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鉴赏论文

A. 求篇中国现代文学鉴赏的文章

月牙儿

我国著名的艺术大师老舍先生的中篇《月牙儿》，以高悬于空中的月牙儿为主旋律，通过主人公对它的不同感受，谱写了一曲天上人间哀怨的悲歌。其情之感人，艺术技巧之精湛都令人叹为观止。

月牙儿本是自然之物，然而在作家笔下它却成了主人公孤独寂寞时唯一而又不可缺少的伴侣，成了主人公向黑暗社会控诉的代言人。总之，它变成了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全文中月牙儿出现了达十几次之多，其中有三处是说没再看见月牙儿，而这又恰恰划清了主人公性格发展的三个不同时期。

“那第一次带着寒气的月牙儿确是带着寒气”，“它那一点点微弱的浅金光儿照着我的泪”。小说中此时的主人公还只是个七岁的孩子，这时她感觉到那月牙儿是带着寒气的是因为饥寒和丧父的巨大不幸正降临到这个只知道冷、饿和没人理是悲惨的事的女孩子身上。或许此时她还不懂得那装着爸爸的木匣被埋到城外的哪个地方是件多么值得悲哀的事，她只是因为冷、饿和没人理而感觉到那月牙儿是带着寒气的。接下来作家又写了月牙儿的第二、三、四次出现以及它在不同情境下出现时带给小主人公的不同感受，进一步揭示了她的内心世界和悲惨命运。当“我”拿着妈仅剩得惟一不可当的东西——银簪，坐在那严严关闭着的大门前时，月牙儿在天空中歪歪着照着“我”的泪，当妈哼哧哼哧给人洗脏衣服时“我”更爱这个月牙儿，爱它给地上的那点小影子。

由上可见，此时的主人公还只是个孩子，她是那么的天真、可爱、孤独、寂寞、可怜和不幸，她对自己所遭遇的不幸还没有任何准备和认识，每当她孤独寂寞时，她便去看月牙，因为只有它还能给她些许的安慰。

“我”再一次看见月牙儿是在“妈坐了一乘红轿”，“被抬到城外去”，一个陌生的男人扯着“我”走时，此时的月牙儿“象个要闭上的一道大眼缝”。这时，妈为了不饿死“我”再嫁了，她不知等待她的会是什么，此时她的脑海里一片迷茫混沌，这个世界也是迷迷朦朦看不清楚的，这月牙儿的形象恰是“我”心灵的折射，至此作家已完成了对主人公童年形象的塑造。

接下来文中写道“我”在三四年里似乎没再看见月牙，这是文中第一次提到“我没看见月牙”，此时她有了她的小屋，好久没去当当，有吃有喝甚至还上了学，生活似乎变得美好了，她已不再需要月牙的陪伴与安慰了，因而这次月牙的出现成了主人公性格发展过渡期的标志，从此作家便进入了对少年主人公心理的揭示。

“它无倚无靠的在灰蓝的天上挂着，光儿微弱，不大会儿便被黑暗包住”，这是“我”在三四年后再一次见到的月牙。因此时“新爸爸忽然走了”，之后“妈”屋里常有男人来，尽管她还不大懂这些事，但已是“要在小学毕业”的她已猜到那不是好事，因此她不得不恨妈。可后来妈也走了，只剩下了她自己，在这种无倚无靠的情况下，她又看到了月牙，感觉到它是那样“无倚无靠的在灰蓝的天上挂着”，它“只能亮那么一会儿，而黑暗是无限的。”月牙儿的形象正是主人公心里的感受，此时的她孤苦无助，但她还是努力地同命运抗争着，没有丧失做人的尊严，她不愿象妈那样，虽然她也理解妈。然而将来对她来说是渺茫的。“我又老没看月牙了，不敢去看，虽然想看。”从此作家又开始了对主人公由挣扎到最终被黑暗的社会吞噬的叙述。

毕业后她只能自己挣饭吃了，她怀着希望四处奔波，然而没有事情给她做。“我的心就好像在月光下的蝙蝠，虽然是在光的下面，可是自己是黑的”，她没有了任何希望，可是她要活着，终于她认识到“羞耻不是我造出来的”，残酷的现实已把她纯净的心灵无情地涂上了污点，竟致使她在黑暗中看到那“月牙是清亮而温柔的，它把一些软光轻轻送到柳枝上”，并感到“这个月牙是希望的开始”，于是善良、单纯和美好的希望使她陷入了爱的迷梦，她从“他的笑”“他的头发”上看到了那也在微笑的月牙，使她忘了自己、没了自己，而当月牙儿忽然被云遮住时，她也失去了自己，她的精神即将崩溃了，然而此时的她还善良，还有同情心，直到为了别人，她又没饭吃了。

“我早知道我没希望，一点云便能把月牙遮住，我的将来是黑暗”。果然，为了活着，她曾努力找事做，可最终残酷的现实使她彻底绝望了，尤其是她还得养活已完全失去了挣钱能力的妈。妈的失而又归无疑给她的心灵以更沉重的打击，她从妈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将来，“我至好不过将变成她那样，卖了一辈子肉剩下的是一些白头发和抽皱的黑皮”，是无情的现实使她“不愿为谁负着什么道德责任”而堕落下去，就这样一个曾经纯洁善良、正直倔强的女性失去了自己，然而不幸的命运也使她对这个地狱般的世界有了清醒的认识，“我所做的并不是我自己的过错”，这是对自己行为的最好诠释，更是对黑暗社会的无情揭露。

然而更为耐人寻味的是文章的结尾，正当她打算嫁人不再继续堕落时却被送到了监狱里。此时在心灵经历了长期的摧残后，她深刻地认识到“狱里是个好地方，世界比这并强不了许多”，于是她甘愿在此了结一生，也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她又看见了她的好朋友——月牙儿。

纵观全篇可知，女主人公有文化，有个性，善良正直，聪敏倔强，不遗余力地执着着飘渺的希望，她本该有着美好的一切，然而最终她还是被黑暗的社会吞噬了。

总之，全文“我”与月牙儿形影相吊，构成了小说中的景与情，使作品具有诗一般的意境和低回婉转的抒情性。首先用月牙儿为题象征女主人公那只能亮那么一小会儿而黑暗是无限的生命，而作品前半部分月牙的频繁出现暗示着主人公虽屡遭不幸的打击，但其生命还有希望存在，尽管那希望渺茫的象月牙的微光；而后半部分月牙的不再出现却暗示了主人公已被黑暗的社会吞没了。至此，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学长廊中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便诞生了。

重读《背影》
秋雨连绵，而我，便喜欢独自坐在书桌前，听着窗外似有若无的雨声，手捧一本《朱自清散文集》，细细品味。
已记不清是多少次再读《背影》。中学时的我并不能体味其中深意。如今，我已日渐成长，书中父亲提着橘此文来源于文秘家园蹒跚的背影，已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像一根敏感的琴弦，一经拨动，便会引发我无限的感慨。
在中国几千年的浩瀚文海中，歌颂父母的文章不计其数，而《背影》却是最让我感动的一篇。也许就在于作者用普通人的眼睛去发现普通的父亲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动作。而这恰恰触碰到了我心里某个最敏感的部分，让我想起我的父母，细腻的情感绵绵不绝，汇集成一条温柔的小溪，在我心中缓缓流过。
我敬佩和羡慕那些作家或擅于写作的人，可以把对父母的情感通过笔尖，自然而然地流泻于纸上，读来总能带动读者的心灵随之跃动，让心灵深处的情感也随之点燃，继而蔓延，情到深处，禁不住泪眼模糊，就像《背影》带给我们的感动。
于是我情不自禁地想到我的父母。想着虽然生活艰辛，但他们却乐观幸福的笑容；想起我放假回家，母亲见我时孩童般的喜悦；想到他们冬日里依然在凛冽的寒风中，守着收入微薄的小摊，任冷风吹痛了脸颊的身影；想起他们日渐加深的皱纹、愈加清晰的白发……真的，想到此处，我便忍不住泪眼蒙蒙。
平凡的父母给了我不平凡的此文来源于文秘家园。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愿望：早日让父母卸下沉重的担此文来源于文秘家园，安享晚年的幸福。我只有尽我的努力让他们过得更好，因为我知道，父此文来源于文秘家园母此文来源于文秘家园，都是无私而伟大的。

B. 求一篇小说鉴赏方面的论文

《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是很多的，不仅数量，形式上也是丰富多彩：诗、词、曲、歌谣、谚语、赞、诔、偈语、辞赋、联额、灯谜、酒令、骈文等等，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这足以反映出作者曹雪芹的非凡才能，和他多方面的知识和修养。这些诗词曲赋协助全书成功地描绘了当时复杂的生活现象，甚至可以说是那点睛的一笔。

和其他小说不一样，《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是全书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第一次跳过它们不读会有所缺失的原因。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看到的十二钗册子的判词和曲子，如果象我一样读的不仔细或者干脆跳过，那么全书预见人物命运结局的关键一笔也就被忽略了。而这对理解全书的很多情节都会造成影响，比如说第二十二回“制灯谜贾政悲谶语”中诸多的有寓意的灯谜词曲，可能就无法理解，进而也就不会明白这一回题目的意思了。在后面章节中几次结社吟诗作对的作品里，同样也有很多的对于人物命运的暗示，对于全面了解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

这些诗词曲赋对于刻画人物的形象同样有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大观园里众多儿女们的作品，可以说是“诗如其人”地反映出了各人的个性、修养、心境。虽然对于诗词的意境我不能完全体会，但作者借宝玉之口也说出了同样的意思。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中，黛玉所作的《桃花行》，宝玉一看就知道出自谁手，即便是宝琴诳他，他也不信，还说道“这声调口气迥乎不像”、“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悼语句，妹妹虽有此才，却也断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大观园里几次吟诗联对，各人的精妙之句无不反映出了每个人的个性：湘云的“也宜墙角也宜盆”、黛玉的“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宝钗的“淡极始知花更艳”，都能让我们从中窥见她们的为人行事以及身世经历；贾环所制的谜语、薛蟠所说的酒令，虽然就其本身而言高明不到哪里，但是对于人物的模拟却可说是恰到好处。

《红楼梦》是一部记录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巨著，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些丰富多彩的诗词曲赋也如实地、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应景赋诗、制灯谜、行酒令、结社做诗，都是清代文人间聚会时流行的风俗，书中描绘的这一切都能在当时的社会上找到对应的影子。比如说有名的“乾隆遗风”，就和元妃省亲时命令众姐妹为大观园诸景赋诗有几分相似，这种习俗甚至流传到了今天，迁客骚人触景生情也是会留下一点点文墨作为纪念的。

虽然《红楼梦》本身不是一本讥世讽俗的小说，这一点和《儒林外史》有本质的不同，但是曹雪芹还是在诗词中流露出了一点点的“伤世骂时”之情。给我留下比较深印象的是薛宝钗的《螃蟹咏》之中的“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连作者都借书中众人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还有就是《芙蓉女儿诔》之中引用的诸多典故，不乏古时候政治上遭难的人物，用在一篇给晴雯的悼词中，不能不说是作者别有深意。

读了书中所有的诗词曲赋，还是最喜欢甄士隐解说的《好了歌注》：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

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

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

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

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

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这首注很形象地勾画了封建末世统治阶级内各政治集团、家族之间，为权势利欲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脸孔，以及他们兴衰荣辱迅速转换的历史图景。短短数百字，却把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政治风云的动荡、人世间的冷暖炎凉描摹得入木，实在是精辟至极。我们现在虽然无法切身体会到当时的情形，但是读过这首注之后，也能很清楚地想象到封建末世那一幅幅讽刺的场景，这首注对于今天同样有很大的警醒意义。当然，置于全书之中，这首注也有着预示人物命运的意味了。

总的来说，《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读《红楼梦》，就不能不读其中的诗词曲赋，不能不去理解其中的诗词曲赋，这也是这本伟大小说的一个特殊现象，一个特别的成就。

C. 求一篇关于中国文学欣赏方面的论文

读《茶馆》有感
茶馆，彼此唠家常，谈山海经的地方。谁能想到它竟能折射出一大社会问题！除非友一位具有独特视角的大师使它“活”起来，否则茶馆平庸无奇，永远不会有更深的意义。而那个人便是老舍——一位语言大师，他用其独特的视角和手法使整部剧本的语言绽放生命的炫彩。

老舍出生于一北京大杂院中，一户舒姓的满族贫民家。父亲是护军，母亲靠洗衣赚钱。父亲早逝之后，生活更为窘迫，但幸运之神眷顾了老舍。一为慈善家资助老舍上学，使他收到良好教育。在老舍自身的不懈努力下。他渐小有成就。在之后的创作过程中，而是的境遇更是深深影响着他。而《茶馆》之所以有“小中见大”的特色，与其是平民出身也有密切联系。

同样，老舍的手法也是独一无二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全剧只有三幕，一幕一时段，干警、简洁，也十分容易表现剧情，从清末戊戌维新失败到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再到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与其说是时间变迁不如说是历史变迁。人物表现年代，而年代又作为人物表现的背景，相辅相成，使小小一茶馆提升到不得不让人用看“历史剧”的眼光评审这部巨作。其二，尽管茶馆人呆，三教九流植被也不少。但是几位人物始终贯穿全剧，起着核心作用。一、王利发（茶馆掌柜）二、松二爷（胆儿小，人却不怀）三、常四爷（正义之士、十分爱国、体格健康）松二爷、常四爷两位茶客与王掌柜交情还不错而在这所谓“热闹”的茶观众，要找出几个掏心掏肺的件阿婆人还真不容易。听听！说的不是客套话便是奉承话。我虽不知老舍塑造如此的人物性格有何用意，至少通过这有点人情味儿和有“良心”的三人谈话使人更深刻的体会到世态炎凉啊！发人深思。其三，子承父业。这是几句疮痍有待讽刺意味的安排。剧中一幕幕地时代向前走，衣着也跟着前卫起来，客人的思想呢？！简直是幻包装不换内容。例如，原先看相面的糖铁嘴养一儿子，现竟“升级”为大师。刘麻子那说媒拉线行当竟让他儿子“发扬光大”变为“花花联合公司”（专给洋人、官员提供女招待与吉普女郎）。而吴祥子这老式特务到了儿子这辈儿竟改个名儿叫世袭特务。人哪！为何总在这方面“遵规守矩”呢？

老舍，无论您想传达予后人什么，至少《茶馆》让我们受益匪浅。我不能评说它的优劣，在如此剧你面前，我只有说声：“谢谢！谢谢您留予青少年如此宝贵的财富。”

【摘要】：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情感美是古典诗词内涵美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情感美主要包括五种情感：即深沉的爱国情、浓烈的思乡情、执着的男女情、美好的朋友情和温馨的骨肉情。中国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这种崇高伟大的情感美，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幸福、繁荣、稳定的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国；古典诗词；情感美

什么是情感？《现代汉语词典》说：“情感是对外界刺激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应，如喜欢、愤怒、悲伤、恐惧、爱慕、厌恶等。”[1]只要是正常的人，他就一定有情感。只要有情感，他就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予以表达。中国古典诗歌就是古代人们抒发情感的一个最为有效的工具。诗歌的本质是抒情的。陆机在他的《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2]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中也说：“诗者，吟咏性情也”。[3]我们今天阅读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留下来的那些洋溢着真情的伟大诗篇时，无不感到这种真挚的情感给我们带来的审美愉悦和震憾人心的力量。这种真挚的情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深沉的爱国情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一个对人类文明有着重大贡献的民族，也是一个深深热爱自己祖国的民族。为了祖国的统一、民族的独立，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孕育了一大批热爱祖国的仁人志士，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爱国诗人。他们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深沉的爱国精神，是华夏历史上动人心魄的精神文明之花。他们留下来的无数诗篇，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如明代诗人杨继盛的《就义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这是诗人面对死亡高唱的充满凛然浩气的爱国壮歌。前二句大笔挥洒，极力渲染浩然正气，意在说明“天地有正气”。杨继盛本来就是个刚直不阿、胸怀浩然正气的人，仕进后更以忠直敢谏著称。他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进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后改兵部员外郎，力主抗击北方鞑靼人的侵入，因弹劾大将军仇鸾误国被贬狄道县典吏。仇鸾伏诛后，诗人复官，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弹劾奸相严嵩十大罪状，被严嵩迫害入狱。在长期监禁后，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被杀害。这首诗最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并不认为就义便是报国的尽头，临刑前他想到的是“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即活着未能斩除佞臣、尽到报效国家的责任，死后要继续用自己的忠魂实现报国之志。后二句直抒胸臆，痛快淋漓地抒发了诗人炽热无比的爱国热情，至死不忘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

二、浓烈的思乡情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炎黄子孙有着浓重的思乡情结，而思乡情结就是爱国情结的基础，很难想象一个连故乡都不爱的人会去爱国。思乡念国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她蕴涵着对故乡亲友的挚爱，对故乡山水的依恋。古代诗人写有太多的游子诗，抒发着各不相同却又极为相似的故乡之情。这些诗歌不追求奇特新颖的构思，更不要精工华美的辞藻，只是用深情的语句，写出远客思乡的殷殷深情。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秋月分外明亮，也特别清冷。对于孤身在外的人来说，最易触动旅思之怀，感受到客居的萧条，年华的易逝。凝望着明月，更易使人想起故乡，思念亲人。大概正是此情此景感染了李白，他挥毫写下了《静夜思》这首具有浓烈思乡之情的诗歌。

三、执着的男女情

男女情爱，本是人类生活中经常存在的普遍现象，因此在我国古代数量繁富的诗歌遗产中，爱情诗占了很大的比重。爱情诗在古代民歌中非常发达，从《诗经·国风》、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到唐代民间曲子词、明清民歌，歌唱爱情的篇章往往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在文人诗歌方面，上自屈原的《九歌》、汉魏六朝古诗，下至唐诗、宋词、元曲，爱情诗的数量也是很多的。我国古典诗词中的爱情诗，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丰富多彩，真挚动人。它们表现了古人对爱情的强烈追求，爱情得到满足时的愉悦和欢乐，更多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生离死别引起的忧伤和痛苦。在我国古代众多的爱情诗中，写得最好、最感人的是那种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至死不渝、永不分离的爱情追求为内容的诗篇。如汉乐府诗歌《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全诗一开头，这位女子就向天发誓，表明了她与“君”的相爱关系，并希望他们之间的爱情永远不中断，不衰竭。为了表示自己对爱情的忠贞，她象放连珠炮一样，一口气列举了五种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从反面说明她“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的执着追求。只有高山成为平地，江水干涸不流，冬天雷声隆隆，夏季雪花飘舞，天地合为一体，她才与心爱的人断绝感情。而这五种情况都是不可能出现的，自然她与“君”的爱情也就不会“绝衰”了。诗中出现的各种景象相互之间并无联系，但在表达爱情的坚贞这条线上，却美妙地串成了一个抒情形象的整体。读了这首诗，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直爽、活泼而深情的女子活脱脱地站在我们面前。她对爱情的追求是那么至死不渝，纯洁热烈；誓言是那么干脆利落，不假雕饰。这种纯属真情的自然流露，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并深受感染。男女情爱的美好归宿，便是结为夫妻。有人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这从根本上亵渎了神圣的爱情。因为夫妻互爱是人世间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是家庭存在的重要基础，也是人类基本的道德关系之一。夫妻情笃是家庭和睦的核心内容，夫妻感情是家庭幸福的晴雨表。在我国古代的夫妻关系中，虽然受到男尊女卑的影响，但人们还是以相敬如宾，伉俪情深，富不易妻，白头偕老为美德，鄙弃那种见异思迁、喜新厌旧以及忘恩负义的卑劣行为。
在古代大量的爱情诗中，有不少描写夫妻恩爱的诗篇。如杜甫的《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这是一首一往情深、缠绵真挚的怀人诗。诗起笔即妙，题为“月夜”却不写作者自己看到的“今夜长安月”，而从千里之外落笔，以一“独”字见出两地相思。就表现手法来说，可谓一箭双雕。不说自己思念之苦，反关心妻子遥忆之悲，伉俪情深，溢于言表。“独”字更是意味深长，夫妻离散，两地相隔，故谓“独”，这是第一层义；儿女未谙世事，不知思父，不懂得母亲望月的心情，故谓“独”，这是第二层义。颈联描写妻子独自望月的形象。云鬟雾湿，玉臂生寒，可知站立良久，心往神驰。尾联“双照”反结“独看”，表达了作者心中的希望。在充满悲哀的日子里，只有希望才能给人以生存下去的慰藉。双照之下犹带泪痕，正是悲喜交集、痛定思痛的景象。诗人写情如此，真称得上是力透纸背。

四、美好的朋友情

友谊是人生旅途中激人奋进的伴侣，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之一；友谊是人生的需要，是朋友之间的高尚的情谊。它既是个人事业成功，生活幸福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关系到人际和谐，国家安定的一个重要方面。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生离不开友谊，事业离不开友谊。友谊是信任理解，是无私奉献，是高尚人格的体现。真正的友谊是人与心灵相通的亲密的关系，在一起时要相互激励，远离时要扬其善名，快乐时要与其共享，患难时则要共生死。这种友谊的特征是，在思想上互相帮助，在品行上互相砥砺，在学问上互相切磋，在事业上互相支持，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在中国文学史上，歌颂这种高尚真挚友谊的诗歌不胜枚举，如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这首诗是李白听到王昌龄遭贬时所作的一首抒发真挚友谊的诗歌，诗中表现了对王昌龄的深切同情。诗的前两句道出时间、环境及事件。时间是暮春，环境是飘飘扬扬的杨花和音似“不如归去”的杜鹃叫声，这一切带给人的无疑都是悲凉。在这种氛围里，听说王昌龄被贬到龙标，且已过五溪，岂不更令人忧伤？
后两句是抒情。人隔两地，难以相从，而月照中天，千里可共，所以诗人把自己的愁心寄与明月。让这颗愁心随着风。和着月，伴着不幸的友人直到夜郎西。因远隔万里，不能相见，而诗人的情感又那么强烈，难以抒发，难以寄托，只有通过千里可共的明月来“遥有此寄”。
李白与杜甫的交往是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珍贵的一页。二人相处的时间虽然不算长，但二人友谊深厚，心心相印，离别后互相思念，留下了一些感人的诗篇。唐玄宗天宝三年初夏，李白与杜甫在洛阳首次相遇。从夏到秋，他们在粱（今河南省开封）、宋（今河南商丘）一带漫游。经过冬天小别之后，第二年又在东鲁相聚，直到秋天分手。分手后，杜甫欲去长安，李白则寓居沙丘。想起在一起时欢快的日子，想起二人诚挚的友谊，李白写下了《沙丘城下寄杜甫》这首诗：“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起首两句，诗人以自怨自责的意味写“我”：“我来竟保事？高卧沙丘城。”劈空一问，悬念陡起。诗人为什么对自己来沙丘城这么恼恨？难道仅仅是因为闲居无事吗？
三四两句写诗人所处的环境：瑟瑟秋风，老树孤立，这阵阵风声片片落叶给闲居人带来的是什么呢？接下来两句，点出了诗人当时的心情：“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声歌美酒，本来诗人平生钟爱之物，此时竟然提不起精神，引不起兴趣，这又是为什么呢？
诗写到这里，句句以“我”为中心。“我”的生活单调乏味，“我”的环境一片萧索，“我”的心情沉闷低落。这一切，似乎是诗人在向外人诉说自己的苦衷，与“思君（杜甫）”毫无关涉。直到最后两句“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笔锋陡转，照应了诗题，点明了主旨，读者一下子明白了诗人前六句的用意：这生活，这环境，这心情，这难以排遣的孤寂，原来都是出于对“君（杜甫）”的思念。

五、温馨的骨肉情

骨肉情深是一种美德，也是家庭中有关亲人关系的道德规范。中华民族历来提倡家人之间应该“相爱”、“相顾”、“友悌”、“和睦”，提倡兄友弟恭，尊卑长幼有序。也就是说，做长辈的，做兄姐的，要以疼爱友爱的态度对待子女弟妹，子女弟妹要以恭敬的态度对待长辈兄姐。只有这样，才能使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亲爱和睦，共同感受骨肉亲情的温暖和快乐。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不少描写这种骨肉情感的优美诗篇。这类诗篇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晚辈对长辈的孝敬之情。孝敬长辈尤其是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曾被儒家作为一切道德的根本。我们的民族文化具有重人伦的特征，而伦理文化的核心之一是“家庭孝敬”，尤其是对父母的孝敬。“百事孝为先”，自孔子始，孝德便被当作“仁之本”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所奉行的一条道德原则。孝是一种永远也不会过时的民族美德。从古至今，古典诗歌对于“孝”这个主题进行了无数次的赞美，对父母的天高地厚的恩德进行过无数次的讴歌。“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像春天阳光般厚博的父母之情，区区小草似的儿女怎么能报答于万一呢？究竟怎样才能报答父母比天高比海深的恩情呢？诗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回答。宋末诗人江万里的《水调歌头·寿二亲》词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首：“生日重重见，余闰有新春。为吾母寿，富贵外物总休论。且说家怀旧话，教学也曾菽水，亲意尽欣欣。只此是真乐，乐岂在邦君。 吾二老，常说与，要廉勤。庐陵几千万户，休戚属儿身。三瑞堂中绿醑，就满城和气，端又属人伦。吾亦老吾老，谁不敬其亲。”词的上片写作者为母亲生日祝寿，不谈富贵外物，只谈一些家常旧话。说自己粗茶淡饭，尽心孝敬赡养父母，使父母很高兴，并认为这是真正的乐事，也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下片写父母对自己的教导，做官要清正廉洁，要和百姓休戚相关。作者认为自己遵循父母的教诲，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在自己所辖之地，民风淳正，人际关系和谐，子女能孝敬父母。
古语云，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作者不仅在家能孝敬父母，而且在外能为国尽忠，很有民族气节。当元军攻陷家乡时，江万里大义凛然，赴水而死，以身殉国，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正因为作者感情真挚，诚心至孝，因而词中所流露出的孝敬父母的真挚感情，深深地感染着后代的每一位读者。
二是长辈对晚辈的舐犊之情。舐犊之情，人皆有之，谁人不关注儿女的成长？《责子诗》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别开生面的一篇名作。它洋溢着老父亲对儿子的爱，使人如欣赏一幅老父教子图。它不用传统严厉训斥的语言，而是带有诙谐戏谑的趣味：“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好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怀中物。”开篇两句勾画出一个垂老父亲的形象，白发苍苍，皮肉松弛。老了自然想到把希望寄托在儿辈身上，所以自然要写儿子。先总说一句，有五个男儿，却都“总不好纸笔”。五个儿子好像没有一个有成材的希望，那该怎么办。诗人淡淡地一收，假如天命如此，那还不如饮酒取乐，结尾好像很平淡，却表现出诗人对儿子们的爱。表面上数落它们，实际上带有点儿欣赏的味道。儿子们都非常天真可爱，没有沾染上世俗渴求功名利禄的习气。正因为如此，诗人在远离官场、躬耕田园时才会感到家乡的美好和亲情的温馨。
三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关爱之情。兄弟姊妹本是同根，情同手足，一旦离别，彼此思念，切切之情难以言喻。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就表达了兄弟之间这种浓厚的关爱之情：“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前两句正面叙述对亲人的怀念，虽用语通俗，用意却十分缜密。劈头一个“独”字，点明只身客居的孤单；“在异乡”，表露自己远离故乡亲人的怅惘。作过气氛渲染之后，年轻的诗人告诉我们，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逢佳节”的，自然会“倍思亲”。其实，透过这诗句不难看出，诗人无时无刻不在思亲，只不过是适逢佳节，思念之情更强罢了。后两句诗人驰骋想象，描绘出一幅家乡亲人重阳登高、欢度节日的图画。这里诗人不直说自己在思亲，而是用烘托的方法，说兄弟们因“遍插茱萸少一人”而在思念自己。这种以揣摩别人而表现自我的方法，使所表达的感情更为含蓄深沉，也使诗中所表达的兄弟之间相互关爱的情怀更加温馨感人。
中国古典诗词中所表达的深沉的爱国情、浓烈的思乡情，执着的男女情，美好的朋友情和温馨的骨肉情，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优秀完美的道德规范以及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这种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情感美，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发展繁荣的巨大力量。我们认真学习中国古典诗歌中所蕴含的情感美，继承和发扬这种情感美的光荣传统，对于我们建设幸福、繁荣、稳定的和谐社会，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D. 有关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的论文

论张恨水对现代通俗小说艺术理论的贡献
【内容提要】
张恨水的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大体上是属于实践型也即经验型的，即在通俗小说创作的基础上，以经验的总结、提升而形成某些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又能进一步深化他的小说创作。他对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的贡献主要是：在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思中，建立现代通俗小说的文体观；在创作实践的演进中，建立现代通俗小说的艺术观；在追求时代精神中，发展现代通俗小说的功能观。他在“趣味性”与“时代性”的双重变奏中，实现了理论的发展和创作的突进，完成了由俗入雅地向新文学主流意识形态的靠近及转向。
作为现代通俗小说艺术大师的张恨水，不仅为中国文坛留下了120多部中长篇小说，而且还留下了相当数量的小说理论着述。人们评价张恨水，大都关注他的文学创作，而对他的文学思想尤其是小说理论则很少涉足。其实，张恨水不仅是现代通俗小说家，而且还是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家。张恨水说他曾打算写一部《中国小说史大纲》，后来欲改为《中国小说新考》，这部系统的小说理论着作虽未面世，但在他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写作生涯回忆》、《谈长篇小说》、《长篇与短篇》、《短篇之起法》、《我的小说过程》、《我写小说的道路》以及《总答谢》等理论文章中，已能够显示其通俗小说理论的系统性、深入性。他的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大体上是属于实践型也即经验型的，即在通俗小说创作的基础上，以经验的总结、提升而形成某些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又能进一步深化他的小说创作，这就形成了张恨水小说创作与理论的互动共振关系，这种“关系”既发展了张恨水又影响了一代通俗小说理论及其创作。本文拟从通俗小说的文体观、艺术观、功能观三个方面，探讨张恨水对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的贡献。
一
张恨水走通俗小说创作道路，大都采用章回体，他对章回体小说情有独钟，因而在理论上对章回体的性质以及如何改造旧章回体，作了较深入探讨。联系现代文学发展史可以看到，张恨水是在反思“五四”新文学，雅俗、新旧对峙冲撞中坚持章回体小说创作，建立通俗小说文体观的。当“五四”新文学运动掀起巨大浪潮，以“反传统”面目冲击着旧文学时，张恨水却在旧文学圈子里打转转，固守传统的章回体，发表小说《真假宝玉》、《小说迷魂游地府记》，这便引起人们的不满，如他自己所说：“在‘五四’的时候，几个知己的朋友，曾以我写章回小说感到不快，劝我改写新体”①。但张恨水并没有“改写新体”，这就使他成了“异类”。因为“五四”文学革命明确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文学革命倡导者和新文学作家仅从1919-1921年间就发动过二次对旧派文学的批判，那时批判旧文学是为确立新文学的独尊地位。但在“反对旧文学”的“反对”、“批判”中，却形成了人们一种新旧对立的二元思维定式，非新即旧，一切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创作、理念均是“新”的，革命的，而与之不同调的，靠近“传统”的，即都是“旧”的，作为旧形式的章回体，当然应该排除。其实，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旧瓶也能装新酒，旧形式加以改造完全可以为新时代所利用。张恨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是肯定、赞同的，但是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反传统”，尤其对旧文学批判批过了头，连章回体都加以扫荡，他是不满的。张恨水坚持用章回体写小说，而且在《春明外史》问世后，“略引起新兴文艺家的注意。《啼笑因缘》出，简直认为是个奇迹。大家有这样一个感想，丢进了茅厕的章回小说，还有这样问世的可能吗?这时，有些前辈，颇认为我对文化运动起反动作用。而前进的青年，简直要扫除这棵花圃中的臭草，但是，我依然未加深辩”②。30年代，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已达到了艺术的高峰，而新文学家们仍然坚持以“新”“旧”、“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认定张恨水的小说创作是“旧派小说”，是文学花圃中的“臭草”，从而对他进行“围剿”，张恨水自己对于这一点也有清醒的认识，“除了‘礼拜六派’的遗留，文坛对我是围剿的”③。尽管张恨水遭到新文学派的“围剿”，但他并没有在自己坚守的通俗小说阵地上退役，他采取“未加深辩”的策略，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继续创作章回体通俗小说。同时，他还在理论上强调了章回体的艺术价值，在《总答谢》中，他说：“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可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着呢?自然，章回小说，有其缺点存在，但这个缺点，不是无可挽救的（挽救的当然不是我）；而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明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班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他看到了章回小说的优长，同时也看到了新小说取法西洋而带来的“欧化”毛病，这种“欧化”倾向使得
一般的普通民众无法接受，所以他要缩短新文学与普通民众间的距离，愿为普通民众服务。这是他的通俗小说观所强调的“服务对象”问题。如何为普通民众服务，张恨水认为必须要改造章回体，而他的创作实践已经作了一系列的改造章回体的工作。他说：“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的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有两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他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觅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我非大言不惭，能负这个责任……而旧章回小说，可以改良的办法，也不妨试一试。”这里就提出了用现代意识去改造旧章回体，要为他的服务对象提供“现代事物”，从而在“新派小说”和“旧章回小说”之间踏出一条改良的新路。如何改良旧章回小说，张恨水提出要采取渐进之法，“所有章回小说的老套，我是一向取逐渐淘汰手法”。在具体的改良手法上，他是“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者多。那是由于故事的构造，和文字组织便利的缘故”。这有其“恋旧”的一面。但他又认为：“关于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一部分风景的描写与心理的描写。有时，也特地写些小动作。实不相瞒，这是得自西洋小说”④。这“求新”的一面，正是他“改良”之所在。这些都在《啼笑因缘》等作品中运用过了。
张恨水不仅从为“匹夫匹妇”服务的受众对象上肯定了章回小说的艺术价值，而且还从为“匹夫匹妇”服务的受众对象上去认识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的价值的。从他的《我写小说的道路》一文中可以看出，他是由武侠到言情发展到社会加言情再发展到历史与抗战小说，顺着这样一个发展的路子，我们首先探讨张恨水对武侠小说理论的认识。张恨水说他十三四岁时，就喜欢看武侠小说《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还编了一段武侠故事，讲给他的弟妹们听，并拿出自己仿照《七侠五义》的套子绘成的“侠客图”给他们观赏，引起他们“哈哈大笑”⑤。由对武侠小说的偏爱作为深深的文化积淀，使他在创作章回小说时，总会在言情中加一点“武侠”的影像，或在社会加言情中渗进一些“武侠”的因子。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他深深地认识到在中国下层社会，最感兴趣的“第一是武侠小说”。因此，他在40年代还写了一篇《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的论文，形成了他的武侠小说理论与创作连带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了武侠小说的利弊和下层社会之所以对其感兴趣的原因，并提出了改造武侠小说的问题。张恨水认为：中国下层社会人物都有着崇尚“英雄主义”的色彩，“那完全是武侠故事所教训”的结果，武侠小说教会读者“反抗暴力，反抗贪污，并且告诉被压迫者联合一致，牺牲小我”，但是，它们教训有极大的缺憾：一是“封建思想太浓，往往让英雄变成奴才式的”，像黄天霸、白玉堂之流，“就变成了一条驯服的走狗”；二是“完全幻想，不切实际”；三是斗争方法也“有许多错误”。下层阶级喜爱武侠小说，是因为他们社会地位低下，受苦太深，“无冤可伸，无愤可平”，故将自己心中的愤懑，“托诸这幻想的武侠小说，来解除脑中的苦闷”⑥。张恨水这一理论的认识与他的小说创作是契合的。他在创作中，就是从适应市民社会需要的除恶惩暴的理想出发，去塑造充满“侠气”的人物形象的。他小说中的“侠”，多是贫民出身，多与邪恶势力对立，没有一个变成官府的“驯服的走狗”的。在他创作的武侠小说如《剑胆琴心》、《中原豪侠传》中，人物的武功，大都是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能够起到教育民众的作用。从张恨水塑造的“侠义”人物形象身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他受“传统”影响而又突破“传统”的特点。
其次，我们考察张恨水言情小说的理论观。张恨水创作的言情小说较多，他在理论上同样提出了改造言情小说的问题。在《〈美人恩〉自序》中，他认为历来的言情小说内容不外乎三角与多角恋爱，而结局“非结婚，即生离死别而已”。但是要言情，并要完全摆脱三角与多角恋爱而又不脱离现代社会，这就比较难作了。小说的结构必须有一交错点，“言情而非多角”，又到哪里去找“交错点”呢。所以他思考、探索的结果，还是不能完全摆脱以往的“公例”，只有“于此公例中，于可闪避处力闪避之，或稍稍一新阅者耳目”⑦。这样才使《美人恩》中言情，“初不写情敌角斗之事，而其结局，一方似结婚而非结婚，一方亦似离别而非离别”。与传统的言情小说结局“非结婚，即生离死别”则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创作与理论的结合
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改造言情小说，是在内容上将言情加武侠（如《啼笑因缘》），或言情与“社会”结合（如《春明外史》、《斯人记》等）。而在叙事形态上多是“一男数女”或“一女数男”的多角恋情，而且爱情的结局大都是悲情。仅以一篇《〈啼笑因缘〉自序》即可看出他写悲情，在悲剧艺术及悲剧的结局方面，既继承了传统又突破传统。传统文学写男女恋情，多以大团圆结局。“五四”新文学打破了“大团圆”的模式，以“不团圆”形态出现，使悲剧艺术得到长足发展。但时日一长，逐渐形成了“不团圆主义”，这对悲剧发展又造成了不利。张恨水既认识到“大团圆”的通病，又不满于“五四”以后的“不团圆主义”的盛行。因此，他在反思传统与观照现实的双项思维活动中，去建构自己的悲剧艺术世界。张恨水说：“长篇小说之团圆结局，此为中国人通病。红楼梦一出打破此例，弥觉隽永，于是近来作长篇者，又多趋于不团圆主义，其实团圆如不落窠臼，又耐人寻味，则团圆固亦无碍也。”⑧《啼笑因缘》既不是“团圆主义”，也不是“不团圆主义”，以留有“余想”的方式，显现出“一新阅者耳目”的特点。

E. 中国当代小说赏析

推荐两篇，一篇是苏童的《米》，另一篇是张抗抗的《残忍》，两篇都是3000多字，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灵魂的还乡 ——论苏童的小说《米》

在苏童早期的“枫杨村的故事系列”的小说《1934年的逃亡》、《飞越我的枫杨村故乡》、《逃》等作品中,有大量的关于人们逃离故乡去城市谋生的描述，这是苏童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小说创作的一个母题。小说中笼罩着的是逃亡者对自己生生不已，魂牵梦绕故乡的追忆缅怀和强烈的归乡心绪，使人难以忘怀。逃亡者虽以不同的方式逃离乡村进入城市，却以相同的心态寻找归乡之路，踏上归乡之途。在《1934年的逃亡》中，苏童借“叙述人”之口倾诉了逃亡者的心曲“我的枫杨树老家沉没多年\我们逃亡到此便是流浪的黑鱼\回忆的路途永远迷失。”这是枫杨树人的迷惘、惆怅在字里行间渐渐跳越，激荡；留给人不尽的遐思。我们可以说这些小说是逃亡者在城市异乡向故乡的一次次的眺望。

长篇小说《米》即是通过一个极富传奇性的故事,描述了枫杨树人的精神在异乡城市的流浪，表现他们的存在与虚无，现实与梦想，罪恶与救赎。小说包含着深刻的生命哲理和丰厚的文化内涵，苏童从容不迫的叙述让人们的心灵产生深深的震撼。很明显，这部《米》的内涵，主题表现已不同于他以往的原乡小说的叙事抒情形态。小说既没有缅怀故乡风物的纯朴固陋，也没有追忆少年往事的真率和灿烂多姿，乡里的奇情异事，而是一改过去荡气回肠，柔美沉溺的叙述美学风格，在对城市之俗之恶的大加铺陈中，绵亘着对故乡往事凄惨沉痛的回忆；或关于贫穷，饥馑，洪荒，或关于漂泊无定，或面对时移往事灵魂深处的悲凉感伤，或丧失生命之根的内在隐患。我认为，在这里，原乡题旨和小说的传奇性故事本身一样，仅构成了小说的表层形态，它的深层意蕴则是小说对人的命运、存在问题颇具文化、哲学意味的思考。

在沾染难以治愈的性病之后，五龙做过一次认真的反思：也许他会在暗病的折磨下丢失整个生命，他冷静地寻找他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发现他的心灵深处始终仇视着这个城市生活。但他的肉体却在向他们靠拢、接近，千百种诱惑难以抵挡，他并非被女人贻害，而是被一种生活的欲望和梦想所害。于是，五龙遭受阿保之子报玉的残害后对城市彻底绝望。

实际上，苏童写作小说《米》的初衷以及文本本身展现的意旨并不在于对寻根意义的探询，而是着力地表现人对无限漂泊的恐惧和客居异乡异地灵魂的无定。灵魂最终的归属离不开故乡的土地和“元气”，因此，晚年的五龙滋生了强烈的归乡意念。对城市的现实占领，并不能驱散他精神改造的孤独感和失败感。他只能以自己的诅咒来维持自己乡村人格的平衡与自足。他之所以没有在心灵上被都市同化，也同时显现了乡村文化因子在他血液中积淀的深厚。“这就是城市，它是一个巨大的圈套，诱惑你自投罗网。为了一把米，为了一文钱，为了一次欢情，人们从铁道和江边码头涌向这里，那些可怜的人努力寻找人间天堂，他们不知道天堂是不存在的。”这是五龙对城市的彻悟，是他反躬自省之后的一种绝望的叫喊和诅咒！一旦清醒，五龙对城市人格的清扫就相当轻松，他买了三千亩地，买了两车大米，他设计的“衣锦还乡”的场面，给了他乡村人格巨大的满足。

前面我们提到，苏童这部小说不同于现代传统的“原乡小说”，除故乡意识、意象是小说故事的表层意蕴之外，这部小说与传统“原乡小说”还有这样几点差异：一是故乡本身的传奇性在小说中衍生成主人公五龙的传奇经历。五龙在洪水袭击故乡之后孑然一人逃向城市，开始长达几十年的异乡闯荡，在瓦匠街乃至整个城市的种种，直至客死归乡之路，构成从威风八面到孤寂沉沦的传奇生涯。个人的传奇性演义，取代了故乡的传奇色彩。二是“枫杨树”故乡的淳朴民俗、安宁吉祥、浪漫情致、村野轶闻并没有得到铺陈演绎，有关故乡的这一切即使在五龙的记忆中也是一掠而逝。而在五龙心中永远挥之不去、不堪回首的只有那场造成枫杨树人空前灾难的毁灭性洪水，这是小说中最沉重的“乡愁”。三是小说没有像以往“原乡小说”那样，主人公对自己的“枫杨树故乡”寄托浪漫的乌托邦式的“幻象”以平慰在异乡的破碎的心灵。五龙的“神话”就是把自己在异乡的“收获”运回故乡，实现“衣锦还乡”的梦想，然后在自己购置的三千亩稻田中成为土地和“米”真正的主人。

五龙在生命即将老去之际，被唤醒“还乡”意识，这是他渴望在故乡洪水中飘浮的灵魂飞翔起来的梦想。五龙在城里并没有找到精神之乡，一个枫杨树男人的梦想即使在异乡异地得以实现也并不能安妥他浮躁的无根无本的灵魂。五龙就如同生命线上的一点，连接城市与故乡，不安定的灵魂渴望在还乡中得到拯救，获得解脱。

五龙的归宿是死于还乡之路，这是追寻灵魂锚地以求安息而不得的终极之旅。五龙最后的虚空表明：人为一种注定得不到的东西而求索，这就是求索的本质，无论生存还是死亡，人都要寻求一条路。因此，五龙灵魂的还乡就只能在梦中完成，五龙所能实现的也只能是充满恐惧、哀伤的虚幻感觉。整部小说通体都笼罩着那种哀婉、沉重的氤氲，时有时无，时隐时现，似意似境，语言打通了感觉与世界的对应，使作品灌注着生命的气息。

小说基本实现了苏童写作时的想法：《米》主人公五龙是一个理念的化身，我尝试一种强硬的人生态度，它对抗贫穷、自卑、奴役、暴力、孤独，在对抗中他的生命沉浮着，发出了我喜欢的呻吟、狂喜和痛苦的声音。

现代存在主义大师雅斯贝斯在论述人的自由选择时强调，人的本然的自我存在只有通过非理性的，自由的，无条件的选择才能实现。他认为：人永远不能穷尽其身，人的本质不是不变的，而是一个过程；他不仅是一个现有的生命，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他还有意志自由，能够主宰自己的行动，这是他有可能按自己的愿望塑造自身。[2](P209)这一观点可以说正是对小说主人公五龙的一种理性诠释。“枫杨树人”少年五龙，因为一场空前的洪荒逃离故乡枫杨树乡村而进入城市，以此开始他的异乡异地的漂泊生涯。这种对陌生世界——城市的“进入”，可以说是情理之中无奈的选择，自古至今正成为许多人的一种生存选择的模式。问题在于，五龙的进入城市，不仅彻底改变了他生命的深层本性，而且，几十年的谋生与闯荡，城市依然没有成为他栖居的所在，相反，灵魂丝毫没有获得片刻的安宁，城市像搅拌机旋转起五龙的燃烧的欲望。 小说真实地刻画了五龙逃离乡村，流浪于都市的精神和生命历程。五龙的都市流浪生涯无疑是《米》故事表层的核心。五龙是怀着对故乡的依恋和对城市的幻想踏上逃亡旅程的。一方面，这种逃离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强制性（水灾）；另一方面，又有着个体的主动性，尽管这种主动性在潜意识中也许是一种与曾经的五龙在枫杨树乡村的自足而安的生活态度呈完全相反的运动方向。这就是五龙的都市流浪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矛盾色彩，其现实流浪与精神流浪的背离趋势必然会影响和伴随他即将面临的流浪生涯。

在五龙的都市流浪生涯中，生命成为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每个人似乎都必然的具有某种疾患的特征。生命由绚烂的极致趋向死亡的极致。生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恶毒与肮脏的狰狞面目在文本中呼吸与漂浮，一切纲常伦理和秩序准则全被颠倒和破坏了，一切生命的尊严、崇高、纯洁、健康和美丽在诗一般的文字中灭亡殆尽。五龙并非怀揣阴谋与邪恶闯入城市的。但是，善良、淳厚的枫杨树乡风却无法抵御城市欲望的侵袭，城市文明的衍生物——人性之恶像毒蛇一样迅速地缠绕着五龙。城市刺激起五龙的人性之恶，生命的原始欲望和野性迅猛地膨胀。在瓦匠街冯氏米店为背景的城市生活中，五龙渐渐地蝉蜕掉许多善良美好的品性，成为一个杀人越货的地地道道的恶霸。狡猾、凶狠、无赖成为他的脾性。五龙在进城市后凭借其旺盛的生命力而使自己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这表现在他首先很便捷地解决了温饱和栖身之所，这是个人生命存在的先决条件。进入冯氏米店，使他彻底摆脱了饥饿给他带来的恐惧，“米”的获得和殷实，也使他得以继续满足其它欲望的实现。

小说浓墨重彩地刻画了几个城市家族的败落，从而整体上寓言式地揭示了一种历史的颓败。《米》的基调是灰暗和压抑的，充满着一股冷气。小说对五龙流浪命运的描述，是在整个都市生存群体的生存窘境和没落气象的背景上展开的，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无一例外地挣扎着走向他们生命的黄昏。沉重的窒息感压迫着小说主人公的同时，也压迫着读者的神经。小说是从家族的角度来串联人物演进情节的，冯老板的“大鸿记米店”家族的变质和衰败是小说主体。

五龙横行称霸，为所欲为宣泄欲望的心理依据是他强烈的复仇意识。这是潜隐在五龙血液中的“情结”，它映现五龙生命中另一侧面的品性。五龙与所有的人都处在一种敌对的矛盾关系中，他与地方乡绅六爷吕丕基是仇恨的 ，最后五龙使他客死他乡；他与阿保是仇恨的，一纸文书投给吕丕基，阿保葬身鱼腹。而那八个可能使他染上性病的妓女，无一幸免地投入河中，溺水而死，甚至他也不放过他先后的两个妻子织云和绮云，他对她们充满仇恨和鄙视。用他的话讲：“我靠什么才有今天？靠的就是仇恨，这是我做人最好的资本，你可以真的忘记爹娘，但你不要忘记仇恨。”没有任何精神追逐的五龙，在无聊中让牙医敲掉了全部健全的牙齿，镶上满口的纯金假牙，以满足他在枫杨树乡的儿时梦幻。金牙开口，这是富贵显耀的标志，这是五龙走向虚妄的开始，“心灵始终仇视着城市以及城市生活，但他的肉体却在向它们靠拢、接近，千百种诱惑难以抵挡。”
再次通读小说《米》，我们再次听到了这种声音：《米》主人公五龙是一个理念的化身。我尝试写一种坚硬的人生态度，他对抗贫穷、自卑、奴役、暴力、孤独，在对抗中他的生命沉浮着，发出了我喜欢的呻吟、狂喜或痛苦的叫声。

解剖灵魂的一种选择—评张抗抗中篇小说《残忍》

每一寸中国的土地上都有知青的影子投影，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中都有知青的神经牵连。“知青”，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文景观，既是说不完的跨世纪的社会现象，又是写不完的跨世纪的文学题材。“知青”当年面临怎样的生存状态？“知青”今天又将做出怎样的命运选择？有着八年北大荒兵团知青生活体验，有着二十余年知青题材写作积累的著名作家张抗抗，直面人生，用她的中篇小说《残忍》，把一代人的灵魂推到“文学”的手术台上，用“小说”这把手术刀进行了“残忍”的解剖，对自己擅长的知青题材作了一次重大的超越，在思考的透彻和深刻中显示出大家气度。
《残忍》写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个年代，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发生在北大荒黑士地上的“残忍”故事：知青们遭受“残忍”的迫害，牛锛为了心上人杨泱不被玷污，伙同马嵘一起用“残忍”的方式活埋了顶头上司傅正连，自己大义凛然独担责任走向刑场，让马嵘活了下来，杨泱却永远失踪。
读完《残忍》，回头一看，毛骨悚然：

“残”——双方持“ 戈”格斗，寒光凛冽，铿然有声，留下一堆枯骨，走向生命的终结。
“忍”——锋利的刀刃，插在滴血的心上，雪原苍茫，万籁俱寂。

这并非是故作神秘的文学索隐，而是动魄惊心后的警醒和反思。“残忍”，一个飘浮于心灵世界的象征符号，一个徘徊在“黑土地”上的黑色幽灵，把更多的思考留给了读者。

傅正连——一种“残忍”的存在

傅正连，这个“全方位笼罩了13连全体”的“说一不二的大连长”，存在的“价值”是在他“消失”以后体现出来的。“没有连长 的日子过得很快很轻松”：“13连地界上方的天空格外晴朗、白云格外温柔、小河格外缠绵、庄稼格外招摇……就连指导员本人，眉头都缓缓地舒展开来，人们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深秋爽朗的空气，大声地谈笑，再也不必左顾右盼，随时提防着连长从背后忽然出现。”
为什么连长的“消失”会给人们带来这么多自由？连长是个恶魔，为什么这个恶魔又能成为兵团的“先进典型”“光荣地存在”？
傅正连专制、独裁，有着一切奴役者的共同“嗜好”：对权、色、财的疯狂占有。他的“手表多多，北京天津上海表哪样没有”，可以私设公堂，吊打不服从命令的知青，安排看上的女知青做特殊的工作，祸害的人多了，作家较多地借助工作组的手来揭露其恶行，而这些揭发的“证词”对傅正连本人还是团部都十分不利，只有把他的“残忍”合法地藏匿隐瞒。
傅正连本名叫傅永杰，不叫傅连长 、正傅连长而叫傅正连，因为这个名字能够全面体现连长 的种性及职务。傅正连仗着叔伯当官，“种姓”是对傅正连灵魂剖析的一种定位。剥开傅正连“光荣”的红色表皮，灵魂中浸透的完全是封建领主，甚而是奴隶头人的思想毒液。
“一种人活着，那么另一种人便不得不去死，他们无法容于同一片天空底下，就像牛锛和傅正连”，既然傅正连是一种“残忍”的存在，牛锛也将采取相应的手段，用“残忍”的方式将其惩罚。

牛锛——一种“残忍”的报复

牛锛，这个为知青除害，惩处邪恶，代表“正义”的血性男儿，既秘密地挖掘陷阱活埋了傅正连，又为了不让傅正连以“烈士”的名义 盗名欺世，大义凛然地挺身而出，公开了只有“天知地知”的除害悬案，救下了无辜的杨泱，庇护了同谋马嵘而慷慨赴死，无疑是小说中最具个性最有光彩的人物，作家在严厉的批判中始终倾注着较多的同情和赞叹。
牛锛浸透着作家强烈的主体意识，张抗抗深谙沈从文、汪曾祺“紧紧贴到人物来写”，“气氛即人物”的小说之道，更以凌厉的气势直面人生，重点场景总是涂抹浓烈的象征色彩，“天人合一”，蕴含着深沉的哲理和诗情。牛锛在“最后的时刻”说出埋葬傅正连的地方，“天空霎时就暗了，太阳模糊成铁青的冷光。雪和草的原野一片紫酱色”。“黑的血、白的泥土、血红的草茎、灰绿的天空”组成小说的意象，扩充了人物的精神，拓展了思想的容量，“地球被掘出一个黑洞，洞穴渐渐扩大，像一个地狱的入口”。牛锛最后的形象，“一个黑色的影子，渐渐融入血红色的天空。就像是荒野上慢慢移动着的一棵树。苍茫无垠的天地间，绝无仅有的一棵树”。情绪化的感觉，将“自我”融入浑然一体的宇宙现象中。
牛锛和马嵘对落入陷阱中的傅正连的审判，是《残忍》中泣鬼惊神的篇章，也是他们“最为辉煌的一日”，“正义之神与他们同在”。傅正连长期迫害知青，逍遥法外，罪不可赦，但走向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想玷污牛锛的心上人杨泱。为了杨泱，牛锛终于以“残忍”的方式报复了傅正连的“残忍”。“老子是替天行道为民除害，我哪怕明天就死也不能让你这样的人再在世上多活一天！”牛锛的灵魂中流淌的仍是“水浒”式的梁山好汉意识。人类进入文明的20世纪。还以中世纪的方式“替天行道”，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哀，而作家解剖的也正是这种生存状态下人的灵魂。《残忍》的开头有个富有象征意义的细节：牛锛把杨泱的搪瓷口杯碰掉在地，“广阔天地”四个红字中的“天”字磕破，成了“‘广阔地’没有‘天’”。“那时的中国惟独没有法院”。既然世道已“无法无天”，牛锛的“替天行道”当属于时势造英雄了。
出乎牛锛意外的是：牛锛为了杨泱，杨泱给他的说法是“残忍”；牛锛为了马嵘 ，马嵘认为自己在以后的岁月里独受记忆的折磨，牛锛的行为也是“残忍”；13连全体知青为牛锛鸣冤请愿，认为他伸张正义，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借以控诉傅正连的罪行，私下里许多人都说牛锛下手太狠。其实，牛锛在当红卫兵时，就用一把老虎钳把一个被遣送老头嘴里的金牙一家伙撬下来，这个张抗抗亲自目睹过的“下手太狠”的细节，曾在她的《赤彤丹朱》等小说中写过。牛锛是喝“狼奶”长大的，他没有感觉到这是“残忍”，而是一种革命的“正义”。牛锛至死也不明白，他的行侠仗义，只不过是在一种畸形的生存状态下培养出的“残忍”。

杨泱——一种“残忍”的毁灭

杨泱，一朵美丽的鲜花，“当年连队几乎所有的男生，假如政策允许，都愿意为她决斗一次”。决斗，意味着一种“残忍”的毁灭。
傅正连，妄图以权力占有她这个连队的兼职文书，杨泱用水果刀扎伤了他的胳膊，保护了自。因为杨泱，傅正连被牛锛“残忍”地处决，杨泱成了激怒牛锛的主要动力。
牛锛，认为杨泱非已莫属，在临死前对马嵘单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日后你替我娶了她吧，拜托了！他把杨泱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转赠他人，其行为能说不是一种“残忍”？
杨泱在傅正连失踪后重新“露面”（从陷阱中挖出来）时失踪，消失得没有一点影子。杨泱，这朵美丽的花，领略了傅正连式的“残忍”，目睹了牛锛式的“残忍”，除了消失，她还能有什么选择？傅正连不能强占她，马嵘不配得到她，牛锛永远离开了她，她知道牛锛也只有牛锛才敢于为了她，为了争一口正义之气献出生命，做出“无法无天”也是撼天动地的壮举，这个世界上值得留恋的人消失了。杨泱在牛锛这个名字后面“究竟是一个问号，还是一个惊叹号，或是一个句号。这个标点对于解释杨泱在牛锛死后的失踪至关重要”，飘散在空气中的模糊的符号，再也无法捕捉，留下许多难解之谜，正是作家对人物命运的一种睿智的处理，对读者接受心理的一种充分尊重。
杨泱的那床印着粉红色牵牛花的被子成了一个美好的记忆，一种美丽的象征。马嵘曾在杨泱失踪时伸手去被窝里摸了一把，作者捕捉了这个稍纵即逝的细节，道出马嵘潜意识中的欲念。直到小说的结尾，马嵘眼前还掠过杨泱那条粉红色牵牛花的被面，在晚霞中漫过天边。
马嵘曾经苦苦地寻找杨泱，为了不违背和牛锛之间的生死誓盟。当他告别最后的“荒原”，进入新的“边境”，去砍价、杀价的时候，他玩世不恭地似有所悟：幸好没有娶杨泱，“真娶了杨泱，身边那些女人们还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么？闹不好打了离婚，他的财产还得分给杨泱一半呐……”

马嵘——一种“残忍”的解剖

马嵘是“残忍”中唯一的幸存者，整个“残忍”的故事由他来串连，并由他的回忆复活到“原始状态”。马嵘因牛锛的豪侠而苟活，因改革的机遇而风光。“残忍”是他总结人生，思索了20年后得到的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更是作家直面人生，从人的灵魂的解剖中提取的一个血淋淋的精核。
作家的解剖刀直逼马嵘的灵魂。和牛锛相比，出身不好的马嵘始终缺少男儿的豪气和血性，显得猥劣和狡黠。埋人的陷阱惊醒他的噩梦，荒原的幽灵使他不得安宁，他甚至认为牛锛用生命让他活下来是为了让他独自一人承受记忆的折磨，而视牛锛的行为是“残忍”。
告别荒原的独白，是作家让马嵘灵魂的彻底暴露：牛锛真傻，为了一个女人，为了看不见摸不着的正义，搭上了一条命，要是活着多好，要是有钱，什么样的女人搞不到手。他甚至想到，“假如牛锛活到现在，同他一起搭档做买卖，老板恐怕就轮不到自己来做了。牛锛将永远是老大，他充其量是给牛锛打工的，就牛锛那样的人，如有一天要整治马嵘一家伙还不是白玩儿么？”牛锛地下有知，又当如何？
金钱的利刃割断了人与人间相互依存的情感纽带，也割断了束缚精神的条条绳索，驱动了人的进取和创造。马嵘在边境贸易中大显身手，他今天拥有的，非但当年傅正连用权力占有的那丁点儿远不可比，就是“兵团”的首长恐怕也远没有马嵘今日的气派和风光。金钱的利刃也切开了人性善良的薄膜，把一切潜藏的欲望甚而罪恶也统统放出。金钱可以把人间最美丽的东西“残忍”地占有，也可以把人间最宝贵的东西“残忍”地毁灭。当拜金主义浊流把人的灵魂肆意污染的时候，留给世间的可能只有赤裸裸的“残忍”。
《残忍》从历史的隐秘之处撬开了一道生锈的闸门，“黑土地”上有无悔的青春，慷慨悲壮，也有残忍的故事，动魄惊心。正义以“残忍”的方式表现，“替天行道”；卑劣以“革命”的名义包装，把“残忍”变成合法。既然面临着一种“残忍”的生存状态，灵魂的“残忍”也就不可避免。告别那个演出“残忍”故事的荒原，面对社会转型的拍岸涛声，文学又该做出怎样的响应？
“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对灵魂无情的解剖，“残忍”能说不是一种勇敢的选择？

F.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鉴赏文章

《错误》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赏析（任洪渊）
《错误》是郑愁予广被传诵的名诗。评介赏析的文字很多。其中，香港著名诗论家黄维梁博士在《怎样读新诗》一书中谈到对此诗的读解方法，很有启发性。
水晶先生认为诗中的女子和“我”两人交臂错过，而“错误的形成，只因为少女的心扉紧掩；或者，她另有所盼，另有所期，诗人遂在交臂错过惊艳的一刹那，在少女眼中，不是归人，而‘是个过客……’了。”从这段分析看来，水晶先生显然认为错误是因女子而起的；换言之，她在诗中采取了主动。
黄维梁则认为，骑马走江南的“我”，才是主动人物。“我”透视了女子的内心世界，不但知道女子此刻在寂寞中等待，更知道她已等待了一段绵长的日子（所以才说：“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我”就是女子日日盼望的“归人”，是极有可能的。读者不妨设想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与女子分别后，骑着马周游江南。女子在寂寞中盼望着“我”回来，这是“我”深深知道的。她时刻留意青石道上的足音，准备随时迎接归人。终于，“我”骑着马来了。对她而言，这蹄声是美丽的，因为日日盼望的人儿归来了。然而，“我”只是过路而已，“打江南走过”，而不停留。她误会了。读者可以想像到，她自然又失望，又伤心。这个“美丽的错误”是“我”一手造成的。本诗以“我”的动作开始，以“我”的声明作结。这个“我”君临全诗，控制了女子感情的起伏。“我”捉弄了她，好像上天捉弄人。郑愁予情诗中的男人，多喜操纵女子，表现出无尚的威严。《情妇》所写，就是这种行为。郑愁予另一首诗《窗外的女奴》，也对笔者的注释有利。
《错误》一诗，承受的可说是中国历代宫怨和闺怨一类诗歌的传统。王昌龄咏叹班婕妤失宠那两句“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朱庆余写宫女满腔幽怨的“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深谙怨情诗个中三昧，允为绝唱。《错误》也胜在含蓄和温柔敦厚。
诗人不言怨恨而怨恨自见，其得力处在最后两行，特别在“美丽的错误”数字。错误而谓之美丽，就常理而言，是矛盾的。不过，仅从矛盾语来欣赏“美丽的错误”，并未能尽得此语之妙。蹄声是美丽的，因为女子以为来者是归人，但情景瞬即逆转，“我”不是归人而是过客，这就是“错误”之所在了。“达达的马蹄”起先所代表的美丽，好像杜甫的“画省香炉”，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不是归人是个过客”所代表的“错误”，则如“违伏枕”，如“欲饮琵琶马上催”。前后情景的递转，产生了高度的戏剧性。本诗开始时以广大的江南为背景，跟着焦点移至小城，然后至街道、至帷幕、至窗扉，最后落在马蹄上。与马蹄同时出现的，是马蹄的声音。等了这么久，且已到黄昏时分了，“我”却不肯留下来。“我是个过客”——镜头拉远，窗扉、帷幕、街道、小城……回到江南广袤的空间，而与首行“我打江南走过”呼应。
（选自《中外现代抒情名篇鉴赏辞典》，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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