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小说人性美现代意义

Ⅰ 求论《边城》中的人性美的‘选题意义’

求论《边城》中的人性美的‘选题意义’:

1.

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往往是对乡土人生的道德赞歌。
湘西山民身上的真善美就是他所歌颂的.

在沈从文笔下，乡土人生虽然也存在着痛苦和不幸，但是，却充满着道德光辉和生命力量。那些乡土社会的男男女女，要么淳朴、善良，要么单纯、天真，或者洋溢着旺盛而饱满的生命力。
沈从文田园小说，并不是传统田园文学的简单移植，而是有所创造。

由于古代社会的禁欲主义文化的制约，中国知识分子只是用田园象征社会理想和自我自由的信念，田园文学中并没有爱情生活。甚至没有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在五四田园文学中，作为一种进步，女性形象成为田园小说的主人公，但是，还没有爱情。《竹林的故事》中主人公是三姑娘，但三姑娘没有爱情。沈从文这里就有了爱情，这是这种古老的文学原型的现代转换。

2.

人物美：先看翠翠这个形象。她是一个在青山绿水中长大的孩子，无父无母，和爷爷相依为命。

自幼缺少母爱，心中有一种朦朦胧胧的向往，而外公忙于渡船，心事又无处诉说，四周生机勃勃的景物使她感到凄凉和寂寞，于是胡思乱想起来，幻想出逃让外公去寻她，可是想到外公找不到她时的无奈，又为外公担忧起来，为自己的想法的后果害怕自责。她的天真善良、温柔清纯不带一点儿世俗的尘滓。

因为外公不理解她的心事，更使她倍感落寞与孤独，悲伤的哭了起来。她情窦初开，对爱情有一份朦胧的向往和一种讲不明白的感受，听外公讲**的故事，神往倾心；梦中听到二佬的歌声觉得自己在飞，是做了一个顶美顶甜的梦；在外公和她"讲笑话"的时候，内心充满羞涩；期盼着再听到二佬的歌声，久候不至，心中充满落寞和惆怅；而当外公唱了十个歌后，她又自语的说"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

沈从文细腻的描绘出了这个自然之子的那种朦胧、又带有一丝凄凉的心态，这是一个完全与自然融合在一起的清纯少女的形象，在平凡的生活中有她自然似的哀与乐。

Ⅱ 严歌苓的小说属于什么风格

是美国华人作家，作品属于北美华文文学，风格的话常是讽刺和叹息，注重对人性、女性的关注

Ⅲ 严歌苓小说的现实意义要写些什么

社会的黑暗。与人性的本质

Ⅳ 严歌苓最好的几部小说，请亲自读过的给介绍一下~~

1、《陆犯焉识(新版)》：
陆焉识本是上海大户人家才子+公子型的少爷，聪慧而倜傥，会多国语言，也会讨女人喜欢。父亲去世后，年轻无嗣的继母冯仪芳为了巩固其在家族中的地位，软硬兼施地使他娶了自己的娘家侄女冯婉喻。没有爱情的陆焉识很快出国留学，在美国华盛顿毫无愧意地过了几年花花公子的自由生活。毕业回国后的陆焉识博士开始了风流得意的大学教授生活，也开始了在风情而精明的继母和温婉而坚韧的妻子夹缝间尴尬的家庭生活。
五十年代，陆焉识因其出身、更因其不谙世事的张扬激越而成为“反革命”，在历次运动中，其迂腐可笑的书生气使他的刑期一次次延长，直至被判为无期。这位智商超群的留美博士由此揣着极高的学识在西北大荒草漠上改造了二十年。精神的匮乏、政治的严苛、犯人间的相互围猎与倾轧，终使他身上满布的旧时代文人华贵的自尊凋谢成一地碎片。枯寂中对繁华半生的反刍，使他确认了内心对婉喻的深爱。婉喻曾是他寡味的开端，却在回忆里成为他完美的归宿。
“文革”结束后，饱经思念的陆焉识和冯婉喻终于可以团聚，然而回到上海家中的陆焉识却发现岁月和政治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再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位置：一生沉沦、终成俗庸小市民的儿子一直排斥和利用他，才貌俱佳、终成大龄剩女的小女儿对他爱怨纠结，态度几经转变，唯一苦苦等待他归来的婉喻却在他到家前突然失忆。
作家出版社于2011年10月1日出版，后由张艺谋导演改变成电影《归来》。被中西方文坛誉为“华文世界最值得期待的作家” 严歌苓颠覆性转型之作，严歌苓继《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之后最新长篇力作。当政治与人生相撞，孰是孰非……最大胆的笔触，直逼人类精神的灰色地带。最温情的回眸，抚摸岁月带给爱情的伤痕。
2、《爱在冬季》（后改为《小姨多鹤》）：
严歌苓所作历史情感小说，原名《爱在冬季》后改为《小姨多鹤》，曾荣膺“当代”长篇小说五年最佳奖、“中山杯”华侨文学奖。讲述一个中国女人和一个日本女人（多鹤）在战争的硝烟中走进同一个屋檐，同一个男人，在特殊年代衍生出的畸形爱恋。后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由孙俪主演。
二战进入尾声，日本战败投降，大批当年被移民来中国东北地区企图对中国实施长期殖民统治的普通日本国民被抛弃。十六岁的少女多鹤即为其一，在死难多艰的逃亡中，她依靠机智和对生的本能的渴望逃过了死亡，被装进麻袋论斤卖给了东北某小火车站站长的二儿子张俭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张俭的哥哥据传因为抗日而被日本人杀害，张俭的老婆朱小环因日本鬼子的惊吓导致流产，从此不能生育。国仇家恨的大背景下，日本少女多鹤的介入，使得整个家庭的关系变得暧昧和怪异。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女人多鹤的身份不仅在张家成为重大的情感和伦理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民间生活中也成了巨大的政治问题。因为多鹤是张俭欲拒还休、欲罢不能的另一个女人，是生活在朱小环身边的情敌，也是张家三个孩子的生身之母，她的身份和地位成了纠缠张家几十年的头疼事。同时，如何掩盖多鹤的日本人身份也成了张家挥之不去的梦魇。张俭的解决之道是，让多鹤成为朱小环的“妹妹”，孩子们的“小姨”；然后再通过不断的搬迁来遮掩多鹤的日本身份以及畸形的家庭关系。这个奇特的家庭组合在动荡的政治环境和困窘的经济生活中飘摇度日。
几十年下来，日本人多鹤默默而固执地以“整洁、较真”等品质影响着这个家庭，而朱小环等张家人则以 “随遇而安”、“凑合活着”等生活理念改变着多鹤。残酷无奈而又充满吸引力的生活因着他们善良的本性使他们活成了不能分开的一家人。
《小姨多鹤》的成功不单是作品本身故事的精彩，更是严歌苓讲故事的方法一在叙事形式的探索、实验上的独特性所致。或者说，严歌苓的《小姨多鹤》让人着迷的，除了作品的故事本身，还有它的叙事态度和叙述方式。严歌苓对时间与人和文学的关系有比较深入的思考，并以时间为结构要素，搭建出了一个个形式与意味统一的叙事结构，她对叙事形式的兴趣和探索使这部小说的叙事呈现出独特的魅力。

严歌苓简介：
严歌苓是一位美籍华人，著名旅美作家，美国21世纪著名中文、英文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作品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常被翻译成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其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多年的沉淀和积累，直接和间接的经历与经验都成为了她的创作“矿藏”，甚至她和劳伦斯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搅局”的爱情故事也写成了长篇小说《无出路咖啡馆》。张艾嘉执导影片《少女小渔》原作者，张艺谋新执导影片《金陵十三钗》原作者，《天浴》、《梅兰芳》 原作者及编剧，《小姨多鹤》等多部小说改编为热播电视剧。曾获华裔美国图书馆协会“小说金奖”、亚太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编剧奖。

Ⅳ 怎样看待严歌苓的作品

这个问题好泛哦
从小说看
从影视看

从女性主义看
从历史主义看
从现代性看
从华文文学看
……

Ⅵ 严歌苓作品到底是什么风格

喜欢严歌苓的作品。反应不同层面的文化。

Ⅶ 严歌苓最值得读的一部作品

金陵十三钗 （严歌苓创作中篇小说）

《金陵十三钗》是作家严歌苓著中篇小说。

小说描写的是发生南京大屠杀时的故事。小说名中“金陵”指南京，“十三钗”指的是故事中13位侠肝义胆的妓女。2011年，该作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由张艺谋执导。

内容简介

1937年的南京，日军残暴，满目疮痍，但由国际友人主持的一个教堂暂时还是一方净土。几个神职人员收留了一群躲在教堂里的金陵女大学生、13个躲避战火的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以及6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国军伤兵。共同面对有史以来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故事，结果竟然是那13个最“下贱”的女子成了保护众人的英雄。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他们共同面对有史以来最可怕、最没有人性的屠杀，产生了各种各样奇妙的感情。然而，教堂也不是永远的净土，日军终于冲进了这里。伤兵被杀，女大学生则眼看就要被日军掳走凌辱。在这个时刻，这13个平日里被视为下贱的女子，在侵略者丧失人性的屠刀前，激发了侠义血性：她们身披唱诗袍，怀揣剪刀，代替教堂里的女学生参加日本人的圣诞庆祝会，去赴一场悲壮的死亡之约。最终十三名女子除了玉墨之外无一生还。

严歌苓是一位美籍华人，著名旅美作家 ，美国21世纪著名中文、英文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作品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常被翻译成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其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多年的沉淀和积累，直接和间接的经历与经验都成为了她的创作“矿藏”，甚至她和劳伦斯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搅局”的爱情故事也写成了长篇小说《无出路咖啡馆》。张艾嘉执导影片《少女小渔》原作者，张艺谋新执导影片《金陵十三钗》原作者，《天浴》、《梅兰芳》 原作者及编剧，《小姨多鹤》等多部小说改编为热播电视剧。曾获华裔美国图书馆协会“小说金奖”、亚太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编剧奖。

Ⅷ 如何评价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

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是近年来当代文学的一个重大收获。作品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置放于厚重的历史题材之上，主人公陆焉识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接受的是欧美教育，秉承的是传统伦理，一个个人主义者在严酷的大时代里经受了各种匪夷所思的遭遇以后，最终认识了自由和爱的真实含义。小说没有回避中国20世纪历史所经历的种种内外战争、政治运动、苦难炼狱的严酷性，但是更为本质地提出了人性的美好情愫才是世界的本质。小说里重要构思在于一个美丽而凄凉的爱情与等待的主题，一个承受了各种苦难和羞辱然而像土地一样沉默的伟大女性形象。这是严歌苓一贯的创作主题和人生理念，而在这部小说的特殊背景中，显示出特别的感人肺腑的艺术力量。
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小说的现实主义力量渐渐复苏，小说开始摆脱虚无的疲软状态，重新开始与现实生活和重大思想的结合，产生出一批令人瞩目的成果。而《陆犯焉识》是这批成果中的佼佼者。

Ⅸ 关于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叙事的研究现状

论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指导教师：贺仲明 作者：张乐乐

摘要：

对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进行研读和思考，体察作者怎样从女性形象入手，探究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文化环境中的人性，通过塑造性情各异的女性形象表明自己独特的价值判断，从而关怀人生。

关键词：严歌苓 女性形象 人性 关怀

严歌苓是我欣赏的一位当代华文女作家。她自己本身的经历就是一部传奇。五十年代初，她生于上海，十几岁当了兵，学过舞蹈，数次随部队进藏巡回演出，踏进那片神秘的土地，还经历过共和国动乱时代的末期风云。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她强烈要求去前线做一名特派记者，目睹了许多生与死、血与火的场面。她三十岁才开始学习英语，之后移民美国，在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学习写作，获硕士学位。在国外，她拒绝依靠有钱亲戚的资助，勤工俭学，当过餐馆服务员、保姆……她的经历对她的写作气质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江南女子的敏锐和细腻，在她作品中发挥到了极致，她所经历的时代和曲折丰富的情感体验，又在她的人格构建中打印着苦难意识和悲情意蕴，使她的作品透露出女性作家少有的广度和深度，既客观、冷静，又有调侃似的幽默。出国之前，她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已是作家协会会员。出国之后，短片小说《少女小渔》、《女房东》、《海那边》、《红罗裙》频频摘取了台湾文学各种大奖的桂冠，长篇小说《扶桑》、《人寰》、《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在美国、台湾或内地都取得了较大的反响。

为什么喜欢严歌苓呢？是因为她的作品中的主角大多是女性形象，引起同样是女性的我的某种共鸣吗？是因为她作品涉及到绵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领域，让读者不由地随着她简练优美形象的文笔进入一个又一个未知的世界和心灵？还是因为被称为新移民作家的她通过作品带给我一种新异的价值标准和文化气息，让我警醒呢？

下面，谈谈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给我的一些思考。

女性形象的基本类型和特征——边缘人，体现出作者独特的价值判断。

正如她所说“我是一个来自中国内地的年轻女人”①，她的作品中也活跃着一批中国内地的女性，她们生活在不同的时空领域，身份、性格迥异。按地域、时代来看，有跨度百年的新老移民，如扶桑、小渔、海云，在大洋彼岸演绎着自己的挣扎沉浮；有20世纪30年代河南农村的寡妇葡萄，有用一生守护爱情的女话剧演员田苏菲，她们无视身边的一场又一场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始终如一地坚守着心中的“圣地”；有《白蛇》中的孙俪坤、《雌性的草地》中牧马班的姑娘们、《天浴》中的文秀等，为读者展现出一幕幕熟悉又陌生的触目惊心的文革画面；还有生活在当代的农村女子潘巧巧，被拐卖而沦落风尘，用她短暂的悲剧的一生，演绎着处于转型期的大陆人，人性与利益、欲望的争夺……

严歌苓1980 年在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学习时，不但接受了严谨的英文写作的训练，而且开始吸收西方世界“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对“人”的价值观的透视，开始用西方文艺理论的价值判断来重新审视“东方人类”。 “这些‘中国女人’，首先有一个“中国”的身份，就带有西方社会对古老东方的‘弱族’判断，再加上一个‘女人’又是一层中国父权社会的凌越歧视，双重的‘ 压迫’感造就了她笔下更为‘弱上加弱’的女性人物形象” ⑴。不管是哪个时代的移民，还是生活在大陆的各色女子，她们的身份、思想都与主流文化的价值判断相去甚远，她们都是游走在社会主流之外的边缘人。作品中，这些女性人物，在各种文化、政治、观念的夹缝中磨砺辗转，呈现出令人震撼的丰富深邃的“人性”，引起读者深深的悲悯之情。

从女性形象入手探究人性，关怀人生。

文学就是人学。马克思认为人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当严歌苓用文学的形式，再现客观生活的原态，表达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切和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叩问时，她选择了怎样一个视角和锲入口呢？

在谈到以大陆文革为题材的作品时，严歌苓曾说：“我到了国外之后，发现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写的。我不想控诉某个人。我只想写这样一段不寻常带有荒谬的历史运动，让我们看到一种非凡的奇怪的人性。我对人性感兴趣，而对展示人性的舞台毫无兴趣。” 她还说，“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因为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也许在严歌苓眼中，女性更敏感，通过女性这一斑，可窥见全豹吧。

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人物有一个共性，就是她们都有一点点迟钝，有一点点缺心眼，是边缘的，弱势的。可就是边缘弱势的女性却如一滴水一样折射出丰富复杂的现实和人性。

《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小菲，她对爱很执著，不管社会对她的丈夫是如何的定性，如何的贬低与批判，打入十八层地狱，簇拥在丈夫身边的同性异性都“树倒猢狲散 ”，她都死心塌地地爱他、崇拜他。甚至庆幸于这个剥夺了丈夫一切权利荣誉，使丈夫依赖于自己的动荡时代。她对他的爱是一种本能的、直觉的爱。这种爱古典，原始，是与现在的功利社会隔绝的，像罗密欧和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

与这样的爱比起来，现在的“爱”显得猥亵和卑劣。在《扶桑》中严歌苓有一段有关“出卖”的感言：“人们认为你在出卖，而并不认为我周围这些女人在出卖。我的时代和你的不同了，你看，这么多女人暗暗为自己定了价格：车子、房产，多少万的年收入。好了，成交。这种出卖的概念被成功的偷换了，变成了婚嫁，这些女人每个晚上出卖给一个男人，她们的肉体像货物一样聋哑。这份出卖为她换来了无忧无虑的三餐，几柜子的衣服和首饰，不止这种出卖，有人卖自己给权势，有人买给名望。有人可以卖自己给一个城市户口或美国绿卡。有多少女人不再出卖？一一难道我没有出卖？多少次不甘愿中，我在男性的身体底下躺得像一堆货？那么，究竟什么是强奸与出卖？”② 现代社会离婚、婚外恋，一夜情，“才貌双全榜大款”，“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种种名目繁多的钱、权、性交易屡见不鲜，很多女人不是因为爱，是因为利益而出嫁。她等于买给这个男人，是一次性批发的，而妓女是零售的。“所以别去指责那些零售的，因为你是批发的。”

这真是正中时弊，而且超出了性别职业的限定。许多人不敢这么讲，不敢坦然面对，而严歌苓却很坦诚的喊了出来。这不仅表现了她的大胆，敢于直面现实，更是一种对人类生存现状的文化关怀。

《第九个寡妇》中葡萄在这一点上和田苏菲很相似，她的公公被土改队定性为地主恶霸，被枪毙，但葡萄不为所动，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还剩一口气的公公从刑场背回藏在红薯窖中，一藏就是近30年。在别人看来，葡萄有点不知时局、执迷不悟的感觉，但却表现出一种最本色的善良与大爱。 也许在作者眼中，这是人最自然的本质，没有被文明制度污染的本性。现在，我们回顾这段经岁月淘洗后的历史，关于阶级、政治、解放、地主恶霸这些观念显得陌生，这段岁月显得荒诞和残忍，但王葡萄身上所表现的善良与大爱，却美得炫目，以她蒙昧的行为方式，影响着当代人对信仰、对责任的反思，体现了其独有的文学与社会价值，深深地震撼着我们，并引起我们的深思。
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人的本质在于人的自由选择。那么作为新移民的女性又是怎样的选择的呢？在以移民为题材的作品中，文化错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主旨。一方面，他们割断了与母语文化相连的脐带，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在新大陆上植根，适应异族文化的价值规范。

《花儿与少年》通过一个中国家庭的解体和一个美国家庭的建立，反映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与冲突，揭示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征服和压抑，以及弱势文化的抗争和自守。10 年前，30多岁的前舞蹈演员徐晚江，为了摆脱眼前的生活困境，也为了寻求所谓的“幸福生活”，在无奈与憧憬的矛盾心境中，选择了离开她深爱的丈夫和儿子九华，带着4岁的女儿踏上了“新移民”的人生旅程。徐晚江这一女性作为一个弱势文化中的弱者，承受着文化的错位和失去自由所带来的身心压力。丈夫老瀚夫瑞把她当成财产的一部分，晚江“自由地”选择了“不自由”，用这种不自由换来丰裕的物质生活。她与路易（瀚夫瑞的儿子）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跨越最后的“雷池”，但那隐秘的心理活动和肌肤相亲的情调，却已明显地超出了继母与养子的关系。特别是路易为晚江捶背的场景，“一万种不可能使她和他十分安全。发生的只是肌肤和肌肤的事；肌肤偷着求欢，他们怎么办呢？肌肤是不够高贵，缺乏廉耻的……是怪不得他们的。”明明是自己在偷欢，却认为是肌肤在偷换，明明是自己不够高贵，却认为肌肤缺乏廉耻，这种自欺欺人式的开脱和安慰，是“天理”与“人欲”激烈交锋的心理表征。在灵与肉的撞击中，我们仿佛听到了人性的叹息和呻吟。晚江最后终于无法忍受掩饰与说谎，决定一了百了地与瀚夫瑞摊牌。但她没有勇气与美国丈夫面谈，于是写了一封信，通过挂号的方式寄到自己家里。奇怪的是决定命运的信却迟迟没有出现，晚江陷入了焦急不安地等待中。这说明晚江的不自信和犹豫。她厌倦了这种“奴隶”般的生活，可又对优越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不舍与留恋。小说结尾，瀚夫瑞洒上香水，暗示他想与晚江同房，晚江也开始洗漱，迎合瀚夫瑞的欲求，连她自己也觉得迷茫。她自己无法主动地把握自己的命运，最后心灵迷失，无所归属。

晚江的内心世界，如一朵奇葩，一层一层次第展开，又交错缠绕，把读者挟裹着，卷进同样的迷失与挣扎。

女性形象担负着批判和拯救，但也透露出作者的一定程度的认同和妥协。

严歌苓从“文革”中一路走过的少年记忆使她过早地看到浩劫下急剧凸显的复杂人性。再加上西方世界“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关于“人”的价值观的影响，她坚信“人在哪里，哪里就是文化和文学的主流”③，“ 决心从足够的层面和角度，来旁证、反证‘人’这门学问。”（同上）严歌苓认为女性身上固有的品行是雌性，是人性中最为原始本真的一部分，雌性的被压抑和扭曲通常隐含着人性的缺失。一个不能让雌性有着本应有的归属的时代也不会产生健全的人性，进而引申出对时代的强烈控诉，呼唤能让雌性自然绽放的宽容的时代环境。

《雌性的草地》就是诞生在这样的反思与呼唤中。“文革”中，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0 岁的青春少女组成了女子牧马班，怀着荒诞的理想，庄严地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大草原上，从事着令男子都觉繁重的工作。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她们渐渐的自觉不自觉地退却了外表的雌性特征，长出了一张张饱经风霜的年轻老脸，但青春萌动的雌性本能却不可遏制，由于失去了正常的实现渠道，只能以变态扭曲的方式来发泄。老杜用不合适的马鞍和与身材魁梧的柯丹的一场场厮打来发泄她自己也不甚明了的情欲的冲动。渴望离开草地摆脱蒙昧落后的毛娅，却被整个集体所排挤和孤立，为了证明对理想的不背叛，毛娅坚决地嫁给了当地的藏族人，葬送了自己毕生的幸福。而沈红霞则完全消退了雌性特征，作为荒诞理想的殉道士，彻底扼杀了自己的人性，也压抑着牧马班其他成员的人性。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一切生命的性都是理想准则的对立面。

“多年后，我们听说那个指导员叔叔把牧马班里的每一个女孩都诱奸了。这是对女孩子们的青春萌动残酷、恐怖，却又是唯一合理的解决。”④

“当时我感到她们存在的不很真实，像是一个放在‘理想’这个培养皿里的活细胞；似乎人们并不拿她们的生命当回事，她们所受的肉体、情感之苦都不在话下，只要完成一个试验。”“这个试验以失败告终。‘性’毁掉了这个一度荣耀的集体。”（同上）

严歌苓认为，自己在写《天浴》时还带有控诉的情绪，但在写《穗子物语》时拉开了距离，虽然写的都是悲剧，“但全是嘻嘻哈哈讲的”，那是更高境界的批判，更冷静理性、更犀利深刻。

《灰舞鞋》中通过15岁的女兵穗子的初恋描写，揭露了人性的险恶和丑陋。穗子对年轻军官邵冬骏的爱是纯洁、热烈、真挚的。“每天在日记本上为他写一首情诗，还给他写两页纸的信，全是“永远”、“一生”、“至死”之类的词”。而邵冬骏却对这样停留在精神层面的中学生似的“爱”不满足，“几天前冬骏忽然问她：‘能不能把一切都给我？’他那封信字迹格外笨拙，每一笔画却都下了很大手劲，让十五岁的小穗子看出他的反常。”这引起了穗子的不安和委屈。她约邵冬俊在大家看电影的时候溜出来，说清楚。她哪里知道她的恋人早已被嫉妒她的副分队长高爱渝，这个“活泼、丰满、骚情的连级军官”所色诱，背叛了她，并为她设下了一个恶毒的陷阱。在错位的年代中，一切都在错位，穗子自然萌生的少女纯洁的情愫变成了“腐化”和“犯贱”，人之间互相的倾轧诋毁，成了对组织忠诚表现……人与人之间充斥着猜忌、仇恨与互相利用和背叛。

但穗子在曾指导员披着温情面纱的启发鼓动式的审问中，轻而决绝地说了声“没有”，坚持着少女的忠贞和真诚，如污泥中婷婷玉立的一支荷花，悠悠地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这少女变得圣洁起来，如一尊汉白玉的塑像，与她所处的时代环境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反差。

严歌苓塑造的女性形象不少是在逆境当中成长的起来的女人，成了这个男权社会当中弱势中的更弱者。但是，她们的精神和灵魂却是伟大的，很有力量的，无论在什么时候，内心都是主动的、强大的、坚忍的。就女性角度来看，与生俱来的母性牺牲和奉献精神使她们在两性关系中本能地充当了保护和给予的角色，这种无私的给予越过世俗贞操的观念，躲过文明道德的谴责，上升为“女神”“地母”的形象⑵，宽容地接受了人性的弱点，用母性衍生的善良大度弥补被损坏的世界。严歌苓认为男人，破坏了世界，一次一次对世界造成创伤。女人总是疗伤者，总是在一片废墟上耕种、纺织，把世界又重新的建起来。这就是女人的更强处，她们多么坚韧。她们使生生不息的现象能够得到一再的实现。

《少女小渔》中，面对清清洁洁的小渔，原本无耻龌龊的意大利老头“悄悄找回了遗失了很久的一部分他自己，那一部分的他是宁静、文雅的”⑤。《扶桑》就是最具母性的女人，面对无求无欲的扶桑，暴戾的大勇放下了仇恨和罪恶，用生命偿还了血债。扶桑藏起美国男孩克里斯在参与轮奸她时，被她扯下的一枚铜纽扣，从未告诉他她掌握的这一罪证，而是“让那或许永远不实行的惩罚永远悬在他的生命上，永远笼罩着他的良心”，克里斯被扶桑古老的东方地母形象所感染，“克里斯还想到自己的一生，被扶桑改变的一生。他一生都在反对迫害华人……成了个中国学者……”⑥。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严歌苓笔下那些面对生存处境移位，在世界、文化、性别多重边缘挣扎的女性角色中，透露出一定程度的对西方主义和父权制度的认同和妥协。

严歌苓讴歌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德——温顺、谦卑、坚忍、善解人意。把这种美德命名为“母性”，包涵着受难、宽恕，和对于自身毁灭的情愿。但是一个东方女性，在西方主流文化和父权制度双重挤压下，不奋起反抗，甚至不是苟且偷生，而是像扶桑般全面迎合，甚至倒退回不会思维的原始状态，这是一条可以走的自我救赎之路吗？在严歌苓的移民文学创作中，女性不仅没有找到突围或颠覆中心的有效策略，相反她们找到了使自己安于被欺凌现状的良法——麻木+幻想中了。也许这是作为女性的严歌苓的伤感和矛盾的吧。

严歌苓，这位“窥视人性之深，文字历练之成熟”的作家，她的创作不仅在海外文坛树立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且也对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也注入了簇新的因子。她从“我是一位来自中国内地的年轻女人”出发，关注女性本质、女性境遇，书写着在文化与性别身份的焦虑中艰难求生的痛苦而真实的人生体验。“在黑暗的年代，知识分子经常被统一民族的成员指望挺身代表、陈述、见证那个民族的苦难”⑶。对于有着长期海外居住经历的严歌苓来说，她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立场，用她的敏感描画着，在大洋的那边对着这边深情地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