表现手法。
2、当代文学时期
“文革”前的文学。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其中民间故事文学在发展，例如，1958年，田汉改编的最成功的话剧《关汉卿》，塑造了知识分子英雄形象。
但在这一时期，只有工农兵才能居于中心地位的“理想英雄”。从中国的文学批评的语言来观察，充斥了战争心态的词汇几乎俯首可视，在战争文化心理的支配下，给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主流带来深刻的影响。
“文革”开始至1978年的文学。“文化大革命”使文学遭受空前的灾难，它是以文学艺术作为其主要批判领域，各界的学者大多被作为左翼分子被关进“牛棚”接受批斗，从事强制性劳动。对胡适等文人批判否定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传统。
随着经济的发展、信息的不断传播，20世纪90年代仿佛是一个碎片中的世界，作家在不同的立场上写，逐渐摆脱了文革带来了影响。作家们在轻松自由的环境中创作属于自己的文体风格，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
如朱苏进强调人物本身个人欲望的长篇小说《醉太平》、瞿永明宣传女性的《女人组诗》、民间宗教与理想的《残月》、个人对时代的反省《叔叔的故事》等。
21世纪的到来，中国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文学形式，如琼瑶的爱情小说、韩寒的现实小说、网络小说等，现在正在被广大的文学爱好者所接受。各种文学传播形式也日益更新，如网站、报纸、电视台、广播、杂志等媒介传播形式。
(6)小说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关系扩展阅读：
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走向世界”社会思潮，更引起本领域有识之士的学理自觉，他们纷纷从西方学术思潮中找寻学理依据，进行新的理论体系建构探索。
如傅璇琮对丹纳《艺术哲学》“三要素”理论的采用、袁行霈用意象意境概念分析中国诗歌艺术的尝试、罗宗强对文人心态中介作用和文学思想内涵的解析等，逐渐推动形成了古代文学与其他学科如历史学、心理学、美学、文艺学、社会学等交叉融通的局面，其影响直至今日。
⑺ 现代文学的发展阶段
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文学革命，但是其终点学界有两种看法，大陆学界倾向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港台、海外学界倾向于延续至今。早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随著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即在西方新思潮﹑新文学的启迪下，产生了改革文学以唤起民族觉醒的启蒙要求，在理论﹑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各个领域进行了文学改良的初步尝试，为“五四”文学革命作了思想与文学的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著中国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社会新的民主势力──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十月革命又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带来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在这样的经济﹑政治﹑思想背景下，触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这一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突破口，“五四”文学革命以反对封建蒙昧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旧教条，提倡科学﹑民主和社会主义﹐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主要旗帜﹐向封建旧文学展开了猛烈进攻，锋芒所及﹐从内容到形式，无不引起巨大的变革﹐开始了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个新的文学运动﹐发轫于北京﹑上海等少数文化发达的城市，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深入全国各地；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省和以后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东北地区以及香港﹑澳门等地，也都发生了并且进行著同样的或者类似的文学变革。
⑻ 中国当代小说和现代小说的区别
古今小说有许多相通之处，但古代小说也有其自身特点。因而欣赏时，应根据古代小说自身的特点来加以欣赏，具体可以从了解古代小说的特点、欣赏古代小说的人物形象、鉴赏古代小说的语言三个角度入手。
古代小说来自民间，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古代小说有现实主义的传统，立足现实，反映现实，表达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古代小说重情节，通过情节表现人物，通过人物语言动作表现人物心理；古代小说继承了史传文学的传统，描写人物，一方面有善恶、是非之分，一方面好人身上也有缺点，坏人身上也有长处；古代小说由“话本”发展为章回小说，结构上形成一种模式，回目往往是一副对子；古代小说的语言有文言白话之分，就是古代白话，与现当代小说语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现代小说只是冲破传统“现实主义”的规范，使人物形象除简单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典型化”人物外，又有“原生态”典型形象、心理型“内向化”典型形象与抽象化“象征性”典型形象等。因此，无论是池莉的《烦恼人生》，王安忆的《小鲍庄》，方方的《风景》等，抑或是王蒙的《海的梦》《杂色》，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的《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等，或者是宗璞的《泥沼中的头颅》，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周立武的《巨兽》等都绝不能因没有传统的“典型人物”而否认其中各具风格的人物形象的存在。在情节安排上，许多现代小说也与传统故事型小说不同：或淡化情节，如铁凝的《哦，香雪》，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刘震云的《塔铺》，以及残雪、阿城、汪曾棋的一些作品；或追求情节的诗化，以意境取胜，如何立伟的《白色鸟》，何士党的《喜悦》，彭见明的《那人那山那狗》等；或使情节抽象化，如张承志的《大坂》，黄灿的《孤岛》，韩少功的《飞过蓝天》等，所有这些小说，虽没有了传统小说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动人心弦的冲突、悬念，但以此证明小说可以不要情节，无疑是浅薄无知的。这里有一个对故事、情节的理性认识问题。英国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温论述这个问题时说：“凡是小说就一定包含有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可能是在一个你所不熟的或是没有料到的平面上：它们写的可能是心理的，情绪的或内在的事物。……而我们应该知道，故事的检验标准，正在于它是否是向前发展的。”如果我们摆脱传统观念对情节与故事的束缚，而承认只要是动态过程就含情节与故事这一新理解，就自然会对现代小说的情节要素的体现有正确的把握与认识了。
同时，对现代小说中环境背景的抽象化、虚化或怪诞化；对现代小说主题改变过去内涵的单一性（即只将主题理解为思想观念）而呈多样品格（即信息、情感、意境、思想观念等均可成为主题）；一反过去图解说教式、单向指定式，而呈模糊性、多义性与含蓄性体现，也应有科学理解。不能以此为据，认为小说可以不要背景环境，可以不要主题意旨。
简言之，小说是以人物、情节、环境这三要素有机融合的生动、具体。逼真、自然的艺术画图来反映社会人生的散文体叙述文学样式。
⑼ 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主要区别
形式上的区别
一、文学发展的世界性规律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间的文学发展的不同规律，
二、文学艺术的形式美的总规律与不同门类的形式美的特殊规律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任何政治信仰和美学趣味的作家来说，他都无妨懂得更多的现代技巧，从而在储藏最丰的武器库中从容选择最新的优良武器，去丰富和发展他征服读者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