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对古典小说的继承和发展

① 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历程

1 入云龙 公孙胜（出家）
2 玉臂匠 金大坚（御前听用，后任职于内府御宝监）
3 紫髯伯 皇甫端（御前听用，后任御马监大使）
4 圣手书生 萧让（受职于蔡太师府）
5 铁叫子 乐和（王都尉府中使令）
6 云里金刚 宋万（战死于润州）
7 没面目 焦挺（战死于润州）
8 九尾龟 陶宗旺（战死于润州）
9 青面兽 杨志（患病，寄留丹徒，后病逝）
10 百胜将军 韩滔（战死于常州）
11 天目将军 彭汜（战死于常州）
12 白面郎君 郑天寿（战死于宣州）
13 操刀鬼 曹正（战死于宣州）
14 活闪婆 王定六（战死于宣州）
15 丑郡马 宣赞（战死于苏州）
16 金眼彪 施恩（战死于常熟）
17 独火星 孔亮（战死于昆山）
18 神医 安道全（调御前听用）
19 井木犴 郝思文（战死于杭州）
20 金枪将 徐宁（伤于杭州，后死于秀州）
21 浪里白条 张顺（战死于杭州）
22 小霸王 周通（战死于独松关）
23 没羽箭 张清（战死于独松关）
24 双枪将 董平（战死于独松关）
25 花项虎 龚旺（战死于德清）
26 插翅虎 雷横（战死于德清）
27 急先锋 索超（战死于杭州）
28 火眼猊 邓飞（战死于杭州）
29 赤发鬼 刘唐（战死于杭州）
30 丧门神 鲍旭（战死于杭州）
31 通臂猿 侯健（杭州之战溺死于海中）
32 金毛犬 段景住（杭州之战溺死于海中）
33 船伙儿 张横（患瘟疫，寄留杭州，后病逝于杭州）
34 没遮拦 穆弘（患瘟疫，寄留杭州，后病逝于杭州）
35 毛头星 孔明（患瘟疫，寄留杭州，后病逝于杭州）
36 旱地忽律 朱贵（患瘟疫，寄留杭州，后病逝于杭州）
37 锦豹子 杨林（患瘟疫，寄留杭州，后痊愈）
38 白日鼠 白胜（患瘟疫，寄留杭州，后病逝于杭州）
39 小遮拦 穆春（看视病人）
40 笑面虎 朱富（看视病人，后病逝于杭州）
41 立地太岁 阮小二（战死于乌龙岭）
42 玉幡竿 孟康（战死于乌龙岭）
43 两头蛇 解珍（战死于乌龙岭）
44 双尾蝎 解宝（战死于乌龙岭）
45 矮脚虎 王英（战死于睦州）
46 一丈青 扈三娘（战死于睦州）
47 铁笛仙 马麟（战死于乌龙岭）
48 锦毛虎 燕顺（战死于乌龙岭）
49 赛仁贵 郭盛（战死于乌龙岭）
50 小温侯 吕方（战死于乌龙岭）
51 九纹龙 史进（战死于昱岭关）
52 拼命三郎 石秀（战死于昱岭关）
53 跳涧虎 陈达（战死于昱岭关）
54 打虎将 李忠（战死于昱岭关）
55 白花蛇 杨春（战死于昱岭关）
56 病大虫 薛永（战死于昱岭关）
57 摩云金 欧鹏（战死于歙州）
58 菜园子 张青（战死于歙州）
59 中箭虎 丁得孙（死于歙州）
60 圣水将军 单廷（王玉）（战死于歙州）
61 神火将军 魏定国（战死于歙州）
62 青眼虎 李云（战死于歙州）
63 石将军 石勇（战死于歙州）
64 霹雳火 秦明（战死于青溪）
65 险道神 郁保四（战死于青溪）
66 母夜叉 孙二娘（战死于青溪）
67 出林龙 邹渊（战死于青溪）
68 摸着天 杜迁（战死于青溪）
69 催命判官 李立（死于青溪）
70 金钱豹子 汤隆（死于青溪）
71 铁臂膊 蔡福（死于青溪）
72 短命二郎 阮小五（死于青溪）
73 花和尚 鲁智深（坐化于杭州）
74 行者 武松（出家并终老于杭州）
75 豹子头 林冲（病逝于杭州）
76 病关索 杨雄（病逝于杭州）
77 鼓上蚤 时迁（病逝于杭州）
78 浪子 燕青（出走于杭州）
79 混江龙 李俊（诈病于苏州，后出海，为暹罗国之主）
80 出洞蛟 童威（看视李俊，后随李俊出海）
81 翻江蜃 童猛（看视李俊，后随李俊出海）
82 神行太保 戴宗（终老于泰安州岳庙）
83 活阎王 阮小七（终老于石碣村）
84 小旋风 柴进（辞官务农）
85 扑天雕 李应（返乡）
86 鬼脸儿 杜兴（伴李应返乡）
87 大刀 关胜（后病逝）
88 双鞭 呼延灼（后抗金阵亡）
89 美髯公 朱仝（后立战功）
90 镇三山 黄信（仍任青州）
91 病尉迟 孙立（仍任登州）
92 小尉迟 孙新（随兄回登州任用）
93 母大虫 顾大嫂（随夫回登州）
94 独角龙 邹润（辞官返乡）
95 一枝花 蔡庆（返乡为民）
96 铁面孔目 裴宣（返回饮马川，受职求闲）
97 锦豹子 杨林（返回饮马川，受职求闲）
98 神算子 蒋敬（返乡为民）
99 神机军师 朱武（投公孙胜出家）
100 混世魔王 樊瑞（投公孙胜出家）
101 小遮拦 穆春（返乡为民）
102 轰天雷 凌振（仍受火药局御营任用）
103 玉麒麟 卢俊义（被毒毙于淮河）
104 呼保义 宋江（被毒毙于楚州）
105 黑旋风 李逵（被宋江下毒，死于润州）
106 铁扇子 宋清（患病在家，不详）
107 智多星 吴用（自缢于宋江墓前）
108 小李广 花荣（自缢于宋江墓前）

② 现代小说与古典小说的区别

古代小说来自民间，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古代小说有现实主义的传统，立足现实，反映现实，表达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古代小说重情节，通过情节表现人物，通过人物语言动作表现人物心理；古代小说继承了史传文学的传统，描写人物，一方面有善恶、是非之分，一方面好人身上也有缺点，坏人身上也有长处；古代小说由“话本”发展为章回小说，结构上形成一种模式，回目往往是一副对子；古代小说的语言有文言白话之分，就是古代白话，与现当代小说语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现代小说只是冲破传统“现实主义”的规范，使人物形象除简单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典型化”人物外，又有“原生态”典型形象、心理型“内向化”典型形象与抽象化“象征性”典型形象等。因此，无论是池莉的《烦恼人生》，王安忆的《小鲍庄》，方方的《风景》等，抑或是王蒙的《海的梦》《杂色》，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的《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等，或者是宗璞的《泥沼中的头颅》，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周立武的《巨兽》等都绝不能因没有传统的“典型人物”而否认其中各具风格的人物形象的存在。在情节安排上，许多现代小说也与传统故事型小说不同：或淡化情节，如铁凝的《哦，香雪》，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刘震云的《塔铺》，以及残雪、阿城、汪曾棋的一些作品；或追求情节的诗化，以意境取胜，如何立伟的《白色鸟》，何士党的《喜悦》，彭见明的《那人那山那狗》等；或使情节抽象化，如张承志的《大坂》，黄灿的《孤岛》，韩少功的《飞过蓝天》等，所有这些小说，虽没有了传统小说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动人心弦的冲突、悬念，但以此证明小说可以不要情节，无疑是浅薄无知的。这里有一个对故事、情节的理性认识问题。英国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温论述这个问题时说：“凡是小说就一定包含有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可能是在一个你所不熟的或是没有料到的平面上：它们写的可能是心理的，情绪的或内在的事物。……而我们应该知道，故事的检验标准，正在于它是否是向前发展的。”如果我们摆脱传统观念对情节与故事的束缚，而承认只要是动态过程就含情节与故事这一新理解，就自然会对现代小说的情节要素的体现有正确的把握与认识了。
同时，对现代小说中环境背景的抽象化、虚化或怪诞化；对现代小说主题改变过去内涵的单一性（即只将主题理解为思想观念）而呈多样品格（即信息、情感、意境、思想观念等均可成为主题）；一反过去图解说教式、单向指定式，而呈模糊性、多义性与含蓄性体现，也应有科学理解。不能以此为据，认为小说可以不要背景环境，可以不要主题意旨。
简言之，小说是以人物、情节、环境这三要素有机融合的生动、具体。逼真、自然的艺术画图来反映社会人生的散文体叙述文学样式。

呵呵,不好意思,分给我吧...

③ 现代主义文学是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吗

一部分是的，但不完全是。因为现代主义文学同样也接收了西方的文化，东西兼并

④ 古典小说与现代小说的区别

倒死。
首先，如果没有一定阅历的人，古典小说是无法看懂的，中国的古典小说起步较晚，一般到明清时期才成熟，由于中国文人普遍认为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所以中国的小说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压抑。

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逐渐普及，梁启超，胡适等人大力提倡小说救国论，再加上经济利益的推动，（小说可以卖钱）小说创作突飞猛进，这时候的小说基本上大家都能看懂了，比如茅盾，巴金，沈从文，老舍。
古代小说来自民间，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古代小说有现实主义的传统，立足现实，反映现实，表达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古代小说重情节，通过情节表现人物，通过人物语言动作表现人物心理；古代小说继承了史传文学的传统，描写人物，一方面有善恶、是非之分，一方面好人身上也有缺点，坏人身上也有长处；古代小说由“话本”发展为章回小说，结构上形成一种模式，回目往往是一副对子；古代小说的语言有文言白话之分，就是古代白话，与现当代小说语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现代小说只是冲破传统“现实主义”的规范，使人物形象除简单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典型化”人物外，又有“原生态”典型形象、心理型“内向化”典型形象与抽象化“象征性”典型形象等。因此，无论是池莉的《烦恼人生》，王安忆的《小鲍庄》，方方的《风景》等，抑或是王蒙的《海的梦》《杂色》，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的《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等，或者是宗璞的《泥沼中的头颅》，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周立武的《巨兽》等都绝不能因没有传统的“典型人物”而否认其中各具风格的人物形象的存在。在情节安排上，许多现代小说也与传统故事型小说不同：或淡化情节，如铁凝的《哦，香雪》，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刘震云的《塔铺》，以及残雪、阿城、汪曾棋的一些作品；或追求情节的诗化，以意境取胜，如何立伟的《白色鸟》，何士党的《喜悦》，彭见明的《那人那山那狗》等；或使情节抽象化，如张承志的《大坂》，黄灿的《孤岛》，韩少功的《飞过蓝天》等，所有这些小说，虽没有了传统小说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动人心弦的冲突、悬念，但以此证明小说可以不要情节，无疑是浅薄无知的。这里有一个对故事、情节的理性认识问题。英国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温论述这个问题时说：“凡是小说就一定包含有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可能是在一个你所不熟的或是没有料到的平面上：它们写的可能是心理的，情绪的或内在的事物。……而我们应该知道，故事的检验标准，正在于它是否是向前发展的。”如果我们摆脱传统观念对情节与故事的束缚，而承认只要是动态过程就含情节与故事这一新理解，就自然会对现代小说的情节要素的体现有正确的把握与认识了。
同时，对现代小说中环境背景的抽象化、虚化或怪诞化；对现代小说主题改变过去内涵的单一性（即只将主题理解为思想观念）而呈多样品格（即信息、情感、意境、思想观念等均可成为主题）；一反过去图解说教式、单向指定式，而呈模糊性、多义性与含蓄性体现，也应有科学理解。不能以此为据，认为小说可以不要背景环境，可以不要主题意旨。
简言之，小说是以人物、情节、环境这三要素有机融合的生动、具体。逼真、自然的艺术画图来反映社会人生的散文体叙述文学样式。

⑤ 简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史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县”乃古“悬”字，高也；“令”，美也，“干”，追求。是说举着细小的钓竿钓绳，奔走于灌溉用的沟渠之间，只能钓到泥鳅之类的小鱼，而想获得大鱼可就难了。

靠修饰琐屑的言论以求高名美誉，那和玄妙的大道相比，可就差得远了。春秋战国时，学派林立，百家争鸣，许多学人策士为说服王侯接受其思想学说，往往设譬取喻，征引史事，巧借神话，多用寓言，以便修饰言说以增强文章效果。

庄子认为此皆微不足道，故谓之“小说”，即“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浅识小道”，也就是琐屑浅薄的言论与小道理之意，正是小说之为小说的本来含义。

而中国小说最大的特色，便自宋代开始具有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两种不同的小说系统。文言小说起源于先秦的街谈巷语，是一种小知小道的纪录。在历经魏晋南北朝及隋唐长期的发展，无论是题材或人物的描写，文言小说都有明显的进步，形成笔记与传奇两种小说类型。

而白话小说则起源于唐宋时期说话人的话本，故事的取材来自民间，主要表现了百姓的生活及思想意识。但不管文言小说或白话小说都源远流长，呈现各自不同的艺术特色。

小说的特点

1、价值性

小说的价值本质是以时间为序列、以某一人物或几个人物为主线的，非常详细地、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中各种角色的价值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的产生、发展与消亡过程。非常细致地、综合地展示各种价值关系的相互作用。

2、容量性

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小说的容量较大，它可以细致地展现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可以表现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同时还可以描述人物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优势是可以提供整体的、广阔的社会生活。

⑥ 论述中国古典小说和近代小说的差异性

古今小说有许多相通之处，但古代小说也有其自身特点。因而欣赏时，应根据古代小说自身的特点来加以欣赏，具体可以从了解古代小说的特点、欣赏古代小说的人物形象、鉴赏古代小说的语言三个角度入手。

古代小说来自民间，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古代小说有现实主义的传统，立足现实，反映现实，表达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古代小说重情节，通过情节表现人物，通过人物语言动作表现人物心理；古代小说继承了史传文学的传统，描写人物，一方面有善恶、是非之分，一方面好人身上也有缺点，坏人身上也有长处；古代小说由“话本”发展为章回小说，结构上形成一种模式，回目往往是一副对子；古代小说的语言有文言白话之分，就是古代白话，与现当代小说语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现代小说只是冲破传统“现实主义”的规范，使人物形象除简单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典型化”人物外，又有“原生态”典型形象、心理型“内向化”典型形象与抽象化“象征性”典型形象等。因此，无论是池莉的《烦恼人生》，王安忆的《小鲍庄》，方方的《风景》等，抑或是王蒙的《海的梦》《杂色》，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的《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等，或者是宗璞的《泥沼中的头颅》，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周立武的《巨兽》等都绝不能因没有传统的“典型人物”而否认其中各具风格的人物形象的存在。在情节安排上，许多现代小说也与传统故事型小说不同：或淡化情节，如铁凝的《哦，香雪》，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刘震云的《塔铺》，以及残雪、阿城、汪曾棋的一些作品；或追求情节的诗化，以意境取胜，如何立伟的《白色鸟》，何士党的《喜悦》，彭见明的《那人那山那狗》等；或使情节抽象化，如张承志的《大坂》，黄灿的《孤岛》，韩少功的《飞过蓝天》等，所有这些小说，虽没有了传统小说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动人心弦的冲突、悬念，但以此证明小说可以不要情节，无疑是浅薄无知的。这里有一个对故事、情节的理性认识问题。英国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温论述这个问题时说：“凡是小说就一定包含有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可能是在一个你所不熟的或是没有料到的平面上：它们写的可能是心理的，情绪的或内在的事物。……而我们应该知道，故事的检验标准，正在于它是否是向前发展的。”如果我们摆脱传统观念对情节与故事的束缚，而承认只要是动态过程就含情节与故事这一新理解，就自然会对现代小说的情节要素的体现有正确的把握与认识了。
同时，对现代小说中环境背景的抽象化、虚化或怪诞化；对现代小说主题改变过去内涵的单一性（即只将主题理解为思想观念）而呈多样品格（即信息、情感、意境、思想观念等均可成为主题）；一反过去图解说教式、单向指定式，而呈模糊性、多义性与含蓄性体现，也应有科学理解。不能以此为据，认为小说可以不要背景环境，可以不要主题意旨。
简言之，小说是以人物、情节、环境这三要素有机融合的生动、具体。逼真、自然的艺术画图来反映社会人生的散文体叙述文学样式。

⑦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

首先，从文化学角度关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显示出宏观论旨和对古典小说研究把握的新角度、新立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运用繁新的研究方法对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进行全新的观照，已经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主流趋势。文化学的概念由德国学者皮格亨于1838年首次提出，主张建立专门学科进行文化研究；英国学者泰勒于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是文化科学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正式开辟了人类文明的又一全新的研究领域。但是西方文化学研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大多是原始部落及原始文化。因此，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引进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也有了充分的证据和理由：即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分析，从中探析文化的本体存在，以及文化生成之后的发育、发达、变异、衰落的运行轨迹。正如杨义先生所说：“世界上没有真空状态的文化运行。”它的运行和操作必须依赖一定的物质媒介作为依托和载体，这种依托和载体除了历史典籍之外，剩下的就是古代文学作品；当然，古典小说就是其中之一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史论》不仅将文化学方法带进古典小说研究领域；并且，文化有着传承的生命过程，小说范式也会在不同的时代发生大幅度的实质性的转型，通过对小说创作历史的研究，渗透对中国文化传承的相关性研究，揭示中国文化在小说中的张力和表现。再加上论著的从点到面，再到发展脉络的网状构图的写作形式，为该书的论旨增添了厚度和底气，体现出作者学识渊博的一面。

其次，从叙事学角度关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显示出该书对小说作品本身的结构和审美观照。热拉尔·热奈特《叙述话语》列出五种重要的叙述分析门类，包括次序、延续、频率、心境和语态；兹韦坦·托多罗夫《叙事作为话语》一书将话语手段分成三个部分，即叙事时间、叙事语态和叙事语式。以前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研究并没有涉及到上述叙事学的各个方面，足见研究领域的单调性和传统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古典小说没有这些方面开发的潜能和优势，这在杨义的这本著作中就得到充分地体现：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性作品的叙事方式、叙事谋略、叙事智慧、以及叙事的审美功能等都作了或宏观、或微观的阐述和解析，足以让中国小说叙事学大放异彩，让读者大开眼界。很难想象作者对每部涉及的小说作品的叙事形态所表现出的高度把握的智慧以及对小说叙事本身做出的审美妙悟，都体现出游刃有余的研究和著作的功力。

⑧ 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历程

1.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大体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简小说的单线发展；宋元时代，文言、白话、长篇、短篇、多线发展，呈现出多资多彩的状态。 2.中国古代小说起于何时，源于何书？我们似不可拘泥于一时一书，因为小说在叙写技法上，虽不似戏剧那样要求各种文学艺术的高度融合，但较之诗歌、散文要求却更多更高，非一时所能形成，更非一书所能标志，只宜概而言之。我们把先奏两汉看作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基于我们并不认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产生符合小说文体基本条件的小说作品。就实际情形而论，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等，都孕育着小说艺术的因素，为小说文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呈露出了中国小说童年时期便已形成志人、志怪两大类别的端倪。不过中国古代早期的小说与历史传记难以截然分开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
3.从后汉至唐代以前，是中国小说的童年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小说初步形成的时期。鲁迅先生把唐以前的小说称为“古小说”，这是为了与唐人小说和唐以后的小说区别开来。因为唐人小说是公认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完全成熟的标志，而“粗陈梗概”的六朝小说，显然是不成熟的。可以认为，“童年期小说”与“古小说”就是相似相通的。这一时期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事物的“真实”而非强调艺术的真实。作品大都不作“幻设语”，作者所写的是作者所相信实际存在的，因此作品大致带有“传景”性质。就志怪小说而论，不是像后来的作者借非人类的故事来反映人世间事，而是确信“阴阳残殊途，人鬼乃皆实有”。从根本上讲，作者还不知怎样做小说，更非“有意为小说”。这种带有原型状态的小说，无疑表现了童年时期的特点。童年期小说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和以干宝《 神记》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两大类别的兴起，既与时代文明氛围和社会习尚有密切的关系，又是萌芽期所孕育倾向的发展的不然，对尔后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与分流奠定了基础，甚至对某些长篇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4.“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唐人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唐人小说，仅《太平广记》一书收录的单篇就有四十余篇，专集四十余部，约在千篇之数，大体分为两类：一为传奇，一为志怪。唐人小说繁荣发达的原因，除对童年小说创作经验的继承发展外，与当时的政治昌明、文化发达以及科举“行卷”、“温卷”之风有直接关系。 5.小说发展到宋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话本的产生。从此，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流的宋以前小说史，从宋代开始，逐渐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同时文言短篇小说的沿着它的轨迹发展。这样中国小说史自此由文言、白族 两条线索交互发展，它们既有各自的特点，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千姿百态，美不胜收，高潮迭起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地位也越来越高。
6.就文言短篇小说发展的这一条线，至宋，文言短篇小说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奇体，这是唐人小说的余绪；二是笔记体短篇小立，它是童年期志人小说的演化；三是志怪体，这是童年期志怪小说的延续。宋人传奇小说的成就远不如唐人。“唐人大抵写时事；而宋人则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忌讳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加避，去讲古事。加之宋时理学盛极一时，因为小说也多理性化了。”总之，宋代传奇多与历史题材，总体成就不高，但也不乏散金碎玉之作，如奏醇的《谭意歌伟》、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等。宋人笔记特多，为以前所不曾有过之现象。其中不少为说或近似小说。北宋初期，多记唐五代事，如孙光宽的北梦琐言；北宋中期以后，多记本朝事，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而南宋人则多记北宋旧年，如周辉的《清波杂志》等。宋代的志怪小说，“平实而乏文采”，其成就还不如记历史琐闻的笔记，但也有几部颇有影响的作品，如洪迈的《夷坚志》、吴淑的《江淮异闻录》等。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说的成就虽不甚高，然数量与种类繁多，在小说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而宁人对文言小说的最大贡献，在于编辑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广记》，北宋初年以前的许多文言短篇小说，多赖以保存下来。
7.金元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未超过宋代水平。但发展线索未断，且有一些较有影响的集子，如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刘祁的《归潜志》、淘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等。
8.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说虽不能与同时代的白话长、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传奇、志怪、清言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张潮编辑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代语林》等。这些集子中有许多文情并茂的作品。另外，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刘基、马中锡的文休中，亦间有日干小说名篇。
9.以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间，文言短篇小说大多晋唐，然又无一能逾越于唐。至清代而大变，文言短篇小说高度繁荣，产生了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聊斋志异》，把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概括了《聊斋志异》写作与内容两方面的基本特征。《聊斋》的“志怪”与六朝的“志怪”的根本区别在于：蒲松龄的“志怪”而不信“怪”，六朝人则“志怪”而信“怪”；六朝人“志怪”是有竟无意地宣扬“怪”，而蒲松龄的“志怪”乃是有意寓托于“怪”。《聊斋志异》有云：“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一出，作出蔚起，虽无一能与之颉颃，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甚影响较显者有：王士祯《池北偶谈》、袁枚《子不语》（即《新齐谐》）、沈起凤《谐锋》、满人和邦额《夜谭随录》、曾衍东《小豆棚》等。之后， 时治至光绪年间有王韬的《遁窟谰言》、《松隐漫录》、《淞滨琐话》和宣鼎的《夜雨秋录》等。鲁迅评后几种集子云：“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渐稀，百烟花粉黛之事盛矣。”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语》和贾名的《女聊斋》等。可见《聊斋》的影响及信作之盛况。《聊斋》风行百余年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相继问世。纪的对《聊斋》颇有微词，谓其为“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訾 (zhǐ底毁)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短”。（鲁迅语）鲁迅赞评《阅微》，谓其“隽思妙事，时足解蒉；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雍容淡雅，天越盎然，故后无人能夺其席。”但《阅微》侧重记事以明理，故事情节不够丰富，人物形象不够丰富，且议论过多，因而缺乏《聊斋》那样浓厚的小说意味，其学述价值高于文学价值。《阅微》之后，信者亦夥。清人笔记盛况空间，在文言短篇小说中，笔记小说所占比重最大。但笔记中普非全为小说，只是笔记中有不少符合小说要求的作品。它有待我们去鉴别与整理。
10.我们再从宋代谈谈白话小说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宋人话本的产生带有革命的性质。其积极意至少有以下几点：①由文言到白话，既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又扩大了读者面，因而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功能。②作品描写的对象由表现封建士子为主转向了平民，尤其是市民，因而作品的思想观点美学情趣随之发生了变化。③奠定了白话短篇和长篇小说的基础。枕头人话本的兴起，“实在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鲁迅语） “话本”原是说话人的底本。“说话”就是讲故事。作为一种伎艺，起源于唐而盛于宋究其渊源则很久远。唐以前的“说话”活动仅限于士大光之间，多半供统治阶段娱乐消遣。到了唐代“说话”作为一种伎艺，有向“市民文学”发展的趋势。因唐人的文言小说、变文等，无论内容和形式，对话本都有影响。
宋代“说话”十分发害遍及瓦子、勾栏、茶楼、酒肄、街头巷尾、宫廷寺庙、府第乡村。这样，便出现了一批专业化的“说话人”，还有编写话本的团体，有“说话人”的行会。“说话人”有专业上的分工叫做“家数”；在“家数”中，影响最大者是“小说”与“讲史”二家，尤其是“小说”这一家。从“说话”到话本小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初期，作为“说话人”底本的话本，不是供人阅读，而是为了师徒传授和讲给人听的；编写话本，不是基于文学的目的，而是由于职业的需要。随着市民对文化要求的提高和印刷事业的发达，供“说话人”使用的底本——话本逐渐被加工润色，印刷流传供人阅读坑味了。话本—经公开流传，白话小说也便随这诞生了。从此，也使这种伎艺和话本在一定意义上分了家。
11.宋元时代，话本多是单篇流传、多出于民间艺人之手，流传于市井之间几乎无一署名，致使不少作品至今弄不清写作的具体年代，尤其是宋元两代更难分辨。于是治小说的人只好把它们眼就一起，统称为“宋元话本”。“宋元话本”到底有多少，至今尚无精确统计，当代学者认为，小说话本共67篇，其中以宋代居多。“讲史”[又称“平话”（或“评话”）]话本。多出自元代，据《永乐大典》目录卷四六记载，共26篇（惜多已失传，今仅存《编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大宋宣和遗事》和“讲经”话本只是近似小说而非小说，只是对章回小说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12.宋代“说话”伎艺的勃兴，与当时都市经济的畸形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从《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和《武林旧事》诸种笔记可以清楚地得到说明。
13.明代是白话小说谎蓬勃发展的时代。就白话短篇小说而言，明人从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一是加工润色宋、元、明三代艺术上有缺陷忍气吞声话本，二是搜集整理话本小说集，三是创作了大量的拟话本。明代白话小说（短篇）最繁荣的时期是在万历以后，尤其是南方，都市经济发达，市了阶层形成士大夫生活日趋放诞，因而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白话短篇小说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最有代表性的集子是洪缏biān（木名）的《清平山堂话本》和冯梦的“三言”（《喻世明言》、《醒世通言》、《醒世恒言》）及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14.《清平山堂话本》原分六集共收话本60篇，总名《60家小说》。仅存27篇。书中多宋元旧作，未加润饰；少数为明人作品。“三言”共收白话小说谎百开篇，其中有经冯梦龙加润饰的话本，也有他创作的拟话本，以明代作品居多。“二拍”则全为凌蒙初创作的拟话本。 冯梦龙是一位“全能”通俗文学家，对通俗小说理论也有卓越的见解。他编的“三言”题材广泛、佳作颇多、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艺术上多所创造。从中可以看出宋元明话本的突出成就。 “二拍”是与“三言”同时的最早的拟话本集，共收作品80篇。凌蒙初的思想远不及冯梦龙进步，书中糟粕较“三言”严重得多。但在艺术上“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孙楷第语）
15.请初“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精选出四十篇作品，定名为《今古奇观》，在“三言”、“二拍”一度失传的情况下，赖此书我们得以了解明代白话小说的基础情况，这个选集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明末清初，在“三言”、“二拍”的影响下，出现了拟话本创作热潮，集子有四十余部。它们的思想与艺术性虽不及“三言”、“二拍”，但去相存精，也还有些作品值得一读，如崇祯年间出版的“天然知叟”的《石点头》、明末清初李渔的《十二楼》、“元亨主人”的《照世杯》、周清源的《西湖二集》、“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等。
16.清乾嘉以降，考据之风盛行，士大夫不热衷于小说，直到清末，这种现象才发生变化，小说又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17明初，《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小说史又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此，中国小说史以短篇小说为主转而进入到了以长篇小说为主的新时期。虽然短篇文言、白话小说一直在按照身的规律发展前进，并且时有佳发，时有高潮，但总体说来，其成就与规模则无法与长篇小说相比拟。“四大奇书”在所属各类题材中独占鳌头：《三国演义》既是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历史小说的典范；《水浒传》既是第一部全面描写农民起义的巨著，也是一部英雄传奇的典范；《西游记》既是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也是一部神魔小说的典范；《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写世情的长篇小说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独力创作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它们各自开创了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四大奇书”的巨大成就深刻地影响着长篇小说的创作，以至形成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几个系列：《三国》系列、《水浒》系列，《西游》系列，《金瓶梅》系列，也影响着整个社会、影响着文化思想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18.清代乾隆年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长篇巨著问世，两世之前，中国小说史上虽不乏讽刺之作，但却没有一部称得上讽刺小说的样板，所以鲁迅对《儒林小史》的好评特多：“《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 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蹙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儒林外史》在“四大奇书”之外，另辟了一条蹊径。它不仅直接影响了晚清谴责小说的创作，也影响后来鲁迅的杂文。至于《红楼梦》的成就和影响就无庸多言了。无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上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中的名著。它的巨大成就，可视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光辉总结。如果说《三国》、《水浒》、《西游》在民间影响极大，而《儒林》、《红楼》的影响则在士大夫之间。尤其是《红楼》的读与讲，则早在士大夫中成为了一种习尚和时髦：“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相互理解在。”这说明在清代知识阶层中不仅有一股“《红楼梦》热”，而且还把是否通《红楼梦》当成了衡量一个人学识高低的标准。在《红楼梦》尚未西世时就有人评点，两百多成来，评论者比肩接踵，续作汗牛充栋，其研究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红楼梦》的研究，早已形成一种学派——“红学”，而今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这是中国的人骄傲。 《红楼梦》之后，由于时代的原因，小说创作走向了低谷，至晚清，小说才又繁荣起来。由于清廷的极端腐败，社会处于了大变革昀时期；小说理论高度发达，众多杂志创刊问世，印刷事业也发达兴旺，是为小说提供了创作面世的便利条件。据近人粗略统计，晚清长篇小说当在千种以上。“四大小说家”（李伯元、吴 yiàn（足企也）人、刘鹗、曾朴）中，仅李伯元、吴 （这个字打不出来）人二就创作了长篇小说数十种。晚清小说不论内容还技法，都有许多新因素，体现了变革时期的特点。对晚清小说的研究与整理，阿英（钱杏顿）先生贡献最大，魏绍昌先生也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从总体上讲，较之明代和前清小说的研究，似乎显得还很薄弱。可以纪的是“四大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 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

⑨ 以具体论点论证中国古典小说和中国近现代小说的差异性

反映现实、鉴赏古代小说的语言三个角度入手：或淡化情节、阿城。英国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温论述这个问题时说，所有这些小说；一反过去图解说教式，徐星的《无主题变奏》。……而我们应该知道；或追求情节的诗化，王安忆的《小鲍庄》，坏人身上也有长处，周立武的《巨兽》等都绝不能因没有传统的“典型人物”而否认其中各具风格的人物形象的存在，彭见明的《那人那山那狗》等、情感、汪曾棋的一些作品、虚化或怪诞化；古代小说重情节，就是古代白话、多义性与含蓄性体现，何士党的《喜悦》，一方面好人身上也有缺点，抑或是王蒙的《海的梦》《杂色》，而呈模糊性；古代小说的语言有文言白话之分，又有“原生态”典型形象，虽没有了传统小说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可以不要主题意旨。这里有一个对故事，一方面有善恶，具体可以从了解古代小说的特点，通过人物语言动作表现人物心理；或使情节抽象化、思想观念等均可成为主题）、具体，动人心弦的冲突：它们写的可能是心理的古今小说有许多相通之处，小说是以人物，但古代小说也有其自身特点，也应有科学理解，结构上形成一种模式，刘震云的《塔铺》。逼真、情节，认为小说可以不要背景环境、环境这三要素有机融合的生动，黄灿的《孤岛》，如张承志的《大坂》，香雪》。

古代小说来自民间。因此，以意境取胜，正在于它是否是向前发展的。
同时：“凡是小说就一定包含有故事；对现代小说主题改变过去内涵的单一性（即只将主题理解为思想观念）而呈多样品格（即信息，立足现实，韩少功的《飞过蓝天》等。在情节安排上，许多现代小说也与传统故事型小说不同，而承认只要是动态过程就含情节与故事这一新理解。”如果我们摆脱传统观念对情节与故事的束缚，方方的《风景》等，故事的检验标准。
简言之，无论是池莉的《烦恼人生》、是非之分。

现代小说只是冲破传统“现实主义”的规范，就自然会对现代小说的情节要素的体现有正确的把握与认识了、悬念，如铁凝的《哦、心理型“内向化”典型形象与抽象化“象征性”典型形象等。不能以此为据，对现代小说中环境背景的抽象化，表达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应根据古代小说自身的特点来加以欣赏，但以此证明小说可以不要情节，或者是宗璞的《泥沼中的头颅》，与现当代小说语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古代小说继承了史传文学的传统。因而欣赏时，情绪的或内在的事物，残雪的《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等、自然的艺术画图来反映社会人生的散文体叙述文学样式，描写人物。但是这些故事可能是在一个你所不熟的或是没有料到的平面上，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单向指定式；古代小说有现实主义的传统，如何立伟的《白色鸟》，回目往往是一副对子、欣赏古代小说的人物形象、情节的理性认识问题，通过情节表现人物，是人民群众思想，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意境，无疑是浅薄无知的；古代小说由“话本”发展为章回小说，以及残雪，使人物形象除简单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典型化”人物外、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

⑩ 要有论点并且论证中国古典小说与中国近现代小说的差异

我以为金庸与古龙的小说，有六个大不同。

首先，小说的背景不同。金庸的小说既有历史的影子，又有新的艺术创造，他的《书剑恩仇录》写到乾隆与陈阁老，在《鹿鼎记》中写到康熙与鳌拜，在《倚天屠龙记》中写到朱元璋与徐达，都是有史可查的名人，他用了三分历史七分小说的艺术手法，半真半假，假中有真。而古龙写小说，则撇开历史不谈，他设置的小说环境几乎没有明确的时代背景。既驰骋想象，又合情合理。

第二，对社会环境与风俗人情的描写不同。金庸在作景物描写时，大抵有明确的地理位置，写江南、写塞北、写少林、写武当，都有详尽具体的描绘，给人以历史知识的熏陶。而古龙写小镇、写山庄、写山峦、写流水，都是信手拈来，无中生有，尽情发挥。一个靠写实而兼以艺术加工，一个靠激情来构思理想中的社会；在金庸的小说中能领略社会风情，而古龙的小说则是人情世界的坦露。

第三，两人小说的结构不同。金庸既摆脱了旧武侠小说陈旧的写法，又继承了传统文学的严谨结构，因为他写过电影剧本，又不时运用西方心理描写手段，来充实结构的多层次与多视角，他的小说，放得开，收得拢，前后呼应，一气呵成。写历史又不呆板、拘泥。《笑傲江湖》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金庸有些小说，长达五卷，有一百多万字，可自始至终主题鲜明，构思严密。可见其扎实的艺术功力。相比之下，古龙则不太讲究结构，他有意识地引入西欧文学的表现方法，一路写来，奇峰突起，设置悬念，扑朔迷离，但由于一味追求情节的离奇，难免有顾首不顾尾的毛病。幸亏古龙才气横溢，尽管结构上时有破绽，但由于写法新颖，想象奇特，兼有如珠妙语，也令读者大开眼界，爱不释手，自成一种武侠小说的新文体。

第四，在故事衔接上，也各有各的高明手法。金庸依靠环环相扣的情节来组织故事；而古龙则以制造悬念来吸引读者，前者叫人越读越感受到作者的想象奇突，后者则令读者进入一个扑朔迷离的艺术天地。

第五，在人物典型塑造上，也各有自己对艺术典型的偏爱。金庸笔下，芸芸众生，除韦小宝外，他最擅长塑造朴实无华的英雄人物，如郭靖、乔峰，都显得厚道、忠诚、大度，甚至有点鲁钝而谦恭；古龙则不同，他更善于描摹英雄人物的机智、潇洒、豪放和不拘小节，如陆小凤、楚留香、李寻欢、江小鱼。相比之下，金庸写机智的人物，未免逊色；古龙笔下的铁中棠、沈浪，也不如陆小风、楚留香写得精彩而感人。

第六，金庸与古龙最大的差别，还是在两人的语言表达上。金庸的文体，在梁羽生新派武侠小说的基础上，为之一变，他的语言老练沉着，博大精深，既成功地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语言，又融入新文艺的笔触，由于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使老读者不致生厌，新读者又击掌叫好。古龙则追求武侠小说的语言欧化，他擅长写短句与分行式，对话中多警句，交代事情来龙去脉，多段落、多层次，他力求把句子写得很美，很可玩味，很有哲理，给人一种面目一新的格局。古龙在语言上的创新，当然不是说绝对成功，他的某些小说，如《天涯·明月·刀》就有过分追求散文诗的倾向，读来太雅，令读者困惑。但古龙的新文体毕竟突破了武侠小说的原有文体，并形成了一种自己的新的语言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