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小说与现代性

A. 中国新时期小说有哪些

新时期小说指文革后写作或文革中写作文革后发表的小说。 开端： 伤痕文学：刘心武《班主任》为开端，得名于卢新华小说《伤痕》揭示文革…… 代表作《我该怎么办？》 反思文学：50年代中期以来共和国走过的艰辛历程，对历史道路反思…… 代表作 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布礼》《蝴蝶》 改革文学：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为开端……呼唤、表现……变革。新时期文学的主旋律，也是新时期持续最久、影响最大的文学思潮。 代表作：高晓声《陈奂生上城》 寻根文学：1985，反思文学的延续和深化，政治反思后走向文化反思，民族性、国民性反思。 现代派小说：1985，当代城市青年……观念意识到形式技巧全面借鉴西方现代派小说 代表作：刘索拉《你别无选择》 新写实小说：抽掉了启蒙意识和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写实手法，对1949年后国人生存进行客观叙述的小说，主张还原现实生活的原生态。 开篇之作：池莉《烦恼人生》 代表作：方方《风景》 刘震云《一地鸡毛》《单位》 新时期战争小说里程碑 ： 《东方》《高山下的花环》《皖南事变》参考资料： http://ameco.yculblog.com/post.760476.html

B. 中国现当代文学（第二版）这门课程第十八章 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开放性发展的知识点有哪些

中国现当代文学（第二版）这门课第十八章 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开放性发展的知识点包含章节导引,第一节 伤痕小说,第二节 反思小说,第三节 改革小说,第四节 文化寻根小说,第五节 军事小说,第六节 历史小说,第七节 先锋小说,参考资源。

C. 论述新时期小说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不同

1、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Realism），一般认为现实主义关心现实和实际。现实主义在博雅人文范畴中有很多意思，特别是在绘画、文学和哲学中。它还可以用于国际关系。

在艺术上，现实主义指对自然或当代生活做出准确的描绘和体现。现实主义摒弃理想化的想像，而主张细密观察事物的外表，据实摹写，它包含了不同文明中的许多艺术思潮。

2、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思潮本身具有很复杂的背景，严格地说，现代主义不是一个什么流派。

十九世纪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震碎了人类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现代工业和城市化的兴起，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加疏远冷漠，社会变成了人的一种异己力量，作为个体的人感到无比的孤独。

二十世纪初期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人类使用借助科技发明的武器大规模屠杀自己的同类，西方的自由、博爱、人道理想等观念被战争蹂躏得体无完肤，西方文明被抛进了一场深刻的危机之中，现代主义应运而生。

3、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源自现代主义但又反叛现代主义，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剥夺人的主体性和感觉丰富性的整体性、中心性、同一性等思维方式的批判与解构，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形而上学的在场”、“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与解构。

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的理查德·罗蒂（1931-2007）、法国的雅克·德里达（1930--2004）和索瓦·利奥塔（1924-1998）。

D. 新时期小说的发展演变

新时期小说现代主义等浪潮冲击文坛，文学呈扇面展开（1985——1989年）
1、最初的探索——意识流小说
从反思小说探索中派生出来的一种小说现象，主要借鉴的是西方现代小说的技巧，以人物心理活动为体，打破时空限制，以“心理一感觉”模式进行小说叙述。其代表作家作品有王蒙的《布礼》、《蝴蝶》，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宗璞的《我是谁》，谌容的《人到中年》以及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
现代派小说：1985，当代城市青年……观念意识到形式技巧全面借鉴西方现代派小说代表作：刘索拉《你别无选择》
2、喧嚣与骚动——新潮小说（现代派小说）
主要指1985年开始出现的以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和徐星《无主题变奏》为代表的小说现象，还包括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陈建功的《筹毛》、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王朔的《橡皮人》等一批表现当代城市青年精神生活的作品。新潮小说更多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
新潮小说多以青年为主人公，写出了当代青年青春心理的骚动不安、个人意识的萌动以及因当时社会现实而产生的荒诞意识和反叛情绪。在叙事形式上，新潮小说注重内心体验，采用反讽语调，部分作品还表现出口语化倾向。
3、形式的追求——先锋小说
指的是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马原、洪峰、格非、余华、苏童等人的作品（271—290页）。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虚构》，洪峰的《极地之侧》，格非的《迷舟》、《褐色鸟群》，余华的《现实一种》，苏童的《罂粟之家》等。
先锋小说总体上以形式和叙事技巧为主要目的，致力于颠覆故事、解构意义的游戏，通过叙述和语言的操作彻底地表达带有神秘、悲观和虚无色彩的某种情绪。
寻根文学：1985，反思文学的延续和深化，政治反思后走向文化反思，民族性、国民性反思。
4、“根”的追寻——寻根小说寻根小说，至少有两重追寻。一重是追寻中国传统文学的审美表现手法，一重是追寻中国传统文化之根。阿城的《棋王》、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是代表作。
新写实小说：抽掉了启蒙意识和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写实手法，对1949年后国人生存进行客观叙述的小说，主张还原现实生活的原生态。
5、原汁的生态——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小说指的是以抽掉了启蒙意识和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写实手法，对1949年以后中国人生存状态进行客观叙述的小说。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刘震云的《塔铺》、 《新兵连》 、《单位》、《一地鸡毛》等是代表作。
开篇之作：池莉《烦恼人生》
代表作：方方《风景》刘震云《一地鸡毛》《单位》

E. 新时期文学有什么特征

新时期文学显示出不同于新中国以往文学的新的时代特色：恢复和发展了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本是中国文学主要的潮流。

新时期的广大作家痛切地重新确认“真实是艺术的生命”。

抒真情，讲真话，首先成为诗人的箴言。直面严峻的人生，在客观世界矛盾对立的斗争中去把握现实的革命发展，既热情歌颂光明，也尖锐揭露黑暗，成为广大作家自觉的创作趋向。在创作方法的多样化中，革命现实主义日益成为创作的主流。

正由于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化，这时期文学作为反映时代生活的优点与弱点的一面镜子，它的真实性和认识价值都大大加强了。

(5)新时期小说与现代性扩展阅读：

新时期文学的这种开放的格局是过去所没有的。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双百”方针，加上思想解放运动使文学创作中革新精神普遍高涨。因而,这时期不只文学理论批评空前活跃,诸说蜂起，而且创作探索不断突破种种人为“禁区”和模式。

创作方法的多样化，以及创作题材、主题、人物、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进而引起文学观念的多样变化，成为这时期文学的突出现象。而在多意向发展中主流仍然沿着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健康轨道前进。

F. 新时期小说的文学史的意义

新时期文学的叙事理路到此始清晰地呈现了出来:从新时期初期的革命现实主义宏大叙事 ,到先锋小说的宏大隐身与碎片呈现的现代主义叙事 ,再到走向写实化 ,最终实现现代主义和写实主义相交融的跨界叙述。叙事是文学的本体性因素 ,新时期文学的叙事嬗变所展现的是文学对政治文化语境控制的摆脱和对文学本体意义的自觉 ,即所谓的“走向文学自身”。如此“走向”所获得的文学经验 ,既不同于以启蒙和救亡为主题的现代文学 ,也不同于以政治鼓动为主题的当代文学 ,它把文学引向了其自身 ,实现了对其本体的热情的建构。虽然说这样的建构带有太过于浓厚的形式主义的意味 ,但是对自身的自觉建构又是所有艺术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因为只有经历了这样的自觉 ,这种艺术才能走向成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新时期文学才呈现出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中的独特地位。

G. 论述题：17年文学的现代性！

近几年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进行反思、重释的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论、著有唐小兵编辑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 建国后17年译介外国文学，与解放前译介外国文学相比，具有三大现代性特征：一是译介目的不在审美形式的输入，而在捍卫、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这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现代文学：1917年——1949年创作的文学(40年代前称“新文学”)。 「内容提要」“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价值在时间方面的规定性按照以下过程展开：将线性时间意识引入叙事；由此，这一时间意识内含的进步信念得以确立，并在叙事中表现为强烈的时间焦虑；进而，通过革命的途径实现超越时间的目的。“十七年”文学的上述意识逻辑使之深刻参与了单向度革命社会的建构过程。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线性时间

新时期以来，正面揭示“十七年”文学现代性价值的研究成果颇为鲜见，①因为“现代性”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主要被理解为是一个基于市场而展开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过程，这就基本堵塞了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价值相联系的研究思路的形成——显而易见，这一特定时段的文学对于建立在计划经济之上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持有完全认同的立场。

然而，作为独特的现代性实践过程，社会主义运动的现代性意义已经获致社会理论界的普遍认可。②既然如此，以这一特定社会内容为正面表现对象的“十七年”文学就不必然与现代性价值绝缘。当然，现代性概念可以展开多个维度，而“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意义也非止于一端，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表现于“十七年”文学中的现代时间意识及其意义后果。

一、线性时间的引入

“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③这就意味着，现代性对于个体精神向度的塑造，首先在于形成特定的时间感知方式——这一点首先依赖于历史纪元方式的确立。西历（亦即“公历”）以耶稣诞辰作为纪元起点，本身便包含着时间向未来无限延伸的观念。随着启蒙运动以来社会的理性化进程推动的欧洲宗教世界观的解体，这一纪元方式逐渐脱离了对于基督教教义的依托与论证，成为塑造个体现代时间感知方式的纯粹观念。

对于中国人而言，摆脱天干地支甲子轮回的循环论时间观，形成纵贯历史的线性时间意识的开端，当在晚清之际。④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宣布采用西历（亦即公历）纪元，从而将自身的延续完全纳入现代性直线时间流程的想象之中。

“十七年”2文学很自然地将这一时间意识引入叙事，有许多作品甚至直接以西历纪年作为叙事展开的起点，例如：“一九三七年春夏两季，冀中平原大旱”⑤：“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冀中——这块盛产棉、麦的大平原，这块拥有八百万人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突然遭到了一阵地动山摇的大风暴。”⑥“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对冀中区抗日根据地突然发动了疯狂的五一‘大扫荡’”⑦“一九四七年三月开初，吕梁山还是冰天雪地。”⑧等等。

如果说上述作品因为将线性时间作为给定的意识前提不假思索的接受，从而使人往往容易忽略这一时间感知方式的建立过程及其深刻意义的话，那么，梁斌的《红旗谱》则以独特的时间标示方式开启了对这一问题展开思索的可能。这部旨在展示中国农民由自发反抗走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过程的“壮丽史诗”，在纪元方式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小说以中国共产党在叙事中的正式出场为界，对于时间的标示经历了一个由混沌到明确的过程。

小说开头“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具体时间未曾以明确的西历纪年标示：“平地一声雷，震动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这古钟了！‘那时，小虎子才十五岁“⑨；此后，对于朱老忠回乡时间的交代是：”三十年以后，在一年的春天“⑩：”脯红鸟事件“发生在”过了麦熟“（11）；大贵被抓为壮丁则是在”那年新年正月“（12）；运涛第一次进城的时间是”事情过去，到了第二年的春天“（13）。总而言之，在农民自发反抗的全过程中，作者始终未曾标注明确的西历纪年，所以，直到小说的第14章，叙事时间仍然处于混沌状态。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叙事中的出场，新的时间话语也同时出场。运涛进城遇到共产党员贾湘农，在贾湘农的第一次革命启蒙教育中，便包含着新的时间概念的引入。贾湘农对运涛说道：“唔，咱们定下个关系吧，你在礼拜日下午，到我家来，你知道什么叫礼拜吗？就是星期日。七天，就是一个星期。今天正是星期日，再过六天，明儿格你就来。”（14）不过此时仍然有所保留：“礼拜”虽然也是西历纪元单位，但是，明确的西历年份尚且未曾交代，其中颇有深意存焉。直到运涛加入共产党成为北伐军的见习连长，真正投身于革命运动之时，明确的时间纪元才正式进入叙事体系。在运涛以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组织起来的（“到处看得见群众革命的热情，劳动人们直起腰抬起头来了。”）那封热情洋溢的家信的末尾，小说叙述的事件第一次在现代性时间长轴上得到了明确的标注：“儿运涛谨上1926年7月”（15）。

在线性时间进入历史之前，农民们不甘于受压迫命运的自发反抗永远无法摆脱走向失败的结局，从朱老巩护铜钟到朱老明打官司，逃亡、卖地、妻离子散，在混沌的时间之中，年复一年循环上演着穷苦人命中注定的悲剧。然而，随着以西历纪元为标志的线性时间的引入，历史顿时发生翻天覆地地变化，朱老忠、严志和这些过去在黑暗的时间轮回中重复着悲惨命运的农民们，从此踏上线性时间中的进步行程，从“反割头税”到“保二师学潮”，一次次斗争推动着历史的前进，这就透露了建立新的时间观念的深刻历史意义：进步。

二、基于进步渴望的时间焦虑

事实上，组织在直线向前的时间之中的生活必然不是同质性的无限延续，反言之，此一时间观念暗含着对于进步的信任，并由此建构了一种目的论史观，从而使得现代成为“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16）在欧洲社会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中，伴随着现代性成果的历史性展示——包括“新世界”的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等等——直线时间观便逐渐被植入关于进步的信念：因为在时间的每一步进展中，都会生成新的、超越以往的历史成果。这种信念并且成为种种关于现代性的宏大理论论述的共同基石。

对于所谓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一旦摆脱循环论的时间观和历史观而建立线性的时间意识，并由此形成对于进步观念的认同，便将自身纳入现代性普世性的进步流程之中，并由于自身现代化程度的落后而产生深刻的焦虑意识。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更何况，由于现代性在中国的展开始终伴随着列强国家的入侵，所以，基于进步渴望的焦虑感尤为强烈。如果说晚清、五。四时期现代观念的引入和实际影响的发生还仅仅局限于知识阶层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以革命话语所实现的全民组织与动员，则将整个中国社会导入对于进步的渴望。进步重组了主体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想象，“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让人进步的时代！”（17）于是，进步因为线性时间观念的建立而成为时代的绝对认知、“霸权话语”。

由于进步发生于直线向前的时间之中，并因此受到时间流速的限制，所谓的落后，最终可以还原为时间上的落后。所以，关于进步的焦虑往往又会表现为关于时间的焦虑，并因而形成与时间赛跑、超越时间的平均流速、赶在时间前头的强烈渴望。具体到社会实践领域，合作化、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跃进”、“超英赶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历次社会运动与社会动员口号无不显示出对于时间强烈的社会性和时代性焦虑。“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这种焦虑很自然地进入创作主体关于时代的叙事。在柳青的《创业史》中，对于时间的焦虑始终支配着叙事的进程。这部小说始终并用西历和中历两套纪元：对于国家话语引导下的新事件、新生活一概标明西历年份，如土地改革、查田定产、活跃借贷、合作化运动等等；而对于民俗传统生活的时间纪元却都采用中历，如“黄堡镇三六九逢集”（18）、“黄堡二月八过骡马大会”（19）等等，蛤蟆滩富裕中农郭世富新房上梁时悬挂的对联赫然是：“上梁恰逢紫薇星，立柱正值黄道日”（20）。

两套纪元的并用意味着新时间以及新时间所承载的进步与革命价值尚未实现对于旧世界的完全改造，旧的时间意识所联系的旧观念，旧价值仍然存在于社会文化空间之中。毫无疑问，旧价值的最核心部分就是私有观念，它严重地阻滞着社会的进步。这一历史情境激发了人们对于时间的无限焦虑：“谁知道蛤蟆滩要几十年才能到社会主义呢？”（21）到处有人在关切地问：“咱中国什么时候实行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地方有人明确回答过。”（22）作为历史主体的集中代表者，梁生宝的焦虑更为本质化：“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使继父和他闹别扭，使这两兄弟不相亲，使有能力的郭振山没有积极性，使蛤蟆滩的土地不能尽量发挥作用。快！快！快！尽快革掉这私有财产的命吧！”（23）

峻急的时间意识进而主导了小说对于合作化运动的叙述。尽管《创业史》引述了社会主义总路线关于合作化运动的设想：“……即按照农民自愿的原则，经过发展互助合作的道路，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一步一步地引导农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24）但是在实际的叙事展开中，这一时间表注定要成为主体实现时间超越的目标。所以，梁生宝在渭源县互助合作代表会上宣布的计划是：“到一九五五年冬天，他要争取上、下河沿的四十七家农户全都能入社。生宝的意思就是说：三年实现合作化！”（25）这一超越时间的设想不但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反而导致“所有的人对于眼下还是新奇的、甚至是神秘的农业社，两三年内就要变成普通的现实这一点，充满了热情和欢乐。”（26）

超越时间成为时代的叙事法则，提前完成工作成为主导时代与叙事的“绝对命令”。无论是《风雷》、《艳阳天》等作品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描写，还是《百炼成钢》、《乘风破浪》、《沸腾的群山》、《在和平的日子里》等作品对于工业建设的描写，时间焦虑始终贯注其间：“人人都感觉到：钟表‘宗宗宗’的响声，就是时间的脚步声。在这时间的脚步声中，人和自然界都在改变面貌，世界上都在增添新的东西——哪怕为了这些新的东西而付出了重大的代价！”（27）

三、革命：超越时间的途径

超越时间是时代性进步渴望的具体表现，而时间在叙事中也被证明是可以超越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不可思议的超越都是依靠何种力量而得以实现的呢？

由于线性时间孕育的进步本来就是一个在时间的流程中新质战胜旧质的过程，所以，这一时间意识必然推导出变革、革命具有历史合理性的结论。“整个现代性的历史也可以说就是变革、革命的历史，现代性总是包含和制造历史的断裂，这就是现代性历史的存在方式。”（28）欧洲现代性的展开，正是基于英、法两国的革命运动。进而，由于新中国辉煌的革命历史记忆，使得时代主体很自然地倾向于以革命的手段超越客观时间的限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就是对于资本主义时间的超越吗？在这一时代意识的主导下，“十七年”的文学作品让我们领略到了革命强大的动力功能。

在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中，主人公欧阳海所在连队有一次承担修建铁路的任务，当工程进行到最关键阶段之时，突发洪水冲垮了已经修筑好的路基，而战士们也因为水土不适大批病倒，“眼看按期完工已经非常困难。”（29）当然，从时代性的社会意识逻辑出发，真正不能按期完工的事情决不允许在叙事中发生；同样从时代性的社会意识逻辑出发，对于困难的克服既不能靠增加施工人员，也不能靠更新技术设备，唯一可取的路径就是革命行动的展开。所以欧阳海发出成立突击组举行劳动竞赛的倡议得到了连首长的充分支持，并且在实际执行中取得了预想中的效果：“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鼓起了整个工地的干劲，抢回了可贵的时间，眼看提前完工不成问题了。”（30）

曾有论者如此评价《欧阳海之歌》：“《欧阳海之歌》与以往的文学作品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突出毛泽东思想的书。”（31）这一论断的洞见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小说凡事诉诸革命的强烈冲动，但是，若说它因此“与以往的文学作品有着本质的区别”，则是明显的“过誉”之词。事实上，通过革命的途径克服困难是时代性的认知原则，革命确保主体超越时间的想象得以实现。如果说建国以来文学叙事在这一认知原则上有所变化的话，那也就是愈益强调革命的动力功能，所采用的革命方式愈益激进而已。在《艳阳天》、《风雷》乃至于“文革”时期的《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中，革命的具体方式已由五十年代叙事作品中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激励或自我反省逐渐发展为实际的阶级斗争的开展。“抓革命，促生产”的社会动员令正是对于这一时代认知原则的简练表达。

然而，革命不是无条件的。如果将革命理解为进步道路上的质变，那么，它必须以量变的积累为基础，更进一步说，它在一切领域中都不能超越量变积累的限度，这一点恰恰又关乎时间，因此，时间不能无条件的被革命所超越。但是，这一点并未得到清醒的认知。《欧阳海之歌》曾经如此描述一个落后分子高翼中在欧阳海超人革命意志感化之下的幡然悔悟：“班长啊，班长！你真是怎么说就怎么做啊。在你身上，我真正懂得了：人的毅力，可以超越某些‘生理限度’，去完成正常情况下完不成的任务。人民需要我们怎么工作，我们就能够怎么去完成任务——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毅力限度。我过去老是为自己的怕苦怕累，寻找什么‘科学根据’……”（32）

由于中国社会极度强烈的进步渴望，由于暗含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对于自身的革命所具有的超越时间能力的坚定信心，使得社会意识逻辑对于革命的执著被推至极端。即便科学在革命之前也必须退让，革命无可阻挡，它可以在一切条件下超越客观时间对于进步的限制，它可以使一个有着伟大文化传统和光辉天朝记忆的民族迅速赶超列强，从而摆脱一百年来的屈辱历史，总而言之，在革命之上，寄寓了民族全部的梦想。

线性时间激发了进步渴望，并将之强化为对于时间的极端焦虑，这种渴望和焦虑进一步鼓励了以革命手段超越时间的冲动。可以看到，“十七年”文学的这一意识逻辑，既依托于同时期的社会现代话语，同时又是对于这一话语的提纯与强化，并因此深刻参与了单向度革命社会的建构过程。

在西方思想界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于现代性的多向度批判之中，发端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运动构成了这一批判的美学之维，其历史意义得到了理论上的充分肯定，“用韦伯的术语来说，审美在现代社会提供了某种世俗的‘救赎’”（33），由此，它对于社会的现代进程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补救与纠偏”（34）作用，从而有助于建立个体精神和社会整体运作的平衡。

以此眼光返观“十七年”文学，可以看到，文学话语与社会话语的高度同质性，使得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实践缺乏来自于内部的张力，由此，文学之于个体、社会以及文学自身的意义都无法达到应有的程度。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宏观的文化意义上判断“十七年”文学，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于当代沉溺于消费狂欢的写作者也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H. 新时期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新时期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

1 入世精神与颓废情怀

中国古典文学的思想内涵很丰富，新时期小说中表现出的古典文学思想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家传统的入世精神，二是士大夫的颓废情怀。
中国古典文学受儒家思想影响严重，带有很强的入世精神和社会参与色彩，“文以载道”的思想贯穿于整个文学史中，文学也因此被人当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种入世精神的极端表现是直接为政治服务，其边缘则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体现。遍观中国古典文学史，很少有纯粹个人性的创作，作品中无不寄寓着作家的社会化关怀，表达着各种各样的政治或文化理想。从《诗经》、屈原开始，经过杜甫、范仲淹、魏源等的衍变，更形成一股忧国忧民、担当道义的优秀传统，也传达着重教化、重社会功用效果的文学精神命脉。古典文学的入世精神在五四新文学中被以“文以载道”的面目受到挞伐，但实际上，五四文学并没有真正将它丢掉，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五四作家们所真正批判的其实只是古典文学所载之“道”的内涵，文学为现实服务的基本精神依然是保持着的——文学不应该维护传统的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而应该为现实中国的变革和强大服务。就小说而言，梁启超的小说革命观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五四作家们：“欲新一国之民, 不可不先新兴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7]五四文学的主导倾向依然是面向社会和大众的“为人生”，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和现实批判则始终是五四文学最显著的思想特色。这当中尽管灌注了许多新的现代思想内涵，但底子上依然蕴涵着古典文学的某些精神印记。
新时期小说，尤其是新时期初的小说，同样表现出很强的入世精神。这一点在作家们的创作思想方面表现得很明确。尽管作家们一般都不直接提古典文学传统，但在谈论自己的文学志向和对文学的认知时，几乎无一例外要谈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将文学与政治和责任感密切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实际上，作家们的思想内核中已经内在地体现着古典文学的入世思想。如周克芹所理解的文学是“时代风云、群众生活所给予作者感情影响的形象见证，个人与时代的结合的一个最真实的证物”；[8]高晓声谈到自己中断创作20多年后返回文坛的第一篇作品《“漏斗户”主》时，明确表示为农民呼吁的创作责任感：“我写他们，是写我心”[9]；蒋子龙同样将自己的创作与现实需要密切联系起来：“《乔厂长上任记》是‘逼’出来的。是被生活‘逼’出来的，是被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四化的责任感‘逼’出来的……”[10]
入世精神同样体现在创作当中。从小说主题而论，新时期小说最典型的体现是浓郁的教化意识。新时期许多小说蕴涵着明确的教化观念，小说被当作思想教育的工具，被用来传播各种社会文化意识。刘心武的《班主任》、《醒来吧，弟弟》等作品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思想，也正因为如此，充满说教色彩的《班主任》被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之作，成为了一个时期文学的典型。除刘心武外，其他作家的创作也基本相似，像名噪一时的张贤亮、从维熙，就是将苦难作为道德说教的方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再如历史类小说，如《李自成》、《星星草》等作品，也都是遵循中国传统历史著述的“资治通鉴”思想传统，总结历史教训，以历史来引导、服务现实，是这些作品一致的主题。而且，历史小说的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90年代，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唐浩明的《曾国藩》，熊召政的《张之洞》、《张居正》等作品，也遵循类似的历史观，是传统历史著作（小说）思想的现代体现。
从小说内容而论，则表现在小说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联上。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潮流与现实的政治变革有着密切关系，或者说小说的内容变迁紧密地跟随在时代社会的解放和发展后面。从最初的“伤痕”到“反思”，再从“知青小说”到“改革文学”，新时期小说的每一律动，都与社会现实、与政治文化的变化有直接的对应，参与着社会政治的变革和文化观念的解放。而像“人道主义”等具有批判性的文学潮流，实质上也在传达着另一种政治观念，体现着作家们更具独立性的社会关怀。此后，90年代后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官场小说”以及新世纪的“底层写作”等小说创作潮流，也都与现实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密切联系着作家们的现实参与和社会责任意识。
进入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后，新时期小说的文学精神有一定的变化，传统的入世精神受到一些作家的批判和嘲讽（最典型的是“新历史主义”小说以新的历史观解构和嘲讽着传统的历史小说），其表现也有明显的衰退。与此同时，另一种与古典文学有着密切渊源的精神在悄然兴起，成为时代性的文学潮流，这就是传统文人的颓废意识。
“颓废”不是完全的中国文学特征，甚至说，这一概念本身就来自西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中没有这一思想存在，相反，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很强的颓废内涵，并在此后的发展中与儒家、佛教思想相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浓郁士大夫气息的悠久传统，也构成了自己的独特特征。大体而言，中国文学中的颓废更多旁观冷嘲的姿态，也与隐逸享乐的心态联系得很紧密。这与西方的颓废思潮往往带有厌世色彩，并与唯美思想结合在一起，构成一定的区别。因为中国文学的颓废往往是传统儒家思想失败后的产物，受主流儒家思想影响，知识分子普遍将实现社会责任抱负作为自己的基本追求，但是，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而要能够顺利达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转换也有相当的难度，于是，许多人在失意情况下，会放弃儒家思想，陷入虚无和怀疑的人生观中，沉湎和满足于个人世界的小情趣中，其生活带着虚幻而放诞的色彩，其文学也就典型地表现出中国文化的颓废思想。另外，中国文学的颓废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矛盾和困惑。因为在长期的文化积累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意识的强大而持久的，一般人很难遽然摆脱这种思想的影响，也就导致中国文人的颓废往往是不彻底的——就像中国历史上许多隐士一样。颓废文学精神在魏晋士大夫阶层中有集中的反映，鲁迅的《魏晋文学及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作了非常透彻的论述。当然，不只是魏晋之际，庄子的文学作品中就包含着颓废思想的内核，明末文学是其更极端的泛滥。
新时期小说颓废思潮的兴起与时代文化的嬗变有密切关联。80年代末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政治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与此同时，商业文化进入中国并迅速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社会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在这当中，文学一方面被推下了原有的政治依附者位置，并被暴露出依附时的虚伪和造作之态，使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另一方面，伴随着精神文化的失落大潮，文学逐渐失去了其精神信仰的生存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新时期作家的人生道路选择固然是五花八门，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是四散逃离，传统文人的颓废思想自然会在一些作家身上暴露出来。这一点，正如有学者对晚明文学的分析，“古代儒家传统的理想人格是以修身为本，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使人成为能够安贫乐道、道德完善的正人君子。……到了晚明因为程朱理学逐渐失去了崇高的地位，个性之风崛起，晚明文人追求个性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于有规范性的完美人格的兴趣，他们更为欣赏的恰是有特点的狂狷癖濒的文人才子性格而不是完美的圣人人格。”[11]
宽泛一点说，80年代的“先锋小说”精神就具有一定的颓废色彩。作家们意识到文学在现实中的无力局面，转而以对形式的追求来抗击现实，其中包含着某些传统文学的颓废色彩。有学者的论述是准确的：“正是出于同样的对沉郁、颓废的审美偏爱和内心渴求，叶兆言和苏童才一起踏上‘怀旧’的艺术之舟，驶向过去的‘死亡’的时间河流。”[12]然而，真正具有典型意义，或者说开启了新时期小说颓废潮流的是90年代初期的贾平凹。他在80年代曾经涉猎过改革、“寻根”等题材，其创作中不无“载道”的痕迹，但在1992年问世的《废都》中，他敏锐地表达了文学边缘化后知识分子的颓废和无奈主题。作品中庄之蝶的颓废和死亡，以及整个西京文化界的衰败，传达出作者强烈的文化失败感和虚无主义精神。就像小说在表达方式上借鉴了晚明的著名小说《金瓶梅》，其精神也直接承接着晚明的颓废传统。
贾平凹的这一创作精神在90年代后有非常广泛的继承者，其代表是比他更年轻的“晚生代”作家，主要有韩东、朱文、张旻等。与贾平凹一样，这些作家也感受到传统文学体制崩溃后的虚无，但相比之下，他们对传统体制的依赖要少了许多，并且，他们对残存的文学体制表示了一定的独立精神，也有更高的文学抱负，然而，他们在内心深处还没有真正摆脱现实体制的限制和压力，于是，就往往借助于性、虚无、唯美等颓废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的反抗。具体而言，他们的创作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生活观念上的虚无态度。他们的主人公往往对现实不满，却无力改变，于是选择性和虚幻等方式作为反抗社会的方式；二是强烈的个人主义。他们所关注的基本上局限于个人命运和生存价值，很少思考与社会有关的事物，也很少直接写到个人以外的现实生活；三是艺术上的文人情调。虽然作家们的创作存在较大的个人差异，但总体而言，他们对个人生活的沉湎往往透露出一定程度上的传统文人情调，或者说是自我欣赏、自我陶醉。
需要指出的是，新时期小说家所表现出的古典文学精神并不是单一和纯粹的，他们的创作精神与现实主流政治思想，与现代西方文化和文学观念都有密切的联系，或者说这多种因素已经融合成一个整体，很难进行简单的分离。比如新时期小说中的入世思想中就包含有现代启蒙精神，也与现实政治观念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想有直接关联；同样，颓废思潮也包含有现代消费文化的影响，带有后现代文化的浓郁印记。甚至可以说，颓废文学思潮在新时期小说中的泛滥，其精神兄弟就是消费文化在中国的方兴未艾。

反思：文学的传统与现代

对于新文学来说，与古典文学的关系牵涉到其基本特征和精神来源。正因为这样，自新文学创始之日起，不断有人对此作过思考和探讨。鲁迅、茅盾、沈从文、王瑶等著名作家和学者都专门发表过意见，近年来，又有郑敏等作家和学者进行深切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对新时期小说与古典文学关系的思考，必然不可能只是关乎小说自身，而是必然要联系到新文学的历史和传统，联系到新文学的特征和发展走向。
一、解放观念，以更开放的观念对待古典文学传统；
正如前所述，新文学传统一直以批判和疏离的态度对待古典文学，对此，过于苛责前人是没有意义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时代提出了不同的文化要求，五四时代迫切需要去旧迎新，学习西方是它的首务。但是在今天，确实需要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古典文学传统。
这首先与时代文化特点有关。今天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全球化的时代，商业文化正在将整个人类文化纳入其轨道和规划中，在这一背景下，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具有特殊的意义，文学也应该调整自己与传统的关系，彰显自己的民族个性。经过几千年的繁衍，中国文学已经成为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它的身上，承载着中国文化的独特品格，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凝结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个性。保持民族文学（文化）的特点，必然对悠久的古典文学进行重新审视，汲取其深在的民族品格和文化个性。“当恢复我们对于旧文学底信仰，因为我们不能开天辟地（事实与理论上是万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够并且应当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房屋。……我们更应了解我们东方底文化。东方的文化是绝对的美的，是韵雅的。”[20]闻一多的这段话虽然说于上世纪20年代，但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
在对古典文学的思考中，需要对“现代性”概念作出新的思考。现代性是时代潮流，但是，是否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现代性就是简单的进化论线性发展，已经越来越遭到人们的质疑。文学的现代性的问题尤其复杂。作为一种独特精神产品，文学的评价绝对不能以简单的进化思维来进行，文学不是现代一定胜于前代，而是各有特点和价值。古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发展得最成熟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最高，它的独特审美价值在今天依然有悠长的魅力，丝毫没有失去意义。
最后，还要考虑到文学的基本创作规律。美国诗人艾略特曾经特别强调传统意识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21]确实，任何时代都不存在没有承继的创作，作家的承继不是东方的，就是西方的，不是中国的，就是外国的，他不可能有更多的选择。在这个方面，一个作家能否与传统（古典）文学建立深层的精神联系，确实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对民族生活反映的深度，影响到其成就的高低，就新文学小说历史而言，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家都得益于古典文学传统，鲁迅、沈从文、茅盾、张爱玲、孙犁……几乎无不与古典文学保持有深刻的联系。反过来说，受时代文化要求，“十七年”小说对古典文学传统较多地疏离和批判，主要从民间文学传统中吸取营养，尽管其创作也有其特点和成就，但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艺术意境上却有明显不够[22]。借鉴前人，我们没有理由割断历史，对古典文学持简单的菲薄和拒绝态度。
与之相直接关联的还有新时期作家的创作持续性问题。这一问题为许多研究者所关注，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则众说纷纭。我以为，作家传统文学修养的深厚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作家文化积淀的是否深厚，对民族审美传统体会的是否深刻，以及是否能够将现代艺术和传统（民族）风格融合在一起，决定了作家创作生命力的长度，也决定其创作持续力。
二、以更科学的态度甄别和继承古典文学传统；
保持传统，并不排斥创新，并且也绝对不是完全追随传统，而是应该坚持科学地反思，有选择有甄别地看待和吸取。具体来说，我以为，应该遵循两个基本的原则。
首先，以现代精神为主导，侧重精神的吸收，不做简单的回归。中国古典文学内涵很丰富，其中有适应新时代者，也有落伍于时代、应该被淘汰者，需要有理性客观的取舍。从精神而论，入世精神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大特点，有其积极价值，但是如果一味追求而不知批判，就很容易失去文学应有的独立性，沦落为政治或其他的工具，必然会为时代所淘汰。新时期小说在80年代表现出的教化文学观念兴盛一时，却在90年代后迅速衰落，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辨析清楚对传统教化文学观念精华与糟粕的取舍。形式方面也是一样。古典小说的章回体形式，以及传奇性、故事性等特点，都不宜作简单的回归。“新笔记小说”可以作为一个范例。它虽然曾兴盛一时，但却没有保持足够的生命力，并且没有得到大众的认可，与其形式本身的局限有直接的关系。这一形式也许适合反映古代文人的生活情绪和奇闻逸事，却不能反映更广大的、迅捷发展的生活，也难以传达出现代的人文思想。我以为李庆西的话是有道理的：“‘新笔记小说’的价值或许在于，它为今后小说的形态发展进行着艺术准备。它在艺术的高级层次上对小说技巧作出了富于诗意的概括，指导着小说审美关系和叙事形态变革的可能途径。”[23]同样，现代文学时期，废名的“诗化小说”也足以作为教训。他的《桥》、《莫须有先生作飞机》等作品完全走传统抒情文学的路子，忽略了现代小说的基本特性，虽然个性独特，却失去了读者，并不成功。相比之下，沈从文对古典文学的态度更为灵活，融合的现代因素更多，成就也更高。
其次，立足于现实，立足于生活。传统不是抽象存在的，它既存在于文学典籍之中，更存在于现实人们的生活和文化中。离开现实去追寻缥缈虚幻，只能得到空虚而不是切实，也不能将传统活用，探询到既合于现实又蕴涵独特民族审美特征的道路。而且，传统是全面的，它不只是古典，也不只是民间和现实，应该是它们的集合。我以为，新时期小说在这方面有明显的不足。以语言为例。从基本方面讲，“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成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极为密切，不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入手，都可以从中推导出另一个方面。这是因为，智能的形式和语言的形式必须相互适合。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24]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古典文学的语言（包括文言文）作简单的否定和割裂，虽然它已经在生活中死亡，但它既有独特美学效果，又凝聚着民族文化精神，对今天的文学创作和语言发展都依然有借鉴意义。然而，简单地模仿显然是错误的，毕竟，这种语言已经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不具有表达现代生活的直接价值。它必须融合于现代口语中，将生活语言和文言文的韵味结合起来。鲁迅曾谈过他小说的语言：“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大家能懂的句字，成为四不象的白话。”[25]事实上就是文言文与现代口语的有机融合。新时期小说中，贾平凹等作家对古典小说语言进行借鉴，方法不无意义，但却没有与现实生活作很好的融合，反而是有所隔离，显得过于拘泥和做作，我以为是失败的。此外，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李锐的《银城故事》等作品，尽管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和学习是有意义的，也有独到的收获，但也存在着为形式而忽视生活的缺陷。没有现实生活的真实血肉，吸纳了再多的古典文学因素，也只能是显得僵硬而不自然，其等而下者，则会流露出模仿和编造的痕迹。
三、深化与超越传统，寻找到真正独特的民族文学精神；
传统不仅仅是被继承的，它更需要深化和超越。只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鲜明个性，体现了真正独特的民族文学精神，才能在整个人类文学世界中显示出自己的显著特点。这种个性既体现在题材、关注角度、艺术方法等外在方面，更是内在精神、审美特征的体现，是对生命的理解方式和独特美学精神多方面的合一。只有形成了独特民族个性传统，才会抵达民族文化的深处，才能显示自己无可替代的特征。这里有必要辨析一下传统个性和世界性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人类有共同的关注和命运，世界性才是人类文学发展的方向。我的看法略有不同。我以为，文学当然要有对人类的、世界的关注，但是，任何的关注角度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实在的，也就是要通过具体的生活和具体的美学视阈表现出来。这种具体就是民族的（这里民族的含义与通行的民族概念要更扩大些，大抵是文化的含义）。只有民族的个性，才能体现文化的丰富，也才能真正抵达人类精神困境的深处。
从人类历史看，每一个成功的民族文学都有其独特个性。如德国文学的哲学性；俄国文学的神性；美国文学的世俗性等。如何对传统进行深化和超越，自然不是这里可以简单阐释清楚的，但在保持传统精神的基础上，与现代、与生活相融合，应该是其重要的前提。在这方面，日本现代文学是做得比较出色的。它很好地吸取了传统文学的精髓，又有丰富多彩的个人风格和生活题材表现，是传统与现实的融会，也凸显了日本文学的独特审美传统。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作家虽然个性不一，但他们共同体现了日本民族很多独特的精神，其审美中更可以看到《源氏物语》、《枕草子》等日本传统文学的影子。
关于中国文学的传统继承和超越，我以为有两个特征应该予以充分的考虑。一是精神上的现实关注，二是美学上的诗性特征。中国文化以关注现实、缺乏超越性为特点，这当然有不足，有需要突破和创新的一面，但它并不完全是缺点而是其个性所在，对人类现实生存的关注并非不能抵达文学的深邃处（《红楼梦》就是显著的例子）。与其勉强放弃自己追随别人，不如自然地坚持自己的传统，在继承中有所发展。艺术方面，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学最成功、最成熟的文学体裁，并不是偶然的，这一体裁最深刻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尤其是文学特征，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理想精神，几千年的诗歌创作中融入了独特的生活和审美风格，凝集了独特的民族记忆和民族个性。今天，诗歌已经不是中国文学最典型的形式，但是，在小说等体裁中应该承继诗性的传统，作为自己个性的特征。当然，无论是现实精神还是诗性传统，都不是要求作家们作硬性的、简单的追随与对应，真正优秀的传统继承应该是如盐入水，自然而成，是深入其精神而非简单的外在形貌。
当然，新文学要实现古典文学艺术的现代继承，存在着很大的难度。我以为，有两个方面需要急切加强：一是作家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只有在拥有深厚古典文学功底和艺术感悟力的基础上，才能深切体会其特点和个性，将它们转化到现代创作中。在作家的传统素养中，除了艺术层面，还应该特别提到哲学层面。中国哲学思想具有与西方哲学思想双峰并峙的独特价值，也深入地贯穿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中。如果能够深入吸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精华，对于新文学与古典文学的深层次联系，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二是需要加强对古典文学理论的开掘和利用。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一直有学者在呼吁，但成就不大，我以为，应该加强创作和理论的联合。创作的借鉴是理论成功的前提，否则，理论很容易在自说自话中萎缩。反过来，如果能够对古典文学艺术作出准确的概括，对于今天作家的创作产生启示作用，就能够在创作中复活某些古典文学艺术传统。创作的再生才是真正的复活，否则，研究再多，也无现实意义，也依然是沉寂，不会拥有真正的生命。

I. 如何界定新时期小说

A：中国文学自1978年发展至今，已有30年历程了。1978年到1989年这一段，一般称作“新时期文学”。自1990年到现在，一般不再称为“新时期文学”。但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如何命名目前尚无共识。多见有“后新时期文学”的说法，也有人主张称为“多元化时期文学”。你对此如何看？

B：“新时期文学”已是约定俗成的一个历史概念，不能再变动了。但“多元化时期文学”还值得推敲。对文学发展的过程进行分期要考虑它的衔接性和延续性。最好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思考。我的意思是说，两个相关时期的划分和命名最好是有相关性，命名要有前后的呼应。如与“新时期文学”相关的后一时期，就应该是“后新时期文学”。这不是偷懒，是因为很难用一个描述性的命名为一个时期复杂的文学发展画像。当然从细究的立场看，“后新时期文学”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可“新时期文学”的称呼不也是个笼而统之的概念么？“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理论”也是如此，有其不得已之处，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实概念未必一定要从字面上就能悟出其内涵，关键是解释或阐述。“多元化”的表述也只涉及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的表象，而重要的是追究表象下的那个本质。我觉得，“后新时期文学”的说法似乎更具有包容性和理论的张力，为进一步的深度阐释留下了空间。当然，“多元化”的说法本身也没错，但考虑到前此的“新时期文学”的称谓已不能改动，作为30年来的文学分期的一个命名，用一个注重表象的“多元化”来概括并非是最理想的。如果当时就把“新时期文学”命名为“一元化时期文学”，好象现在再使用“多元化时期文学”的概念要显得更顺理成章一些。可是在当时，这样去命名那个时期的文学是不可能的。再说，“新时期文学”也不能就说是一元化文学，如果说是一元化文学，又怎么与建国后17年文学时期相区别呢？

A： “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 其实相异之处很多，这也是人们认为应该将它们作分期的一个原因。你能谈谈这两个时期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吗？

B：在我看，“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不同，是前者尚有明确的社会改造目标的引导而后者已趋向于没有。
这个话题容我稍微扯远一点。
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积极的主题”，自马克思主义传入后，随着阶级斗争的思想和苏联经验在中国的逐渐普及，就慢慢渗透了中国的文学。在宏大叙事的理论感召下，左翼文学家的政治使命感日益强烈。到了解放区文学时期，文学成为“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为实现宏大社会改造目的服务的工具。作为解放区文学精神特征的延续，建国后17年的文学创作——以农村题材小说为例，是被要求反映农村现实和体现改造农村社会的政治热望的，它是理想信念支配下的社会主义写作实践的产物。这就决定了这种小说样式所反映的农村社会的现状和变化是以宏大叙事的框架来理解和把握的，在本质上要受到历史大叙事理解框架的制约和引导。换言之，是一种先知式的文学把握方式。文学要为、也必须为政治服务。观察和编织生活素材要有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自觉。而当时最大的政治，就是要证明农村集体化、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必然性和光明前途；这从《创业史》、《山乡巨变》、《太阳刚刚出山》、《艳阳天》等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标题即可看出。对宏大叙事的信仰者来说，不确定的历史迷雾已被驱散，未来尽入囊中。凡无法纳入此理解框架的人生情感和生活画面，都是目的论文学所要排斥、否定和回避的。于是，人文关怀的目光从作品中消失了。凡不能与宏大叙事的历史理解保持一致的人和事，都是落后的甚或是反动的。文学创作紧跟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因为认为后者是对历史发展必然进程的深刻洞察和科学把握。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充满信心地描写奔向极乐世界的必然历程。

A：你刚才说，“新时期文学”还有明确的社会改造目标的引导——是说它与“17年”的文学创作并没有截然的不同？

B：“新时期文学”虽冠之以“新”字，但仍没有走出“17年文学”的投影。当时涉及“伤痕”和“反思”的经典作品，如《李大顺造屋》、《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乡场上》、《芙蓉镇》等，在价值观上还是停留在“拨乱反正”、回归正道的认识阶段，仍受着宏大叙事认知框架的影响。真可谓：虽悲情难抑却信念犹在。对历史的过去痛心疾首的批判和反思是为了揭示道路曲折而前途光明，是为了振作精神更好地朝着理想的目标前行。廓清阻障、求索前行之路的“改革文学”自不必说，就是面向更为遥远的过去作发掘状的“寻根文学”，也是为了理清一个民族的脉系，再度找到前进的方向。

A：你的意思是说，“新时期文学”其实并不怎么“新”，而“后新时期文学”才具有了文学发展意义上的“新质”？

B：事实恐怕确实如此。让我继续说下去。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作家对长期以来的乌托邦追求产生的幻灭感和厌恶感，终于充分体现在借鉴和模仿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锋小说”的作品里。在他们的创作中，基本的主题之一就是历史的虚无和人生的荒诞。作为精神游戏，“先锋小说”的创作以不反映现实的方式在努力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控制。这表明，“先锋小说”作为通向下一阶段文学发展之路的必要过渡，昭示着“新时期文学”已到了它的尾声。80年代末，由“新写实小说”的开端而引发的文学写作开始偏离主流的轨道。这些小说以平实的低姿态开始着力描写人的“生存”主题，展现普通人在食物、居所的匮乏中的挣扎和焦虑。池莉有篇小说名为《烦恼人生》，可以视为这类小说的破题之作。小说中的主人公已不复有理想的激情，只是在日常生活的困顿中“讨生活”。有研究者指出，“新写实小说”中的贫困“不再预示着解脱的希望”，而是表现出一种对国家现代化的企盼失望的、文化悲观主义的倾向。这是有道理的。到了90年代，读者已很难看到前此时期的文学中由于明确的社会改造前景的引导而导致的“积极主题”。在《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年前年后》、《扶贫纪事》、《九月还乡》、《杀羊》等一系列触及现实的乡土小说作品中，上至乡镇领导，下至村干部和村民，都忙于应对当下现在那令人焦头烂额、捉襟见肘的困局；他们得过且过，而且也只对解决当前工作或生活的燃眉之急感兴趣。读者再也看不到、感觉不到原先必然会悬置于小说远景中的那个曾让人空泛地激动了20多年的明确而鼓舞人心的社会改造目标了。《九月还乡》中的“杨大疙瘩”，作者写他还记得解放后搞土改分田地时热闹而欢喜的景象，然而这一切如今都已消逝，而且在他有生之年再也看不到了。《挑担茶叶上北京》中的镇领导为了向上头送礼，召集各村村长开会部署采冬茶的任务，村长们几经犹豫讨论，最后竟“一致认为，反正农村是穷定了，多那点茶叶，少那点茶叶都没有利害关系，反倒是丁镇长万一利用冬茶打通了什么关节，为镇里要个什么项目来，说不定真能给全镇带来什么变化。”由于“远景”早已无影无踪，短期行为、权宜之计也就在所难免。现实逼得人说一套做一套，权衡变通而已。最终的目标既已失去，又何必在意使用什么手段？《杀羊》中的小桥村村长四平奉乡长之命，需要在几天的晚上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宣读计划生育教育材料，以应付上面形式主义的突然检查。宏大的社会改造目标的消逝，原来起作用的思想控制已经解体。在此背景下，要把村民召集在一起又谈何容易！四平只得绞尽脑汁用杀羊炖肉汤作诱饵把村民骗来。
在这些小说里，我们再也难见小说中由宏大叙事许诺给读者的所谓“远大前程”的半点踪迹，面对的只是“一地鸡毛”的、不如意的现实。文学以这样的方式向“人学”回归，不再唱颂高调，而是致力于揭示人生世相的复杂，展现尘世烦恼和人生挣扎的画卷，人性的剖析和和人情的抒写也有了用武之地。此外，还出现了大量彰显独特个性、着眼于非常个人化的内在经验的写作。一些小说的描写中甚至展示出越来越多的、被称之为精神“狂欢”和“沉沦”的末世景象。
由此可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中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积极的主题”由于社会改造目标之远景的淡出而日益削弱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重新寻找和构建社会改造目标和不再执著于、也没有了这种目标，是“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分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两个分期的文学阶段的所有相异之处，都来源于此。这也是我对“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的总体认识。

2008.2.13.草成 2008.2.15.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