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现代小说中女性自我意识的嬗变
Ⅰ 怎样理解丁玲早期作品中女性主人公的苦闷
丁玲曾经说过:”在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最喜欢写一种人…这些人物都好像是在沉重的压抑下，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在很孤独的心情中，…所以我开始写小说时，就是写这样的人物。“通观丁玲的《梦珂》、《沙菲女士的日记》、《在暑假中》、《阿毛姑娘》这四篇短篇小说的创作，其结果也印证了她的这一番话。她们都是一群踽踽独行、离群索居、矜持厌俗、不被别人理解的“怪人”。这其中的原因是她们都是一些反叛旧制度，旧秩序，反叛一切旧伦理道德的惊世骇俗者，因此她们的思想往往难以与人相沟通，感到孤独，寂寞。在《沙菲女士的日志》中对莎菲的孤独感描写是相当的细腻的。她染肺病，客居他乡，举目无亲，百无聊赖，生活压抑，前途渺茫，所有的一切都使她深感苦闷，她找不到一个能推心置腹的朋友，也没有一个精神的契合者，茫茫人海，漫漫人生，她的一切努力都显得那样孤独和无力。
Ⅱ 女性文学中女性思想意识的变化
女性文学：女性·妇女·女性主义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从字面上把女性文学理解为一种按性别分类的性别文学，就像青年文学按年龄分类，西部文学按地域分类，女性文学不过是特别标出作家性别的一种性别方言罢了。果真如此，女性文学就不仅失去了它起码的理论意义，而且可能起到强化女人“第二性”位置的作用，使生而为女人者感觉到某种看不见也说不出的以宽容面目出现的性别歧视。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女作家拒绝认同女性文学这一命名的心理原因。而且越是自信心和独立意识强，对两性不平等有深刻体验的女作家越是拒绝把自己归入女性文学名下。
女性文学既是性别文学又不是性别文学这一悖论，可以用现代语言学符号学理论来说明。概念符号与所指称的对象不是同一的相等的，语言相对于它所指称的对象既是照亮又是遮蔽，它的意思是某种暂时的、有待于发现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符号可以完善的穷尽它所指称的对象的全部涵义。因此，概念的意思（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概念）常常是包含着悖论的有待于发现、填充和更新的。〔8 〕前述美国《女性独立宣言》把“人”这个词改为“＠①”，中国女学生把讲义上的“他”改为“＠②”，美国女性在history之外又创造了一个herstory， 便是女性在人的范畴里要求男女平等而在符号学上的体现。
索绪尔认为语言中的意思只是一个差异问题，每一个符号的意思只是因为它不是其他符号的意思。如果我们要相对稳定地和准确地界定一个符号的意思，便应该把与它相近的或似是而非的意思排除出去，也就是要从该符号不是什么入手。
女性文学不是什么呢？
前述关于性别文学的悖论，意思是女性文学虽然以“女性”这样的性别概念为标志但并非凡是女作家写的就是女性文学。作家的自然性别固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前述女性文学的现代性这一特质在时间上排除了“五四”以前的妇女古典诗词，包括以秋瑾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前后表现了鲜明的妇女解放要求的作品，应历史地看作是我国女性文学的萌芽或前驱。女性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应如何概括？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及我国80年代中期开始讨论这一概念时，一般认为应该是体现了女性意识的作品，伊丽莎白·詹威认为要看她对自己所写的生活内容的体验、理解是否是女性的。鉴于女性意识、性别意识这些概念含义的模糊性，我认为应在前面冠以“现代”二字加以限制。这就把那些虽为现当代女作家所写却体现了传统的男性中心意识的作品排除在外。〔9〕 女性文学也不是一个题材概念。人类生活是由男女两性共同参加和共同维系的，尽管历史对男／女、社会／家庭的角色位置进行了等级制的刻板定位，但任何生活领域都难以截然划分为纯然男性或纯然女性的题材，任何女人的问题都和男人有关，反过来说也一样。题材决定论的实质是题材等级论，即等级制的公众／个人、集体／私人等二元对立模式。前者似乎是男性领地而后者则似乎注定属于女性。庐隐、萧红等均因此而受到过非议。近年来这种以题材等级论鄙薄女性文学的现象明显升温，出现了种种以“小”和“私”为中心词的命名（“小女人散文”、“私小说”、“女性小品”等）。事实上题材本身无所谓价值上的大小高低，重要的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样写和写得怎么样？女性写作和男性写作在这方面的区别不在题材而在女性，一般来说习惯于以内视角和个人记忆、个人生存体验来处理各种生活范围的题材。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中国女性文学，在现代性进程中事实上出现了哪些形态类别了。女性文学和我国20世纪历史息息相关，不可能摆脱种种历史合力的牵制而只能在历史给定的不尽相同的条件下做出不尽相同的选择，从而呈现出现代性进程的丰富性。诚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言，“语言并非是一个规定明确、界限清楚，包含着表现者和被表现者对称单位的结构。它现在看来更像是一个无限展开的蛛网，网上的成分不断交换和循环，没有一个成分受到绝对的限定，每一种东西都受到其他各种东西的牵制和影响。”〔10〕在这个“无限展开的蛛网”上有的成分发展了，有的成分消失了又复现了，也有新的成分出现、发展或消失，也有的成分发生了变异成为不是它原来的东西。“女性”、“妇女”、“女性主义”便是女性文学发展进程这张蛛网上三个重要的“网结”。在我国女性文学之现代性进程中，恰恰可以梳理出女性文学、妇女文学、女性主义文学这三种形态。 “女性”（female）是女性文学及女性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它和“妇女”这个概念是同义的可以互换的吗？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在我们这里基本上是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女性与妇女这两个概念的混淆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了女性文学批评对女性文学现代性的漠视与无视。 据美国后结构主义学者白露考证，我国直至清末还没有“女性”这一概念。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话语不存在一个超越社会人伦关系的女性概念，凡指称女人的词语都是指在具体的家庭人伦关系中的女人，如次于儿子的女儿、次于丈夫的妻子、次于父的母等，各人只有根据自己在亲属关系中规定的角色规范立身行事，才能取得被社会认可的角色规范立身行事，才能取得被社会认可的角色位置。“女性”这个词与“他、她、tā＠③”这些人称代词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白话文学的主题之一，是一个超越了亲属人伦范畴超越于传统父权制意识形态对女人社会角色定位的一个革命性反叛性符号，〔11〕也是一个有待发展和完成的概念。从20、30年代的一些论文和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这一有别于恪守三纲五常的传统女人依附性身份的概念，有的文本为了与旧式的传统女人相区别，常常在“女性”前面加上一个“新”字，“新女性”便成为“现代女性”的同义词。白露也指出了“女性”一词的负面含义如被动、柔弱、智力与生理上的低能等，这恰恰是女性概念的暧昧性不稳定性而在运用过程中被男性偏见所填加进去的意思。 白露还考察了“妇女”（Woman）这个概念内涵的变化。 在传统话语中，泛指女人时有女子、妇人、妇，也有妇女这个词，都是指的传统女人。白露所分析的妇女这个概念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被填加进去的意思。 她指出早期共产党人将欧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中的Woman译作妇女，强调社会生产与妇女的关系，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的翻译奠定了“妇女”一词的政治意义，30年代农村根据地，苏维埃政权以至毛泽东时代国家、妇联等政治机构继续沿用的“妇女”一词也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12〕“妇女能顶半边天”便是从生产劳动和政治功能的意义上使用的。 可见“女性”“妇女”这两个词尽管都指称了“女人”这一性别，但二者的内涵并不一样也不在一个话语体系之中，前者以区别于旧式女人的主体性为本质内涵，而后者则是一个被国家权力话语政治化了的意识形态话语。在日本，妇女的概念一般是指没有解放的老式女人；而女性一般是指现代社会中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解放的新式女人。〔13〕就一般意义而言，我们今天在使用这两个词的时候也应有这样的大体上的区别。 “女性”、“妇女”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恰恰与“五四”到十年“文革”女性文学的历史嬗变形成同构的关系，也就是说，上述两个概念的不同内涵恰恰对应了相应的两种不同的女性文学类型的基本内涵。我国女性文学与女性这个词同时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20年代后期与妇女概念内涵的政治化功能化的同时，出现了女性文学的分化，逐渐形成了恰与妇女概念的新内涵相对应的妇女文学，并在40年代出现了女性文学与妇女文学在不同的话语空间的并存现象。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区工农兵文学被规定为新中国文艺的共同方向，女性文学与“五四”人的文学同时被阻遏，妇女文学以顺应时代潮流和主导意识形态的方式与工农兵文学一起得到了长足发展，直到在“文革”十年中被推向极端而走向反面。80年代初，随着“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复苏，女性与女性文学再次出现，成为当代文学中一支既有别于男性文学又有别于妇女文学的现代性的女性文学。而妇女文学则走向了衰微。在女性文学的发展中，大约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出现了女性主义文学这一新类型，而更多的女性文学也在继续发展。
就这三种女性文学类型的关系而言，妇女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话语环境下由女性文学衍生出来的两个分支。应该承认即使是妇女文学，在其发生之初，也还是基于女人争取自己作为人的权利和价值的实现的现代性进程的产物，但二者的思想资源不同。妇女文学的思想资源来自社会主义的妇女观，主张妇女应投身于社会革命、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洪流之中，在社会／阶级／集团的解放中解放自己，故更多着眼于社会底层妇女，主张知识女性要向工农兵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故其主人公多为各种社会／阶级／集团斗争中的女英雄。至于这种“社会解放我解放”的模式，究竟能否解放妇女和在何种程度上解放妇女，那是另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妇女学理论问题，本文暂不展开论述。女性主义文学的思想资源显然是80年代中期才陆续译介过来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但就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来看，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更多地吸取了弗尼吉亚·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房间》、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和贝蒂·傅瑞丹的《女性迷思》、《第二阶段》这些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女性人文主义思想，而对西方激进的和学院派的“性政治”“累斯嫔主义”以及建立在男／女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上的性别对抗路线则采取了谨慎的既有所认同也有所保留的态度，王安忆、铁凝的一些小说则对这些理论进行了严肃的艺术探索，从而使自己与西方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拉开了距离。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我国女性主义文学从自在到自觉，对中国妇女尤其是中国知识女性、职业女性的精神成长和主体性建构进行了默默的和艰苦的探索，如80年代的张洁、张辛欣、残雪、陆忆敏、萨玛（崔卫平）、王小妮、伊蕾、翟永明、张烨、张真、叶梦、斯好，90年代铁凝、蒋子丹、方方、徐坤、徐小斌、陈染、林白。这里有一些作家在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这两个类别中同时进行了探索，正如丁玲是现代文学中在女性文学与妇女文学这两种文学中都留下了重要的作品一样。不同的是前者基本上出于她们的自觉选择而后者则是无奈的在时代纷纭复杂的历史潮流里跌着跟斗，而一些众所周知的女性文学文本还受到过多次批判。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比丁玲年轻得多的蒋子丹、徐坤们不再是别无选择而是在一定限度内赢得了自主选择的权利。
有论者批评20世纪女性文学研究对女性文学和妇女文学这两种文本存在着严重的偏斜和理论上的误植，并认为这样的批评拉大了这两种文本的距离。此言恐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偏离了这两种文本的实际。由女性文学而出现了与主导意识形态同构的妇女文学，这本身就说明了二者的差异，加之政治作为一种强大的权力话语的控制和干预，使原本具有合理性的妇女文学走向了政治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女性这一概念的现代性内涵，导致了女性、妇女在生活中和文学中的双重失落，在被男性化的同时也失落了自己作为精神上独立自主的人的价值。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新生，其内在的思想底蕴不能不是对政治化的妇女文学的反思。这不是哪一个女作家个人的问题，这两种文本的差异自然也不是依照哪一位批判者主观意志所能够消泯的。论者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水》、《田家冲》，50年代菡子、茹志鹃、刘真等对战争题材的书写归之为“政治文本”，意思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讲述”。萧红的《呼兰河传》，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不幸也被划入“政治文本”。至于是什么样的政治则语焉不详，更不提即使是这些对当时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直接讲述”的作品（且不论这样的概括对于这些作品而言是不准确的），也有不少为当时的政治所不容，刘真的《英雄的乐章》、《春大姐》，茹志鹃的《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宗璞的《红豆》等都受到过左倾政治的批判，至于杨沫的《青春之歌》在政治压力下由初版本到再版本的重大变化，更是政治对妇女文学的强力扭曲和规范。在这里，女作家和女性文学批评者的价值立场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是从妇女作为人的价值立场出发还是从泛泛而论的暧昧不明的政治立场出发？论者将庐隐、冰心、凌叔华、苏青、张爱玲及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等归之为“性别文本”即“渲染性别意识、批判父权话语的文学书写”。这“性别文本”是指女人的“自然性别”（sex）还是“社会性别”（gender）？而“性别意识”包不包括女人作为人的意识？而“渲染性别意识、批判父权意识”这样的界定，即使仅指上述的女性主义文学，也基本上不符合这些作品的思想和价值取向。徐坤的《女娲》、《出走》、《厨房》，蒋子丹的《桑烟为谁升起》、《绝响》、《等待黄昏》、《贞操游戏》、《从此以后》，铁凝的《玫瑰门》、《对面》、《麦秸垛》、《棉花垛》、《孕妇和牛》，陈染的《破开》、《无处告别》、《私人生活》，林白的《瓶中之水》、《一个人的战争》及近作《说吧，房间》、方方的《暗示》，萨玛的《父亲》、王小妮的《应该做一个制作者》、张烨的《鬼男》等女性主义文学名篇都是从人性和人的价值的高度探寻女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解放的道路的。她们鲜明的作为人的性别意识无论是体现在对父权制男性中心意识的批判还是体现在对女人自身身体的认识对母性和爱的新的认同以及人性的审视，都立足于人性的提升完善和女性的成长与解放这一女性人文理想的价值立场，这也正是女性文学能够超越时代，超越性别，超越时效性和功利性而具有长久的历史和美学价值的原因。
Ⅲ 双性同体的女性创作意识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女性文学初兴期的创作具有如下基本特点：一是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这是此期创作有别于此前妇女文学活动的首要特征。实际上，只有到这一时期，中国女性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在文学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才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现实。无论体认自我生命还是审视外部世界，总体而言，她们已摆脱传统闺秀依附于父权力量、夫权力量的屈从人格，立足于女性主体完整的自我意识。二是以女性生活为取材重点，着力表现女性命运和情感；尤其着重抒写新女性的心路历程，许多作品多少都具有自叙传色彩。尽管这一时期女性文学的视野相当广阔，但是她们表现最深刻的无疑是觉醒的青春女性踏上现代人生之旅的独特情怀；同时，她们对下层妇女的命运有着深切的同情，悲悯传统闺秀的人生境遇，也反思旧式女性的精神缺憾。三是艺术表现上善于采用强烈的主观抒情和细腻的心理刻画等方式。这一时期的女作家在文学观念上都追求“真”的文学，并且把“真”理解为心灵的真实；因而冰心、庐隐、丁玲等人大都在作品中勇敢真诚地袒露自己的内心真实，凌叔华等擅长客观描写的女作家则细腻地刻划了女性内心的细波微澜。四是艺术上以阴柔之美为主调，同时也不乏阳刚气度。这一时期的女性创作忠实于觉醒的青春女性的独特情怀，大都呈现出纯真、热烈、柔美的青春特质，又时或弥漫着悲哀的时代气息。有些女作家则能于阴柔之外展现出时代女性的豪迈。综上，女性文学初兴期的女作家在时代启蒙精神的感召下，怀着“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庐隐《今后妇女的出路》）的理想，走向社会。她们以觉醒的人的生命自觉关注社会人生、感受母女亲情、观照童心世界、体会同性情谊、追求现代爱情。创作主体既展示出与男性平等、不屈从于外在权威的生命尊严，又以艺术的方式表达了女性独特的人生感受。这种平等与差异共存的生命体验，构建了中国女性文学最初的主体内涵。不过，此期女性创作尽管在整体上勇于否定封建父权夫权以及现代消费文化对女性的伤害，但一些时候仍然不敢正视异己力量，以致在自我精神世界的抚惜中放弃了深入一步的理性追问，显现出女性文学初兴期创作精神怯弱的一面；一些女作家不能艺术地提炼情感素材、理性地审视表现对象，部分作品一定程度上流于宣泄，在艺术方面留下了比较明显的缺憾。
Ⅳ 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中国女性地位的变化的现实意义或者学术价值，写作目的
【摘 要】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中国两千年的文学史，女性实际上处于历史的盲点。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女性觉醒的自我意识使她们要求独立存在，争取独立人格。从五四开始，就有大量作家在其作品中塑造这样的女性形象。但由于社会的局限，这些追求独立的女性有的重新回到以前的生活，有的也没追求到自己想要的生活。随着社会进步，作品中独立女性行象趋于完善。但到现代社会中，独立意识在传承过程中有所失，而文学作品中独立精神可以启发现代女性独立意识的复苏 。
【关键词】女性地位；文学作品； 独立
在《汉乐府》中脍炙人口的词句：“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竭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它讲述的是一位女子的山盟海誓，充分提炼了自由恋爱的精神和敢爱敢恨的态度。也许很多人是从琼瑶阿姨的作品中了解其中的情怀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这样的情怀却出自先秦和汉代的历史背景。
我们可能印象中古代就应该是充满了性别歧视和礼教压抑的 但其实这首诗就能反映出这种地位差别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相敬如宾 至死不渝 相濡以沫等形容男女相敬相爱的词汇 就足见性别歧视本身始终存在于我们文化当中。
应该说性别问题是带有社会性的 ，一方面是男性在社会分工中逐渐占据了非常主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跟汉武帝独尊儒术后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的礼教建立有关。 但是便如此， 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仍然不能完全抹去那些自由浪漫的诗篇。
从先秦到汉唐 ，封建社会的如日中天， 也从根本上淹没了诗句的美好意义 。从而进入了一个男尊女卑， 天经地义的时代。
应该说， 随着封建礼教的发展， 对妇女的迫害和歧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但男性在婚姻上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男方在婚姻关系中占据绝对地位， 对感情不忠的量刑差异也颇为巨大。 更严重的表现形式就是女性本身被物化。
五四之前，中国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精神，她们被“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捆绑着，又被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戒律禁锢着思想，成为封建宗法制的一种没有人格的机器。她们无论怎样努力，都只是社会和家庭的附属品，这是历史悠久的封建文化背景和社会造成的。到了近代，随着西方科学民主的新思想不断涌入，妇女的思想也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五四时期，中国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女性主义高峰。这时期的女性思想，不仅传承了近代的女权运动，使女性对其社会、家庭地位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初步唤醒了处于封建父权压迫下的中国妇女寻求独立人格的意识，而且直接培养了鲁迅，周作人等五四女性解放的同谋者和女性作家写作的滥觞。五四及以后的作家作品中的女性都受新思想的影响，不断从封建家庭中走出来，追求自身的独立和解放。
有着先进女性观点的鲁迅，对女性的解放问题有着长期、深入地思考，对女性的不幸遭遇和在社会中的悲惨处境给予充分的揭示其中，受到良好教育和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子君便是他唯一一篇爱情小说《伤逝》中追求独立人格的女性形象。子君受过资产阶级启蒙教育，有着反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觉悟。由于这种先进思想的驱动，使她能够很容易接受涓生与她交谈的事物“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也正是这些新思想、新偶像促使子君反思自己的人生价值，要求独立，离开束缚她的封建家庭，成为一个摔门而走的娜拉。
鲁迅在倡导女性解放时，强调的不是参政权、教育权而是经济权。在娜拉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时，鲁迅就写下了《娜拉走后怎样》来说明：从事理上推想，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卖掉。 经济独立是女子寻求自由获得人格独立的首要因素。从子君结局也可以看出鲁迅意识中女性经济独立的重要。他在《关于妇女解放》中进一步说：“俗话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所有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认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 ”
而女作家在反映女性生存与独立时，大多则以精神层面讲述女性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执着于女性的精神追求从而达到人格的独立。丁玲笔下的沙菲就是个性独立与精神追求的代表。沙菲以自我保护的胜利反抗了异化的爱情，保住了女性的尊严。她追求在完整意义上的女性存在价值，充分理解人，特别是对劣势女人的理解和尊重。沙菲喊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将女性思想追求呈现出来，大胆的反叛男权文化对女性思想的抹杀和忽视。沙菲的选择就是丁玲最终对女性的自我理解。丁玲说：“我感到寂寞，苦闷，我要倾诉，我要呐喊，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拿起笔，书写我对旧中国封建社会愤懑与反抗。” 丁玲及其笔下的沙菲都有较高的精神追求，想使女性真正被尊重，实现人格独立。但在当时社会，最终仍然是陷入了“觉醒了却无路可走”的处境。
无论鲁迅笔下的子君，因经济不独立而被迫走回封建家庭，还是丁玲笔下有着较高精神追求却找不到出路的沙菲，她们都未真正获得人格独立。伴随着对女性独立人格的思索，历史进入五六十年代。此时，在继承五四思想的基础上，女性更进一步认识自己，执着于真正独立的探索。杨沫的《青春之歌》塑造了林道静这一女性形象，她在经历了和子君、沙菲一样的苦闷后，最终找寻到自己的事业——走向革命，真正实现了女性的独立。林道静意识到不能向子君一样在经济上依附于男人，故而不断追求经济独立；也不能向沙菲一样将精神追求只停留在空想上，继而通过行动找寻到自己理想的出路，林道静最终真正冲破封建男权社会的禁锢，以女性意识为主题，坚守着不断探索经济独立和精神追求的信念，成为女性追求的典范。
综上所述，三个女性追求人格独立的道路启示着现代女性：要独立自强，就要养成独立的性格，并具备谋生的能力，在经济独立的同时，还要不断的自我完善，按照自己的精神追求去规划自己的人生，从而达到经济独立。将男性视为生活的伴侣而不是依附对象，由经济上的独立走向社会角色的独立，最终达到人格的独立。
更是在现在社会中，“女强人”的魔咒给现代独立女性带来了颇大的社会压力 这都促使了当代中国女性重新的 自主的思考自己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 新一代的知识女性已经有了更加豁达的想法 无论是选择成为贤妻良母、专职太太 还是选择独当一面的职业女性 不卑不亢态度 独立个性的生活追求 已经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身旁 这也似乎为我们提供了对未来女性形象更美好的遐想
如今在中国, 女性应越来越多的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生产中担负重要的责任了, 不说诸如护士之类的服务性行业和文艺领域是女性垄断的行业。 现在女性也越来越多的从事技术研究 ，行政管理等职务 ，甚至在军队这种充满阳刚之气的行业中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事实上，社会发展到今天，女性在人格独立的问题上有些迷失。一些女性在心理上对男性依附和对社会的依赖并没有完全消除。在市场竞争中，她们比男性往往更缺乏适应能力和心理准备，遇到困难和冲突，不是寻找自救而是寻找依赖的对象。总之，女性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在不断追寻中确立，发展到现代社会却有部分迷失，这个过程是复杂的，这种精神不会因一个时代而结束，是要靠女性不断探索更新。重读经典，从子君，沙菲，林道静身上体味这种女性独立人格是必要的。总的来说 ，中国女性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 最终走向了独立和解放 。未来这样一种思想， 必然在不断的传承中发展深入 。中国女性将在祖国的繁荣发展中承担更加重要的责任 。也必然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更多的动力。
参考文献
[1]徐敏.女性主义的中国道路——五四女性思潮中的周作人女性思想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鲁迅.关于妇女解放 鲁迅全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3]张永泉.个性主义的悲剧——解读丁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Ⅳ 从钟雨，林道静、莎菲和子君方舟里的女性形象异同 下午就考试了，急
在反抗中异化 ——从莎菲、梅行素到林道静(2009-02-24 09:04:49)转载▼标签： 说说写写杂谈 分类： 读书思考
随着争取民主自由呼声的高扬，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批具有反抗精神、追求婚恋自由、个性解放的女性形象。如鲁迅笔下的子君、巴金《家》中的琴表姐、《寒夜》中的曾树生、丁玲笔下的莎菲、茅盾《虹》里的梅行素直到十七年文学中的林道静等女性知识分子系列。她们在恋爱、婚姻、工作中实现着对传统的反抗和颠覆，从家庭的深宅中走向社会，寻找自我生存的空间和心灵的满足。本文以莎菲、梅行素和林道静为例，浅说现当代文学史上女性知识分子形象的嬗变。
（一）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于1928年《小说月报》第19卷第2号，以日记的形式写成的刻画女性心理的杰作，在探索人性深处的隐秘角落方面独具艺术魅力。莎菲是旧家庭里走向社会的女性，在社会上她“病”了，周围的环境让她感到压抑、苦闷与彷徨。小说借病中莎菲大胆地展示自己的爱憎，表达对周围环境的厌倦，对性和爱情的渴望，手法上以内心独白的日记形式，深刻而独到，无疑是很具震撼力的作品。病中莎菲获得了像《牡丹亭》中的“惊梦”、《狂人日记》中的“发狂”一样可以自由舒张内心感情、情绪的空间，可以将反抗的情绪彻底地表露出来。在莎菲的世界里，追求就是反抗，自我心灵需求的满足就是对固有传统观念的背叛，现实的社会中不能实现的愿望只有靠“病”作掩护进行比较彻底的展示。当然，“病”这一意象的运用意义不止于此。
莎菲是反抗中的强者，她的行为“不是一个正经女人所做出来的”，有别于《伤逝》中的子君，子君依靠精神上的导师涓生实现反抗家庭的愿望，终因涓生的厌弃而回归旧家庭，宣告了反抗的失败和早夭厄运的降临。莎菲不是子君，她不把男性当成唯一的依赖，成了宣传女性自主的代言人。她拒绝剑如的解释时说“莎菲不是喜欢听人解释的人，根本我就否认宇宙间要解释。”莎菲是站起来的女性，她追求的不单是肉体上自由的满足，更需要别人的理解，“我总愿意有那么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她需要的已经不是“找一个忠实的男伴，做一身的归宿”，更是对心灵相知的企盼。莎菲在压抑的陈腐空气里喊出了歇斯底里的控诉，要求社会给与女性于精神上的尊重。爱是理解不是“盲目的爱惜”，父亲、朋友、姐妹的爱惜，苇弟的真挚而坦率的爱慕追求并不能满足她心灵的需要。在看似和谐而僵化的环境里，对人的压抑——对性的生理上的和爱的心理上的压抑——是潜藏的而不是显现的逼迫与压制，莎菲在这种无形的压迫中痛苦的挣扎，在苦闷和彷徨中与病魔做战与社会对抗。莎菲需要性与欲的满足，需要精神上的理解，这份理解不只是异性之间相知相爱的理解，也是父亲、姐妹、朋友的亲情、友情的理解，莎菲的痛苦宣泄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提出了疑问，这些生存的疑问已经超越了异性之间爱恋的范围，进入一种更加深刻而广泛的人生问题的反思。
两性关系是小说中主要的探讨主题，围绕莎菲的爱情丁玲安排了两个人物：苇弟、凌吉士。苇弟在小说中“哭”的时候多，“苇弟他说他爱我，为什么他常常只会给我一些难过呢？譬如今晚，他又来了，来了便哭，并且似乎带着很浓的兴味来哭一样。”以“哭”来表达爱情与关心，是脆弱情感、懦弱性格的表现。苇弟是一个弱者，是一个值得同情而又令人厌恶的平庸男性。莎菲是强者，苇弟的爱不能给她心灵的满足，甚至让她生发鄙视的情绪。与之相反，凌吉士的出现一下子勾起了莎菲强烈的性欲，“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我能告诉人吗,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凌吉士的丰仪，让莎菲产生性的冲动和“我要占有他”的几近变态的欲望，“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是只把心思放在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莎菲是情与欲的强烈追求者，但是这份追求并非是淫欲的放荡无度。凌吉士吸引她，她勇敢地接近他，凌吉士让她得到感情的安慰。可是她无法接受凌吉士庸俗乃至于堕落无耻的性格与行为，小说赤裸裸地展示莎菲对欲的表白和追求，却不是无限制的失去理智的狂热情绪。莎菲追求的是新的自由的理想，而凌吉士的庸俗即使填补了情感上的空白，其卑劣猥琐的品性并不符合莎菲心中的理性标准。凌吉士追求的只是“金钱”，只是“客厅中能应酬他买卖中朋友们的年轻太太，是几个穿得很标致的白胖儿子。”把爱情等同于“肉感的享受”，莎菲对他的伪善是鄙夷和唾弃的，对他不懂人间真情得不到真爱又是同情的。男性在莎菲眼中是卑微的，苇弟是庸俗懦弱的，凌吉士是无耻伪善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没有精神的引路人，没有男性强者，只有丑陋与卑劣的人性展示。
莎菲在情与欲中煎熬，在传统观念与自我内心需求的矛盾中挣扎，最后莎菲又“搭车南下”出走了。以一种逃离，或者是寻找新的人生出路的方式闯入另外一个世界。这个新的世界不再是子君的世界，莎菲已经获得了独立生存于世间的能力。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那就是梅行素和林道静的世界。
（二）
这个我行我素的梅行素也是一个追求自由婚恋、追求自由的女性形象。茅盾的《虹》1929年连载于《小说月报》第6、7卷，与《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发表相差不及一年时间，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两个女性形象中看到某种相似性和延续特征。
梅行素生长在一个医生家庭，“五四”的春风剪去了她的长发，面对路人指责的“尼姑头”却更显现出反叛和骄傲的神色。与韦玉相爱，大胆地提出逃走，却因韦玉的懦弱和“不抵抗主义”放弃了机会，最后依父亲的家命嫁给柳遇春。但梅行素的出嫁并非像温顺的羔羊而是带着以身体为筹码来反抗和控制柳遇春，为父亲减轻债务，要柳“就范”的动机。在梅行素看来结婚就是新的反抗阵地，即使这种反抗并不成功。韦玉的懦弱让她感到失望，柳遇春的圆滑和狡诈让她感到焦虑和无助。她厌恶平淡而庸俗的少奶奶生活，蓄积着她的反抗情绪，但柳遇春的体贴也让她感到某种程度上的满足，甚至“她很想说：‘我不应该这样折磨你，现在我只要到重庆侍候几天韦玉，他就快要死了，以后我们真心的好好的过活罢！’”但她终于不能在死水般的家庭里窒息，而是逃离了家庭，“为了不想当少奶奶”而工作，成了一名职业女性。小说的前半部分生动刻画梅行素如何在家庭中周旋，如何在追求与反叛中挣扎。在平淡孤单却物质丰裕的家庭和自由却经济无助的社会之间，在肉欲与物欲满足的少奶奶生活和充满自由的社会生活之间苦苦徘徊，最终家庭的物欲和性欲的满足并不能战胜梅行素追求独立自由的美好理想。小说前半部分心理刻画微妙细腻，性格鲜明，比较丰满的塑造了梅行素这一叛逆者形象。
到此梅行素和莎菲的反抗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对固有传统思想的反叛，甚至不惜牺牲身体和生命。她们都是从自我环境出发，站在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的对立面，由肺腑中喊出人格独立、自由的呼声，实现了柔弱的传统女性形象向现代的自由女性形象的转变。她们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成了生活的强者，已经是以一种俯视的态度来观看男性。如莎菲眼中的苇弟和凌吉士，梅行素眼中的韦玉和柳遇春，不是生活、情感上的懦弱之辈，就是伪善狡诈的无耻之徒。而梅行素形象之所以较之莎菲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虹》的下半部分，即使下部分有些内容松散，性格上不是很丰满，但仍然能体现作者在时代背景下对女性和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丁玲在1928年写就的莎菲形象始终在“五四”的追求个性解放，自我独立范畴里发展，而梅行素在《虹》的下部分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已经逐渐地从一个家庭的叛逆者走向了街头，由个人的空间走向了政治的舞台，成了一名积极的游行者和革命战士。
梅行素的转变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传统家庭观念和制度的斗争随着逃离门槛的步伐越走越远而渐渐淡漠，梅行素的反抗范围扩大到反帝国主义、反民族压迫的范围，由一个为追求自我独立的斗争者成了一个追求民族独立的革命者。这是梅行素在自己也是在莎菲叛逆思想的基础上的延续。“五四”的怒潮并不没有燃起梅行素心中的热火。“当时的口号是‘爱国’，梅女士自然很知道过应该爱，但到底目标太笼统，太迂阔，鼓舞不起她的热情。她在那时只是一个旁观者。”游行、抵制日货并不是梅行素心中所需的行为，她是生活在自己狭小空间了的单纯女性，她的反抗是从自身的生存空间和发展需要出发的。当她走向社会，就不得不卷进社会的大潮中，而内在的，却是她争强好胜的反抗性格发展的必然。一股受冷落被孤立的不满情绪让她站了出来，强烈的自我个性让她卷进了政治的漩涡，“她所看不起的人们都在那一边，都是一伙，而她自己却被视为不足道的、不堪信任……这种愤愤不平的情绪果然将她挺直了。”“（她）思索如何去独立门户，做梁刚夫他们的所谓的活动。”最终在梁刚夫、黄因明的感染下，参加了组织，走上了街头，喊出了“同志们努力呀，占住这阵地！全上海已经动了，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茅盾揭示的就是知识女性走向社会、走向革命道路的过程。
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革命战士的形象，她已经逐渐产生了“群”的（即集体主义）意识，并且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渐渐地将自我个性藏匿起来，埋藏在革命的激烈斗争中。就如黄因明说的“你就应该先抛弃了那些个人间的感情和意见。”当梅行素发现自己喜欢上梁刚夫时，她说“现在我决心要揭破这迷离恍惚！我准备着失恋，我准备把我的身体交给第三个恋人——主义！”政治的革命力量让梅行素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一个为主义牺牲一切的斗士，而人的个性也消融在“群”里，个性主义被集体主义取代，集体意识、民族意识占据了梅行素的生活。茅盾也有意地塑造革命者英雄形象——梁刚夫，即使他的出场就像他从事的事业一样躲躲闪闪，形象并不丰满，但“梁刚夫却吸住了她（梅行素），在她心深处发出了久蛰的爱恋”。梅行素是在梁刚夫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于是女性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形象又出现了，再次出现了涓生的影子。不同的是涓生引导子君反抗旧家庭，追求幸福人生，而梁刚夫引导梅行素走的却是反抗帝国主义，谋求民族解放的革命道路。这引路人的形象在林道静生活的环境里变得异常重要，林道静也继着梅行素的道路发展，最终成为一个共产党革命干部。
（三）
《青春之歌》是十七年文学的重要作品，发表于1958年，并引起了一场关于林道静的大讨论。林道静是含恨而生的，是地主林伯唐强暴下的秀妮所生，秀妮在林伯唐夫妇的压迫下死去，林道静在大母徐凤英的打骂下成长，在她的环境里充满了仇恨，使得她具有突出的反抗意识。为逃避嫁给胡梦安当姨太太的厄运逃到北戴河，在此和余永泽相遇并相爱，体现了追求个性解放、自由婚恋的“五四”精神；后来又遇卢嘉川、江华等人，在这群阶级启蒙者的感染下，林道静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和余永泽的庸俗与保守，离开余永泽加入了革命的队伍，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小说讲述了林道静从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小姐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过程，是林道静一步步向无产阶级思想靠拢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的彻底改变。杨沫展现的是无产阶级思想胜利的过程，在当时是符合主流思想的。小说的阶级立场非常分明，林伯唐是残暴罪恶的大地主、胡梦安是无耻狡诈的国民党官僚，余永泽是庸俗懦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卢嘉川、江华、林红都是无私勇敢有胆识有魄力的无产阶级战士。卢嘉川在游行队伍中的领导风姿，在狱中被打断了双腿还坚持斗争；林红在狱中组织狱中斗争，最后死于敌人之手，慷慨就义；江华有勇有谋地和对方周旋，即使负伤也顽强地继续奋斗……在杨沫笔下，地下革命洋溢着一股血雨腥风的惨烈气氛，林道静在这个氛围中逐渐由“落后”走向“进步”，后来成为一个老练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作品前部分描写细腻，比较深刻地刻画了林道静微妙的复杂心理，比如，林道静逃往北戴河投亲无着，面对汹涌的大海，竟起了轻生之念；面对余永泽的北上，自己生活的孤独以及对余永泽的思念；当和余永泽在情感上发生裂痕时，那种进退两难的心境等等都刻画得生动自然，人物形象十分丰满。后部分内容松散，在描写其斗争过程中林道静已经成了一个革命的符号，失去了人本能的情绪和思想。林道静和莎菲的世界相距甚远了，林道静已经开始学习马列，并明确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革命，而莎菲在自己的生活里苦闷着迷惘着，梅行素开始逃出家庭走上街头宣传革命，而林道静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道路，这也表明随着时代的主流思想演变，作家受时代政治主潮的影响，采取的被动的写作立场。林道静是革命积极分子，带着充满仇恨的身世，报复和反抗是她的主要意识特征。她也痛苦也失望（主要体现在前半部分中），可她很快就从自我世界的心灵折磨中摆脱出来，尽可能地让自己的思想跟上共产党的步伐，“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成了她追求的梦想，她的痛苦主要不再是因为自我生存遇到危机（莎菲、梅行素），而是感到“我身上还有许多坏意识”，于是苦苦地追赶着无产阶级思想，向它看齐，追求所谓的“进步”。她以自己是地主家的女儿为耻辱，竭力摆脱这身份带给她的精神枷锁。在这个过程中，自我权利和自我价值只有通过从事革命来实现，随着思想的改变，个人的主体意识渐渐淡化而社会集体意识在林道静心中扎了根，自我的个性被革命的集体主义意识压制下去，从莎菲式的追求自我解脱自我救赎意识转到救人救国意识。林道静放弃了单纯地为自己的斗争，以绝对服从的姿态在集体主义的笼罩下实现着自我个性的异化展示。
最后，林道静在集体主义思想的桎梏中失去了自我，甚至失去了女性，成了一个为斗争而存在的符号。林道静爱上余永泽时，因为余在她迷惘时给了她精神的慰藉；爱上卢嘉川是因为卢在她再次感到生活的孤独和平庸时给了她新的希望。但是林道静接受江华时，并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他是“坚强的、她久以敬仰的同志”，因为“像江华这样的布尔塞维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热爱的，她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早已深爱自己的人呢？”，于是她掩藏起内心深处对卢嘉川的爱和思念，与江华结合。这场婚姻是没有爱情基础的，只是阶级情感使然。她的心灵完全被革命斗争占据了，少了人情的因素，几近于为革命而生死的工具。这也是作品的失败之处，当把人被刻画成干瘪的传声符号时，也就宣告了作者写作的失败。
从莎菲、梅行素、林道静等女性知识分子形象的分析和比较来看，她们从竭力摆脱家庭的束缚，追求自由独立和生存空间的拓展，走向社会，卷入社会的主流政治漩涡，由“文小姐”逐渐成长为“武将军”，思想上从自我意识逐渐向民族意识转变，实现了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彻底转变。与此同时，女性本身个性化特征也逐渐丧失，其个性化表现只能在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允许的范围内展现，受到集体主义意识的制约，这一现象发展至后来文革文学“革命样板戏”中的女性形象已经完全丧失女性本色了。从莎菲、梅行素到林道静，她们都是伴随着反抗，在充斥着斗争的社会环境中成长，逐渐从弱者变成强者，当女性成为政治革命斗士的时候，她们已经几近于斗争的符号。这种不具备女性特征的女性，大概可以用“异化”来表述。
Ⅵ 简析丁玲小说的创作及其艺术特点
丁玲作为现代女性文学的重要作家，最突出的是将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倾注于她痴情的文学创作之中，为我们留下了一大笔丰富的精神遗产。在她的创作中，不仅能够触摸到一个沐浴五四阳光迅速成长的革命作家的思想脉搏，而且可以发现其孜孜不倦地坚持探索和追求文学的历程。她的创作道路视为现代女性文学成长的一个典型范例。纵观丁玲的创作，明显的有这样几个阶段：
其一，20年代末至加入左联之前。这个时期丁玲主要出版了三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1928年）、《自杀日记》（1928年）、《一个女人》（1930年）。这些作品标志了一个新的时代女性的崛起，也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坛的重要地位。在集子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篇什。这些作品主人公都是女性，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时代冰心、庐隐、冯沅君等第一代女作家创作的精神内涵——对封建专制的抗争和叛逆；另一方面塑造出五四退潮后小资产阶级叛逆、苦闷、追求的知识女性的典型。她们身上既有浓重的空虚、苦闷、绝望的感伤主义色彩，又深深地烙上了时代和社会的印记。莎菲女士就是她们中间最突出的代表者。从小说的叙述方式看，丁玲作品虽有五四郁达夫自传体小说剖析人物内心世界的感伤情怀；但刻画的大胆而富有饱满感情的倔强女性性格、细腻而率真披露的人物复杂内心，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标志着五四感伤小说的终结。
其二，1930年至1936年。这是丁玲创作的第二个重要阶段。左联的成立感召了一大批革命作家，丁玲的创作由此发生了较为重大的转变。顺应时代的发展、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实践，丁玲首先将创作题材转向社会革命，写作了中篇小说《韦护》（1930年）、短篇小说《一九三0年春在上海》（之一、之二）等流行的“革命+恋爱”模式化的作品。前者叙述了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革命者韦护与热情浪漫的少女丽嘉相爱的故事，重心却在恋爱和革命活动的冲突上，面临不可解矛盾的韦护最终忍痛出走，丽嘉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也决心抛弃个人情感，投身社会；后者只是将人物换成了望微和玛丽，革命与爱情矛盾的结局是两人的分道扬镳，各人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虽然这些创作形式带有公式化，但是不能否定丁玲对于一个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的准确刻画，对现代知识分子由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心理的真实揭示。这恰恰也反映了丁玲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由人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向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转变所作的探索性的积极实践。当时，左联的执行委员会在决议中呼吁作家们：“要产生新的作品”，“用大众作主人”，“到广大的工人、农人、士兵的队伍里去”（《北斗》1932.2（1））。丁玲能够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积极进行尝试。她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水》（1931年）、《夜会》（1933年），长篇小说《母亲》（1933年）等，大都是以30年代初农村现实生活为题材，真实地再现激变的农村中农民心理变化的。在以1931年在全国发生的波及16省的水灾为背景的《水》中，作家粗线条地勾勒出农民觉醒、反抗的群体雕像，当年就被冯雪峰称赞为“这是我们所应该有的新的小说”。[2]丁玲的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左翼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题材开掘的巨大现实性；阶级视角的社会批判性；广阔生活图景的写实性。在此实践中，丁玲摆脱描写知识阶层的巢臼，开始描写农村生活，反映了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执著追求。
其三，1936年至1949年。这里丁玲在延安的创作时期。1936年冬丁玲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天地。最初，丁玲以通讯、速写、印象记等文学样式，敏捷地反映新的生活内容；后以小说谱写解放区新的时代风貌，创作了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1944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1946年），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等。这些作品标志丁玲现实主义创作走向成熟。与她过去的作品相比较，与其他同在解放区的作家创作相对照，丁玲小说最成功之处是，她尊重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侧重以纤细的情感和笔触，去展示一个伟大变革的历史时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巨大颤动。她既满腔热忱地歌颂和描写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新生活、新风尚、新人物，又直言不讳地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从而使其作品达到了现实主义的新高度。《我在霞村的时候》是被列入周扬编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的第一篇作品。主人公农村少女贞贞逃离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牢笼，却未能挣脱辱掠她的日寇之手，受尽了凌辱和蹂躏。即便如此，她以不屈的灵魂，呼喊着“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在日军军营里忍辱负重，多次为我军传递情报。最大的精神痛苦，还是回到村子里她的经历和努力并不被人们所理解，异样的“同情和怜悯”的眼光使她难以忍受，最后不得不离开家乡，奔向延安。小说的价值正是通过人物灵魂的透视，展露了特定环境里人们长期受到封建思想毒害所造成的精神麻木。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坚强女性，在灾难的泥潭里复杂的心灵，作家层层深入的揭示，引导着读者对沉重历史进行深深思索。作家新颖别致的心灵切入视角，细腻委婉的笔调，反映了积极大胆的探索性的艺术追求精神。1940年完成的《在医院中》却很长时间在文学史中未得到公正的评价，并且使作家受到许多责难。毕业于上海产科学校的女主人公陆萍，来到延安成为共产党员，并服从组织需要到一个新办的医院当产科医生。丁玲将故事叙述侧重于陆萍在新的环境里所见所闻所感上，更注重其表现心灵体验的真实，因此，着力披露了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某些弊端，医院里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一般医护人员的保守、自私、苟安的小生产意识，还有病人中的愚昧麻木状态等现象；并通过代表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陆萍与这些现象的矛盾冲突的对照描写，展示了革命干部与知识分子双向互动的精神成长的艰巨性。在那样的环境里，丁玲能够提出这样深邃的问题，正是因为现实主义战斗传统给了她胆识和勇气。丁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从反面说明了这部小说所具有的现实主义力度。从由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可以进一步看到作家创作整体性的深入和发展。
综观丁玲创作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说她在现代文学史中是有独特贡献的女作家。其小说创作的特色鲜明而有个性，主要有两点：第一，丁玲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她创作的阶段虽不同，但勇敢地面对现实生活的勇气、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作品强烈的时代意识和思想穿透力这一创作追求，却是一以贯之的。从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创作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到解放区创作真诚地揭露封建观念和种种现实弊端，都清楚地反映了作家深邃眼光下现实主义创作的力度。女性文学突破个人狭小范围，恰恰以丁玲的革命姿态和现实主义创作为标志。她是现代女性文学的探索者和开拓者。第二，丁玲小说创作艺术的创新和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丁玲善于写出人物深邃的内心世界，长于透视性格多重性复杂性的特点，重视表现人物情感和讲求写作笔触细腻，这在女性作家中更显其艺术的独特。莎菲、贞贞、陆萍等形象，在现代小说人物画廊里，很少有丁玲那样在刻画时将自己人生的体验，尤其是女性生活的感受，深深融合在她们身上的；尤其那来自心灵的振荡、灵魂搏斗的对于历史变革感受深切的描写，更凸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真实性。丁玲创作从最初的革命文学的峻急，到后来的深入现实的厚重，以及从容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与她突进主体（作家）和客体（人物）双重内心深处密切相连的。
最后，不妨从丁玲早期小说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简析中，进一步印证作家的审美个性和艺术探索。这是一部日记体的小说，它在《小说月报》1928年19卷2号上发表后，主人公莎菲这个“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3]，便引起了当时文坛极大的震惊，作家也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声誉。这正是五四落潮以后知识女性精神追求和心灵颤动的生命真实在莎菲身上的集中体现。作者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叛逆的、苦闷的、彷徨的知识女性形象。莎菲充满矛盾的性格，在她与懦弱的苇弟、表里不一的凌吉士失败的爱情选择中得到充分揭示。莎菲从封建家庭出走，崇尚个性的真正解放，但总是求爱失爱，在无乐可寻中抱着“及时行乐”的幻想。她鄙视社会的隔膜、欺骗，以个人的孤独的灵魂进行倔强反抗。不甘幻灭的内心骚动，不满世俗的放纵，反抗充满着病态，而敏感、多疑、怪癖和狷傲，则构成其性格的基本特征。丁玲以这个形象生动折射出时代剪影，即五四的个性解放随着历史的进步只剩下了凄厉的哀伤和疲惫。作家高度浓缩了一个过渡时代苦闷青年的精神面貌，并且以女性独有的细腻、率真的心理描写，深入到人物内心复杂而丰富的情感世界。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翻开了五四以来郁达夫式的感伤抒情小说新的一页 ，从而也奠定了作家全部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的基调。
Ⅶ 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有哪些特点为何她的细节描述能体现女性世界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世界http://www.tieshuhuakai.com/peges/bylwk001.htm
看张爱玲笔下的女性
http://www.shineblog.com/user2/24210/archives/2005/165008.shtml
相关文章较多，仅供参考：
1 论冰心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 05
2 张爱玲和她的女性观 华文文学 1997 01
3 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及其在《传奇》中的表现 韶关大学学报 1997 03
4 试论丁玲与张爱玲“女性意识”之异同 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 03
5 冰心·丁玲·张爱玲——“五四”女性神话的终结 学术研究 1997 09
6 张爱玲对女性生存价值和地位的透视与探索 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 01
7 最是寂寞女儿心——张爱玲《传奇》中的女性心态 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 02
8 不彻底的悲剧 无绝期的苍凉——张爱玲和她的女性世界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03
9 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重叠性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03
10 菲勒斯中心话语——张爱玲与中国女性文学漫谈 青海师专学报 1998 01 11 女性焦虑与丑怪身体: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亚文化群体 社会科学战线 1998 02
12 双重意义的女性文本:张爱玲的女性主体论述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8 02
13 论张爱玲的女性意识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8 04
14 女性悲剧的体验与书写——论张爱玲的女性意识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 1998 03
15 张爱玲的女性观及其前期创作 中国文化研究 1998 03
16 苍凉的启示——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女性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1998 01
17 苍凉的月亮——张爱玲创作的女性主义阐释 河北学刊 1999 01
18 徘徊于“死世界”的女性——张爱玲与其作品中的畸情意识 河南电大 1999 04
19 张爱玲小说与女性问题:教育、事业、爱情与婚姻的挑战 社会科学战线 1999 03
20 四十年代女性文学“三人厅”——张爱玲、苏青、梅娘创作比较谈 东岳论丛 2000 04
71 不息的生命:张爱玲笔下三类女性的生存图景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02
72 “吃”与“被吃”背后的女性生存本相——试论张爱玲《金锁记》的主题意蕴 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2003 02
73 从女性心理痼疾看张爱玲小说的现实意义 长春大学学报 2003 02
74 论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的“世俗性” 临沂师范学院学报 2003 04
75 琐细生活的女性言说——张爱玲苏青散文比较论 肇庆学院学报 2003 04
76 女性爱情婚姻心理的深度艺术表现——张爱玲《倾城之恋》和玛格丽特·米切尔《飘》的比较研究 湖南社会科学 2003 04
77 张爱玲、王安忆与中国现当代女性小说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 2003 04
78 以日常生活的逻辑消解女性的理想形态——对张爱玲几部中篇的一种解读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03 03
79 张爱玲:女性视角与都市风情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04
80 高压下的病变与疯狂——张爱玲女性形象塑造心理分析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04
回答者： 直布罗陀的鱼 - 见习魔法师 三级 4-4 15:29
被驯养的狐狸M朋友，你好。以下地址里面都有关于你在提问中所说到的“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形象”的文章。
http://www.shyzhx.com/jiaoxu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9
http://www.newyw.com/downinfo/64548.html
http://www.51shi.com/SoftView85665_2.htm
Ⅷ 丁玲早期小说的特点
丁玲作为现代女性文学的重要作家，最突出的是将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倾注于她痴情的文学创作之中，为我们留下了一大笔丰富的精神遗产。在她的创作中，不仅能够触摸到一个沐浴五四阳光迅速成长的革命作家的思想脉搏，而且可以发现其孜孜不倦地坚持探索和追求文学的历程。她的创作道路视为现代女性文学成长的一个典型范例。纵观丁玲的创作，明显的有这样几个阶段：
其一，20年代末至加入左联之前。这个时期丁玲主要出版了三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1928年）、《自杀日记》（1928年）、《一个女人》（1930年）。这些作品标志了一个新的时代女性的崛起，也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坛的重要地位。在集子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篇什。这些作品主人公都是女性，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时代冰心、庐隐、冯沅君等第一代女作家创作的精神内涵——对封建专制的抗争和叛逆；另一方面塑造出五四退潮后小资产阶级叛逆、苦闷、追求的知识女性的典型。她们身上既有浓重的空虚、苦闷、绝望的感伤主义色彩，又深深地烙上了时代和社会的印记。莎菲女士就是她们中间最突出的代表者。从小说的叙述方式看，丁玲作品虽有五四郁达夫自传体小说剖析人物内心世界的感伤情怀；但刻画的大胆而富有饱满感情的倔强女性性格、细腻而率真披露的人物复杂内心，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标志着五四感伤小说的终结。
其二，1930年至1936年。这是丁玲创作的第二个重要阶段。左联的成立感召了一大批革命作家，丁玲的创作由此发生了较为重大的转变。顺应时代的发展、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实践，丁玲首先将创作题材转向社会革命，写作了中篇小说《韦护》（1930年）、短篇小说《一九三0年春在上海》（之一、之二）等流行的“革命+恋爱”模式化的作品。前者叙述了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革命者韦护与热情浪漫的少女丽嘉相爱的故事，重心却在恋爱和革命活动的冲突上，面临不可解矛盾的韦护最终忍痛出走，丽嘉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也决心抛弃个人情感，投身社会；后者只是将人物换成了望微和玛丽，革命与爱情矛盾的结局是两人的分道扬镳，各人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虽然这些创作形式带有公式化，但是不能否定丁玲对于一个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的准确刻画，对现代知识分子由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心理的真实揭示。这恰恰也反映了丁玲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由人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向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转变所作的探索性的积极实践。当时，左联的执行委员会在决议中呼吁作家们：“要产生新的作品”，“用大众作主人”，“到广大的工人、农人、士兵的队伍里去”（《北斗》1932.2（1））。丁玲能够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积极进行尝试。她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水》（1931年）、《夜会》（1933年），长篇小说《母亲》（1933年）等，大都是以30年代初农村现实生活为题材，真实地再现激变的农村中农民心理变化的。在以1931年在全国发生的波及16省的水灾为背景的《水》中，作家粗线条地勾勒出农民觉醒、反抗的群体雕像，当年就被冯雪峰称赞为“这是我们所应该有的新的小说”。[2]丁玲的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左翼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题材开掘的巨大现实性；阶级视角的社会批判性；广阔生活图景的写实性。在此实践中，丁玲摆脱描写知识阶层的巢臼，开始描写农村生活，反映了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执著追求。
其三，1936年至1949年。这里丁玲在延安的创作时期。1936年冬丁玲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天地。最初，丁玲以通讯、速写、印象记等文学样式，敏捷地反映新的生活内容；后以小说谱写解放区新的时代风貌，创作了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1944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1946年），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等。这些作品标志丁玲现实主义创作走向成熟。与她过去的作品相比较，与其他同在解放区的作家创作相对照，丁玲小说最成功之处是，她尊重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侧重以纤细的情感和笔触，去展示一个伟大变革的历史时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巨大颤动。她既满腔热忱地歌颂和描写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新生活、新风尚、新人物，又直言不讳地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从而使其作品达到了现实主义的新高度。《我在霞村的时候》是被列入周扬编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的第一篇作品。主人公农村少女贞贞逃离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牢笼，却未能挣脱辱掠她的日寇之手，受尽了凌辱和蹂躏。即便如此，她以不屈的灵魂，呼喊着“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在日军军营里忍辱负重，多次为我军传递情报。最大的精神痛苦，还是回到村子里她的经历和努力并不被人们所理解，异样的“同情和怜悯”的眼光使她难以忍受，最后不得不离开家乡，奔向延安。小说的价值正是通过人物灵魂的透视，展露了特定环境里人们长期受到封建思想毒害所造成的精神麻木。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坚强女性，在灾难的泥潭里复杂的心灵，作家层层深入的揭示，引导着读者对沉重历史进行深深思索。作家新颖别致的心灵切入视角，细腻委婉的笔调，反映了积极大胆的探索性的艺术追求精神。1940年完成的《在医院中》却很长时间在文学史中未得到公正的评价，并且使作家受到许多责难。毕业于上海产科学校的女主人公陆萍，来到延安成为共产党员，并服从组织需要到一个新办的医院当产科医生。丁玲将故事叙述侧重于陆萍在新的环境里所见所闻所感上，更注重其表现心灵体验的真实，因此，着力披露了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某些弊端，医院里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一般医护人员的保守、自私、苟安的小生产意识，还有病人中的愚昧麻木状态等现象；并通过代表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陆萍与这些现象的矛盾冲突的对照描写，展示了革命干部与知识分子双向互动的精神成长的艰巨性。在那样的环境里，丁玲能够提出这样深邃的问题，正是因为现实主义战斗传统给了她胆识和勇气。丁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从反面说明了这部小说所具有的现实主义力度。从由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可以进一步看到作家创作整体性的深入和发展。
综观丁玲创作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说她在现代文学史中是有独特贡献的女作家。其小说创作的特色鲜明而有个性，主要有两点：第一，丁玲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她创作的阶段虽不同，但勇敢地面对现实生活的勇气、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作品强烈的时代意识和思想穿透力这一创作追求，却是一以贯之的。从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创作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到解放区创作真诚地揭露封建观念和种种现实弊端，都清楚地反映了作家深邃眼光下现实主义创作的力度。女性文学突破个人狭小范围，恰恰以丁玲的革命姿态和现实主义创作为标志。她是现代女性文学的探索者和开拓者。第二，丁玲小说创作艺术的创新和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丁玲善于写出人物深邃的内心世界，长于透视性格多重性复杂性的特点，重视表现人物情感和讲求写作笔触细腻，这在女性作家中更显其艺术的独特。莎菲、贞贞、陆萍等形象，在现代小说人物画廊里，很少有丁玲那样在刻画时将自己人生的体验，尤其是女性生活的感受，深深融合在她们身上的；尤其那来自心灵的振荡、灵魂搏斗的对于历史变革感受深切的描写，更凸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真实性。丁玲创作从最初的革命文学的峻急，到后来的深入现实的厚重，以及从容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与她突进主体（作家）和客体（人物）双重内心深处密切相连的。
最后，不妨从丁玲早期小说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简析中，进一步印证作家的审美个性和艺术探索。这是一部日记体的小说，它在《小说月报》1928年19卷2号上发表后，主人公莎菲这个“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3]，便引起了当时文坛极大的震惊，作家也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声誉。这正是五四落潮以后知识女性精神追求和心灵颤动的生命真实在莎菲身上的集中体现。作者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叛逆的、苦闷的、彷徨的知识女性形象。莎菲充满矛盾的性格，在她与懦弱的苇弟、表里不一的凌吉士失败的爱情选择中得到充分揭示。莎菲从封建家庭出走，崇尚个性的真正解放，但总是求爱失爱，在无乐可寻中抱着“及时行乐”的幻想。她鄙视社会的隔膜、欺骗，以个人的孤独的灵魂进行倔强反抗。不甘幻灭的内心骚动，不满世俗的放纵，反抗充满着病态，而敏感、多疑、怪癖和狷傲，则构成其性格的基本特征。丁玲以这个形象生动折射出时代剪影，即五四的个性解放随着历史的进步只剩下了凄厉的哀伤和疲惫。作家高度浓缩了一个过渡时代苦闷青年的精神面貌，并且以女性独有的细腻、率真的心理描写，深入到人物内心复杂而丰富的情感世界。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翻开了五四以来郁达夫式的感伤抒情小说新的一页 ，从而也奠定了作家全部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