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

㈠ 什么是文本分析法

从文本的表层深入到文本的深层，从而发现那些不能为普通阅读所把握的深层意义。
文本分析的方法：
“新批评”法
“新批评”的方法很基础，但也很实用，即从文本中“细读”出那些语言的非日常化运用，如“反讽”、“张力”等。“细读”现在已成为包括各种文本分析在内的一个基本功。“新批评”对诗与短篇小说等文本的分析，非常有用，但对于长篇小说就有些不知从何处下嘴了，只有结合叙述学的分析才容易提纲挈领。
符号学分析法
符号学其实是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我这里仅指最为经典也最常用的符号学分析方法，也就是格雷马斯的方法，主要包括矩阵分析和施动者分析等。当然，罗兰·巴特、托多罗夫等人还有其他的许多方法，但原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谓“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基本上也就是这些方法。
叙述学分析法
主要是故事分析（包括故事序列分析，故事类型分析等等），与叙述视角分析（包括叙述者的人称、位置、可信度；叙述者的声音、叙述的速度等）。当然，叙述学也同样关注人物的话语分析，看他说的话是直接引语还是间接引语，亦或是自由间接引语。因为叙述学、符号学等都是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的，所以分析一篇小说就犹如分析一个句子，人物相当于主语，人物的行动相当于谓语，而人物的品质则相当于定语或状语。
解构主义法
解构主义的方法，代表人物是法国人德里达和美国人德·曼。解构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从文本的边缘进入，从而颠覆掉整个文本的通常意义。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解构主义者就像那个颠覆了千里之堤的大蚂蚁。
互文、对话理论分析
此方法起源于巴赫金，成熟于托多罗夫、克里斯特娃、热奈特等。结构主义一直视文本为相对封闭的系统，从而忽视了现实和社会的因素，而传统批评又只看到了社会忽略了文本，各有弊端。互文、对话理论的出现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文本与现实社会之间被视为是互为文本的，是对话关系的，于是社会的因素与文本的规则都被分析到了。
文本社会学方法
这是一种综合性的分析方法，是将结构主义等形式主义的方法与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的产物，而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关系密切。
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从传统文学批评到现代文学批评，史称“语言学转向”，而文学批评向大众文化批评的转向，史称“文化转向”或“意识形态转向”。文化研究是个非常复杂的话题，说来话长，不提也罢。只说两点，首先文化研究将以往文学研究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野大大地拓展了，以前只研究所谓的经典文本，而文化研究则更针对当代消费社会的当下语境，将大众文化（包括电视、广告、娱乐等等）也纳入了研究的范围。其次就是特别注重意识形态分析，葛兰西、阿尔图塞等人的理论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如果说文化研究还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左”，基本上都是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人在搞，比如大师级的人物杰姆逊。

㈡ 现代文学三十年经典分析题“分析老舍《断魂枪》对传统文化的依恋”！本周五就闭卷考了！求各路大神帮忙！

老舍的《断魂枪》发表于一九三五年，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且不说它短短的篇幅中情节展开的起伏跌宕引人人胜，也不谈它人物塑造的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光是小说蕴涵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就非常耐人寻味。

谈到小说蕴涵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有人引用作者的话说：“‘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地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由于个人的自私保守，祖国有多少宝贵的遗产都被埋葬掉了。’老舍痛感这种‘把生命闹着玩’的国民劣根性已经构成了我们民族潜在的危机的基因，故而借沙子龙断魂枪的泯灭，发出呼啸，以期唤醒那些仍倘佯在‘东方的大梦’中的国民的灵魂。”从社会物质功利角度看，国术不如洋枪；从人文精神角度看，洋枪远不如国术；从科技含量角度看，国术不如洋枪；从文化含量角度看，洋枪远不如国术。中国武术是几千年东方传统文化精神结出的硕果。国术不仅有外在的功夫，更有内在的精神境界。

《断魂枪》中似没有细写什么国术的精神境界，但却写了三个人——王三胜、孙老者和沙子龙——不同的武术表现。其实这也就是绝不相同的三种武术境界。
王三胜靠着两只牛眼，一身横肉，几把死力气，只能以力胜人，唬唬外行，全无内功，更无内在的精神涵养。
孙老者有绝佳内功，脑门亮，眼眶深，眸子黑得像两口深井，森森地闪着黑光。与王三胜比武，紧盯着王的枪尖儿，神威内蕴，眼珠子似乎要把枪尖儿吸进去。兵刃未接，王三胜心里先就虚了。交起手来，孙老者小试手段，便将王三胜打得落花流水。
但比起沙子龙来，孙老者只能是望尘莫及。
其实，小说并无一处实写沙子龙展露武功。只是开头写了一句：平生创出“神枪沙子龙”五个宇，在西北走镖，二十年没遇着对手；结尾处写了一句“沙子龙关好了院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也就是说，作者对沙子龙的武术功夫，几乎全是虚写。其实，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所谓“真人不露相”，所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中国道术(包括武术)，达到至高绝佳的境界，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
但沙子龙的武术确实是达到了至高绝佳之境界的。
说老舍写《断魂枪》与鲁迅写《阿Q正传》那样，是为了批判国民的劣根性；说老舍对沙子龙与鲁迅对阿Q一样，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鲁迅对阿Q，是嬉笑怒骂，极尽讽刺鄙薄之能事。老舍对沙子龙，却是极为同情，尊崇赞赏有加。比之王三胜、孙老者，谁都看得出，作者的至爱在沙子龙。老舍同情沙子龙的生不逢时，满腔热情地将他写成了一个时代悲剧的英雄角色。他尊崇他的恪守气节，不与污浊同流；赞赏他的静待时机和不屈的抗争精神。
阿Q身上体现的纯属传统文化的负面性，沙子龙身上体现的基本上属于传统文化的正面性。中国的几千年不断的传统人文精神血脉，无外乎儒道两家(禅学是儒道释合流的产物)。东方至高的道术境界，其精神内涵，无外乎儒道互补。外儒内道，达到圆融浑一完美统一的境界，道术也就修成了正果。沙子龙可以说是修成了正果的高人。

丁玲的《阿毛姑娘》和《庆云里的一间小房里》，反映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命意识。与她转型后放弃女性意识追求政治伦理实现的作品不同,因此它在丁玲文本序列中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历来不为人们所重视。

《阿毛姑娘》和《庆云里的一间小房里》是丁玲的早期作品,小说中体现的女性原始而朴素的生命意识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最基本的生命意识———吃和穿女性对于吃、穿特别钟爱,表现得也相当明显。

《阿毛姑娘》是丁玲的早期创作,写于1928年的一部中篇小说。它与代表了时代精神苦闷女性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不同,主人公不再是知识女性而是一个地道的农家姑娘。

㈢ 怎么从文本角度分析文章

文本分析法 一定要从文本的表层深入到文本的深层，从而发现那些不能为普通阅读所把握的深层意义。 文本分析的方法很多: 1、“新批评”，“新批评”的方法很基础，但也很实用，即从文本中“细读”出那些语言的非日常化运用，如“反讽”、“张力”等。“细读”现在已成为包括各种文本分析在内的一个基本功。“新批评”对诗与短篇小说等文本的分析，非常有用，但对于长篇小说就有些不知从何处下嘴了，只有结合叙述学的分析才容易提纲挈领。 2、叙述学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故事分析（包括故事序列分析，故事类型分析等等），与叙述视角分析（包括叙述者的人称、位置、可信度；叙述者的声音、叙述的速度等）。当然，叙述学也同样关注人物的话语分析，看他说的话是直接引语还是间接引语，亦或是自由间接引语。因为叙述学、符号学等都是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的，所以分析一篇小说就犹如分析一个句子，人物相当于主语，人物的行动相当于谓语，而人物的品质则相当于定语或状语。 3、符号学，符号学其实是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我这里仅指最为经典也最常用的符号学分析方法，也就是格雷马斯的方法，主要包括矩阵分析和施动者分析等。当然，罗兰·巴特、托多罗夫等人还有其他的许多方法，但原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谓“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基本上也就是这些方法。 4、解构主义的方法，代表人物是法国人德里达和美国人德·曼。解构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从文本的边缘进入，从而颠覆掉整个文本的通常意义。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解构主义者就像那个颠覆了千里之堤的大蚂蚁。 5、互文、对话理论分析。此方法起源于巴赫金，成熟于托多罗夫、克里斯特娃、热奈特等。结构主义一直视文本为相对封闭的系统，从而忽视了现实和社会的因素，而传统批评又只看到了社会忽略了文本，各有弊端。互文、对话理论的出现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文本与现实社会之间被视为是互为文本的，是对话关系的，于是社会的因素与文本的规则都被分析到了。 6、文本社会学方法，这是一种综合性的分析方法，是将结构主义等形式主义的方法与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的产物，而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关系密切。 7、文化研究。从传统文学批评到现代文学批评，史称“语言学转向”，而文学批评向大众文化批评的转向，史称“文化转向”或“意识形态转向”。文化研究是个非常复杂的话题，说来话长，不提也罢。只说两点，首先文化研究将以往文学研究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野大大地拓展了，以前只研究所谓的经典文本，而文化研究则更针对当代消费社会的当下语境，将大众文化（包括电视、广告、娱乐等等）也纳入了研究的范围。其次就是特别注重意识形态分析，葛兰西、阿尔图塞等人的理论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㈣ 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怎么样

对于像我这样的菜鸟来说此书比较容易上手。不知道用叙事学的某些知识点来评王禹偁的诗会不会有点调皮捣蛋，但是我在尝试这样写。。。

㈤ 如何写文本分析

文本分析

分析电视剧情或者流行曲歌词，研究这些媒体如何塑造角色、演员或歌手的形象，以及这些作品所隐藏的某些对人对事的看法
报章的标题的用字、字体、大小、版面放置、占用的空间等
分析广告的用色、配乐、选角、桥段
一定要从文本的表层深入到文本的深层，从而发现那些不能为普通阅读所把握的深层意义。 文本分析的方法很多:
1、“新批评”，“新批评”的方法很基础，但也很实用，即从文本中“细读”出那些语言的非日常化运用，如“反讽”、“张力”等。“细读”现在已成为包括各种文本分析在内的一个基本功。“新批评”对诗与短篇小说等文本的分析，非常有用，但对于长篇小说就有些不知从何处下嘴了，只有结合叙述学的分析才容易提纲挈领。
2、叙述学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故事分析（包括故事序列分析，故事类型分析等等），与叙述视角分析（包括叙述者的人称、位置、可信度；叙述者的声音、叙述的速度等）。当然，叙述学也同样关注人物的话语分析，看他说的话是直接引语还是间接引语，亦或是自由间接引语。因为叙述学、符号学等都是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的，所以分析一篇小说就犹如分析一个句子，人物相当于主语，人物的行动相当于谓语，而人物的品质则相当于定语或状语。
3、符号学，符号学其实是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我这里仅指最为经典也最常用的符号学分析方法，也就是格雷马斯的方法，主要包括矩阵分析和施动者分析等。当然，罗兰·巴特、托多罗夫等人还有其他的许多方法，但原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谓“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基本上也就是这些方法。
4、解构主义的方法，代表人物是法国人德里达和美国人德·曼。解构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从文本的边缘进入，从而颠覆掉整个文本的通常意义。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解构主义者就像那个颠覆了千里之堤的大蚂蚁。
5、互文、对话理论分析。此方法起源于巴赫金，成熟于托多罗夫、克里斯特娃、热奈特等。结构主义一直视文本为相对封闭的系统，从而忽视了现实和社会的因素，而传统批评又只看到了社会忽略了文本，各有弊端。互文、对话理论的出现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文本与现实社会之间被视为是互为文本的，是对话关系的，于是社会的因素与文本的规则都被分析到了。
6、文本社会学方法，这是一种综合性的分析方法，是将结构主义等形式主义的方法与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的产物，而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关系密切。
7、文化研究。从传统文学批评到现代文学批评，史称“语言学转向”，而文学批评向大众文化批评的转向，史称“文化转向”或“意识形态转向”。文化研究是个非常复杂的话题，说来话长，不提也罢。只说两点，首先文化研究将以往文学研究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野大大地拓展了，以前只研究所谓的经典文本，而文化研究则更针对当代消费社会的当下语境，将大众文化（包括电视、广告、娱乐等等）也纳入了研究的范围。其次就是特别注重意识形态分析，葛兰西、阿尔图塞等人的理论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如果说文化研究还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左”，基本上都是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人在搞，比如大师级的人物杰姆逊。

㈥ 小学语文文本分析包括哪些方面

1、符号学分析法

符号学其实是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我这里仅指最为经典也最常用的符号学分析方法，也就是格雷马斯的方法，主要包括矩阵分析和施动者分析等。当然，罗兰·巴特、托多罗夫等人还有其他的许多方法，但原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谓“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基本上也就是这些方法。

2、叙述学分析法

主要是故事分析（包括故事序列分析，故事类型分析等等），与叙述视角分析（包括叙述者的人称、位置、可信度；叙述者的声音、叙述的速度等）。当然，叙述学也同样关注人物的话语分析，看他说的话是直接引语还是间接引语，亦或是自由间接引语。

因为叙述学、符号学等都是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的，所以分析一篇小说就犹如分析一个句子，人物相当于主语，人物的行动相当于谓语，而人物的品质则相当于定语或状语。

3、解构主义法

解构主义的方法，代表人物是法国人德里达和美国人德·曼。解构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从文本的边缘进入，从而颠覆掉整个文本的通常意义。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解构主义者就像那个颠覆了千里之堤的大蚂蚁。

4、互文、对话理论分析

此方法起源于巴赫金，成熟于托多罗夫、克里斯特娃、热奈特等。结构主义一直视文本为相对封闭的系统，从而忽视了现实和社会的因素，而传统批评又只看到了社会忽略了文本，各有弊端。

互文、对话理论的出现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文本与现实社会之间被视为是互为文本的，是对话关系的，于是社会的因素与文本的规则都被分析到了。

㈦ 中国当代小说赏析

推荐两篇，一篇是苏童的《米》，另一篇是张抗抗的《残忍》，两篇都是3000多字，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灵魂的还乡 ——论苏童的小说《米》

在苏童早期的“枫杨村的故事系列”的小说《1934年的逃亡》、《飞越我的枫杨村故乡》、《逃》等作品中,有大量的关于人们逃离故乡去城市谋生的描述，这是苏童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小说创作的一个母题。小说中笼罩着的是逃亡者对自己生生不已，魂牵梦绕故乡的追忆缅怀和强烈的归乡心绪，使人难以忘怀。逃亡者虽以不同的方式逃离乡村进入城市，却以相同的心态寻找归乡之路，踏上归乡之途。在《1934年的逃亡》中，苏童借“叙述人”之口倾诉了逃亡者的心曲“我的枫杨树老家沉没多年\我们逃亡到此便是流浪的黑鱼\回忆的路途永远迷失。”这是枫杨树人的迷惘、惆怅在字里行间渐渐跳越，激荡；留给人不尽的遐思。我们可以说这些小说是逃亡者在城市异乡向故乡的一次次的眺望。

长篇小说《米》即是通过一个极富传奇性的故事,描述了枫杨树人的精神在异乡城市的流浪，表现他们的存在与虚无，现实与梦想，罪恶与救赎。小说包含着深刻的生命哲理和丰厚的文化内涵，苏童从容不迫的叙述让人们的心灵产生深深的震撼。很明显，这部《米》的内涵，主题表现已不同于他以往的原乡小说的叙事抒情形态。小说既没有缅怀故乡风物的纯朴固陋，也没有追忆少年往事的真率和灿烂多姿，乡里的奇情异事，而是一改过去荡气回肠，柔美沉溺的叙述美学风格，在对城市之俗之恶的大加铺陈中，绵亘着对故乡往事凄惨沉痛的回忆；或关于贫穷，饥馑，洪荒，或关于漂泊无定，或面对时移往事灵魂深处的悲凉感伤，或丧失生命之根的内在隐患。我认为，在这里，原乡题旨和小说的传奇性故事本身一样，仅构成了小说的表层形态，它的深层意蕴则是小说对人的命运、存在问题颇具文化、哲学意味的思考。

在沾染难以治愈的性病之后，五龙做过一次认真的反思：也许他会在暗病的折磨下丢失整个生命，他冷静地寻找他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发现他的心灵深处始终仇视着这个城市生活。但他的肉体却在向他们靠拢、接近，千百种诱惑难以抵挡，他并非被女人贻害，而是被一种生活的欲望和梦想所害。于是，五龙遭受阿保之子报玉的残害后对城市彻底绝望。

实际上，苏童写作小说《米》的初衷以及文本本身展现的意旨并不在于对寻根意义的探询，而是着力地表现人对无限漂泊的恐惧和客居异乡异地灵魂的无定。灵魂最终的归属离不开故乡的土地和“元气”，因此，晚年的五龙滋生了强烈的归乡意念。对城市的现实占领，并不能驱散他精神改造的孤独感和失败感。他只能以自己的诅咒来维持自己乡村人格的平衡与自足。他之所以没有在心灵上被都市同化，也同时显现了乡村文化因子在他血液中积淀的深厚。“这就是城市，它是一个巨大的圈套，诱惑你自投罗网。为了一把米，为了一文钱，为了一次欢情，人们从铁道和江边码头涌向这里，那些可怜的人努力寻找人间天堂，他们不知道天堂是不存在的。”这是五龙对城市的彻悟，是他反躬自省之后的一种绝望的叫喊和诅咒！一旦清醒，五龙对城市人格的清扫就相当轻松，他买了三千亩地，买了两车大米，他设计的“衣锦还乡”的场面，给了他乡村人格巨大的满足。

前面我们提到，苏童这部小说不同于现代传统的“原乡小说”，除故乡意识、意象是小说故事的表层意蕴之外，这部小说与传统“原乡小说”还有这样几点差异：一是故乡本身的传奇性在小说中衍生成主人公五龙的传奇经历。五龙在洪水袭击故乡之后孑然一人逃向城市，开始长达几十年的异乡闯荡，在瓦匠街乃至整个城市的种种，直至客死归乡之路，构成从威风八面到孤寂沉沦的传奇生涯。个人的传奇性演义，取代了故乡的传奇色彩。二是“枫杨树”故乡的淳朴民俗、安宁吉祥、浪漫情致、村野轶闻并没有得到铺陈演绎，有关故乡的这一切即使在五龙的记忆中也是一掠而逝。而在五龙心中永远挥之不去、不堪回首的只有那场造成枫杨树人空前灾难的毁灭性洪水，这是小说中最沉重的“乡愁”。三是小说没有像以往“原乡小说”那样，主人公对自己的“枫杨树故乡”寄托浪漫的乌托邦式的“幻象”以平慰在异乡的破碎的心灵。五龙的“神话”就是把自己在异乡的“收获”运回故乡，实现“衣锦还乡”的梦想，然后在自己购置的三千亩稻田中成为土地和“米”真正的主人。

五龙在生命即将老去之际，被唤醒“还乡”意识，这是他渴望在故乡洪水中飘浮的灵魂飞翔起来的梦想。五龙在城里并没有找到精神之乡，一个枫杨树男人的梦想即使在异乡异地得以实现也并不能安妥他浮躁的无根无本的灵魂。五龙就如同生命线上的一点，连接城市与故乡，不安定的灵魂渴望在还乡中得到拯救，获得解脱。

五龙的归宿是死于还乡之路，这是追寻灵魂锚地以求安息而不得的终极之旅。五龙最后的虚空表明：人为一种注定得不到的东西而求索，这就是求索的本质，无论生存还是死亡，人都要寻求一条路。因此，五龙灵魂的还乡就只能在梦中完成，五龙所能实现的也只能是充满恐惧、哀伤的虚幻感觉。整部小说通体都笼罩着那种哀婉、沉重的氤氲，时有时无，时隐时现，似意似境，语言打通了感觉与世界的对应，使作品灌注着生命的气息。

小说基本实现了苏童写作时的想法：《米》主人公五龙是一个理念的化身，我尝试一种强硬的人生态度，它对抗贫穷、自卑、奴役、暴力、孤独，在对抗中他的生命沉浮着，发出了我喜欢的呻吟、狂喜和痛苦的声音。

现代存在主义大师雅斯贝斯在论述人的自由选择时强调，人的本然的自我存在只有通过非理性的，自由的，无条件的选择才能实现。他认为：人永远不能穷尽其身，人的本质不是不变的，而是一个过程；他不仅是一个现有的生命，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他还有意志自由，能够主宰自己的行动，这是他有可能按自己的愿望塑造自身。[2](P209)这一观点可以说正是对小说主人公五龙的一种理性诠释。“枫杨树人”少年五龙，因为一场空前的洪荒逃离故乡枫杨树乡村而进入城市，以此开始他的异乡异地的漂泊生涯。这种对陌生世界——城市的“进入”，可以说是情理之中无奈的选择，自古至今正成为许多人的一种生存选择的模式。问题在于，五龙的进入城市，不仅彻底改变了他生命的深层本性，而且，几十年的谋生与闯荡，城市依然没有成为他栖居的所在，相反，灵魂丝毫没有获得片刻的安宁，城市像搅拌机旋转起五龙的燃烧的欲望。 小说真实地刻画了五龙逃离乡村，流浪于都市的精神和生命历程。五龙的都市流浪生涯无疑是《米》故事表层的核心。五龙是怀着对故乡的依恋和对城市的幻想踏上逃亡旅程的。一方面，这种逃离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强制性（水灾）；另一方面，又有着个体的主动性，尽管这种主动性在潜意识中也许是一种与曾经的五龙在枫杨树乡村的自足而安的生活态度呈完全相反的运动方向。这就是五龙的都市流浪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矛盾色彩，其现实流浪与精神流浪的背离趋势必然会影响和伴随他即将面临的流浪生涯。

在五龙的都市流浪生涯中，生命成为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每个人似乎都必然的具有某种疾患的特征。生命由绚烂的极致趋向死亡的极致。生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恶毒与肮脏的狰狞面目在文本中呼吸与漂浮，一切纲常伦理和秩序准则全被颠倒和破坏了，一切生命的尊严、崇高、纯洁、健康和美丽在诗一般的文字中灭亡殆尽。五龙并非怀揣阴谋与邪恶闯入城市的。但是，善良、淳厚的枫杨树乡风却无法抵御城市欲望的侵袭，城市文明的衍生物——人性之恶像毒蛇一样迅速地缠绕着五龙。城市刺激起五龙的人性之恶，生命的原始欲望和野性迅猛地膨胀。在瓦匠街冯氏米店为背景的城市生活中，五龙渐渐地蝉蜕掉许多善良美好的品性，成为一个杀人越货的地地道道的恶霸。狡猾、凶狠、无赖成为他的脾性。五龙在进城市后凭借其旺盛的生命力而使自己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这表现在他首先很便捷地解决了温饱和栖身之所，这是个人生命存在的先决条件。进入冯氏米店，使他彻底摆脱了饥饿给他带来的恐惧，“米”的获得和殷实，也使他得以继续满足其它欲望的实现。

小说浓墨重彩地刻画了几个城市家族的败落，从而整体上寓言式地揭示了一种历史的颓败。《米》的基调是灰暗和压抑的，充满着一股冷气。小说对五龙流浪命运的描述，是在整个都市生存群体的生存窘境和没落气象的背景上展开的，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无一例外地挣扎着走向他们生命的黄昏。沉重的窒息感压迫着小说主人公的同时，也压迫着读者的神经。小说是从家族的角度来串联人物演进情节的，冯老板的“大鸿记米店”家族的变质和衰败是小说主体。

五龙横行称霸，为所欲为宣泄欲望的心理依据是他强烈的复仇意识。这是潜隐在五龙血液中的“情结”，它映现五龙生命中另一侧面的品性。五龙与所有的人都处在一种敌对的矛盾关系中，他与地方乡绅六爷吕丕基是仇恨的 ，最后五龙使他客死他乡；他与阿保是仇恨的，一纸文书投给吕丕基，阿保葬身鱼腹。而那八个可能使他染上性病的妓女，无一幸免地投入河中，溺水而死，甚至他也不放过他先后的两个妻子织云和绮云，他对她们充满仇恨和鄙视。用他的话讲：“我靠什么才有今天？靠的就是仇恨，这是我做人最好的资本，你可以真的忘记爹娘，但你不要忘记仇恨。”没有任何精神追逐的五龙，在无聊中让牙医敲掉了全部健全的牙齿，镶上满口的纯金假牙，以满足他在枫杨树乡的儿时梦幻。金牙开口，这是富贵显耀的标志，这是五龙走向虚妄的开始，“心灵始终仇视着城市以及城市生活，但他的肉体却在向它们靠拢、接近，千百种诱惑难以抵挡。”
再次通读小说《米》，我们再次听到了这种声音：《米》主人公五龙是一个理念的化身。我尝试写一种坚硬的人生态度，他对抗贫穷、自卑、奴役、暴力、孤独，在对抗中他的生命沉浮着，发出了我喜欢的呻吟、狂喜或痛苦的叫声。

解剖灵魂的一种选择—评张抗抗中篇小说《残忍》

每一寸中国的土地上都有知青的影子投影，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中都有知青的神经牵连。“知青”，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文景观，既是说不完的跨世纪的社会现象，又是写不完的跨世纪的文学题材。“知青”当年面临怎样的生存状态？“知青”今天又将做出怎样的命运选择？有着八年北大荒兵团知青生活体验，有着二十余年知青题材写作积累的著名作家张抗抗，直面人生，用她的中篇小说《残忍》，把一代人的灵魂推到“文学”的手术台上，用“小说”这把手术刀进行了“残忍”的解剖，对自己擅长的知青题材作了一次重大的超越，在思考的透彻和深刻中显示出大家气度。
《残忍》写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个年代，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发生在北大荒黑士地上的“残忍”故事：知青们遭受“残忍”的迫害，牛锛为了心上人杨泱不被玷污，伙同马嵘一起用“残忍”的方式活埋了顶头上司傅正连，自己大义凛然独担责任走向刑场，让马嵘活了下来，杨泱却永远失踪。
读完《残忍》，回头一看，毛骨悚然：

“残”——双方持“ 戈”格斗，寒光凛冽，铿然有声，留下一堆枯骨，走向生命的终结。
“忍”——锋利的刀刃，插在滴血的心上，雪原苍茫，万籁俱寂。

这并非是故作神秘的文学索隐，而是动魄惊心后的警醒和反思。“残忍”，一个飘浮于心灵世界的象征符号，一个徘徊在“黑土地”上的黑色幽灵，把更多的思考留给了读者。

傅正连——一种“残忍”的存在

傅正连，这个“全方位笼罩了13连全体”的“说一不二的大连长”，存在的“价值”是在他“消失”以后体现出来的。“没有连长 的日子过得很快很轻松”：“13连地界上方的天空格外晴朗、白云格外温柔、小河格外缠绵、庄稼格外招摇……就连指导员本人，眉头都缓缓地舒展开来，人们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深秋爽朗的空气，大声地谈笑，再也不必左顾右盼，随时提防着连长从背后忽然出现。”
为什么连长的“消失”会给人们带来这么多自由？连长是个恶魔，为什么这个恶魔又能成为兵团的“先进典型”“光荣地存在”？
傅正连专制、独裁，有着一切奴役者的共同“嗜好”：对权、色、财的疯狂占有。他的“手表多多，北京天津上海表哪样没有”，可以私设公堂，吊打不服从命令的知青，安排看上的女知青做特殊的工作，祸害的人多了，作家较多地借助工作组的手来揭露其恶行，而这些揭发的“证词”对傅正连本人还是团部都十分不利，只有把他的“残忍”合法地藏匿隐瞒。
傅正连本名叫傅永杰，不叫傅连长 、正傅连长而叫傅正连，因为这个名字能够全面体现连长 的种性及职务。傅正连仗着叔伯当官，“种姓”是对傅正连灵魂剖析的一种定位。剥开傅正连“光荣”的红色表皮，灵魂中浸透的完全是封建领主，甚而是奴隶头人的思想毒液。
“一种人活着，那么另一种人便不得不去死，他们无法容于同一片天空底下，就像牛锛和傅正连”，既然傅正连是一种“残忍”的存在，牛锛也将采取相应的手段，用“残忍”的方式将其惩罚。

牛锛——一种“残忍”的报复

牛锛，这个为知青除害，惩处邪恶，代表“正义”的血性男儿，既秘密地挖掘陷阱活埋了傅正连，又为了不让傅正连以“烈士”的名义 盗名欺世，大义凛然地挺身而出，公开了只有“天知地知”的除害悬案，救下了无辜的杨泱，庇护了同谋马嵘而慷慨赴死，无疑是小说中最具个性最有光彩的人物，作家在严厉的批判中始终倾注着较多的同情和赞叹。
牛锛浸透着作家强烈的主体意识，张抗抗深谙沈从文、汪曾祺“紧紧贴到人物来写”，“气氛即人物”的小说之道，更以凌厉的气势直面人生，重点场景总是涂抹浓烈的象征色彩，“天人合一”，蕴含着深沉的哲理和诗情。牛锛在“最后的时刻”说出埋葬傅正连的地方，“天空霎时就暗了，太阳模糊成铁青的冷光。雪和草的原野一片紫酱色”。“黑的血、白的泥土、血红的草茎、灰绿的天空”组成小说的意象，扩充了人物的精神，拓展了思想的容量，“地球被掘出一个黑洞，洞穴渐渐扩大，像一个地狱的入口”。牛锛最后的形象，“一个黑色的影子，渐渐融入血红色的天空。就像是荒野上慢慢移动着的一棵树。苍茫无垠的天地间，绝无仅有的一棵树”。情绪化的感觉，将“自我”融入浑然一体的宇宙现象中。
牛锛和马嵘对落入陷阱中的傅正连的审判，是《残忍》中泣鬼惊神的篇章，也是他们“最为辉煌的一日”，“正义之神与他们同在”。傅正连长期迫害知青，逍遥法外，罪不可赦，但走向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想玷污牛锛的心上人杨泱。为了杨泱，牛锛终于以“残忍”的方式报复了傅正连的“残忍”。“老子是替天行道为民除害，我哪怕明天就死也不能让你这样的人再在世上多活一天！”牛锛的灵魂中流淌的仍是“水浒”式的梁山好汉意识。人类进入文明的20世纪。还以中世纪的方式“替天行道”，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哀，而作家解剖的也正是这种生存状态下人的灵魂。《残忍》的开头有个富有象征意义的细节：牛锛把杨泱的搪瓷口杯碰掉在地，“广阔天地”四个红字中的“天”字磕破，成了“‘广阔地’没有‘天’”。“那时的中国惟独没有法院”。既然世道已“无法无天”，牛锛的“替天行道”当属于时势造英雄了。
出乎牛锛意外的是：牛锛为了杨泱，杨泱给他的说法是“残忍”；牛锛为了马嵘 ，马嵘认为自己在以后的岁月里独受记忆的折磨，牛锛的行为也是“残忍”；13连全体知青为牛锛鸣冤请愿，认为他伸张正义，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借以控诉傅正连的罪行，私下里许多人都说牛锛下手太狠。其实，牛锛在当红卫兵时，就用一把老虎钳把一个被遣送老头嘴里的金牙一家伙撬下来，这个张抗抗亲自目睹过的“下手太狠”的细节，曾在她的《赤彤丹朱》等小说中写过。牛锛是喝“狼奶”长大的，他没有感觉到这是“残忍”，而是一种革命的“正义”。牛锛至死也不明白，他的行侠仗义，只不过是在一种畸形的生存状态下培养出的“残忍”。

杨泱——一种“残忍”的毁灭

杨泱，一朵美丽的鲜花，“当年连队几乎所有的男生，假如政策允许，都愿意为她决斗一次”。决斗，意味着一种“残忍”的毁灭。
傅正连，妄图以权力占有她这个连队的兼职文书，杨泱用水果刀扎伤了他的胳膊，保护了自。因为杨泱，傅正连被牛锛“残忍”地处决，杨泱成了激怒牛锛的主要动力。
牛锛，认为杨泱非已莫属，在临死前对马嵘单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日后你替我娶了她吧，拜托了！他把杨泱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转赠他人，其行为能说不是一种“残忍”？
杨泱在傅正连失踪后重新“露面”（从陷阱中挖出来）时失踪，消失得没有一点影子。杨泱，这朵美丽的花，领略了傅正连式的“残忍”，目睹了牛锛式的“残忍”，除了消失，她还能有什么选择？傅正连不能强占她，马嵘不配得到她，牛锛永远离开了她，她知道牛锛也只有牛锛才敢于为了她，为了争一口正义之气献出生命，做出“无法无天”也是撼天动地的壮举，这个世界上值得留恋的人消失了。杨泱在牛锛这个名字后面“究竟是一个问号，还是一个惊叹号，或是一个句号。这个标点对于解释杨泱在牛锛死后的失踪至关重要”，飘散在空气中的模糊的符号，再也无法捕捉，留下许多难解之谜，正是作家对人物命运的一种睿智的处理，对读者接受心理的一种充分尊重。
杨泱的那床印着粉红色牵牛花的被子成了一个美好的记忆，一种美丽的象征。马嵘曾在杨泱失踪时伸手去被窝里摸了一把，作者捕捉了这个稍纵即逝的细节，道出马嵘潜意识中的欲念。直到小说的结尾，马嵘眼前还掠过杨泱那条粉红色牵牛花的被面，在晚霞中漫过天边。
马嵘曾经苦苦地寻找杨泱，为了不违背和牛锛之间的生死誓盟。当他告别最后的“荒原”，进入新的“边境”，去砍价、杀价的时候，他玩世不恭地似有所悟：幸好没有娶杨泱，“真娶了杨泱，身边那些女人们还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么？闹不好打了离婚，他的财产还得分给杨泱一半呐……”

马嵘——一种“残忍”的解剖

马嵘是“残忍”中唯一的幸存者，整个“残忍”的故事由他来串连，并由他的回忆复活到“原始状态”。马嵘因牛锛的豪侠而苟活，因改革的机遇而风光。“残忍”是他总结人生，思索了20年后得到的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更是作家直面人生，从人的灵魂的解剖中提取的一个血淋淋的精核。
作家的解剖刀直逼马嵘的灵魂。和牛锛相比，出身不好的马嵘始终缺少男儿的豪气和血性，显得猥劣和狡黠。埋人的陷阱惊醒他的噩梦，荒原的幽灵使他不得安宁，他甚至认为牛锛用生命让他活下来是为了让他独自一人承受记忆的折磨，而视牛锛的行为是“残忍”。
告别荒原的独白，是作家让马嵘灵魂的彻底暴露：牛锛真傻，为了一个女人，为了看不见摸不着的正义，搭上了一条命，要是活着多好，要是有钱，什么样的女人搞不到手。他甚至想到，“假如牛锛活到现在，同他一起搭档做买卖，老板恐怕就轮不到自己来做了。牛锛将永远是老大，他充其量是给牛锛打工的，就牛锛那样的人，如有一天要整治马嵘一家伙还不是白玩儿么？”牛锛地下有知，又当如何？
金钱的利刃割断了人与人间相互依存的情感纽带，也割断了束缚精神的条条绳索，驱动了人的进取和创造。马嵘在边境贸易中大显身手，他今天拥有的，非但当年傅正连用权力占有的那丁点儿远不可比，就是“兵团”的首长恐怕也远没有马嵘今日的气派和风光。金钱的利刃也切开了人性善良的薄膜，把一切潜藏的欲望甚而罪恶也统统放出。金钱可以把人间最美丽的东西“残忍”地占有，也可以把人间最宝贵的东西“残忍”地毁灭。当拜金主义浊流把人的灵魂肆意污染的时候，留给世间的可能只有赤裸裸的“残忍”。
《残忍》从历史的隐秘之处撬开了一道生锈的闸门，“黑土地”上有无悔的青春，慷慨悲壮，也有残忍的故事，动魄惊心。正义以“残忍”的方式表现，“替天行道”；卑劣以“革命”的名义包装，把“残忍”变成合法。既然面临着一种“残忍”的生存状态，灵魂的“残忍”也就不可避免。告别那个演出“残忍”故事的荒原，面对社会转型的拍岸涛声，文学又该做出怎样的响应？
“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对灵魂无情的解剖，“残忍”能说不是一种勇敢的选择？

㈧ 考研求助（西南大学现当代文学考研）

一． 英语
英语成绩是拉分项目，一般人都较低的。对于文学类专业来说，英语不得不说是一头拦路虎。每年都有不知道多少人栽倒在55分的国家线上。从三月份就应该开始了复习。
首先，买一本新东方的红宝书背单词，反复背了四五遍以后，便开始做张剑的黄皮书阅读150篇。然后，最重要的是应该做真题。除了真题，便是作文了。作文不用太早准备，从十一月份开始准备就可以，多记经典句子，练习几篇。
二． 专业课
专业课是大头。西南大的专业课参考书不多，只有八本，而且都是比较简单的版本，所以看起来并不难。
专业课要反复看了八九遍，从最开始看第一遍和第二遍都分别花了差不多两个月，到后来看一遍只花一个月，再到最后冲刺阶段一天看完一本，不断地重复，不断地翻阅，以避免遗忘。另外，真题非常重要，大家看历年真题就会发现，文论与写作这门专业课中，文学理论部分几乎每年都是重复出题，考来考去也都是那些知识点，比如“意境”“共鸣”“游戏发生说”等。
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120分的文学评论写作。南开大学刘俐俐教授的《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这本书主要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来分析小说，里面用到了很多理论，都把它们抄录下来。
三．政治
政治应该算是最简单的一门了。政治不用太早开始复习，主要是最后冲刺阶段要减少专业课和英语的复习时间，多留些时间给政治。1000题是一定要做的，毕竟肖秀荣曾经是考研命题人，他出的题还是比较权威的。

㈨ 用文学文本知识分析红高粱

文本;色情文学小说 (该文本形式常见于后现代的网络小说)
毋庸赘言，作为莫言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已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座丰碑。而附着其上的过去和现在的种种荣誉与论说，层层堆砌，使其成为上世纪80年代的一片文化高地。对于现今神往80年代文化热潮，甚至结集出专著《追寻80年代》的文化精英而言，小说和电影《红高粱》有着一切至今令其怀想的时代印记：那是政治禁锢松解西方思想涌入下的众声喧哗，那是文化启蒙后的理性回归，那是充斥着宏大理想的个体觉醒，那是尚且寻根又急欲奔跑的大写的人，那是飞扬的激越和浓烈的叛逆。对于彼时31岁的军旅作家莫言而言，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引起文坛瞩目，证明自己吸收西方现代主义阳光雨露而扎根于鲁迅、茅盾、赵树理开辟耕耘的乡土文学沃土，终获根深苗壮花果香。对于昔日38岁，摄影系毕业后分入西影厂的张艺谋而言，是在《人民文学》上看到的那一篇令他耳目一新的文章，然后毫不犹疑自掏腰包买下的改编权。显然，来自民间底层，又从“文革”后重开张的电影学院毕业的张艺谋，正好在这种接受了现代文学观念，抛却沉滞的意识形态宣说，而将历史的解释权放到民间、个体身上的乡土寻根文学上，找到了不安分的革新冲动和创造力飞扬的基点。他不同于前辈第三、四代导演，没有固守的文化代沟。莫言富于魔幻主义色彩的文字描写，充满个性的想象，正适合出身于摄影师的张艺谋运用电影视觉造型，创造瑰丽银幕奇观。而意识流小说的形式，多重人称的叙述方式，更完全符合电影时空自由，叙事视点多样的特性。终于，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取文学原作之魂，阐发自我美学主张之神。一反过去拄着文学拐杖亦步亦趋，以电影语言图解，或曰翻译文字的陈旧电影观。以镜头语言之狂放，书写文学想象之热烈，重塑了电影影像本体美学。最终缔造了八十年代第五代导演的电影神话。也让《红高粱》这一文本，从文学杰作成为大众文化经典。
以电影之形色声光映现于银幕上的《红高粱》，当然更加蓬勃奔放，诗意浪漫。但正如张艺谋所言：“不想弄得有各种社会、人类意识，拍简单点，拍好看了，把人对生命热烈的追求说出来。”原作复杂的历史线索，人物关系，被线性叙事，典型化人物取代。张艺谋在打出个人的、极致的视听造型风格之外，削弱了原作的深度。使丰富多义的原作历史叙述，变为吹拉弹唱，粉墨春秋的历史舞台，东方奇观。

㈩ hi～请问你有《外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pdf吗～能求一份吗[email protected]不胜感激

外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的分析。